这一切，体现了这个政权的意志和能力。现代文明的正常运转，依赖于几个支撑点或枢纽，即信息、能量、物资的传导系统，集中表现为电讯、电力和运输部门。当这几个节点遭到破坏或压制时，无论是现代科技支撑的物质文明还是社会的组织系统，都可能面临瘫痪。这个政权的效率就体现在，它不但有着一整套自上而下、覆盖全国、基本畅通的指挥和动员网络，而且还拥有好几个高效率、高服从的强力部门或机构，如军队、警察、公务员乃至国有垄断企业员工。正是这些平时被视为特殊利益集团或既得利益群体的成员，在灾难来临时刻，在冰天雪地、人人避趋的环境下，冒着生命危险执行来自“上级”的救援和维护指令——这一刻，对那些被困在冰雪中长达几十小时的人来说，他们确实是“最可爱的人”。

政府组织的这种效率，是自发运转的市场无法企及的。没有政府的强力介入，市场也能完成部分工作，但成本可能是大多数人无法接受的。这就是人们需要政府的理由——“有序”绝对优越于“混乱”，乱世人命不如狗。因此，建立秩序是第一位的，必须无条件优先，然后才是考虑建立什么样的秩序。

从这里也能看出，政府与一些强力机构或部门之间隐约存在一种交换关系：政府听任后者享有特殊的攫利能力，换取他们在特殊时刻的绝对服从，这就是所谓“特殊利益集团”得以形成、延续、坐大的原因，他们实际上是支撑这个政权的最有力支柱。这样一种由几根支柱搭建起来的系统，在不危及自身利益的方面是高效率的，至少在持续经济增长时期表现得相当有效。考虑到经济增长持续本身也与这一系统有关，可以说从邓到江到胡，统治和治理是成功的。

这个系统的主要弊端是，系统对作为其支柱的强力集团的赢利冲动缺少足够的制衡能力。后者过度的赢利冲动往往造成与民利的直接冲撞，进而导致官民关系紧张。考虑到任何制度系统都难免存在缺陷，如果只是目前这种程度的弊端，在后发展国家梯队内并不算很突出。毕竟，放眼全局，在那些与民利直接相冲撞的爆发点之外的广大领域，正是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成员，支撑了整个系统的运转，保障着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

当然，正处在社会快速分化过程中，切身感受到过程中种种不公平的人，不可能作如是观。他们感受的最强烈之处，恰恰是社会弊端所导致的不公正之点。况且，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个系统的运转成本实在太高了——它似乎是以平常的高成本，来保障关键时刻的低成本。但“关键时刻”很难遇上，不管发不发生，成本都在持续地付出，正是这一点让人难以接受。降低成本，制衡权力，应该是本届政府除维持经济增长外的另一项最重要任务。不做好这一点，所谓“关注民生”就始终是有限的和可疑的——蛋糕只有那么大，已经被切去一大块后，剩下的还能有多大作为呢？

遗憾的是，在富锦争取自己合法权利的农民，仍然被当作邪教分子整治；派警察上京抓记者的县委书记，不但安然无恙，照样当官、当选人大代表，而且被抓记者单位的总编辑反而被迫去职。当诸如此类的黑色幽默在不断上演时，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系统能够真正降低成本，减少官民矛盾。冰雪过后，仍然还会有冰雪，虽然场景没有那么恐怖或壮观，但似乎却是这个系统所无力应对的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