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年青一代辨别善恶的能力甚至不及港、台

——大陆为军阀、汉奸翻案是由于「史盲」太多（节选）

[农奴戟按语]

胡先生认为“大陆年青一代辨别善恶的能力甚至不及港、台”，有一定道理，因为他用事实进行了鲜明的对比、论证。但胡先生认为认为大陆“为军阀、汉奸翻案是由于「史盲」太多”，则有失偏颇。因为他没有深入探讨「史盲」太多的政治、文化、经济、教育等主要的，导致「史盲」太多的深层原因。尽管如此，胡先生的忧患意识，也令人敬佩、使买办文痞汗颜。

胡志伟

  
一部素质很差的传记作品能卖几万套，能荣获全国性奖项，这是读者文史知识普遍低落的恶果。前几年据报导，上海市廿八家中学遴选出五十六名优秀生中竟有八成不知辛亥革命纪念日。香港的情况也不妙，据一位中大教授说，某些毕业生竟然「史盲」到误司马懿为司马燕(影星)，严峻(形容词)为严俊(影星)、鲁索成卢俊，文学院毕业生只知有港督葛量洪而未晓晋代有抱朴子葛洪。年青一代普遍存在的文史知识贫乏(前几天凤凰电视播演彭加木特辑时，竟有人打电话问：彭加木与木子美什么关系)自然孕育出海峡两岸前几年为汉奸周作人鸣冤叫屈的潮流，到九十年代泛起陈炯明热，新世纪又掀起病态的胡兰成热潮。
  
近几年大陆、台湾都有些无聊文人为汉奸周作人写翻案文章，这是由于时隔六十多年，年青一代祗读到周作人流畅的散文与隽永的诗词，而不知道他在华北沦陷时曾为了四千大洋月薪(当时在大后方同级官员仅月入二十大洋)，不惜出卖灵魂充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一九四二年大汉奸汪精卫去伪满洲国进行「国事访问」时，随员中华北仅周作人一人；他还专程赴日本慰问侵华战争中的伤病陆海军官兵，以中国的民脂民膏讨好那批掠夺、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对河北伪府人员训话，大谈「支持大东亚圣战」的重要性，号召机关员工「务须积极挺身参加本运动」；在保定对机关人员鼓吹「全东亚的人对大东亚圣战都有应尽之职」；还穿着军装斜佩皮带检阅北平市数万名「新民青少年团」，号召年青一代「齐一到解放东亚上来」，把大东亚战争说成是「中国的生命线」；又以行政命令掀起「第四次兴亚运动」，训示华北各省市教育厅局长编印《兴亚读本》《东亚新秩序建设之基本理念》等书，强制推行奴化教育……。

凡此种种，尽皆触犯了国府所颁的《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五、七款(曾任伪组织简任职以上公务员、曾任伪组织所属专科以上学校之校长、为敌伪宣传)，抗战胜利后五十三天被捕，经三次公开审讯，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由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他不服上诉，最高法院恒念其任伪职时曾保护北大校产以及保释被捕地下工作人员，乃改判十年。然而事实上，由于时局变化，在解放军渡江前四个月就据交保释放了，只坐了三年零一个多月的牢，财产也未被没收。

一窝蜂为周作人唱赞歌是「美丽的误会」
  
时隔近二十年，我才从《人民政协报》上一篇陈漱渝文章了解到这股为周作人翻案恶风的来龙去脉：......这一股潮流也波及港澳海外，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副刊都跟风刊载了一连串替周作人评功摆好的翻案文章，这真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胡兰成曾任汪伪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伪中华日报总主笔。日本投降时，他在伪《大楚报》社长任上悍然鼓吹湖北省独立，成立所谓大楚国，以抗拒中央政府接收汪伪政权，因无人响应又见政府通缉大汉奸，遂匿居浙江乡间，后趁国共内战之隙逃亡日本。七十年代他不甘寂寞，走了国民党中央文工会所辖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总编辑朱西宁的门路，去台北中国文化学院中文系执教。但他始终不以那段不名誉的经历为耻，将在日本草草印刷的《山河岁月》《今生今世》两书拿到台湾重印，书中对投敌叛国行为毫无忏悔，声嘶力竭为日寇的「大东亚共荣」招魂，颂扬汪伪特务头子吴四宝「忠厚豪爽，侠义心肠」，恣意污蔑中国军民悲壮伟烈的抗日战争，因而招致台湾文化、教育界群起抨击，最后不得不返回日本度过他的风烛残年。

胡兰成死后8年，大陆与台湾合拍了一部以胡兰成与张爱玲的婚外情为主题的文艺片，百般美化叛国行径，恣意丑化抗日军民。此片在香港引起舆论界大规模抨击，结果是这个在香港注册的片子，在香港金像奖评选中吃了鸭蛋；在台湾由于片商的幕后运作侥幸获得金马奖多项荣衔，但该片导演严浩(《金陵春梦》作者唐人之子)在出席观众座谈会上受一群抗日老兵诘问指责，差一点出不了会场。事后中央日报由社长姚朋亲撰社论＜扭曲了艺术良知的暧昧荣宠——《滚滚红尘》的欺枉与迷惘＞，接着就是运作此片得奖的行政院新闻局电影处处长官庆成远谪巴拿巴以及《滚》片的编剧三毛(陈平)上吊自杀，加拿大侨选立委许之远在立法院动议删减了新闻局电影事业经费一亿多元台币。

无独有偶，胡兰成热潮迄今在大陆方兴未艾，《今生今世》等书前年连续数月高踞畅销书榜首，这说明今日大陆年青一代辨别善恶的能力远远不及港、台二地。不过，香港也有失察之处，例如八十年代有几家左派报纸常常讴歌台籍作曲家江文也，把他说成是文革受害者，其实江文也是当年藉日寇势力进入大陆为虎作伥的文化汉奸，那首《新民会会歌》就是他作的，一个写军歌号召沦陷区青年参加伪军「战胜」抗日志士的文化汉奸，究竟有什么纪念价值需要年年焚香膜拜呢？有一种论调说那是「为生活所逼」。不过，作为一名音乐家，是不是非当汉奸才有饭吃呢？

江文也的同辈音乐家黄自、冼星海、聂耳都没有创作日伪军歌、新民会会歌之类的媚日作品，也不见得生计断绝。黄自没有去大后方，但他的节操仍然名垂青史。由于长期以来闭关锁国以及封锁史料，一旦打开大门，糟粕与精华齐放，使年青一代无所适从；蒙昧无知的人大量编写辫子戏以及歪曲史实的传记作品，如此恶性循环，导致今日大陆的传记文学仍然不发达——虽然数量很多，在大城市的书城摆卖数以百种计，然而素质不高，佳作不多。

军阀的后代花钱出书为其先人涂脂抹粉
  
为军阀陈炯明翻案是他的嫡子、美籍华人陈定炎策划的。一九九五年他在台湾自费印行《陈竞存先生年谱》，两年后在香港推出《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一九九八年斥资以华南一所重量级大学的名义出版《陈炯明集》两巨册逾千页。这三套书的内容是雷同的，唯台北版比广州版多加了一些体现语言暴力的小标题，诸如〈黄埔学生之毒化宣传〉〈孙文祸国祸粤之罪状〉〈孙文与秦始皇之比较〉〈孙文屠城〉等等；香港版则以序言污蔑国父孙中山的所谓「西关屠城」，同「八九‧**」相提并论，统称为「党政府摧害自己人民的暴行」。

我曾亲耳聆听陈定炎说：他「搞掂」这家大学历史系的头头，祗花了不多几个钱，下一步就要北上为乃父争取彻底平反。二○○一年，一个文革余孽(复旦经济系大批判小组头头)在香港《明报月刊》连载十万字系列文章，以文革式的语言如「专制主义」「践踏法律」「使用极端手段」「以革命或其它冠冕堂皇的名义把法律置诸脑后」「动辄舞刀弄枪」「有枪便有权」「挑动内战攻占别省土地」「念念不忘用武力统一中国」等等，诬指孙中山先生有「五大罪状」，把「民主在中国进入这样的歧途」归咎于孙中山，而且说孙中山先生「这些反自由的思想且为其继承者变本加厉地推行」，其「论据」出自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谍报资料与殖民主义喉舌(如香港的《华字日报》)的谰言。
  
这些书在港台两地销数甚差，香港版是免费派送的。港台海外的中国人政见容或不同，但崇敬国父孙中山则是世代相传的，以上谰言没有激起多少涟漪。近二十年内，本人所撰批驳胡兰成、周作人、陈炯明的文章逾十万字(仅批判《滚滚红尘》的影评就有六万字)，陈定炎曾对我说：「若不是你在香港信报连载〈陈炯明也能平反吗？〉一文，我父亲早就正式平反了！」这是对我最大的恭维。然而，香港毕竟是军阀汉奸的逋逃薮，民初的下野军阀、一九四五年逃避惩奸的汪伪大小官员都以香港为最后流亡地，陈炯明文集在香港首发时，陈定炎邀约的乃父手下旅、团长子孙就有近百人。所以，我由于仗义执言，曾多次收到死亡恐吓，这从另一角度表明了，秉笔直书确是很使人痛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