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前几天，我大姐从某山区小学支教回来，听她说起支教的事。她所到的山区小学离县城也不算太远，大概三十多公里左右。由于山路难走，交通闭塞，生活清苦的缘故，很少有老师愿意分配到那里任教（人之常情，人性嘛）。所以这个大概有五百人左右小学生的山村小学校，只配备有十三名教师，其中八位是代课教师，正式教师只有五名。师资力量不足，促使县教局在县城附近学校中，每年抽调部份教师到与此类似的学校去支教。
    老姐于是在今年九月这一次轮换中成行，她们一行本有九人。就在开拔的时候，其中一位却得到“免行留教本校”的通知，听说是因为本县一位副县长向教局打了招呼的缘故。当然真实情况无从考证，如果此事属实，想不出对后来的支教行动影响有多大。我想即便有个别特殊原因，也应该予以必要的解析，在教师中以正视听。可能是县有关领导不屑于做这方面的工作吧？也可能……这样的事情只能猜测了，而且有关人士是不容质疑的，更不许理论，违者多以“扰乱”问责。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无论哪里都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很多事情已经是下意识里被强迫接受。
    然而令我不解乃至不平的是：这个山村小学里八名代课教师的月工资仅有三百二十元（我们县是全国经济百强县，我想象不出在网上看到哪些更穷困地区的教师的状况了）。我知我姐月工资一千二百多，我问我姐：“姐，你一个人能做四个人的工作吗？”。我姐当即摇头表示否定。这里不想作过多无谓的慨叹。
    我还真想不明白，这常驻在山村小学里其中的一对年轻夫妇的月合工资仅有我姐的一半，而且还带着个小孩子，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我只有祝福他们了，但愿他们此后的生活有所改善，并不为某些不怀好意的所谓"可怜之人自有可恨之处"的言论所伤害，他们够苦的了。
    如果说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人有选择工作的自由，他们大可另择高就，还可以勉强作为某些人推卸责任的理由的话。哪么这里小孩读书的艰苦却是无法令我接受。听我姐说这里的自然村多是零散分布，很多小自然村离校部很远，山村里的孩子从读一年级开始，就要养成早上五点起床的习惯，孩子的父母这时间里快速做好早中两餐的便饭，孩子们接到备好的饭食便起跑上路赶学校，四季如此。我姐在支教的头几个星期中，看到很多小孩子赶到学校时累哭了，听小孩子他们说有的边跑边哭（这里曾经有两名小学生在上学半途中死了，其中原因我是没有心情去问我姐了）。
    我姐说，这里的孩子都很听话，可是学习大多都很差（可能是与县城郊的作比较吧？）。最难受的是听到我姐说，有的孩子可能是太累受不了的缘故吧，天真地问他们的父母说：“我们为什么不在学校附近建房子啊？如果这样我就用不着这么辛苦了。”
    我深深的明白到这小小的孩子所遭受的苦痛！并为之过早地而又无知无奈又无助地感受莫名的痛苦而感到悲哀！
    我可以安贫乐道，洁身自好，但无法用心灵鸡汤抹平看到的听到的种种不平在心中所造成的愤懑。这几天来，那山村里孩子天真的提问时常困扰着我。更无法用所谓的普世价值的人性学说解除我的困扰。我知道我本无所谓怜悯，同情，哀伤与愤慨之社会情感，一切的社会情感都是在人类社会的条件下形成的。如果当初我的父亲母亲在我生出来的时候，把我丢到猪圈狼堆里，我是绝对生不出什么人性来的。
    我衷心希望哪些长大中的山村孩子们，能够健康快乐成长，能在鲜明的社会教育条件下形成鲜明的社会人格。免于在模糊隐晦的环境中形成畸形的社会人性。
    也许哪些孩子就在学校群体生活中，在嘻笑中很快就遗忘了所有的伤痛和不快。但他们的痛苦的确灼痛了我的灵魂，久久不能平息。有时我真的怯懦到不再愿意活在这世上，怀疑我本是悲观主义者，素有悲观情结，好象要把所有的不平与苦痛寄于某一事物身上，自私的为了要渲泄情感。
    最后请自由主义人士们继续完善你们的人性学说。但我不相信它，我只相信《典范的学习生活》一文毛泽东在批语中所提到的人性的社会性，相信在阶级社会里，人性是带有阶级情感的，具有阶级性的，普世价值观不过只是模糊阶级性的一个概念。并请某些人注意社会因素下形成的社会意识同样反作用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