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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陈寒鸣
近30年来，在一步步将国有企业逼上死路，公有经济日益弱化的同时，不断加大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力度，致使私有经济迅猛发展了起来。
在党和国家不断加大鼓励、扶持政策力度的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的发展呈迅猛势态。私营企业户数从1989年的9.56万户上升到2004年的365.1万户，分别比对私改造前的1949年12.31万户、1952年14.59万户增长28.7倍和24倍；雇主或老板（亦称投资者）从1989年的21.4万个增到2004年的948.6万个，分别比1949年的16万个、1952年的81万个增长58.3倍和10.7倍；雇工人数从1989年的164万人增到2004年的5017.3万人，分别比1949年的296万人、1952年的367万人增长15.95倍和12.67倍；注册资本从1989年的84.5亿元增到2004年11月底的50700亿元，分别比1949年的14.4亿元、1952年的21.9亿元增长3519.8倍和2314.1倍；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从1989年的97.4亿元增到2004年的30898.6亿元，分别比1949年的68.3亿元、1952年的105.2亿元（按现价计算）增长451.4倍和292.1倍。私营企业近10年来快速增长，每年入榜的200或400个“富豪”，其平均财产也以5亿多元上升。但私营企业纳税仅占财政收入的0.2%（1993年）-----2.2%（1999年）；2003年，全部非国有经济（又称民营经济）共计缴纳工商税2435亿元，仅占当年全国总税收的11.9%。此外，当今中国还存在大量对公有制企业进行“改制”后形成的由私人控大股的私有制股份公司或责任公司。2005年，仅工业股份公司就有130491个，拥有总资产114660.3亿元，平均每户资产达0.8787亿元。
此外，20多年来又大力引进外资，据孙学文同志据相关资料统计，截至2005年底，实际利用外资额已达8056.45亿美元，比改革开放前29年借用设备贷款13.9亿美元高出56.8倍，比当初设想引资500---800亿美元要多出9.0---15.1倍。截至2005年底，累计批准“三资企业”552946个，合同外资额10966.1亿美元，外商已实际投入6224.9亿美元。2005年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03亿美元。据统计在注册登计的20多万户“三资”企业中，外商占全部注册资本的比重已由1994年的62.9%上升到2004年的76.6%，即整个“三资”企业都是外商控股控权的私人企业。在外贸领域，到2005年，外企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8.5%、出口占58.3%、进口占58.7%，外商已控制了中国外贸主导权。据权威人士指出，早在1995年外商已对中国橡胶、轮胎、啤酒、造纸、洗涤用品、碳酸饮料、医药、电梯、机床、彩管、录像机、光纤光缆、移动电话、程控交换机、计算机、微电机、电子元件、轿车等20多个行业或煮产品形成了“控制”局面。如电子工业五大行业中，有四大行业外企占绝对优势：通信设备占62.5%、电子元件占56.7%、日用电器占68.6%、计算机占72.7%。绝大多数二级行业，外企几乎一统天下，如集成电路占91.3%、计算机外部设备占85.7%、通信终端设备占75.7%、收音机和录音机占77.5%。可以说，外企、尤其是跨国公司已经垄断了中国的电子工业。2004年第5期《工商行政管理》刊发的《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说，跨国公司已垄断了中国感光材料（胶卷）行业、手机、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市场、照相机、无菌软包装和轮胎等行业。2005年6月4日《经济参考报》所载文则说中国每个对外开放产业的前五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商已控制了21个产业，占75%。外企还分别占1991----2005年中国新增贸易额、出口新增额和进口新增额的61.7%、62.3%和60.9%。中国实有沦为“经济殖民地”之忧。据记者黄雯在2004年11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文说：中美纺织品贸易的利润，国内企业只占10%，90%都被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赚去。可见，中国不过是“国际加工场”而已。外商在华投资享受减免税收等优待，加上高报进口价低报出口价、转移利润、虚增成本、虚亏实盈等等，千方百计偷逃低率的税收，已经赚取了中国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而且将按投资年限无限期赚下去。2004年，仅韩国三星集团在华销售额就达240亿美元，LG在华销售额也达100亿美元。据2005年7月19日《工商时报》所载文形容中国招商引资的政策，是外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而那种贴牌生产（“三来一补”），外商更拿走92%的利润，中国最多只拿到8%的加工费。可见中国只是“国际民工”而已。在工业领域，仅以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比较，2004年有外商工业企业42753个，占企业总数的19.5%；雇工人数1444.5万人，占工业企业就业总人数的23.7%；拥有总资产47951.1亿元，占工业企业总资产的24.6%。平均每户资产11216万元，都是亿元户。外企创造的工业总值从1985年的27.1亿元增到1999年的18954亿元，按现价计算在14年内增长了698.4倍，年增长率59.5%，超过同期别的经济成份，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0.28%上升到15%。2005年仅规模以上的外企工业增加值就达18977亿元，占大中型工业企业28.6%，占全国工业增加值24.9%，即对中国工业增加值贡献率在1/5，若加上规模以下外企，估计贡献率在1/3。长期以来对外企税收优惠，如据2004年6月4日《经济参考报》报道说，设在天津的LG自1996年10月正式投产以来，累计产值超过320亿元，而历年累计上交税金仅为4.5亿元，综合税率仅为1.4%。另，据摩根士丹利2004年的一份报告说，在过去10年里，中国的廉价商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这实际上是中国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巨额的消费补贴。事实充分表明，单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无太大助益。
改革献策们素来认为：“市场经济的一般性、普遍性、竞争性领域应当是民有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天下”，故“国有企业经营不好，需要‘国退民进’；经营好，也需要‘国退民进’。”（王珏语，见2004年10月30日《理论动态》）“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应该是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政府管理以改善环境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高尚全语，据《新华网》杭州2005年11月6日电）现在来看，他们的这种思想主张已基本成为现实。从有统计数据的产值结构来看，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国有商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90.5%下降到1998年的20.7%，降低了69.8个百分点；集体商业从7.4%上升到16.5%，提高了9.1个百分点：公有经济商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97.9%下降到1998年的37.2%，降低了60.7个百分点。按规模以上零售额推算，到2004年，国有、集体、股份合作、联营等公有制商业零售销售收入合计807.5亿元，仅占全国销售总额的1.7%，而非公有制商零售销售收入却占全国销售总额的98.5%；规模以下主要是个体商贩或自由市场，其销售额高达48003.3亿元，占全国零售总额的89%。可见，非公有制商业从1998年起已占中国商业经济的主体地位，私营商业已起主导作用。再从工业总产值来看，公有经济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100%下降到1999年的37.5%，下降了62.5个百分点；不包括国有控股部分，1999年公有经济只占29.7%，下降70.3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工业由77.6%下降到27.6%，下降了50.0个百分点，若不包括国有控股部分则只占19.8%，下降57.8百分点；集体工业由22.4%下降到9.9%，下降了12.5个百多点。2000年以来对国有工业进行战略性调整，对集体工业则实行私人控股的股份制或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遂使2004年国有工业包括控股部分工业总产值为65971.1亿元、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9.6%，不包括控股部分33058.2亿元、下降到只占14.8%；2004年集体工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为10586.4亿元，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到4.7%。这样，到2004年，公有制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下降到34.3%。至于非公有制经济，从不占比重，发展到2004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65.7%。其中，个体工业的工业总产值从1980年的0.8亿元猛增到1999年的22928亿元和2004年的4762.5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0.04%上升到1999年的12.1%和2004年的21%；私营工业所创产值由1989年的97.4亿元增到1999年的7688亿元和2004年的30898.6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9年的0.5%上升到1999年的6.1%和2004年的13.9%；由私人控股操纵的股份制企业所创产值由1999年的13746.0亿元增到2004年的80785.8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99年的10.9%上升到2004年的36.2%。据2005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在40个工业主要行业中，非公经济在27个行业中的比重超过50%，在部分行业已占70%。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于2005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发布文章，称国有、个体、外资已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国务院在2005年2月24日发出的一份文件中说，私营、个体经济已占GDP1/3以上。2006年3月4日《中华工商时报》发表全国工商联《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推算，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为49.7%（外资经济占15---16%，两者之和为65%）。由此看来，中国工业经济到2004年已总体私有化了。综上所述，当今中国，私有经济已处于主体性、基础性地位，起主导作用，而本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并居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则只起补充作用了。
在这种背景下，国务院出台的那份《关于鼓励扶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已经把非公有制经济确立为中国“市场的主体地位”。党和国家更要求非公有经济和企业主担负起社会责任。2007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明确提出“新阶层”说，谓：“从八届全国政协开始，有了新社会阶层人士的身影，翻开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录，不仅许多非公经济人士榜上有名，律师、会计师、在外企工作的管理人员等也首次跻身其中。截至2006年底，私崇企业主中中共党员占32.2%，接近1/3；他们中的代表人士被选为全国县以上人大代表的有9000人，被推荐为全国县级以上政协委员的有30000多人。”从这种羞羞搭搭的表述中不难看出，这个所谓“新阶层”实际指的是新生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而如《人民日报》所说，这样的社会力量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占居重要地位，确是非同小可之事。
那么，非公经济究竟是如何产生、形成的？在怎样运动、发展？存在着什么问题？党和国家又是怎样对待它的？下面就请看看我们所能实录到的这类材料：
一、今日的私有资本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就是原来的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私有化过来的。下依时间先后选录一些报纸上公开发表过的材料------这些材料大多有头无尾，更没能充分揭露其中许多深刻的内情，以使人们从中得到一个概略性的了解：
辽宁大胆尝试经营新思路
选择一批大企业由外商承包或租赁
据《上海证券报》9月24日报道，辽宁省日前宣布了一系列吸引外商投资的措施，这将使海外投资者能够在辽宁省享受到更好的投资条件和具有更多的投资机会。
辽宁省副省长郭廷标发表讲话说，辽宁省将选择一批大企业实行委托租赁经营，由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大财团、大企业承包或租货经营。而这种承包租货方式在以前只是适用于国内的企业经营者。此外，辽宁省还欢迎海外投资者利用辽宁现有的4000多亿元存量资产优势搞合资合作，欢迎外国政府及香港特区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直接参与老工业基地改造调整，欢迎海外投资者参资购买辽宁企业将要上市的B股和H股。郭廷标说：“只要有益于合作，任何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大胆尝试。”
广州将拍卖大型国企
日前，广州市有关部门公告社会，决定对破产的广州异型钢材厂公开拍卖，这将是广州市首次公开拍卖大型国有企业。目前已有包括国有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国跨国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有意参加竞标。
（1997年9月29日《报刊文摘》，摘自《中国工商时报》）
选准“抓大放小”突破口
-----重庆推广合川放活小企业经验
李维平 陈明德 颜雨
［编者按］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他还要求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步伐。今天我们发表重庆搞活小企业这篇文章的时候，重庆市正在合川市召开进一步放活中小企业的现场会。我们高兴地看到，重庆市“抓大放小”的突破口是选社放活小企业上面，作为老工业基地，率先走出这一步棋，有利于整体突破。同时我们也高兴地发现，重庆市结合十五大精神加大力度推广“合川经验”，是因地制宜、多种形式并举。这对当前各地的“放小”工作，是有启发的。
今年，放活小企业成为重庆市全盘搞活国有经济的重要一环。市委、市政府认为，只有将点多、面广的中小企业首先放开放活，才有可能进一步将大企业抓好抓活。
于是，该转的转，该卖的卖，该股份化的加快步伐，已成趋势。经过大半年的理顺产权，整顿重组，调整结构，重庆市各区市县的一批小企业以崭新面貌开始进入市场角逐，呈现出盎然生机。
合川改革的启示
重庆各区县大面积搞活小企业源于山水秀丽的合川市。重庆市市长蒲海清曾感慨，一个既不靠高速公路，又不靠机场、铁路的地区，在软硬环境都弱于其它地区的情况下，竟有一批中小企业搞活了，搞好了，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记者深入合川采访时发现，这里的变化十分巨大。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环抱的合川，市属企业有1208户，由于种种原因，到1994年一季度，工交企业46家就有36家亏损，轻工和供销企业亏损面超过80%，财贸企业亏损52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亏10倍。当时全市10亿元国有企业总资产中，负债就达8.6亿元，净资产只有1.4亿元，照每年亏1500万元计，十年不到，这点国有资产就会亏光，职工无不心痛。
合川市委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关键是没有对症下药。症结就在产权不清，机制不活。只有把产权制度的改革作为突破口，帮助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梢忘使企业真正进入市场。1994年3月，合川市组织几路人马，实地了解了山东、江浙和四川宜宾等地小企业改革经验之后，召集市各大班子、各委办局和企业领导人，用了3天时间关起门来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研讨。不久，合川市委九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搞活合川小企业的决定。
合川确定搞股份合作制为产权改造的主要途径。他们认为，股份合作制从形式层次上低于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高于合作社，是结合中国国情出现的一种新的产权制度改革形式。这种形式不仅明晰了产权，而且劳资关系紧密，风险利益直接，企业更具有凝聚力。股份合作制的组织形式改变了职工身份，由原来单一的劳动者、经营者身份变成了既是企业的劳动者、经营者，又是企业财产的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其收入也由原来单一按劳分配变成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的形式，明显提高了职工对企业的关切度，主人翁地位也由虚变实。
合川人清楚，在软硬环境都不具备的条件下要依靠大量外来投资者帮助发展是不现实的，只有把市内职工通过股份合作的形式组织起来，自己救自己，才能在竞争中求生存，才能在竞争中发展自己。
合川对涉及的具体问题，制定了几条基本原则：
要通过改制打破企业单一所有制结构，改变职工身份；要整体转让国有资产，原则上不设立国有股份；动员职工付现购买，尽量不搞付账经营；国有资产转让收入限期上交政府，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规定企业改制后仍归原来的主管部门实行行业管理等等。
在这样一个总原则之下，合川市围绕十大方面进行了探索：规定资产评估增值幅度的下限不得低于20%。设立企业的法人资产。规定投资主体不清的资产的50%以及公益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所形成的资产等为企业的积累，将企业的积累按一定的比例划归企业所有。同时对量化资产、企业亏损和损失的处理，非生产性资产的处理，土地向题，离退休职工生活保障等过去难以处理的问题进行了规范。
经过三年多大胆尝试，迄今为止，合川全市国有改制企业，除四家设置国有股外，其余企业都把国有净资产全部转让给了职工个人，一次性授让国有资本555万元，政府将其收入投入到新项目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合川商业系统还公开出售一些零星分散的门店及闲置资产，先后收回资金近800万元，为企业开辟了一条新的融资渠道。
合川市长杨廷寿说：“多方并举，整体推进，不搞单一的改制形式，使企业构筑了新型机制，合川经济才能突飞猛进。”
“放小”，已没有退路
重庆曾以改革先行看身份站立潮头，引人瞩目。近些年来，尽管以商业“四放开”和工业“五自主”的改革方式推动企业向市场挺进，然而，在旧有体制的束缚下，那毕竟是在承包制前提下的特定运作方式，企业真正进入市场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解决，以至重庆工业出现了数十亿元的亏损，有近40万职工下岗。
直辖市的设立，十五大的召开，合川大面积放活小企业的成功尝试，都使重庆决策层感到从未有过的振奋。他们认为，合川的经验告诉人们，振兴西部经济的主要途径在于靠自己干。整体搞活国有经济的出路，主要在于“抓大放小”，“放小”已是必然趋势，而且也已没百回头路。
重庆的决策者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错误都可以犯，唯独丧失机遇的错误不能犯！十五大以后，政策更加明确，“放小”已成为本世纪末历史为我们搞活国有经济提供的不可多得的机会。
重庆曾经辉煌，重庆也面临落伍。然而新的直辖市应该率先在西部崛起，重庆在中央及全国的支持下，应该有能力后来居上！重庆市委市府在年初1号文件《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下放权力，加快区市具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基础上，最近又专门成立了以副书记刘志忠挂帅的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同时，又确定了刘志忠为放活小企业的市委分线负责的责任人。还专门调进在四川宜宾从事搞活小企业改革出了名的县长肖健康任体改委副主任。
根据市委1号文件精神，市里正加大力度向各区市县下放1982年上收的260多宣广中小企业。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领导在欢迎下放企业的交接会上纷纷表示，要把下放的企业当做自己的子弟兵来扶植。渝中区委书记余远牧说得更明白：今天，我们欢迎你们回娘家，是为了明天把你们送上市场！
市委书记张德邻反复告诚大家，在下放中小企业的同时，不要忘记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加快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他要求综合部门加速转变观念，消除“中梗阻”，不能让已改制到位的企业孤军奋战。
重庆的实践告诉人们，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企业只有加快改革步伐才能渐入佳境，改比不改好，大改比小改见效快，这已是不争的真理。
（1997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私营企业出资一点五亿
买断本溪重汽九成产权
近日，经辽宁省本溪市政府批准，私营企业家崔玉晶出资1.5亿元人民币，买断国家大型企业本溪重型汽车厂90%产权。该厂去年8月实施破产。
从此，这家拥有4500多名职工的国有大型企业就由私营企业家崔玉晶控股经营，更名为辽宁本溪重型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并按合同规定，全部安置在籍职工，负责偿还原厂所有债务。
崔玉晶今年35岁，1980年以来，一直在自己创办的流通、工贸企业任董事长，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和丰富的经营经验。她对重型汽车制造厂多次进行考察，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论证，认为自己有能力把企业搞好，于是大胆地向政府提出买断该厂90%产权申请。
经本溪国资委考察，确认崔玉晶有很好的商业信誉、超群的管理才能，多年来的经营实践使其具备了经营扩张的能力，具备了商流转向实业的条件。
（1997年10月16日《报刊文摘》，彭摘自10月8日《工人日报》）
“西交会”上热点突出
产权交易进入市场
据新华社成都10月22日电（记者熊小立、杨力）正在四川省绵阳市举行的第九届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上，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主线的产权交易市场、人才市场和科技市场成为热点。
国有企业产权作为商品在大型交易会上登台亮相进行交易是件新鲜事儿。作为改革试点城市的四川省绵阳市和陕西省宝鸡市是市权交易市场的主角。绵阳市推出玻璃制造、食品、机械、机电、制药、纺织等13个行业的33家国有、集体企业欲转让产权，还有1家国有企业、3家民营企业和1家外资企业欲被收购。宝鸡市展出已宣布破产的宝鸡印染厂、宝鸡无线电厂、宝鸡针织厂和宝鸡塑料厂的多种信息，公布15家欲被兼并企业和38个招商引资坎目的详细资料。
产权交易市场上人头攒动，有不少是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代表。……
（199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
辽宁省领导在人民大会堂宣布-------
面向中外“卖”国企
据《中华工商时报》3月17日报道，为盘活4000亿国有存量资产，辽宁准备出售大批国企的产权和经营权，欢迎“老外”来辽宁承包、租赁、托管国有企业。这是辽宁省领导3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外记者发布的。
据介绍，辽宁公有制经济占80%，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人认为此比例太高，要下大力气调整。
辽宁省省长张国光谈到“卖”时说，辽宁这些年发展不快、与外省的差距拉大，主要原因是非公经济发展缓慢。迄今为止，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只占20%。
在已经慢了晚了的情况下，辽宁如何迅速壮大非公经济？
张国光自有招法。他说，山东靠乡镇企业，广东靠三资企业，辽宁可以是另一条路子，即打出存量国有资产的产权和经营权同时出售这张牌，可以将原有设备、技术、人才密集但机制僵化的大部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
据测算，辽宁有大中型国有企业900多家，只有100多家准备继续保持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其余800多家均可让中外其它经济成分参股或控股。
（1998年3月23日《报刊文摘》）
“企业拍卖”岂能人为“形成高潮”
河南新乡市一工厂陷入全面瘫痪
据《中国机电日报》6月25日报道，今年4月，河南省新乡市政府号召“全市上下积极行动起来，迅速形成一个拍卖高潮”，并于4月3日发布公告，决定对该市所属国有企业面向社会公开出售（拍卖）国有产权。4月17日，在未事先征求企业职代会意见的情况下，市体改委主任即率队到河南第一工具厂宣布，市政府决定对该厂实行公开拍卖。
这份公告在河南第一工具厂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该厂职工在震惊之余，于4月19日下午紧急召开了职代会，到会的75名代表中，除1人弃权外，其余74名代表一致反对市政府的拍案决定，并且要求按全厂职工意愿对企业进行改制。
当职工代表将职代会决议送到市政府有关部门时，该市一位负责人称：你们企业好比我手中的杯子，产权是我的，不是你们的，我想送给谁就送给谁，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我想把它摔了就把它摔了，你们职代会无权干预。
新乡市政府在发出拍卖公告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对拍卖这一新生事物尚在“摸索过程中”，于是在4月底和5月初，又组绽人马分别到陕西和广东去考察和学习。而就在他们外出“学习”之际，正经被推向拍卖削台的河南第一工具厂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在公告发布不到3天内，河南第一工具厂的4个原材料供应厂便停止发货，同时，绝大部分客户已不再回款，已签合同也转给他人，销售陷入停滞，全厂70%以上停产，市场大批丢失，企业声誉极度受损，全厂陷入瘫疾状态。
（1998年7月2日《报刊文摘》）
济南出台若干新政策
鼓励私企大胆收购国企
本报济南专讯 记者从24日召开的’98济南产权交易洽谈会上获悉：个体私营企业可大胆购买国企。由济南市体改委、工商局、国资局等8家单位联合起草的《济南市鼓励、支持个体私营企业与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产权交易试行意见正式出台》。
该试行意见规定：国有、集体企业与其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产权转让，买方为个体、私营企业并次性交齐现款的，可给予八折优惠，也可在3年内分散付款，但首期付款不能低于购买价款的30%；个体私营企业买断有净资产的国有企业产权，并与职工签订不少于5年劳动合同的，每签订1人可按本市上年社会平均工资3倍的标准折低收购价格，最低到零；个体私营企业接收国有企业后将其改为股份制企业的，经有关部门批准，享受股份制企业的优惠政策；个体私营企业接收连续亏损3年以上的企业，并安置原企业60%以上职工，经主管部门确认，劳动部门认定为劳服企业性质；个体私营企业接收国有企业后，对离退休职工、原企业优恤对象、工伤和职业病职工的安置，按《劳动法》和济南市现行社会保障有关规定执行；个体私营企业接收原特困企业、劳服企业、福利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经有关部门认定符合条件的，可享受原有的扶持政策。 （房加兴）
（1998年11月27日《北京晚报》）
资产近2亿 只卖三百万
工人拍案而起制止“卖娘财”
据《燕赵都市报》12月14日报道，全部资财将近2亿的河南省洛阳水泥制品厂竟被厂长以359.34万元的低价，背着广大职工半卖半送地“有偿兼并”给了一家私人企业的老板。
河南省洛阳水泥制品厂是1954年从上海迁至洛阳的一家老牌国有中型企业，现有职工852人，真中离退休职工218人。主要产品为水泥电杆和下水管道，效益在洛阳市建委十大企业中一直名列前茅。今年2月27日，民营企业洛阳中泰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与该厂签订了有偿兼并的协议，却表现为洛阳中泰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一次性出资获得了洛阳水泥制品厂厂区使用权以及地面资产合法权的购买。7月21日，这起所谓的“有偿兼并”协议得到洛阳市有关部门的批准。
当工厂被如此低的价格卖给私人老板的消息传出后，全厂职工十分愤慨。他们除了向上级机关如实反映外，全厂联工还召开厂职工大会，通过了罢免厂长李秀峰职务的决定，并成立了厂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起工厂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1998年12月24日《报刊文摘》）
一个国企被“卖”之后
本报记者 崔佳
河南洛阳豫西印刷厂原本是一家保持盈利的国有企业，但在1997年10月改制之后，该厂却在一年之内亏损了150万元；更为严重的是，该厂1/3的土地被出让，2500平方米厂房破拆毁，价值数十万元的机器设备被低价变卖，目前该厂生产已基本瘫痪，不少职工下岗，企业正经受着30年历史上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洛阳豫西印刷厂建厂于1969年，最初是洛阳地区印刷厂，1986年划归三门陕市，成为三门峡日报印刷厂。1990年报社迁至现今的三门峡市，豫西印刷厂仍留在洛阳，但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和与三门峡日报的隶属关系直没变。该厂近几年面向社会承揽各类印刷业务，始终没有亏损过。企业地处洛阳市黄金地段，1997年4月经国资部门核定，该厂包抬土地在内的净资产为1300万元。
1996年年底，豫西印刷厂被三门峡市政府为该市中小企业改制的第一批试点企业之一。1997年3月，三门峡市经贸委、体改委、市国资局和三门峡日报社4家单位组成了工作组，共同负责豫西印刷厂的改制工作。工作组与洛阳市几家较有实力的单位联系，寻求它们对豫西印刷厂的兼并和收购意向，但都没有谈成。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最终把选择的目光扳向了一家外地集体企业----兆京北斗星广告艺术中心。
考虑到职工的心理承受能力，工作组决定先组建股份制公司，等时机成熟了再允许北斗星广告艺术中心整体收购豫西印刷厂。1997年9月24日，豫西印刷厂的上级主管部门----三门峡日报社与北京北斗星广告艺术中心签订了关于组建“洛阳豫西印刷有限责任公司”的协议书。协议确认豫西印刷厂改制的国有股本为110万元，北斗星公司出资70万元购买70%的股份。协议第九条规定：“在适当时候，甲方（三门峡日报社）40万元股本转让给乙方（北斗星公司）。”1998年6月29日，三门峡市经贸委向市政府递交了《关于北京北广星广告艺术中心整体收购络阳豫西印刷厂的请示》，市政府在第二天即以三政文［1998］49号文批准。至此，这家具有30年历史的国有企业被三门峡市政府正式卖掉了。
据企业干部职工介绍，短短一年时间，这个厂从一个盈利企业变成亏损150万元的“烂摊子”，一部分职工以“内退”名义被迫下岗，仅剩的几十名职工也被轮岗、待岗，职工收入愈来愈少。最令全厂职工难以容忍的是，1998年6月19日，北斗星广告艺术中心法人代表周振平与洛阳市地税局签订了一份《关于联合开发豫西印刷厂厂区闲置土地的协议》，所谓“联合开发”实质上就是一方卖地，一方买地；而所谓“闲置土地”恰恰是该厂几个重零的生产车间所在位置。这一纸协议将厂区内7.1亩土地以每亩87万元的高价卖给了洛阳地税局。为了卖地，周振平以极快的速度拆除了2500平方米的厂房、低价变卖了价值数十万元的机器设备，其中有些设备竟是被砸成废铁卖掉的。记者在该厂采访时，干部职工拿着厂区阁向让者描述原来车间的位置和模样，历数着被变卖设备的名称和价值，惋惜、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据企业财务人员介绍，洛阳地税局支付的买地款及拆迁补偿费共计642.7万元已全部到帐，迄今为止周振平已划走145万元。
三门市经贸委有关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周振平的所作所为表示“失望”和“不满”，他们说：“政府坚决反对周振平卖地，这一点我们与职工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豫西印刷厂的“改制”过程中始终交织着两条线。一条线是周振平以110万元的价格两步整体收购了豫西印刷厂，还有一条线是1998年4月28日三门峡日报社以三报字（1998）第4号文“任命周振平同志为厂长”，周振平凭此文于5月22日到洛阳市工商局办理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执照的“经济性质”栏赫然写着“全民所有制”。这样一来周振平就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两种身份：集体企业法人代辰或国企厂长，前者三门峡市政府承认，后者洛阳市工商部门认可。周振平正是充分利用这两种角色提供的方便，或卖地，或经营。
（1999年1月5日《人民日报》）
国有股减持需公平高效
瞿永祥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国有股减持势在必行。但是绝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遵循公平、高效的原则，采取市场化的办法循序渐进。
根据2000年9月底的数据，沪市尚未流通股份占已发行股份总数的68.829%，其中国家拥有股份占总发行股份的43.571%，远远高于其他投资主体拥有股份的比例。深圳市场也存在类似情况。虽然我们已经有了成功解决转配股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经验，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这一套方法来解决国有股问题。因为国有股所占比例远比转配股高（到今年9月底，沪市转配股所占比例不到总发行股份的1%），而且随着新股规模的不断扩大，国有股本身的规摸也在不断扩大，在一定的时间内将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趋势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要顺利实现国有股减持，必须循序渐进，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
国有股减持并不意味着国有股要全部退出，国家应该根据各上市公司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选择、有计划地保留或退出国有股。具体来讲，以下两类上司公司中的国有股应该保留：（1）关系到国家妥全的部门和项目。这些产业包括特种运输机械制造业和武器弹药制造业等国防工业，造币工业和航天工业等。当然，属于此类的上市公司在目前市场中很少。（2）大型基础设施及其他具有较大外部性的建设项目、大型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项目以及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部门。这些产业具体包括：煤炭开采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大规模的金属矿采选业、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永利事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及供应业、广播通倍业、金融保险业、机场、电信业务等。属于此类的上市公司在市场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国有股减持可以有多种方案选择，既可以采取过去中国嘉陵那样的配售方案，也可以采取近期云天化这样的回购方案，或者实施不少学者赞同的增发、回购的方案，或者向社会法人转让，或者其他方案。无论选择何种减持方案，都必须体现公开和高效。所谓公平，就是充分考虑到国家和现有流通股股东双方的利益，以双方都能接受的客观的价格水平实施减持；所谓高效，就是要将国有股转给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为进一步提高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创造出更好的条件。
国有股减持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合理的价格水平。因为价格水平是有关当事人利益分配的标准，只有定价合理，才能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同时保证现有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才能将由国有股减持引起的对市场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的程度。在上述众多方案中，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确定合理价格水平的易难程度不一样。在具体确定方案时，应当综合考虑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股价，因为当资产兑现能力差或者盈利能力差时，所谓的净资产价值是不真实的；当由于流通盘比例较小造成股价偏高时，股价水平不能体现股票的真实价值。因此，综合考虑上市止司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股价，对合理定价很重要。
（2000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国企改革悄然探“底”
国有股减持稳步前行
本报记者 郭振纲
国有股减持：12家企业率先试点 减持幅度35%
国有资产存量变现、充实社保基金和企业资本金、改善国企股结构，减持战略一石三鸟
专家断言：国有股减持不会冲击股市
近日，记者从国家经贸委企业司获悉，正在全国试行的国有股减持这一国企改革新战
略一直稳步推进。国有股减持方案的提出和付诸实施，标志着国企改革已深入到体制深处。
虽然目前全国只有12家地方国有企业在进行试点，但由于它是我国继并购、重组、债转股
之后另一具有划时代意义、颇具战略性的战略决策，因此备受关注。
国有股减持缘何出台
国家经贸委有关专家称，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出台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
的要求。其政策背景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贯彻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必
须解决国有企业的存量资产，即如何使国有企业资产中的存量部分活起来，国有股减持是一
个好的选择，它有利于国有资产存量的变现；其二，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需要，国有股减持
通过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可以解决社保基金“个人帐户”的空帐问题，减轻财政压力；其
三，现代企业制度股权多元化的要求，国有股减持有利于建立规范、合理的企业法人治理结
构，必根本上解决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国有资产可不可“卖”
国有股减持包含两个方面的制度设计：一是国有资产的产权转移；二是国有企业股权比
例的重新调整和职工社会保障基金的充实。这两项政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制度意义。
国有股减持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股权控制，因为减持掉的这些国有股权要进入社会进行消化，这样会使国有股权充分市场化、多元化，这将有利于解决长期争论的国有资产变现问题。国务院发展破究中心陈准研究员认为：国有股减持的本质目标，一是要彻底解决国有资产可不可以“卖”的认识问题；二是要彻底实现国有经营性资产的可交易、可流通。
据国家经贸委有关专家的介绍，实行股权减持的企业，应该是竞争性行业中经营状况好的企业，但涉及国计民丛的行业目前不在国有股减持之列。减持的比例视实际情况而定，减持后的国有股权经社会消化，允许投资者持有国有企业的股权，从长远看也允许外资持有。
减持不会影响股市
国有股减持的前提是国有存量资产如何“退出”、怎样兑现。据国家经贸委的有关专家
介绍，该项工作的“关节点”主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股市的承受能力，如果推进过快，股市可能引起混乱，因而可以预见国有股减持将以分步推进为其表现形式；二是减持股份比例的确定，目前试点企业的减持幅度暂定为35%；三是减持股的定价，国有股减持不可能以现有股权的市场价进行操作，而须进行资产评估后再行确定，极有可能是一个协商价。
至于有些股民传言国有股减持有打击股市，著名经济学家樊钢认为，社保基金充实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国有股流通问题，而是产权转移的问题。即使是将一部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份划拨给了社保基金，社保基金也可以继续持有这些股份而不将其投入流通，至少是可以不马上将其投入流通，因此股民大可不必过分担心。
谁来承接减持的资产
国有股减持后还需有人来承接这部分资产，目前的主流意见是充实社保基金，做实“个
人帐户”。目前试点企业的做法是将减持变现的资产的50%交社保基金，由中央控制；30%加强企业资本金。
有关专家指出，国有股减持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因为很多配套的措施还没有跟上。不仅国家的预算体制要进行调整，还需要一套国有股极市场置换的定价机制，更需要相应的法律规则进行梳理。但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方向是肯定的。
（2000年11月19日《工人日报》）
国有资本开始撤离商业领域
南昌最大国有商业集团悄然“演变”
本报讯（记者李青莹）日前，江西省南昌市商贸委已派工作组静悄悄地“进驻”南昌最大的两家国有商业集团-----洪城大厦集团和百货大楼集团。江西省商业领域最大的国企改革在不动声色中悄然进行。
这项改革意味着，国有资本将率先从百货、洪城两大商业集团中全身而退，也从此拉开了南昌市国有资本从商业领域撤出的序幕。
南昌百货大楼集团是一家拥有将近半个世纪历史的老牌国有商业企业，拥有资产数亿元，职工3000多人。1993年，该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成为国有控股90%的股份制公司，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却仍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冗员、资金、社会负担等方面积淀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1987年创建的洪城大厦集团，与百货大楼同一年进行股份制改造，逐步发展进入金国销售商业百强，但也遇到了与百货大楼同样的困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司负责人称，改革早就应该进行。中国加入WTO后，零售业将全面向外资开放，国有商业的种种弊端，使其缺乏强励的市场竞争力。国有资本从商业领域的撤退，宜早不宜迟，如果真到企业举步维艰时才改革，就晚了！
南昌市商贸委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次股本多元化改制，将实现两大置换：一是通过产权转让，置换企业的全部国有资产，实现国有股的一次性完全退出；二是通过一次性补偿，置换职工的全民身份，解除职工对企业的依赖关系，让职工走向市场。
（2001年11月5日《中国青年报》）
又撕开两条裂缝
鲁宁
这些天来，温州民营企业家-----均瑶集团的老板王均瑶有接不完的电话。来电者绝大多数是王均瑶相识与不相识的民企老板。来电的事由大多相同：一是祝贺王均瑶再度“胆大包天”；二是了解“包天”背后的细节和经验。
8月18日，中国氏航重组改革在资本结构上出现突破，由王均瑶掌控的均瑶集团以18%的股份成为新组建的中国东方航空武汉有限责任公司的第三大股东。这是国内民营资本首次被允许进入长期为国有资本垄断经营的航空企业。从时间上看，它与8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相隔才18天。
奶业让王均瑶由农民变成老板，“胆大包天”使王均瑶成为新闻人物。1991年7月，25岁的王均瑶承包了长沙到温州的客运航线。自从开了中国民航史的先河，王均瑶先后承包的国内客运民航航线多达50多条。
“十年磨一剑”。王均瑶能率先参股航空公司，再度“胆大包天”，绝非偶然，其之所以能领到民用航空市均准入证，与他跟民航管理部门十几年的不间断合作所积累的“关系”有关。如里换成别人，未必会有如此机遇。不过，尽管王均瑶与民航管理部门的历史渊源使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我仍然认为，其两次“胆大包天”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王均瑶当年承包民航客运航线更多得益于政策松动，今日其直接入股航空公司，更是市场化改革大势使然。市场化一路“化”到今天，再强硬的垄断板块也会出现裂缝。
裂缝一经出现，坚冰必被消融！一直由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的证券板块也出现了裂缝。在由黄河证券增资扩股128亿元而成立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另一家园内民营企业-----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出资2.4亿元成为民生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更值得提及的是，民生证券甫一挂牌，民营资本在其中的总股份就超出了50%。除此而外，民生证券的出世及原有的民生银行、民生保险构成了国内金融市场一道民字号的风景线，从而进一步加大金融垄断板块的已有裂缝。
消融自然界的坚冰是一个缓熳的物理过程。消融由计划经济生成------“计划”年代培育的经济垄断坚冰，也不可能没有过程。就现状而言，均瑶与泛海的幸运还只具象征意义。但改革的辩证法已反复证明，国内各领域改革的每一次实际突破，都始于“象征”。
（2002年8月29日《中国青年报》）
深圳面向国际招标
转让国有企业股权
本报深训8月28日电（记者李桂茹）深圳市政府今天宣布，该市将通过国际招标转让部分国企的部分股权，首批选择5家作为试点。此项改革的目的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参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做大做强一批骨干企业。
深圳国企国际招标改革于今年1月启动，总体工作方案已经制订。首批5家试点国企，都是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相对良好，在行业、产业方面对国外战略投资者有较强吸引力的企业。确定的5家试点单位和企业转制后的股权比例是：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市属国有持股75%，拟转让给外资持股25%；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市属国有持股55%，拟转让给外资持股45%；深圳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市属国有持股60%，拟转让给外资持股24%，内资持股16%；深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市属国有持股55%，拟转让给外资持股45%；深圳市食品总公司，市属国有持股30%，拟转让给外资方两家，各持股40%和30%。
此次改革确定的基本原则是：在国企国际招标中，要把选择对企业长远发展有积极帮助作用的战略伙伴放在首位考虑，而不只是考虑政府要收回多少资金，更不允许进行产权的炒作；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要严肃追究查处；……
据有关人士透露，此次面向国际招标的深洲5家国企，已经通过聘请的国际财务公司与国际知名的大公司进行了接触，很多公司有参加投标的意向，而且都是世界500强中名列前几十多的公司。
5家试点企业国际招标改革在今年年底结束，明年将在首批试点的基础上，确定第二批国际招标企业名单，范围逐步扩大。
（同上）
深圳打响国企股权国际招标第一炮
华能国际现金收购深圳能源25%股权
本报深圳1月28日电（记者李桂茹）春节将至，深圳市打响了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制、国际招标的第一炮。华能国际今天上午与深圳能源签约，前者以现金23.9亿元人民币购买后者25%的战略股权。
深圳市政府于2002年8月宣布，包括深圳能源在内的5家市属企业，将通过国际招标出让战略股权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首批选择的5家国百企业试点单位，都是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相对良好，在行业、产业方面对国外战略投资者有较强吸引力的企业。
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在今天的签约仪式上说，今年第一季度，其他4个试点企业的国际招标也将陆续签约。
深训能源在深圳市国有企业综合实力排名第一，2002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27.3亿元，净利润4.7亿元，到2002年底，总装机容量占深圳市的75%以上。深圳能源改制严格按照国际规范和惯例进行，历时5个月，经过两轮竞标和最终谈判，华能国际从十几家国内外潜在投资者中胜出。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大型火力发电厂，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独立发电公司。
（2003年1月29日《中国青年报》）
60家国企80亿资产公开挂牌出让
“纯国企”两三年内退出西安
本报记者 黄博
西安即将公开挂牌出让60家纯国企总额达80亿元资产。如此大规模的国有资产产权出让在我国西部地区尚属少见，此举表明“纯国企”两三年内将退出西安，引起国内外资本的广泛关注。
连日来，古城西安云集了一批来自著名企业的资本买家，如上海德龙、快捷集团、金花股份等上百家企业已登门联系洽谈。
出让如此庞大的国企资产，源自今年新年伊始西安市提出的“工业振兴计划”。此计划提出在2至3年内要让纯国企全部退出西安一般性竞争领域，为此决定将市属500亿国有工业产权面向国内外公开出让，通过出台多项政策，引导、支持各类社会资本，以兼并、破产和重细的方式参与国企改革。其中，深化国企改革，大力推进“国退民进”，建立劣势企业逼退机制，整合优贽资源，是该计划的重中之重。上述资产总量计80亿元的60户企业，正是该计划被首批推向社会。
据了解，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的发展，西安市不仅工业门类齐全，而且形成了较强的装备加工能力，是我国重要的高中压输变电成套设备、飞机及航空发动机、重型货车、彩色显像管、冰箱及空调压缩机、工业缝纫机、大型工业风机等产品的基地。目前，全市有工业企业46423家，从业人员109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口的28%；2002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1047亿元，完成工业增加值300亿元，工业增加值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6%，上缴税金约占当年全市财政收入的41%，工业在全市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西安工业经济中所有产权结构方面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西安市经委主任张普会告诉记者，全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12家，净资产近500亿元，国有资产比重高达70%以上，与沿海一些城市的20%-----30%相比，国有产权一股独大的现泉严重制约着西安工业经济的发展活力。
“工业振兴计划就是要改变这一状况。”张普会说。
据介绍，该市此次国有产权的出让渠道主要是，将国有产权在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出售和通过各类社会媒体、专门推介会对外发布出让信息，达成初步意向，经企业职代会通过后，按程序上报政府国百资产管理部门审批。
据悉，首批推出的60家“纯国企”中，不乏经营状况尚好、有产品、有市场、在国内外有较高知名度的行业排头兵企业，也有一些有优势产品和市场，但机制不活、缺乏资金的国企。
记者走访了几家首批出让国有产权的企业，大部分职工认为这是大势所趋，早改早活。目前，部分企业已拿出了改制方案。尽管还有一部分人对此感到突然，但也都表示“乐观其成”。大家最关心的是改革后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是否会受影响。
有专家学者指出，西安市此举非常及时，否则改革的成本将越来越大。
据了解，在大力推国有工业资本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的同时，西安市同时积极鼓励、扶持非公有制工业发展，将着手建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基金，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信用担保，鼓励和支持个体、私营经济联合重组、合资合作；进一步加快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以税收、土地等多方面政策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工业振兴计划”，自今年起，西安将连续三年从财政中列支4000万元设立工业发展专项准备金，扶持各类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资产重组；同时组建工业资产经营公司，通过董事会管理和促进国企改革。5年后，全市工业中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将将占到50%以上，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1950亿元，年均增长16%。
“出让纯国企足为了新工业的振兴。”张普会强调说。
（2003年2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巨额帐外亏损吓住收购者
东三省数千亿国资日渐清瘦
据新华社哈尔滨2月20日电（记者高广志 鲍盛华）东北辽吉黑三省数以千亿元国有资产的难以流动，正造成更大的流失，就象一根冰棍儿，最后化得可能只剩下杆了，也无人过问。这种现象已引起各方关注。
虽然一些国有及国有控股特大型企业脱困工作取得了显者成绩，但招据帐面统计，地方国企的亏损面仍在40%左右，而且负债额和负债率继续增加。辽宁省国企资产负债额2002年比2001年增加172亿元，负债率增加1.34个百分点；2002年亏损额比2001年增加5.5亿元，亏损面增加2.3个百分点。2001年末黑龙江省比方国有企业净值358.4化元，比上一年减少116.2亿元。
从帐外看，国有资产的流失远不止这些。黑龙江省一位叫孙首泉的民营企业家收购一家国企清点资产时，意外地发现该国企有像原料采购的高价买进、产品销售未回款等上千万元的暗亏帐。他感叹道，真没想到，有的国企帐外流失还这么多？
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对近几年上报所所有者权益150亿元的164户国企进行的检查表明：100%累计亏损，暗亏、潜亏及不良资产总计158亿元；其中42户国企上报资产负债率100%不实。全省地方国企仅历年经营性亏损挂帐就达383.3亿元，超过了358.4亿元国有资产等值，实际上地方国有资产已经是银行等债权人的资产了。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监管专员王保权说：“银行对这些国企有的能收回点利息，有的本利全无，债权的损失实际就是国有资产的损失。”
据辽吉黑三省经贸委负责同志介绍，有的国企机器一开，煤、电、水等费用进去了，可职工工资、贷款利息和税后利润几乎一样也干不出来，只好冲减净资产维持职工生存；有的通过贷款支付职工工资和银行利息，有的设备、厂房等逐渐贬值，账面统计实际成了“虚拟资产”了；有的企业利润率只有1%至3%，与5年期的国债收益基本持平，有的甚至还低。黑龙江省省长助理胡祥鼎说，现在部分国企的好转实际上是由资源垄断、价格及国家给予的贷款等各种政策带来的。
记者调查发现，基层之所以不愿意碰国有资产而宁可让它化掉，是因为弄不好可能造成流失和引发职工上访，行政管理层、厂长和职工利益会受到损害，巨额改革成本无人支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等专家认为，目前国有资产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必须让国有资产从不适合的领域“退”出来，以实现真正的保值增值。
（同上）
一外企以起拍价夺得老牌国企
竞拍者缘何成了摆设
本报记者 谭新鹏
一场前后时间不超过5分钟的拍卖会，今天在位于北京平谷区的渔阳饭店举行。记者在拍卖现场看到，整个拍卖过程中，拍卖槌只在空中停留了几秒钟便一锤定音-----除了一家外资企业以起拍价举了一次牌后，其他两家国内竞买企业均未举牌应拍。
“整个拍卖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一位出席拍卖会的人士评价说，不知国内两家企业是来参加竞买的，还是只来凑个数？
此次拍买的标的为黑龙江省第三大国有企业-----桦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桦林集团）持有的桦林轮胎股份有限公司1.5107亿股国有法人股，起拍价为9700余万元。竞拍者中，除了牡丹江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牡丹江恒羊纸业集团有限贵任公司外，还有一家来自新家坡的独资企业-----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通轮胎）。
据一位来自桦林集团所在地牡丹江市的人士介绍，桦林集团是一家具有50多年历史的老企业，由其控股的桦林轮胎曾在业内颇具知名度。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集团在经营上开始出现问题。
据透露，由于经营状况不佳，1999年8月19日，桦林集团与中信实业银行签订了一份货款合同。该会同约定：中信实业银行向桦林集团提供9541万余元贷款，贷款期限至2002年8月19日；桦林集团1999年12月底前偿还1000万元，2000年2月偿还500万元。为获得贷款，桦林集团将其持有的1.5107亿股“桦林轮胎”国有法人股质押给中信实业银行作多贷款质押担保。
但此后，拿到贷款的桦林集团仍在经营中未见起色。到2001年6月，集团欠中信实业银行到期借款本金1500万元、未到期本金8000多万元、借款利息1245万余元，总额达1.2亿元。为此，中信实业银行将桦林集团诉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桦林集团支付其欠款，并承担质押责任和案仲诉讼费。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并判决桦林集团向中倍实业银行尝付9541万余元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尝付中信实业银行20万元的律师费；中倍实业银行对桦材集团的出质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利。
然而，判决生效后，桦林集团仍未主动履行还款义务。2001年11月，北京市二中院对其判决进行强制执行未果后，于2002年10月请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法人股进行了评佑，评估值为1.20856亿元。2003年6月，北京市二中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选定，依法委托北京端平拍卖行对该股权进行拍卖。
此间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参加竞拍的外资企业可能对今天的拍卖早有策划。因为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国有法人股最多只能被拍卖3次，第一次以评后值为底价拍卖，第二次以评估值的90%为底价拍卖，第三次则按第二次拍卖底价的90%为底价拍卖。而此次拍卖的“桦林轮胎”国有法人股曾先后于今年6月8日和7月1日进行了两次拍卖，均因无人竞买而流拍。
佳通轮胎中国事业部董事长吴庆荣的说法似乎证实了这一分析。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佳通轮胎早在8年前就对样林轮胎产生了兴趣，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而前两次之所以没有参加竞拍，是因为价格太高。
据北京市二中院的鲁法官介绍，按照法律规定，如果第三次拍卖仍然流拍，被拍炎的国有法人股将按第三次拍卖的底价偿给申请人中信实业银行。
与佳通轮胎派出的前呼后拥的竞拍队伍相比，两家国内竞拍企业派出的人员却是形单影只，拍卖会一结束便起身离开了会场。牡丹江石化公司的一位人士对记者的提问一直讳莫如深，只表示“公司的实力不够，这次来只为学习学习”。
“两家国内竞拍企业分别只派了一个人参加竞拍，这么大的标的居然没有智囊参与，真是不可思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土说。
据介绍，将国有法人股作为标的进行拍卖，在国内并不多见，而外资企业参与竞购更是史无前例。业内人士对此次拍卖后企业的资产重组普遍看好，但令他们匪夷所思的是，既然是是一件好事情，又何必要遮递掩掩呢？
（2003年7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在不到4天的时间里，江苏东辰公路工程就被县里改制出售了。其间，企业法人代表在国外，广大职工更是一无所知-------
企业该不该这样“卖”
本报记者 顾兆农
不久前，在江苏省泗阳县东辰公路工程公司（下简称“东辰公司”）出现了这样一幕：200多名公司的员工，多次将公司大门及所有的办公室堵住，以表示对县里仓促把诺公司卖给中国太平洋集团下属的江苏黄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简称“黄河公司”）的不满。
一场匆忙的改制
今年5月5日，黄河公司和江苏省泗阳县正式洽谈关于购并东辰公司一事。5月6日，县委召开了书记办公会，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5月7日晚，泗阳县四套班子全体成员会议对改制方案进行讨论并原则通过。其间，东辰公司的干部职工对此事一无所知，直至5月8日上午签约时，东辰公司的中层干部才被告知于同日上午开会，拟宣布改制决定。后因广大职工高度关注此事，赶到会场的人太多，于是临时改为职工大会。短暂的大会，主要是自上而下地宣布县委、县政府对该企业改制的决定等，并没有、实际上也没有时间让职工对改制方案进行讨论。与此同时，在泗阳宾馆，购并该企业的协议已正式签署。
同样让人吃惊的是，5月8日，即黄河公司购并东辰公司的协议签署当天，东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倪绍兵正在尼日利亚洽谈业务，县交通局局长陈从连遂以法人代表身份与对方签定了并购协议书。倪绍兵是5月2日前往尼日利亚的。此前，县委、县政府并没有向其通报过由黄河公司购并该企业的事宜，倪在国外接到陈从连通报购并该企业的电话后，感到非常惊讶。
一些职工希望看一看企业购并的协议书，却被告知这是“秘密”，至今不让职工看。
县里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对记者说，早在去年底，县委、县政府就开始酝酿对该企业进行改制，并委托有关方面对该企业进行了审计和资产评估，做好了改制的基础性工作。因此这次改制也并不匆忙。
据了解，该企业资产评估的依据是县审计局今年3月19日出具的“关于江苏省东辰工程总公司1999年3月至2002年3月财务收支审计的情况报告”。而在该报告中，关于企业固定资产情况的描述只是一句话：“固定资产4491万元。”
快速改制为哪般
县里领导告诉记者，此前，泗阳县的国有、集体企业已基本改制完毕，就剩下东辰公司一家没“卖”掉。这位领导认为，东辰公司在技术和管理方面有很多问题。他举例说，东辰公司给县里修的人民路等，就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对此，东辰公司的原领导告诉记者，为了政绩，冬天在0摄氏度以下，县里还逼着他们摊铺沥青路面，而按施工要求，10摄氏度以下就不能再进行这样的施工了。公司几次向县里主要领导书面报告这个情况，却始终未得到理睬。
黄河公司是个只有二级工程承包资质的企业，而东辰公司是拥有建设部颁发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的企业。后者最后却以1754.54万元卖给了前者。东辰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曾找到县交通局，表示愿以3000万元的价格买下该企业，却遭到了拒绝。因为泗阳县提出“靠外、靠大、靠强”的口号，县里有关领导认为，靠本地人是做不大的。
企业改制要规范
改制前，没有人对东辰公司的性质表示过什么异议，但现在对其性质却产生了很大分歧。县里认为，该企业一直是国有企业。但2001年11月泗阳县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在“经济性质”栏下，明明白白地写着“股份合作制”；同样，在企业更名后，2002年10月17日由宿迁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注明该企业的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制）”。对此，县里认为，这是在虚假材料基础上的错误定性，是该企业的欺骗行为所致。但是，即使像县里认为的认为，该企业是国有企业，是不是就可以如此匆匆忙忙地改制呢？
《江苏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企业改制要严把清产核资关、财务审计关、资产评估关、方案审核关和民主决策关，要按程序办事，广泛听取职工的意见，严禁暗箱操作。
江苏不少市县都明确要求，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财产清查审计结果、资产评估结果以及改制中不良资产的核销情况，应严格实行公示制。……
泗阳县的有关领导一再告诉记者，这个县在经济上和观念上都比较落后，做点事情很难。但是，即使是这样，也应该严格按照程序来规范企业改制。应当相信，只要是真正有利于企业的事情，广大干部职工焉有不解、不服和不从之理？
（2003年8月25日《人民日报》）
茂化永业职工维权碰难题
国有股转让协议是不是秘密文件
记者 何磊
企业的国有股卖了，国有职工的身份没了。安置职工的钱该由谁出？怎么出？这个难题困扰着与上市公司茂化永业相关的几方。
9月1日，上市公司茂化永业的会议室，经股东们举手表决，公司正式改各为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一刻，几十位公司员工代表又一次拉着横幅，堵在公司的大门口，他们要讨一个“公道”。
这几十位员工心中的“公道”是：买足他们的社保金；尽快给他们国有身份转换后的安置补偿金。
2003年12月4日，广东省茂名市财政局代表国有资产管理方，正式将持有的茂化永业公司26.3%的股份（相对控股），以8700万元转让给民营企业广东海印公司。从此，广东海印成为茂化永业最大的股东。
然而从转让协议签订至今，原茂化永业的国有身份职工并没有拿到国家有关文件规定的安置补偿金。与此同时，他们中400余人被“新老板”要求待岗。
谁与谁的“买卖”
有着33年工龄的郑康梅和儿子同在茂化永业上班。去年，他和儿子同时被“新老板”要求待岗。从此，一家5口只能靠父子俩每月共740元的待岗工资作生活费-----郑康梅每月520元，儿子每月220元。
茂化永业的前身为茂名市化化一厂，建厂至今40多年。1992年，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1998年10月28日，改制后的茂化永业成为茂名市所属的第一家上市公司。
从改制到上市，职工没感觉到他们的身份变了，也没人告诉他们身份变了。许多职工还记得当初进厂时领导的话：“有厂在，就有你们的工作在。”
柯先生原来是当地的农民，1980年，公司征用了他家的土地。第二年，他和其他14位失去土地的农民一起成为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人。从此，在柯先生心目中，这辈子他就是这家企业的人了。即使到公司上市后，他仍然认为国有控股企业还是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不会变。
然而在广东海印入主茂化永业后，一切似乎发生了变化。去年，柯先生接到公司人事部门的通知：待岗。“年轻时给你干什么都可以，如今这把年纪了把我们赶出来，没了土地，也没多少技术，让我们怎么活呀？”柯先生说。
“我也可怜他们，可我这是企业呀，不能养这么多人。”茂化永业现任董事长邵建明说，原本以为只是一次资产的置换，没想到里面还埋着这么多“地雷”。他表示，企业愿意给职工们安置补偿，但政府要出法律、政策依据，否则，作为上市公司，很难向股东交待。
据了解，此前，公司曾出台《关于与“停薪留职”员工及富余人员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实施方案的通告》。通告说，愿意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公司将根据员工在公司的工作年限，每液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12个月。经济补偿金标准以2003年公司员工月平均工资887元计算。
通告还给员工另外一个选择：不愿意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公司将按员工在公司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标准为茂名市政府公布的2003年最低工资标准330元/月。
根据这一通告，员工们计算的结果是，他们中工龄最长的也拿不到1万元。此外，他们从社保局获悉，除公司个别领导及领导亲属外，绝大多数员工的养老金都没有足额缴纳。这意味着，到退休后，他们只能拿到一点可怜的退休金。
在职工多次找企业和政府反映后，茂化永业收回了这一通告。据称，新的方案是，所有人员按实际在公司工龄，每年补887元。
“像是在做买卖，先是330元，现在又成了887元。”公司一位待岗人员说，让他越来越糊涂的是。这究竟是谁和谁在做买卖？
这位待岗人员说，和他们同在茂名市的茂名石化，在国有资产转让时，职工按照3700元至4000元/年工龄的标准获得补偿。他不明白，同属一个行业，为什么相差这么大。他说，自己有一种被政府和企业合谋欺骗的感觉。
国资转让协议是不是商业机密
“我们想知道，政府与广东海印签订的转让协议中，到底有没有规定职工的安置补偿。”公司停薪留职人员郑蕙说，一年来，他们多次找过政府相关部门，但从来没有人回答过他们这个疑问。
然而无论是财政局还是市里专门为解决此事成立的工作小组，均愿公开转让协议的内容。
据了解，国资委在《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两份文件中明确规定，国有资产转让中的职工安置问题要优先考虑，对职工安置等事项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有关专家介绍，关于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退出不再控股而由社会股东控股时所谓的职工安置，实际上就是国有控股公司全体职工由于国有身份的消失，要依法进行的劳动关系解除及经济补偿。
参与转让过程的茂名市财政局吴卫雄科长回忆：“协议书中有一句规定了这个问题，即海印公司在安置职工问题上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具体办理，不增加地方政府的负担。”他承认，协议书中没有关于职工安置问题的具体条款。
市里专门为解决此事成立的工作小组的一位负责人说：“连我都没有看到过协议的内容。”
此次茂名市政府转让了26.3%国有股，共获得8700万元资金，如果按照国资委的有关文件，这部分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应该首先用于职工安置。但是，茂名市在此次国有股转让中，把安置问题推给了广东海印。
直到茂名永业的部分职工因安置问题与资方发生冲突，政府方面才表示，可以承担职工安置费用的26.3%。
职工反映，政府与海印集团在股权转让的操作中缺少透明度，企业的绝大多数职工都不知道协议内容。
公司原监事会的一位成员说，只知道政府与海印公司谈判国有股转让事宜，不知道具体谈些什么。按照公司法有关规定，凡是涉及企业和职工利益的重大事宜，应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但是，此次国肖股的转让没有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这份本应公开的转让协议似乎成了“秘密”文件，就连改制后产生的企业工会主席也不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客。
谁在与职工争利
公司上届监事、工会委员周建说，在职工争取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一些事情让他越来越糊涂。与资方谈判理所当然，可是还要与政府讨价还价，甚至市总工会还站出来与他们讲条件，“这算什么？”周建说，企业该不该卖、以什么价钱卖、卖给谁，这些都应该让职工参与，可事实是，连他自己都家在鼓里。
公司原中层管理人员谢小军回忆，早在广东海印收购公司前，美的、深圳中资投等多家企业表示过收购意向，一家公司甚至交了1000万元的订金。当时，美的开出的价码是每股4.2元，如今卖给广东海印却成了每股两元多。更重要的是，美的当时承诺，保证职工一个不下岗，有一个下岗刨给不低于10万元的安置补偿金。
茂名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解释，以前的事情他不清楚，但后来与广东海印谈判时，企业已经开始亏损。这也是政府下决心让国有资产退出这家企业的原因。
公司停薪留职人员林海说，公司从建厂到转让国有股期间，效益一直很好。只是要卖国有股的传闻出来后才出现亏损。他回忆说，广东海印入主前不久，公司突击招了两三百人。
“我们这些停薪留职人员还没岗位呢，再招这么多人，怎么能不亏呢？”林海认为，广东海印公司入主后短期内就能扭亏的原因为“减员+堵漏”。
股权转让已经成为事实，现在职工更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能不能公开每个人的社会保险金额？能不能把养老保险补足？”职工问。
茂名市劳动局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许多人当时是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不是按照实际工资标准缴纳保险金的。现在要补很麻烦，电脑上很难处理。
“能不能按照当地同行业企业茂名石化的标准给付安置补偿金？”职工问。
“我们愿意给，但要有法律依据。”茂化永业董事长邵建明说，他听政府的。
据了解，职工们最近仍在不断找政府反映情况，政府的工作组也还在“做好职工的工作”。
（2004年10月8日《中国青年报》）
钦州拍卖25亿元国资项目
码头、铁路、供水等垄断性项目也在拍卖之列
“市场确认”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
本报讯（记者庞慧敏）10月16日，广西钦州市举行了备受关注的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洽谈会。此次产权转让涉及的国有资产项目多达36个总计25亿元，其间吸引众多客商眼球的是，具有垄断性质的码头、铁路、供水等项目也在拍卖之列。
“钦州是南中国潜力最大的近海”，在洽谈会上钦州市委书记黄道伟这样向与会的190多家企业、260多位客商推荐钦州。作为从沿海他区向中国内陆腹地云南、贵州、四川运输的必经之路，位于北部湾畔的钦州确实具有很强的市场幅射能力
据悉，钦州本次国有资产产权交易共涉及交通、城市建设、商贸流通、工业、土地开发、卫生、旅游等项目，其中有不少是新兴、热门产业项目，如钦州港一期、二期工程等。来自包括港澳、广东、浙江等地的客商对这些项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业内人士分析，国务院国资委要求国有企业“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逐步退出”，而本次洽谈会推出的项目不仅包括“一般性竞争领域”，还包括铁路、水厂、码头等明显具有垄断性的项目，这显示出钦州市在国企政革中的胆识和魄力。钦州市市长汤世保表示，将一些具有垄断性的项目列入交易范围，是让“靓女先嫁”，以吸引更多的各类资本参与国企改革，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实现钦州大工业、大港口、大旅游的三大目标。
在交易洽谈会上，众多客商都对港口、码头、水厂等原来由政府主导的垄断行业表现出强烈的投资愿望。中海物流深圳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黎畅达说：“我从9月中旬就从相关渠道获悉牺钦州进行国有资产产权交易，这些原来由政府主导、甚至带有很强垄断性质的水电、铁路、码头行业进入交易范围，表明当地政府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
如此大规模地拍卖国有资产，最让人担忧的是如何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汤世保市长用“确保实现国有资产的市场价值”来表述自己的观点，他说：“国有资产的真正价值，只有在市场中才能得以确认，市场是资产交易的基本原则。”
在洽谈会前，钦州市委市政府已委托5家审计机构、6家资产评估机构、9家土地评估机构，对项目进行清产核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例如城市建设项目5个，初步转让价4.89亿元，商贸流通项目4个，初步转让价9343万元。
钦州市的做法蠃得了与会客商的高度认同，香港金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埋叶建说：“垄断企业只要能真正进入市场，按照市场规则运作，最终获利的不仅是企业，而且是全体消费者，政府也能从资本经营过程中真正实现对国有资产的有效盘活。”
（2004年10月20日《工人日报》）
国企改制限期30天大有隐忧
冀人
近日，河北省国资改革猛然提速，为了方便企业尽快办理相关手续，河北省国资委的改革处、产权处等几个重要部门甚至搬到酒店集中办公，拟用30来天的时间，让上千家河北省各级国有企业集体“变脸”，或朝“变脸”迈出关键性的一步。（11月14日《经济观察报》）
据报道，一位河北省国资委的内部人士感慨：“我们现在的压力很大，产权改革既不能操之过急，因为牵扯各方面的利益太多，但又要求快速推进，完成任务。”这位人士的感慨，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尖锐而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此“大跃进”式的改革，合适吗？
的确，国企进行改革是必然的，但如何改，以怎样的步骤、怎样的速度去改，却是不必然的。而且，每个企业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一刀切式的“改革大跃进”，能否真正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能否最大限度避免腐败、保证国有资产尽可能不流失，能否尽可能消除负面影响，很多问题都不可回避。当前，虽然很多地方国企产权的改革正在进行中，但最近一些情况表明，这项改革无论理论还是政策上的准备似乎都并不成熟。
理论上的软肋是由近一时期“郎顾之争”、“郎张（维迎）之争”暴露出来的。现在，由郎咸平挑起来的这场论战涉及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其中，这场争论至少在目前还无定论。那么，对郎咸平等人指出的当前改革方式的一些弊端，就值得反思。国企改制涉及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积累的庞大遗产，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谁敢说可以破釜成舟、背水一战呢？
具体到河北省，据悉有4000余家各级国有企业，涉及资产4285亿元，而河北省拟在2005年之前，将国有资本比例从目前的71%降至40%以下。如此庞大的一笔资产，并不单单是个经济向题，也不单单是个公平问题，肯定会全方位地影响到社会发展。
从国家相关政策看，河北省此次“提速”似乎也有操之过急之嫌。11月8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刚刚强调：不能刮风出售国有资产，不能一刀切，不能用行政命令强行推进国有企业改制。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一位官员则坦言，很多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重组政策的认设是有偏差的，国资委从来没有给过地方明确的期限。国资委如此表态，肯定是出于某种考虑，或者基于某种经验教训，因此河北省让上千家企业“集体变脸”，是大胆的锐意进取，还足失之简单化，有必要毫不含糊的进行判断。
《经济观察报》同时报道了国资委研究中心这位官员的几句话，意味深长：“我们到山东考察时，看到一个效益非常好的钢厂，也被要求在2005年前（国有资本）必须退到30%以下，这不是有毛病吗？”从这段话所包含的意思看，当前河北省国企改革的具体操作，也颇有可质疑之处。比如，河北省本次参与改革的同样也有几家目前效益很好的钢铁企业，还有一直效益不错的华北制药厂。而在此前，“港中旅当年投资两亿多元获得唐山国丰51%的股权，一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近年来每年利润在4亿元以上。”-----这让人有些不解：一年就能收回全部投资，然后每年都能收回两倍于投资的利润，这样的企业为何要急着卖？
固然，不能等企业垮了才卖，这样的想法是对的，但对于有很大增值能力的优质资产，又何苦急于出手？这样的改革，是否陷入了为卖而卖、为改而改的误区？是否已经让国家蒙受了潜在的损失？
在30天时间里让上千家企业“集体变脸”，在很短时间内让4000家国企改制完毕，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社会问题：这会给经济造成怎样的动荡？会不会造成太多人下岗失业？据悉，华北制药厂一些职工现在就惴惴不安，担心外资进来后会不会马上进行“减员增效”。的确，如果在改革的同时，带来了社会不安定因素，这样的改革即使有成果，也是要打一些折扣的。
（2004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中华工商时报》刊登记者专稿披露
数亿国有资产特大连环诈骗案的台前幕后
《中华工商时报》11月9日刊登记者专稿说，近日在成都闹市的一个出售盒饭的小饭馆里，人们看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正在吃饭桌上客人剩下的盒饭。这位老人退休前是成都纺织品公司（以下简称成纺公司）的行政科长。老人的同事也和他差不多贫困。与此同时，与成都相距万里的深圳同样有一千多职工陷入了贫困中；在遥远的东北鞍山市，还有一千多钢铁工人及上万的家属也陷入了贫困中。这些悲剧，都源于港商林少华三兄弟的一个横跨辽、粤、川三省的连环诈骗局得逞，源于其诈骗所得至今仍被他们及其同伙强行霸占着。
港商林少华及其同伙靠什么骗走了数亿元的国有资产？
1992年，成都市政府在香港召开招商引资会，港商林少华被成都市政府赴港招商团看中，请他到成都来投资。1992年9月，林少华以其威成（香港）有限公司与成纺公司合资成立了成都友谊屋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200万元。林少华投资1600万元，占总资本的50%，林少华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成纺公司与林少华的合资，是按成都市一位分管副市长的指令，不情愿地签订合同的。同样是按这个上级的指令，林少华在成都同时成为友谊商店、娱乐公司、银丰公司、屋业公司四个公司的总经理。大权在握，一系列怪事如此发生了------
从1993年5月到1994年9月，林少华分7次转入664万美元到友谊商店帐上，作为健的股权投资记帐。而实际上，这笔资金到帐最长的时间不到7天，最短的仅当天就转走了。林少华不但没有投资分文，而回还把中方投资的资金拿走了几十万元。
与此同时，林少华以友谊商店总经理的身份，开始大量向银行贷款，从1993年3月至1997年10月，林少华和同伙总共从银行贷款2.6238亿元，其中的6150万元被林少华及其同伙侵吞，至今还有4950万元未能追回。
成都市公安局某副局长在林少华合资的成都娱乐公司任副董事长，数名公安干警在这个公司领钱，而成都市盐口市公安派出所在成都娱乐有限公司分得过利润3.2万元。友谊大厦A座的管里员对记者说：“这些年来，设在该丈厦的成都娱乐公司所属桑拿、夜总会排污管道经常被用过丢弃的避孕套墙塞。”
林少华1993年到成都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鞍山和广东诈骗了上亿元国有资产。政府招商引资，政府官员对招来的港商不调查其资质和背景，招来了诈骗犯。政府官员又命令下属的国有企业与其合资，不给企业丝毫自主权。政府官员有权决策企业命运，这究竟是谁之罪？
其实，成纺公司奉命与港商林少华合资后一年的1994年，就发现抹少华的注册资金不到位，当即向主管部门和成都市政府那位分管副市长汇报。该副市长指示：要与外方搞好关系，不能与外方把关系搞僵了，不能向外方要注册资金，要与外方长期合作下去。
1995年初，当成纺公司发现林少华以合资公司各义从成都市的3家银行贷款数千万元，又多次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市政府负责人汇报，并希望通过法律程序终止与林少华的合资合同和追回被其占有的国有资产。
成纺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召集中层以上干部和职代会传达了那位副市长“不准打官司”的指示，传达市委常委的决定：“不准要、不准告、不准闹”；并再次强调“要与外方长期合作卜去”。
就在成纺公司职工追究国资流失之时，林氏兄弟的诈骗问题，引起中央纪委监察部的重视，中央领导李长春、罗干亲自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查处。经多方艰苦努力、侦查举证，于1998年2月23日将犯罪嫌疑人林少华抓获。但抹龙等嫌犯至今仍逍遥海外。
由于成都市公安局对这起特大的诈骗案件不立案，数亿元国有资产流失，成纺公司80%职工下岗，每月人均只有不到186元的生活费，千名职工生活陷入悲惨境地。四川省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拍案而起。在人大代表持续监督下，近日，诈骗团伙主犯林少华在成都的犯罪问题，检察机关已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的工作。
据记者截止发稿时的初步统计，林少华犯罪团伙从1986年开始，先后在鞍山诈骗本金及利息一亿多元人民币，致使鞍出市轧钢厂破产倒闭，上千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林少华及其团伙靠此款作为本钱起投资汕头松山电厂，又以松山电厂为诱饵变本加厉诈骗深圳约4亿元人民币，在成都与同伙诈骗2亿元人民币以上。林氏兄弟及其同伙吹合资为名的诈骗给国家造成查接及间按经济损失数亿元！
（2004年11月12日《报刊文摘》）
二、私有经济是在党和国家关于“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的认识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推动下，迅猛发展起来的。私有经济大有前途。
在私有经济迅猛发展过程中，有两大举足轻重的政治动向：
一是关于私有企业主当选劳动模范。2000年召开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会前在评选劳模时，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党内外一些人越来越看重私有企业主，要评选其为劳动模范的观点日益流行。尽管全国的劳模评选规定中私有企业主并不在评选范围，但在某些地方却擅自将私有企业主评选为劳动模范了。浙江省总工会评选劳模时，本无私有企业主，但名单上报到省里时，省长柴松岳提出应把私有企业主评为劳动模范。省总工会告以全国规定中没有让评，省长却说全国没有规定，我们可以突破，并强令省总重评，一定要把私有企业主评选为省劳模。《人民日报》报道此事时加了花边，一时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中华全国总工会不赞成将私有企业主评选为劳模，而社会上的观点则各有不同，以致引发了一场争论。最后，全国劳模大会筹备组负责人宣布：这次全国表彰大会不请企营企业主参加。但对各地已把私有企业主评选为劳模一事未作表态。此后几年中，资本主当劳模、资本主入党，越来越成为全国性的方针。五年以后的2005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中，就有一批资本主堂而皇之地被表彰为全国劳动模范了。
二是私有企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21世纪后，有些领导人就愈益加紧鼓吹私有企业主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些地方则擅自将私有企业主吸纳到共产党内。2001年7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兴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不讲“阶级”而只谈“阶层”，把一批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等在内的社会人员称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他不区分“生产资料”、“资本”同“财产”的本质区别，只是说：“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经过这样一番转弯抹角，实际模糊了占有资本、雇工劳动、谋取资本利润的资本主，也就是占有生产资料、雇工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者同劳动者之间的界线，然后说：“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践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这里不仅同他本人在1989年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是不同的说法，而且连《党章》“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这一最最根本的党员的阶级本质和属性都弃置不顾，占有资本进行剥削的资本主也就可以在什么“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践线和纲领而奋斗”的名义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了。而正是江泽民的这篇讲话，使中国共产党的大门为新生资产阶级洞开，以至现在私有企业主中有了32.2%的党员，到十六大召开，更有党员老板成为十六大的代表。
上述这两大政治动向显然已远远超越了“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范畴，也不仅仅标志着私有企业主社会政治地位的节节提升，而是表明我国评选和学习劳模运动的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悄然发生变化的重大政治动作。
下面再实录一些报载资料来具体看看私有企业究竟是怎样在积极鼓励、扶持和引导下迅猛发展起来的。
私企老板怎么当官
侯文学
2000年11月28日，殊海市委组织部向社会发布了公开选拔国土规划局和环保局副局长的公告，提出私营建筑和房地产企业的老板也可参选。有关人士认为，这是“在用人政策上进一步走向开放的一个信号”（《燕赵都市报》2000年12月12日）。对此，我有一点疑问：私企老板一旦当上了局长，他的私营企业怎么处置？
我看有这样几种可能。
一种是老板的企业散伙。如果企业经营得好，效益可观，说明老板有办企业的能力。当了官，把企业扔了岂不可惜？如果企业经营得差，扔了也就扔了，但留下的货务或积压的房地产谁去处理？当了官，再去处理遗留问题，就会难以集中精力从事政务。这恐怕不是政府希望的。
第二种可能是把企业交给别人经营。交给别人，自然不能白交，起码要把资产变成股份，参与入股分红。对此，中央早有明文规定，就是领导干部不允许经商办企业，也不允许参与企业入股分红。更何况，企业中有自身的利益，难免令运用手中的杖力干预企业的经营，从中谋取更大的利益。
第三种可能是边当官边经营。这显然足政府不允许的。且不说权力与经营联姻的结果是导致腐败，就是其精力也是有限的，即所谓的“一心不可二用”。鱼和熊掌兼得，好事岂不成了一个人的？
（2001年1月31日《中国青年报》）
上海私企老板首进中央党校
据《上海经济报》11月7日报道，上海有关方面领导和上海私营企业主协会，昨天为28位私营企业老板不日去北京参加中央党校研修班举行了欢送仪式。私企老板参加我国最高政治学府学习，这在上海还是有史以来第一回。据了解，这批学员均是来自半市私营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平均年龄45岁，大专以上学历达75%，博士、硕士占17.9%。
（2001年11月12日《报刊文摘》）
民营企业家代表的信号
鲁 宁
几个月来，企业界一直有小道消息称，十六大代表中将出现民营企业家中的党员代表。如今，消息终于得到提前确认。10月28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说，江苏远东集团老总蒋锡培向该报确认，他已当选十六大代表。这一消息还同时得到无锡市委组织部的确认。
同一天出版的《经济观察报》也报道，以民营企业家身份当选为十六大代表的，还有重庆南方集团的老总孙甚林、江苏沙钢集团的当家人沈文荣以及江苏综艺集团的老板昝圣达。还有没有其他具有觉员身份的民营企业家当选为十六大代表，因缺乏公开见报的消息不便随意猜测，但已经得到确认的至少已有4位。
还有一件巧合的事，《福布斯》刚刚公布了新一届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在列入该榜排名的100名老板名录里，上面4位十六大代表中，有3位名列其中，他们分别是：昝圣达、孙甚林和沈文荣。
民营企业家中的党员代表当选十六大代表并非偶然。这既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民营经济本身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更是执政党组织建设与时俱进的现实与历史的必然反映。
说及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必然涉及民营经济本身。对何为民营经济的解释，时下的经济学词典里恐难找到确切答案。一位叫苏北的政经评论作首这样概括民营经济：“除了国有的，包括合作的、股份的、个体的、私有的和外资的，统统唤做民营经济。”它再生于改革的初潮，发育于改革的突破，成长于改革的深化。不再以行政意志及国有资本投入来支撑、主导经济的发展，是民营经济的主要社会特征。
国内民营经济当前的盘子究竟多大？不同的数据来有不同的说辞。但肖一条不容置疑，这就是民营经济已稳占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民营经济的壮大必伴随个人财富的增长。对于老板族来讲，财富不光是个人成功的标志。站在社会发展的视角，财富是一份责任，财富代表机会，财富服务于社会和全民。
我对《福布斯》新一届中国内地富豪榜中的有关数据所做的分类汇总发现，百名富豪背后的百家公司每年为社会提货38万个就业岗位，其中的80多家公司每年上缴税发达65亿元人民币（其余公司缺乏纳税资料）。仅凭此，静态、孤立地看，富豪们的财富是属于个人的，可从财富（资本）的实际投向和运作内容看，它又何尝不是属于全社会的？
考量民营企业家党员当选十六大代表，除了用经济和社会的视角，我们还应当用政治的视角。民营经济的壮大，引发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动。作为执政党，突破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束缚，及时团结、整合各种新生的社会力量，“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显然系顺应时代发展之大势，承认和引导新生社会力量的政治民主参与热情的明智之举。
可以预见，十六大之后，“所有制歧视”将破丈程度和范围上被国民待遇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所取代。民营经济的历史地位和民营企业家的社会政治地位，将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
（2002年10月28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财富状况发生质变：57%的资本掌握在私人手中
私人资本已成中国财富主要形式
本报讯（记者谢湘 刘芳）刚刚完成《中国财富报告》一书的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1月13日又走上中国经济50人“长安讲坛”，为国人解读中国财富状况。“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最大限度地完成了对财富的再认识，截至2002年底，资产性财产总量已达到38万亿元，其中私有财产已成为中国财富结构主要构成部分”。
樊纲的结论至少来自两个方面的研究。
一是资本结构。在计算出的总量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31%，个体私营企业占38%；而在资本所有权结构比例中，国有资产只占26%，国内居民个人拥有57%的资本额。另外，集体和港澳台商人及外商占有量都不到一成。
这些数据说明，我国资本主要由国家和集体使用、所有的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居民所有资本已超出国有资本，甚至比国有和集体资本总额还要大，已经成为全社会资本总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资本要素收入也有22%流向了居民个人。
二是金融资产。以手持现金、储蓄存款、有价证券为研究对象，从政府、企业、住户3个部门看，持有量增长幅度分别是1980年的82倍、236倍、130倍，占国内金融资主广比重分别为18.6%、31.7%、49.7%，可以看出，居民占有大部分金融资产，而且都是净资产。已调研出的情况是，国内金融资总量是20万亿元，有30%左右的城市居民拥有近80%的居民金融资产，其中近一半又被20%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这构成事现阶段中国财富存有量的基本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一个资本稀缺的穷国，资本效益是美国的3%左右，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国家，资本收益率非常低。平均收益率是6.4%。其中，国有资本收益率为4.9%，乡镇企业收益率为18.4%，其他企业为8.9%。
（2003年1月16日《中国青年报》）
《中华工商时报》刊登中央统战部等组织的------
2002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
据《中华工商时报》2月26、27日报道，一次于2002年底完成，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织下，由“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执行，针对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03万宣广私营企业主进行的权威调查-----“2002年中国第五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日前发布。该调查得出以下发现：
▲25.8%的私营企业由国有或集体企业转制而来。
▲资本与管理权仍然高度集中于业主。
▲私营企业纳税额年均增长率是24.65%，远高于利润增长率。
▲17.4%的私营企业主是各级人大代表、35.1%的私营企业主是各级政协委员。
▲29.9%的私营企业主是中共党员，其中0.5%是江泽民“七·一”讲话后入党的，另有11.1%辰示要争取入党。
▲30%的私营企业高管人员与主要扳术人员持有股份，占总股本的9%。
该课题组曾分别在1993、1995、1997、2000年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取得了大量的数据。第五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时间为2002年4月至7月，调查统计时点统一规定为2001年12月31日。
（2003年3月5日《报刊文摘》）
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个体私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超过三分之一
非公经济迈入发展新阶段
陈金生 陈永杰 刘健生
［编者按］近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部最为全面最为系统的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它的制定和施行，不仅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将产生深远历史影响。本报特组织相关报道在这里刊登，供读者参考。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正在跨入历史发展新阶段。这个历史发展新阶段有三大标志。
三大标志
▲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和制度已经基本形成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
▲私营企业的自身素质发生变化
第一大标志是，党和国家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制度已经基本形成，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从政策措施上看，十五大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明确提出了一采列政策要求。“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社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要从多方面为非公百制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为非公有制经济创造平等竞争、一视同仁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国务院新近出台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了七个方面的重要政策措施。
第二大标志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并将进一步实现良性互动。
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速度成信地高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占GDP的比重已超过1/3。
目前，个体私营工业已占全国工业增加值和销售收入的40%左右，占全国商品销售总额和零售总额的60%以上，加上外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超过一半。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就业和再就业的主渠道。90年代以来个体私营企业均均每年净增500万---600万个工作岗位，占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3/4以上。当前我国个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从业人数已占城镇就业和整个非农就业人数的大半。
第三大标志是，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企业的自身素质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根本的变化。
2003年，私营工业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12.8%和销售收入的13.8%；加上规模以下工业，个体私营工业已占全国工业增加值和销售收入的40%左右；私营企业占全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的9.6%、商品零售总额的16.4%。
▲非公有制经济在行业分布上，开始向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拓展
▲在结构规模上，涌现出一批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大集团
▲在组织形式上，向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制企业发展
▲在产业布局上，部分地区形成一批以大规模、专业化经营为特征的产业集群
▲在地区分布上，中西部的发展在加速
▲在市场分布上，开始逐步向国际市场发展
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呈现六大趋势。
在行业分布上以轻工纺织、普通机械、建筑运输、商贸服务等领域为主，现已开始向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拓展。据统计，在40个工业行业中，非公有制经济在27个行业中的比重已起过50%，在部分行业已达到70%以上。
非公有制经济在结构规模上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为主，现涌现出一批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大集团。据全国工商联2002年对会员民营企业统计，前500家大企业平均资产规模为129亿元，销售收入14.1亿元。
非公有制经济在组织形式上以个人、家族企业为主，现已向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制企业发展。2002年全国私营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已达到174万户。
非公有制经济在产业布局上以小规模、分散化经营为主，现已在部分地区形成一批大规模、专业化经营为特征的产业集群。非公有制经济过去主要分布在各个地市和县镇，行业类别多、企业规模小、经营分散化。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生产在一家一户，规模是千家万户”特色产业集群。
在地区分布上，非公有制经济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比重大，现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在加速、比重在提高。近年来，中西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超过全国非公有制经济增长速度，多数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达1/3。
在市场分布上，非公有制经济基本上以国内市场为主，现已开始逐步向国际市场迅速发展。近年来，随着国家放开私营企业出口经营权，一大批私营企业纷纷转向国际贸易。
［经济数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速度成倍地高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占GDP的比重已超过1/3。目前，个体私营工业已占全国工业增加值和销售收入的40%左右，占全国商品销售总额和零售总额的60%以上。加上外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超过一半。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就业和再就业的主渠道。90年代以来个体私营企业平均每年净增500万----600万个工作岗位，占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3/4以上。当前我国个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已占城镇就业和整个非农就业人数的大半。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市县的经济主体力量已经是个体私营经济，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个体私营经济。
（2005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赋予新的权利 承担相应义务
尹善明眼里的“非公经济36条”
本报北京2月27日电
记者 程刚
2月24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建国以来首个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
据悉，文件从调研至起草、修改并获最终通过历时一年有余，业界广泛称之为“非公经济36条”。
从争取合法身份到获得国民待遇
令人瞩目的是，全文7000余字，近三分之一集中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和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
文件的着力点则在于“消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确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这是十六大之后关于非公经济发展的一份非常重要的纲领性文件，非公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学家魏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评价说。
魏杰认为，此前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某种意义上亦是一部非公经济争取合法身份的“正名史”。
“去年修宪标志着非公经济身份合法性问题在法律层面上得到了彻底解决，接下来应该进入具体的行政操作层面了。”魏杰说。文件具体内容则体现为，协调非公经济和包括产业政策、银行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并以行政的方式确定下来。
魏杰认为，“非公经济36条”从经济成分的角度，明确回答了垄断和竞争性领域的关系问题。这意味着，以后除了极少数或极个别特殊行业和领域，非公有资本今后都可以涉足。
从争取合法身份，到获得与公有制经济同等的企业国民待遇，魏杰认为意义重大。
尹明善眼里的“36条”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有关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最系统、最权威、最实惠的一份政策性文件。”全国政协委员、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用三个“最”评价“非公经济36条”。
对大型民营企业而言，最大的担忧在于市场准入，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的困境则在于融资。在尹明善看来，过去，当一个行业、产业赚钱的时候，政策不准民营经济准入；当一个行业、产业开始不赚钱的时候，政策开始准入；当一个行业、产业完全不赚钱的时候，就对非公有制经济完全放开，比如餐饮业等等。
“这一次准入范围那么大，让我们善出望外。”尹明善说，“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大大减少了力帆进入汽车行业、石油行业和国防行业的障碍。
力帆集团去年参股重庆市商业银行，尹明善当时心里还有些不踏实。因为国务院1987年出台的《私营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不得投资和参与金融经营。“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干了”，他说。
力帆集团曾于1999年至2001年间尝试到香港主板上市，但在付出了700万港币的中介费后无功而返，“因为当时国家并不鼓励非么企业上市，我们绕不开很多烦琐的规定。”尹明善说，现在，“36条”为力帆这样的企业提供了直接赴海外上市融资的可能性。
统计数据显示，现在银行的贷款余额已经达到了24.5万亿，是GDP总额的189%。“但企业还是缺钱，这说明我们的融资体制存在问题。”尹明善表示，90%的非公企业只能通过银行信贷这种间接融资方式获得资金。而占全国企业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非公企业贷款余额却只占全国贷款余额的20%还不到。
尹明善认为，“36条”提出的“提高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贷款比重”、“非公有制企业在资本市场发行上市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发行企业债券”等等，将极大地缓解非公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资金压力。
如何理解“服从国家宏观调控”
2004年旨在抑制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让很多民营企业措手不及。一些民营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了一个共同的担心：“‘36条’的落实是否会‘雷声大，雨点小’？毕竟，现在文件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魏杰认为，产业政策、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等方面要作出调整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最终落实还需要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相关方面切实转变对非公经济的认识。”
据悉，此前有关部门已开始着手梳理和修改全国大约100多个禁止成限制民间资本投资行为的有关法律法规，清理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制定的含有民间资本投资限制或禁入内容的“红头文件”。
与很多企业家的担心相反，尹明善相信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将很快出台“36条”的配套政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营企业家对此次文件中“服从国家的宏观调控”的相关表述提出了疑问。
魏杰认为，文件的这一表述，实际上是提醒非公企业应该更加敏锐地注意国家释放的调控信号。譬如，在焦炭紧张的情况下，国家已经在通过取消焦炭的出口退税来释放明确的信号，但很多企业根本没有意识到。同样，在煤电油已经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很多企业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在大量地上高能耗项目。
促进非公经济并非没原则
“36条”还引人注目地用一个章节强调非公企业要“维护非公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并特别强调，非公企业应“建立健全企业工会组织”，“保障职工依法参加和组建工会的权利”。在以往的理解中，工会属党领导下的群团细织，并不隶属国务院行政序列。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副主任乔健也注意到了这一表述，他认为，在去年珠三角、福建、浙江等地区大范围爆发“民工荒”的背景下，文件专门论及这一点并不奇怪。
乔健的研究显示，目前，因超低工资、超长加班、工伤和职业病等原因引发的劳资冲突，主要发生在管理不够规范、主要以雇用廉价劳动力为主的非公企业。
在强资本弱劳工导致劳资关系失衡的格局下，仅仅依靠劳动者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身权益显然是不现实的。乔健认为，除了严格执行有关法律，还应通过把劳动者组织起来加入工会的方式，加强弱势劳动看与强势资本进行博弈的力量，从而使失衡的劳资关系重新恢复到相对平衡。
来自中国广袤农村的数亿廉价旁动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绝对地供大于求。这导改上述问题无法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自发调节去解决，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境遇。“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需要政府的强制性力量介入，加强监管。”魏杰说。
“文件实际透露了这样一个信号：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在遵循最基本的法律准则和道德准则的基础上促进非公经济发展。”魏杰说。
尹明善也特别注意到了相关表述。他对此的理解是：“非公经济36条赋予了非公有制企业很多新的权利，我们非公有制企业当然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2005年2月28日《中国青年报》）
我国民营矿业产值超过国有矿业
据《中国国土资源报》7月7日报道，近日从中国民营矿业发展高层论坛上传出消息说，我国民营矿业产值已超过国有矿业。
目前，全国矿石年产量57亿多吨，非国有矿业企业占70%以上；近6000亿元的矿业年产值，非国有经济占50%以上；近20亿元的年地勘投入，非国有经济占了57.3%。数据表明，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加大，已经超过国有经济，占据了矿业经济的半壁江山。
（2005年7月18日《报刊文摘》）
加大培养力度 拓展工作渠道 做好安排使用 扩大政治参与
统一战线团结引导社会新阶层
本报北京7月7日讯 记者朱思雄今天从中央统战部获悉：全国各级统战部门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作为舍局工作中新的着力点，纳入工作视野，开展调查摸底，加大培养力度，拓展工作渠道，做好培养、安排私使用工作，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团结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据介绍，目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新的社会阶层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进程逐步发展起来的，主要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6个方面的人员，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全国各级统战部门积极引导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要求与愿望健康发展，把他们的政治诉求有序纳入到现行的政治框架和体制中来。
开展调查研究，及时了解掌握情况。2000年以来，各级统战部门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新的社会阶层状况的调查研究，对屋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开展了对律师、注册会计师等社会专业人士的调查研究，了解掌握了这一群体的基本情况、思想状况、主要特征，以及统战工作延伸到这个群体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工作思路等。
建立联系会议制度，拓展工作渠道和载体。……
举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加大培养力度。中央统战部连续几年举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地方党委统战部加强这方面的培训，培训内客包括政治理论学习和到革命老区、艰苦地区实地考察等。通过培训，有效提高了他们的政策理论水平，特别是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和谐共处能力。
做好安排和使用工作，充分发挥他们参政议政的作用。各级统战部门普遍建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物库，培养、推荐和安排了一批代表性人物，目前共有10多位中介组织专业人士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许多专业人士被统战部门推荐担任检察院、监察部门的特约检察员、特约审计员等，还有的专业人士担任了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他们在各自能立上积极参政议政、履行职责，较好地发挥了作用。
（2006年7月8日《人民日报》）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指出
民营经济是改变中国的一个因素
据《中华工商时报》8月28日报道，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演讲时，引用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的一段论述，他说：“简要概括总理的话，就是解除传统体制对人民不合理的限制，尊重和保障人民追求幸福和自由的制度，调动一却积极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手让劳动、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这就是总理向世界人民解释的中国快速发展的秘密。这也就是我认为是什么改变中国这一重大问题最好的答案、最科学的解释。”
黄孟复认为，正是这些变革，促成了民间资本、私人资本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内，由几乎为零迅速增长到目前的6万亿元。如今，私营企业占中国法人企业的60%以上；它创造了中国GDP的40%，创造了中国GDP增量的约60%；它解决了中国诚镇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大半，解决了社会新增的非农就业的80%以上；它提供了中国税收的约1/5，提供了地县税收的大半；它提供了中国出口的1/5；它提供了商品与服务，成为彻底扭转中国短缺经济面貌的一个最重要力量，也是使中国人民生活质量得以根本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黄孟复指出：完全可以说，民间资本、民间经济是改变中国的卜个重要因素。
（2006年9月4日《报刊文摘》）
我国民营经济发生三大历史变化
占GDP比重将达四分之三
据《中华工商时报》9月22日报道，全国工商联主编的2006民营经济蓝皮书预计未来5年，全部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将达3/4，私营企业数量将占全国企业总数的70%以上。
蓝皮书说，民营经济发生了三大历史性变化，包括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民营企业自身素质和民营经济政策和制度改革都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截止2005年底，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50%，而在2000年仅为42.8%。
此外，民营企业自身素质得到了根本性提高，比如，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私营企业主2000年为38.4%，2004年则达到了51.8%。而随着包括“非公经济36条”的一系列政策陆续出台，中国推进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也基本建立。
（2006年9月27日《报刊文摘》）
2006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会提出
民营经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已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体，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公开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北京1月31日讯 记者潘跃从全国工商联今天在此间举行的2006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会上了解到，民营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会上发表演讲时说，民营经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应当积圾响应党的号召，顺应时代趋势，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据介绍，民营经济对社会公益事业贡献不断增大。以中国光彩事业为例，到2006年6月，累计到位投资资金1247亿元，比2005年6月增长178亿元；累计安置就业479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79万人；累计帮助脱贫769.8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21万人；累计捐赠财物17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近40亿元。
黄孟复说，民营经济已占到全国GDP的65%左右，占经济增量的70%----80%，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来源，现在已是解决中国社会就业问题的主体。民营经济不断争取政策、法律和制度公平待遇的过程，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更大公平；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资本和全社会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在增加民众财富、平衡地区发展等方面，民营企业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显著。
以参与新农村建设为例，黄孟复说，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农民，主导力量是政府，而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参与力量就是民营企业。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广大民营企业的积极和广泛参与，如果不改革传统的农业生产组织与经营方式，如果不逐步、普遍地建立各种类型的现代农业生产企业和新式农业合作组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2006年，是党和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特别是《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进一步落实的一年，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政策和市场环境不断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取得了更大发展。
谈到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黄孟复指出，部门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措施推进还不平衡，民营企业自身素质提高尚有不小差距。例如，劳动纠纷不断增加，社会诚信意识仍有不足，商标假冒、产品伪劣、财务失真、偷漏税款等问题仍在部分民营企业中存在，特别是在中小民营企业。此外，资源浪费加大、环境污染加重、违法犯罪、商业贿略等问题，也影响到社会公众对民营企业的评价。
2007年中国的宏观经济仍将保持快速稳定健康发展态势，黄孟复认为，这为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条件，物权法制定实施、企业所得税法出台、金融体制改革加快，以及“非公经济36条”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都将促使非公肖制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民营企业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构建和谐企业，进而推动构建和谐社会，是民营企业的社会与历史责任，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要为此不断努力。
（2007年2月1日《人民日报》）
三、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不管他是老的，还是新生的；也不管他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本性难移。
马克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当今中国的新资产阶级是否仍是如此？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报载实例。
■暴富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后患无穷
■暴富这个群体既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也不是“改革的促进派”，而是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障碍。这个新生群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从根本上来说跟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对立的。可以说暴富群体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危险之一
■解决暴富、解决腐败问题还是要从整顿分配秩序、理顺分配关系、加强法治，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上找出路
暴富群体：体制转型的怪胎
-----访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于祖尧
○本报记者 黄钟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经济生活中新问题层出不穷。近年来，暴富现象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政尧教授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转型时期暴富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文章，对暴富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和论证，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于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暴富群体。这个经济转型过程中新生的特殊群体混杂于先富裕起来的人群之中：部分不是靠诚实经营和劳动赵家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少数公有企业的承包人和买主；收取非法高额出场费或投机钻营的文艺界明星、穴头；政界的贪官污吏；少数新生的洋买办；一些以文谋私的知识界暴发户，等等。于是记者带着一些疑问采访了这位经济学家。
记者：请问您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关注暴富问题呢？
于祖尧：经济改革本质上是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大调整。利益关系理不顺，要实现资源配置化，是不可能的。我1993年访问日本时，作了一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难题的学术报告，讲到分配问题，我认为必然会出现分配体制不规范，双轨运行，给一些人提供暴富的机遇，可能会出现暴发户。后来我在这个基础上又重新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并搜集了很多公开发表的资料，感到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上存在的问题比较多。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收入普遍增加，但同时也出现了少数人通过不正当手段成为暴发户。这个问题的出现是跟腐败现象联系在一起的，腐败和暴富是一对孪生的怪胎，互为因果，相互影响。
我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当中存在着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工资内收入的平均主义倾向还没有完全消除，而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工资外的收入在急剧增加，占职工总收入的比重超过50%以上，已喧宾夺主，并且工资外收入的差距也在急剧扩大。二是出现了新的贫困阶层，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暴富群体。目前分配秩序混乱，政府对分配失控，解决这两个问题还没有高招。
记者：您认为衡量和识别暴富的标准是什么？
于祖尧：经济学讲的暴富，不是数量概念，而是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不能用占有财富多少来划分是否暴富。只能从牟取利润或租金的途径和手段来判断。我的文章对此作了比较具体的详细的分析。可以用统计分类的方法，也就是说富裕阶层里面有多少是靠钱权交易、黑色成灰色经济、钻体制的空子等不正当途往获得收入的，把这部分人划出来，用法律来区分，看是依法改富还是违法致富。
记者：可是在转型时期不但法律和政策可能有漏洞可钻，而且可能法律和政策本身就有不合理之处。靠此富裕起来的人是否也应划入暴富群体？
于祖尧：从政策导向上说，我们主张勤劳守法，不主张搞邪门歪道、钻政策空子发财。只要不是把它当作改富的主要门路，偶尔为之，可不算暴富之列。这是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弄不好会影响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
记者：您在文章中论证了产生暴富群体的客观必然性，这是否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还得容忍暴富，对吗？
于祖尧：我们改革的目标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多轨运行等客观条件，难以避免产生暴富群体。但存在的东西并不都是合理的。必须通过加强法治，加快体制转型、整治暴富、阻止它不要进一步发展，防止暴富群体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
我觉得暴富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后患无穷。1991年底，我在莫斯科访问，我们跟苏联经济学家讨论改革问题，有一位老学者，他支持叶利钦改革，但反对私有化，他认为在苏联条件下如果搞私有化，广大的苏联人民不能从中得到好处，最后受益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官员，特别是原来在经济部门任职的政府官员，这些人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影响和关系一夜之间富裕；再有一种人就是会玩不正当手段的人，如黑手党，这种人很容易致富。俄国现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新的官僚垄断买办资产阶级。所以我们要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要以俄为鉴。
暴富者侵吞劳动群众的劳动成果、掠夺公共财产，挥金如土，败坏改革声誉，损害党群、政群关系。广大群众对他们的劣迹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而那些暴发户也不安于现状。他们在进行原始积累的同时，跃跃欲试，把手伸向政治，说“我们不满足于作花瓶当摆设”，要到政府里当官。有的人花钱买宫是想过把官瘾。有的人则明确地要通过掌握政治权力，进一步捞取经济上的好处，把改革引上对他们有利的邪路。
记者：在您看来，现在对付暴富问题有些什么政策手段呢？
于祖尧：现在政策手段还不多，可选择的余地不大，眼前能利用的就是税法，但现存税牧征管问题不少。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办法实际上是劫贫放富。它起征点是800块钱，像我们这样的工薪阶层每月都由财务科依法从工资里扣除应缴税款，谁都逃不了。而那些暴富的人偷税漏税的办法多得很，即使查出来，处罚也太轻。政府现在对他们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力法来。
记者：照您这么一说，暴发户把触角伸进政治领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对暴富问题不认真对待，是不是有可能出现金权政治呢？
于祖尧：完全可能。这些年腐败问题严重。如果没有金钱跟政治权力相结合的话，腐败不会发生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反腐败必须堵住金钱通往政治的道路。否则，一些政府官员必然沦为暴发户利益的代言人。有位读者给我来信说，反腐败必须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记者：暴富群体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问题，您认为在收入分配领域，理论和政策上是否有值得注意的问题？
于祖尧：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我们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原则上没问题，但究竟什么人先富、通过什么途径富却没有从法律和政策上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肯定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现象的合理性，但决不是鼓励人们以暴富者为榜样，发不义之财。现在真正应先富起来的人却变成“贫下中农”。社会上流传一个顺口溜：“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
二是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认为这个提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市场经济是要给每个市场主体提供平等、公开、公平的环境，各显其能。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在这种条件下，你有能力就先富，你不能适应市场法则，则破产。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政府也要用宏观调控来缓解它产生的消极面，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来缓解结果的不平等、不公平，因为任结果的不公平、不平等发展，它必然会影响社会稳定，从而回过头来影响效率。关于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一些现代西方经济学大师的看法比我们高明。
记者：请问，您是如何评价暴富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呢？
于祖尧：暴富群体既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也不是“改革的促进派”，而是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障碍。这个新生群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从根本上来说跟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对立的。可以说暴当群体的崛起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危险之一。原因我在那篇文章里也谈到了。第一，他们的利益与深化改革是根本对立的。他们不愿意恢复旧的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他们也不愿建立规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经济运行多轨制、市场无序，恰恰是他们赖以滋生的主要条件，是牟取暴利的主要途径。第二，暴当群体是体制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任其发展，它必然会进一步蜕变为新生的官僚、买办、封建性质的阶级。第三，它对政治体制只会起腐蚀作用，加剧腐败。
记者：您在文章中曾说，收入差距扩大之势是在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治水平达到或接近小康的基础上出现的，而且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因而这种差距具有相对的性质。既然如此，那么您是不是认为目前这种收入差距的现状和趋势还是社会可承受或容忍的差距呢？
于祖尧：如果任其发展，群众就难以接受了。实事求是地讲，社会上存在不安定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收入分配不公。特别是在新的贫困阶层出现，下岗人员增多的情况下，更应正视这一问题，因为它已经开始影响人心的疑聚力和社会的安定。
记者：您认为要逾越暴富问题这一障碍关键在哪里？
于祖尧：解决暴富、解决腐败问题还是要从整顿分配秩序、理顺分配关系、加强法治，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上找出路。
（1998年7月22日《中国经济时报》）
老板赖账3000万 一边逃跑一边申辩
仪科惠光案拉响中关村信用警报
本报记者申音 实习生黄新 钟丽军
目前，曾被众多媒体追捧过的国内第五大IT分销商仪科惠光神秘“案发”。公司办公地和货仓空空如也，而老板林晓志在欠下中关村数十家企业的至少3000万元货款后已不知所踪。
在苦等数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愤怒的债主们联名反映到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
8月13日，仪科惠光被法院查封。8月20日，管委会召集海淀区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部门开会，将其列为挂牌案件。8月23日，林晓志在网上发贴称：“我们一定会回来，并且要用第二次创业裸得的利润清偿所有的债务！”同月28目出版的《中国经营报》在头版头条公开披露此事，原本为中关村管理部门和受害企业藏掖的“秘密”方才曝光于世。随后，众多媒体试图跟进报道，但中关村内已经“坚壁清野”。本报记者凡经努力，在保证不透露被采访者身份的前提下，终于取得了部分知情者的信任，了解到更进一步的幕后情况。
疑窦丛生的营销模式
记者注意到，在长达数页的受骗企业名单中，既有神州数码、英迈国际、和光商务、中电集团这些名头响亮的大企业，也有一大批中关村里的小公司，所涉金额多的有900多万元，少的不过万把块钱。那么林晓志又是如何将这些大小葡萄串在一起，一个个吃掉的呢？
是赊销，中关村里最通用的方式。
一位1998年就进入仪科惠光直到今年5月份才离开，最高担任过销售总监和投融资总监的L先生（遵照其个人意愿，如隐其名），很清楚老板是如何发家的。
“刚开始他没多少钱，又要做生意，怎么办呢？于是他就把自己包装好，以好的开缘和信誉为砝码，去打动别人。结果，供应商就愿意把货给他卖。有货卖了，打个欠条，又可以争取到20天或30天的延长付款期，中间低价卖出去，两三天之内就可以套到钱。但他不会马上把钱给经销商，等手上积累的资金多了，就可以此用做别的生意，等于是空手套白狼。”
即便如此，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没钱，林就提出了所谓“黄金渠道”、“专家服务”等连锁经营概念，大力宣传。10万元风险拆押金的低门槛、高额的折扣吸引了不少二三级城市的中小进货商加盟。而林老板的要求很简单，各分店中80%的采购量都必须通过总公司集中采购。林的一呼百应也让大供应商刮目相看。
IT分销行业的平均毛利率只有三五个点。这样的高进低出根本不可能给他带来利润。林晓志很快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但他继续做赔本生意是有理由的。
国内IT市场红火之后，和仪科惠光有类似之处的分销企业佳都、怡海等已先后被外资收购，创始人拿到了上千万美元的股份，这对林晓志是个巨大的刺激。他意识到连锁销售体系是一个很有力的砝码，可以对外融资，甚至上市。只要成功，他就可以“解套获利”了。
因此，仪科惠光不惜代价抢市扬，做份额，郎便因为价格放得太低，冲乱了IBM的价格体系，以致被取消销售资格也不回头。
这其实是个操作难度很大的工作。因为做分销本身对资金实力要求很高，一旦资金流通不畅，那么整个链条就会停下来。于是他不得不连续地高价进、低价卖，只有这样才能快速变出钱。一旦两天没销售，整个资金就会有问题。
问题很快出现。随着NASDAQ的“高台跳水”，融资迟迟谈不下来，上市已经越来越遥远。IT销售放缓，东西就是低价也卖不动，仪科惠光的财务失控。从今年1月起，林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拖欠货款空头支票的事越来越多。大代理商减少发货，林就把目标列准二级、三级甚至更低级的代理商。只要能赊货，也不侃价。拿到货后，只要可以变现就马上出手。钱也不再用来补漏洞，统统被林自己卷走。
一家具有外资身份的大分销企业，本来已经打算停止和仪科惠光做生意。但林晓志跑过来，拿着中国科学器材进出口总公司的100万美元的信用证。于是，林又提走了200多万元的货，却再也没有回来。事后，他们才了解到，那个信用证是器材公司老总私自开给林的，下面根本不知道。
到了5月份，按照《中国经营报》的说法，林已经是一个纯粹的骗子，一分货款也没还过。而直到其帐号被查封的前3天，还有天津的进货商向仪科惠光的帐上打钱。林自6月起，就再也没在公众场合露过面。
林晓志：史玉柱还是牟其中
“他看起来真的想做事情，而且很努力。”被林老板骗走200多万元的货的某国内知名分销商经理，谈到了他对林晓志的第一印象。
1997年，自称“在福建做IT做了6年”的林晓志绝到中关村，创建了仪科惠光公司。当时启动资金不过50万元。根据《计算机世界》事前的一个长篇报道，“办企业这么多年下来，我始终没有在前台卖过一台机器，包括公司的营业额每月还不到几十万元的时候。”早年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使得林老板很善欢扮演思想家的角色，“在一个产业的大背景下，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企业，如何运作这样一个企业才能符合产业的发展趋势？”
短短两三年内，林抛出了“黄金渠道”、“专家服务”、“变产品主导为客户需求主导”、“E连锁”等新概念，很是让不明就里的媒体兴奋了一阵。随便用新浪一搜索，报道仪科惠光的网页五六十个。
“他是善于利用舆论造势的，在宣传包装上花了不少工夫。”L先生承认，他曾经负责过仪科惠光的公关宣传工作。举个例子，林对《计算机世界》的记看声称，仪科惠光1999年销售额达到5亿元，而在自己后来的自述中又称只有2.5亿元，相差一倍。
在网上的申述和告别声明中，林把仪科惠光的倒闭归咎于长城电脑公司恶意拖欠货款，以及得实集团突然申请查封其帐号，颇为悲壮。这让他在网上蠃得了不少同情分。深知内情的经销商们对此格外愤怒。
“他说直到6月，长城电晓还拖欠仪科惠光300万元中央粮库项目的货款。实际上，长城不过是把仪科惠光去年做总代理时欠下的钱抵回而已。”
“林如果不是骗子，可以把财务交给第三方审计，看看亏在那里。可他根本不敢这么做。亏他还好意思说把车子留在那里以表诚意，那是法院封的。”
“林晓志口口声声说自己要学史玉柱，可在他身上，我只看到了牟其中的影子。”一位经销商恨恨地说。
中关村为什么“沉默”
中关村处在一种奇怪的静默之中。记者打电话给相熟的神州数码公关人员，对方的回答是公司内部已经下了指示，谁也不可以接受媒体的采访。
至于海淀区人民法院、工商局等部门，明确地给了记者闭门羹。
我们根据拿到的名单挨个去问，绝大多数人表示“上面已经打了招呼，不方便说”。少数同意访谈的，也大多要求保密身份。受骗企业的具体数目也还是个谜。一位经销商称：“我向海淀区分局刑侦科报案的时候，就已经50来个，现在据说有100多个了。”
另一种言论在区内散播。有人说，林不能抓，抓的话谁的债也还不了了。不如让他绝续骗，还有可能还大家的钱。
更多的人心已经凉了。一位外资分销企业的经理反思：“大的气候、环境需要维护，需要建设，一定要有健全的淘汰机制、惩罚机制，否则责任没法追究。”
“IT行业的特点决定了赊销是肯定要继续下去的。”一家公司的律师说，“中关村一带骗子太多了，大公司防不胜防。去年我们几家联合去报案，队已经排到了3000多号。几十万元的案子公安局根本不受理。像四方通达、创业先导、华证东方这几个案子拖了一年多也没有破。”
“更可气的是有的骗子还在中关村转悠。工商局不管虚假注册，有的前几天骗了你100万元跑了，过几天又注册一家公司，或者借几个民工的身份证注个册。”
“现行的公司法太模糊了，比如有限责任就很笼统，到底该怎么承担责任。虚假出资的认定也有问题，不是查你的帐，而是你工商登记表里有没有会师师事务所入帐凭证。”
也有的经销商认为，信用体系的建玄和维护不能光指望政府。因为政府行为包括法律、法规都是滞后的，总是跟在问题的后面。政府的效率低。他们即使做也是很急慢地做。必须要有中介组织和丈的企业带头去做。
事实上，早在去年，新华信风险管理有限公司就组织了一次IT行业信用管理研讨会。不少村内企业参加。当时新华信倡导作一个信息库，把IT业所有的客户名录放进去共享。但与会企业显然不愿把企业机密与人分享。
“林晓志破坏的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种秩序。”一位外资分销企业的经理语气沉重。
谁来担报中关村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任冉齐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简称记）：仪科惠光事件发生后，管委会做了哪些工作？目前案件进展情况如何？
任冉齐（简称任）：案件正在全力侦破中，为此我们联合有关部做了一些必要安排。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侦破的结果。
记：您认为中关村的管理部门和企业可以从这件事中吸取些什么教训？
任：这件事应该被当做一个典型，教育中关村企业注重信用和信用管理的建设。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建立证信体系太必要了。以前企业对这个不热心，认为会增加自身成本，但如果大家都遵守的话，就会降低社会的成本。应当说，这是国家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必须经历的台阶。整顿经济秩序，改变政府管理手段的重要一状就是信用体系的建设。
记：政府能为中关村信用体系的建设做些什么？
任：我们打算在中关村里营造一个区域信用体系。主要想法是由政府来整合下面各行政部门和机构（如海关、税务、工商、银行等）的企业数据信息，组织一批在证信评估方面权威的、经过市场证明的中介机构。
记：这些数据信息包括哪些？
任：分为3类。……
记：为什么政府不做这个工作，要由中介机构来做？
任：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并被信用国家验证过的。一个信用体系的建设，必须依靠市场中介机构的成熟，也要靠政府的扶植，要把原来政府做的又做不好的工作，让市场中介机构、行业协会来完成。
记：从信用体系建设来说，中关村有哪些特殊理由需要先行试点？
任：中关村是个高科技园区，很多企业还是处在创业阶段。他们最需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但这些都是以企业信用为基础的。可要鉴别一个企业的资信，前期成本太高，风险太大。所以应当营造一个守信得奖、失信受罚的环境。不管多难，我们现在也要起步了。
（2001年9月4日《中国青年报》）
管住了工薪阶层，管不住新贵
富豪不交个税凸显制度缺陷
本报记者 王尧
“国内一些富豪为何不交个人所得税？”今天，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纲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说：“这些富豪会认为，公司是我的，公司已经纳税了，我个人为什么还要纳？”
这位学者今天在“中日政企学北京论坛”上分析：“表面看，是纳税人的观念错了；往深里分析，说明我们的税收征管方面有问题。”
税制专家钱晟则进一步说：“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税务部门独自能够解决的事了，它牵涉到分配渠道等社会系统工程。”
胡鞍钢今天证实，上周国务院总理问策会上，专家也向总理提出了关于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最近，“富豪为何不交个税”成了新闻热点。媒体说，有国家领导人也对此提出质疑：税务部门调查了去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的“中国十大富豪”，结果几乎没有人交个人所得税。原因是，公司是他们自己的，个人拿的工资都在税前列支了。
胡鞍纲说：“越富的人越不交税，这不正常。依法纳税，对所有人是公平的，谈不上杀富济贫。”
个人财富和纳税数额对不上
“的确，有些人的纳税额和个人财富对不上，已经是大高二心知肚明的问题。”今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钱晟对记者说，“有人号称‘亿万富姐’，可一查她纳税，简直太少了。”这位税制专家分析，对一些私营企业主来说，家人买瓶洗发水都能在企业里报帐；自己家里的东西，都算做可以折旧的企业固定资产。而那些善于资本运营的人物，往往也有实业，他们家里和企业资产不分。这样，税务机关知道也往往没办法。
如何区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一位税务官员对本报记者说：“目前征收上没那么较真儿。如果企业是自己的，缴了企业所得税的老板，往往不缴个人所得税。”
记者问：“哪种方法税额更高？”这位官员说：“不一定，要具体分析。”
一些制度的缺失是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钱晟教授说，比如财产申报制，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廉政制度，目前只有处级干部填报。而在国外，几乎所有公民都要申报财产，这是纳税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越富的人纳税越少
钱晟教授曾说过：“现状是，个人所得税管住了工薪阶层，管不住新生贵族。”
胡鞍纲援引国内外的数据说，我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群中，排第一位的是工薪阶层；排第二位的是在中国的外国人；第三才是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等。
他分析的结论是，当前我国每个农氏的税负要高于城里人。城市每人平均年税费约为37元，而农村每人约为90元。
城市里，低收入者的纳税要高于高收入者。我国税法中，收入越多纳税越多的“累进制”，在最高收入人群面前变成了“累退制”。我国最高收入户的税负，差不多世界最低。
胡鞍纲认为，这表明个人所得税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纳税还是不透明
胡鞍纲，这位曾在美国耶鲁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的学者说：“在美国，歌星杰克逊缴不多少税，老百姓都知道。在中国，老百姓也知道歌星毛阿敏曾栽在税上，但她纳税的数字谁也说不清。”
钱晟教授说：“我们每个人纳了多少税，好像自己也说不清。纳税情况的模糊，使纳税人没有意识到，纳税多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所以才有这样的现象，有些人这边给灾区捐款，那边又在偷税。这说明我们对人的评价里，没有加上纳税的因素。为什么不能每年公布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大户？这和见义勇为、捐助学校一样，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胡鞍纲说：“公众人物首先要依法纳税，并且，应该主动公布自己的纳税情况。这是他们作为公众人物的成本。”
钱晟教授则认为：“如果社会真正树立了纳税光荣的氛围，公众人物会非常乐于公布自己的纳税情况，包括政治家。”
个税：一个企业一次补交1000万
“我的一个朋友最近急着赶回香港，就是为了缴个人所得税；而我的太太在北京每月都要去地税局一趟。”胡鞍纲说。
他认为，现行的征税办法有问题。
国际上通用的做法是每月代扣制，年度统一梳算，而中国是月征税，再加上税收服务上的欠缺，交易成本过高。而且，目前惩罚力度不够，致使偷漏税现泉相当普遍。
有消息为证，某地一家高科扳企业的员工被查处有认股枚，税务部门追缴个人所得税，居然高达上千万元。
教授税法很多年的钱晟说：“中国个税法诞生22年了，当前，无论纳税人数还是纳税额，情况都有了很大变化。可是，税务机关的征管观念和手续都没有跟上。”
他认为，个税法的修改“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财产申报制和它背后的财产评估制度等，都是税务机关“生命中不能承担之重”。
胡鞍纲认为，在许多征税办法上，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的经验，提高服务，减少手续，培育税务代理中介机构。“个人所得税的问题成为热点，恰恰证明了中国正走在建立依法纳税的路上。”
（2002年7月5日《中国青年报》）
仰融：迷雾笼罩的资本枭雄
本报记者 王尧
明天，仰融关注的“中华轿车”就要在北京市场大亮相了；可直到今天，仰融“身在何处”却依然还是个谜。
8月20日，“目前”还是仰融担任董事长的上海申华控股公司，在北京会有一个热闹的秀----“中华轿车投放市场”。但是，关于“董事长仰融是否被捕”的消息，直到今天，这个上市公司还没有明确的说法。今天，申华控股公司媒体负贵人回答本报记者说：“可以肯定的是，明天仰总不会出席。”
仰融，最迫一直笼罩在传言的迷雾里。8月，有媒体披露：“在资本市场上一直长袖善舞的仰融从华晨汽车出局后，行踪一直成谜。近日，有传闻称这位华晨系的创始人已经被逮捕。此前，仰融已被政府正式通知‘限制出境’。”
接着，有关这个资本枭雄命运的迷雾越来越浓-----这边，有仰融“一直在休病假”的新说法；那里，也有“仰融最近在美国，活得好好的”的新解释。
今天，申华控股公司媒体负责人之一索研小姐的答复还是很中性：“我们是上市公司，公司社三大证券的公告是惟一的信息披露渠道，到目前为止，公司不存社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如果公司发生如此重大的事项，他们一定会通过正常渠道向社会公布。”
直到今天，在公众眼里，1957年出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