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话说回来，相对于前段时间官场、学界许多人要求“取消死刑”的振振有词，处决郑筱萸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也是中央确凿无疑地对主张“取消死刑”者说不。谈到中国的腐败问题，许多人喜欢讲体制原因。这个体制确实有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体制问题都只能用改变体制的方式来解决。例如严刑峻法就可以对贪腐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关键是标准要统一，不能时用时不用，时灵时不灵。以处决郑筱萸为例，处决一个郑筱萸确实不能证明中央的反腐决心，但如果是集中处理十个、甚至二十个呢？相信就不会有人怀疑中央决心了吧？例子一多，其它原因就不好解释了，反腐意志就彰显出来了。要找到一二十个象郑筱萸这种级别、这种程度的贪官并不难，受贿649万，也就是一个有点实权的处级干部的贪污水平。如果接连处决一二十个，相信没有人会再怀疑中央的反腐决心了，民心也不可能不为之振奋，腐败分子更不可能不感受到威慑。但问题是中央会这么做吗？它又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现在这种点缀式的做法，不但不能令民众和腐败分子信服，而且还让人怀疑是不是别有用心？不但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而且还容易被人指责为执法不公。起码郑筱萸本人及其亲属就不会服气，其他人也只是暗叹郑筱萸的走背：即使在倒霉蛋里面，他也是最倒霉的。那些至今还逍遥法外的高官权贵且不说他，就说不走运被纠出来的倒霉鬼：2002年，深圳海关关长赵玉存收贿900万元被判无期；2003年，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收贿153万余元被判无期；2004年，贵州省省委书记刘方仁单独收贿177万余元、伙同他人共同收贿500万元，被判无期；2005年，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受贿400万元被判无期；2006年，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受贿214万余元被判无期——从无期到死刑立决，其差别是生存或毁灭，但人们却看不出这些人的罪行与郑筱萸有何轻重之别，何况另还有不少被判缓刑其实是不刑者？如此施法，何能立信于民？法律又有何威慑性可言？

要解决上述信用缺失问题，重振法律的威严，办法也简单。那就是赶紧再处决几个郑筱萸，用实际行动而不仅仅只是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嘴巴来表明：郑筱萸案绝非是别有原因的特例，本党以案例为信，从现在起将对腐败分子决不姑息，决不手软；不论是谁，不论职务有多高，不论隐藏有多深，都要一查到底——苟如此，则国之大幸，国民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