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建立“全民低保”乃扩大内需之基

鲁宁

胡锦涛近日对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6点要求，其中的第二条讲积极扩大内需。胡锦涛提出：要进一步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扩大居民特别是农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加大对社会发展的投入，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胡锦涛的上述讲话来自7月21日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

　　时隔2天，新华社发表《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的评论员文章，针对内需严重不振，文章警告“要防止不平衡问题加剧发展。”

　　上半年的“成绩单”已公布，表面看GDP同比增长10.9%，外贸、投资、税收增幅更是刹都刹不住。然而，中国经济不平衡问题仍在发展积累，究其内部结构形态，投资、外贸、内需“三驾马车”因内需不足而失衡加剧；究其外部表现形态，少数人消费过剩和多数人消费不足的困境仍在加剧，也即社会结构性贫富悬殊矛盾继续积累放大。如果说居安思危是一种境界，那么，临危解危则是一种迫切。有鉴于此，无论胡锦涛强调积极扩大内需，还是新华社强调避免经济大起大落，都不是无的放矢，都属针对性所言。

　　20年前扩大内需，重在增加商品供给总量，抓手是加快经济发展，做大增量以满足全社会的消费需求。一言以蔽之，就是集中力量做供给的“加法”。

　　今天的国情下扩大内需，重在遏制社会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增加中低收入尤其是占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这比先前做“加法”复杂和困难得多，需要“加法”与“减法”一起做。当然，侧重点还是要以“加法”为主。

　　国情与20年前比不同了，做“加法”的手段亦有大不同。从已公布的收入分配改革阶段性举措看，由公务员加薪(又称工资改革)领衔，包括调整城镇低保线在内，工薪阶层的收入都会有一个不同程度的增长。但这个增长所涵盖的人群还覆盖不了社会的多数人群，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年年强调扩大内需算起，以这种方式来扩大内需，已被近10年的实践证明作用有限。

　　扩大内需做“加法”，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创新抓手和载体。以政府现有的财政实力，政府完全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向社会的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占人口大头的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的有针对性的急需的公共用品和公共服务。客观地说，为缓解贫富差距所造成的尖锐社会矛盾，政府已在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等领域作出了应对，但视野要更开阔，力度要继续加大，覆盖范围还太窄……

　　消费能力是扩大内需的直接表征形态。但是，消费能力不只是有钱无钱、钱多钱少的问题，也是一个对未来的预期问题和消费心信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加点工资(何况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兄弟还不在此范围之内)于刺激内需，对扩大内需的价值只能作用于治标层面。重在确保民生无忧，才是扩大内需的根本目的所在。为此，我们不能不再次强调：建立“全民低保”乃扩大内需之基!

　　中国搞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搞了近2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应该建立起码的“全民低保”？是否该建立起与国情和社会制度相符合的社会福利制度？回答上述两个问题——从道义到国家性质，我们认为，不容再含糊其辞扯皮不清。

　　从道义到国家性质，“全民低保”是为必须。那么从国家财力考量，中国是否已具备这个条件了呢？我们的立场同样毫不含糊妥协。据查，美国在1935年，英国在1945年相继建立覆盖全民的初级社保体系。据中央党校的一项课题研究，中国2005年的公共财政收入已超过3万亿元，无须考虑人民币对美国的平价购买力，只须以人民币现价测算，中国现有的人均公共财力已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美国和英国。另据中央党校的课题研究，建立一个低标准、全覆盖的低保体系，政府只须一次性投入3000亿元就可托底。这里所言的“托底”，说到底就是对广大低收者基本生存保障的托底，也是提升广大低收入者扩大消费信心的托底。有此“托底”所释放的长期效能，再辅以针对低收入者的“增收、减负、增加公共用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等综合举措，多数人无钱消费以及有点钱也不敢消费的现状才能逐步有所改观。不考虑构建和谐社会之长远，即便只从改变中国经济长期虚肿缺钙、有量无质的现状，“全民低保”也是结构调整的外力因素……

来源：东方早报社评  来源日期：2006-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