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探索

 

正如上面已经分析的那样，毛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至少必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并且,笔者认为,坚持一切为了工农、一切依靠工农;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样的“四个坚持”是毛式“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精髓所在。

1.关于一切为了工农,一切依靠工农:笔者认为,这一思想是贯穿在毛泽东所有的著作和讲话中的中的一条红线，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根本目的。在<<为人民服务>>中他指出“我们这个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不是为上述种种人(按:指有产阶级和反动阶级),而是为人民的”。他进一步指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党章里,更是明确地指出,共产党人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1934年1月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他强调“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他始终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926年3月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在批判林彪的“天才论”时,他曾经明确地指出,是认定英雄（应该就是现在的“精英”吧）创造历史,还是承认奴隶们创造历史,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2.关于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笔者认为,这一点,毛泽东与马克思是一脉相承的：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白无误地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而毛泽东早在1934年1月发表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就清楚地提到了“应该有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产品流通，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不可限量” ,“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之后,虽然随着“一化三改”比原先预划的时间大大提前实现,毛泽东逐渐滋生了脱离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实际,有意让生产关系提前向单一公有制过渡的想法， 如:1953年12月，在他亲自修改过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就曾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直到文革后期,他一再引用列宁关于“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的语录,强调要铲除一切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终于使他从30年代开始形成,直到建国初期一直比较正确的这条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的道路逐渐步入了“一大二公”、提前“穷过渡”的歧途。但是，过来的主流舆论,却象恩格斯批评的那样“倒洗澡水时连婴儿一起倒掉”—甚至对“公有制是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提出了疑问。对这种观点,笔者是实难苟同的。 说到这里,顺便指出,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走到今天,之所以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基尼系数甚至可以与世界上公认的两极分化最严重的,且是名正言顺的资本主义的印度和俄罗斯一比高低，同时，在当今中国这个人均GDP仍排在世界100位之后的“发展中国家”福布斯公布的千万富翁户数居然名列前三位。这种结果,不能不说是与不敢在理论上旗帜鲜明地声明“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本质属性”直接相关。也不能不使任何一个正视现实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担忧!而且,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严重两极分化的问题和避免下一步更深层次的改革再入歧途,只从分配领域开刀,不从产权或所有制上采取断然措施的思路是不可能奏效的(就在中央近两年在分配领域出台了一系列大动作政策之后的　2007年5月23日　,审计署长李金华仍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证明,中国目前依然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马太效应”在近乎疯狂地继续发酵)。

3.关于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 这一点,实质上是一个哲学的基本问题。毫无疑问，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坚定的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是第一位的(他在<<实践论>>、<<矛盾论>和其他许多著作中都有精辟的论述)。不承认这一点,就必然滑上唯心主义。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共运史上毛泽东比其他任何一位领袖更注重精神反作用于物质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几乎可以随手拈来，如“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他总结的延安抗大的第一条经验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他在批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尖锐地指出: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象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什么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说,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同样,笔者今天也可以问一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毛泽东认为,如果按“教科书”所说的那样去做,只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这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笔者认为,近年来,为什么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现象屡见不鲜,似乎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这正是毛泽东的特色，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机械唯物主义。当然,重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并不是毛泽东的专利。譬如,马克思就曾明确指出,要使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成长到自为的阶级,理论武装是决定性的因素;列宁也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甚至,连鲁迅也是在观看了国人麻木地围观刽子手屠杀同胞的电影后,才意识到从思想上武装群众才是当时中国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至于后来,这个理论被人推到了“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极端,并不就能简单的下结论认为这个理论是错误的。

4.关于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他的内因决定外因、工农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的哲学观点出发,毛泽东始终强调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外援:从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对谢伟思的接触、对史迪威的接触、对白求恩、柯棣华的衷心欢迎、 解放南京期间安排黄华对司徒雷登的接触、1949年对苏联近乎乞求式的访问(呆了两个来月,期间,自尊心特强的他,甚至为等待斯大林的接见还坐了冷板凳,才为肩负着安排好六亿人口生活和生产的中共才从苏联求得3亿美元的援助。而同期蒋介石统治下只有两千余万人口的台湾，从美国得到的援助在15亿美元之上),到70年代亲自安排以乒乓外交(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当时并未想到这一招。当周总理接到有关美国乒乓球队希望访华的请示后,已将拟不予邀请的意见呈送毛主席。是毛主席作出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并高规格接待的决策。之后,总理感慨地说“到底主席是主席,我们是我们” )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的一系列历史事实来看,那种认为“毛泽东是一个闭关锁国主义者,邓小平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主张对外开放的领导人”的所谓主流舆论是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的。当然,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任何对外开放都不能对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有一丝一毫的损害。上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之所以很少提对外开放,不是毛泽东不愿对外开放，而是当时:对苏开放已被赫鲁晓夫企图借搞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控制中国国防的大国沙文主义所破坏，想对美开放吧,人家却把几个岛链的封锁线逼到了你的家门口

 

三.辉煌的成功与悲壮的挫折

 

毛泽东从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义论>>开始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系统探索,到建国初期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再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最后到晚年不顾年老体迈和身后“功名”而毅然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说,这期间既有辉煌的成功,也有悲壮的挫折。

1.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成功:A.在农业方面吸取了斯大林以强制剥夺农民去推进集体农庄导致农业生产下降的教训，采取示范、引导和扶持的方针,带领农民一步一步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走到人民公社，在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集体化。1953年全国大约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来自个人拥有的农田、手工业企业和工厂,到了1957年,来自非公有制的产量不到百分之三。 这期间,中国的粮食不仅没有减产(1932年,苏联的农业产量与私人耕作最后一年即1928年相比,足足下降了五分之一),而且实现了增产增收：1952－57年农业产出以年平均4.6%的增长率持续增长(见林毅夫.杨涛<<食物供应量、食物获取权与中国1959－61年的饥荒>>)。B.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也按照自己独创的对中国当代社会阶级结构和各阶级性质(特别是对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创造性地采取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公私合营"的形式平稳而顺利地实现了公有化。而没有对资本家实行简单的剥夺和镇压。事实证明,这一策略也是完全成功的:新中国的工业1952就恢复到了战前的最高水平。1953年至1957年的年平均增长率更是达到了18%.

2."一五"计划实施的成功：这一时期,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9%(不变价格)。工业产量的增长率达到18.7%,农业产量的增长率达到3.8%。城市就业人员的实际工资增加了近三分之一,农民收入增加了约五分之一。学龄儿童入学率从25%增至50%。人均寿命从1950年的36岁延长到1957年的57岁(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中国的人均寿命已超过了65岁.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而且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正是由于”一五”计划的成功,中国不仅从一个连火柴、铁钉都称"洋火"、"洋钉"的一穷二白的贫穷落后国家,一步跨跃到了能够自己制造汽车、飞机的拥有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而且，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设也取得了上千年来少有的繁荣景象:六亿中国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整个社会真正达到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3.科教文化方面的成功：完全可以说,在科教文化领域,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成果即使在30年后的今天,仍然令我们每一个海内外中国人引以为自豪:

首先,从1949年直到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我国建立了规模庞大、分布领域广泛的科研院所，为我国科学研究和设计的全方位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保守估计有3千多所）。在全球范围来看，也只有美、苏拥有这样齐全的科研门类配套。过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任何一项科研成果,如果没有这些科研机构为依托，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 人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时间就会惊讶地发现,  前不久由搜狐网发起评选出的现代中国的汉字激光照排(1975年9月,　王选　教授的高倍率字形信息压缩技术,字形的高速还原技术进一步成熟,并通过软件在计算机中进行了实现)、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上世纪六十年代)、复方蒿甲醚(1972年，科研人员从青蒿里提炼出抗疟疾的化合物―――青蒿素)和直到今天主流媒体还在进行立体轰炸式宣传的袁隆平杂交水稻(1974年以后杂交水稻技术得到全国性推广)等令西方国家不再敢小瞧中国人的“新四大发明”,全都诞生在毛泽东时代。

第三,除了其他一些更基本的原因外,中国正是挟“两弹一星”的成功而豪迈地于1971年10月胜利进入联合国,并因此而真正跻身于世界五强的。

第四,在文教方面，毛泽东时代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上千所大专院校和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极少有年份达到过3%这一世界平均线，人大代表每年喊破嗓子也没有取得实质成效）。 1975年学龄儿童入学率就达到了96.8%的历史高点.毛逝世后却连年停顿在这一水平线以下，一直到1987年，才恢复到97.2%；，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1976年为22.4%，1998年为后来的最高点，才达到17.3%。小学在校学生数的历史最高点为1976年，达1.5005亿，后来的中、小学在校学生数几乎从来没有达到过上述数据。毛泽东时代的升学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最高的。这和1978年后逐渐形成的,胡温执政后虽作了很大努力,但至今仍未能彻底纠正的“贵族”式教育相比，具有更高的道德层次和更深邃的长远眼光。笔者认为,如果借用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研究作出杰出贡献而共同获得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国际级大师刘易斯和舒尔茨的方法来分析,这一因素正是造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经济飞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五, 在医疗卫生建设方面，公社以上普遍建立了卫生院和医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这不能不说是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伟大创举）。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 (这与毛泽东逝世后开始出现,直到今天仍得不到彻底改观的工人、农民的“看病贵,看病难”形成鲜明对比)。相对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使得1976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达到男人为六十六岁，女人六十九岁，这在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居于最高水平。

4.对外关系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成功:建国初期,在试图对美奉行接触与合作的政策被对方以粗暴的封锁与侵略(朝鲜战争,实质是针对新中国)所扼杀以后,走上了当时唯一正确的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政策。并且,在这个政策的支撑下,连续取得了恢复经济、抗美援朝和“一五计划”的震惊世界的成功。五十年代因与印度一道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而,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亚、非、拉)赢得了大批朋友。六、七十年代,当赫鲁晓夫主导下的苏联试图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一样控制中国时,毛泽东更是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大无畏气慨,坚决地给予了迎头痛击，并且,创造性地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争取到了更广泛的亚非拉国家的支持—1971年胜利进入了联合国并成为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五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七十年代初,毛泽东经过对国际局势新动向的冷静而科学地分析,果断地打开了中美和中日交往的大门.从而,使国际上孤立和包围中国的图谋彻底破产，并为后来邓小平时代的对外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5.“大跃进”的挫折与“文革”的悲欢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就是对振兴中华之路进行不懈探索的一生。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既然是进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探索,且这个探索又是在拥有上十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的,挫折和失败当然难免。以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他老人家经历过的挫折中的最大的两个,也是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损失最大的两大挫折。如: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由于急于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仅仅进行不到三年,就酿成了令人十分痛心的苦果:1960年粮食产量仅1.435亿公吨,不到1957年产量的26%;由于饥荒和虚报粮食产量, 1960年死亡率达千分之二十五点四(1957年为千分之十一点一),死亡的绝对数和百分比甚至超过了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当然,这其中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但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我们不得不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是符合事实的)。尽管如此,从大量的历史资料仍然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出发点是要找到一条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相适应的规模经营农业,从而“多快好省”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路子。而且,到1959年,毛泽东自己很快就觉察到了发动这场运动的失误,并且采取了停办公共食堂和恢复农民家庭“自留地”等断然措施予以纠正。

至于“文革”,到目前为止,"主流舆论"的定调是:“文革”是应当全盘否定的“一场浩劫"。认为正是“文革”造成"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笔者对这种观点历来是不敢苟同的。笔者认为,“文革”固然有"打倒一切"、"全面内乱"、"殊连九族"和对中华传统文化不分精华糟粕的全面摧毁的种种错误。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了在为防止党内形成脱离工农群众的特权阶层找到一条有效的道路,从而防止赫鲁晓夫式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其出发点是不容否定的。而且,“文革”期间卫星上了天、南京长江大桥通了车、国民收入达到了6%的年均增长率、在珍宝岛的中苏冲突中成功地捍卫了国家安全和民族的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了联合国并与苏美英法一样成了世界仅有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美、中日交往的大门也打开了。与建国初期一样,有着“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社会风气。所有这些,都是连西方学者都不否认的。国际著名的中国问题权威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就曾写道"总的来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__1970年),国民生产总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为6%"。(见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篇第504页)。因此,笔者认为,全盘否定“文革”，武断地认定“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说法,从历史的观点看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从哲学的观点看是违背辩证法的(待续)。

 

 

中国如果全面私有化，才是真正的死路一条

 

（《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被全盘否定的

                 ——试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续）

 

四.中国又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

 

(续前)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

伟人毛泽东已离开我们32年,中国形势和世界格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无论我们从伟人的探索足迹,还是从国际上俄罗斯二十多年来走过的曲折之路来看,任何有头脑的.不抱偏见的人都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对当时的中国国情和世界局势的分析是正确的。而且,对国际格局未来走向的预测,也是相当准确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换句话说,也就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西方列强决不会允许在世界上再出现任何一个足以挑战他们霸权地位资本主义大国,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只能如同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断言的那样:只会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并且成为世界上最黑暗、最腐朽的半殖民地和半官僚资本主义的国家。

最后,笔者要强调的是:到底是毛泽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不是英雄创造历史”的结论正确？还是“精英治国”、“工人农民仅仅是值得同情的弱势群体（笔者认为“弱势群体”这个词，百分之百的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载明的作为国家主人的工农的侮辱）”的理论正确?古今中外的历史已经作了回答.而且,历史还将继续证明,真理在毛泽东那儿。可以使13亿中国人感到欣慰和放心的是:胡锦涛上任之初就带领新的政治局常委一班人到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并且向全党提出了 “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开拓进取的锐气；要进一步增强公仆意识，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进一步增强节俭意识，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带领广大群众不断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这样高屋建瓴的”三个意识”。最近，总书记在河南、安徽（小岗村等地）为筹备十七届三中全会调研时，又指出了要在坚持公有制为基础的前提下，以第二次农村改革将全国的改革和发展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的决心。 可以看出,在中共十六大形成，并经中共十七调整和巩固的新一代领袖们,已经成熟而老练地从毛泽东和邓小平那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包含正反两个方面)。并且,也兼收并蓄地从迄今为止的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汲取了营养。在这个基础上创造性地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以人为本”的、和谐地科学发展道路。笔者深信,只要沿着这条道路脚踏实地地走下去,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灿烂明天,一定会来得更快!借用毛泽东的一段明言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中国世纪”“就象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就象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就象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总之,有了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核心,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之伟业一定能加速实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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