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述说

这是作者对西北国棉一厂破产写的系列文章的一篇。作者将对这一现象，阐述自己的看法。

也许我根本没有必要写着篇文章，西北国棉一厂政策性破产，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中国选择市场经济的那天，就意味企业破产将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话可以这么说，但要亲身摊上这事，说话的冲动就会萌晃起来，就想一吐为快。

我所在的西北国棉一厂是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在西北建立的第一家企业。那年在读厂志那些枯燥的文字后，我对西北国棉一厂的历史有了一次较为全面的理解。西北国棉一厂五十年代出现了全国劳模赵梦桃。不要小看这位旧社会的苦命丫头，她用柔弱的身体在细纱车间三尺弄堂拼命干、下苦干来报答共产党的恩情。赵梦桃的感恩过程展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第一代产业工人的精神风貌，成为中国纺织工人的一面旗帜，被誉为优秀共产党员、模范共青团员、先进工人的典范。1963年6月23日年仅28岁的赵梦桃因宫癌逝世。西北国棉一厂的历史最为辉煌的记载大都与赵梦桃息息相关。文革中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就是以赵梦桃小组党小组的身份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而当选为中央委员，开始了她在中央七年的参政历程。文革中的西北国棉一厂成为各级党委政府下气力抓的典型。尽管对文革的看法泾渭分明，但西北国棉一厂厂志的数字表明，文革中的西北国棉一厂职工为国家出了力。1976年文革结束那年西北国棉一厂利润为1300多万元。当就这1300万元的数字来讲，数字本身算不了什么，如果按照当时的价值来讲，1300万元就不是一个小数字。当时一辆四吨的解放牌汽车的销售价为1万多元。1300万元，就是讲西北国棉一厂年上缴的利润可以购买1000辆解放牌汽车，用现在的价值计算，最少超过1亿元。有人可能把这些都归结为计划经济的功劳。我不否认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优势，但西北国棉一厂职工为取得这些成绩的艰辛付出是有目共睹。八十年代的末期，我接待过北京一家妇女杂志的记者(可能是《中国妇女》杂志社)。这位女记者来企业的目的就是调查一下纺织工人的生存状况。这位女记者告诉我，她经过调查，纺织职工非因工死亡的平均年龄为53岁左右。非因工死亡的原因很多，但纺织厂繁重的劳动不能不是一个原因。文革中间，西北国棉一厂每星期开十九个班是正常的事，有时处于政治的需要或生产任务紧，还开过二十班。一个星期开二十班的含义就是，每个工人一个星期的工作时间超过52个小时。在当时超负荷的工作量是没有回报的，后来可能企业的领导看到职工太辛苦，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每加以一个班，就给每一个工人发一个油酥饼和咸鸭蛋。西北国棉一厂就是靠着工人这种无私的奉献，每年增加的产值和利润占当年企业生产总值和利润的15％以上。九十年代初期，我在一本美国人编撰的有关企业管理的专著中，看到了美国人对中国企业管理由衷的赞美。这位美国人说，中国五十年代出现王进喜、赵梦桃这样的劳动模范，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企业管理的成功。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员工自觉劳动、力求完美。王进喜的“宁愿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和赵梦桃的“下苦干，老实干，拼命干”，可以说是那个年代中国工人的劳动价值。每当我同任何人谈起这段历史，内心就弥漫着敬佩和感激。

世道沧桑，大庆的日子怎么样？媒体上有关大庆的报道已经非常弥贵了，油价成为媒体常出现的热点文字，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世界油价的涨落自然关系着中国经济的命门。产生赵梦桃的西北国棉一厂就要在2008年的11月底用破产的形式消失了。企业破产，《破产法》上的界定，是指当债务人的全部资产不以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通过一定程序将债务人的全部资产供其平均受偿，从而使债务人免除不能清偿的其他债务。并由法院宣告破产解散。充满刚性的司法解释，让活跃的大脑瞬间僵硬起来，面对这样的现实，想要说得话很多，但当我坐在键盘前，想说的话瞬间云消雾散了……

我又一次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