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干及高干子女为什么容易变质
 　　

　　在已经被查处的腐败大案中，我们经常可以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领导干部自己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贪污受贿，大搞腐败；另一种是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其子女经商办企业大开方便之门，与其子女一起非法敛财，迅速暴富。经济学家所说的权贵资本主要就是指这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在高干及高干子女中表现更为突出。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高干及高干子女很容易变质。
　　我们之所以说，高干及高干子女很容易变质，并不是说其他领导干部与其子女就不容易变质，而是说高干及高干子女比其他领导干部与其子女容易变质的条件更多，危害也更大。
　　记得文革中曾流行过这样一句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时中央领导对这句带有“血统论”的口号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并提出应将这句口号改为“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当时一些高干子女还很不服气，还对中央领导的批评极为不满。可是没想到，后来他们的老子也挨了批斗，也被打成“黑帮分子”“走资派”，他们也就不再喊这个口号了。而从现在的情况看，当初那些满脑子“血统论”的高干子女还别不服气：今天还有多少高干子女还是英雄好汉，还能接好革命的班？而且有的老子连自己都未必能保持革命晚节。
　　我们之所以说高干及高干子女更容易变质，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二是高干手中有很大的特权。
　　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干部的待遇是按等级划分的，干部的级别越高，待遇也就越高。到了一定级别的高干，尽管工资拿得并算多，但是他们可以享受免费的几百平方米的住房，有不止一辆的专车，还配有专职的生活秘书、保姆、警卫、司机等等，以及其他一些特殊的待遇。其子女自然也就跟着老子享受到这些待遇。这种养尊处优的环境很容易使领导干部，特别是高干及其子女产生一种优越感，从而拉大与普通老百姓的距离。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央对此问题从没有掉以轻心，曾采取各种措施力图改变这种状况，缩小领导干部及其子女与普通老百姓的距离，比如，文革前几次降低领导干部的工资；取消了专门为干部子女设立的学校。文革中对一些领导干部追求享乐的思想作风进行了批评教育；并组建了“五七干校”，让领导干部下放参加劳动，接触工农群众；同时号召领导干部子女同知识青年一起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应该说，这些措施对于防止领导干部，特别是高干及其子女脱离群众，腐化变质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们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经济建设上，不再重视“和平演变”的问题，“一手硬，一手软”，因此忽视了高干及高干子女容易变质的问题，没有对高干及高干子女容易变质的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因此使一些高干及高干子腐化变质的事情屡屡发生。这种情况是应当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的。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利益的调整，贫富差距扩大，商品经济的冲击，以及国内外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领导干部特别是高干及其子女面对巨大的金钱等物质利益的诱惑，思想很容易发生变质。而领导干部特别是高干手中的权力又很容易为发生这种变质创造条件。尤其是当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干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只是暂时的，是迟早要交出去的，是不能由其子女继承的，因此产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时，他们必然千方百计在有限的时间里为能使自己及自己的子女能够永远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创造条件。其子女也必然为了不至于在老子失去权力之后，失去养尊处优的生活条件，千方百计想在老子在位时猛捞一把。这种情况如不引起高度的重视将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高干及高干子女发生变质将会对我们的革命队伍造成极坏的影响。如果我们的革命队伍中连党的高级干部都不想革命了，其子女都想去当资本家了，那么我们还怎么能要求其他的领导干部继续革命，其子女不当资本家。我们的革命队伍不就彻底垮掉了，彻底变质了吗？
　　所以我们反腐败，反权贵资本的重点应放在高干及高干子女身上。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实防止高干及高干子女蜕化变质。当然我们也应看到高干及高干子女中也并不所有的人都已经蜕化变质，不少高干及高干子女经过党的多年培养教育还是能够自觉抑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的，还是能够保持革命的气节，坚持继续革命的。对这样的高干及高干子女党中央应及时发现，并给予重点培养和帮助，使他们能够接好革命的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