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裁量有点蒙人？

律法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无论是立法精神、法制理论还是具体法律条文，都要充分体现绝大多数人对于司法实践的期盼和意愿，并要相信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鉴别力。否则的话，律法工作很可能会在谋求社会价值的过程中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和裁量，眼下就有众多异议。

不妨先从过去的一个案例入手，以便进行比较分析。本人参加工作头几年，大约是在1986年前后，本单位发生一起偷盗运输物资案，罪犯是单位内部职工，并是多年的优秀党员。平时工作勤勉，从不请假误工；生活俭朴，总吃咸菜稀饭；人际关系相当不错，群众反映良好。就是这样一位优秀党员，居然到了借工作之便无所不偷的地步，据说事发之后，家中搜出各类偷盗物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折合人民币两万多元，被判死刑。枪决时引来众多熟人围观，人们感到非常不解，但当时没人认为罪不当死。

如今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方面是经常数额巨大，数百上千万元的很是稀松平常，而另一方面是其实都有来源。这种“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人人都敢肯定其来路不正。虽说法律是讲证据的，但“巨额财产”来路问题，应由犯罪嫌疑人作无罪举证。也许“巨额财产”是路边拣来、别人转赠或家庭继承的，但这类来路容易印证。此外的“巨额财产”不外乎偷来的、抢来的、受贿的、贪污的，就其性质看，哪一种都不比偷盗更能容忍与宽恕。民众能够接受当年偷盗两万元的执行死刑、而不能接受如今贪污受贿成百上千倍的判处有期徒刑，显然要比先进法理更有理由，与文明程度无关。不从这一角度考虑量刑，不能服众。

所谓“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际就是当代法律接轨后，在犯罪嫌疑人“有权沉默”或者“有权抵赖”的律法规则下，所必然带来的一种罪名，也是法律界在全球化的幌子下所催生的“新生事物”。从“说不清”来源的动机看，犯罪嫌疑人无疑是要避重就轻、逃脱严惩。“来源不明”其实就是他们蓄意抵赖和大胆抗拒的预期效果，照理应当罪加一等。有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和支持了司法实践的不作为问题。这种罪名相当于产业技术界鉴定事故列“其它”原因，大家全都过得去。假如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从重处罚，相信多数犯罪嫌疑人就会老老实实说出“巨额财产”的“来源”了。

尽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看起来不过是一项罪名，其实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成败有着深远影响，不能等闲视之。在量刑方面把握不好，起不到应有的社会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