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民主的深刻解读

张宏良教授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四大民主权利的解读很深刻，很到位。

1，四大民主权利的形成

“20世纪60年代中国爆发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穷人宪法——《文革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四大自由权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自由权利构成了文革大民主的基本内容。”

四大民主权利早在我国社会主义里萌芽，而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形成，构成了人民宪法中大众民主的基本内容。

2，四大民主权利同历史上的一切民主相区别的特点

“一个“大”字，充分反映了这是大众政治时代大众享有的大众自由大众民主，它将从根本上取代数千年来精英时代造就的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

它是和剥削阶级的精英小民主对立的人民大众的大民主。一个“大”字，含义深远，突显其特点。正如列宁所说，这个量变包含着深刻的质变，这种民主的“扩展”，不是通过资产阶级民主的“日益扩大”而实现的，而是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大民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大民主。

3，“大鸣”

1），“大鸣”就是人民大众的言论自由

“大鸣是相对于以往言论自由的小鸣而言的，以往言论自由的三重门槛决定了只能是极少数精英的小鸣，现在既然是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就需要与绝大多数人相适应的大鸣，只有大鸣才能形成和适应大众政治。”

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看起来是不分阶级的言论自由，似乎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言论自由还“自由”，其实是用经济的文化的媒体的“三重门槛”巧妙地排斥穷人的言论权。甚至在社会主义里，只要修正主义路线居于统治地位，就可以很快形成精英的话语霸权，在主流媒体里把穷人的话语权剥夺干净。

2），“大鸣”的主体大

“发表言论自由的主体大，大到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的程度，而不像以前那样只包括极少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

“大鸣”的主体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并不包括人民的敌人。这里应该把“人民”和“公民”区别清楚，“人民”是一个阶级性鲜明的概念，“公民”是一个中性概念，在宪法中是指一切具有中国国籍的个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不能说成“我们的权力是公民给的”“公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3），“大鸣”的形式多

“并且这种公开质询的公众大鸣不受任何形式束缚：可以是只身独鸣；也可以是聚众和鸣；还可以是全体齐鸣。鸣的场合也不受限制：可以是会上鸣，也可以是会下鸣；可以在单位里面鸣，也可以走上街头鸣；可以在本地广场鸣，也可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鸣。”

人民言论自由的形式在文化革命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共产党没有怕群众的道理，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文化革命那么“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稳如磐石。只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才怕群众讲话，不让群众讲话，总有一天要垮台。

4），“大鸣”覆盖范围大

“言论自由覆盖范围大，公民不仅有权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有权表达对本单位、本地区、本部门乃至本国家所有问题的政治诉求。”

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号召青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到群众里面去。人人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世界革命成了人们自觉的习惯，自私自利，私心杂念成了过街老鼠和见不得人的东西了。

5），资本主义的“共同诉讼制度”的一定的进步性

“美国开始推行的现代共同诉讼制度（公民表达的所有政治诉求，都无需任何审批，无需任何证据，无需任何费用，无需任何专业知识），就是中国文革民主之花结出的丰硕的世界政治之果，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和创新，最终也只能由中国人将其完善成为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大众政治制度，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

资本主义的“共同诉讼制度”的一定的进步性也来自于吸取文革的经验，但它仍然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最终，大众政治制度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不断完善的大众民主。

“以有罪推定为核心的共同诉讼制度，以自然法和公众立法为根本的现代司法制度，就是中国文革灿烂之花结出的世界丰硕之果。”

“有罪推定”是有被检举者必须拿出无罪的证据，文革中群众对贪污腐败的监督，对走资派的监督，就是这样的。这本来是监督民主卓有成效的一大进步，符合世界民主进步的潮流，却在文革后受到批判，被坚决否定，于是“无罪推定”成了“法制”的基本原则，成了压制人民“大鸣”的符咒，成了贪污腐败的法律保护伞。

6），“大鸣”的渠道大

“容纳言论自由的渠道大，大众政治的广泛性决定了言论自由渠道的多样性，而传统媒体的狭窄渠道只适合于精英政治，无法适应广大普通劳动者自由表达言论的大众政治。这就必须在原有媒体之外开辟新的言论自由渠道，大小字报，标语口号，自由辩论等方式，与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等媒体具有同样存在的神圣权利”

“当今网络时代，已经完全具备了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自由表达思想言论的技术条件，具备了实现大众政治的物质基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形成了与传统媒体相抗衡的网络民主。中国网络民主的形成和发展，既是传统媒体被精英集团垄断的结果，又是大众政治时代到来的主要标志。网络民主的大众性质决定了必须恢复四大自由的宪法地位，在制度和法律上确认网络媒体的主导地位，取代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坚决废除诸如网络管制、网络歧视等打击和限制网络民主发展的一切制度，防止由于运用传统媒体的能力不同而形成民主特权，保证每一个公民都具有表达思想的自由权利。”

特别是网络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的时代形式，未来必然成为现代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实现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对上层建筑领域的占领。

4，“大放”

1），“大放”就是“由民做主”。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人民破天荒第一次成为政治管理的主人，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

无论是封建社会的为民做主，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以民为主，人民始终都只是政治管理的对象，都只是被管理的客体，而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由民做主，人民则破天荒第一次成为政治管理的主人，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

2），“大放”是解放套在人民民主上的各种枷锁，首先是精神枷锁

“放开所有错误历史观念的束缚，把人们从陈旧社会的精神枷锁和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

首先是观念束缚，精神枷锁

“迄今为止统治阶级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何谓有理、何谓有罪的问题上。在统治阶级看来，永远是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卖国有理，甚至屠杀有理；永远是革命有罪，造反有罪，罢工有罪，甚至谋生有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不准百姓搭建一座茅棚，偌大一个中国摆不下百姓一个谋生摊位，把这种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空前极端压迫以所谓法制的名义注入整个社会，就是统治阶级思想建立的成功典范。那些灭绝人性的法学精英或许会说，其他许多国家也都不许搭建茅棚，但是所有不许老百姓搭建茅棚的国家，政府都为老百姓提供免费住房，唯独中国既不准搭茅棚也不提供免费住房。连飞禽走兽都有搭窝筑巢的权利，住房更是最基本的人权，可是中国那些天天叫喊自由民主的右派精英，却唯独不提老百姓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人权。”

所谓资本主义“政府都为老百姓提供免费住房”，张教授未免对资本主义太理想化了。

文革的著名口号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就把剥削阶级的“真理”“法理”根本颠倒了过来。其理论根据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就革命，就造反，就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后否定文革，被颠倒过来的真理又重新颠倒回去了，“造反有理”被批判，被否定了。革命的共产党转变为告别革命的执政党，“稳定压倒一切”的秩序党。

“如果说打死摊贩是执法人员素质问题，那么严厉打击摊贩则是制度和观念问题。当社会把那些在打击摊贩中死亡的执法人员追认为烈士时，同时也就把引车卖浆的摊贩列为了国家的敌人。面对那些街头被活活打死的小摊小贩，人们不禁在想，历史上有那么多暴虐的朝代，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禁止百姓摆滩谋生；西方资本那么贪婪，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公路上设卡收费；苏联东欧推翻社会主义那么彻底，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取消免费住房免费医疗等社会福利制度；为什么这些现象惟独发生在当今中国？并且每一个罪恶现象最初都是在老百姓的万众欢呼声中形成的，几乎无一例外。还有那个因坟地价高死不起的问题，所谓“死无葬身之地”本来是中国人最恶毒的千古咒语，现在却变成了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残酷现实。古今中外历史上只听说过有让老百姓活不起的时代，却从没有听说过有让老百姓死不起的时代，可人们随便打开任何一家媒体，随便走进任何一所大学，所看到和听到的绝大多数观点，都认为把老百姓弄得死都死不起的所谓改革是历史的伟大进步。”

“唯独在中国大陆把劳工往死里整，为什么？就因为中国大陆规定罢工违法，就因为中国大陆实行无罪推定。”

“整个社会一致声讨罢工自由和有罪推定的文革罪行，声称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经济，这无异在说，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帮助地主多收租子，帮助资本家多赚钱。就是如此荒谬绝伦的理论竟然被整个知识界推崇为最伟大的真理，直到今天，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仍然慷慨激昂地在歌颂这一伟大理论。”

“中国老百姓的悲剧，首先是观念的悲剧，其次才是制度的悲剧；制度悲剧不过是观念悲剧的必然结果。”

“这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命运还远远没有结束，把中国蓝领阶层推入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命运，正在如同乌云般地向中国白领阶层扩散，当中国白领也陷入死无葬身之地的绝境时，他们就会懂得什么是“天作孽，犹可存。自作孽，不可活”的天道天理。到那时，如果中国知识分子还有良知，他们就会为自己曾经的堕落而感到深深的悔恨和羞愧。”

不过权贵和精英永远会活得好的，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永远需要买办资产阶级做他们的代理人。

3），“大放”是打破所有陈旧规则（权力和资本的规则）的约束

“放开所有陈旧规则的约束，把人们从数千年剥削社会造就的旧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都是权力和资本统治的历史，数千年的权力统治，数百年的资本统治，形成了由权力和资本主导的游戏规则。同样一件事情，如果凭借权力和资本就是正当的；如果凭借体力就是罪恶的。同样是致人死命，如果凭借权力致人死命就是天经地义；如果凭借资本致人死命就是正当竞争；如果凭借体力致人死命就是暴力犯罪。由于人们支配社会只有这三种力量，官员凭借权力，富人凭借资本，穷人凭借体力，现在只把体力列为犯罪，这就在客观上把穷人变成了天然的罪犯。同时又在制度上赋予了官员和富人胡作非为的社会条件，可以随心所欲地掠人财产、淫人妻女和致人死命，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应该把苏联十月革命到反法西斯胜利的历史除外，把中国的毛泽东时代除外，把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除外。

是按照权力和资本的规则对劳动者“管卡压”？还是劳动者的解放和当家做主？这就是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作为只拥有体力的穷人，则是任何形式的反抗都要格杀勿论，集体反抗属于暴乱格杀勿论，个人反抗属于恐怖分子同样格杀勿论。中国右派精英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所谓民主的普世价值就是如此。”

资产阶级民主就是在民主的幌子下，用权力和资本的游戏规则剥削和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制”和“民主”的一体两面。

“大放首先就是打破了权力社会和资本社会的游戏规则，把一切都放到社会正义的天平上重新衡量，只要是罪恶行为，无论是采用权力、财力、体力等任何手段，都要绳之以法，严加惩处。真正实现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官员不漏，富豪不漏，暴徒也不漏。”

“打破了权力社会和资本社会的游戏规则”以后，并不是“把一切都放到社会正义的天平上重新衡量”，而是必然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超阶级的社会正义是没有的，一切所谓“公平的权利”“公正的民主”“自由竞争的正义”仍然是权力和资本的游戏规则。

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这才是阶级社会的本质。而不是划分为清官贪官，慈善富翁和土豪劣绅，良民和暴徒。

4），“大放”是在劳动者解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权利，自由联合的权利

“任何人都有权组建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无需任何部门任何人的审批和注册；任何政治组织一经诞生就具有与其他政治组织或单位相同的政治权力，拥有合法公章和开具相关证明的合法权力；所有政治组织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各级官员具有直接监督权、质询权甚至罢免权，可以随时召开会议行使权力，也就是中国官僚最为仇恨的所谓批斗会。可以说，中国文革期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政治自由时代，当时各种造反组织无计其数，遍布华夏每一个角落，如同现在资本的自由竞争和重新组合一样，各种群众组织也在政治竞争中不断重新组合和发展，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呈现出“百舸争流”的蓬勃朝气，真的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那些历史上始终被人踩在脚下的普通百姓，第一次有了扬眉吐气的做人感觉，并且不仅仅是一般的人，而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人。现在人们一提起政治体制改革就鹦鹉学舌地谈什么多党制，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不过是权利集团和资本集团互相制衡的手段，与老百姓的民主权利没有任何关系。而中国文革期间何止是多党制，当时的各种政治组织不下千万，如同一张经天纬地的正义大网，把整个社会笼罩的无一丝罪恶缝隙，任何徇私枉法的专权行为都难逃亿万人民的火眼金睛，所以才会出现10年无一贪官的清明景象。”

这个自由决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而是在党的毛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的自由，打破了修正主义司令部领导的官僚主义权力系统，仍然有一个逐步建立起来的从上到下的革命的权力系统，并不是各自为政，这个过程中间，当然免不了派性，山头，那只能说是一个过渡时期，不可能是民主的常态。

“由于群众组织对各级官员具有直接约束权力，使得任何官员都不敢欺压任何一个群众，因为任何官员面对的不再是一盘散沙的单个群众，而是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在无数群众组织直接约束下运行的权力，要想从事贪污索贿等腐败活动，简直比登天还难，简直比临渊还险，从而彻底切断了古往今来升官发财之间的通道。古往今来升官发财已成为中国政治的铁律，升官是手段，发财是目的，升官就是为了发财，升官也必然能够发财。唯独文革10年切断了升官与发财之间的通道，彻底摧毁了支配官场数千年的这一铁律，把当官变成了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政治奉献活动，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权利机构的廉洁运转。文革期间许多进入政治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等，仍然只拿原来工人的工资。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由于仍然是原来西安机械厂工人的工资，感到政治局开会收取茶水费经济压力很大，便找到周总理要求开会只喝免费的白开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拿的也是原来售货员的工资，每次家乡来人走后，夫妻俩都要很长时间啃咸菜度日。这些造反新贵尚且如此窘迫，一般官僚要想挥霍奢侈更是绝无可能。”

无产阶级没有别的武器，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但是没有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群众是组织不起来的，特别是在反动路线的压迫下更组织不起来，组织起来也会受到破坏，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正确路线下，党的干部“不是要作官，而是要革命”。而修正主义路线和一切剥削阶级都是“官本位”的，统统遵循“升官就是为了发财，升官也必然能够发财”的规律。是作官还是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是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真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5），“永远不搞群众运动”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

“百姓自由，官员廉洁的根本在于发动群众、还权于民。只要主权在民，社会就能健康发展。文革结束后，为了发动官员，摧毁文革的组织基础，便提出了“永远不搞群众运动”的口号，全面解除了群众对官僚的约束权利，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还权于官的运动，官权无限膨胀、空前泛滥，腐败的闸门就此打开，一场百姓被抢光国家被卖光的历史悲剧开始在中国上演。”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一场人民运动，毛泽东说，社会主义要大搞群众运动，“专政是群众专政”，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群众运动，文革后否定群众运动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批判“群众专政”就是批判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官权”“民权”之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争。

6），“大放”就是在劳动解放的基础上创建无产阶级专政

“大放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废除社会不公的制度基础，重建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虽然历史上各个社会形态都讲公平正义，但是由于以往所有社会都是精英统治的社会，他们赋予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就是把占社会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排除在公平正义的范畴之外，无罪推定的司法制度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所谓无罪推定也叫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要控告对方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否则法院不予受理，不仅不予受理，甚至可以诬陷罪反坐。中国的权贵富豪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掠人财产、淫人妻女、逼人死命，凭借的就是这个无罪推定制度。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现代社会越发展，证据就越隐蔽，百姓要想拿到官僚的证据，穷人要想拿到富人的证据，散户要想拿到庄家的证据，患者要想拿到医院的证据，简直比登天还难，并且为了防止穷人通过各种极端手段拿到证据，法律又专门规定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没有法律效率，这就把穷人完全逼上了诉讼无门的绝路。”

“大放”就是在劳动解放的基础上创建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重建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在阶级社会里，除了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别的什么“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一切剥削阶级的精英民主都无一例外地把穷人排除在外，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才是真正的大众民主，把人民的敌人排除在外，而不是不分阶级的所谓“公平正义”。

“特别是北京银行，竟然在上市前夕主动放弃了超过200多亿的上市差价，以不足当年利润的17.8亿价格卖给了荷兰人，后来北京银行由于粗心大意泄露了银行的股东名单，其中居然有大批甚至不到一岁的中国娃娃股东，此时人们才明白为什么要匆匆把一个市值超过千亿的中国银行十多亿卖给外国人的奥妙。这件事情如果放到实行有罪推定制度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进行司法调查，任何一个国民都有权把北京银行告上法庭。但是由于中国实行无罪推定制度，任何人都无法掌握卖掉北京银行真实原因的直接证据，中国公众也就只能望法兴叹，感叹自己生错了地方，不该出生在实行无罪推定的中国，祈祷下辈子能够生在一个实行有罪推定的国家。”

精英的“无罪推定”杀出了一条猖狂腐败和肆意卖国的罪恶的血路——精英发的是财，人民流的是血！这正是最原始最腐朽丑恶的资产阶级专政！

“文革中群众对官僚提出指控后，官僚必须回答群众的指控，证明群众的指控是否存在，这就自然形成了有罪推定的司法原则。正是有罪推定的司法原则，杜绝了官僚罪恶的泛滥，保证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今天老百姓无需证据就可以把腐败官员告上法庭，还会有腐败吗？如果今天散户无需证据就可以把券商和证监会告上法庭，还会有股市欺诈吗？如果患者无需证据就可以把医院告上法庭，还会要药品的高额回扣吗？如果无需证据就可以把顶头上司告上法庭，还会有打击报复吗？知道了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区别以后，也就明白了中国的权贵富豪、贪官污吏及少数精英对文革极端仇恨的原因了。虽然文革失败了，但是文革实行的这一有效约束权贵富豪的有罪推定原则，却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形成了大众政治的司法基础，奠定了现代民主制度最牢固的法律根基。可见，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文革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后来中国在政治文明方面成为世界被告，完全是否定文革、倒行逆施的结果。”

所谓“现代民主”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决不是什么“大众政治”的“世界普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文明与资产阶级的政治文明不是先进和落后之别，而是根本对立的。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攻击，主要目标是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污蔑，他们把修正主义的倒行逆施的祸害也作为攻击社会主义的证据。正象精英把前苏联修正主义的破坏统统算到社会主义的头上一样。

5，“大字报”

1），“大字报”是文革大民主最根本的保证

“大字报是文革大民主最根本的保证，是大众政治最根本的制度基础，是保障所有公民具有民主权利的根本政治条件，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当今中国的网络民主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共同诉讼制度，都是大字报制度的历史产物”

“现代社会的大众民主则是通过大字报制度实现的。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最本质的特点，就是由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历史性转变，这已成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而推动这一历史转变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中国文革创造的大字报制度。甚至完全可以这样说，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所有优点，都是大字报制度决定的。”

所谓“现代社会”，应该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区别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文明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文明。精英嘴里的“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政治文明”就是资产阶级文明。不加区分就会把我们的思想搞乱。因此，应该明确，大众民主是一般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特征，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现代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的本质特征，而不能含糊说是“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最本质的特点”。推动传统无产阶级专政向现代无产阶级专政转变的是知识经济的先进生产力，在政治上是网络民主，而网络民主的前身是大字报民主。

2），法律和道德都是有阶级性的

“站在法律的角度看，一部《水浒传》只有高俅一个好人，其他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杀人犯；如果站在道德的角度看，则只有高俅该杀，其他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大英雄。这种建立在否定道德和公众权利基础上的法治，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成为少数精英作恶的工具。”

应该说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法律和道德的角度看，与站在农民起义的法律和道德角度看，结论必然是截然对立的。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赤裸裸的表达，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协调，道德不过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虚伪的表达罢了，是对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共同欺骗和精神奴役。

3），实事求是，人民利益和毛主义成为文革的是非标准

“中国文革爆发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有的是非善恶真假美丑都要由社会公众来评价，而老百姓评价是非善恶的尺度很简单，就是道德，就是天理，就是良知。”

文革的是非标准不是什么道德，天理，良知，而是实事求是，人民利益和毛泽东思想。

4），网络就是现代大字报

“网络就是现代大字报。网络为大字报提供了技术基础，大字报为网络充填了历史内容，这是中国对信息社会民主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网络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成为大众民主的最广泛平台，成为人们表达政治诉求的唯一通道，这一方面是由中国传统媒体被精英控制决定的，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文革大字报10年演习的结果，是文革大字报的历史复活，是网络版的现代大字报。”

5），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底线

“当今中国“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大字报制度，就是中国的网络民主。当今中国公众唯一能够表达民主诉求的地方就是网络大字报，当今中国唯一对权贵豪强具有威慑作用的也是网络大字报，中国贪官买办最为痛恨最为惧怕的同样是网络大字报。”

四项基本原则本来是社会主义的底线，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口号下，被“改革开放”一项项“突破”了。社会主义换成了私有化市场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换成了“政治民主化”，党的领导换成了党的执政，毛泽东思想换成了“特色理论”。

网络民主应该归入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的内容之中。

“恢复大字报制度的宪法地位，确定破坏大字报制度的犯罪性质，应该成为当今中国“天下共击之”的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

“现代中国不可饶恕的犯罪底线，就是对网络自由和网络民主权利的侵犯和剥夺。这应该是未来中国大众民主的不可动摇的政治基石。”

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石，这和网络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石是一致的。

6，“大辩论”

1），用大辩论民主取代小辩论的议会民主是根绝官僚制的有效手段，“大辩论”是解决路线问题的手段

“大辩论是相对于西方国会或议会的小辩论而言的。西方国家代议民主制的程序，决定了国会议员都是经过资本筛选出来的，资本的同一性决定了国会议员立场的一致性，无论彼此之间政见分歧有多大，在对待穷人和穷国的问题上，国会议员的立场往往惊人地一致。”

列宁说，把议会的清谈馆变成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构，是根绝官僚主义的公社原则之一。在具体操作中，国家官僚主义的顽疾仍然并不容易根除。当然这主要是与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长期存在有关。大辩论则是有效地展开同官僚主义斗争的有效办法。特别是在政治路线上的大辩论，本身就是马列毛主义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而修正主义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官僚主义的政治根源。

“精英民主的这种阶级局限性和阶级指向性，决定了议会辩论的内容永远都只是统治和管理人民方法的辩论，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即便偶尔反映了人民利益，那也是一种恩赐和让步，目的是让人民为他们更有效率地创造财富，如同狼群给予羊群更大的自由天地，是为了让羊群生长得更加肥大一样。”

“大众民主的大辩论，就是要突破精英控制的代议民主制，还权于民，让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2），“大辩论”是人民决策重大问题的体现

“所有涉及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都要交由人民自由讨论，在人民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决策和法案。这种整个社会大辩论和国会内部小辩论的不同作用在于，社会大辩论形成的决策和法案能够充分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国会小辩论形成的决策和法案只能代表权贵富豪的利益。”

“中国进入了彻头彻尾的精英政治时代。老百姓的历史劫难也就全面降临了，随着工作、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权利的陆续被剥夺，改革初期那种富人吃肉、穷人喝汤的利益格局，迅速演变成为富人吃肉、穷人喝风的极端环境。”

小辩论是彻头彻尾的精英政治，其结果就是剥夺人民的利益。

所谓“改革初期那种富人吃肉、穷人喝汤的利益格局”，其实吃的是公有制的肉，是穷人自己的肉！把公有制家当吃完以后，穷人就只剩下“喝风”的份了。

“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政府违背最初承诺，把权贵富豪一元钱买的低价股和广大股民几十元钱买的高价股拿到市场上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这与其说是买卖，不如说是抢劫。如此公开的抢劫行为造成股市半年跌去一大半，市值损失超过18万亿，按照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的测算，足够全国25年的公费医疗支出。也就是说，为了让极少数人发大财，全国老百姓损失了25年的公费医疗。可就是如此明显的抢劫方案，竟然作为改革成就堂而皇之地写入了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且在代表们热烈的掌声中一致通过。”

权贵富豪合起伙来欺压人民剥夺人民，这就是所谓的“股权分置改革”！

“如果说私有化改革剥夺的是蓝领，那么殖民化改革剥夺的将是白领，并且以中国左翼为代表的进步力量正在全力以赴地阻止这一灾难的发生。”

“私有化改革”“殖民化改革”都是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进行的。

3），大辩论能够形成一种社会纠错机制

“大辩论能够形成一种社会纠错机制，通过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之间的充分交流和辩论，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众的主导地位和道德的支配作用。”

主要不是各阶级之间的“交流和辩论”，而是人民内部的充分交流和辩论；主要不是“保证社会公众的主导地位和道德的支配作用”，而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人民的主导地位和马列毛主义的指导思想的支配作用。

“如果说前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主要约束对象是权贵富豪，那么大辩论则同时还具有大众民主自我约束的作用。大众民主的自我约束作用，主要是防止公众一时的选择错误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永久灾难，不断地自我纠正社会选择的错误，避免大众民主异化为被野心家利用的个人专断。”

准确地说，“四大”主要约束对象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重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权贵富豪”的概念不很明确。“四大”同时都有自我约束和自我教育的作用，即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改造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纠正自己就是一种纠错机制。

“一系列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和政治清洗运动，对大众民主进行了彻底绞杀。期间无论是反左还是反右的运动，绞杀对象始终都是大众民主；反左时把大众民主当作文革妖孽来批判；反右时又把大众民主当作西方自由化来批判。经过持续30年对大众民主的反复清洗，民权荡然无存，官权无限泛滥，中国民众从一个极端沦落到另一个极端，从人类历史上权利最强大的民众沦落为人类历史上最没有权利的民众。”

人民可以自己纠正自己，而错误路线的头子却“改也难”，因为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一条路线的问题，错误路线的支持势力总要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因此“无论是反左还是反右的运动，绞杀对象始终都是大众民主”。当然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修正主义当权派也有矛盾，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民主斗士并不代表大众民主。但他们的主要矛头是对准大众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对准马列毛主义。

“诸如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制度和罢工自由，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剥夺的公众基本权利，是包括非洲一些皇权专制国家都不敢突破的文明底线，可是中国公众却彻底丧失了这些文明社会的基本权利。不仅丧失了全部公权，甚至丧失了最基本的私权。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法律允许富人随便扒掉穷人住房，翻盖后再以高价强行卖给穷人的现象，而中国不仅允许富人随便扒掉穷人住房，甚至把那些守在自己住房里的所谓“钉子户”当作罪犯一样对待，中国的法学精英不仅不为老百姓说话，反倒全部动员起来通过各种会议和媒体，声讨那些守护自己房屋的“钉子户”。即便如此，中国富人仍不解恨，开动全国媒体不分场合地频频叫喊：“中国穷人仇富，应该保护富人”。可以说，上下五千年纵横全世界，富人能够带领官员、武警、法院、电视台，开着推土机去扒老百姓房子的，唯独当今中国；中国富人在扒房子圈地、抢占企业和百姓财产方面，除了没有动用喷气式战斗机和核武器之外，几乎动用了全部国家力量，如此为所欲为的富人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可以说，中国一个开发商动用的国家力量，就超过了西方国家全部房地产业动用的国家力量。把政府官员、武警、法院等统统变成了开发商的跟班，还不算保护富人，那怎样做才算是保护富人？总不能赋予每个富人直接调动野战军的权力吧！”

人民可以自己纠错，而修正主义却是翻案，不顾社会主义的一切底线，把人民颠倒过来的世界又颠倒回去。

4），修正主义和马列毛主义的斗争本质上是两大阶级的斗争

“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民权丧尽、官权泛滥的唯一国家，一方面是由对文革大民主的历史报复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改革总设计师的个人经历有关。”

“他既要对上打倒华国锋，又要对下镇压造反派，只能借助于官僚集团的力量，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他成为官权代表的历史角色，用官权的力量对上削弱中央集权，对下剥夺百姓民权。”

形式上的中央集权，官权，民权的斗争本质上是修正主义和马列毛主义的斗争，是两个阶级的斗争。没有修正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地位，没有党内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资本主义，官僚主义都泛滥不起来。

“中国二千多年集权政治决定了中央集权力量相当强大，10年文革又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民权力量，要消除其中任何一个力量都十分困难，现在要两面出击同时剥夺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更是超乎想象地异常困难。可是又非要两面同时剥夺不可，他的个人野心决定了他与中央集权的生死对立，他的政治立场又决定了他与百姓民权的生死对立，与任何一方都无法结盟，对任何一方都无法容忍。在个人利益遭受到巨大历史羁绊的困难情况下，总设计师以超乎常人想象的胆识和气魄，做出了对国家民族来说的灾难性选择：无限扩大官权，无限依靠洋权，打击中央集权，剥夺百姓民权。于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刚刚摆脱的历史劫难，再次降临了。”

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与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混同起来。在社会主义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央集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众民主是一致的，是人民民主内部的民主集中制的关系。而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却是和民权对立的。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必须加强中央集权；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又决定了中国必须扩大百姓民权。如今把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作为打击对象，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就同时丢掉了。并且无论中央集权还是百姓民权，至少都是爱国力量，唯独官权天然就是卖国力量。这是由官权的历史性质决定的，官权要同集权和民权相抗衡，必然借助洋权，最终完全投靠洋权，中国近代几乎亡国灭种的悲剧根源就在于此。古今中外历史上之所以都把约束官权作为一个基本的政治任务，道理也在于此。眼下中国经济殖民化的活生生现实，更是有力的历史例证。”

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决定了人民内部民主的原则只能是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充分的民主，二者不可偏废。最充分的大众民主和高度的阶级意志的集中相结合——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特色。

买办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腐败和卖国，本质不在与中央集权和民权的两面对立，本质是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本质是买办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在现在的中国，爱国主义只能是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爱国主义，不爱社会主义，不爱新中国，就必然是卖国主义。

“通过改革无限扩大官权，通过开放紧密依靠洋权，此时的总设计师已经完全谙熟了中国政治的历史诀窍：只要有官权和洋权的支持，就能把中央集权玩弄于股掌之上，就能把百姓民权轻松地踩在脚下。凭借无限膨胀的官权，总设计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权利顶端，虽然没有任何党政职务，却能够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等统统变成自己的跟班，随便一句话就能囚禁党的总书记，随便一通议论就是全国学习的中央文件。”

“官权至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官权在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了自己的人格化代表。在总代表的率领下，官权对上以民主的名义约束中央，对下以稳定的名义镇压百姓。官权的膨胀超越了历史上所有贪官污吏最大胆的想象，达到了历朝历代官员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极端程度，不仅超越了历朝历代的官权，甚至超越了历朝历代的皇权。”

“古代从皇帝到贪官，对所玩弄的女性只能赠送钱财，不能赠送官帽；而当今中国官员既能够赠送钱财，又能够赠送官帽。把宝贝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已成为中国官场的一大时尚，多年来中国的美女官员越来越多，就是这一时尚日渐风靡的结果。随便把官帽赠送给宝贝，是中国权利私有化的根本标志。”

“他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就让全国官僚同样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这种特别够哥儿们的江湖义气换取了全国官僚的一直拥戴，却把中国推入了前所未有的官僚皇权化时代。”

只反官僚主义，不反修正主义，仍然没有抓住根本。根本的路线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无从谈起，路线问题的解决是解决其他问题，包括解决官僚腐败问题的前提。我欣赏张教授的分析，但正如数学往往站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揭露右派一样，张教授的立场有点类似于数学的立场。我并不反对数学，而很欣赏数学。

5），“现代陪审团制度”的进步性来源于文革的大辩论

“虽然文革创造的大众民主在中国遭到彻底失败，但是却在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西方国家结出了丰硕果实，西方国家正在普遍推广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就是文革大辩论的制度产物。记得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曾经说过：“中国文革许多伟大的创造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处于混乱状态，没有制度化，21世纪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把文革的创造制度化”。可以说，美国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就是文革大辩论制度化的产物。”

虽然“现代陪审团制度”是一种民主进步，虽然“现代陪审团制度”的进步性来源于文革的大辩论，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仍然有它的虚伪性。

“现代陪审团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陪审团成员是在开庭前通过全市居民身份证摇号产生。”

“为了说服陪审团选择有罪或者无罪，包括律师在内的控辩双方不再是绞尽脑汁钻法律的空子，而是努力在道义上争取陪审团的支持，这就在客观上使法庭变成为弘扬道德正义的地方，每一次审判都是对社会道德和正义的维护。”

理论上虽然如此，问题的实质是社会的统治思想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社会道德只能是统治阶级的道德，而且在实际操作中，金钱社会里金钱还是具有决定作用的。

“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把律师称为讼棍，列为“无罪也该杀”的行列，责任不在律师，就在于目前把道德和公众排除在司法之外的小辩论制度，这种司法制度决定了律师除了想方设法钻法律空子和贿赂法官之外，没有其它任何选择。甚至为了防止法律成为捍卫道德和公众利益的工具，中国法学界一直声嘶力竭地呼喊“法律就是不讲道德”“要防止道德对司法的影响”，中国老百姓完全陷入了求告无门的悲惨境地。”

问题的阶级本质是，资产阶级的精英民主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众民主。毛泽东时代“找政府说理”是群众的口头禅，对不说理的地方，群众就责问“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而现在，在精英口里，“法律就是不讲道德”“民意并不正确”，人民民意不讲，社会主义道德不讲，还有什么“理”可讲？

“在大众民主的大辩论中，公众处于主导地位，道德具有支配作用，法律必然成为捍卫公众利益的正义之剑；在精英民主的小辩论中，精英处于主导地位，专业具有支配作用，法律必然成为欺压公众的作恶工具。”

“公众”改为人民，“道德”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就好了。

“中国精英集团对于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和文革大民主具有同样的仇恨和恐惧，把宣传文革大众民主称为是极左，把宣传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称为是极右或是自由化，而把建立在否定大众民主和现代政治文明基础上的精英政治，称为是唯一适合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

不是“同样的仇恨和恐惧”，对“文革大民主”是阶级的“仇恨和恐惧”，对西方“民主”是顶礼膜拜，有选择地接轨：只与最丑恶最腐朽的接轨，稍微好点的即便是形式民主也不接轨。因此毛泽东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专政！这就是所谓“特色民主”！

“削弱中央集权，造成洋权无限膨胀，经济殖民化日渐深重，使中国称为西方国家随意掠夺的国际奶牛。这种官权和洋权相结合，一方面造成了内专外奴的国家政治模式，另一方面造成了官人经济加洋人经济的国家经济模式”

“中国股市就是一个典型：官人通过大小非解禁发了大财；洋人通过国有资产贱卖发了大财；唯独中国老百姓亏得血流成河。正是因为官人不赔钱，洋人不赔钱，赔钱的只是老百姓，所以面对21世纪最惨烈的中国股灾政府完全无动于衷，甚至满面红光地仰天大笑。中国权力结构的悲剧根源决定了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途径就是：扩大民权、加强集权、约束官权、限制洋权。而这只有大众政治制度才能做到。”

6），网络时代也并不能自发进入世界的大众民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真正的大众民主

“在财富充分涌流、网络高度发达的大众时代，社会已经具备了共同富裕和共同管理的物质基础，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把贫穷强加在他人身上，任何人也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把表达思想的方式强加在他人身上。社会将拆除所有妨碍公平正义的权力、资本和知识门槛，让富裕、民主、自由的阳光照耀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无论他是官员、富人、学者还是缺少文化的穷人，都具有享有富裕生活和表达政治诉求的相同权力，如同无论富人穷人、官员百姓、学者文盲都具有呼吸空气的相同权利一样。”

社会不会自行“拆除”阶级“门槛”，不消灭“富人穷人、官员百姓、学者文盲”的阶级差别，就不会有真正的平等公平正义。而要消灭阶级，就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