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待”者，待富、待业、待婚也。一个人“一待”、“二待”，不是大问题，“三待”俱全，就成了大问题；少数人“三待”不是社会的大问题，数以百、千万计的人“三待”就成了要命的社会问题。

       成问题的“三待”群体，是这样一些人：早至就业年龄，没有稳定的工作；早至结婚年龄，没有正当的婚姻。最重要的是，没有可以依靠的家族权、钱背景。

       “三待”的生存状态，形成了“三无”的心理状态----无尊严感、无希望感、无责任感。一旦感觉尊严受到严重侵犯，或渺茫的人生希望终于达到绝望，往往就会变成极其不负责任的爆发。而其爆发的过程，常常是毫无理性控制、毫无悲悯之心、毫无后果顾忌的，充满了毁灭性倾向的对社会及人身物质层面的深重破坏和对社会人文精神的沉重打击。“杨佳事件”，是一个突出但不典型的例子。杨佳把刀挥向了“强势群体”的警察，而绝大多数时候，“三待”爆发处，“刀”则挥向“弱势群体”，因而也就不那么引人注意了。

       以“孟连事件”为例，可知“三农问题”是事前可以预防，事后可以妥善处置的。而以“杨佳事件”为例，可知“三待问题”是事前无法预防（以上海闸北警方提供的说法为据），事后亦无法“善了”的（我想大概不会免去杨佳一死）。“三待问题”，已经到了必须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并且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

       愚意以为，解决“三待问题”的方法，只有发扬社会主义传统----“有活大家干，有饭大家吃。”、“把全体人民组织起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能任由惟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从而剥夺我青壮年的劳动权利。消灭“超额承包”女性资源，以及诱、迫女性从事职业“性工作”社会环境的一切良方，尽可在毛泽东时代的伟大实践中觅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