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我们是谁：中国将向何处去？！”

[ 楊懷忠 ]的“我们是谁：中国将向何处去？！” 对“我们”与“改革”的联系，提出了一个绝妙的判断标准，那就是“中国将向何处去”。“我们”代表人民，必然是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我们”代表既得利益的“新社会阶层”，必然是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

1，起点不同，方向不同

“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社会历史转折，却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同时也是二十一世纪初期乃至中期制定国家战略的资源起点和时空路径的入口。”

一个社会的大转变必然伴随一场伟大的革命，震惊世界的中国革命的成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49年十月一日成为中国伟大的社会转折点。从这一点出发，方向指向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改革”曾经说是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说的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红旗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是继往开来的新时代，丝毫没有“转折”之意，可是现在越来越说成“转折”了，而且是“历史转折”，是“国家战略的资源起点和时空路径的入口”，似乎把49年的转折忘记了，把49年的起点忘记了，“转折的转折”岂不又转了回去？新的“起点”岂不成了转回去的起点？岂不是复辟战略的“资源起点和时空路径的入口”？从这一点出发，方向只能指向“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资本主义。

同样是转折，起点不同，方向不同；前者通过伟大革命走向伟大转折，是光明正大的转折；后者通过摸棱两可的“改革”走向似是而非的转折，是阴谋诡计的转折。

2，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改革开放经79年思想解决运动逐渐成熟，成为主导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推动力，虽然始终需要克服各种阻力，尤其是八九年后九十年代初受到质疑困扰，但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得以确认，对外开放程度逐步加大加深。

什么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改革，一般讲是一种“试错过程”，改对了就坚持下去，改错了就纠正，“改革”本身怎么能成为一种动力呢？“动力”只能在“改革”背后。把“改革”本身说成动力，一是把“改革”神圣化，怀疑不得，纠错不得；二是把“改革”后面的真正“动力”掩盖起来，用别的“动力”取代人民动力。所谓“改革开放”因“思想解放”而发动，而成熟，实际是因思想欺骗而始作俑，而“化蛹为蝶”，似乎美丽而实际丑陋。它不是什么“成熟”，而是走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不是“成为主导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推动力”，而是越来越显露出社会退步的本质，而脱离人民，正在丧失动力。而所谓“阻力”，恰恰是人民的觉醒，抵制甚至反抗。所谓“市场化改革”越来越受到质疑，而从来没有被“确认”过（任何一个文件也没有确认过什么“市场化改革”）。

3，问题是缓解了还是越来越多地产生了？

“连续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极大缓解了建国以来计划经济积累的众多弊端和短缺经济问题，生产力要素配置的方向趋于合理，绝大多数消费品的短缺成为历史，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大幅度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也得到一定改善改良，但要素配置方式有待合理化。”

邓小平说：“发展”带来的问题比“不发展”还多。为什么？因为方向错了！资本主义的问题本来就比社会主义的问题多得多。新生事物也会出问题，那是由于不成熟产生的问题，随着新事物的成长必然会自行解决的问题；而旧事物的问题却是由于腐朽，是不可解决的致命问题。

初级计划经济的粗糙，完全可以用现在的信息技术解决；短缺问题，完全可以用发展生产解决。适当的市场手段的运用还可以和计划经济互相补充。而完全的市场经济，完全截断了计划经济向信息经济发展的道路就是断送了社会主义的前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切弊端都会显现出来，生产过剩（实质是人民购买力的降低）经济危机都会爆发出来。这决不是缓解问题，而是在积累巨大的新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风气社会治安问题，思想问题，道德问题，信仰问题，等等。由于市场的逐利倾向，生产要素不是向实业配置，而是越来越多地投向虚拟资本的领域，这合理吗？郎教授揭露了“两元经济已经成了我们致命的问题”。家产都卖光了，这样的一时“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富裕吗？农村是倒退了还是前进了？打肿脸就能成为胖子吗？

所谓农村“要素配置方式有待合理化”，不就是土地私有化的暗示吗？

4，是“摆脱过时体制的束缚”还是彻底摆脱社会主义？

“为了摆脱过时体制的束缚，改革呈现了分步冲破尝试路途的态势，优先策略是选择用阻力最小的方式、在阻力最小的地区和领域率先进行，导致体制冲突的两元现象。即在阻力较大动力较弱的边际上传统体制被重新强化的特征：如银行业和垄断性国企以及行政体制改革。系统设计战略改革思想成为当前迫切的事情。”

5，“时代的分水岭”究竟是什么？

“我们明显感觉到时代的分水岭，无论在纷繁冲突的社会现实中，还是在舆论的浮光掠影中，以及积淀在普通民众远景期许中；”

对时代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如何把握时代？就要抓住决定时代的主要阶级力量和时代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的力量曾经决定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就成为决定时代的主要阶级力量了，进入霸权主义和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作为传统无产阶级的直接延续的现代无产阶级就成为决定时代的主要阶级力量了，现代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同霸权主义的矛盾就是时代的主要矛盾。时代的分水岭以苏东巨变为分界，以美国一超独霸为分界，以上世纪末知识经济时代的诞生为分界。社会主义的再次复兴和霸权主义的灭亡成为世界人民新的“远景期许”。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前途决不是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和平与发展”的幻想中坠入资本主义的圈套，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而只能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知识经济，在社会主义知识经济的基础上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社会主义知识经济革命不仅是一场经济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上的新的文化革命，并且成为世界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世界复兴社会主义运动的灯塔。

6，中国的大智慧只能是集中华民族历史革命智慧之大乘的毛泽东主义

“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展现了领导阶层的集体反思，像中国传统智慧一样，它言明的状态包含了若干模糊性和不确定成分，它可以被任何利益主体所借用。”

所谓“中国传统智慧”无非是腐朽的孔孟之道，中庸哲学，它曾经把中华民族推向软弱腐朽的深渊，运用这种“智慧”，中国只能再度软弱腐朽，“改革”以来的韬光养晦的一味讲和的屈辱外交就是一次次的明证！

中国的大智慧只能是集中华民族历史革命智慧之大乘的毛泽东主义，没有别的任何东西能够代替它，包括什么“特色理论”！

7，所谓“价值解放”就是要从马列毛的世界观中“解放”出来

“现在我们需要经历一次改革开放的价值解决运动。后改革开放时代将伴随我们从小康水平到中等发达水平，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茅（美国、欧盟整体水平），从中国民族的复兴历史中，它的战略价值研讨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战略失误的代价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次“思想解放”是从“两个凡是”下“解放”出来，实际上是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开始；第二次“思想解放”是从“姓社姓资”的争论下“解放”出来，实际上是离开毛泽东思想越来越远；这次所谓“价值解放”就是要从马列毛的世界观中“解放”出来，用资产阶级超阶级的“价值观”取代马列毛的世界观，彻底抛弃毛主义的旗帜。

毛主义的旗帜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的旗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战斗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是指引中国走向无限光明的旗帜，离开毛主义旗帜，任何别的“旗帜”都只能把中国引向黑暗，引向苦难。什么“跃居世界前茅”“中国民族的复兴”，统统是毫无价值的幻想，无非是“有钱人”的“复兴”。

8，两个方向，两种命运，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

“把握好后改革开放时代的战略秩序和导向是促成和奠定中华民族复兴使命的关键环节之一，迄今为止，与国际惯例接轨似乎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但众多不同导向的国际惯例拼装起来的社会一定不会是和谐社会，一定不能很好的科学发展。所以，后改革开放时期需要统一和谐符合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的价值秩序引导。”

中国向何处去？确实到了“关键”时刻！人民要求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毛主义能够救中国；精英却是“与国际惯例接轨”“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而且最好是清一色的“美国民主”的“国际惯例”“导向”！两个方向，两种命运，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