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中国的封建统治中，受压迫最重的非妇女莫属了，因为除了受政权、族权、神权的统治之外，妇女的脊背上还压着夫权的巨石。近代思想启蒙时期，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为中国妇女解放而斗争的英雄豪杰，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压迫中国妇女的坚固堡垒。假如现在出一道题：在中国的历史上，使妇女得到最彻底解放的是哪一个？如果你是站在公允的立场上，那这个答案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的解放而生，妇女的解放自然成为他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一些毛泽东诗词语录，如“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等，曾经鼓励了无数中国妇女追求自身解放的豪情壮志。毛泽东用通俗的语言，用满腔的热情，用万分的努力，把中国妇女从封建的樊笼里拯救出来，推上了“半边天”的人生舞台。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的妇女开天辟地挣脱了“五权”的束缚，昂起了尊严的头颅。

    妇女解放的思想，贯穿了毛泽东革命的一生。

    1919年11月，长沙学生赵玉贞因反抗包办婚姻,在出嫁当天割颈自杀,毛泽东义愤满怀,连续在长沙《大公报》、《女界钟》上发表文章，直指当时“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的封建婚姻制度和黑暗的社会现实，号召人们向吃人的旧社会发动进攻。
       1919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指出：“要进行革命的活动，改造社会，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非有多数人的联合不可……妇女也要联合起来，齐向封建思想斗争”。

          1927年，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深刻分析了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文章指出：“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一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号召中国妇女要自觉行动起来，争取自身解放。

    1928年4月，毛泽东为加强人民军队建设，奋笔写下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9年部队进军赣南和闽西，在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成为八项注意。后来根据形势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洗澡避女人”改为“不调戏妇女”。

    1931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签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
其中第一条规定“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第二条规定“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第九条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行离婚”。这部婚姻法规与之后边区《晋察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50年颁布的《婚姻法》被广大人民习惯称之为“毛主席的婚姻法”。这些婚姻法规的立法宗旨主要是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家长专制、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的婚姻家庭制度。30年代的中央苏区还颁布《禁止缠足的训令》，解放区的广大妇女踊跃剪发、放胸、放足，从封建礼教对妇女身体的摧残中解脱出来。

    1939年6月，毛泽东为在延安创刊的《中国妇女》题词：“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激励全国妇女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赶走侵略者，拯救我中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以及游击区内，妇抗会、妇救会、妇联会如雨后春笋，亿万妇女积极参加支前，救护伤员、动员亲人参军等，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0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日。”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

    1949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主持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部具有代宪意义的纲领，提出妇女的解放必须将私有制与夫权制同时打碎，并确认中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家庭的，社会的生活各个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国的劳动妇女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和人民共和国的主人。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根据毛泽东“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的指示，一夜之间对北京地区妓院进行了封闭取缔。从1951年开始，上海也开始了消灭妓院的行动，历经7年，使上海这一世界上娼妓最多的国际大都市彻底告别了娼妓，陈毅市长自豪地宣称：娼妓这个词必将成为历史名称。新中国的除娼行动，破除了中国3000余年的娼妓史，使无数受凌辱的妇女有了尊严，成为自食其力的光荣的劳动者。美国人埃兹拉.沃格尔在其《共产党统治下的广州》一书中这样描写：“最终消灭了妓女、抽鸦片、赌博和酗酒。一个世纪来第一次恢复了公共道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毛泽东主席用他那自信而高亢的声音向全世界这样宣告的时候，中国人民群情激昂，受压抑了几千年的中国妇女更是欢声雷动。从此，中国妇女真正过上了自尊、自立、自强的好日子。毛泽东又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提高妇女素质的更高的环节，他认为“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在毛泽东思想的鼓舞下，50年代我国广大妇女出现了脱盲热，妇女识字班、夜校等遍地开花，“识字班”还成为年轻中国妇女的一个代词。中国妇女的解放从此达到了一个有文化素养的新阶段。

    中国妇女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中国妇女登上更大、更高的经济乃至政治地位提供了重要前提。1955年12月，毛泽东为“妇女走上劳动战线”一文做的按语道：“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中国妇女纷纷走出家庭，走上社会，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大批妇女领导干部，妇女劳动模范茁壮成长起来。1953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全国人大代表中，山西西沟24岁的农村妇女申纪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4年9月，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1211名全国人大代表审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到当时的感受，这位老人十分激动：“过去妇女连自己的主都做不了，又怎么能管国家的事。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咱翻身得解放，咱一个农村妇女，做梦都不会想到能到那种地方，能参加这么伟大的会议，这么大一个国家的领袖还能和咱这样一个山沟里的农民握手。”她说当时的最大愿望就是“一定要把毛主席选上”。闻名全国的“铁姑娘”邢燕子，1958年初中毕业后，离开繁华的大都市，只身一人回到天津市宝坻县大中公社司家庄村。她带着突击队员冬天砸开三尺厚的冰窟窿结网打鱼，晚上打苇帘子，把荒凉的北大洼改造成稻米之乡，曾先后5次受到毛主席接见，郭沫若还专门为她写下《邢燕子歌》。 1956年10月，毛泽东在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曾指出“将来女同志的比例（参政）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坏处。”50年代，妇女参政达到了高潮，曾实现了县县都有女县长、乡乡都有女乡长的喜人景象。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中国妇女的大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