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今年年初的全县经济工作会议上，某领导在报告中曾经提出了一个著名论点：防止“刁民”闹事。从共产党嘴里吐出“刁民”二字，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听说。好在这位明智的领导对何为“刁民”，没有具体解释，人们也不便妄加猜测和非议。不过，明眼人一听心里都明白，无非是指当前城乡不满负担过重和干部腐败而拒绝摊派，动辄上访告状，甚至在上级党政机关“闹事”的部分群众。对此，这位领导非常相信部下们的悟性，决产生不了任何歧义和误解。　　

前不久，参加全县决战财税工作的誓师大会，又有幸听了该领导一通妙论：“当前全县财政形势十分严峻，已危及到县级政权的生存，全县上下必须集中精力抓好税收、提留入库。在这场战斗中，看一级领导班子是否有战斗力，我只问结果，不管过程”。听了这话，当时直觉毛骨悚然。　　

恰恰就在这次会议之后不久，某镇果然出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一位农民因无力完成苛繁沉重的税费，又被催逼不过而服毒自杀了。在人口多得成灾，令治人者难以养活的中国，不用说死一个，就是死一群素质低下的农民，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甚至何尚不是一件好事。而且谁也没有叫那位农民去服毒，更没有谁把毒药往他嘴里灌。即使从法律角度，也很难说谁负有责任。可是，偏偏就有那么一些“刁民”，竟敢借机闹事，公然把死者尸体抬到镇政府示威，对镇干部动武、罚跪。更令人难堪的是，在镇党委书记闻讯逃走后，竟踢开书记的房门，把死尸扔到书记床上。　　

事发之后，全县哗然。官场论者无不以为“刁民”过激，触犯了刑律。不抓他几个，关他几年，实在难以平愤泄恨。一般老百姓则私下叫好，据说邻乡有个出了名的大“刁民”公开表示，如果打官司，他愿出资为死者和闹事群众请律师。　　

眼下，官说民“刁”，民诉官“腐”，以致出现象某镇这样的严重对抗事件。到底是民变“刁”了，还是官变“腐”了呢？应当说二者皆有之。　　

世界各国老百姓中，恐怕中国老百姓最驯善了。他们历来不敢奢望什么小康，只要有一个基本温饱，即使负担再重，也能逆来顺受，甘当“顺民”的。除非逼上绝路，决不铤而走险，戴个“刁民”的帽子。但是，如果有人硬要叫他们活不下去，他们也会坚决地起来抗争，“顺民”就变成了“刁民”。几千年来，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翻身，都是一部“顺民”变“刁民”的历史。想当初，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领导人民起来当“刁民”？还不是因为帝官封把中国人民压迫得活不下去了。殊不知这样一闹，共产党自己也就变成了“刁民”，而且是深受广大“刁民”拥护的最大最正确最厉害的“刁民”头儿。既然都是“刁民”，同类与同类，是不会相互认作异类的。正如猫不可能说猫是鼠，鼠也不可能说鼠是猫一样。因此，共产党的政治词典中从来是没有“刁民”不“刁民”的。要不是自己站到异类去，共产党眼里是看不到“刁民”，嘴里是说不出“刁民”二字的。　　

就拿眼前的事儿来说吧。如果没有一批急欲追求“政绩”，捞取上爬资本的长官这也要大办，那也要大办,如果没有一个贪得无厌、穷奢极欲的庞大官吏集团无度挥霍和占有，老百姓的负担就不会日重一日。同时，如果没有人“只问结果”而“不管过程”，也不会有大官小吏全力以赴，挨家挨户挑粮棉、拉牲口、抬家具，进而也就不会有人服毒自杀和“刁民”闹事。可见，百姓们变“刁”了的根子还是官吏们变“腐”了。　　

马克思主义对过程与结果的辩证关系，早已有过科学的阐释，可惜现在都忘了，没有忘的也不时新了。不过，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一直都把过程与结果联在一起，讲个因果报应的。既然如此，怎么可以把过程与结果完全割裂开来呢？此次有人服毒自杀和“刁民”闹事，难道不正是“只问结果，不管过程”的结果吗？　　

如果“只问结果，不管过程”论者以为自己有什么新的哲学发明，也未免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其实，早在数十年前，有人提出的“猫论”，早已把这个思想表述得非常精辟而形象了。“只问结果，不管过程”，无非是说白猫去抓老鼠也行，黑猫去抓老鼠也行。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都行。　　

到底行不行呢？看来最后还得请老鼠来回答。如果白猫黑猫非要把老鼠赶尽杀绝，无论白猫黑猫恐怕都不行。　　

1998.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