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了大怪，为什么总在乎美国人怎么说？

[ lup ] 的帖文“汶川大地震让世界看到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奇了大怪，为什么总在乎美国人怎么说？ 

1，美国是世界裁判员？

“《人民日报》海外版6月2日说：“海外媒体称赞中国政府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色”，报道援引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话说：“地震发生后中国地方官员肩负着确保人民安全的重大责任，‘这些地方官员在抗震救灾中所发挥的作用令人感动’。”美国《华盛顿时报》说：“中国政府和公众对此次地震的处理非常专业、富有同情和尊严。解放军和救援工作者准备完善、装备齐全，提供援助迅速。媒体对救援工作以及那些不知疲倦、毫不畏缩地抢救幸存者并给予安慰的个人做了许多报道。整个国家心系此次灾难。””

过去美国骂中国，现在美国夸中国，能说明中国进步？还是能说明什么？奇了大怪，为什么总在乎美国人怎么说？美国夸上几句就特别舒服？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2，只有西方承认的社会主义才够格是社会主义吗？

“这即便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也许也是做不到的，这让西方世界看到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巨大成功。”

这口气中充满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迷信，似乎他们什么都做得好，只是这次救灾好象我们做的特别好，于是，才“即便”什么都做得好的发达西方国家“也许也是做不到的”。因为这次特别好，似乎是中国过去没有过的，所以才“让西方世界看到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巨大成功”。

难道过去西方骂中国，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不够格？连同过去的救灾成就也没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现在美国夸中国，中国社会主义就够格了？“改革开放”就成功了？

3，鲁迅的“拿来主义”是自信心的表现

“中国一切照抄照搬西方经济理论的学者都违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违背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中国发展中学习西方经验绝不是拿来主义”

鲁迅的“拿来主义”是自信心的表现，这里却把崇洋媚外的教条主义说成是“拿来主义”。精英照搬西方，却披上一件“特色”外衣，恰恰是某些人的“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惯用把戏，他们的“主义”正是“拿来主义”的反面——完全丧失自信心的崇洋媚外的买办主义（新版的“送来”“送去”主义）。

4，资本主义特色还是社会主义特色？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汲取的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个人的理性自利行为相结合，促进社会福利的增进”

“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个人的理性自利行为相结合”正是资本主义的特色，如果说社会主义还不能不允许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存在，那也仍然是社会主义里的资本主义特色，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特色。

5，让美国评价还是让人民评价？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让世界刮目相看，这是我国坚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海外媒体称赞中国政府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色”，深刻说明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

美国夸几句就是“世界刮目相看”？我们的“成功”“出色表现”“伟大成就”到底应该由美国来评价还是由人民来评价？美国的评价能“深刻说明什么呢？能当作成功的证据吗？

6，救灾信息公开能考验反腐败信息公开吗？

“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而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经历了第一次大考。”

文章也说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针对有效预防腐败制定的。而救灾信息公开能考验反腐败信息公开吗？

“通过网络媒体让所有的公民一起进行有效的监督。这也是中国在地震之后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救灾的公开性能对今后对腐败的监督“发生的巨大变化”吗？这种因果关系不是有点太牵强了吗？

7，公开性的意义有必要过度夸张吗？

“将其所获得的最前沿的信息及时告诉公众，这样才能真正确保民众对于抗灾工作的认同，切实稳定民心。”

公开性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反腐败，但在反腐败的作用上也是极其有限的，问题是“公开性透明度”挂在嘴上多，实际作到往往很难。至于别有用心利用“公开性透明度”给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摸黑，在苏联戈巴乔夫那里我们已经领教过了。

在这场地震中，公开性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并不是“确保”“抗灾认同”和“切实稳定民心”的主要因素。难道在唐山救灾中，我们没有适当的“公开性透明度”？没有“抗灾认同”和“切实稳定民心”？那时候的“抗灾认同”和“切实稳定民心”靠的是“公开性”吗？

8，“多难兴邦”有必要如此夸张吗？

““多难兴邦”，这四个字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抗震救灾最终将铸就伟大的中国。”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向全世界的这一宣告是真正“铸就伟大的中国”的史无前例的宣告。“多难兴邦”早就有人宣布了，并没有“铸就伟大的中国”，现在重新引用一下，就“铸就伟大的中国”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铸就伟大的中国”的先决条件，如果被压爬下去了，那就是，无难，百姓苦；多难，百姓更苦了。哪里会喊两声“多难兴邦”就“铸就伟大的中国”了？

本帖文批判精英的“自私的人性”，批判精英的“普世价值”，是正确的，指出上述不足，只代表个人意见，并不否认文章的正确一面。

汶川大地震让世界看到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lup ] 于2008-06-04
 

汶川大地震让世界看到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人民日报》海外版6月2日说：“海外媒体称赞中国政府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色”，报道援引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话说：“地震发生后中国地方官员肩负着确保人民安全的重大责任，‘这些地方官员在抗震救灾中所发挥的作用令人感动’。”笔者觉得国外媒体对汶川大地震的关注焦点集中在中国的救灾能力方面，正如美国《华盛顿时报》说：“中国政府和公众对此次地震的处理非常专业、富有同情和尊严。解放军和救援工作者准备完善、装备齐全，提供援助迅速。媒体对救援工作以及那些不知疲倦、毫不畏缩地抢救幸存者并给予安慰的个人做了许多报道。整个国家心系此次灾难。”

如果说汶川大地震震撼了世界，那么整个汶川大地震的救灾工作也震撼整个世界。从政府反应迅速到解放军、武警战士、消防队员以及卫生医疗部门、铁路、民航、公路运输共同协作，不解努力，几乎涉及全国所有的部门积极行动，与中央政府的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保持一致，这即便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也许也是做不到的，这让西方世界看到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巨大成功。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认清的话，笔者观察主要还有两个方面：

其一，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在宣传西方经济学观点中把“self-centered”放大了。

“self-centered”这个词汇是由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的，几乎中外所有的词典都把它翻译成“自私”。“self-centered”是斯密对经济人的一种假设，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理性的“自私”并不会危害社会，反而会有益于社会福利的促进。在中国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概念被放大为：“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乃至在救灾过程中个别媒体和个别所谓的坚持普世价值的经济学家，不顾抗震救灾还远未取得胜利的事实，在地震大灾面前，没看到他们为灾区人们在做点什么，却在谍谍不休地宣扬西方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价值观绝对和西方的普世价值是不同的，也不会认可“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应当澄清的概念是私有和私有制是不能混淆的，共产党也要保护私有，所主张的制度是公有制为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日本发展中的拿来主义是不一样的，日本是资本主义制度，它可以把西方价值观拿来就用。在中国一切照抄照搬西方经济理论的学者都违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违背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中国发展中学习西方经验绝不是拿来主义，而是结合本国实际，它山之石为我所用。

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是：“self-centered”反映了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无形的手”动力源，“认为理性的自利动机在客观上不会危害社会，反而有益于社会。完善的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个人的理性自利行为相结合，就是社会福利的增进。”但是无论怎样解释，这种主张的负面影响还是“容易导致对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否定”。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过分的强调了“自利”行为的理性积极意义，忽视“自利”行为的消极方面。无论是新老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都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汲取的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个人的理性自利行为相结合，促进社会福利的增进，并不是照抄照搬新老自由主义的全部观点，中国坚持的还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基本的制度。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让世界刮目相看，这是我国坚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海外媒体称赞中国政府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色”，深刻说明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

其二，如果说公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话，那就是腐败问题。我记得今年两会期间人民网有一个调查，当时一度人们对物价问题的关注程度略微高于对腐败的关注，如果今天你再回去看这个调查，公众对腐败问题的关注还是属于第一位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学者提出腐败不可避免论以及腐败无害论，这也是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执政为民的理念格格不入。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在立法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依法行政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为了遏制腐败就必须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有一个公开的政府信息。

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而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经历了第一次大考。

地震当天笔者没有震感，但数分钟内就从网络中知道地震了，18分钟后就看到新华社发布的一个个消息，下午19时22分，就从电视画面中看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抵达成都，正赶往地震灾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整个救灾工作非常透明，公民可以随时对救灾的问题提出质疑，一顶帐篷，一分钱的花销政府官员都要进行回应。

由于政务公开，信息透明，真相面前谣言不攻自破，社会秩序井然，救灾工作有条不紊。特别是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害现场对于民众信心是个极大的鼓舞，更为重要的是极大的调动现场指挥人员，将其所获得的最前沿的信息及时告诉公众，这样才能真正确保民众对于抗灾工作的认同，切实稳定民心。

正是这种榜样作用的带动下，地震之后中国有没有什么变化？笔者认为面对巨大的地震灾害，中国需还会发生许多变化，反腐败就一定会继续深入，也急需改变许多问题的现状，其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贪污腐败就需要受到更大的震动与威慑，这需要的就是制度建设，就需要通过网络媒体让所有的公民一起进行有效的监督。这也是中国在地震之后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温家宝总理在地震灾区写下：“多难兴邦”，这四个字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抗震救灾最终将铸就伟大的中国。向全世界证实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线不会动摇，欢迎各国人民到中国来看看，体验这种制度的优越性。

2008年6月4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