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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与造孽
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对于领导人来说,路线正确与否是+-号,个人的一切努力前面都要被加上+-号,路线正确是领导,路线错误是造孽,努力越大,造孽越深。
陈独秀不管原来有多少功劳,但在蒋介石面前实行投降主义路线,就是对革命造孽,革命付出的代价是“412”大屠杀中无数共产党人的鲜血,即使当时陈独秀如果被抓也会被杀,也丝毫不能抵消他的造孽。
李立三不顾革命力量对比悬殊,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本来应该革命退却保存力量的时期,盲目组织各大城市的起义,不管他付出了多大的心血,他本人也冒者杀头的危险,甚至他本人也会有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浩然正气 ,但路线错了,一切努力都是造孽,是我们在城市白区的革命力量几乎损失殆尽。虽然李立三同志最终毕竟是一个革命的好同志。
王明对革命的造孽,那是不言而俞的。就是李达和博古,在井冈山的第五次反围剿中,和长征初期,他们不是不尽力,不是不辛苦,但难道不是在造孽吗?根据地丢了,几十万红军牺牲得只剩下三万人!按说,李达同志不远万里到中国来,帮助革命,并不是坏人,博古同志终究还是革命的好同志,但他们都没有周总理的开明和胸怀,被迫才让出了革命的领导位置。结束了错误路线的造孽,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才领导革命走向了胜利。
放眼世界历史,何尝不是如此。李扑克纳西后来不管牺牲得多么壮烈,他主持的向拉萨尔派投降的“歌达纲领”却是一次造孽,而马克思的“歌达纲领批判”才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一个造孽,一个批判,被历史文件永远记录了下来。
伯恩斯坦,考茨基,那更是造孽了,在恩格斯逝世后,他们名义上是领导第二国际,但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加了-号的,是祸害革命,祸害马克思主义的造孽,最后他们自己也可耻地投入了帝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怀抱,彻底站到帝国主义一边去了。 赫鲁晓夫,波烈日捏夫,戈巴乔夫,叶利钦,一任接一任,他们名义上是在领导苏联,实际上是祸害苏联,祸害社会主义,祸害共产党,祸害国家和人民,是孽绩深重。
赫鲁晓夫的一任“努力”,无非都是造孽:否定了斯大林,用全民党取代了共产党,用全民国家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用全民军队拆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钢铁长城;用“和平竞赛”取代了国内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用和平过渡取代了世界革命,用投降主义的和平共处取代了无产阶级的和平共处策略。使苏联丧失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波烈日涅夫被世人认为是一个白痴,他留下的历史“功德”无非是两个造孽:一是本家族捞足了好处,一是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侵略阿富汗,陷入阿富汗人民反抗侵略的战争泥潭,使苏联元气大丧。
戈巴乔夫,叶利钦,更是罪孽慎重,互相勾结演双簧,配合美国搞和演,修正图穷匕首现,亡党亡国毁苏联。他们哪里配称苏联一任一任的领导?他们是造孽!背叛!败家子和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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