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精英对“改革”的可笑的庸俗经济学的“理论解释”

李佐军的“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理论解释 ”是可笑的，可笑的就是用庸俗经济学的“理论”来进行“改革”的“理论解释”。

1，什么是庸俗经济学？

相对于古典经济学而言，马克思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学叫做“庸俗经济学”。

它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古典经济学主张商品的价值就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马克思说，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一大理论贡献，但它到此为止，在科学的殿堂外面徘徊，不可能也不愿意进一步深入本质，去揭示商品价值中存在的“剩余价值”，不可能也不愿意揭示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而庸俗经济学连这一点古典经济学中唯一的科学发现也掩盖起来，从科学向完全粉饰资本主义倒退，把商品的效用说成就是商品的价值，混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把交换价值的本质掩盖起来，使资产阶级经济学丧失了任何一点科学性，成为对资本家拍马屁的“学问”，马克思因此称其为“庸俗经济学”。

就这样一个东西，竟被作者拿出来作为“研究改革”的“理论”，这就注定了其“拍马屁”的品格和可笑的“理论”丑陋！

2，岂能把社会主义改革当作一种商品？

“尽管改革十分复杂，但经济学可以将其简化为改革的需求者与供给者的成本与效用问题。三十年改革之所以能不断向前推进，主要是因为改革不断产生了大于旧体制效用和改革成本的新体制效用，使改革需求者和改革供给者都增加了效用。”

庸俗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说”是由“供需关系”支撑的。意思就是，商品价格的本质规定是效用，量的规定则又“供需关系”决定，供大于求，价格下降，供不应求，则价格上升。作者把“改革”当作一种商品（服务也是商品），认为是把复杂的“改革”当作一种简单的商品来研究，似乎挺有点“科学研究”的味道，殊不知却把市场的投机性不可避免的带到“改革”上来了，似乎“改革”也能进行市场投机！

实际上，如此研究“改革”，也就把“改革”的社会主义外衣完全剥掉了，把“改革”赤裸裸地坦白出来。

“改革”确实不断扩大了“新体制”的市场效用，因为“新体制”本身就是“完全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市场不是万能，更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应灵丹，30年下来，对广大人民来说，失去了公有制的殷实的家当，失去了政治上的主人公地位，得到的是新三座大山压在身上。作者为什么看不到这个效用呢？这样的新体制只所以能够“ 不断向前推进”，主要是掌握了“改革”垄断权的“腐败铁三角”得到了“效用最大化”。他们既是“改革”的“需求者”，同时又是“改革”的供给者！可以不顾民意和民心所向！

3，究竟是谁和谁的博弈？

“改革也可以看成一种特殊的、有利于社会前进的“产品”或“服务”，既存在改革的供给和供给者，也存在改革的需求和需求者。由于改革能带来好处，故存在需求。由于改革需要设计和实施，故存在供给。改革的需求者是改革的受惠者或接受者，包括政府、企业、社团和个人。改革的供给者是改革的设计者和推进者，也可包括政府、企业、社团和个人。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改革的需求者之间还存在矛盾和博弈。”

究竟是谁和谁的博弈？难道不是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彻底被排斥在博弈之外？而只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博弈吗？这种改革的“需求者”之间的博弈是在社会主义中国产生的畸形的资本原始积累式的新博弈！

4，改革的所谓“成本”为什么由人民来承担？

“改革本身需要投入，存在失误，可能产生多种成本，如协约成本、适应成本和摩擦成本等必要成本，以及因改革不合理、不全面、不公正而产生的资源浪费成本、环境破坏成本、贪污腐败成本、社会不公成本和创新滞后成本等“或然成本”和连带成本。”

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捞尽了好处，他们难道承担了一点什么“改革成本”吗？改革的所谓“成本”为什么总是由人民来承担？而且“ 有些成本具有外部性，当代人可以转嫁给后代人。”，因此，还要有他们的子孙来承担呢？

5，庸俗经济学理论解释得通吗？

“三十年改革一直在不断向前推进。也就是说，在各种力量的相互博弈中，推进改革的力量大于阻碍改革的力量，即动力大于阻力，因而形成了改革的驱动力，或者说改革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

如果说“改革”是种商品，而且效用越来越大，制作越来越精美，理应是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种商品，拥护这种商品，怎么反而出现了很多问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思和疑虑？而最大的疑虑就是，怀疑它不是什么新产品，而是新瓶装旧药呢？是动力增大了呢？还是减小了呢？要知道，连许多精英都不得不承认，改革的共识没有了，改革的动力小了，阻力反而是越来越大了。这怎么能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呢？庸俗经济学理论解释得通吗？

6，从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出发还是从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

“改革形成的新体制效用大于旧体制效用加改革成本，产生了社会的效用增量。具体说来，改革需求者从改革后获得的效用大于改革前的效用加改革中受到的损失，因而成为改革的支持力量，并不断产生新的改革需求。同样，改革的供给者也从改革后获得了在抵消改革所受损失后大于改革前的效用增量，因而产生了继续推进改革的积极性。”

如果“改革”真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商品，从庸俗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说，从市场效用来说，那就是“新体制效用大于旧体制效用加改革成本”。但是，从社会主义实际出发呢？如果不管实际，不管社会主义是否受到损害，不管人民受到多大损害，那么，难道美国的政策运作不也能解释为“效用大于旧效用加政策成本”？那么我们的改革与美国的政策运作在“理论解释”上有什么不同？岂不是庸俗经济学的“套用”可以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吗？

“改革”的“需求者”和“改革”的“供给者”本来就是一个主，分成两个再相加，改革的动力就倍增了？这样绝妙的数学推演大概比庸俗经济学的数学推演都不知道要高出了多少倍了。

7，“改革”的不顾一切的推进并不说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

“事实上，在改革中既不可能实现理想的“帕累托最优”，也难以实现在所有人不受损情况下的“帕累托改进”，而是总会有一部分人是改革的绝对受损者或相对受损者，另一部分人是改革的绝对受益者或相对受益者。前者很可能成为反对改革的力量，后者很可能成为支持改革的力量。因而存在这两部分人之间针对改革的博弈。改革之所以能不断向前推进，是因为绝对受益者或相对受益者在博弈中居于主导地位，绝对受损者或相对受损者在博弈中居于次要地位。”

精英喜欢讲资本主义“自由竟争”的“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又总是用什么“次优”来欺骗别人和自我安慰。

确实，“改革”的“绝对受益者或相对受益者”“既得利益集团”“在博弈中居于主导地位”，而“绝对受损者或相对受损者”的“弱势群体”“在博弈中居于次要地位” ，但是，这并不说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苏联的教训就是前车之鉴。

8，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的历史和未来能说明什么？

“改革初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安徽小岗村的农民之所以要按血手印搞联产承包，是因为他们觉得若再按照原来人民公社和集体经济的做法搞下去，就难以活下去了，也就是说旧体制的效用已非常低。而搞家庭联产承包尽管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但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粮食增产收益，解决当时最需要解决的吃饭求生存问题，也就是说推进改革带来的效用减去改革风险成本后还有剩余，那就值得干，因而形成了改革的动力。”

中国是农业大国，不能走西方在农业破产的废墟上建立工业化的道路，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只能是集体化，事实证明，当前三农问题的严重存在归根结底是农业一家一户的小生产的必然结果。历史上农业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没有出路，在社会主义里，农业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更没有出路，解散人民公社和包产到户的单干，本质上只能是中国农业的倒退。从向私有制倒退来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确实是一个突破口，但对根本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毫无意义。小岗村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充分说明了单干农业毫无前途，而南街村华西村的集体经济的大发展则指明了中国农村的真正出路。

“从博弈角度看，当时小岗村改革的反对力量虽不少，但终没有敌过支持改革的力量，因而这一改革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成为汹涌的大潮奔向全国，开启了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

事实是，小岗村并没有代表了中国农村的前进方向，不过是符合了精英搞社会倒退的需要，被一时利用一下，只能是阻断中国农业前进的一时的历史逆流，在中国农村，小岗村的方向是没有前途的，由小岗村开始的私有化逆流的“改革”也必然是没有前途的。

倒退效用的最大化，少数人效用最大化的“改革”，决不是造福于人民和为人民所拥护的“商品”！人民也绝对不会信服这种“改革”的商品理论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