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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来时他偏来，该来时他偏不来！
当美国鬼子点燃台独、藏独、疆独三把大火的时候，他东摇西晃，屁股坐也坐不稳！当伟大的中国网民起来勇敢地反击西方强盗们捏造的无耻谎言时，叫响“做人不能太CNN”时，他响屁也难放上一个！当奥运圣火惨遭西方反华势力、藏独分子玷污时，当海内外游子同揣爱国心、同流激情泪时，他忙三跌四、是在忙着擦屁股吧？
他到底在干嘛？
原来他在“总理各国事务”！在卖国企、卖银行、卖祖宗、卖良心！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以“三不足”、“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的“弥天大勇”吹响建造“新天堂”的烈烈号角！
真相令人难以置信，历史的血迹殷殷未干，我们只好再次深情的回望历史，怎么个“总理各国事务”，怎么个“总理衙门”！
1.“混蛋加三级”
在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所著的《梁启超传》中，曾这样描写梁诞生之前的中国：这是一个为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个老朽帝国的奴隶，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呈现给世人的则是贪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带来短暂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而洋务运动的重地总理衙门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混蛋加三级”。
“混蛋加三级”——原是清末流行市面的一句骂人话，当时，北京城里的大小菜馆都赶时髦，推出了一种叫做“总理衙门”的特色菜。“总理衙门”，是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中最让人眼热的权力部门，权贵子弟们都打破脑袋争着往里钻。只要你来头大，资历不够也没关系，可以凭空“加三级叙用”。当时的外交家钱恂有感于此，便设计了“总理衙门”这道菜加以讽刺，菜的主要成分是鸡蛋糕加鸡丝、鸡皮、鸡肝，取其谐音，所以老百姓都随口戏称为“混蛋加三鸡”。
从此，“总理衙门”=“混蛋加三级”！
2. 殖民深化的标志
“总理衙门”，是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于1861年1月20日由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衙门存在了40年，直到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据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第12款规定，改为外务部，仍位列六部之首。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认为同外国关系仅是“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也”。俄国使臣来华，沿例由理藩院接待，其他各国均由礼部接待办理。鸦片战争后，由两广总督专办与欧美国家的交涉，特加钦差大臣头衔，称“五口通商大臣”。《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相继签订后，各国在华设使馆、驻使节。他们为控制清政府，不愿意以“蛮夷”的身份同带有封建社会衙门习气的清政府的外交机构“理藩院”打交道，同时认为地方总督无权处理涉外事务，多次要求建立专门机构。
1860年11月，英法联军依约从北京撤走，使恭亲王爱新觉罗·奕䜣大喜过望，在奏折中说：“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劝咸丰帝“尽可放心”回銮。1861年1月，奕䜣再上《统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请求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有效地办理洋务和外交事务。奏折指出：“近年各路军机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以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1861年1月20日得到咸丰帝批准。
把总理衙门置于西方列强侵华和清政府反动统治领域考察，很显然，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为了适应西方列强侵华需要，体现出强烈的半殖民性。这也是清政府对外妥协退让的结果，表现出鲜明的封建性、反动性，便利于西方经济侵略、干涉中国内政外交等。它的设立标志着晚清政府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了。
3.镇压人民的打手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以后，逐渐认识到同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好’才能维持统治，对其统治直接勾成危胁的主要并非来自外国侵略者，而是来自本国的农民起义。于是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变敌视、疑忌为讨好、依赖。主动的做起了孙子，和西方爷爷们一起大肆镇压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起义。而西方列强也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人民富有反抗精神，只有通过清政府，他们才能获得更多的侵略权益。
辛酉政变。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出北京，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在对待侵略者的态度上产生分歧，形成两派。奕䜣等为代表的妥协投降派主张同侵略者妥协和好。同时，西方列强极力支持清政府内部投降派。
1861年8月22日咸丰病死在承德，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11月2日慈禧太后联合奕䜣在北京发动辛酉政变（又叫祺样政变），12月9日太平军攻占宁波。它们像催化剂一样，促使“借师助剿’向大规模铺开阶段发展。
借师助剿。
1862年初，清政府决定向英法两国“借师助剿”，英法两国立即宣布放弃“中立”，“帮助官军”。接着，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策划成立了上海会防局；还筹划扩充洋枪队，联合镇压太平天国。
1862年1月，以“中外会防”为标志，在上海展开了大规模的“借师助剿”军事行动。在这个军事行动中，外国侵略军最多时曾直接间接地投入近5000名正规军，在上海30英里半径的范围内以绝对优势火力攻击大部分情况下处于守势的太平军。
……
4.腐肉从生的衙门
龚自珍曾感叹大清，“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就是说举目四望，皆是庸碌之辈，浑浑噩噩之辈。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模像样，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不要说朝廷没有像样的宰相，军队没有像样的将军，学校里没有像样的读书人，田野上没有像样的种田人，大街上没有像样的商人，就是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敏感的龚自珍分明已感受到了“乱亦竟不远矣”。（引傅国涌言）
毋庸置疑，官员贪腐成风是导致晚清“改革”失败和清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晚清的官员贪污腐化，蔓延甚广，带有明显的全局性。当时，类似总理衙门的京官们普遍受贿，但京官多半不能直接取诸民众，他们更多地取诸于地方和下级官员。其主要形式有三种：
节庆送礼。寒暑变迁有“冰敬”、“炭敬”，平日送礼有“别敬”，婚丧喜庆有贺礼。送冰炭敬等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已经成为清代官场的习惯，即使以清廉著称的官员也在所难免，至于中国社会传统的庆贺送礼，则往往成了明目张胆的行贿。1907年庆亲王奕劻寿诞，企盼升官的盛宣怀（一度为李鸿章幕僚）便“谨备日金币二万圆”致贺，山东巡抚杨士骧送了一万两，其他官员也分别送上厚礼。（《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而当时亲王年俸不过是一万两。
办事有“例费”。给皇帝上奏折要求批准办什么事，朝廷通常会交给主管部门讨论，这道“部议”关口对事情的成败影响甚大，因此有关人士通常都会送去“例费”，打通关节。此外，各种报销，大至一次战争的军费，小至某项工程费用，都要按一定比例收取费用。否则就会横加挑剔，招来许多麻烦。“光绪甲午、乙未之中日战费，粮台报销费八万两。”（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二册）官员的例费收入，没有因国遭大难而稍减。
承办各种工程和采购的进项。这也是重要的贪污项目。“.....宣宗（道光帝）天性俭朴，所御套裤当膝处穿......饬人补之，然内务府开销补价，凡用宁绸数十匹，共价四百金。......穆宗（同治帝）大婚，需用大柜四具，司员开价至六万金......颐和园工程已费至二千万金，知者以为实到工之款不及六百万金。”
……
可见，这真是腐肉重生，前车之鉴不可不差，历史的真相让人惊惧！
5.汉奸买办的老巢
一切向敌人投向，镇压人民的反动政府中总是少不了大大小小的汉奸买办狗腿子。他们用人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用国家的利益换得一时的苟延残喘！
清政府总理衙门的首任事务大臣均系清朝贵族，且与外国侵略者关系密切。它一成立，就正式委任英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1863年李泰国离任回国，由英人赫德继任达四十多年。这些都使总理衙门实际成为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的总枢纽，也培植出不少汉奸买办。
腐败无能的 清政府，不仅使用外国人当总理衙门的最高顾问（如英国人赫德，总理衙门处理各种国际问题都征求他的意见，甚至请他办理外交），更有甚者，中国派往欧、美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大臣竟是外国人。1867年，清政府决定遣使出国。恭亲王报称：“顾中国出使外国……语言文字，尚未通晓，仍须倚翻译，未免为难；况为守兼优，才堪未对者，本难其选。”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乘机毛遂自荐。蒲安臣实际上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指示后才提出的。1865年12月15日，他回华盛顿述职时，国务卿西华德指示他建议满清政府将他遣使赴美。接受指示后，蒲安臣返回中国，去总理衙门辞行。根据当时做翻译的丁匙良的记忆：“蒲安臣声明，愿意就列强误解中国的问题为中国说话。”恭亲王表示：“我们和愿意派你充任我们的使节。”
多可笑，竟然用美国人做中国出使美国的外交使团大臣，真是历史奇观！
无独有偶！历史很会开玩笑。
我们看2003年的一则新闻：《中国聘外国银行家任顾问 外报赞中国更开放透明》。新闻中说，国际金融界一些最知名的人士将在北京接受一项新的任务：担任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的顾问，就如何改革金融系统向中国提供建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BRC)成立了一个“国际顾问委员会”，并将举行第一次会议。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这个委员会的成立表明，中国政府采取了新的开放和透明态度。中国官员和行业管理人员表示，中国政府此前从未成立过由外国人组成的团体，来帮助一家部级机构。
看来，西方洋大人十分满意中国政府，不过，我等粗陋之人难免会起疑心，洋人满意了，八成就不是什么好事！中国的银行应该让中国人民满意，怎么洋大人倒先高兴上了呢？
联想到银监会在3月27日出台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比例的限制），真要说声“很好”！买办子孙繁衍正盛，没准儿上寻几代就会找到“总理衙门”中的大老爷们。
当然，汉奸和买办是不怕人民的，但洋大人的话总是要听的，那是做狗的必然！总是为了吃上高档一点的狗食，戴上漂亮的洋脖套吗。当狗也不容易，“且将冷眼向洋奴，看尔横行到几时”！
历史的“新篇章”！
作为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总理衙门记录了19世纪末叶日薄西山的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寡廉鲜耻，也承载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不尽的辛酸和屈辱！
就是这一段历史却又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与国际接轨”等粉饰一新的口号下重新起舞，戴上了新面具，跃跃欲试，想要重新登上舞台。
怎么说呢？有心人会发现，近些年来，某些文人开始有预谋、有组织的全面歪曲历史。如沈志华像个卖药郎中似的，摇头晃脑到处兜售他所谓在俄罗斯得到的秘密资料（据说是，谁也没见到），以此来说抗美援朝如何如之何；还有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好家伙，盯上了我党在延安的那段历史；还有中山大学的袁伟时，干脆对准了农民起义，煞有介事的用西方的程序正义来证明中国的“暴民”是多么不懂国际法，真是纯粹的土蛋，总之凡是你们这些搞起义，搞暴动的总该没好人，不能和西方文明接轨……看见没有，够狠！直接就想把我党的祖坟给刨了，厉害！厉害！
当然，对于那个“总理衙门”也免不了要以所谓科学性、时代性等观点来从新评价，从新认证！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枯寂已久的史坛。在清算‘四人帮’大批洋务运动的罪恶目的的基础上，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鼓舞下，史学界对历史上的对外开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洋务运动进行重新评价，迅速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浪潮。”
“1980年第1期《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立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以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为线索，以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斗争作为反映这个线索的标志，提出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随后李时岳、胡滨、徐泰来又相继发表一系列文章，对洋务运动作了基本肯定的评价。于是洋务运动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20多年里，随着论争和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在经济、文化、内政、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都不断的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并达成一些共识。这些进展与共识也很快地反映在历史教材中。”
“简单地用‘洋奴机构’、‘卖国机构’、‘半殖民地的标志’来评价它是不科学的，它作为新事物在当时的出现以及所起的作用，是应该探讨的。”
……
看吧！总理衙门总算可以正名了！各级大老爷们又该额手相庆了，有捧臭脚的从理论上支持，这做洋奴才才算心安理得啊！
这边厢，戏台上，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黄袍马褂炫耀全场。谁说咱们洋奴才没地位？咱这就给他演演看，咱可是“总理衙门”的人儿！
200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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