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与“三不足”古今解     

      借古喻今文当对题（之二）

春 秋 行      08.03.31

改革开放第二轮解放思想之潮来了，以便为政、经体制改革“新的突破”正名，扫清思想障碍。一段时间以来，高官显贵、学者精英为此连篇累牍，各取所需，纷陈歧见；叛徒国贼、洋奴文痞，各怀鬼胎，挟售其奸；草民愚众则街谈巷议，网上争锋。恰如万花筒似的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莫衷一是。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很简单，为谁说话？谁得其利？追究之：是为人民服务，还是当资本帮办？是苟利国家，还是损华利洋？

这立即让人忆及三十年前的第一轮解放思想，引信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虽然这个命题似有逻辑不通之嫌，何故？践者，行也。实践者，行实事也。倘未见结果，何以知道是否真理、歪论。比如，远行赴陌生界，丢了指南针而南辕北辙，未达目的地，何知对错？所以，比较顺溜的命题似为“实践结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理，“实践结果是检验歪论的唯一标准”的命题，也合乎逻辑地成立了。况且，欲达真理或歪论之境界，同样不会是一路顺风、途无歧径的。但“真理大讨论”在政治格斗胜出后，佐以编制“经济崩溃边沿”说词、浇之“伤痕文学”猫泪，又以新发明的“不争论”箝口术封堵异议，果然鸦雀无声一边倒，终于坚决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之论，“毛思想”靠边站，“邓理论”取而代之。但邓公究竟还有：“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宣示，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铿锵之声，有“十个如果”的警告。我想，这些大法纲纪的叙述，应该是真情实意的。当然，人民从其实践及其结果中，切身体验了国家和自家的利害得失，不断发出异议，暗流不息。自互联网兴，鸣放再现，异议愈烈，一轮又一轮的毛泽东热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涌动着，令变天者揪心，令剥削者担忧，令贪腐买办势力及其洋主子恐惧，反毛于是也不断升级。现在，终于搞到“邓理论”头上来了。

本来嘛，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胜过一代，原是可喜可贺之事，何以争论不休呢？可用坊间“流言蜚语”释之，叫做毛泽东“开天辟地”（意为开人民之天，辟劳动者之地。），邓小平“改天换地”（请读者诸君自意会之），后来者“卖天卖地”。老实说，人民群众虽是弱者群体，却未必愚，事关自身及国家权益受损，对少数人靠窃夺暴富，洋人洋资超国民待遇，当然有切肤之痛，不平则鸣，受损则争，是天然合理的。但发展至今，“邓理论”已不能满足贪得无厌的新生剥削阶级的胃口和世界反华势力的愿望了，那“四项基本原则”和“十个如果”，就成了“解放思想”、“X个代表”的拦路虎、紧箍咒！以私有化为纲、以资为本、以劳动为商品、以洋为宗、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实践结果，资产阶级不但暴富速聚成强势阶级，而且被请进执政党；劫夺式的化公为私、买办式的国脉出血而致惨烈的两极分化。虽然以“与时俱进”、“根本利益”“阶层说”云云释之，却是那样的苍白无力！人民自然会追问：改革之果，果入谁腹？开放之花，花落哪家？这样，邓公的以下论断就显得特具杀伤力：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
   ※※：如果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这就让已经“脱轨”的改革开放指挥者及腰缠万贯的权贵、帮闲们坐上了被告席。凭你巧舌如簧、妙笔生花，也难圆其说，总显得中气不足、自欺欺人、有难言之隐。如何才能名正言顺？办法之一，便是展开第二轮思想大解放，乘机挟贩私货，求取新突破。《学习时报》、《炎黄春秋》、《南方》报系、新“西山会议”派兵将及一些国师级精英都十分活跃，然尚未能如其前辈，找出个像“真理大讨论”那样的统一命题。但依稀可以窥测到：本轮思想解放大混唱中的那些反毛非毛之音，意在捎带去邓。当然，彻底反共、主张废共的论者、行者，也在其中，看来似乎通行无阻。但是，这大混唱中也有健康的主旋律“科学发展观”，其预后如何，还得靠实践结果检验之。

今邓公南辕北辙，种瓜得豆，泉下有知，将作何感想？历史对实用主义大师开了个苦涩的大玩笑。同时，中国劳动人民却因此丧失了革命和改革收获的大部分果实。

有道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则“师出无名”，不管是真名假名、实名虚名，出师前大都要先弄出个“名”来，否则出师时就有些气短，难以聚众。比如：前不久，美帝侵略伊拉克之名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在名又改成“传播民主、维护人权”，虽然是先杀后辩，硬把生米煮成熟饭，但事后还得弄个“名”以自欺欺人；旧小说写古时候强人剪径，先断喝一声：“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来，留下买路财。”，而后再下手，有点调侃式的盗亦有道之慰。当然，也有今之超强人朱某一伙者，“卖”公产、“买”工龄，根本不需要什么“名”，上来一言不发，抢了就是；应该是“老实人”而得连连升迁的“仇卖光”“仇大胆”书记仇和，目下正在昆明“杀开一条血路”，对公营的教育、医疗事业大开杀戒。尽管邓公生前及今之中央均坚决否定教育、医疗私有化、市场化，然奈其何？黎阳君称其为“仇霸天”，再合适不过。“霸天”“霸地”们势力日盛，能听你说什么“十个如果”？

所以，第二轮解放思想有人就得宣示什么“三不足”，搞一种“名可名，非常名”，佛曰“说不得”的莫测高深之“名”。此非平常之辈的私下之议、泛泛而谈，而是当今天下第三号高官再任宰辅，在最抢眼球的首场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开场首答，是深思熟虑、郑重其事的宣示。称：为谋求政、经体制改革“新的突破”，需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需冒大风险的。故除再次引叙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示其赴汤蹈火之势，成仁就义之态外。今次又加借古语“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下简称“三不足”），以显其义无反雇的“勇气、决心和献身精神”。对于前者，笔者感于时势、以事实证明：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高官和思想解放的精英，实在是几无风险可言，故认为该借古喻今，文不对题，言不副实，令人莫名其妙。深以为不然，就写了篇《借古喻今文当对题（之一）》，奉敬对曰：“苟利资本神仙也！岂因工农避趋之？”。文章虽嫌冗繁，却是拿出些事实来的。

而今又借引“三不足”，其锋芒所向，心机所在，固然有画龙点睛之妙、项庄舞剑之意，却难勉也有欲言还休，而显模糊之弊。可令闻者联想浮翩，有了各自求解的空间，但亦徒增思想解放之混乱。我辈更是莫衷一是，莫测高深。既然有N个解，今草民也有“三足可”责疑之，曰：“变天足可慰？洋规足可随？‘精英’足可依？”

“三不足”原是北宋王安石昔日执友、“熙宁变法”政敌——大官僚、大文豪、史家司马光，在主持科考殿试出题时，设计的一种古埃及式政治陷阱，即金字塔前狮身人面像斯蒂克芬的谜语，胁逼行人解谜，猜错的死，猜对的亦杀。因为宋神宗支持新法。皇帝得罪不起，司马光便绕个圈子，让举子们以“天变”、“祖宗”、“人言”为准绳，针对变法“总设计师”、主持人王安石言行，作分析评价。若王安石以为“足可”，则变法错；若王安石以为“不足”，则有“大不敬”之罪。事实上，这也是在给皇帝出难题。司马光何以如此嚣张？原来是新政出台后，“太后大哭”，皇族国戚都反对王安石变更赵氏祖宗之法。

对“熙宁变法”及其废止的是非功过，时人、后人、今人评议之异，判若冰火，且按下不表。但需将其简况概叙于下，以供诸君评议今本“三不足”。

终赵宋一朝两代，奉行“守内虚外”之策。于内放纵土地兼并，特优官绅大户，盛行超高利贷盘剥，加以农民徭役苛繁又须亲身服役，致自耕农破产日众，土地兼并愈烈，民怨冲天，造反起义此起彼伏。国库连年亏空，富者却一毛不拔；奢文抑武，理学勃兴，将治国经世的儒学发展成空谈道德，抑制人民思想的类玄学，汉民族“崇文尚武”、“民贵君轻、社稷为重”的传统意识形态被消融几尽。官宦士大夫，醉生梦死，道德败坏，苟安为荣；将怠兵弱，强敌衅边，大宋屡战屡败，除了纳贡献美，别无良策。中原徒具繁荣之象，国势则一日不如一日。宋神宗即位时，年方二十，血气方刚，思富国强兵之策，谋变法新政之计。他在变法前变法中，大多先求教于官僚精英，都大失所望。比如：首相富弼对曰：“陛下即位之始，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号称豪放派大词人苏轼对曰：“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大史家司马光则云：“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也。”兵部尚书韩琦弹劾王安石加强边防的七项措施是挑衅侵略者，称“致敌疑者有七，皆宜罢之，以释其疑。”好一个自废武功以示强敌的白痴啊！上叙诸人无不是传颂至今的名士精英。他们的腐朽可笑可悲之论，仍可在当代“精英”洋奴的“新”论中找到。

神宗不得已，登基次年即转而依重王安石，王安石在神宗的祖父仁宗时已官居高位，就上过变法“万言书”，建议“法先王、立法度、变风俗、理财政”，是个忧国优民，勤于思、重于行的大才子、旧重臣、穷显吏，多次因政见不得皇帝纳用，而辞官返乡。如今变法之议被纳，并三级连跳接任宰辅，遂于公元1069年推行新政，史称“熙宁变法”。其新政目标是：抑制富豪权贵，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生产，充实国库，精兵（裁减兵员达三、四十万）强边。史载，不过三、五年，制服通胀，物价趋稳，生产发展，民生安定；国库扭亏空为盈余；虽裁军十之二、三，但将勇兵精，熙河一战，收复汉唐之后的失地二千余里，招抚大小藩族三十余万，为赵氏王朝北、南宋两代计319年唯一的一次收复失地的大胜仗。时人韦骧称誉王安石变法“深谋压夷狄，侵地复岷洮。万里耕桑富，中原气象豪。河淤开亿顷，海贡集千艘。”但变法却因侵损权贵富豪及帮闲文人的一些利益，便招致上至太后、皇后，下至地方劣绅的整个旧官宦势力、地方富豪以及变法派内部贪腐投机分子、理学精英们的殊死抵抗和蓄意破坏，包括无穷尽的流言蜚语构陷，使变法走样变味。令王安石穷于应付，身心疲惫。王不得已，于1074年上《乞解机务札子》，坚辞相位返家。次年又被严旨招返，再次任相，然终于因“自念行不足以悦众，而怨怒实积于亲贵之尤”，再次辞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权位，于新法施行六年后，归隐金陵钟山之下。自此新政日懈，旧制复辟，民生重沦深渊，变法徒留其名，变法新贵大贪渎者如蔡京辈，青云直上，终成亡国前夕之首相。神宗1085年死，十岁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下诏限期五日废除早已名存实亡的新法，新政名义上共施行十六年。

王安石本人毫无政治野心，三十余年为官，清廉如水如镜，他的品格、才能令其政敌亦不得不敬服，无懈可陷，这才能蓑衣竹笠，在清贫孤苦寂寞中渡日，老死床上，终寿65岁，时公元1086年。四十一年后，金兵围汴京，徽、钦二帝率百官出降，北宋亡。

简约回雇这段历史，是要表明：第一，“三不足”并非王安石自勉之词，乃政敌构陷之计； 第二，王安石无官隐、财隐、名隐，变法意在苟利国家农民，却损了（并未严重触及）官宦富豪之利；第三，王安石系“法先王”之道，行强国富民之政，变法锋芒所向乃赵氏祖宗纵富劫民、抑武弱边、空谈道德、醉生梦死、媚外苟安的“守内虚外”的礼法传统风俗； 第四，人言者，实是亲贵者之言。变法受阻变味，盖源于官宦富豪破坏、变法新贵贪渎作怪，帮闲文人的谣言歪理也是致命利刃。

今三不足者称，“一个领导者应该把眼睛盯住前方，把握现在，思考未来”，一副领袖群伦之态！这大概是“三不足”的前提吧？就不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吗？倘若是忘记历史，卑视执政党老祖宗（主要是毛、邓）之大法纲纪，迷信私有制，奉资本为上帝，视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为普世价值观，唯洋是师，盲目接轨，以复辟剥削制度为己任，继承并发展其前辈朱X衣钵，则借此“三不足”示警，不但是驴唇不对马嘴，简直是利令智昏！

“天变不足畏”？中国成年人都知道，所谓的“天”，或指自然界；或指天道，即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之大道纲纪，如天地良心、天命所系、天运已绝、天数所定，“天降大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等。“天人合一”是中华哲学思维的精华，用言指事，全在语景，妙在意会。若引言之“天变”纯指总理先生两届任期的首年天灾，即03年“非典”之虐和今春南方雪灾，付会“人定胜天”之意已属勉强。何妨今春应对雪冰之害，事前防灾不力失职（如早已拥有的电力线路除雪冰技术未推广实施；铁路独立备用的发电专列早已全部抛弃损毁；电厂冬季贮煤严重失常…），致使供电、铁路两大国家命脉网络不堪一击；灾害来临时，又忽视国家气象局的警示报告，无动于衷；灾情恶化后，举措不乏失当，若非社会主义软实力尚在，后果如何，不堪设想！倘遇战端，则未打先乱，输局半定。这些都是值得深刻反思，认真检讨，全面总结，并亡羊补牢，由此及彼，将坏事变好事，全面切实备战备荒，以为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更何妨，人类在伟大的自然力面前，永远是渺小的，敬畏以待，才是科学态度，所谓强国，就强在具备强大的抵御灾变和抗拒外敌的精神、物质力量，岂可将“不可畏”吹上大天去？就连科技经济硬实力居第一的美国，一场卡特里娜飓风，都被整得屁滚尿流。我国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为人民服务”、“人民战争”、“群众路线”、“全国一盘棋”、“备战备荒为人民”等精神、组织力量，就是伟大的软实力，幸得尚未被批倒批臭、推残殆尽，终于发挥潜余力，才勉强渡过初难。这一点，是那个被洋奴西崽视为天堂的美国所缺失的，不应该万分珍惜宏扬之？不过，细细推敲一下，此处借古喻今的目标是：为谋求政、经改革“新的突破”而不断解放思想。所以，这里头的那“天”字，于语景意会，似指天道之天，故“天变”，实仍“变天”！变天者，剥削制度之已复辟也！若此，则令人不寒而冽！但愿笔者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祖宗不足法”？这个祖宗指谁？那些经、政体制“不足法”？毛泽东那一套基本大法，除一党执政外，其他的几已修正、摈弃殆尽，目前最大的束缚而未突破者，非邓公总结之“四项基本原则”及“十个如果”论断莫属，只有公开申明否定之，并说出个道道来，才能名正言顺地突破之。因为大大小小的改革、不断改善的法律法规、土洋新政策，三十年来，中央、地方、部门都出台了不少，据网文称，已有十万部之多，可见改革并未停步，思想亦未停滞，只是没有新的大突破而已。是呀，当什么都捞走抢光后，资本将恩赐你们一张选票，让你们喝足民主汤，沐浴于普世价值观的光环之下！不过，我又记得：邓公晚年警示道，不要忘记老祖宗啊；胡总书记前不久撰文称，我们不是要扔掉老祖宗，云云。正应了那句俗话：“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

写到这里，什么“人言不足恤”已不需要多费口舌来辩识了。有道是“什么阶级唱什么歌”、“道不同，不相与谋”，讲什么“人民民主专政”，什么“基本生产资料公有”，什么“新生资产阶级”，什么“两极分化”…非但不能恤，简直大煞风景，可恶之极。

所以，笔者再次以“三足可”对之，曰：“变天足可慰，洋规足可随，‘精英’足可依。”

谁都知道，现在是，触犯资本利益者，便常有死之祸、牢之灾，穷之困，吧儿帮闲们也会扑上来咬你几口。躲在家中，写几编这样的博文，预后不知如何，还得等着瞧。新华网对拙文十封其八，就是个小报应，还是就此打住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