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事业企业身份年限明码标价

　　2007年12月11日晚，收到一条“真“或”假“信息，称有人为市政府献计献策，要给“事业身份年限”，和“企业身份年限”明码标价，不仅明码标价，还要将事业身份年限，与企业身份年限进行迭加，用迭加后的“事企身份年限价”，杂交出一个系数，再用“杂交出的系数”，去给每一名转制退休人员，做补偿分配标准的一部分。

　　闻此讯息过后，真乃哭笑不得，首先，且不论该信息来源真与伪，就其实质而言，此招确属祸国殃民的馊主意，出此损招之人，不是变态无知，就是故意为之，或别有用心。

　　大家知道，“给事企身份年限明码标价”，并迭加，用杂交出的系数，去定每一名转制退休人员，并做补偿分配标准的一部分，是典型的“对企业身份”的“政策歧视”，如果“给事业身份年限定大价“，”给企业身份年限定小价”，那“政策歧视”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何谓“政策歧视身份”，其内含真意为：

　　1、“鄙视企业身份”2、“鄙夷企业身份”3、“漠视企业身份”4、“渺视企业身份”5、“藐视企业身份”6、“看不起企业身份”7、“看轻企业身份”8、“忽视企业身份”9、“小看企业身份”10、“轻视企业身份”11、“蔑视企业身份”12、“敌视企业身份”13、“敌对企业身份”14、“仇视企业身份”等等。

　　有如此严重的变态行为，其性质可就的确变了样啦，将迭加后的“事企身份年限价”，或“杂交价系数”，一旦写入津政发（2007）XX号补偿文件中，那它的负面影响力，将远远超过劳社部发（2000）2号文，和津政发（2000）25号文，其主导人员，就更应负有不可推卸的“政策歧视”责任。

　　由此联想到，劳社部发（2000）2号文，和津政发（2000）25号文，当初制定转制文件时，可能都是如此而已。

　　鉴别劳社部发（2000）2号文，和津政发（2000）25号文，其判断正确与错误的区别手段之一就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的“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的宪章原则来鉴定。

　　宪章中“同工同酬，按劳分配”是回答劳社部发（2000）2号文，和津政发（2000）25号文中，“9、7、5、3、1”的“政策歧视”的最佳结论。

　　宪章中“同工同酬，按劳分配”就是一把精密标尺，它庄严宣誓，任何时候都将拒绝执行，情感渗透、情绪发泄、或凌驾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的“同工同酬，按劳分配”宪章原则之上的，一切挑衅性文件都是徒劳的。

　　什么“9、7、5、3、1”的威风凛凛，在宪章面前，都将威风扫地，这就是宪章的“威严寐力”所在。

　　“9、7、5、3、1”政策，到底是个什么东东，简而言之，即当一名科研人员或干部职工，用一生的血汗、智力、体力、精力、为几元甚至十几元工资增幅，年复一年，勤勤恳恳，点点滴滴，好不容易积累达到退休工资数额时，政府采用“政策歧视身份”，或“政策掠夺”的手段，将你的退休工资在短期内，剥夺走1/3至2/3的原有待遇，这就是“9、7、5、3、1”政策的“政策歧视身份”或“政策掠夺”本质。

　　“9、7、5、3、1”政策，就是强暴。

　　“9、7、5、3、1”政策，对低收入转制退休职工是一种巨大的疯狂而无情的“政策性掠夺”。

　　“9、7、5、3、1”政策，正演变成为一种悄然的政策剥削工具，以牺牲转制退休职工一生积累的代价，换取更远大的改革政策利益。

　　“9、7、5、3、1”政策，明知违背民意，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却还要有人强行推行,这和强暴完全是一个路数。

　　难道拿出原什么四部委的“所谓文件”就不是强暴了吗？中国百姓被打着“所谓文件”旗号的垄断行业，抢劫强暴久了，早就越来越没意识了。见到拦路抢劫刁贼，就不自觉地掏钱包；见到强暴犯，就不自觉地顺从。

　　幸好还有天津市杨栋梁副市长，早在2003年，就在科技大会上，敢于坚持公平正义，敢于站出来，公开大声说“不”。这得需要多么大的胆识和勇气啊！

　　“9、7、5、3、1”政策，用政策一次性掠夺完转制职工，在国家内的个人积蓄。国家积累的价值，都属于劳动者创造，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积累包含了完全属于个人积蓄，是从劳动者总体劳动创造的价值中，除去低份额的工资，部分国家公共积累之后的剩余部分，虽未结算，但却毫无疑问属于个人的积蓄，它将在医疗、退休金、各种保障中，根据社会发展水平逐步返还，如果后半辈子没用完，对这些非结算型的个人积蓄，则还将造福于其它的劳动者。

　　“9、7、5、3、1”政策，把这笔巨额个人积蓄轻轻地、巧妙地、抹杀并掠夺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事转企进行的改革，为了把事业科研院所推向市场，国家实行“断奶政策”

　　“9、7、5、3、1”政策，即国家不再给事业科研院所拨款，事转企业需要资金全部由银行贷款。为了搞技改必须向银行贷款，万一技改不成功没达到予期效益，企业就得背一身债，弄不好利息都付不起，把企业拖垮而“死”。不搞技改没有技术进步，就会在竞争中落败，被淘汰而“死”，可见当时事转企的困境，一个“钱”字，难倒好汉一大片。

　　“9、7、5、3、1”政策，对宪法而言，是倒行逆施，它将十七大的公平正义新政旗帜丢弃一边，却死死抱着右翼疯狂抢劫的1999至2000的旧年代，即劳社部发（2000）2号文，津政发（2000）25号文不放。

　　“9、7、5、3、1”政策，被个别官员反复纠缠，并力挺出台“剥削政策”不放，这是不是倒退？

　　这种倒退是否有出路？。

　　在十七大后，幸好还有天津市市委，市政府，杨栋梁副市长，始终坚持不懈的，从2003年至2007年，一直要求对这一受害群体进行补偿，又有72院所一批人的坚持与较真，这才是十七大公平正义路线取得的伟大胜利。

　　“给事企身份年限明码标价”，就如同是“你资本家身份多少年了”？“你工人身份多少年了”？再经身份价迭加，这种身份价迭加的社会反作用力，必然超过各自固有频率，“形成共振”，而“形成共振”的破坏力与杀伤力”，是难于预测的。

　　但愿“事企身份年限明码标价”之说，属虚假信息，在尚未激怒，并引发全国各地，“拥有企业身份年限”群体全面讨伐攻击之前，悄悄删除“政策歧视”的虚假信息为佳，避免后续改革带来更大的，一系列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