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就别期待什么“超越者”了吧

何必

聚焦十七大后人事任免：多名省部级高官变动（2007年12月2日新华网） 

其中，可以看到，罗列出来了相关的名单：

嘿嘿。

其中，大多数都属于党委书记的任免。众所周知，中国事务当中，党的一把手的地位高于其他所有官吏，因此，党委书记实际上就是各地最高权力人物的更迭；而江苏、辽宁的人大主任、北京市长、公安部、中组部部长职位的调整，也是由于中共中央的安排，并非什么全国人大或者国务院的安排；而类似北京市市长的调整，更与北京市的市民无关。此前，各大军区司令员的调整，也完成了胡温将自己亲信安排到重要岗位上的过程。其中，像因为非典而去职的原北京市副市长孟学农出任山西省代省长，被坊间认为是本届委府的重大失职。这与此前解振华、马富才、张文康等被问责的官员的东山再起另谋高就，让人们看到了所谓问责不过就是逗你玩儿的把戏。党直接安排地方政府高官的这种制度安排，凸显出权为民所授这个被故意消失在新三民主义当中的用心。

这也就让我们对于中国的未来形成了确切的判断。

虽然今年才有幸结识、却给了我很大帮助的穆军在十七大之前就给我发来了王力雄的相关分析。

还是将其全文抄录于此。由于此文较长，还是老规矩，引用完毕后用加长省略号表示。

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

栗 熊

目录

一、中国没有“先进要素”

民众——无奈或爆发

政权——只“代表”自己

资本——“坏资本主义”

思想——定制生产的商品

国际——只有利益是永恒的

二、精英联盟与联合民众

精英联盟——以不变应万变

思想联合民众——与激进共舞

资本联合民众——资产阶级革命

政权联合民众——走向法西斯

三、超越者

何为超越

思想超越者——从“可能”通向“应该”

政权超越者——成为历史伟人

资本超越者——财富是为社会承担责任

四、超越者联盟

超越者的互动

超越者联盟的枢纽

五、突破精英联盟——文革启示录

如何战胜官僚集团——文革启示一

“不立不破” ——文革启示二

今日领袖的劣势和优势——文革启示三

实现政治转型的关键

一、中国没有“先进要素”

从影响中国政治变革的角度，可以把民众、政权、资本、思想和国际视为五个不同“要素”。这与以经济划分“阶级”的区别，在于着眼的是对政治变革的功能。

“民众”涵盖从工人、农民到专业人士，虽然社会分工和生存状况相差巨大，共同点在于都是劳动者，同时都是无权者。“民众”构成社会主体，但自身命运被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左右。

 没有把“知识分子”作为独立要素，是因为这个概念在不同语境所指混乱。技术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的区别只在技能与专业，可以归入“民众”要素。另一部分知识分子服务于政权，是政权机器的组成部分，归入“政权”要素。

“资本”要素涵盖的是掌握私人资本和经营私有企业的人士，他们是中国新一代资产阶级。“资本”要素与阶级的关联度最高，二者几乎可以等同。

如果说其他要素多少都和阶级有关联（如“民众”是劳动阶级，“政权”关联特权阶级，“国际”的背后有国际资产阶级），“思想”要素却与阶级完全无关。思想者分散于不同社会阶层。任何群体——平民、学者、官员、企业家……都可能产生思想者。衡量标准只是其思想能否产生社会影响，而不论那影响对政治变革的作用方向。“思想者”没有一致立场，相反，不同思想之间更多的是分歧甚至对立。“思想”要素的总体作用体现为一种矢量之和。

对今日中国，“国际”要素一般是通过影响国内要素发挥作用。只有在特殊的时刻，国际力量才可能以直接干涉或制裁的方式介入。

中国政治变革的希望在哪里？以往熟知的历史观考虑这种问题，总是先要寻找“代表历史正确方向”的“先进要素”，把实现变革的期望寄托于那种“先进要素”。今天，人们也在中国寻找这种“先进要素”，但是分别来看，五个要素都不能担当起这种使命。

民众——无奈或爆发

常听到“政治变革希望在民间”之说，但那很像一个政治正确的口号，却看不到现实可能性。民众无组织也无权力，不能统一行动，不能参与决策。民众可以自发形成对现实满意与否的判断——即所谓民心，如果民心不满，导致服从降低、对抗增加，会对政权造成压力。然而如何变革，目标是什么，怎样行动，民众却不能自发掌握。民众压力发挥作用的途径只能是迫使政权让步。的确有政权让步而实现政治变革的先例，但问题在于，如果政权决心不让步，民众压力就不会发挥作用。

坚持民众可以推动政治改革的观点认为，只要压力足够大，政权就不能不让步，即使每次让步幅度不大，只要持续下去，终会积累为质变。然而事实是，今天中国政权在治理和行政层面可以灵活务实，不断调整，在体制层面却是绝对死守，压力越大镇压越强。其中逻辑不难理解——如果让步结果是政权灭亡，政权就绝不会让步。

何况，民众压力对政权并无致命威胁。民间是分散的，串连限于熟人社会，难以实现大规模组织。政权利用机动能力和对武器的垄断，击破分散的民间反抗轻而易举。中国的现实一方面是每年几万起群体闹事，一方面是政权极其稳定。二者看似矛盾，原因就在于闹事是分散的，对政权仅仅是麻烦，不会危及根本。

除非几万起闹事能在同一时刻发生，再强的镇压力量也会变成杯水车薪。那种可能性虽然很小，却不是不存在。在民心普遍怨恨时，只要发生金融崩溃、经济动荡或战争爆发一类波及全社会的危机，就会起到在各地同时点燃导火索的作用，形成“一哄而起”，那时政权就可能在“墙倒众人推”中很快垮台。

那是民众压力可以达到的极致，却不见得是社会福音。分散的群体在同一时刻起事，会使整个社会落入乱局。无组织的民众没有共同目标，无法协调行动，却遍地开花、相互冲突，达到的动乱程度可能很快就使社会无法承受。最糟的结局是社会崩溃；另一种结局是新的“暴政”出来镇压“暴民”，恢复秩序——那将不会有政治变革，只不过是又一轮“两暴”循环。

有人把民众的组织化寄希望于互联网。互联网能给串连提供手段，是否能使民众树立共同目标、实现协调行动呢？有过互联网经验的人都知道，在互联网上取得共识多么困难。互联网的作用不是单向的，只对民主有利。民族主义、毛主义、权威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都可以利用互联网。互联网在给民主活动提供方便的同时，也一视同仁地给煽动者的战争叫嚣提供方便，给情治机关的监控提供方便，给资本诱导消费提供方便。互联网只是社会的数字化形态，反映的仍然是现实社会的力量对比，照样被政权所专制，由资本所主导，充满偏见和分歧。作为一种技术，互联网激动人心，但不要希望它能在政治上创造奇迹。

政权——只“代表”自己

正如有人指出，以往自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现在自命“三个代表”的政权，其实并非任何阶级和集团的代表，而是一个自利自为的独立集团。没有社会推举。权力来源跟其他阶级或集团无关的政权，只可能“代表”自己。

中国与政权相关的人群相当庞大，除了政府官员和公务员，还有党的系统；学校、银行、媒体、科研机构、国有企业等都附属政权；由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职工、退休干部等，也和政权生死与共；包括上述成员的家属，这些人加在一起，总数可能上亿。当前体制使政权集团掌握最多资源，得到最大利益，政治改革要改变这种状况，政权集团当然不会接受。

权力集团抵制政治改革，除了因为现体制使其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为人羡慕的地位，以及经济上的诸多好处，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失去保护的担忧。半个多世纪的执政，现政权在政治上结下大量冤仇，在经济上导致众多腐败，一旦失去专制庇护，绝非把责任推给抽象的党就可以解脱，而是会清算到每个具体个人。对那种前景的恐惧，是权力集团成员捍卫旧体制的重要动力。

的确，今日政权不再像毛时代那样强暴，有了更多的法制和现代因素。如果不断改善下去，会不会最终通向政治本质的改变呢？与毛时代相比，中共从追求理想的革命党变为追求利益的权力集团，无疑是一种本质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只是中共自身的变化，却不是专制体制的变化。政权的专制性依然如故，变化只是不再企图用阶级斗争创建劳苦大众的人间天堂，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创建自己的天堂。当年政权使用过的残暴手段，今日政权并未丧失，只是因为有了计算得失的务实，暂时搁置不用而已。如果有一天它认为使用那些手段收大于支，随时可以重新使用。六四如此，十几年后的汕尾事件再次证实。毛时代的政权在理想受威胁时可以杀人；今日政权在权力受威胁时也不会手软；而当未来政权力图挽救自身时，仍然可以实行法西斯手段。因此，认为中国政权会通过自我演变实现转型，并不现实。

追求利益使政权变得务实，因而不再虚妄，但也同时使政权变得腐败，因而更加贪婪。当今的权力集团不追求主义，不搞思想斗争，一切目标都在自身权力的巩固和自身利益的满足。它为自己列举的业绩，大部分是政权的起码职能，并无歌功颂德的理由；而那些纪念碑式的成就，多数又与人民需要无关；回顾90年代以来的“改革”，实质是被精辟概括的“揽权卸责”。这样的“改革”只能使社会日益陷入困境，这样的权力集团又如何会放弃专制？变化充其量是在“治理”层面。受到一些学者赞扬的“政府学习能力”，其实只是修补能力。这种能力越强，政治转型越难。

顺便谈两个相关话题：一是属于政权要素的军队，能否有一天担起政治变革的使命？二是以“党内民主”的方式，可否实现政治转型？

前者之所以渺茫，在于中国军队的“党军”传统。中国军队从诞生就以“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的绝对领导”，八十年的历史已把化为军队的基因。今天不会有任何将领能超越党而让军队整体服从。没有党，军队就失去意识形态和凝聚核心，掌握着实际武力的各部队就会拥兵自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未来中国政治转型最大的问题之一，需要从现在就开始研究。

对后者，且不说“党内民主”的虚幻，即使真有“党内民主”，结果也是权力集团更趋自利，对政治改革更为保守。这是因为掌握绝对权力的寡头还可以按个人意愿进行文革那种颠覆，或做出解除党禁那种突破。“党内民主”消除寡头，领袖不再是为所欲为的“主子”，只能为本党成员服务。当前中共的自我谋利趋势，一定程度也是因为寡头弱化，党内高层和各级负责人受下级制约所致。如果真在腐败弥漫的中共党内实行民主化，中共高层甚至可能失去惩治腐败的勇气。

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考虑，还会有一个关联后果：目前关于“党内民主”方案，基本都主张从“党内分派”开始。然而对于“党军”，党内分派的直接后果就是军队分派。对社会而言，没有什么会比这更危险的了。

资本——“坏资本主义”

今日中国资产阶级虽然还是政治上的侏儒，只擅长以权钱交易保护自己，却被寄予推动政治变革的希望。它比政权有变革动力，又比民众有变革能力。以其不断壮大的速度，总有一天会不甘心再做政权的奴仆，而希望由自己掌握政权。

代议制民主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最方便的方式。因为在超出选民经验的范围进行选举，选民只能通过媒体和宣传了解候选人，媒体和宣传离不开金钱，是资本能够主导代议制的关键。资本通过金钱操纵媒体，政党、利益团体、民间组织的能量也和金钱成正比。这使得资本可以在很大程度决定谁进入政权，保证政权成为自己的代表。因此，代议制民主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现成政治目标。社会规模越大，沟通越依赖中介，金钱对代议制的影响越有决定性。而中国的规模是资本最可翻云覆雨之地。

资产阶级在本质上并不喜欢民主。在他们掌权的领域——企业，从来没有民主，而是绝对专制。他们要求民主是在尚未掌权的领域，目的是由自己做主。在那种民主之下，民众并不会成为社会主人。

不过，如果中国能达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即使不完美，也无需更多挑剔。然而那没有可能。资本主义被分为好坏两种。所谓的“好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着追求利润的资产阶级和追求消费的中产阶级，把多数劳动者提升为中产阶级，让他们有能力提高消费，来给资本扩大市场和增加利润。中国要实行“好资本主义”，得把数亿人变成中产阶级——进入城市，完成教育，变成白领，提供住房、汽车、高等教育、工作职位等，支撑这种转变的将是数倍乃至数十倍于今天的资源。中国的生态能否支持如此庞大的消费？这是基本问题。今日中国对国际资源和能源的胃口已令世界震撼，未来中国的需求若是再大数倍，用什么来充填？那不是能靠科技万能论的幻想可以得到答案的。

那么只能不要中产阶级——这就走上了“坏资本主义”之路。中国的资本主义不会给中产阶级太大空间。且不从生态限制角度看，以中国目前在世界经济扮演的角色，也不会允许多数劳动者转变为中产阶级。全球化造就的是一个50亿穷人为10亿富人打工的二元世界。10亿富人包括少数发达国家的多数国民和多数不发达国家的少数国民。中国资产阶级要的只是自己置身全球富人行列，那前提是多数中国人必须留在穷人行列。因为廉价是中国经济的主要优势，一旦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和劳保提升到中产阶级水平，中国的优势——连同经济的繁荣——就会因此而失。所以，由资本决定中国的未来，不会改变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

思想——定制生产的商品

这里的思想是指能通过影响他人（无论民众或决策者）对社会变革产生作用（不分推动还是阻碍）的思想。不同的思想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很多时候并非出于思想的自由，而是被效力的对象决定，因此是一种不自由。思想不自由的原因，在于思想本身无法产出满足衣食住行的用品，若无其他谋生技艺，思想者就只能将思想作为商品换取生活所需。不同的利益集团需要不同的思想，因此主顾不同，思想者产生的思想也不一样。

目前中国的职业思想者多数供职于政权供养的研究机关或大学，是政权的工具。体制内思想者在六四后被纳入精英联盟，政权以大幅提高物质待遇对其收买，使1980年代的思想反叛转变成今日的邀宠与犬儒。对政权而言，是精英联盟最得意的果实。

目前资本阵营也产生了构建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的需求，虽然投入资源不能与政权比，但因为具有变革动力和相对自由的空间，依附资本的思想比由权力控制的思想有更多生命力。目前政权的意识形态千疮百孔，全靠话语霸权和宣传机器支撑，资本的意识形态却能引导社会思潮，资产阶级从倍受歧视的地位跃居为时代英雄，并且把当年的时代英雄踩在脚下。然而依附资本的思想无论如何活跃，却不会超越资本的边界，尤其面对公平和正义问题，阶级立场的局限更是明显。

即使是民间思想者，思想也受谋生束缚。中国目前的文化市场同时存在政权和资本的双重制约。政权禁止一切与它不一致的思想问世，封杀敢于冒犯它的思想者；资本则拒绝一切不能为它带来利润的作品，把严肃的思想拒之门外。在大众口味被娱乐引领的时代，认真的思想只能身处边缘。想在文化市场讨生存，思想一要自律于政权划定的政治界线，二要迎合资本认定的商业口味，何以能有自由？

在中国，独立的思想无所栖身，四处流浪，要么放弃尊严充当师爷，要么忙于糊口精疲力竭，要么愤世嫉俗失去从容，改变历史的思想是难以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

国际——只有利益是永恒的

有人把中国变革的希望寄托给国际社会，但应该有起码的清醒：经济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最高圣经，政治家的业绩也用经济增长衡量。中国眼下被称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也是最具潜力的市场。各国政府是本国利益的代表，只要能从中国得到经济利益，就会容忍中国的政治现实，谴责只停留于政府发言人的表态。而中国政府也以经济为筹码，挑动各国竞争，瓦解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联盟。

不过，就算国际社会真施加压力，作用又会多大？小如古巴可以在美国后院坚持几十年，朝鲜、缅甸、伊朗等面对整个西方的压力依如故我，实力强百倍的中国又如何挺不住？压垮中国的途径只有一个：即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切断中国的出口、原料、能源和投资，导致高度依赖世界经济的中国（和六四时已大不一样）出现经济危机，引发原本被经济发展遮蔽的社会危机，进一步引发政治危机。三重危机叠加是现政权承受不了的。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制裁同样会使西方付出沉重代价，各国是否愿意承担？万一垮的不光是政权，中国社会也因此出现动荡，冲击就更大。从这个角度出发，国际社会宁肯坐视中国保持糟糕的制度，也不会愿意中国陷入混乱，成为殃及世界的“黄祸”。

西方富国的“好资本主义”需要国际社会的“坏资本主义”为基础。贫富国家之间存在的剥削，体现为富国以资本手段“合法”地攫取穷国资源；贫富分化体现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差距越来越大；专制体现为国际秩序的强权即公理；不平等体现为富国把穷国变成世界的血汗工厂和垃圾场。在这种国际秩序中，中国只能被允许实行“坏资本主义”，因为地球资源不够13亿人实行“好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少数中国富人和白领组成的中国现代化一元充当富国高档产品的海外市场，而处于贫穷一元的中国普通劳动者充当给全球富人生产廉价产品的打工仔。在这样的世界上，实行“好资本主义”的富国内部可以相对安宁，但是在实行“坏资本主义”的中国和其他穷国，以及国际间，阶级分化和冲突将会更加广泛和激烈。

二、精英联盟与联合民众

有人会认为，走上变革之路并不非得依靠某个“先进要素”引领，也可以是各要素之间组合互动的结果。让我们分别来看这几个要素之间组合的结果。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政权、资本和思想（一定情况下还有国际）之间的联合，即通常所说的“精英联盟”；另一类是政权、资本和思想出于各自目的分别与民众的联合。

精英联盟——以不变应万变

对现政权而言，不再坚持信仰使其具有的灵活性近乎投机，什么都能变，唯一在万变中坚持不变的就是专制体制。现政权维持体制不变的主要方式，是把奉行“坏资本主义”的资本、有奶便是娘的思想，以及只重利益的国际拉进以它为核心的联盟。一方面可以避免来自那些要素的精英挑战，一方面又能切断民众从那些要素获得反抗能量。这是现政权成功维持八九后稳定统治的关键所在。中国政治变革之所以被认为走进死胡同，就在于精英联盟被共同利益捆绑在一起，一致维护现政权的专制统治，而民众没有精英合作，自身缺乏变革能力，而专制体制酝酿的危机却不断积累，迟早爆发。

目前，中国的精英联盟相当巩固。虽然存在利益博弈，然而只要面对民众，立刻会保持一致立场。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精英仍然会以联盟关系为主，政权也有足够能力和灵活性维持精英联盟。

有些观点把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博弈视为可供滋生民主的土壤。但那即使有削弱集权的作用，跟“民主”也没什么关联。当年军阀割据是地方与中央博弈的极致，即便在“联省自治”的旗号下，又有什么民主？何况目前中央远未削弱到那种地步。地方与中央博弈，根源不在中央软弱，而是首先在于“以上治下”的专制结构——一个中央看管几十个地方政府，看不住、管不全的状况在所难免。即使以毛时代的权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被无奈地概括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条”、“块”纷争长期困扰。今天人口翻番，经济规模扩大数倍，只能舍弃统的方式，让地方自主分担管理爆炸的压力。地方的份量由此得到加强，本质并非是“诸侯尾大不掉”。

所谓“诸侯”对抗中央，前提是“诸侯”的权位不由中央决定，而今天各省大吏、军队将领都由中央严密掌控和自如调遣（即使有障碍也是出自中央内部斗争），因此“对抗”的前提并不存在。地方与中央的博弈，手法不过是谎报信息、拖延时间、炮制对策、打擦边球那些古老的官场手段，或是利用中央政策的自我矛盾，以其之矛攻其之盾，以及在中央以成败论对错的机会主义中寻找缝隙。这些博弈都会保持在中央能容忍的弹性范围内。地方官员最大的本事就在于揣摩那种范围边界，尽量将其利用到最充分，却不逾越半步。

然而不管精英联盟多么稳固，变化还是会发生。外来危机暂且不说，即使是精英联盟本身，也总是从思想要素生出变数。倒不是精英联盟内的思想者反叛，而是精英联盟无法吸纳所有思想者。思想无门槛，随教育普及不断增加的思想者，精英联盟无法全部吸纳。

对吸纳思想者而言，中国古代科举制最为成功。虽然“学而优则仕”的只能是少数，但理论上人人都存在可能，因此吸引绝大部分思想者毕生努力，从而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相比之下，精英联盟则是封闭的，一方面没给思想者按程序进入权力圈的管道，有抱负的思想者难以在制度框架中实现野心；另一方面缺乏更新能力，联盟内的思想精英除了不愿更多人进来分享资源，还会惧怕自身地位受挑战，因此设置障碍阻塞其他思想者进入精英联盟。如果说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排他的效果只是使自身腐朽，但的确可以做到不让他人得到权力与资本，思想精英的排他则只能导致自身腐朽，却不能阻止他人得到思想。被排斥在精英联盟之外的思想者，就会从另外的途径尝试出头——那往往就是联合民众，挑战现存的精英联盟，变革压迫他们的社会。

思想联合民众——与激进共舞

民众是社会主体，所以任何要素都标榜自己站在人民一边。民众在一般情况下分散无力，却潜藏着动摇政权的能量。在历史关头，总是民众站在哪边，胜利就在哪边。不过民众发挥这种能量，往往需要其他要素介入，其中思想要素的作用最大。

民众推动社会发展的途径，一是通过压力迫使当权者调整政策，二是通过群起抗争动摇旧政权。但没有思想进行凝聚，民众压力只能是分散和针对局部问题，压力因此传递速度缓慢，难以清晰显现，不易刺激当权者反馈。有了思想指导，一方面民众可以在宏观层面取得共识，针对共同问题把分散压力凝聚起来，另一方面思想者善于对社会不满进行总结和揭示，能使民众压力提前突破潜在状态，变成公开表达，被政权感知，从而提高压力传递速度及刺激强度。同时，思想者对缓解压力的研究和建议，也能帮助当政者调整政策，进行变革。

如果政权对思想进行压制，往往导致思想走上激进道路。那除了是对压制的反弹，也是因为激进方式容易突破压制。例如在政权封杀思想时，靠著述、网络、公民教育等温和方式突破，远不如投身社会运动的激进方式有效。思想者若能利用（或制造）典型的社会事件，参与进去，与事件发生地的民众结合，借助现代信息扩散能力，可以在很短时间形成舆论关注热点，动员起社会声援及国际支持。传播思想的效果事半功倍。

对事件发生地的民众，思想者除了可以给他们的抗争提供正义性、公民权利、宪法权利等“说法”，还可以提供法律和专业方面的知识，所带来的媒体报道、国际关注、社会捐资等也有极大鼓舞作用。一旦有思想者介入，政权原本可以轻易摆平的事件就会变得难以控制，原本可以封锁的信息也会传遍世界，因此提高对政权的压力，迫使政权调整政策。目前，思想者的这种行动主要集中于“维权”领域。

既然激进对提高压力和引起关注特别有效，有利于达到思想借助事件扩大影响的目的，那么不断趋于激进就在所难免。即使思想者在事件中扮演节制民众的角色，往往也是出于策略，事件自身正是因为有思想者介入得到更加激进的动力。

思想者希望借助事件提高名望，为自己开拓资源和铺垫前途都无可非，但需要考虑那句堪称经典的提问——“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赢得人民”？如果目的在于赢得人民，思想者自己就会走在激进的前列。在冲突激烈的社会，人民必然带有激进情绪，要赢得人民就要迎合甚至领先人民的情绪，何况给思想者带来声望的网络群体、媒体、国际社会等，往往也只把眼光集中于激进事件和人物。

激进不见得都不可取，怕的是一味对着干的激进会使双方失去理性，陷入你死我活的较量。在那种对立关系中起作用的往往不是思想，而是对失败的恐惧和对后果的计算，甚至赌气都会成为影响因素。

“赢得人民”的目的还容易导致思想投机，因为用民众不熟悉的新思想说服和引导民众是困难的。面对民众的汪洋大海，启蒙即使可能，也要旷日持久，思想者只能独善其身。如果不甘寂寞，通往轰轰烈烈的捷径莫过于利用早在民众中扎根的思想——如倾政权之力进行过普及的毛泽东思想，对于“赢得人民”最为方便。与之类似的，还有儒、道、佛等“本土资源”、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群众利益至上的信条等，都是无需启蒙、只需迎合就能争取民众的。然而不难看到，这些现成的“思想资源”中，很少有能引领中国实现变革、走出困境的超越性。“赢得人民”不意味赢得历史，而迎合民众的思想者最终将丧失思想。

资本联合民众——资产阶级革命

资产阶级在专制制度下，不管地位怎么提升，最高只是二等，主人永远是政权集团。而实行代议制民主，资产阶级却能让执政者成为自己的代理人，因此中国资产阶级迟早要推动这种转型。

正是在“民主”旗帜下，资本可以和民众联合在一起。虽然双方对民主的理解可能很不一样，要达到的目标也相差巨大，但是在民主还未到来时，民众不易理解其中的差异。资本在掌权之前，要为自己争取的权利也和民众要求有一致之处，如法治、人权、普选、实行宪政和结束一党专制等。这时的资产阶级往往会扮演为民请愿的角色，把民众压力作为与政权博弈的筹码。

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可以从西方思想库直接移植，众多西化思想者就成为他们与民众联合的天然中介。资本利用思想者联手民众的主要方式是通过非政府组织（NGO）。NGO是为理念形成，本应是思想者与民众的结合，为什么被当作资本与民众的结合？这是因为NGO仅有理念不会成事，其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资金。中国NGO目前能从民众募集的资金非常有限，主要来源是国内外资本的捐助。资本有选择地给NGO输送资金，促使符合其需要的NGO壮大，可以主导NGO的发展方向。从这个角度，资本对NGO的作用大于思想。

目前中国企业家为“公益事业”出的钱不是小数，但大多是为了迎合政府，或是广告目的。一旦有一天他们是为自己的政治诉求使用这笔钱，通过扶植NGO联合民众，可以产生很大能量。NGO能在政权衰落、社会危机之时转为政党，依靠民众支持接管权力，实行代议制。这类“颜色革命”已在一些国家成功上演，虽然形式不同，追根溯源却总是会从中找到资本或其代理者的背景。而由此产生的新政权，自然也会成为资本代理者。

至于NGO运动的理论目标——建立独立于政治且具有自主性的市民社会，通过市民社会的力量推动社会转型，虽是超阶级的理想，却像NGO人士自己认识到的，“是一个从民族精神到生活形态以及制度建设的系统工程”，过于浩大，远不可及。

在资本与民众联合反对政权时，政权主导的精英联盟会解体，但是一当代议制民主实现，精英又会重新结盟。那时的精英联盟将由资本主导，会比由政权主导的精英联盟更稳定。因为在新联盟中，政权已经成为资本的代理者，因此不会再发生资本与政权之间的分裂。而对控制思想，资本虽不像专制政权那样蛮横，却有自己独特的能力，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通过对主流文化的控制，可以轻易将异端思想排斥出局。

那时的精英联盟控制民众也会更易。既然民众有了选举权，又能自由表达，就无从抱怨没有政治地位，对政权的不满也只能归于自己选择不当。这使得资产阶级既能操纵政权，又无法被民主理念挑出毛病。代议制政权的阶级属性正是这样被遮蔽的。

精英联盟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现象。不过以往世界被分割成不同领地。不同领地的精英联盟彼此争斗，频繁战争。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壁垒打破，开始形成世界精英联盟，联盟的基础是通行全球的资本规则，共同维护贫富分野的二元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资本一定会支持中国向代议制转变。因为中国的精英联盟若由专制政权主导，仍然会与世界进行争斗，只有变成资本主导，中国的精英联盟才会成为全球精英联盟可信赖的一员。这将是国际要素影响中国政治变革的主要方向。

民众只是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利用的同盟者，等变革的尘埃落定，仍然要回到被统治的地位。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精英联盟，对民众只是万变不离其宗。

政权联合民众——走向法西斯

一般来讲，政权不会主动打破由它主导的精英联盟，因为它在其中受益最多。但是在面临社会危机时，它可能会为买好民众对精英联盟进行整肃，如反腐败、打击资本等，不过这往往都是机会主义的姿态，不会改变大方向和精英联盟的基础。但是在精英联盟的其他要素有背叛企图时，政权也会采取与民众联手的方式加以应付。

例如政权可以利用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煽动民粹主义，把矛头引向企图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社会自古有均贫富的意识，现实中又存在仇富情绪，如果说在民主法治人权方面，民众可以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边，只要政权打出均贫富的旗帜，民众会立刻抛弃资产阶级，转到政权一边。均贫富永远不会成为资本的牌，当资产阶级企图把中国问题的根源说成“官民矛盾”时，政权可以轻而易举地让民众相信“劳资矛盾”才是根本，是“资产阶级复辟”导致了民众地位低下。劳动者要改善自己状况，只有依靠回归正确路线的政权（错误路线由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承担），打倒剥削劳动者的资产阶级。

通常会认为，这样做会使已经市场化的中国经济遭受毁灭打击，政权不可能进行那种自杀。然而当政权面临生死存亡时，经济的损失不会对它构成约束。“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思路，等同于只要能不死照样不怕洪水滔天。的确，历史上没有过专制政权以均贫富对抗资产阶级革命的先例，那是因为以往政权从来属于富人，不会产生这样的思路。现政权却是以均贫富起家，它当年获得民众支持正在于此。即使现政权有官员和资本勾结一体，大部分还是暗中贪腐，不妨碍到时摇身一变，以路线斗争的方式牺牲少数官员和官商。跟救命相比，那种损失算不了什么。何况所谓均贫富也是挂羊头卖狗肉，只是打击要求革命的资产阶级，继续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可以想象，玩那样的把戏并不困难。对政权的这招杀手锏，资产阶级应该有清醒认识，破解是不容易的。未来对民众的争夺，资产阶级很可能会卡壳在这里。

除了民粹主义的杀手锏，政权还有民族主义的杀手锏。在它认为国际势力企图推翻它时，或是当国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煽动民族主义是专制政权的常用手法。而台湾的存在，提供了随时开火的靶子。

专制政权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联合民众，一定生出法西斯的怪胎。未来中国法西斯化的危险是存在的。不过，没有任何法西斯政权能维持长久。煽动民粹主义，势必搞垮经济，引发社会危机，连带搞垮专制政权自身；而煽动民族主义，对外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自取其辱，对内则会引火烧身，引发国内民族的冲突与分裂，最终自己也难逃厄运。

三、超越者

中国积重难返的危机迟早会爆发。如果不能找到出路，灾难会甚于以往“暴民－暴政”的循环。因为经济一体化和生态困境使今天中国不再有承受暴民的能力，当暴民涌现，甚至不会有暴政形成的时间，社会就会滑向同归于尽，速度之快可能远超出现在想象。

暴民四起的局面正在中国形成，这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要想避免灾难，必须另辟蹊径，既然现有的要素和要素联合都无法承担变革，就只有以超越跳出困局。

何为超越

超越者的第一层含义是摆脱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不是为部分人解决局部问题，而是为整个社会解决总体问题；第二层含义是能够找到新的变革道路和方法。前者是立场，后者是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变革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不是民众的责任，也不是国际的义务，因此只应该由政权、资本和思想三要素中的超越者承担。愿意把权力用于结束专制统治的当政者是政权超越者；愿意把财富用于改造社会的企业家是资本超越者；而思想超越者一是要超越自己的谋生，二是要超越前人的教条。三种超越者都是对精英联盟的反叛。如同历史上针对特权阶级的革命多由出自特权阶级的反叛者领导一样，中国社会的超越也将由出自精英联盟的超越者推动。

超越不是为了追求理想，而是出于不超越就无法摆脱困境的现实。中国的利益分化已经到了无法弥合的地步，不同阶级既不能对话也无法调和。面对这种本质上的分化，中国的变革必须是超越阶级的。未来不能以任何阶级的名义去创建——因为那只能制造更多的分化和对立。超越需要是全面的，即每个阶级和每个要素都被超越，才能同时超越激进与保守、贫穷与富有、暴民与暴政、东方与西方……那将是系统的转换，而非“零碎”的演变。演变只能遵照系统内的逻辑发展，如果系统本身已经到头，演变的结局也只会通向死路。中国现有的专制系统正是通向这样的死路，因此超越只能是更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