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中央电视台先后两次播出了《大家》专访栏目主持人曲向东采访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的节目。节目解说中提到“1968年，这位已经五十五岁的科学家被分配到首都特钢（笔者注：当时的名称应为北京特钢厂），以炉前工的身份按受改造。”

     央视插入的这段解说，很容易将观众的思维引向“受迫害”这个预设陷阱。果然，网上有人在节目播出后斥责钱老文革期间在炉前炼钢是干牛马活，是“惨遭迫害”，是毛泽东时代的又一“滔天罪行”。

     笔者对这种思维定式嗤之以鼻。笔者曾多年从事特殊钢冶炼工作，炉前炼过钢，交流过经验发表过文章，完全有发言权。按炼钢炉的实际工作特点，一个外行人根本不可能参与实际操作，就像没摸过汽车方向盘的人不可能去打方向，最多只能坐在副驾位置上学习观摩而已。钱老先生到钢厂一线与工人同劳动，按当时的说法是“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类似现在的深入实际。网上那些以此做文章的人只是凭主观臆想。

     这里必须指出，那时钢厂干部参加现场劳动很常见，钢厂机关干部定期到现场参加劳动都是制度化程序化的，特别是生产创高产之时，干部更要深入班组。那时的口号是“工人身上有多少汗，干部身上有多少汗”“干部自觉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强调干部要与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文革时的工厂干部不好当，得靠干，决不能像现在这样对工人颐指气使，动辄罚款。

     今年年初，因工作关系，笔者出差北京到首钢下属某设计院洽谈一个工程项目，负责接洽的是总工程师老候。老候是资深冶金专家，业务功底深厚，为人朴实，在北京特钢厂工作了几十年，虽已过了退休年龄，仍继续工作。我特地问起央视《大家》栏目说的钱老文革期间在特钢厂参加劳动的事。

    “那时我们可熟了”，回忆往事，老候感到很亲切。老候说钱老一开始就在他所在的炼钢车间，老候当时也是车间生产负责人之一。

     我提起央视节目中讲的当年钱老当炉前工，对此老候显得困惑，显然节目解说中讲的钱老“以炉前工的身份按受改造”与他记忆中不太符。

     老候称钱老为钱先生，这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养成的。老候回忆说，那时钱先生在车间与工人同劳动，参与运耐火材料工作，用车子运耐火材料。

     “这工作你应该是很熟悉的”，老候对我说。

     这个情况笔者当然熟悉，就是将烘干的材料运到使用点，路程一般在百米左右。

     老候说，也不是钱先生亲自拉，工人拉车，钱先生在一旁协助一下就行了。老候一边说一边做了拉和推的动作。“对钱先生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大伙都是尽量照顾他”，老候说，“那时我管这些，我具体安排。”

     老候回忆说，当时钱老在工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相处得都很好，钱先生很朴素，对人很客气，吃饭时与工人一起在食堂排队买饭。

     “工人都很尊敬钱先生”，老候几次这样提到。

       据《大家》节目讲，钱老后来被周总理调回，参加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钱老没来得及准备，脚上的鞋子还是总理的。

     “后来你们还来往了吗？”我问。

     “没有，自那以后再没来住了”老候说。

     钱老离开特钢厂已有三十多年了。

     我对老候说，自央视播出那个节目后，有人指责钱老在特钢厂是受“残酷迫害”，对此大加谴责。

     老候显得很惊诧，“什么？！”老候有点激动，身体向我靠了靠，“钱先生这样说话？那他没良心！”

     老候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急忙强调说，钱老一点也没说过这种话，是有人看了电视后在网上说的。老候略为平息，喃喃地说：“钱先生可不能这样讲，他要是这样讲就是没良心了，那时工友都尊敬他照顾他，大家的关系都处得很好。”

     老候的话我信。因为央视节目中就有这样的两段解说：“对于闫师傅（笔者注：当时与钱伟长先生一起的工人）和其他工友来说，他们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他们一起白手起家建造的热处理车间，三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和钱老一起工作过的特钢工人都已经退休，但是直到现在，钱老对于他们来说，仍是一段无法忘怀的记忆。”“除了热处理车间，钱伟长和工人们还设计建成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

     我想，解说词中阐述的工人对钱伟长老先生结下的浓厚友情，钱老参与建设的热处理车间，以及参与设计的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等等，这些应该是钱老在特钢厂留下的最好纪念。

     百度百科“钱伟长”词条对他在文革期间的这段经历是这样评述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深受冲击。１９６８至１９７１年间，被下放到北京特种钢厂炼钢车间劳动锻炼。在与工人群众接触后，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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