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秦晖演讲有感

不久前，秦晖出现在了宁波的天一讲堂，主讲“群己权界”（语出钱穆所译密尔之《群己权界论》——即《论自由》）。他讲的核心内容，在此前他的一些文章和公开发言中，都多少有些提及，这里不再多说。这里只想讲讲个人在观看演讲时的一些感受。

有标志意义的场景

演讲时间是在周五下午2点，属于工作时间。原本没料到会有很多人来，但我早到约10分钟，依然发现，可容纳300来人的讲厅，我竟只能坐在最后几排，前面的都已坐满。到正式开讲，更是座无虚席。一眼望去，红颜白发、白领走卒，无一或缺。这自然也是秦晖本人的号召力所在，但也可看出时下风尚，文人学者已日益受到社会重视，对求知的渴望，对时局的关注，也成了当前一部分人新的时尚。
我坐在演讲厅里，同时回想起的是去年朱学勤在杭州枫林晚的演讲《两种革命》，那是适合几个绍兴的朋友分头前往，到了现场也是人山人海，不但二楼现场已经被围得风雨不透，连楼梯上也坐满了人没，让我担心薄博的木头楼盘几乎要承受不住。
那里也是一双双如饥似渴地目光，也是一群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人群。他们彼此大多不认识，但行动中都有心照不宣的默契，偶尔磕磕碰碰，只是彼此一点头，然后继续听。此时，他们平时的身份（不论他有多么高贵或是卑微）都被抽象成同一个角色——求知者。他们来到这里，因为可以找到他们要的营养。
更早一些，我在上海厅陈嘉映的演讲，偌大一个华师大礼堂，我竟只能坐在礼堂外观看电视屏幕转播。
越是这样一个迷茫而复杂的时代，这样的求知者越是多，因为他们都在急于找答案，找到使命。90年前，当杜威、罗素相继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也是这样一群人，后来，这群人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史，并一直影响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如今这些听讲者就是当年那些人的后辈，重复着他们前辈的行为，而历史也就是这样不由人主的轮回着，从过去走到现在，再走向将来。

生活在两重世界里的主办方

请秦晖来的，是宁波主管文化的部门，还有宁波日报集团。
宁波的文化市场以左闻名于世，这个“左”不亚于上海，更胜于杭州。宁波对网络、报纸等一切传播机构的控制都是极其严厉的，稍有出头，就会挥起制裁大棒。宁波也是率先成立“网评员”的城市之一，宣传管理密不透风，堪称时下典范。
但就是这样一个保守的机构，却先后请来吴思、鄢烈山、秦晖等著名的右派。这些死硬右派们如果知道宁波文化主管部门的保守苛刻，一定会是有想法的，但这不妨碍他们一起去办起一次又一次主题“擦边”的演讲。而且还是免费的。
他们在做的行为，和他们主办演讲会的行为形成强烈对比。一方面，他们依然在履行着上面吩咐的任务，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尽一切机会帮助散播一些上面不很乐意的言论。他们应该很清楚自己这两种行为的不同含义，他们不是不明白，而是脱不开。
更远一些，写了大逆不道的《如焉》的胡发云，被武汉宣传部请去开讲；关天一位思想很“右倾”的网友，被某日报的老总一度委以重任；一名党校教授，偷偷溜去听一个“右派”领袖学者的公开演讲，末了还和身边一小撮“自由化”倾向严重的中青年称兄道弟……掘墓人和被掘着亲密无间，礼敬有加，这一场景，倒和当年法国贵族纷纷以交往启蒙派学者为时尚，形成奇妙的对应。
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某些道理已成为各界根本无须争论的常识，谁都能轻而易举的选择好自己的是否标准。但有趣的是，这些常识性的东西，却在日常的社会行为中以相反的姿态存在着。大家都在面上说假话，即使他们彼此知道对方在表演，也会按照既定的程序演下去，然后可能互相小声的交流：“我这是在完成任务”、“我知道，我理解”。
而当真理变成常识，成为各阶层人们心照不宣的事物时，这个社会也必然会出现不同于以往轨迹的走向。
只是，时机未到。

被忽视的新自由主义

常规演讲完了，照例是自由提问。一位mm将纸条递到我桌上，我便言简意劾地写了几句，大致是请教新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走向影响的问题。后来这个问题作为第三个提问，由主持人宣读给秦晖。
很遗憾，许是怨我写得太过简单，秦晖将我说的“新自由主义”，理解成了“罗斯福新政”，回答未击中核心，不了了之。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被这样不经意的忽略，已经有很多年，此前他更多在国际问题上出现，直至近来才形成一个国内话题，尤其在对国企改制、医疗以及教育等问题上。中国改革的新自由主义色彩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它的抬头关涉到国内许多领域近十多年的异常变化，更远还可以追述到80年代甚至再往前。我一直想听一位重量级学者系统说一下中国近些年的新自由主义，以解心中的某些谜团，但当天却未能如愿。
不过有一些我很清楚，新自由主义的变异在中国出现，同样是基于中国当下发生的社会大裂变。在权利和财富被重新分配后，新的阶层起来了，旧的阶层分化或隐退了，一部分还和新的阶层结成同盟，并形成一次次社会大争论，和一系列紧张的矛盾。也是在这个大裂变的背景下，本文的第一和第二幕场景，才能次第出现。它们存在的隐喻不言而喻：
中国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