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人生观确立的思想基础

郭秀莲

       毛泽东人生观的确立不是偶然的，是植根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有着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历史基础。

                       一 、 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农民起义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农民起义的影响，是毛泽东人生观形成的基础和前提因素。毛泽东特别喜欢读《资拾通鉴》、《二十四史》等中国古代典籍，是一个研究《水浒传》、《三国演义》的专家。他睡的床上，大半边是古代的线装书，连厕所里的凳子上还摆着《红楼梦》。他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藏书有数万册，但至少有80％是史书。毛泽东偏爱历史。193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 读史给毛泽东带来了许多好处，他善于在各种纷繁复杂的形势中驾驭局面。他常常引经据典，如数家珍，给人一种博学多才的良好印象。毛泽东的这种爱好，并非来自他的家庭影响，而有着深刻的历史基础。

     儒家思想是多少年来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思想源泉，尽管毛泽东后来以反孔著称。五四运动中，他积极参加打倒孔家店的斗争，70年代，他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但是，他的人生哲学却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毛泽东自幼读了6年私塾，所读之书都是儒家的经典。1964年，他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中深情地追忆：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他的早期著作言必称孔孟。他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征引四书、五经达八、九处之多。读《伦理学原理》时写的批语、所运用的人生术语，如“良知”、“良能”、“洁然之气”等，大都出自《孟子》，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即《讲录堂》中，记载着许多他研读圣贤之书的心得体会，他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表率作用看作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与根本。毛泽东深受《孟子》中“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启迪，他所发起的新民学会,最初就是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儒家思想重立志，提倡人生要有奋斗精神。《论语》中说：“士志于道，而耻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毛泽东一生追求真理，勇于探索，始终不忘其道”，这个“道”，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儒家思想重理想，使他安贫乐道、忧国忧民，“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儒家的最大理想是实现社会大同，诚如《礼记·礼运》中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些为毛泽东接受马列主义，一生为人民谋幸福，为实现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

    作为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湖湘文化直接影响毛泽东早期人生道路的选择。湖南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岳麓书院那块“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匾额是世人公认的。宋明以来，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轼等开馆授徒、交流思想，奠定了湖湘文化的基础。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可谓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它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民主主义者。他认为君权“可禅、可继、可革”，“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他那种反封建的呐喊，启迪着无数的湖湘学子。他的思想通过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等人的发展，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民本”思想是湖湘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支拄。王夫之反复强调民众的好恶，向背是统治者兴衰存亡的根本，他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举天而展人民”，谭嗣同详尽论述了民贵君轻的问题，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则国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湖湘文化的这种“民本。思想通过杨昌济等人的言传身教，对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根据船山先生的观点，曾经这样写到：“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也，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② 并说：“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可见，曾国藩、左宗棠的“中兴之道”，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才能一直是他所推祟的，并由而使他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理想，而黄兴、蔡锷的革命行动则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也坚定了他救国数民的伟大信念。

    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对农民有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为人民谋幸福，是他奋斗追求的目标，消除贵贱之分，实现人人平等，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他投身革命的动力。他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说“把农民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没有用处”。他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的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他很同情农民的疾苦。认为封建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代表了全部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在这种残酷野蛮的政治关系中的中国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所以，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每次农民起义，他基本上是称赞的，认为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

    首先，农民起义的浩大声势使毛泽东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牢固树立了他的群众观点。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史。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和对立，主要存在与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之间。他们并存于中国的封建社会，互相斗争着。这种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他认为，农民起义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些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在谈到秦末农民起义时，他说：“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最辍根而叹，揭起义旗。他们是纯粹代表农民利益者。”毛泽东又指出中国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意义和作用：“其一，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其二，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他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树为我党的唯一宗旨。他反复告诫全党，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他分析陈胜、吴广的失败在于二误：“其一是功成忘本，脱离了本阶级的群众；其二是任用坏人，偏听偏信，脱离了共过患难的干部。”他认为李自成起义的失败也是攻占北京后贪图享乐，脱离群众。1949年，他在西柏坡“进京赶考”的前夕，发誓决不当李自成，他极力推荐郭沫若的《甲申三万年祭》就在于此文能很好的教育干部和人民。

    其次，中国的农民起义激发了毛泽东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毛泽东放声讴歌农民起义，主要是褒杨那种不折不挠的抗争精神，这种精神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认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之所以欣赏农民起义，由于它们采取了暴力革命的手段。1927年，他在《湖南农共产党动考察报告》中流露了自己的观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有人说毛泽东生性好斗，是农民领袖，甚至有人说他是“山大王”这些话虽然失之偏颇，但毛泽东从农民起义当中继承而来的斗争精神是比较明显的。大革命时期，湖南、江西等地的农共产党动如火如荼，迅猛发展，反动势力根之入骨，对农共产党动有些过火的行为，党内也有不少人大加责难，骂他们是“痞子运动”“糟得很”，而毛泽东却坚定地站在农民一边，赞扬他们的行为是革命的行为，“好得很”。他厌恶宋江招安，歌颂太平天国。他反对急功近利，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他写下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著名诗句，以项羽的失败来警示人民，不可将革命半途而废，要奋斗到底。

同时，农民起义的平均主义思想，加深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兴福的信念。平均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是有很大市场的，中国的农民普遍这样认为：只要是平等，哪怕是最原始的平等，最低级的共同富裕，要比任何时候的贫富悬殊合理的多。所以中国历史上，大凡以“平等”作口号的农民起义，无不是振臂一呼，响者云集。如王小波、李顺起义喊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他们以拯救受苦受难的百姓自居，“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于是，“贫民多来附”。明末农民起义举起“均田免粮”的旗帜，老百姓高兴采烈。太平天国试图建立一个“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田同耕，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尽管它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但人民群众是衷心的拥护。从这些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实践中，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的革命要想成功，必须要得到群众的拥护，而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必须满足群众的要求，于是，毛泽东提倡平等，主张相对平均。在军队当中，他赞成“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平等。在根据地，他明确表示：“我们赞助爱惜平分土地的要求”，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建国以后，他赞成“一平二调”、“一大二公”。可见毛泽东是比较倾向于平均主义的，这种平均主义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一种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具体实践。当然，毛泽东也知道平均主义的危害和弊端，他也反对绝对的平均主义，如1929年的古田会议就是解决这种倾向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农民的那种平均主义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比较深刻的。

                二、西方民主思想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

    旧民主主义革命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是毛泽东人生观形成的中介和过度因素。毛泽东成长的时代是一个风云莫测的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世界资本主义过度到帝国主义的时期，他们疯狂地向外扩张，最终掀起了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于是，一些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纷纷抛出自己救国救民的主张，中国的政治领域中，又一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

  毛泽东也并不是一开始就顺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是在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想流派当中，通过认真思考，反复比较才作出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一生兼收并蓄，追求真理，他的人生观的最终形成，跟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无关系。康有为、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精神领袖，也是毛泽东人生的最初崇拜者，毛泽东曾经说过：“旧社会的东西对我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很不错，想从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中国的传统文化使毛泽东懂得了“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的道理。中国人民的苦难遭遇，树立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决心。但是，如何寻找人生的真谛，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毛泽东最初是从康、梁那里得到启迪的。毛泽东最初欣赏康、梁，一是赞成他们的变革思想。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崇尚“祖宗之法”，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天不变，道亦不变”，而康有为则主张“随时变易”，“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梁启超认为：“我有官体，我有脑筋，不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体为官体，以古人之脑筋为脑筋，是我不过一有机无灵之土木偶。”③ 他们的变革思想，尽管是一种温和的变革，一种不彻底的变革，但是，它对毛泽东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坚定了毛泽东 “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信念，同时，也塑造了毛泽东那种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改革精神。他说：“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④ 对于中国社会，他的意思是“必须再造”，“吾人甚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⑤　毛泽东最初欣赏康、梁，是向往他们主张的那种理想的大同世界。康有为利用儒家公羊学说和《礼尽·礼运》中大同思想揉合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了“无邦国，无帝国，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虽然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是它对封建家庭和宗法制度的批判是客观的、中肯的。那种对自由、平等的要求和追求个性解放，是否合时代潮流，有进步意义的，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一生追求自由、平等，1941年，他在陕甘宁别区参议会的演讲中大声疾呼：“全国人民都要有人生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⑥ 这种“各得其所”的提法，直接来源于康有为的“大同”学说，毛泽东曾经说过：“大同者，吾人之鹄也”。⑦1919年，他曾将这种“大同”理想化为具体的“新村计划”发表于《湖南教育月刊》中。他提出要建立一种学校、家庭与社会结合为一体的“新村”，内容非常详细，这种形式的“新村”，比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更为理想，有点近乎他后来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可见，毛泽东—生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为人民谋幸福思想与康、梁是存在关系的。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一次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它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清朝政府腐朽无能的统治。这次革命涌现出来的中华民族杰出代表人物——孙中山，对毛泽东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把孙中山看成是“革命的先行者”，把自己当成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1945年，他在七大的一次讲话中说“孙中山的确做过一些朗好事，说过一些些好话，这些，我在报告里都已经抓住了，这些东西是我们应该抓住的，死也不能放的，就是我们死了，也要告诉我们的儿子、孙子”。孙中山是在19世纪末走上中国历史舞台的，面对“虎视鹰磷”、“瓜分豆剖”的民族危亡局势，他把自己建立的革命团体叫做“兴中会”，从此“振兴中华”的口号在整个20世纪成为最响亮的口号，最能凝聚民心的口号。毛泽东提出的：改造中国和世界”，实际上就是接过了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接力棒。孙中山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他把“奋斗”二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屡次失败，屡次奋起，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临终之际，他还告诫后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毛泽东继承了孙中山这种非常可贵的奋斗精神，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当过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主事，尝试过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参加过长沙新军，作为一名列兵，同最底层的劳苦群众一起战斗过；他在学校带头剪掉辫子，义无反顾地同封建势力展开抗争；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历经磨难，甚至受到过错误的批判，但他以百折不挠的精神，终于将中国革命引向了正确的航道。

孙中山一生追求真理，不断进步。作为辛亥革命的主帅、国民党的旗帜，孙中山从来不自以为是、固执己见，，他能够勇敢地把旧三民主义解释为新三民主义，大胆地实行国共合作，从没有—兵一卒到创办黄埔军校。毛泽东从他的身上学到了这些可贵的本质，他总结了辛亥革命中没有广泛发动群众的教训，及时修正自己的错误认识。早年，毛泽东殷切地期待“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由他们来担当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重任，而对人民的认识不够。通过辛亥革命的伟大实践，他开始看到过去他没有发现人民大众显示出来时巨大力量。从而明确提出了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贵族、资本家及其它强权者要多”，⑧从此，他再也不看重单纯的个人的力量，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与人民群众之间，依靠民众的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这是毛泽东人生观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沉沦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出路问题进行反复思考，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西方文化的传入，使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产生了新的思想。有人说，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者，他没有跳出中国文化的圈子。因而，他没有走向现代、走向世界，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的确，毛泽东很少涉足国外，一生只去过苏联，“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纷纷赴法勤工俭学，他却执意留在国内。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西方文化的研究，他以西方“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对中国传统的思想和道德进行猛烈抨击，“吾国的思想和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字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⑨。他的岳父杨昌济先生对待中西方文化的严肃态度，也给了毛泽东深刻的影响。 杨先生学贯中西，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对中国古典学术文化传统有深刻的理解，他早年留学英国，对西方学术和文话的认识也达到了深湛的程度。他主张把握中西文化的特点，吸取西方文化有益的东西来发展中国传统的文明，他反对否定中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的观点，他认为文化交流的结果，不是一种文化征服或同化另一种文化，而应该是相互交融。杨昌济的这些观点，影响了毛泽东的文化观，进而影响了他的人生观。

    毛泽东首先接触西方文化，是在1910年，他从同学那里借来了《世界英雄豪杰传》，他为书中的人物所吸引，特别是读到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时，他情不自禁地浓圈密点，大加赞赏，发表感慨：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印度、高丽的覆辙，中自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又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她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⑩ 这些话表明，毛泽东受西方英雄人物的影响，很早就产生了救国救民的理想。  

    l912年下半年，毛泽东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广泛地涉猎了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代表作。他说：“这是我学习的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⑾ 严复翻译的许多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他都读过，这些著作，虽然都是为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寻找借口，但阐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就是‘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它给了毛泽东以极大的启示。毛泽东的一生是自强自立的一生，是奋发图强的一生，虽然他时刻关心群众疾苦，同情劳苦大众，但他自己则从不退却，从不’“摇尾乞怜”。严复的译著给毛泽东的人生观带来了“斗争”的信息。他曾在日记中写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种“斗争”观，成为毛泽东人生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1918年上半年，毛泽东读完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它使毛择东的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之前，他的人生处于一种“无我”阶段，尽管忧国忧民，胸怀大志，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安分守己的因素 影响了毛泽东，他忽视了自身作用．把古代的圣贤奉为自己的偶像，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他把自己当成了普通百姓，企望英雄来拯救整个世界。姿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传播使毛择东产生了一种“贵我”观。他在对《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语》中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精神之个人主义，使无个人（或无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也。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故吾国三纲在所必去。”⑿ 这种对传统价值观念反戈一击，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态度。资产阶级提倡个性解放，追求个性自由，其意是强调以自我为中心。毛泽东没有简单地接受这种观点，他对西方文化从来不是全盘肯定，他认为“西方文化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⒀。毛泽东非常重视集体的作用。他认为，“人自为战，用力多而成功少”，结果造成“浪战”，只有“共同讨论，共同进行，是‘联军’，是‘同盟军’，是可以操战胜攻取左券的”⒁。但是西方个人主义从另一个侧面给了毛泽东有益的启迪，这就是使他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不等不靠、舍我其谁的伟大理想和志向。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实践    

中国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是毛泽东人生观形成的根本因素。

从毛泽东的成长过程来看，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的思想尚处于一般民主主义阶段，他的人生观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人生观。这个时期，他虽然具有一种强烈的救国救民思想和反帝反封建的意识，但他接受和信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在哲学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东西。由于指导思想的局限，他的人生追求虽然正确，但是无法找到正确的实现途径和方法。为此，他也感到彷徨，感到苦恼，觉得“无术以救天下之难”。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后，他才豁然开朗，走出困境。

人生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它与自己信仰存在直接的联系。毛泽东接受马克总主义不是偶然的，是通过反复比较，认真思考而作出的选择。1918年，他首次来到北京，利用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的机会阅读当时条件下能够读到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大开了眼界。这个时侯，他虽然对资产阶级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怀有好感，也祟尚中国传统的“仁爱”精神，甚至还信奉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但是，他也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名文章，马克思主义这个崭新的信息一印入他的脑海，就使他对自己过去信奉的人生价值产生了怀疑，发生了动摇。1920年，他在一封信中写到：“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古今中外的学说吸取精华；使他们构成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⒂ 他的这次北京之行收获巨大，虽说没有在心底里完全确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思想上还处于一种“寻找出路的阶段”。但是，毛择东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竭力地吸取着马克思主义营养。1936年。他在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非实在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受到锻炼，得到成长。1919年底．为组织湖南的驱张运动，毛泽东第二次来到了北京。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及李太钊、陈独秀等人的帮助下，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择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沦。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⒃ 1920年夏，在离京返湘途中，毛泽东在上海停留了两个月，同正在上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进行多次会晤。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有坚定的信念，他预测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此时，恰逢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人聚集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方面的浓烈的马列主义氛围，使毛泽东深受鼓舞。毛泽东认为：在这个时期，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比其它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箱，在我一生可能是关键性的一个时朗，除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⒄。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他“至贤至高”的科学、民主精神。在毛泽东人生实践的关键时期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使他比较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了初步的共产主义觉悟。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毛泽东人生观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他最大的收获，就是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五四运动以前，他极力推祟圣贤在历史上的作用，期待着“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担当起改天换地的重任，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开始从阶级的角度来审视问题，把目光投向了广大人民群众。《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毛泽余非常赞赏这样的口号。所以，五四运动以后，他写的文章和发表的言论，就非常注重人民群众的作用了。他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⒅。以后的战争年代，他始终把人民群众喻为“铜墙铁壁”，反复强调：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负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树立了这样的群众观点，就决定了他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赛系。他的工作方法因而是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的人生价值取向，就是“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0世纪初，中国民众的苦难遭遇，使毛泽东亲身感受到了民众的痛苦，培养了他同情劳苦大众，支持人民群众的朴素感情，他始终把自己与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联系在一起，从小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人生志向。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找到了正确的奋斗目标，无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则进一步加深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信念。

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一开始便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他们的积极参与，确保了五四运动的成功。这一事实，使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作用。对比辛亥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弯拨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⒆ 在这里，他对会党、新军和留学生的评价虽然比较片面，但他指出辛亥革命没有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而导致最终失败，这个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毛泽东看清了方向，从此，他一头扎进了工农运动。

    1920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一回到湖南，即着手领导工人运动，他经常脱了长衫，换上粗布短褂，或打赤脚，或穿布鞋，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同他们做朋友，在工人中发展党员。1923年，他七次来到安源，向工人们灌输革命的道理，和刘少奇、李立三等人成功地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工人们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经过激烈的斗争，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他还先后领导和发动了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高潮。对于毛泽东领导的工人运动，陈独秀曾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农民问题。他指出：只有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他在担任农共产党动习所所长期间，亲自讲授“中国农民向题”，向学员反复宣传“中国国民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的道理，他主持中央农委工作的时候，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并组织实施，通过实地考察，他写下了《湖南农共产党的考察报告》，驳斥了反动势力对农共产党动的责难，毛泽东对农村问题的探索，连张国焘都认为这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通过工农运动的实践，毛泽东人生观得到很大的充实，赋予了新的内容。首先，他进一步加深了对工农的认识。他说：“那时，我总认为世界上最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是比较脏的。”后来，由于参加了革命，经常和工人、农民在一起，在革命中认识了工农，“这时，只有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感情”，觉得“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上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⒇。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对人民群众产生了一种深厚的阶级感情，他爱民如子，只要看到老百姓受苦受难，他心里非常难过，当人民翻身解放的时候，他就其乐无穷。其次，增强了集体主义意识，毛泽东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曾经给工友们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以强调团结的力量、集体的作用。他说：路上有点小石子，大老板抬脚随便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揍上沙子、石灰合成团，大老板搬也搬不动。所以，他非常强调集体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基本要求是：一切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出发，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当个人利益与社会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要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员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强调集体智慧的科学性。他认为：“个人智慧必须和集体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他所倡导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内生活准则，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坚持得比较好的，他反对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反对拉山头、搞独立。再次，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革命斗争的实践，使毛泽东深深地体会到，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须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他说：“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要求，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21]中国人民都由衷地认为，毛泽东的一生是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他一生中所做的一切，包括他晚年所犯的错误，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他那种“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直是我们值得弘扬的精神动力。

总之，毛泽东的人生观，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有来自各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大本大源，是主流重脉，是主要根基；而中国优秀的传统人生理念及农民起义、西方进步的伦理文化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是其孕育和萌生的不可缺少的思想养料和重要基础。毛泽东的人生观就是在这样深厚而广阔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的基础土产生和发展的。

  [参考文献]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88页。

③ 《钦冰室由澳》，第15卷，第10页。  

 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⑤《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九期，1920年2月27日。

     ⑥  ⑦  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

⑧ 《民众大联合》，见《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⑨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⑩  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⑾  引自王澍白等著《毛潭东早期哲学思想探原》，第54页。

     ⑿ ⒀ ⒁ ⒂《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152页、86页、465页、474页。

     ⒃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⒄ 引自《毛泽东思想研究》，1983年第5期，第131页。

⒅ ⒆《民众的大联合》，见《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⒇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