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的根本原因是修正主义

左派星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的三个根本原因”恰恰回避了最根本的原因——修正主义，因此，许多地方没有说到根本上，许多地方还非常荒谬。
 
1，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内部最危险的隐患

“十月革命的炮声使1917年成为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取得胜利：苏联成为了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共产党人在14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的相对峙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中屡次落败，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已显败势。短短半个世纪共产主义就取得了资本主义用了两百年才获得的胜利，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这时离我们是如此之近。”

70年代，毛泽东就已经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谁胜谁败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在全世界共产主义实现前，不要轻言最后胜利。

因此，70年代的当时决不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这时离我们是如此之近”，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内部早就隐藏了现代修正主义的严重隐患，而50年代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就是其发端。

“就在人类这个伟大的世纪将要结束时，一场始料未及的历史悲剧发生了：1989年秋冬，东欧8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在这些无产阶级政党一个个丧失执政党的地位，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之后不到两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发生剧变，蒙古的社会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样，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之家就从14个减少为4个，社会主义失去了251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4.22亿人口。”

对于很多人“始料未及的历史悲剧”，毛泽东则早就看透了。许多人始料未及就是没有看到修正主义的危害或否定修正主义的危害。

2，“打破了地理边缘性”有弊有利

“在二战以后，科技的飞速进步对传统的地理意义提出了挑战。在军事上，航空母舰、洲际导弹、战略轰炸机以及军事侦察卫星的使用，打破了地理边缘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跨洲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打击更为便利和频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证明。”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如果没有“打破了地理边缘性”，也就没有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也就没有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资本主义已经把世界连成一体，既方便了资本主义的扩张，也使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成为可能。

“在经济上，科技进步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经济制裁、封锁或经济渗透。而美国更是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在欧洲组织“北约”与苏联为首的“华约”构成了对峙局面，又在太平洋西岸构造了对中国的包围。这样社会主义国家的地理边缘性被彻底打破了，他们不得不直接面对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

其实，帝国主义的封锁逼迫社会主义只能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屏蔽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影响，坏事未必不能变成好事。社会主义恰恰是在帝国主义的封锁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相反，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策略和社会主义内部修正主义勾结却搞垮了社会主义。

“地理边缘性被打破的间接后果更为严重。长期的军事对峙，使社会主义政权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中。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政权要生存下去，就只有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或者稍微缓和一些的集权领导，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可能实现。而这种状况给了反共分子诬蔑社会主义的口实，说社会主义无自由，无民主，无人权，无法治。特别是极端情况下，如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严重丑化。”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必须有一个经济上的过渡时期，与此相应的也必须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所必要的，并不是因为外部资本主义的存在。

无产阶级专政正是新型的民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可能实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给资产阶级提供了攻击社会主义的口实，而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注定它必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即新型的民主。

“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是赫鲁晓夫对苏联历史的抹黑，其实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反修防修的阶级大搏斗，不是什么宿命论的“浩劫”，都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无自由，无民主，无人权，无法治”的“极端情况”。不是革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严重丑化”，而是资产阶级必然攻击和丑化社会主义。

“所以地理边缘性的打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胜利的最根本障碍，它使“制度变革的交替性”作用发生了紊乱，使社会主义制度面临被扼杀或畸形发展的危险。而这一障碍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无关，是科技进步的一个后果。”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世界范围来讲，必然是阶级斗争异常复杂的时期，曲折和反复几乎是必然难以避免的，挫折甚至失败并不奇怪。

“地理边缘性的打破”正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必要条件，怎么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胜利的最根本障碍”呢？最根本的障碍其实不是别的，而正是霸权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就不能取得胜利，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3，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

“各国共产党又代表着本国的民族利益，无产阶级革命往往与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体的。这就使共产党人不能真正的抛弃民放主义统一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马克思主义者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论者，共产党只能代表被压迫民族的利益而不能代表压迫民族的利益，代表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实际上就是代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在统一的共产主义旗帜下，共产党决不抛弃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抛弃的是压迫民族的反动的爱国主义的利益。

4，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只能是平等的互相团结互相支持的关系

“第三国际的集中领导和苏共的领导地位在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后，特别是中苏关系恶化后，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共产党人在东欧8国和中国的胜利以及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无可争辩的证明了共产国际的存在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胜利的意义。”

修正主义是中苏关系恶化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罪魁祸首，责任在苏联修正主义一边，而不在中国一边。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独立自主的斗争的结果，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作用是有限的，次要的。

“实际上各国共产党越强大，离革命胜利越近，离国家政权越近，其民族性的一面就越强，也就越难统一到一起。”

这样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是，中苏关系最好也给中苏两国都带来利益的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壮大和走向胜利，斯大林改正对中国革命的看法的晚年时期。

“民族利益是导致共产国际解散的唯一原因和各国共产党统一的唯一障碍”

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利益永远是一致的，只有霸权主义的民族利益既是革命的对象又是共产党团结统一的障碍（现代修正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民族利益），破坏世界共产党统一的正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当年，共产国际的解散的主要原因是要团结资本主义的盟国，开辟反法西斯的第二战场，国际的存在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有碍，斯大林从大局出发，名义上解散国际，实际上各国共产党的联合行动并没有终止，直到57年还还诞生过各国共产党一致通过的“莫斯科宣言”的光辉历史文献，怎么能武断地说“民族利益是导致共产国际解散的唯一原因”。

“各国共产党首先代表本国的民族利益，他们不能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牺牲民族利益，不能出让主权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共产党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哪能无条件代表“本国的民族利益”呢？美国共产党能代表资本主义的美国利益吗？德国日本意大利共产党能代表当年法西斯国家的“民族利益”吗？十月革命前苏联共产党首先代表俄国国家民族利益吗？49年前的中国共产党能首先代表国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家）民族的利益吗？

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恰恰不是牺牲被压迫民族利益，而恰恰是和被压迫民族利益一致的。

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不能混为一谈。主权问题是国家关系问题，只能在和平共处原则下解决。党际关系是平等的同志关系问题，应按党际关系原则处理问题。共产国际的领导根本和国家主权无关，不存在什么“出让主权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的问题。

“随着东欧8国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相继建立，民族利益与共产主义事业以及国家主权与国际共运领导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而且国际形势越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利，这种矛盾也就表现的越尖锐，越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社会主义的执政党仍然应该是革命党，和没有夺取政权国家的共产党是平等的，并不因为掌握政权就高人一等，就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相矛盾。社会主义国家民族是受国际资本主义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利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利益是一致的。侵犯社会主义的国家主权的危险来自于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毫无关系。

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中苏关系破裂，不是因为什么“民族利益”问题，不是什么争夺“共产国际的领导权”问题，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原则分歧问题而由修正主义挑起的。

5，中苏大论战的本质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促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这一报告无论从自由、民主、法治价值上如何值得歌颂，但是，由于它引爆了各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的积怨，破坏了各国共产党间的团结，都是不可饶恕的。”

赫鲁晓夫的要害是从否定斯大林开始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不是“从自由、民主、法治价值上”“值得歌颂”，而恰恰是在这里充满着修正主义的毒素。不是什么“引爆了各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的积怨”，而是挑起了修正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进攻，从而破坏了“各国共产党间的团结”。

“更为严重的是，它导致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混乱，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以意识形态为借口，互相攻击指责，使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

大论战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论战，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决不是什么“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以意识形态为借口，互相攻击指责，使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致命的一击就是中苏关系破裂。60年代末和整个70年代，美苏争霸的局面越来越有利于苏联，可以预见如果此时中苏关系能如50年代一样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胜利就指日可待了。”

团结只能是在基本原则一致基础上的团结，修正主义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也就破坏了团结。这个背弃从50年代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就开始了，团结的基础从50年代就破坏了。因此葬送社会主义阵营，直接表面的原因是团结的破坏，本质却是导致团结破坏的基本原则分歧问题上。更不能把团结破坏的原因归结到所谓“民族利益”和争夺“共产国际的领导权”上。

“但是60年代后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甚至在美苏争霸较为关键的70年代末，中国出于自身民族利益的考虑，把自己这枚砝码加在了美国一边。中美关系的改善，使美国得以集中力量对付苏联，本以向苏联倾斜的天秤，又回到了平衡状态，这样苏联永远的失去了胜利的机会，在以后的平衡中耗尽了自己的力量。”

社会主义不需要什么苏联霸权的胜利，美苏争霸本身就是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对立的。其实美苏争霸是既有争夺又有勾结，勾结起来出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只能当仁不让的揭露和反对美苏两霸，因此，不是什么“中国出于自身民族利益的考虑，把自己这枚砝码加在了美国一边”，似乎破坏团结的罪责在中国一边。在对苏联一方，我们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在对美国一方，我们是坚持和平共处原则。苏联的垮台完全是修正主义的罪过，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怪罪到中国是毫无道理的。

6，无产阶级政治与资产阶级政治有本质区别

“从理论上讲，共产主义与民族利益的矛盾，是其自身必然存在的”

共产主义自身不仅和被压迫民族利益不矛盾，而且以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看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霸权主义“民族利益”，它正是革命的最主要的对象，而不是一般矛盾的问题。资产阶级政治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政治，无产阶级政治是真正世界主义的政治，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超越国家民族的阶级政治。

“事实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使反共分子获得了指责共产党“卖国”的口实。”

蒙古是蒋介石承认独立的，何来共产党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难道能不承认社会主义的蒙古才算爱国？共产党不应该如此狭隘吧？至于反共分子攻击共产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政治无道德，是不择手段的。资产阶级所谓的为了自由民主的革命，实际上充斥着殖民扩张、奴隶贸易、肮脏的原始积累，以及对外镇压、对外侵略、相互勾结。无产阶级革命也是阶级推翻阶级的暴力行动，要想取得胜利就不可能按照超阶级的道德和正义行事。”

政治只有阶级的政治，道德只有阶级的道德，资本家不择手段的政治正是资本家的道德，无产阶级的政治和道德决不是不择手段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手段必须符合无产阶级的道德，而且公开声言，无产阶级的政治是阶级的政治，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就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决不象资产阶级政治那样，既不择手段卑鄙龌龊，又遮遮掩掩极力美化。

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虚伪的，行为是肮脏的，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永远光明磊落的，怎么能把无产阶级革命暴力和资产阶级的横暴行经混为一谈呢？说无产阶级“要想取得胜利就不可能按照超阶级的道德和正义行事”岂不是政治流氓言行？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毫不沾边。

“共产党的党际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也一样，并不可能也不应该是那种理想化的“同志加兄弟”“完全平等”“互不干涉”的，更不可能“群而不党”。苏联对威胁自身安全和背弃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强硬态度甚至军事行动，从共产主义事业的立场上看，是完全正当的。”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帝国主义行经毫无正当性可言，根本不是什么维护“共产主义事业的立场”而是破坏共产主义事业。恰恰是苏修背信弃义背弃共产主义而不是别人，是苏修威胁别国安全，而不是别国威胁苏修的安全。

“实际上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苏联一贯的“家长作风”才导致了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

共产主义事业难道要靠“家长作风”维系团结和统一吗？正是“家长作风”后面的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导致了苏联最后资本主义的复辟，难道还要对这种“家长作风”恋恋不舍吗？修正主义的“民主”和“家长作风”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不过是变换的两种面孔两种手法罢了。

“在世界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由此出现了“一山二虎”的局面。中国即便不能挑战苏联的领导地位，但至少有实力“另起炉灶”。在加上两国绵延2000哩长的边境线和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愈发刺激了两国的对抗。”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争，如果说是领导权问题也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问题，不是哪个国家的领导权问题。所谓“一山二虎”纯粹是无稽之谈！

“共产主义与民族利益的取舍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坚持民族利益会破坏各国共产党的统一导致共产主义的失败，但另一方面放弃民族利益，各国共产党将失去人民的支持，同样会导致共产主义的失败。”

本文总是混乱地纠缠“共产主义与民族利益”问题，实质上是弄不清无产阶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狭隘民族主义政治的区别。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存在什么“共产主义与民族利益的取舍”的“两难的问题”。

“共产主义运动对各国共产党超越民族国家统一起来的要求和民族利益对此的阻碍作用。这一矛盾是国际共运的“瓶劲”，就像一根一头钉死在地面上的绳子一样拴住了共产主义运动，它越向前迈进，距离胜利越近，这条绳子也就绷得越紧。”

无产阶级革命就其本质和内容上说是世界革命，但就其形式上说又必然是国内战争，形式只能为内容服务，而不能成为对本质内容的限制和障碍。所谓“民族利益”的绳子“拴住了共产主义运动”同样是一种无稽之谈。

7，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

“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而是在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在“民主”、“科学”精神的激励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也不能例外，因此，从宏观上说，“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处身于世界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没有这个世界的时代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德先生，赛先生，是五四运动形象而简化的说法，实际上，五四有资产阶级思想传播的因素，但已经和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了划时代的区别。旧的民主革命只有反封建的内容，五四已经有了马列主义的传播（两个先生之外有了马先生），加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的内容，加进了知识分子和工农运动相结合的内容。

“本着“科学”的精神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更为科学的救国道路，于是信仰了马克思主义。”

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的“科学”精神是针对封建迷信的，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不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其具体的科学内容：剩余价值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共产主义信仰建立在这些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资本主义已经荒谬和腐朽而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社会的唯一出路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比资本主义“更科学”的基础之上。

“这一思想转变的过程就决定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信仰方面很不彻底，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包括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因素。这些因素进而影响了以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以及由它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些因素概括起来就是“民主”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科学”导致的实用主义倾向。”

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是大多数共产主义者走过的道路，这只能说明，共产主义者天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也就是说，反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天生是一个反封建主义者，这丝毫不决定这个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不彻底，决定的是这个人是否停留在民主主义者阶段，是否真正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如列宁毛泽东是真正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修正主义者如考茨基赫鲁晓夫之流表面上似乎信仰了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权威，甚至自诩为真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他们连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也不是。

“民主”不是什么普适的“价值观”，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无产阶级民主是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无产阶级民主价值观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价值观正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核心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础，怎么会影响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彻底性呢？

实用主义正式修正主义典型的表现形式，它不是科学导致的，而是修正主义的得过且过，短视，调和，无原则的恶劣品行导致的。它不仅是一个信仰不彻底的问题，而是和马克思主义信仰根本对立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的敌人的问题。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抱着一定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把它视为科学的或仅是有用的，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救国方法。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等人敏锐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本质缺陷，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同样以实用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科学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视为我们行动的指南无疑是正确的，决不是实用主义的态度。“问题与主义”之争，肇事者是胡适，至尽仍然绵延不绝，要害就是用烦琐哲学实用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是胡适站在反动立场上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是什么“敏锐”的胡适“发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缺陷”，用实用主义反对实用主义。

“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断送了大好局面，也使社会主义在“和平竞赛”中取胜无望。”

修正主义的“三全三和”（全民国家全民党全民军队，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路线本质上就是一条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路线，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注定是取胜无望的路线。对于两霸争夺来说，修正主义一样是取胜无望。显然社会主义大好局面是断送在修正主义手里，而决不是什么民族利益和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争夺导致的“分裂”。

“如果社会主义国家能像二百年前资本主义的萌芽远离东方一样远离西方，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了。”

东方如果远离资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就和东方无缘，何谈东方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了”？而且，共产主义的目标难道不是全世界的共同目标？能把西方排除在外吗？

“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抵制干涉长期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无法满足那些对自由民主的偏好，引起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和对西方民主自由的渴望。”

无产阶级专政有两大任务，一是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和平演变，二是无产阶级对国内资产阶级特别是新生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个专政同时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和民主是一致的一体的，怎么能说“长期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需要特别指出，无产阶级的民主主要不是靠法制，主要是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运动，法治只是辅助手段，决不是专政的唯一手段，也不是无产阶级民主的主要体现。特别是在法制中，在原来意义的国家中，既要允许不得不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又要警惕和限制，开展和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斗争。至于社会主义内部新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那些对自由民主的偏好”不仅不能满足，而且要坚决予以揭露和斗争，暴露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使他们“对西方民主自由的渴望”成为泡影。

“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瓶劲”，而且国际形势越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间出于自身利益的矛盾越尖锐。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把利益冲突转化为意识形态的论战，相互攻击对方背离马克思主义，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维护和争取民族利益的可能随心所欲的工具。这使得对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倾向在党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鼓励。”

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应该孕育世界大同的萌芽，首先主要是共产主义世界观意识形态的统一，但是，由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存在，修正主义的产生和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因此意识形态的统一过程，国家关系共产主义萌芽的孕育过程，不是一个和平过程，而是一个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虽然也有同狭隘民族主义的斗争，但主要是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历史现实表明，民族主义不是什么“瓶劲”，而修正主义却有掐住国际共运脖子的危险。

“实用主义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救国之道，当作民族主义的工具，这就导致在共产主义事业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出现民族利益至上，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局面。”

实用主义的修正主义不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救国之道”，而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从内部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此，修正主义当然要利用民族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修正成狭隘民族主义的工具，而且自诩为“特色发展”的理论，这不是共产主义事业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利益”有矛盾，而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有原则分歧，我们应该透过民族主义的迷雾看到原则的分歧，而不是坠入民族主义的迷雾之中而抹杀原则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