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一些知名的经济专家还有法学家，他们提到了“土地私有化”。一定也有很多人也注意到了国内某些人的一个倾向，就是要在中国搞“土地私有化”。

       《物权法》的相关条文已经为土地私有化的方向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想象目标。

        倘若土地私有化，在目前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下，并不能解决－－因土地私有化造成的实际的土地兼并导致的大量的失地贫困农民－－的就业问题。这就必然造成大量的流民。这肯定会导致大乱。

        所以土地私有化是祸国之策。

诚然，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还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农村的改革需要深化。但是农村的改革需要探索一条与中国国情相符的道路。我们既要改革，又要符合中国国情，更要保证广大农民的利益。只有这样的改革才是，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有利于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深化改革”。

愚以为，在不破坏现行的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应当在农村推行某种形式的“合作化”，农民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建立现代的大农业。农民因为入股，所以可以分红；又因为是股东，所以不一定就参加具体的管理或工作。他可以选择参与管理或工作，也可以不选择，而去合作化企业外面从事别的工作。这种合作制实际上是要建立是从事农业的，集科研、产品市场化设计、生产、加工、流通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的工业企业。在产业链的问题上我同意郎咸平先生的观点。我们不能仅仅是人家的“制造业”基地，我们也不能仅仅提供初级的农产品。

        这种合作化，显然与过去的合作化是不同的。

        这种企业，因为入股的农民享受的优惠政策，所以一样可以享受国家现行的农业优惠政策；更重要的是它的生产还可以集成科研、产品市场化设计、加工、流通等等环节。使新的合作企业具有强大的市场生命力和国际竞争力。

        当然国家不仅要在贷款、政策、法律上予以支持。也要在企业经营发生巨大风险时予以某种形式的必要保护。

        如果成功的话，不仅农业可以建成真正的现代大农业。而且新农村建设、农村人口城市化等等问题可迎刃而解。另外还会因此迅速地提高农业人口的国民素质，对未来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完善人民民主进程的建设也极有裨益。

这种合作化企业，刚开始，可以在几个地区做试点，成功了在逐渐铺开。不要强迫，要采取农民自愿入股的形式。

关于农业生产与市场调查、科研、产品设计、产品加工、仓储、批发、零售等各个环节的集成，可以采取以下的方式（可以争鸣）。

一、市场调查。一般地说，这是企业应当做的事情。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政府应当负起主要的责任来。政府应当利用它的国际国内强大的资源承担市场调查（价格、供需、产业链变化等等）责任。农业合作企业在它还弱小的时候，是基本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

二、科研。农业合作企业可以与农业院校、科研部门采取某种形式的结合（比如科技入股）；农业企业，最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强大的科研机构。甚至可以说国家应当使相当一部分（不是全部的，因为有些科研机构必须承担国家的重要项目）农业科研机构成为农业企业的附属机构。

三、产品市场化设计。农业企业输出的产品，一般地说，主要应当是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级的“产品”，而主要不应当是初级的原料。所以说，农业产品的市场化设计极其重要。农业企业的市场化产品设计，与市场调查、科研密等等切相关。农业企业应当有自己的产品设计部门。但是，当企业还弱小的时候，应当与设计企业或机构（国内这种设计企业或机构极少）形成某种形式的结合。（可否像与科研部门结合那样，采取入股的方式？这点可以争鸣。）甚至，国家应当资助农业企业建立自己的产品设计部门。

四、产品加工。农业企业应当建立自己的产品加工部门。在某中条件下也可以采取与现有的加工企业合作的方式。

五、流通。这包括仓储、批发、零售等环节。这些环节与产品市场化设计环节一起，构成农业企业获利的主要环节。在现代的国际国内市场环境下，生产、加工环节并不是农业企业的（也不是其他行业工业企业的）获利的主要环节。

新型的农业合作化企业是以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入股为最主要特征的。但是土地使用权入股，不能成为土地私有化的前奏。必须保证土地的公有制。农业企业与科研部门、设计部门、加工部门、流通部门的合作，不能以损害土地公有制为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在农业合作企业经营发生巨大风险时”，需要国家“予以某种形式的必要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农业企业与科研部门、设计部门、加工部门、流通部门的合作也不能损害农民“土地使用权入股”的事实。即不能允许发生农业企业被它的合作者收购的事实，也不能允许在合作时产生被收购的趋势或倾向。与农业企业合作的对象，在国内应当是公有制性质的合作伙伴，在国际上应预防上述情况发生。并要时，中国企业应当建立属于自己的流通领域的产业链。以上这些，在农业企业强大时重要，在农业初期还弱小时更加重要。

农业企业的董事会应当由入股的农民组成，董事长选举公推。管理可以聘用职业的经理人。

为了保证职业经理人切实地履行自己的“信托责任”，一方面，国家应当立法－－《职业经理人法》－－这个法律对其他的行业的职业经理人（实质上，国家公务员，尤其是各级官员，也应视为“特殊意义的职业经理人”）同样适用。另一方面，国家应增加或修改《刑法》的相关条文。国家应当使虽违法但未犯罪的职业经理人承担“永远不能担任职业经理人的职业”和“自己和家人长期会因自己的行为蒙羞”的责任。国家应当用“严刑峻法”，维护股东（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使职业经理人能够尽职尽责。使职业经理人在巨大的法律代价面前不敢越雷池半步。

国家也应当在其他相关方面立法。一方面保护农业企业，更重要的是保护土地公有制。

这种农业企业的模式，不仅适用于农业，也适用于畜牧业、林业、养殖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