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武中兴和儒家精神目录
光武中兴和儒家精神（序）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英雄出自南阳
观水悟柔道(儒)
“白衣贵胄”王莽时代
舂陵起兵，奉天伐罪
奉天伐罪，谈谈儒家的政治组织系统(儒)
首战即决战
“举手不能言”－刘玄登基
刘玄登基－谈组织政治学(政)
“虽千万人，吾往矣”－昆阳鏖兵
昆阳之战谈“兰切斯特方程”(军)
扰而毅，曲则全-刘縯之死
不图复见汉官威仪(儒)
“巧诈不如拙诚”－王莽兴亡录
徇河北，灭王朗
诈子舆，兴王郎－ 群众运动一哄而起(儒)
儒家人际关系，儒者待人之道(儒)
独树一帜，平定河北
几为虏嗤 －谈指挥员战场心理素质(军)
自暴自弃－刘玄之死
从登基看光武一代的君臣关系(儒)
平灭赤眉
武装流民部落-农民起义性质的变化(政)
自投山谷－与养得心不动(军)
“大树将军”－儒家带兵之道(儒)
定都洛阳，四面征伐
“南阳兵精”－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军)
儒者攻心，义师平南
各个击破－灭刘永
见利忘义－张步败亡
“必有内相斩者”－ 彭宠之死
结小义而背大义－隗嚣之败
“虏入我目中矣”－谈“知己知彼”(军)
马武逆袭－谈进攻和防御、退却和追击(军)
“必死无二心”－谈谈精神战(军)
祭遵精神
褫夺马援
“明见万里”，窦融归汉
儒法对决－灭公孙
“司马公习用步战”－谈统学和科学(军)
以法治国利弊谈(儒)上
以法治国利弊谈(儒)下
闻之酸鼻：吴汉屠成都－漫谈战争杀人心理(儒)
儒生将兵，军政全才(儒)
血胆儒生－私义和公义(儒)
不臣之臣(儒)
儒家人格以及儒者的贤和能(儒)
韬亚圣之懿才，“民本主义”是立国之本(儒)上
韬亚圣之懿才，“民本主义”是立国之本(儒)下
为什么儒学会衰亡(儒)
“天子不与白衣同”
整理经学
废后，更立太子
“关睢”德之始也－儒家伦理下的夫妻关系(儒)
图谶谋国
儒家精神在抗蛮战争中闪光(政)
允冠百王，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政)
后记
后记
这是一部史学著作，对光武中兴历史做详尽的考证、记述，还原东汉开国真实的原貌；这是一部军事著作，对古代战争一般规律做初步的总结；这也是一部当代儒学专著，对儒学之体用关系，以实例加以阐述。读史可知兴替，这部专著涉及当代热点问题，以古论今才是读史的大道理。
复兴中华要有适合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不行，实用主义不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行，民族主义不好，民本主义加科学精神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部专著首次以“民本主义史观”论述历史，有了新视角必有发现。抛砖引玉，以等未来之大家大作。
说明：
最近几部有影响的大剧以及公众人物，大多是表现人性（动物性），宣传个人主义，自由派的作品，包括盛行一时的“狼图腾”。“光武中兴”则是民本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胜利。若大一个中国，有几人能认清这点，反击这股风气，用以宣传教育国民呢？
从一道闪电到马克思不韦，从批判满清王朝，抨击铺天盖地的“辫子颂”、“狼图腾”到《光武中兴和儒家精神》的结稿。这标志着民本主义理论体系终于成型。这一理论体系包括政治、军事、文化、伦理。也包括最敏感和让人顾忌的民族政策、民族国家理论，对民主的辨析，还包括对蒙元、满清政权的最终定位。它的逐步完善将使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再无角落可供藏身。
这一理论创新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光武中兴和儒家精神（序）
马克思不韦
汉光武帝刘秀是史上第一个儒家开国皇帝，建立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基业。光武中兴是儒家学说在统一战争中最成功的一次实践，刘秀以柔道得天下，以柔道治天下，取得巨大成功。伟大的时代伴随着伟大的英雄主义精神，这就是儒家精神。
自五四以来，儒家、儒学、儒生被思想界、文化界糟蹋得面目全非，社会上对儒学充满了偏见和误解。尤其是八十年代开始的批判传统文化运动，影响恶劣。影响到相当多的中国人失去了民族自尊心，没有民族自尊心又何谈人格二字，有的人以崇洋媚外，取媚洋人为能事，任何事情都要到国际上找评判标准。也有人试图从历史上的野蛮世界、野蛮民族找精神力量，对正义、良知之类的道德伦理观念漠然视之。这都是信仰迷失的表现。
中华传统文化不是不能批判，任何文化、文明、传统都有缺陷，都有批判的理由。但批判应该对症下药，实事求是。是在批判中前进，而不是笼统的不要了之，换个新的来。不知道病根，新的也换不来。“橘逾淮而为枳”，这是被历史和现实证明的。本著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事例，洗去泼在儒学身上的污泥浊水，重塑儒家形象，再现传统文化的光辉。
自由派是一股解构中国的势力，从国家民族到家庭，从文化历史到信仰道德，凡是现有的组织和意识形态都是他们解构的对象，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中国解体消亡，谁使中华民族强大他们痛恨谁，谁让中国人组织起来他们诅咒谁，他们无情地污蔑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灭之而后快。因为强大的中国，强大的政权阻碍了他们当人上人，哪怕这种人上人是外来势力的奴下奴也不顾。这些人占据着思想界、文艺界的重要位置。一直在引导和毒害着青年。这些年来，放任他们打倒中华文化的恶果是让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失去了文化自豪感。
失去了文化自豪感，也就失去了人格尊严。人们也就成为麻木的人群，就如同野蛮时代，是一群没有文化历史的人群，不知也不珍惜今天的中国人是伟大文明的古代中国人的传人。
诋毁和解构中华文化的另一后果就是当代中国人缺乏爱国心，没有爱国心是由于没有归属感，没有归属感是因为对历史、历史人物缺乏感情，没有感情的原因就在于人们把古人看作和我们不一样的人，认为他们不是奴隶就是奴才，认为历史与自己无关。而只有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专制皇帝才为一些人向往。主流媒体被自由派掌握，这种现象尤其严重，甚至把历史拿来做实用主义曲解的工具，汉奸和民族英雄就是这样换位的。对于满遗分子颠倒是非黑白，疯狂给满清翻案，给汉奸平反的罪行，很难有正义的声音出现，物伤其类，兔死狐悲，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冷漠。在人们看来，“扬州十日”之类的事情，仿佛是某个太平洋岛国上发生的事情，遥不可及，与己无关。但满遗分子有归属感，他们知道自己属于满清，竭力迷惑中国人去认同极端野蛮专制的满清，所以我们看到《七品李剃头》之类的荒唐剧竟毫无顾忌地拍摄上演，这是一股基于狭隘民族意识的反文明势力。
文化的核心是道德伦理，失去文化精神的同时丧失的还有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和道德伦理，曾经的礼仪之邦被世界称作没有教养的国家。希望读完本著后，大家对古人，对儒家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再也不会容忍对古人的污蔑和诽谤，再也不会对颠倒黑白的满遗学者无动于衷了。
这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怎样作中国人，中国未来走什么路的问题，是文化和价值认同的问题，是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归属感问题，这部专著就是要打通古今，正我中华，找回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尚武精神
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反思，人们往往得出这样的结论，华夏民族不好武，儒家不善甲兵，这似乎是自古以来的定论，苏代对燕昭王说：“仁义者，自完之道，非进取之术也。”汉高祖刘邦便溺儒冠，多次侮辱儒生。司马迁说孟子“迂远阔于事情”，人们常常笑话腐儒“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这些都成了了儒家不能打仗，没有开拓精神的定论。
所以本著大力揭示古代战争的一般规律以及游牧民族成为上帝之鞭的原因，用理论和实例加以深入分析。而浅薄者如《狼图腾》者，却归结为中华文明不尚武是懦弱的羊文化，要输血受精，影响极其恶劣。以战斗力来比较文明本来就是错误的，借此拔高游牧民族更是荒唐，没有认真总结战争规律就以此来判断游牧民族“狼文化”胜过“羊文化”更是无知。
影响民族性格的因素很多，气候、地理、物产等自然环境，文化、宗教等意识形态，行政、法律等国家制度。对民族性格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生产生活方式。而《狼图腾》之类的论点，把国运强弱，战争胜败一股脑归结到民族性格去，又不去分析民族性格是如何形成和演化的，荒谬地宣称要输血，要受精。斯宾格勒说：“战争的精华却不是在胜利，而是在文化命运的展开。”文化的核心在于道德伦理，“狼图腾们”在蔑视中华文化的同时，宣扬的是野蛮的、颓废的伦理观。这种浅薄的“种族主义”观点。迎合了当代中国缺乏哲学思维，传统文化被肆意践踏，精英主义横行，逆向种族主义蔓延的现状，说好听的汉族是世界上最宽容的民族，难听的是民族意识最差的民族。换任何一个其他民族，如此诽谤，都会引起轩然大波。
这也是庸俗史学一种表现，庸俗史学的特点就是讲“人性”、讲权谋，他们的结论是要成功不能讲道义，讲道义则不能成功，这恰恰不是真历史。
庸俗史学泛滥，以及“即用见体”所谓新儒学对儒学“实用主义化”的歪曲，归根结底是由于当代中国是实用主义深入人心的社会。所以要大讲儒学之“用”，以事实反击实用主义思潮对儒学的污蔑和歪曲。
本著以光武中兴历次重大战役为主线，刻划这一雄伟的历史画卷。光武中兴，东汉王朝红火的战旗四处飘扬，艰苦的战争延续了十五年。开国将领中身经百战者不在少数。
东汉一代，儒士作为国家的支柱，表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组织能力。纵观东汉一代的儒士，上马提剑，下马持笔，文武双全，能在短时间内就集合起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作为儒将，他们有着空前绝后的坚毅、顽强、果敢，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抗蛮战争中他们没有一人被俘，更没有一人投降。他们在与宦官、外戚的残酷斗争中，坚持操守，铁骨铮铮，为历朝历代罕见。越了解东汉一代历史风云人物，越是被东汉士人强大的精神力量震撼。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建安风骨，慷慨悲壮，一代名臣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才有人格魅力，这一切都来自于信念。共同的信念组织起一支铁的军队，激励人们为信仰牺牲财富、家庭甚至生命。
以经解史
自古以来都是“以传解经”，从本著开始“以经解史”，以东汉初年战争政治为背景，挖出历史背后之真相，揭示“思想历史学”的真谛。
读历史要有方法，在宏大的历史画卷背后是滚滚涌动的思想史，其中每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有其发生和存在的理由。柯林武德说：“历史就是思想史，史学所要发见的对象，并不是单纯时间，而是其中所表现的思想。”“历史知识就是史学家在自己心灵里重演他所要研究的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说，史学家类似演员，演员必须思角色之所思，想角色之所想，史学家也必须重行思想前人的思想，他的任务就正是强解前人的思想。”
读两汉之交的历史，不读《尚书》等儒家经典，就不了解当时社会人们的思想，就无法解释王莽何以篡位，何以发明稀奇古怪的复古闹剧，刘秀为何夺取了政权，不读商、韩法家经典就不了解公孙述何以治蜀。本著从思想史的角度，以两汉之交血与火的较量为背景，论证儒家学说最终成功的必然性、合理性。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成功和失败不光是个人、集团、阶级、民族的成败，背后则是思想和哲学的较量。不要把他们摆在戏剧舞台上，划定好角色，喜怒笑骂皆由我。历史不是挖挖人性，也不是贴贴阶级标签，再套用阶级兴亡的公式就可以讲清楚的。大部分人并没有真的读懂他们，真读懂之后，则是敬畏和深深的思考。
其次，“以经解史”除了对历史人物的思想、心理活动做推测和假想之外，对于历史人物的言行、对历史事件、情节不作任何虚构，决不伤害历史的真实性。
笔者反对用比喻论理，这种形象思维不严谨，是非理性的，浮浅的。比喻思维往往是只知其表，不知其里，造成类比不当，得出错误的结论。《狼图腾》就是这类错误。
探究事物内在真实联系，要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只有深入进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说明事物内在矛盾上下功夫。反对滥用比喻还有一层考虑，有人用“狼”啊“狗”之类来描述人或者思想，故意以比喻重设这些动物的属性，挑起“语义”歧义以混淆视听，靠耸人听闻来赢得市场，这都是真正严肃的有良知学者不耻的行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本著采用“民本主义”史观叙述历史。用“民本主义”史观重述历史和现实，中国将更有凝聚力和道义感，儒家文明的复兴是未来世界之大潮，儒学复兴将颠覆西方长期形成的语言霸权，中华文明必将重新骄傲和自信地屹立在世界。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英雄出自南阳
南阳地区是一块碟状盆地，有白河、唐河、湍河、刁河等多条河流在盆地中部呈扇状相交，汇成唐白河，南流入汉水。自盆地向北翻越伏牛山可到洛阳，西经武关可到关中，南有隘路可去襄阳、江汉平原。盆地东北方城一带有个断陷，与黄淮平原相通。与天府之国一样，南阳盆地气候温和，土地肥美，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在先秦两汉有冶铁和铸币为致富产业，富庶繁华，历来是南北政权争夺之要冲。
南阳民风
班固曾概括各地风俗不同的原因时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他认为民风产生的原因有二个。其一是自然地理，因水土物产导致的生产生活方式；其二是统治者所提倡的道德伦理观念和行为方式。所以南阳人既有盆地人特有的性格，风俗又随时代而变迁。
据《史记·货殖列传》介绍：颍川、南阳是古代夏人之国，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人敦厚老实。到了秦末，秦迁不轨之民于南阳。这里民俗混杂，好事，多商贾。好行侠义，北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在西周时南阳属于周南申国，到春秋战国时期又归属楚国，既受中原三晋儒法思想的影响，又受楚风轻剽、信鬼神之民俗濡染。
秦汉时期，南阳这一带民风多样，既好武，又多商贾，此地俭又夸奢，除商贾外还有农工渔猎，犯法之徒藏匿难制御。宣帝时，郑弘、召信臣为南阳太守，是有名的治臣，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民风为之一变， 韩延寿、黄霸为太守时，倡导儒风，教化大行，化以笃厚，很见成效。班固称赞说：“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但此地仍有古遗风，有三晋申子、韩非等法家刻害余烈，以当官为高，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人好口舌，爱打官司。“好争讼分异”，换句话说，就是这里的人“喜欢讨个说法”， 如果讨不着说法，就自己解决，所以此地报私仇风气很盛。民风如此悍烈，这也是后来刘氏起兵的内在缘由。而别处起兵大都由于饥荒被逼无奈。
如此复杂的民风，多样的治国思想的确是锻炼才干的好地方，自汉兴以来颍川、南阳一带一直是人才荟萃的地方，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曹魏、蜀汉核心人才也都来自这一地区。耳濡目染，给刘秀成才创造良好的环境，光武务过农，经过商，藏亡匿死，养过宾客，也游过学，羡慕过执金吾的威风。《后汉书》说光武好吏事，他一眼就能洞察真伪，他还在大司马严尤面前逞口才。可见法、道、儒都对光武产生过影响，但光武最终“以柔道治国”，这是比较后取舍的结果。
南阳豪族
南阳当地方圆数百里，可数的几处豪强。除刘氏外，还有邓氏、樊氏、李氏、阴氏。他们之间互相联姻，盘根错节，乱世中竟能组织起强大的政治军事组织。
樊氏有樊重，樊重是刘秀的外公，“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勠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樊重子樊宏有父遗风，刘秀受母宗樊家影响甚大：勤稼穑，善货殖经营，为人谨厚，勤俭治家，重义轻财，在建武二十七年，遗嘱死后以樊宏为式薄葬。
邓氏有邓晨、邓奉，邓奉是邓晨从兄弟子。邓氏家族，世吏二千石，邓晨父邓宏是豫章都尉。邓晨娶光武姊刘元，邓晨与刘秀生死与共。但是宗族势力以邓奉为首，邓氏宗族对于刘秀兄弟的态度与邓晨并不一致，舂绿军小长安聚大败后，新野县宰污邓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入汤镬中？”以后邓奉在投奔刘秀后，又起兵反对刘秀。
李氏有李通，李氏更是南阳宛城（今南阳城）的大户，世以货殖著姓。李通父亲李守为王莽宗卿师。后刘秀妹刘伯姬嫁给李通。
阴氏，阴氏也是名门望族，有阴识、弟阴兴、阴就、阴欣、从兄阴嵩。其祖先是春秋大名鼎鼎的管仲，有诗礼之家渊源。传到子方时，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阴识父亲是君孟，娶的是邓氏，邓奉起兵时，阴识为将，阴氏又与交址牧邓让联姻，阴氏和邓氏关系非常，因此刘縯、刘秀兄弟也与阴氏过从甚密。刘縯起义兵时，阴识正在长安游学，得到消息后，弃学而归，带着宾客千余人投奔。这些豪族都聚在南阳，但是声望最高的却是刘姓宗亲－刘縯。
光武一朝的一个显著政治特点，就是以姻亲关系将功臣宿将结成政治关系，彼此亲厚，位居要职，凝聚成强大的政治核心。两汉时期建奇功者也多是外戚。这些人一方面的确有才，另一方面是他们和皇室联结，同命运、共呼吸，远比他人用心。光武朝外戚大多仍能以礼节自守，恭谨行事。保持平安稳定的政治局面，但到了窦宪以后，外戚日益骄横。宦官和外戚两大恶势力轮番执政。
《读通鉴论》评论光武登基后用人之道时，说：“其专用南阳人而失天下之贤儁，虽私而抑不忘故旧之道也。且南阳将吏，功成爵定，亦未闻骄倨侈汰以乱大法。”前一句未必公正，读者读到后来自然明白。
南阳豪族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南阳一带的豪族子弟大都有游学之风。汉时读书不易，除《孝经》、《论语》等篇幅较小，家家可藏可读外，“五经”加各家经解都有几十万言，一部经几车也装不完，只有去拜名师授教。刘縯、刘嘉、刘秀、朱佑、阴识、邓禹、刘隆、张堪、朱岑都曾去长安游学，授《尚书》。游学是他们接受教育，结交才俊，观察政治动向，历练才干，登上仕途的必经之路。
这就是安德森在《民族想象的共同体》所说的“旅程”。这种共同的旅程是形成共同意识，组成政治集团的最佳途径。 因为“旅程”不同，会出现不同的派系，如当年共 产 党出现欧派、苏派、本地派，延安整风后，意识形态才真正统一。这种规律现在也有，比如校园历程影响下形成不同政治派系和学术观点，校友效应影响着政界、学界、商界。
(北大已经没落了，从余杰到、焦 国 标，再听到北大学生，狂热的欢呼“獐子衣”，这所以“自由主义”标榜的大学已经不适合新的时代。党和人民怎么敢把权力交给他们 )
安德森曾在《民族－想象的共同体》当中提到的“旅程”和印刷品。这时的印刷品就是《尚书》，儒学思想是共同的学问，东汉开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有这一支以共同的儒家政治理想为意识形态，有共同追求的士族豪强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
这一政治势力，是跨地域性的，彼此间有共同的语言、兴趣、爱好、甚至性格，有着共同的追求和目标。邓禹千里追投刘秀，冯异独降刘秀，北州将领在刘秀面临绝境时，仍毫不犹豫的带来一支劲旅投奔。甚至于有很多人舍家弃业，家破人亡，竟也毫无怨悔。共同的理想加人格魅力迅速以刘秀为核心组成政治集团，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出强悍、顽强的战斗意志，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为了理想他们情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刘秀在长安期间，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结识邓禹、严光等人，他在长安已经小有声望，《东观汉记》说刘秀在长安，“因学世事，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具为同舍解说。南阳大人往来长安，为之邸，暗稽疑议”。他的知识、才干是在这里打下的。 与刘秀类似的儒生，也都有治国之才，邓晨、李通、耿纯等都没有为官经验，但初当郡守都能赢得民心，功课第一。
第二个特点，豪族族长、首领有绝对的权威。《白虎通》解释宗族，宗者，何谓也？宗尊也，为先祖主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圣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宗其为始祖后者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尚书》曰：“以亲九族。”
宗祧继承，礼家有“文家之礼”及“质家之礼”的区别。质家重“亲亲”，故“立嗣予子笃母弟”，而文家“尊尊”，故“立嗣予孙笃世子”，殷商为质家，周为文家。汉代以后的继承制，因汉武帝推恩令，质家成分有所增加，但西汉末年，文家之礼还是主流，豪族首领一般是家族长子。长子长孙在祭祀时有特殊地位，长子拥有大部分财产。例如舂陵候刘敞谦俭好义，尽推父时金宝财产与昆弟。郭皇后的父亲郭昌曾经让田宅财产数百万与异母弟，都赢得世人称赞。光武起兵时，家无十户之资。其次，长兄拥有绝对的权威，在其带领下，族人宾客心甘情愿与之生死与共。第三、兄死子承，从弟很难继承兄长家业和事业。刘秀对刘縯亲手创立的六部兵并无影响力，反而在日后成为劲敌。邓晨也无法组织起邓氏家族，实权在从兄子邓奉手里。这就是汉代所谓的“文家之礼”。
第三个特点，南阳豪族好理家、善理财、兼顾农商，富和廉相辅相成，他们在地方上人望很高。司马迁在《货殖列传》称赞南阳人经商雍容大度，他说：“宛（南阳）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胜过吝啬小气的商人），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孔氏铁冶，修水利，通诸侯，慷慨经营，南阳人都爱效法。司马迁《货殖列传》总结汉代商人致富时说：“廉贾归富。”意思是：不贪一时之利、讲信用的商人，能多赚钱而终久致富。中国古代商人有讲诚信的历史传统，商人经典－《陶朱公经商十八法》称：“廉贾经商，取利守义诚信无欺、货真价实、称准量足。”
第四个特点，关东南阳豪族普遍孝廉，民风、士风质朴谨厚，孝悌仁义，扶微助困，爱仗义疏财，财富能聚能散，慷慨大度。穷奢极欲者罕有，因此他们能成为光武复兴的社会中坚力量，在古代中国也属罕见，这同明末人人自私，贪婪，放纵的现象大不相同，腐朽就意味着灭亡。
为富而仁，是当时的民风，例如刘秀的外祖父樊重为南阳大姓，善于理财，对于乡邻向来不吝啬，除了广置田产外，“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其中典型事例是“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敕，竟不肯受。”司马迁在《货殖列传》讲富和仁的关系时，讲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
在这种情况下，两汉之交以豪族地主为核心的武装，所向披靡，汇聚了天下所有的政治经济军事人才，其组织力、战斗力远非农民起义军可比，农民起义毫无成功的希望。
富而能有礼，这对于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有启发。
第五个特点，豪强们家族意识浓厚，又崇尚名节，人人都有血性之勇，好争讼，争讼不过则报私仇，甚至冤冤相报。有了委屈他们就散财结客报吏，汉代的宾客受惠于主人，为报私恩愿以性命相搏，官方经学倡导复仇，对血亲复仇的判决往往宽大处理。复仇是当时的民风，甚至蔓延到官吏。赤眉起义源于吕母杀吏，刘嘉、刘玄也是杀吏逃亡。汉代复仇主义宣扬果敢勇烈，激励人们自强，有其积极意义。
但刘秀对此并不赞同，他登基后，优待仇人朱鲔，多次宣布可以赦免隗嚣、公孙述。对报私仇的，他大兴牢狱，严厉查处报杀刘恭的案件。
观水悟柔道(儒)
盆地多水，南阳盆地有溪流，有瀑布，有池塘，有大河，水在这里千变万化，造化神奇。老子以水为体，悟道；夫子逢水必观，悟德；刘秀见水也必有所思。
光武有一次回舂陵，置酒作乐，赏赐众人。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刘秀）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光武听到后，大笑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柔道是光武治国最突出特征。光武以柔道治天下，“柔道”同时也是他作人的原则，这既来自儒、道两家理论，也来自他本人的亲身经历，是他本人对水的感悟。
一、柔是王圣之道
老子谈王圣之道时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道德经·六十六章 》）。
江河大海能成为众多河流汇聚的地方，是因为它甘心处在低下的地方，所以能成为百川之王。因此圣人要在民之上，必须用言词对人民表示谦下；想要在民之先，必须把自己放在民之后。因此，圣人在民之上而民不感到有负担；在民之前而民不觉得不好。因此天下人民乐于推戴他而不厌弃。正因为他与世无争，所以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贵柔，认为以低柔的姿态海纳百川是为“柔道”，老子认为圣人为万民敬仰，不可争锋正是因为他拥有海纳百川的气度。
这也反映了老子对大小、先后、上下、贵贱、雌雄之类哲学范畴的辩证法思想。老子对于君王之道，又作了以下说明：“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此非以贱力本邪？非乎？故至誉无誉。是故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道德经·三十九章》）。
老子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侯王自己谦称为“孤”、“寡”、“不谷”，这难道不是把低贱当作根本吗？不是吗？所以最高的赞誉是无须夸誉的。因此不需要如玉一般华美，而宁可象石块一样坚实朴质。
“是以圣人云：“受国之诟，是渭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道德经·七十八章 》）。
老子认为能成为王者是因为其能海纳百川，虚怀若谷。
光武平灭王朗之后，搜出部下官吏同王朗私通信件有数千封之多，刘秀不看，命令烧了它，说：“令反侧子自安。”光武招严光，严光志在隐居，桀骜无礼，屡屡怠慢，晚上睡觉，还故意把腿放在光武的肚子上，而光武却毫无芥蒂，礼送严光归隐，严光死后还赐钱百万，谷千斛。对此范仲淹感叹道：“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这就是王者之气度。 （《古文观止·严先生祠堂记》）。
二、柔道养性，恭谨有礼
《道德经》可以五字概括：“柔弱胜刚强”。“贵柔，守雌”作为作人原则，柔软是一种姿态，也是仁德的表现，真正的强大不是让人敬畏的，也用不着炫耀，所以光武对臣子对外藩都极其温和和谦卑，并因此赢得了人心。。
光武同历代其他帝王最大的不同，就是极其谦卑。他曾经给隗嚣去信，表达自己不过是一只苍蝇，能走得远是因为趴在好马（隗嚣）的尾巴上。
这是发自内心而不是做作。
老子的理论对他影响太大了。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干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道德经·五十八章 》）。
最高的善就象水一样，水之善在于滋润万物却不与万物相争，它总是处于人们所厌恶的（低下）地方，所以最接近“道”。居住在无争的地方，心胸象深潭接纳众水一样保持善心，施与合乎至仁，说话要诚信可靠，从政要善于治理，做事要善能因任，行动合乎天时。正因为与世无争，才没有过失。
“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 道德经·四十二 》）。
意思是：人们所厌恶的，就是“孤”、“寡”、“不谷”，但王公却用这些字眼称呼自己。所以，一切事物，有时贬低它，它反而得到抬高；有时抬高它，它反而遭受贬低。他人之教诲，我也用来教导：强悍的人不得好死。我要把这句话作为教人的头一条。光武自称是苍蝇、驽马、鈆刀正符合老子贵柔、守雌的精神。他也曾经告诫功臣，面对功名富贵，要“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这是他对水的感悟。
三、儒者知水而修德
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道德经·三十六章 》）。老子贵柔，也把柔作为策略，如果有道无德，这种策略就会沦为权术，这是法家师承道家的奥秘所在。
先秦儒家观水也有感悟，同老子一样，孔子也把水和智联系起来，认为“知者乐水”。
“子曰：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但是，有了智慧并不一定就好，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对这个问题，孟子则发表如下看法。
他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 《孟子·离娄下》）。
孟子说：天下谈论万物的本性，只要寻求缘由就行了，这个缘由是以顺乎自然为根本的。人们讨厌智者的原因，在于智者穿凿附会。如果智者像大禹一样疏导流水，就没有人讨厌了。大禹疏导流水，就是顺应自然，如果智者也如此行事，那智就伟大了。
对于“智慧”，老子是否定的，他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儒家和老子的主张的愚民政策大不同，通过对水的思考，儒家认为不光要发掘智慧，还要发现善性。孟子认为人性善正如同水有性，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由水悟德，儒家思想是对道家“贵柔”，“师法自然”进一步的完善和发挥。
孟子还认为，人之善性，如同有源之活水。
他说：“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闲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
孟子说：有源头的泉水滚滚奔流，不分昼夜，灌满了坑洼继续向前，一直流到大海，有本源的水就是如此。这才是可取的。如果没有本源，七八月雨水多，沟壑皆满，但不久就干涸。名声超过实际，君子耻之。
同样是赞美水，孟子更重视水之源，源在于德，德在仁义。有德无道，必然迂直，有道无德，必生权术。儒道相和，道德文章才能浑然一体，故光武说：“柔者德也”。
孟子由原泉联系到了人之本性，而孔子则由观水阐发君子之德。
“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荀子·宥坐》）。
孔夫子是逢水必观。君子为何对水有如此浓厚的兴致呢？孔子解释说：水奔流不息，是哺育一切生灵而不自为，这是它的德；水无定形，流必向下，曲折而有规律，好比是义；浩浩荡荡不见枯竭，这是它的道；如果决破堤防奔流而去，如同回声四起，奔赴百丈深渊而无所畏惧，这是它的勇；用水量东西必公平，似法；水满了容器，勿需削刮，如正直；柔弱细小无孔不入，如明察；万物入水而出必荡涤污垢而洁，如同善施教化，千回百转必向东，好似志向。因此君子见大水必观。
夫子逢水必观，水中有法，水中有泰（平），有德，有道，有教，至柔而至刚。光武之“柔道”正如夫子所言之大水，以民为本，是其德；情重义长，舍己为众，是其义；以“柔道”治天下，是其道；昆阳血战，以一当百，是其勇；执法公正，不避亲贵，是其泰平；俭约无逸，修德养威重，是其正直；洞察真伪，防微杜渐，是其明察；讲经教民，是其教；中兴大业百折不回，是其志。“柔道”者至柔而至刚。
儒道两家对水都有近似的看法，道家重视水的品性，儒家更重视水的德性。由水悟出的道理，既是修身之理，也是治国之道。
四、治国以德，其柔似水，民推圣人，仁者治国
老子谈柔弱的水的作用时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道德经·七十八章 》）。
老子所言并不是人人都能体会的，也不是能体会就能发挥的，非有大智慧，大勇力不可。
刘縯狭义，好结交英雄，远游会友，刚强暴烈，为人威明，人皆惧之，然而刘縯最终死于刚烈。南阳一带民风争讼，不肯相让，仇杀之风盛行，怨怨相报，然而最后也难论出个是非曲直。
刘秀与刘縯不同，是谨厚之人，刘秀的好友严光也好水，晚年在富春江边隐居，刘秀深受严光的影响，又见王莽改制过于迷信行政力量，强迫施行。民怨沸腾，效果反而并不好。王莽所失，光武所知也。在长安游学时，刘秀已定下以柔治国的国策，光武登基后，一再约法省刑，裁减军队和官吏，减少赋税，以教化实现社会和谐。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七十子之服孔子，因为孔子是圣人，“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中庸》）。
故圣人有德天下服，德化德治成为理想国。圣贤做到了“仁”，因仁而得以教化其民，实现以德治国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下》）。善是王道，善柔相通，儒家同样主张王圣治国，儒道相通。
光武在建武二十七年诏报臧宫请求讨伐匈奴时，谈了他对治国为君的总方针：“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 由上述谈论可知，他主张的“柔道”结合了黄老之术和儒家“以德治国”。
五、与民生息，民富而仁
儒道两家都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对于如何才能行仁政，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主张无为而治。孔子主张“博施于民”。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孟子曰：“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孟子·离娄上》）。
柔道就是要行仁政，行仁政就要施行富民政策，要保证百姓们的产业，“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
要与民生息，民富裕了就会有仁。“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尽心上》）？
所以光武“柔道”治国总的原则是修养生息，务德不务功，不求一时之功而求其长远。他说：“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后汉书·臧宫传》）。光武诸将大多好郡职以行王道，教化百姓行仁义之道，三年之后，郡大治焉。但是光武与黄老不同的是并非主张绝对“无为”，对于匈奴等蛮族侵扰，他的态度是：“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他要等待时机，等待国家恢复元气。
六、孟子的理想国
孟子的理想：“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 （《孟子·梁惠王上》）。
光武在封禅书中提到的建武事功：“黎庶得居尔田，安尔宅。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舟舆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贡职。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设庠序。同律、度量衡。” 这就是天下大统而“定于一”。
孟夫子在世，所称王道乐土，亦如是乎？
“白衣贵胄”王莽时代
神奇出生
刘秀论辈分是高祖刘邦的九世孙，祖上是汉景帝宫女唐儿所生的儿子－长沙定王发。刘发之子刘买被封在零陵郡冷道县舂陵乡，传到刘买的孙子刘仁时，刘仁以舂陵“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后徙封到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这一刘姓宗族从此在白水乡定居下来。刘仁死后，刘敞嗣。
刘秀一支是刘买的别子刘外之后，祖上一代不如一代，刘外任过郁林太守，刘外之子刘回曾任巨鹿都尉，刘回跟随从兄刘仁一同回迁，刘回子刘钦是刘秀的父亲，曾任济阳县令后转任南顿县令，刘秀的母亲娴都是当地豪族樊重之女，性婉顺，自为童女，不正容服不出于房，很受宗族赞扬。刘钦共有六个子女，长女刘洪、次女刘元、小女刘伯姬、长子刘縯、次子刘仲、三子刘秀，刘秀家是典型的官吏豪族诗礼之家。
刘秀在西汉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十二月甲子夜出生于县舍，出生当夜出现祥瑞，有赤光照室中，尽明如昼。刘钦很诧异，找来卜者王长占卦。王长让左右回避后，悄悄对刘钦说：“此兆吉不可言”，这一年，济阳县（商丘）还出了一件异事，田里长出一颗大禾，一茎九穗。五谷丰登古人向来认为是大吉大利，故而刘钦将此儿取名刘秀。
同年，著名经学家刘歆也改名刘秀，这种巧合日后引来了谶语应验，使得光武非常迷信图谶。
王莽篡位时，有望气先生苏伯阿被王莽差遣到南阳，忽然遥望见舂陵郭，叹道：“郁郁葱葱然。”再后来，刘秀起兵回舂陵时，远望舍南，突现火光，刘秀以为人持火，大呼，火光更盛，赫然属天，但一会儿又不见了。 范晔在《后汉书》评论道：“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两汉之交“天人感应”学说最盛，这些个异样在事后都被附会成神验。
刘钦在刘秀九岁那年去世，兄弟刘良领养了刘秀，刘良曾经举过孝廉，当过萧县令，刘良对刘秀抚循甚笃，刘秀从刘良入小学，后去长安。刘秀兄妹六人，家风所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手足之情情深难舍。刘秀虽然被刘良领养，也是同来同往。刘家到这一辈，都成了白衣了，也就是普通平民，谋生靠务农经商，刘秀为人勤勉，终日劳作不觉疲倦，力大过人，身体素质超过常人。登基后日里万机，不知疲倦，寿命比同时代打天下的功臣宿将都长。
有志青年
刘秀与其兄不同，是安分守己，谨慎恭谨的儒生。东观记曰：“时南阳旱饥，而上田独收”。 勤勉，又爱动脑子，必定是人材，同一般的儒生不同的是，刘秀很有胆识。刘縯一开始轻视刘秀，笑话刘秀事田业，比之高祖兄仲，并不与之谋。
天凤二年（15年），刘秀21岁，王莽制礼作乐，讲合《六经》，知道消息后，刘秀决定去长安游学，之前他去过新野，认识了阴家的阴丽华，他喜欢阴丽华的美丽，到长安后，又见了执金吾威风，于是留下这样的名言：“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在长安得许子威授《尚书》，在《五经》中，惟有《尚书》“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很难懂，《尚书》讲三代执政得失，士人欲从政者非学不可。汉代人解五经共有十四家，解经之人心得著书可汗牛充栋，《今文尚书》经注多的竟高达百万言之巨，学子们白首一生不能究一艺，删剪后《欧阳尚书》还有二十三万言。 汉代学《尚书》非亲去长安游学不可，刘秀游学也只称粗通。
在长安时，刘秀因资用乏，以经商贴补学费。经商在传统儒家那里是要不得的，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孟子还说：“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读书求善是舜之徒也，经商求利是跖之徒，因此后代的腐儒们以此为据，只读圣贤书其他一概不管也不会。刘秀不是腐儒，他有经商的头脑，在长安时，与同乡朱佑买蜜合药，从他日后恩赐朱佑一石白蜜来看，不像是自己治病而是卖药。资用匮乏的时候，他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随从者将毛驴租赁出去，赚回学费。
刘秀大约在26岁回到南阳，他身高7尺3寸（1.69米），大口，隆准（高鼻梁），日角（庭中骨起，状如日），骨相学认为日角之人必大贵，颌下一部美髯，仪表堂堂，知书明理，好口才，善理讼。很受舂陵候刘敞的器重。
地皇元年12月（20年）他到严尤府中为季父舂陵候刘敞讨要欠租二万六千斛，刍焒钱若干万。汉代一斛谷子有30斤左右，1斤谷合7钱多，一般人一年的伙食费约要4000钱，汉时衣料很贵，一年的服装费与之相当，汉代普通人家的家资是数万钱至十余万钱。二万六千斛相当于572万钱，相当于60户的家资。
舂陵刘氏是当地有名的豪族无疑。刘敞有子，为什么让刘秀去要帐？这里有一个缘故。王莽居摄二年（7年），翟义发动10万人起兵反莽，刘敞和翟义有婚姻关系，之前又和反莽的刘崇关系密切，翟义起兵后，刘敞之子刘祉牵连系狱，刘敞向王莽谢罪请求愿当前锋平叛，王莽宽恕了刘敞。事情虽然过去13年，但他仍然心有余悸，这时让刘秀代为出面向王莽朝权臣严尤诉欠多年的地租。当时与刘秀同去的有乡人朱福，来到严府，严尤只顾同刘秀说话，不理朱福，事后刘秀得意地问朱福“严公宁视卿邪”。又有一次，刘縯、刘秀兄弟和邓晨去都去南阳宛城，听穰人蔡少公密语，蔡少公会图谶，说“刘秀当为天子。”有人问：“是国师公刘秀（刘歆）乎？”，刘秀立刻答道“何用非知仆邪？”。刘秀既有雄心也很自信，只是他的路数同刘縯不同。
这以后刘縯接纳宾客，图谋造反，刘姓宗亲在这一带盘根错节势力很大，一般情况，吏不敢上门。这一年，南阳荒饥，宾客多盗劫，终有官府来找上门来，最后一年刘家四散躲避。
王莽篡汉改制的时代：
刘秀幼年时代，西汉王朝已经到了末期，朝廷无能才，郡县无能臣，权力总是被腐朽的外戚集团包揽。这些人无德无才，奢侈颓废，压制贤能。然而由于儒学的推行，民风由汉初飚急变为淳朴，人心不乱。最有朝气的是豪族地主阶级。如果汉廷积极延揽人才，从庶族子弟中择优选能，汉朝完全可以再延续很长时间。
良好的民风和好的官吏选拔制度，才是国家保持强盛的要素，而不是有没有民主制度之类。英国历史学家富勒评点一次大战德法两国时指出，法国和德国都腐朽了，法国是资产阶级腐朽了，德国是皇室亲贵腐朽了。相对而言，英国资产阶级尤其值得研究，它保持英国强盛了三百年，不容易。
西汉灭亡，也不是因为土地兼并引发了社会危机。土地兼并不是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两汉期间，全国荒地很多，江南等地还没有开发，如果组织得好，完全可以安置流民。比如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度就解决了流民和国家的粮食问题，所以失地农民并不是王朝最大威胁。对于土地兼并，东汉王朝并没有加以遏制，功臣封地有的高达六县，千户侯、万户侯更是数不胜数。但是东汉王朝仍然保持近两百年的强盛，最后覆灭与其说是黄巾起义，不如说是皇室与士族集团关系的破裂。魏晋南北朝期间，士族势力更为强大，自耕农纷纷依附士家大户，并没有很严重的农民起义。可见，人们说土地兼并一定会导致西汉灭亡是没有根据的。
但这时却出现了王莽篡位，带来了复古改制，从此引起一连串的社会问题。王莽篡位后，首先受打击的是刘氏宗亲，但这并没有引起豪族阶级的反抗。王莽改革措施违背客观实际，无法按设计者的意图实现才是主要原因，改制造成的后果是众咸怨，人人不满意。
在建国元年（公元九年）王莽命“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这项措施激怒豪族，他们索性暗中卖田养宾客。同时小农也很难从大地主手里得到分田，他们要逃荒迁徙竟然也不得卖田。
币制改革掠夺百姓
《汉书·王莽传》记载：“是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讹言大钱当罢，莫肯挟。莽患之，复下书：‘诸挟五株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位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币制改革混乱无章法，以强制行政手段对付经济问题，大搞株连制， 无情剥夺了大批农民和商人的身家性命。
“五均六管”违背经济规律
建国二年（10年）又下六管之令：即政府专卖酒、盐、铁器，铸钱，征收山泽税，同时实行五均赊货。这毫无疑问是冲着商人、手工业者和豪族大户来的。
王莽改制一大失误是：头脑发热，没想好就下令改，以后又不断反复，改来改去没有定规，在建国四年（12年），又下书曰：“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基本废除了“王田”和买卖奴婢。
天凤三年（17年） 王莽又心血来潮复古代名制，郡县官名也是一改再改，这都造成社会极大的混乱。《汉书》评论道：“莽之制度烦碎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胳以自共(供)给。”。
结果是：制度常变，官吏腐败，“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
王莽为强推六管，到了天凤四年（18年）。他又重新颁发“六管之令”，“每一管下，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众 又一切调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天下愈愁。”
汉代有私铸币的传统，王莽采用连坐制度，给以极其严厉的打击。地皇二年（21年），“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
王莽改制给人一个启示，即便是政府出台政策初衷是针对富裕阶层，均贫富，向富者开刀，但是一刀下去喊痛的往往是中下层人民。
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农民起义，琅邪吕母为子报仇，杀县宰。起兵聚海岛。
天凤五年(公元18)，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饥馑相聚，起于琅邪，转钞(抄)掠，众皆万数。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
到了天凤六年（20年），天下大乱了。 “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
地皇三年（22年），赤眉杀太师牺(羲)仲景尚。关东人相食。太师、更始合将锐士十余万人前去镇压，所过放纵。激起更强烈的反抗。
王莽朝后期，天下大乱、军队镇压打仗要钱，大军出征只有征收地方，民更饥困，因饥困而反，陷入恶性循环。
到地皇三年（22年），“莽知天下溃畔(叛)，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管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彻底废除了新法，但是为时已晚，这时光武起兵了。
反莽势力有五股，第一是无粮农民到处抢掠。第二是打着刘姓旗号起义的贵族势力。第三是以天命起兵的官僚投机分子，他们以割据一方为目标。第四是原王莽集团骨干，因分赃不均，要挟甚至反对王莽。第五是蛮夷对王莽降格册封不满，发兵掳掠。
舂陵起兵，奉天伐罪
对于刘姓宗亲来说，王莽政权极大侵害了其利益。
降爵停禄：
“及莽篡立，刘氏为侯者皆降称子，食孤卿禄，后皆夺爵”。（《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孤卿是官名，王莽托古改制，孤卿是少师、少傅、少保的别称。以后刘姓连爵位都不保了。
建国二年（十年）十一月，王莽令“汉氏诸庙在京师者皆罢。诸刘为诸侯者，以户多少就五等之差。其为吏者皆罢，待除于家”。“汉诸侯王为公者，悉上玺绶为民”。汉室诸刘都罢了官，在家养老。所封爵位被剥夺，按五等供养。王莽改制后，断绝刘姓宗族仕途道路，又剥夺其爵禄，引起刘姓宗亲强烈不满。
废祖庙、辱刘姓：
地皇二年(公元21)。“莽坏汉孝武、孝昭庙，分葬子孙其中。”
祖庙被毁，在地方上的宗室失去了爵禄的同时也失去了地方官吏的敬重，“诸刘抑废，为郡县所侵。”有一次，刘秀和邓晨驾车外出，遇到朝廷使者，他俩没有下车避让，使者大怒，颇加侮辱，刘秀自称是江夏卒史，邓晨说是侯家丞。使者看出是诈，带到县亭要治罪，新野县宰潘叔和邓家有旧，为他们求情，好不容易免刑。由于前后反差太大，刘姓宗族常常因愤恨做出疯狂的举动，刘子张、刘赐都被激怒杀过官吏。
宗室首义：
汉孺子婴居摄元年（6年），安汉公王莽称‘摄皇帝’，四月，安众侯刘崇首举义旗，他与相张绍谋曰：“安汉公莽专制朝政，必危刘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举，此宗室耻也。吾帅(率)宗族为先，海内必和。”张绍等从者有百余人，进攻南阳宛城，不得入而败。
南阳是最先发动反莽起义地方，虽然很快被镇压，但是这次斗争深深埋入舂陵刘氏的心中。与舂陵刘姓有关的第二次起义是翟义起兵。居摄二年(7年)，东郡太守翟义都试骑兵时，勒车骑，因发奔命（紧急机动部队），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称王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今共(恭)行天罚诛莽。”起义人数最多到十余万，但是很快被镇压。
舂陵诸刘：
王莽得势后，族兄安众侯刘崇曾对舂陵侯刘敞说：“安汉公擅国权，众臣莫不回从，社稷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盖为此也。”刘敞心然之。舂陵一支是最早同王莽武装斗争的刘姓宗亲。
刘崇事败后，刘敞结交权贵，为儿子刘祉娶高陵侯翟宣女为妻，不久翟宣之弟翟义又起兵反莽，事败被杀。南阳郡捕杀翟宣之女，牵连刘祉坐大狱。刘敞上书谢罪，愿率子弟宗族领兵平叛。这时王莽刚刚居摄当“假皇帝”，想安抚刘氏宗室，所以没有处罚。以后王莽正式称帝后，废刘氏侯爵，刘祉继承不了舂陵候，刘氏宗室又不得为官。
舂陵候还有一脉是以后做了两年多皇帝的刘玄，刘玄的父亲刘子张有血性，一次被蔡阳国釜亭长酒后辱骂，他怒杀亭长，十年后，亭长之子复仇，杀了刘玄的弟弟刘骞，刘玄结宾客报仇，不想宾客劫人惹事，反而连累了刘玄，刘玄干脆投奔绿林军平林部，后为安集掾。
刘秀的族亲刘显、刘赐是刘玄的叔叔，刘玄走了，刘显结宾客为刘玄报仇，没想到宾客拦路抢劫，州郡查下来，杀刘显狱中。刘赐和刘显的儿子刘信卖房卖地，尽散家财再结宾客，烧杀亭长妻子子女四人。刘玄很感激刘赐，登基后拜刘赐为光禄勋，封广汉侯。刘縯被害后，代为大司徒。
刘縯字伯升，是南阳这一带最有名的豪杰，血气方刚，《后汉书》记载他“性刚毅，慷慨有大节。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后汉书》说刘秀无十家之资，应该说刘縯结客耗资甚大，卖田宅，拋财产，以图大事。刘縯联络豪强，通晓兵法，又观南阳一带形势、长吏才干，知道他们用兵不值一提，几处平叛，官军都大败，刘縯信心大增，举兵起义，他已准备了多年。
刘縯常常笑话刘秀是汉高祖的二哥刘仲，只会打理田产。刘縯既是英雄，受不得委曲，也容不得他人“藐视”。南阳一带也有一个大户李通，李通的父亲李守在王莽朝当宗卿师，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李通有个同母弟申徒臣能治病，但是很难请，刘縯请不到，觉得没面子了，一怒之下派宾客杀了他。刘縯结交的宾客都是亡命之徒，常常违法，宾客动不动就劫人，小事吏不敢进门，但刘縯勾结绿林，结宾客杀人，事情闹大了，必然引起官府严重关注，最后一年，刘秀一家不得不散家避官府，母娴都被安排去娘家宗族，刘秀投奔最好的亲戚二姐夫邓晨家。
绿林系统
天凤四年（17年），荆州一带发生饥荒，众人采食凫茈发生争持，新市人王匡、王凤有威信善理争执，最后被推举出来成为“渠帅”，开始有几百人跟随，以后亡命徒马武、王常、成丹也来入伙。他们占据绿林山，人数达到七八千人。到地皇二年，官军二万来镇压，结果惨败而回，绿林声势浩大。攻下竟陵，抢掠云杜、安陆，拥五万之众，又回绿林山。但天公不作美，没多久当地爆发疾疫，死了一多半人。绿林英雄散伙了，王常、成丹西去号称“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及其支党朱鲔、张卬等北入南阳，号“新市兵”。平林人陈牧、廖湛聚众数千称“平林兵”。
刘縯勾结绿林一开始找的是“平林兵”和“新市兵”，企图合军起义。
书生起兵
地皇三年（22年）夏秋，整个南阳地区闹饥荒，躁动不安，苛捐杂税本为当地人愤恨，这时又流言谶语满天飞，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预兆，老实人、本分人都觉得天快塌了，大祸临头了，但又无可奈何，慌惧不安。而有志之士跃跃欲试，处乱世立功名，极力推波助澜。
刘秀去新野住在邓晨家，有一天到南阳宛城卖谷子，遇到李轶，李轶不由分说，一把拉住刘秀，就要带走。
原来宛城有个大户李通，又官又商，祖产甚多，又极有声望。见百姓愁苦，又听父亲李守说谶语：“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和从兄弟李轶二人早有了谋反之心。这时又听说绿林军要打过来了，绿林军什么都抢，特别爱抢妇女，当地更是人心惶惶。李轶对李通说：“今四方扰乱，新室且亡，汉当更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众，可与谋大事”。李通点头称善。
刘秀见推脱不掉，为预防万一，买了一把短刀，揣在袖子里随李轶去见李通。李通见刘秀非常高兴，握住刘秀的手，不想碰到刀子，李通吃了一惊，问道“何武也？”。刘秀见李通诚意，干脆就坦诚相告，“巧诈不如拙诚”刘秀以诚相待，化去两家前嫌，赢得信任，这是刘秀过人之处。在日后多次凭此打动人心。接纳豪杰、俊士靠得是这个“诚”字。
李通就把想法向刘秀和盘托出，在立秋日都试那天，劫持前队大夫和属正，号令大众。原来，汉代各郡每年要举行一次“都试”，汉制规定满二十三岁的男子，都要在郡中服役一年，进行材官、骑士，受射御、骑驰、战阵等方面的训练，都试是对他们进行考核。都试在每年八月或九月举行，由郡守主持，都尉及各县的令、长、丞、尉也都要参加。内容因地而异，有演习行船水战的；有骑兵巡行障塞的。都试时陈设斧钺旗鼓，仪式隆重。东郡太守翟义就曾利用都试之机，发动反莽起义。王莽爱改官名，前队大夫和属正就是南阳太守和都尉。刘秀吃惊不小，造反刘秀还没有考虑过，本不想答应，但是想到刘縯一直谋划此事，必举大事。“动善时，言善信”，刘秀深知王莽败象已露，举兵正是上合天意，下应民心。于是答应了，同李通等到市场上买兵弩。
但事情并没有按预定计划实现，李通通知还在长安的父亲李守，但李守怕事就自首了，后被王莽诛杀。李通这里起事也不顺利，被发觉了。李通逃出宛城，宛城诛杀李通的兄弟、门宗六十四人，焚尸宛巿。
这里刘秀和李轶隐藏起来，悄悄联络了刘縯， 十月，刘秀、李轶起兵于宛城外，在十一月时，他们带着宾客返回舂陵。当他们赶回舂陵时，刘縯已经聚集八千人宣布起兵了。但是诸家子弟很恐惧，东躲西藏，说“伯升杀我”。这时正好刘秀赶到。大家见刘秀穿绛红色的衣服，带着大帽子。俨然将军装扮。都吃惊得说：“谨厚者亦复为之”，人心为之一变。刘秀此来能改变人心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带来一句谶语，一支生力军，李通兄弟在南阳一带也是有名望的，连李通兄弟都认为必反不可， 刘姓宗亲还怕什么？于是众人“乃稍自安”。
这支由舂陵子弟组成的义军，史称舂陵军， 自称柱天都部，柱天者，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统其众也。
奉天伐罪，兼谈儒家的政治组织系统(儒)
儒家的组织力
从刘秀兄弟的起兵过程可以得出结论，儒家的组织能力是惊人的，在短短的时间内就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很有凝聚力的大军。以农民为主的武装都有这样的特点，组织得好，战斗力惊人，组织得不好就是一盘散沙。刘縯兄弟的舂陵军是一支以宗族宾客为骨干的军队组织，是一支有凝聚力能打仗的军队。
这支军队的核心力量有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是宗族，另一部分人是族人带的宾客。前面讲过豪族的族长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族人都愿意将生命财产交给他，甘愿牺牲自己保全全族人的利益，他们是以亲情孝义为纽带凝聚起来的父子兵、子弟兵。刘秀在河北时，耿纯追随刘秀，毁家从征，老弱皆自载棺木从征，耿纯犹恐宗人宾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烧屋室，绝其反顾之望。这样的部队，胜则财宝万千，败则妇孺尽殁。战斗意志是惊人的坚强。
另一部分人是宾客，宾客都是亡命之徒，不怕死。他们和族长是君臣关系。讲义气的宾客不少，见异思迁者也有之。王郎兴起时，追随王霸、耿弇的宾客都投奔新主，皆逝。在这种情况下，主人常常要把封赏全部都给了私属，宁愿自己得不到也要满足宾客。
宗族宾客将身家性命全部交了出去，这是一种赌徒心理，要么赢得天下，要么死无葬身之地。所以组织指挥得好，思想引导得好，就会锻造出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
组织原则是义、礼
《孟子》谈儒家组织之道：“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用义、礼组织起骨干力量是这支队伍特点。 光武礼贤下士，天下归心。马援被光武恩信折服，从此愿效死命，类似的还有冯异、吴汉、寇恂等云台二十八将。 耿纯告诉刘秀，“明公单车临河北，非有府臧之蓄，重赏甘饵，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怀之，是故士众乐附。”
孟子又说：“诗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这是说：大路平坦如砥（磨刀石），其直如箭，君子言行端正，成为小人们的楷模。也就是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由君子士大夫的义、礼、德行带动起整个部队的作风、纪律并形成牢固的凝聚力。
有一次吴汉打了败仗，他椎牛飨士，激励士卒说：“贼众虽多，皆劫掠群盗，'胜不相让，败不相救'。非有仗节死义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诸君勉之。”于是军士激怒，人倍其气。
儒家把君臣间政治关系变为伦理关系、亲情关系，以亲情团结人，凝聚起事业。光武曾经对冯异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耿弇对刘秀说：“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为大王陈事。”父子兵，子弟兵就是这样来的。
儒生原本被讥笑迂阔于事，言必先王。“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盐铁论·利议》）。但就是这群理想主义者将士大夫道义理想等价值观念带入政治实践中，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与政权组织相结合，形成的组织满足“道德、学问和事功”这些士人们孜孜以求的三位一体不朽的价值追求。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道德结成共同的精神团体，这就是光武领导的政治军事组织。
这些儒生是实儒而非腐儒，“扬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东汉的儒士能文能武。儒学大师也是心理学大师，通人情，知事故，成为天生的政治家。在当时，能通经就是有真本事的人才，以隗嚣为例，隗嚣被推举为首独霸陇西，一是本身是豪族，结交了大批宾客。 第二是因为他通五经，有组织能力。
所以在东汉一代，农民起义的规模虽然大，动则数十万，但这些武装皆劫掠群盗，“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在汉军面前都是乌合之众，汉军常常能以一当百的绝对劣势战而胜之。东汉末年曹操几千人就消灭了三十万青州黄巾军，而经过曹操组织训练的黄巾军却成了浩浩荡荡的虎狼之师－青州军。历代农民起义总能留下几个杰出人物，唯独两汉没有。农民起义不出人才，人才都信儒，都集中于豪族、地主武装。而到唐代，唐用胡将，儒家学说已经不能约束他们。到宋以后，文武分疏，儒生越来越不务实而成为小儒、腐儒。
自组织系统的原理
在一组事物或变量之间自动发生的，不需要事物或变量以外的力量进行干预。这样的系统就是自组织系统。自组织系统的形成有一般性规律。
它有以下特点：
1、先有一个组织核心。
2、自组织系统是个不稳定的系统，或者说是一个亚稳定的系统。这样就有向不同组织形式发展的可能，组织是系统内部选择性减少的过程。
3、自组织系统内部存在着一条有因果关系的自动选择链条，由核心开始的自动选择链条。各个元素越到后面的越难抗拒组织的影响，而对核心的影响也越小。
4、自组织过程是不可逆的。
5、组织核心的微小差别，导致最后系统大组织的巨大差别。核心的特点是起到是打基础的作用，之后是其要素的放大成长，所以最为关键重要，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以后再想改变就难上加难，不亚于推倒重建。建立组织是这样，学习知识也是这样。
6、系统是智力放大与超级放大器。核心把能力通过系统组织放大。
7、能自动适应环境变化而自动调节系统参数或特性的是自动控制系统，自组织系统也同时是自适应系统。
（以上《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
8、组织越严密，越有序，力量越强。力量主要不取决于成员数量，而在于组织的有序性。
这里我们看到两汉之交不同类型的组织系统，王莽的，刘玄的，刘秀的，王郎的，隗嚣的，公孙述的，赤眉军的等等。各个系统都带有组织者自身的特点。其成功或者垮台都和这个特点关系甚大。
王莽以“诈”称帝，内部免不了互相欺诈，成败皆是“诈”。王郎集团一哄而起，也一哄而散，仅仅存在了五个月。刘玄集团素无纲纪，将相暴横，刘玄被这些人强推上台，也死于这些人之手。赤眉军因饥起兵，最终因粮尽而败。公孙述行法术而起，最终又因法而败亡。隗嚣由举义旗扶汉到叛汉自立，必然动摇其组织根基。
刘秀集团的形成是刘秀本人努力的结果，刘秀以礼贤下士，军纪严明，解民倒悬这种形象赢得人心，仁人义士纷纷慕名而来，当邓禹投奔刘秀成为组织的核心之一，冯异等人向刘秀提出兴汉纲领之后，这一组织系统的纲领、组织就基本齐备了，以后再来的任何人都是冲着这面“兴汉救民”大旗而来。他们只是巩固和扩大了这一组织，放大了核心的特点和能力，他们改变不了什么，也不会再去改变。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大臣宫女都好细腰，齐桓公好紫，全国都好紫。光武好儒，带动东汉时代儒风蔓延，民风由西汉初“崇利而简义”到东汉时的“重义轻利”。
组织成员的目标和组织者完全一致时，力量最强大，组织越纯洁，越有战斗精神。其次是组织能协调各成员目标，如果协调得好，力量也强大。国民党和共 产 党正是鲜明对比。
以业主和物业为例，业主是一盘散沙，人数虽然众多，但是目标要求不一致，难以同物业抗衡，即便组织起来，其组织的严密程度也远逊于物业，几乎永远处于下风。
最后要认识到系统的目标变化必然采用不同的成员。除东汉以儒兴国外，历代开国之后都有个清洗功臣过程。原因在于开国和治国需要两种道德伦理，两类人才。降将、降臣当时会用，但之后一定被打入贰臣录。
正义之师，旗帜鲜明
儒家贤哲认为，儒家发动的战争一定是正义的战争，是替天行道，解民倒悬。纲领路线决定组织原则，打出什么样的旗帜就有什么样的队伍，儒家治军必高举道义大旗。孔子说：“我欲仁，仁至矣。”孟子主张“以至仁伐至不仁。”荀子指出儒者之师是仁义之师，荀子说：“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於天下也。”
战争是为了人民，推翻暴君不是犯上作乱，而是“诛一夫纣矣，未闻拭君也。”而对于人民则“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所希望的仁义之师是这样的：“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诛乱除暴”，“解民倒悬”儒家战争必须符合正义要求。
儒者用兵以爱民为本，师行军纪有严格要求，司马穰苴说：对于攻取之国，规定“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司马法》)
所以军队掳掠不掳掠成为是不是儒者之师的标志。在东汉之初的群雄中，惟有光武一支是仁义之师，冯异独降刘秀是因为“今诸将皆壮士屈起，多暴横，独有刘将军所到不虏掠。” 众人皆掳掠，而独不掳掠就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必然有着非凡的组织能力，非宏图大志者不能为，“仁者无敌”，天下儒士归心光武。
所以说，如果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贪婪、虚荣心，为了奴役人民，发动的不管是统一战争也好，拓边战争也罢都是非正义的，儒者坚决反对，最典型的就是蒙元、满清所谓的统一。而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为了实现人民根本利益发动的战争则是正义的，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汉武帝发动的反击匈奴战争是正义的，历代反分裂反割据的战争也是正义的。现在台湾当局为一己之私，不去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而是去煽动民粹，搞台独分裂，台海局势动荡不定，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这既是中国人的灾难，也是亚太地区的威胁，这完全背离了人民的利益。大陆一直主张和平统一，面对台独分裂活动，迫不得已发动反分裂战争是正义的，是从两岸人民的根本福祉而执行的政策，是仁义之举，仁者之师。
虽然高举义旗，如果一支队伍在政治上摇摆不定必然缺乏凝聚力，丧失决心和信心。隗嚣之败就在于此，他有自立的野心，挟吏民以拒一统，幻想着光武帝会妥协，一旦被人识破，结果是马援等众儒生纷纷投奔光武而去，大将牛遵等被招降，民心、士心、军心总在浮动，败亡不也应该吗？
曹操为什么统一不了天下？
三国时期，第一流的人才，所谓的国士从来都没有放弃“匡扶汉室，兴汉灭贼”的政治目标，这也是他们的道义诉求。刘备三顾茅庐，和诸葛亮的对话，是从打出“匡扶汉室，欲信大义于天下”这面义旗开始。荀彧首倡“奉天子以令不臣。”为反对曹操当魏公不惜把命搭上。周瑜力劝孙权抗曹，头一句话就是“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周瑜要求孙权抗曹是“为汉家除残去秽”。周瑜虽然和孙家情同骨肉，但终究没有劝孙权称帝。
孙策留下遗言，令孙权“保江东，观成败。”是否要对抗中央，则是要孙权自己根据情况自己做主。所以当曹操杀来时，孙权犹豫不定。既有军事上的顾虑，也有政治上的思考。孟子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特别是政治上走错了，就可能人心尽失，土崩瓦解。
孙权最后定下决心，这番话应该值得大家思考：“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誓不两立。”他拔出宝剑，斩去案几一角，说：“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孙权此举如同枭首示众，时时提醒百官，抗曹乃伸张正义，江东再有言降者，就是弃明投暗的贼子。
当年，曹操曾经嘲讽袁绍“见大义而惜身，见小利而忘义。”袁兵虽多，将勇士谋，并不足惧。而这时的曹操和袁绍无异，过分迷信武力，不知道义为何物，骄狂至极，篡汉野心一但公开，再无正义可言，以燕伐燕，燕可伐乎？
曹操统一天下的挫折和其个人野心成正比，在当时“兴汉灭贼，匡扶道义”，还是“正义”大旗。他却认为“惟才是举”、惜才、用才就能收天下人之心，所谓“周公吐脯，天下归心”，他藐视道义、正义之类的道德力量。
这就造成相当一部分人才离他远去，东汉一代素来尊重士大夫独立人格。但是曹操却辱之、杀之。杀名士边让激起陈宫勾引吕布反，险些端了曹操老窝。杀孔融天下名士寒心。曹操为报私仇，屠杀徐州军民三十万，遭天下人痛骂。许都围猎，欺辱汉帝，逼出献帝衣带诏。自命丞相，露出篡汉野心，“奉天子以令不臣”从此不再灵验。这使得相当一部分儒士要找新的代表“正义”的英雄。
在曹操后期，篡汉的意图越来越昭示于天下之后，内部开始动荡，连过去的好友，最重要的谋士荀彧也站出来反对，内部不断出现起义、反叛。这些内部的动荡，直接影响了曹操集团对孙、刘战争，曹操始终处于在两面作战不利环境中，统一中国是做不到的。
首战即决战
这支舂陵军战斗意志远比官军要强。从军队组成来看，是由亲朋、宾客、乡亲组成的，很容易形成集体主义和团体意识。富勒说：军队是驯服的人群，当每个人觉得有群体的力量在支撑着他时，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就可以把个体的自恋移植到集体身上，连最胆小的战士也会不由自主的认同盛行起来的集体观念，把对自身的关注转移到了对集体的关注，自我毁灭的恐惧感就会消失。军队盛行集体主义，首领的大脑代替个体的大脑，每个人都做同样的事，是非对错不再思考，捅假人一旦成了习惯，真人也一样。集体主义很容易产生对首领的崇拜，因此儒家思想占据将领头脑就显得尤为重要。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古代历史特能打的军队都被称作某家军、子弟兵。可知历代这类队伍的不同寻常，《史记》讲景帝朝灌夫将军的故事，说吴楚七国之乱，灌夫父亲死于战场，灌夫独带家丁十数人闯吴军大营，杀死数十人，重伤后返回汉营，其奴皆死，众人服其勇。可见亲朋、宾客、家奴之中大有敢死之士。汉代豪族武装有天然的组织体系，有公认的领袖权威，有坚强的战斗核心，并以此为核心发展。有了坚强的核心，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有了完备的组织系统，就不会是乌合之众，所以其战斗力也远非农民起义可比。
刚起兵时，舂陵军家属随军，军队在前面打，家属在后面跟着，以军为家。家属随军有利有弊，凝聚力战斗精神是有的，如果军队败了，家属也难保，故而只能胜不能败。害处也很多，家属要吃要穿还喜欢攀比，所以军队抢掠的事情不会少。
刘縯兄弟起兵，万事都听长子刘縯的，叔父刘良只是事后报知，《后汉书》这样记叙刘良的反映：“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曰：“汝与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谋如是！”既而不得已，从军至小长安。《东观汉记》略有不同，说刘良听刘秀要起兵后，“搏手大呼曰：'我欲诣纳言严将军。'叱上起去。”严将军是严尤。刘秀不放心，让人再看看，这老头却在那里边吃肉边大呼小叫，刘秀进言道：“不要喧哗，恐泄漏机密。”明天故意问刘良，“何时想去见严将军？”。刘良说“我为诈汝耳，当复何苦乎？”
在起兵之初，刘秀母亲娴都却病死了，同宗樊巨公收敛之。 儒家讲孝，但汉时的“孝”还没有到明清时束缚人手脚的地步。
汉旧仪曰：“昭灵后，高祖母，起兵时死小黄北，后为作园庙于小黄栅。陈留风俗传曰：‘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仍)[乃使使者以梓宫招魂幽野，于是丹蛇在水，自洒濯之，入于梓宫，其浴处有遗发，故谥曰昭灵夫人。’”看来同高祖刘邦起义类似，娴都之死，预示着母亲在天之灵保佑刘秀兄弟成功。
刘秀兄弟闻讯后也不暇悲哀，今后还会死很多人，父死子亡，兄死弟亡，妻离子散，只要投入反莽战场，个人的情感必须抛到脑后。
除了刘縯兄弟三人外，被发动一起起兵的刘姓宗族还有：
正宗舂陵候刘祉兄弟、光武族父刘歙和其子刘终、光武族兄刘赐和刘赐侄子刘信、光武族兄刘顺、光武族兄刘嘉。以后光武登基，宗室中刘祉第一个投奔刘秀，刘秀见之欢甚，封为城阳王，但是刘祉临死前试图让掉王位，看护祖宗留下的舂陵候这块牌位，刘秀很难答应。
刘縯起兵后，同刘縯、刘秀要好的新朋故旧纷纷响应。邓晨“将宾客会棘阳”。阴丽华的异母兄阴识正在长安游学，听说后，学也不上了，千里迢迢赶回新野，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伯升。
刘縯起兵后，第一件事情是派刘嘉利诱新市、平林兵王匡、陈牧，他们与绿林军合军一起西击长聚，刘秀初骑牛，杀新野尉才得马。又杀入唐子乡，往北打。刘终是刘秀小时的好朋友，刘终诈称江夏郡吏，诱出湖阳都尉杀了他，占领了湖阳。湖阳是县治所在，比较富庶，这时矛盾出现了，舂陵军和绿林军都自以为功大，分赃不均。绿林好汉要反攻诸刘。刘秀赶紧收拢同宗人的所得物，全部给了他们，这才让大家高高兴兴一起打仗。紧接着他们攻下了棘阳，这时阴识、邓晨也带着千余宾客来汇合了，真是声势浩大。
新莽政权开始重视这支武装了。舂绿军同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带领的十万新莽军前锋在小长安聚迎头相撞。莽军由岑彭带路，岑彭领宾客力战甚猛。原来，棘阳县令正是岑彭，他弃县逃归宛城。岑彭逃跑路上正遇到甄阜带领的大军，甄阜对岑彭不能固守很愤怒，扣押了岑彭母妻，逼岑戴罪立功，岑彭对这一带地理很熟，战甚得力。舂绿军猝然遭遇强敌，又逢大雾，遂大败。刘秀骑马狂奔，路遇妹妹刘伯姬，伯姬19岁还未嫁人。刘秀把伯姬拉上马来，两人同骑，不一会儿又遇到二姐刘元，刘元正带着三个女儿逃命。
刘秀招呼刘元带着女儿一起上马，刘元看了看，用手指着说：“行矣，不能相救，无为两没也。”。刘秀不得已走了，这时追兵来了，刘元母女四人死于乱军之中。
这场景不由让人想起高祖刘邦当年也遇到追兵时的情景，刘邦遇到项羽追兵，三番两次把一双儿女推下车去，是嫌他俩份量重，车跑不快。祖先和子孙品行竟如此两样，两汉民风大不同。尤其南阳这一带受儒学影响甚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刘秀能成大业，“情义”是少不了的。
这一仗，舂绿军损失惨重，最可怜的是家属，刘秀姊刘元、兄刘仲皆遇害，宗族死者数十人。叔父刘良死了妻子和两个儿子，同时遇害的还有刘嘉妻子和孩子。刘祉的母弟妻子都在宛城，此仗败后，南阳郡守无所顾忌，将他们全部杀害。甄阜、梁丘赐还写信嘲笑刘良：“老子不率宗族，单藳骑牛，哭且行，何足赖哉！”。 南阳诸刘为推翻新莽政权流了很多血。亲人之死，万箭穿心，战场上要的是刚强，如果这时有一人哭出来，就会影响到周围，再感染给众人，这个仗就打不了了。
刘祉兄弟挺身还保棘阳，舂绿军败兵总算有了立足点。刘縯收拾残兵，退保棘阳。这一仗对于甄阜﹑梁丘赐来说也是侥幸，如果硬碰硬，新莽军未必能赢，在两汉之交，有新莽军、农民军、豪族武装等多股武装，其中新莽军战斗力最差。两人没有乘胜追击，而是集结部队，修整补充粮草。这给舂绿军以宝贵的喘息之机。这时新巿、平林兵见汉兵数败，信心动摇，又想散伙。刘縯很着急，这时有人来报，下江兵五千余人到宜秋了，一下子把众人希望又点了起来。下江军本来在南郡一带活动，被严尤、陈茂击破，成丹、王常带领数千人逃至钟、龙闲，势力稍稍恢复，在上唐（今随州枣阳县东北）大破荆州牧，之后转移到南阳地面。
于是刘縯带领刘秀、李通造访下江兵。说：“愿见下江一贤将议大事。”下江军中张卯、成丹共推王常出面。王常是个深明大义之人，一点就透，和刘縯兄弟相见恨晚，说：“王莽篡弒，残虐天下，百姓思汉，故豪杰并起。今刘氏复兴，即真主也。诚思出身为用，辅成大功。”王常回头和张卯、成丹一说，这两人当即反对。说：“大丈夫既起，当各自为主，何故受人制乎？”王常以大义相劝，又称赞刘縯等人：“今南阳诸刘举宗起兵，观其来议事者，皆有深计大虑，王公之才，与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佑吾属也”。张卯等这才信服。于是四家合兵一处。
十二月，甄阜﹑梁丘赐留辎重于蓝乡，带着十万精兵南渡黄淳水，前临沘水，依两水扎营，自断后桥，背水一战，以示决心。背水一战本是韩信破赵之计，但这两人用的不伦不类，背水一战，破釜沉舟都要求速战速决，特别是在敌强我弱，人心不定，而敌人又骄傲麻痹，可冒险一用。如果敌人有备，则是自断生路。这在兵法上称作自陷死地，虽然《孙子兵法》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之语。但也讲清楚：“死地则战”，“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当年项羽破釜沉舟，只带三日粮，如果秦军能够避其锐气，楚军必亡。
地皇四年（23年）正月，刘縯抓住新莽军弱点，大飨军士，设盟约。休卒三日，分为六部，潜师夜起。他们首先迂回新莽军侧后，偷袭蓝乡，新莽军主力无法回援，舂绿军尽获其辎重。新莽军见蓝乡失守，士气大跌。新莽军大都是临时招募的农民，农民痛恨王莽政权，当兵是为了吃粮，作战热情都不高。第二天早上，舂绿军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东南攻梁丘赐。到吃饭时候，梁丘赐军阵先溃乱，甄阜军望见也溃败而去。舂绿军急追，逼迫至黄淳水，斩首溺死者二万余人，斩杀阜、赐，惟有岑彭受伤逃归宛城。
这时跟踪下江兵而来的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听到消息，急着北回守宛城，刘縯不愧为将才，他陈兵誓众，焚积聚，破釜甑，鼓行而前，与严尤、陈茂遭遇在淯阳（今邓州南阳县南），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严尤、陈茂弃军逃走，舂绿军于是围住了宛城。
明末王余佑的《乾坤大略》讲军事原则，说：“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这是讲遭遇战的原则，初起之兵打起仗来一定要主动进攻，大家一拥而上，打的是群殴式战斗，如同乡里打怨家。初起之兵训练少，但是士气高，靠的是士气，也最怕伤了锐气，所以要乘锐气孤注一掷，寻求决战。遇到士气不高，腐败无能的官军或许就赢了。不能靠防御，防御更依赖组织和纪律。一旦这支初起之兵需要防御了，那么离失败就不远了，敌进我退，众心瓦解，将不战而散。
“举手不能言”－刘玄登基
蓝乡、淯阳之战，刘縯打出了威风。王莽大为恐慌，之前的农民起义比如青州、徐州等地尽管人数到数十万之众，但是无名号、旌旗之类标示。严尤说：“今此无有者，直饥寒群盗，犬羊相聚，不知为之耳。”。所谓的农民起义就是饿了就抢，抢了就散，填饱肚子就行的朴实农民。如果年景好，政策好，这些人立刻就变为安分守己的小民。《汉书·王莽传》记载：“初，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万数，亶(但)称巨人、从事、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日阕而已。诸长吏牧守皆自乱斗中兵而死，贼非敢欲杀之也，” 这些农民起义不攻城邑，不敢杀各郡县长吏，这些人就象梁山的宋江，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朝廷赶快招安，给个好政策，过上能吃能喝的日子，可见汉末民风之淳朴。但是“而莽终不谕其故。”反而加紧镇压，酿成越来越严重的反抗风暴。终于从吃饭的经济问题转到政权问题。刘縯起兵后，王莽知道害怕了，于是筹划了四十万大军，前往南阳镇压。
这时的舂绿军，却酝酿着另一场风波。因刘縯所部六部兵连连告捷，刘縯不经商议，自号柱天大将军。这立刻又引起绿林豪强的不满。
眼看着队伍都要姓刘，绿林军首领一个个忿忿不平，他们暗想：当初起兵，刘縯说了多少好处，并没想过去保刘家兄弟，绿林好汉受了多少苦，流了多少血，难道是给他们家打的，绿林军心怀不满。但刘縯没有察觉，他太小瞧了他们了，以为他们不过是一群利以诱之的群盗。但这其中不乏有政治头脑，精通政治权术的高人。
一场阴谋正在悄悄地酝酿，这时的舂绿军急速扩充，百姓每天投奔，很快人数就达到了十余万人，绿林将领私下商议立刘氏打出更大的旗号，新巿、平林将帅乐放纵，怕刘縯威明，更主要的是对刘縯心怀不满。于是选中毫无声望、缩手缩脚好欺负的刘玄。他们耍了一个阴谋，先一起商议妥当，然后找刘縯来告知。刘玄被立，刘縯措手不及，“大楚兴、陈胜王”装神弄鬼来不及，金瓶掣佥又没人理。刘縯强压愤懑，他讲了一套委婉的说词，他说：“各位将军立宗室，对我们刘姓很有恩德，但是依鄙人见解未必妥当，现在赤眉在东方青州、徐州间有数十万之众，听说我们南阳这里立了宗室，恐怕赤眉也会立。如此一来，只怕两家先自相残杀，王莽得利。况且首先立帝号者，很少有善终的，陈胜、项羽就是例子。舂陵去宛城三百里，宛城还没打下来。现在立尊号，天下都把我们当靶子，让后人渔翁得利，非好主意。现在先立王号，如果赤眉立的贤，我们就投奔他们，如果他们不立，打败王莽招降赤眉，然后立尊号，不见得晚。希望大家多想想。”这翻话明显是缓兵之计，但是南阳士大夫和下江兵头领王常听了频频点头，新市军的马武、王匡也说王莽未灭，不如暂且称王。
诸将多称“善”，眼看事情要反转，绿林好汉也不是傻子，这是在他们的营帐内议事。张卬拔剑击地曰：“称天公尚可，称天子何谓不可！”接着怒喝道：“疑事无功。今日之议，不得有二！”。张卯一声怒吼，发出了最能打仗的绿林下江兵的声音。 平林、新市、加之下江的张卯，力量对比三比一，刘縯根本没机会翻盘。张卯虽是下江兵首领，但是并不与王常一心，平常蛮横霸道惯了，特别不愿意受刘縯约束，和新市首领朱鲔串通一气。此人惟利是图，贼性难改，是反复无常之小人，刘玄最后竟死于他的手心。刘縯的提议被张卯断然拒绝，众人在张卯等的胁迫下屈从。“由是豪杰失望，多不服”。这次议事也埋下了刘玄等人仇视刘縯的种子。
刘玄字圣公，原本是避官投奔绿林安身的刘姓宗亲，并无远志。《后汉书》记载他登基时写道：“二月辛巳，设坛场于淯水上沙中，陈兵大会。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众臣。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可见他在绿林好汉眼里不过是傀儡，他本人也知道这个皇帝是受人摆布的，要听话，要小心，弄不好脑袋要搬家。所以登基时的他根本没有自豪感，“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
但刘玄毕竟不是傻子，还有比较忠于他的有政治头脑的朱鲔帮衬，登基后，他“悉拜置诸将，以族父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成国上公，朱鲔大司马，伯升大司徒，陈牧大司空，余皆九卿、将军”。以后“又尽封宗室及诸将，为列侯者百余人。”刘秀官职很低，仅为太常偏将军。刘玄此人对自己还是很清醒的，除了绿林势力外，他还大树特树刘姓宗族势力，但宗族势力始终没有占据权力核心，除刘秀外也都不成气候，也并非忠心支持刘玄，刘玄始终没有得到可靠的有才干的集团支持。
对舂陵刘姓来说，毕竟刘玄是宗室，和南阳刘姓多有往来，选他当皇帝，不算太坏。刘玄即位后，大封南阳诸刘，很快赢得人心，就连刘良也认为天下非刘玄莫属，若大年纪的刘良以后也跟着刘玄去了长安。刘玄靠滥发官爵是饮鸩止渴，诸葛亮曾说：“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滥封失去了官爵的可贵，自古滥发元帅、将军印的必是无能之人，是取败之道。
外人们都认刘縯的威信，王莽自不必说， 《后汉书》记载：“王莽素闻其名，大震惧，购伯升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在南阳一带，平林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县宰登城高呼：“得司徒刘公一信，愿先下。”及伯升军至，即开城门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寻、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
政治就是人群划分
政治就是人群划分，然后将选定的人群动员组织起来以分配、追逐、收获利益的行为和现象。人群划分的标准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是将人群按阶级划分，实际上人群不光可以从经济地位，从生产资料占有的角度来进行阶级划分。还有很多种分法，按国家民族，按文化宗教，按教育背景，按权力地位，按性别年龄，按职业，按道德，按地域等等，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分法，比如法家把人群按专制政府的要求分为良民和五蠹，儒家按道德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每种划分之后都可能形成政治集团。
只从阶级划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政治问题，建国后，工人、农民之外还不得不承认有个“知识分子”阶层，这就显得不论不类了，只能说明阶级分析方法不能解决所有社会现象。
国家、民族、文化宗教之类的政治文化实体，在人群中的认同度甚至超越阶级之上。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认为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但无情的事实证明，阶级和阶级意识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考验时，让位给民族意识。第二国际破产的事实证明，只用阶级划分并不切合实际。刚刚还是不分彼此的阶级兄弟，共同的敌人是资产阶级，一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彼此就成了你死我活的民族敌人。
马克思忽视民族、国家，只突出阶级斗争理论，在一次大战铁与血的事实面前，遭到了挫折，这也许和马克思个人经历有关。今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更不可能。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比欠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生活水平都高出很多，各国无产阶级彼此利益诉求相差极大，怎么可能互相联合？难道是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吗？全世界无产者从来没有联合起来过。一战没有，二战也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差异、压迫或者被压迫是形成集体意识的诱因，但是必须有人去发现，去宣传，去组织，去发现矛盾，扩大矛盾，利用矛盾。在这类政治动员中，悲情意识或者优越意识被广泛地使用。在政治混沌的情况下，谁抢先划分出内外人群，先组织起集团，谁的集团就具有更高的凝聚力，就有了主动权，就有正统性、合法性和扩张性。而其余的人群是被动划分出去的，是难以组织的一盘散沙。文革的派战，台湾的篮绿之分都是这种情况。绿党抢先挑起族群撕裂，悲情意识，在所谓台湾“民主”政坛上始终牢牢把握住话语权、主动权。
一旦以一种标准划分了人群，蔓延膨胀成为大多少人共识后，就带有强制性，人人必须选边站，所有的问题都被归结到这种政治当中。这时其他划分标准影响力自然消退了，这就是台独利用“民粹主义”掌握政权的奥妙所在。
一旦成功地形成这种政治上的划分，那么就将延续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被动方即使一时强大占了上风，消灭了对手，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划分，处处加以防范。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阶级意识一直占据二十世纪中国的主导地位，国民党反动派虽然曾经强大，但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划分规则和标准不是永远不变的教条，应该随着社会和时代发展而发生改变，所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会总成为划分社会政治集团的唯一标准。秦国变法成功，是因为摆脱了旧的腐朽的贵族、平民意识，按新标准、新规则划分了“五蠹”和“良民”，从而激发了农民的耕战热情。光武中兴得以成功，则是儒学理论，儒家政治的成功。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背后总的原则是“民本主义精神”，以满足绝大多少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根本原则。
一个政权要稳定，要摆脱人际冲突，和谐发展，以儒家学说为本，以德治国则是不二的选择。
组织是群集起来的个体有序化的一种形式。形成组织后，对组织外的非组织成员就具有极大的优势，能极大地保护本组织利益和扩张、掠夺组织外分散个体的权益。不论在何种领域，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只要形成了组织就形成了圈利益，就能剥夺其他无组织个体的利益。用合法非法的手段，用明或暗的方法。人们只能接受而无法抗拒，甚至并不知受到了掠夺和剥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西方金融市场，知识产权。西方人用规则用体系大肆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有人称之为“金融战争”。
在任何领域，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科技凡是制订规则的人，总是占有最大的优势，也只有他们才对规则领会得最深，运用得最好，人们一旦接受他们的领导，也就接受了他们所指定的一整套规则，他们就完全可以操纵和利用规则，迫使你就范，合理合法的扩张自己一派的势力，甚至能凌驾于规则之外。所以我们看到绿林军渠帅横行无忌，而刘縯却免不了中法一死。西方国家总是用人权、标准、惯例来约束中国。
人群划分出来后，就有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最高级的就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道德是非要根据有利无利这个团体利益来判断。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辛亥革命前中国人没有民族意识，屡屡失败，一旦拥有这种意识，就发挥出了不起的能量，尤其是社会精英再也不可能出现类似曾国藩之类的以为满清效力为荣，血腥镇压太平军之类的鹰犬，而这时的时代口号则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民族精神在辛亥革命后继续发扬，抗战、建国，一直延续到现在。台独分子当然也不会放过，他们无中生有，竭力分化群众弄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
英国人总结二战时承认，二战初期英国舆论把整个德国人民都当作了敌人，要消灭德国佬，而德国宣传部门正利用英国人这种情绪把德国描写成一头待宰割的羔羊，让纳粹在德国境内掀起了同仇敌忾的高潮。可见如何划分人群本是最关键的一步，不加思索，跟着对手的调子走是十分愚蠢的，分裂主义者、国外反华势力天天渲染民族矛盾，高呼民族自决。而国内天天则强化宣传“民族团结”就是这类愚蠢的典型。
“家丑不可外扬”，一般说来，外部矛盾总要高于内部矛盾，从家到国都是如此。把人群做各种区分是很容易做到的，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地域、民族、文化、宗教、经济之间存在差别的情况下，人为有意扩大这种差别意识，构建某种“想象的共同体”，鼓动起民粹意识，形成内外矛盾，以至于挑起冲突，搞分裂独立，拼个你死我活是有充分条件的。
把人群做各种区分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人群如何划分，在多大范围内划分则大有讲究，所以常常出现所谓维护大集体团结统一的幌子来维护满足小团体私利的现象，从而抹煞了其他成员公平、正义的要求。当外部冲突激烈时，需要高度的内部统一以形成一致对外，这时所谓的民主即便是内部“充分民主”也都成了泡影，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民主人权”往往被肆意剥夺。
台湾现在出现纳粹组织，很能说明问题。民主和极端主义，排外和限制自由完全可以转变。
所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集团的政治表现也不尽相同，并非天然是某一社会人群的代表者。绿林军、赤眉军在反莽战争中还可以说反抗暴政，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但是王莽推翻以后，他们所作所为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利益，他们只代表自己。
那么今天的中国是如何划分人群呢？阶级划分是被淡化的，现在官方划分最突出的是民族划分，但是这种划分是所有划分当中最恶劣的，是无法实现人群身份转化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分明，只能引起越来越激烈的人群冲突。
建国以来，费孝通之流把一些地方的部落人群改造成民族，之后就用民族角度看待这些部落的现状和历史，把部落冲突，部落和王民冲突，官民对立统称为民族压迫。从此生生平添出“大汉族主义”这条罪名。
吕思勉说：“夷、蛮、戎、狄，是按着方位分别之辞，并不能代表民族，但亦可见得一个大概。”这在《尚书·禹贡》得以验证。但吃饱了撑的费孝通把人群按民族划分得细而又细，他们有个潜在命题，只要在今天中国版图内的古人都是中国人，只要是中国人一定是某个民族的中国人。所以不管是不是处于部落，不管是不是野人，都要先给安上一个民族的尊称。史学界、民族学界承认的部落，只有两个，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其他都被他们加封为民族，就连蚩尤也不例外，自黄帝开始既然大家都成为民族了，于是这些人就开始滥贴民族学的标签，诸如民族压迫，大汉族主义啊，民族平等之类的所谓“民族正义类”的标签，不许说同化只能说融合。更有甚者，满遗历史学声称努尔哈赤屠杀叶赫部是统一女真民族，而明朝军队在战争中杀死董山部落500余人则是种族灭绝。在这种语言氛围下，民族的认定，民族的大小，民族的范围完全根据他们的需要而定。按他们这种说法，汉族人的性命应该是世界各民族中最卑贱的，杀多少都不算屠杀，杀多少都不是种族灭绝。所以汉族人常常纳闷，每个民族都有特权，为什么唯独汉族没有？那么何必还要什么汉族？汉族拆散了算了，拆得越小越细每个人的身价越高。
实际上，东北地区古代民族和部落繁多，或生或灭，或迁或徙，难以记载清楚，古人只以女真给以总的称呼，实际根本不会是一个民族，比如生女真、熟女真，金女真和满女真根本就不是一个民族，他们的语言、生活习俗、祖先血缘都不相同。这些部落既可以发展形成民族，也可能被其他部落、民族同化，特别是大量被华夏民族同化。因为之前他们根本没有自己的历史记忆。等到出现神话故事了，民族记忆才开始，努尔哈赤和叶赫部的神话起源根本不相同，只是因为叶赫被灭后，女真人再也没兴趣挖掘罢了。现在满遗历史学却自述所谓统一的女真民族意识并对抗华夏民族，岂不是笑话？
古人统称女真是因为无知，而当代民族学、历史学却是有意。有一个叫朱学渊的煞有介事的考证句践、秦始皇都是女真族，真是可笑。现在韩国对东北逐渐流露出的野心，迫使中国史学界开始区分高句丽和高丽是不同的民族。但这样的区分是不够的，也不会让人心服，而应该把当地所有民族的起源、归属重新考订。
把无文化、无民族意识、野人般的部落群体吹捧到种族和文明的高度都是拜费孝通等人之赐，从此弄出多少民族问题，埋下了无数颗定时炸弹。强化这种形式划分不符合自组织系统有序化原理。中国史学界、民族学界为了这种虚枉的人群划分，一直在割断时空和因果关系，实在卑劣，和台独真是异曲同工。
“虽千万人，吾往矣”－昆阳鏖兵
地皇四年(23年)三月，王莽得知汉军已经立刘玄为帝，王莽极为惊恐，命令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司命孔仁、兗州牧寿良、卒正王闳、扬州牧李圣亟进所部州郡兵凡三十万众，迫措青、徐盗贼，前去镇压赤眉军。又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车骑将军王巡、左队大夫王吴亟进所部州郡兵凡十万众，迫措前队丑虏，镇压汉军（前队指南阳）。
王莽当时还幻想利用声威将汉军吓散，声称“前以虎牙将军东指则反虏破坏，西击则逆贼靡碎”。想一口吃掉绿林和赤眉两股力量，知道不可能后，他又变更计划，遣大司空王邑驰传之洛阳，与司徒王寻发众郡兵百万，专门攻打汉军。
三月到四月，刘秀与王常等别攻颍川，下昆阳（叶县）、郾、定陵，这些城市都在宛城以北，扇面形分布。汉军继续扩张战果，得到大量牛马财物，谷数十万斛，转运到宛城下。
汉军势力浩大，宛城岌岌可危，王莽得知后更加恐慌，立即实施百万大军方案，派遣大司空王邑驰传令到洛阳，与司徒王寻发众郡兵，号曰“虎牙五威兵”，征通兵法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各带书籍，兵器，将领。倾仓库之所有，调派州郡精兵四十二万。旌旗辎重，千里不绝，自古出师未尝有也。
王莽又找来一个巨人，名巨毋霸，高过丈，腰有十围。据说此人出于蓬莱，轺车载不了，三马拉不动，要大车四马。说他睡觉用鼓当枕头，吃饭用铁棍当筷子。举贤者韩博说此人可以用于威震胡人。王莽厌恶韩博讥讽之语，把韩博下狱处死。军情紧急，他把巨毋霸改名为巨母氏，也派出去镇压汉军。更新奇的是王莽用一群野兽来助战。
虎豹犀象一起出动，以助军威。野兽难训，平常在马戏团可以，但很难用在战场上，只会乱了自己。
五月，王邑、王寻到颍川，和严尤﹑陈茂会合。严尤曾经见过刘秀，又听说刘秀不取财物，只喜谈论军事谋略，严尤笑道：“是美须眉吗？为何也这样了！”。莽军虽屡遭败仗，但还是很轻视汉军。
六月，大军从洛阳出发到颍川，进攻宛城要经过昆阳，这时昆阳已经被汉军占领。王邑、王寻主张拿下昆阳再走。严尤劝道：“称尊号者在宛城，应该急进，打败汉军主力，各城自破。”王邑却说：“百万雄兵，所过当灭，今天要屠此城，踏着血前进，前歌后舞，多痛快啊！”于是命令先围攻昆阳。
按南阳一带地理，莽军用兵甚为不当，当年楚国吞并申国，在申城（宛城）东北，方城山构筑缯关要隘，建长城绵延千里，这就是有名的楚方城长城，楚国凭此与齐、晋争霸，南北对峙了数百年。所以即便昆阳被莽军攻下，但是汉军一旦拿下宛城就控制了整个南阳盆地，隔断南北，北守南攻，足以坐大。可见王邑、王寻不会用兵。
刘秀带几千人在昆阳北边阳关聚巡查，正遇新莽大军，汉军见新莽军太盛，不待命令转身就逃。一口气逃回到汝水上，各个灰头土脸，疲惫至极，刘秀用手像澡盆一样捧着水，洗去须眉尘垢。刘秀很幽默，对将军傅俊说：“今日太疲惫了，诸卿难道不累吗？”。回到昆阳，将领们一个个惊魂未定，担心妻子孩子，纷纷说难以抵挡，散归各城算了，看来王莽的精神战已经把他们压倒了。
但刘秀不同，有大局观念，他认为即便昆阳守军全体牺牲，能多拖住一天对全局都是有利的，在这关键时刻必须舍身取义。他力排众议说道：“现在兵少粮少，敌人强大，大家一起抵抗，也许还能立功，如果各自分散，谁也不能保全。而且宛城没有攻下，不能来救援我们，昆阳一旦被攻破，一日之内，诸部都被消灭了。现在你们不同心协力，共举功名，反到想守着妻子财物吗？ ”诸位将领素来不服刘秀，他们认为刘秀“素日小敌怯，何来大敌勇？今天这是在说大话。”怒道：“刘将军何敢如是？”，刘秀见状，一笑置之，起身而去。
诸将议论半天不定，突然候骑来报，大军马上就到城北了，连军有数百里，看不见尾。诸将无奈，只好又请回刘秀。这回他们一点主意都没有了，刘秀怎么说，他们怎么听。
这时城中共有八九千人，刘秀让成国上公王凤﹑廷尉大将军王常留守，乘黑夜自己带着骠骑大将军宗佻﹑五威将军李轶、偏将军邓晨等十三骑，出城南门，调集援兵。新莽军在城下已经有十万之多，出城很危险，刘秀等人靠黑夜掩护，乘着新莽军刚到，立足未稳，围城不严，乘乱混出去。
严尤再次建议说：“昆阳虽小，但是很坚固，宛城是汉军主力，我们先打败汉军主力，昆阳自服。”王邑还是拒绝说：“上次我以虎牙将军的身份围困翟义，没有生擒之，被皇上责备，今天带着百万之众，遇到城却不能攻下，能吗？”于是新莽军围城数十重，列营寨数百，使用十余丈的云车俯瞰城内，乱箭奇发，城里人打水都要扛着门板。新莽军又用冲车撞城门，又挖掘地道。城内王凤等人本来就没有信心，这时更是吓破了胆，请降。但王邑不许，他认为如此强大的兵力打下昆阳只在须臾片刻之功，决心 屠 城 立 威，从精神上彻底打垮反叛，从此就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了”。但这反倒逼得汉军一心一意死战求活了。
严尤又说：“‘归师勿遏，围城为之阙’，我们按兵法用计，把这些人放出去，震慑宛城汉军主力。”王邑却着了魔了，自以为有如此强大的兵力，有什么事干不了的？还用什么兵法啊？王邑、王寻和王莽一样都是“腐儒”货色，不会用兵，也不懂军威来自战斗力，太迷信“声威”之类虚的东西了。
物极必反，骄兵必败。这些成语就是为王邑准备的。这时，老天也告警了，夜里有流星坠营中，昼有云如坏山，当营而陨，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厌伏。《续汉志》说：“云如坏山，谓营头之星也。占曰：'营头之所坠，其下覆军杀将，血流千里。” 昆阳一时打不下来，又出不祥之兆。新莽军士气开始低落了。
再说刘秀，刘秀到昆阳附近的郾、定陵搬兵来救昆阳，这里的将领都贪恋财宝，想当守财奴。刘秀说：“今天如果破了敌人，珍宝百万倍，立不朽之功，如果失败了，脑袋都没了，还要财宝干什么？”众人最后听从了他。但是这两县兵马能调出的不过几千人，刘秀能领他们来，很不简单，他本人即便有决心，但是这些队伍又怎会不害怕？去“以卵击石”呢？
参加昆阳战役的舂陵军将领有：邓晨、李轶、王霸、任光、傅俊、赵憙，绿林将领有王凤﹑马武、王常。前面讲过灌夫和刘崇的故事，这时所以派刘秀、李轶去征调援军，恐怕郾、定陵两县都是舂陵子弟兵，这些人义气千秋，甘愿同生共死。绿林响马不行，利则相聚，利尽则散，变节投降，不以为耻。
经过蓝乡战役，刘秀军事才干增长很快，小敌怯，大敌勇。这是他作战不同凡响之处。六月己卯，刘秀带援兵来到昆阳城下，见新莽军正进攻昆阳，“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见到这阵势，有谁不害怕的？在这危急存亡之时，指挥员的表率作用尤其可贵，必须给众人树立信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刘秀很明智，知道诸将有恐惧心理，所以自己只带了步骑千余，前去大军四五里列阵。 王寻、王邑听说汉军来了一千人，更是“意气甚逸”，很轻视，于是他们只派了几千人前来应战。
两阵对圆，刘秀一马当先，来回奔跑，斩首数十级，勇敢、体力、智慧、技巧集于一身。刘秀如此厉害，莽军如此无能，一下就把汉军士气鼓舞起来了。诸将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汉军一起冲击，莽军退却，汉军追杀，斩首数百千级。连着打了几个胜仗，逼近莽军大营。
在这天的战斗结束后，刘秀让人持假信射入城中，称宛城已克，援兵已到，又故意遗失一份给莽军得到，莽军军心开始浮动，昆阳守军则义气昂扬准备决战了。
经过这几次交手，刘秀发现了莽军的弱点，莽军人数虽多，但是士气低落，部署混乱，指挥不灵，骄傲麻痹，只想着攻城却没有任何防御措施，到处都有空隙可钻。汉军竟可跨过莽营和昆阳守军取得联络，刘秀还发现从城西水道可以直捣莽军中营。
“兵不在多而在精”，打仗不能靠人多，要靠勇敢、士气。连胜之后，汉军士气大振，“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纷纷请战。章帝时编撰《白虎通》论道：“一人必死，十人不能当；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当；千人必死，万人不能当；万人必死，横行天下。”于是刘秀选出敢死者三千人，利用夜暗掩护，由河道走，企图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第二天凌晨，王寻﹑王邑突然接到战报，城西水上出现汉军。王寻、王邑虽然吃惊，但是很快镇静下来，判断汉军人数不多。命令诸营都按部不要乱动，自己独带万人应战。
但莽军遇到的是万人不能当的三千敢死队。莽军最大的问题是精神准备不足，因为人数多，反而有依赖心理，不想拼命，当然打不过汉军了，很快这一万人大军就崩溃了。
这时莽军人多的劣势充分暴露了，军队多，指挥通讯协调就十分难办，为了避免混乱，自相干扰，王寻﹑王邑命令各部不许妄动。在大军崩溃之时，又无法及时传出命令。
各军不敢擅自相救，眼睁睁看着汉军乘胜杀死王寻，这下莽军失去指挥了，更加混乱。昆阳城中又出兵参战，王邑弃军而逃，莽军再无法组织，阵头云、流星坠先前的失败主义心理暗示开始起作用了，兵败如山倒，一败全败，崩溃之后，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传递给战场上的每一个人，谁能经受得了这种群体性的心理指向，每个人又都成了三极管，将恐惧传播和放大，人越多恐惧感放大得越厉害，远远超过敌人所能造成危害的极限。这就是群体心理学的奥妙。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说：“把已经溃败的敌军，投掷在尚未溃败的敌军头上，这是使后者组织崩溃和士气瓦解的最有效的方法。”说实话，莽军必非都是乌合之众，比如这四十万大军就有精锐的波水将军窦融指挥的部队。但是，大军崩溃之后，再精锐的部队，也想不到会遭到自己人从四面八方来的冲击，总不能对友军打开杀戒吧。同样道理，在这场战役中，刘秀本人的大无畏英雄主义气概起了突出作用，由点带线，由线带面，由个人英雄主义带动起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将勇气、敢死精神传递给每一个汉军，这时懦夫也变成了勇士。刘秀本人的突出表现，正说明了儒家之“勇”不同凡响，这种“勇”来自信仰，而不是来自贪婪。这就是“大勇”，“虽千万人，吾往矣”，到了关键时刻必须表现出的大义凛然。
同理，从红军到八路到解放军能打胜仗的重要因素就是共 产 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如果共 产 党腐朽了，那么军队就成了乌合之众。
正在这时，天公又开始发威，大风蜚(飞)瓦，雨如注水，滍川盛溢，莽军恐惧加上悲号，如同天塌一般，连带来的虎豹也吓得股栗，士卒争着逃命，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莽兵互相践踏，王邑﹑严尤﹑陈茂轻骑踏着死人渡水而去，一口气跑了百里才停下。王邑回到洛阳只剩下长安勇敢数千人。严尤﹑陈茂逃到汝南，投降了新起兵自立为天子的刘望，后来被更始部将所杀。
汉军战果辉煌，“尽获其军实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筭，举之连月不尽，或燔烧其余。”
昆阳之战，彻底消灭了新莽军主力，与此同时，宛城守将岑彭因城中断粮人相食，投降了汉军。各地闻讯纷纷树立反莽大旗，关中盗贼并起，王莽政权岌岌可危了。
昆阳之战谈“兰切斯特方程”(军)
兰切斯特方程来历
兰切斯特方程是F.W.Lanchester在1914年发现的，开始是用于分析交战过程中的双方伤亡比率，后用途逐渐推广。
兰切斯特方程证明，相同战斗力和战斗条件下，1000对2000人作战。几轮战斗下来。多方只要伤亡268人就能全歼1000人的队伍，兰切斯特方程特别适用于现代战争中分散化军队和远程火炮配置发生的战斗，远距离战斗比如炮战、空战、舰队海战很可能出现兰切斯特方程的理想情况。
兰切斯特方程并不适合古代战争。
第一是精神因素，战斗精神对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影响极大。
在战场上，指挥员常发现士兵有被动应战现象，不愿意向敌人开火。只有严厉监督下才开枪。美国陆军上校马歇尔二战中走访了400个步兵连。发现在一次完整交火中，不超过15％的士兵向敌人开火。而至少有80％有开火的机会。而且每一场战斗都事关生死。 “积极战斗人员”比例不超过25％。战场上最主动的要数拿重武器的士兵。地形、环境、经验、敌人、是否精锐等等都不影响比率。（以上引自陆军上校S.马歇尔的《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
典型战斗是麦金岛战斗，发生在1943年11月的吉尔伯特群岛。美第165步兵团某营遭到日本刺刀冲锋，半数以上牺牲了。马歇尔采访了幸存者，发现没有坐以待毙，还击日本人的只有36人。而这些勇士都是使用大家伙的。而另一部分人，即使发现了敌人可就是不开枪。被围攻了，可就是不还击。这些人而且还不是新兵，他们承认开枪意味着危险。
马歇尔的结论：最多有四分之一的人会真刀真枪地干，其余的人除非本方占绝对优势或顶头上司时刻监视、要他增大火力，是不会开枪的。 他说“不愿意杀伤人是情感而非心智，所以用不杀人就被杀是无法起到作用的。”所以杀死过敌人的老战士可贵的。
美国军方接受了马歇尔的结论。这些士兵不应算懦夫，消极避战不一定先开溜。他们只是不愿意进攻罢了。
法国杜皮克《战斗研究》也指出：在近代战场上，有许多人实际根本就不曾战斗，其唯一的考虑即为如何逃命。所以在近代战场上，要比过去更需要可以信赖的精兵，必须靠纪律、训练和团队精神。同样，这也是古代战争的胜负和人多人少无关的秘密。
必须要使士兵在战争中树立必胜的信心，藐视敌人的勇气，不怕死的顽强意识。
法国福煦元帅的《战争原则》中讲道：胜利等于意志。他解释：战争等于精神力的领域，胜利等于胜利者的精神领域，战斗等于两个意识之间的斗争。征服的意志即为胜利者的首要条件，也是任何军人的首要任务。指挥官不仅要有胜利的决心，而且要把这种精神灌输到每个士兵的灵魂之中。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双方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通过物质力量进行的较量。”
其实中国古代早就有类似定论，《白虎通》引《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
故而项羽破釜沉舟，刘縯陈兵誓众，焚积聚，破釜甑，都是为了让士卒树立必胜的信心，一心一意打败敌人。
第二、兵多的困境
昆阳之战的奥妙在于，新莽军人数虽然40万，如何将这支庞大军队指挥好、管理好、协调好在古代是很难的，就部队军情命令上传下达，保持高效都是困难的，管理工作千头万绪，后勤也是重大难题。这些都很容易成为对手攻击的薄弱环节。
而新莽军统帅王寻、王邑又很无能，更导致士气低落，各部各自为政，与邻为壑，都缺乏主动精神，在作战时又有依赖思想，不肯死战。一停就散，一动全乱。这种军队再多也是一盘散沙。
像莽军这样一支庞大的部队，要克服通讯协调上的难题，做到对敌人包围起来同时攻击简直是个梦想，最佳的使用效果是，在对方放弃主动权，只保持防守态势下。用车轮战术消耗对方。相反如果一旦对方抢先进攻，那就不是一对十，而完全有可能变为一对一，之后则是一对0。秦末巨鹿之战、彭城之战项羽能以少胜多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自古以来，以质对量，以少胜多并不稀奇，但是以量对质，决战决胜。是真正的以弱对强，才是罕见的成功。
为什么说韩信是伟大的军事家，他指挥的陔下之战，能充分发挥人数上的优势，以量对质，协调各支部队击败项羽，这是很不简单的。
项羽之前从没有在战场上被击败过，经此一败，彻底丧失了信心。才有弃军而逃，自刎乌江的悲剧。韩信的军队，战斗力虽然不如项羽但是勉强可以与之相持。这再次证明一条规律，主力会战，最终还是要靠一支单位战斗力能与敌人抗衡的部队，人多在古代战争不起决定作用。
第三、正确的战术是取胜的前提
兰切斯特方程的这种观念，一直印刻在人们的头脑中，甚至推广到民族、国家的兴亡上来。以为以多胜少是天经地义，如果以多打少被打败了，就是精神上问题，甚至是精神文化上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成立，因为他们都忽略了前提“相同的战斗力和战斗条件下”。
富勒在解释坦克在一战中的作用时说：“使德国溃败的不是战车的杀伤力，而是它的精神威力。若无战车，1918年8月8日的悲剧就不会上演，在8月8日的上午德军就不会受到那样严重地奇袭而发生了不可收拾的恐惧现象。步兵看到步枪和机关枪都不能阻止对方的战车，遂感到无能为力了，于是不是投降就是逃走。”
德军不是不勇敢，不是没有牺牲精神，但是面对无效的牺牲，他们同样是不愿意付出的。二战末期，当日本神风战术挡不住美军进攻时，报名当神风队员的志愿者越来越少。没有有效的战术对抗，就是在浪费士兵的生命，士兵们也不会接受。同样道理古代战场上重骑兵的威慑力也在于此，我们同样不能批判说对手是没有勇敢精神的懦弱民族。在昆阳大战中，刘秀军并没有坦克铁骑，但他造成了同样的效果。这个效果是新莽军自身弱点帮他形成的。
有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加之精练的部队，士气、勇敢、精神才起作用，充分的训练是保证战术得以实现的前提。
攻击关节点
德国皇帝腓特烈的结论：一支10万人的兵力若遇到3万人的侧击，都很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击败。一支小型兵力可以和远较强大的敌军交战。只要它在决定点攻击敌军就能取胜。此类作战技巧在于：在一个不连贯的战场，针对侧翼行动，数量优势可以很方便的形成二打一。
这类攻击，攻击者必须有优越的机动性而被攻击者则缺乏这种功能。昆阳之战，莽军明显缺乏这种能力，大军猬集一团，极难指挥调动，一军动而全军乱。所以刘秀军在直取新莽军中军后，很快就颠倒了战场兵力优势。
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在“1919计划”说：现在一群人得战斗力量既然寄托在其组织之内，即使我们能够毁灭其组织，即可以毁灭其战斗力量，而达到我们的目的。要想毁灭一个组织，其途径有二：1、把它磨毁，即消灭它；2、使他不能行动，即使其脱节。
在战争中，前者包括着使敌军军人被杀、负伤、被俘和解除武装的行动等，即身体的战争。后者则为使其指挥权力丧失了作用，即头脑的战争。若是以一个单独的人来当例证。前者是使他连续受到许多轻伤，终于使他流血过多而送命。后者则是对准他的头放一枪。就是破坏敌人军团、军、师各级司令部。
对于一支军队，一击毙命，可选的打击节点甚多，指挥、通讯、情报、后勤等等都可能成为致命的打击节点。这就是刘秀在昆阳战役擒贼擒王，进攻敌方首脑取得极大战果的由来。
第四、兵败如山倒
富勒说：“把已经溃败的敌军，投掷在尚未溃败的敌军头上，这是使后者组织崩溃和士气瓦解的最有效的方法”。
“胜利者要不断攻击前进，保持对敌人的压力，一直把敌人压迫到彻底崩溃。”刘秀军在莽军败后，乘胜追击，势如破竹，城内汉军也一起出击，造成压倒性的恐怖气氛，莽军败兵逃命的欲望远比战斗的欲望强烈，败逃官兵造成的恐慌顷刻瓦解掉未败官兵的士气。溃败败兵对于未败官兵阵列的冲击其效果往往比敌人冲击还要大。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兵败如山倒”真是最形象的注解。莽军的绝对优势兵力在自我践踏中毁灭。
第五、“小敌怯，大敌勇”－师克在和不在众
“小敌怯，大敌勇”是刘秀用兵特点。刘秀军在以后的战场上，都是在留有预备队前提下，逐次投入兵力。以激励第一线官兵以勇气战胜敌人，每战必先鼓起最饱满的战斗意识，避免因人多而有依赖心理，同时也避免因孤注一掷而一败涂地。
扰而毅，曲则全-刘縯之死
婚姻
昆阳大捷之后，刘秀返回宛城，这时候全城喜气洋洋，互相祝贺，新莽政权倒台不远了，人们很快就能过上太平的日子了。刘秀也终于可以完婚了，这年他二十九岁。
新娘子是刘秀朝思暮想的美人阴丽华。阴氏也是南阳这一带的大族，阴家阴识是长子，主持整个家族，阴识字次伯，南阳新野人，阴丽华之前母兄。祖先是春秋时期大名鼎鼎的管仲，管仲七世孙管修自齐到楚，为阴大夫，后以地得姓氏。秦汉之际，始家新野。刘縯起兵后，阴识正在长安游学，千里迢迢赶回新野，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伯升。
刘縯以阴识为校尉，更始元年，升为偏将军，从攻宛，别降新野、淯阳、杜衍、冠军、湖阳。更始二年封为阴德侯，行大将军事。
阴识和刘秀兄弟早就是过命的交情，两家联姻早就商定，刘秀同阴丽华年龄也符合礼制。刘秀是在宛城当成里完婚，这里恐是刘秀起事的地方，同时，妹妹刘伯姬也嫁给南阳大户李通。双喜临门，阖府上下，一派喜气洋洋。
刘縯之死
新婚燕儿，虽是大喜，但是却有一丝不安的预感，爬上刘秀心头。
事情起因还是从刘玄登基开始，刘玄登基后，虽然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但是其威信始终局限在汉军内部，各地豪强，新莽地方政权根本不买更始的帐，平林军攻打新野县，屡攻不下，新野宰登城说话：“得司徒刘公一信，愿先下。”等刘縯军到，他们一看见旗号就开城门投降。五月，刘縯拔宛。六月，刘秀破王寻、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
渐渐的，忌妒和恐惧漫上更始君臣心头。他们坐立不安，决定诛杀刘縯。刘玄此人有心机，敢杀伐但是胸无大志，也无治国用人之才，靠滥封收拢人心，所以得逞一时之快。
这天，他们又摆下了庆功宴，请了刘縯，刘玄故意取刘縯宝剑查看，半天不说话，神色大概很紧张，这时绣衣御史申屠建献了一块玉玦，刘玄胆怯竟然还不发作，他又怯场了。
刘縯神情自若，毫不介意。等到散会，舅樊宏对刘縯说：“当年鸿门宴，范增举玉玦以示意项羽。今天也献玉玦，不是好心吗？”刘縯笑而不应。刘縯根本瞧不起刘玄君臣，他认为刘玄等人不过是群鼠辈，即便有此心，鼠胆也被司徒我柱天大将军给吓回去了，刘玄当不了项羽，如果真有鸿门宴，那他自己就是高祖刘邦了，正中下怀。
但是，另一场背叛却在悄悄地发生。当刘玄登位后，李轶就开始背叛和暗算刘縯，这是刘縯没想到的。当初李通、李轶起兵，是因为他们迷信“刘氏当兴，李氏当辅”，自从刘玄登基后，这条谶语就不再应在刘縯兄弟身上，而是刘玄那里。
《后汉书》说李轶“亦素好事。”这是一个喜欢投机，攀附权势的小人。更始一派得势，这时的李轶便“谄事更始贵将”。另一方面又和刘家兄弟保持亲热。刘秀警觉起来，他察觉到李轶的变化，常劝刘縯：“此人不可复信。”刘縯不听，刘縯还相信“刘氏当兴，李氏当辅。”这等鬼话，另外刚和李家结亲，他们怎么可能害人？但李轶的确是个小人，是个两面派，双面间谍。刘縯等人的错话、大话、大不敬之类，一举一动都报告给了朱鲔，更始他们不难抓到把柄。
这时刘秀接到命令，继续北徇攻打颍川郡。久攻颍阳不下，颍川定陵人丁綝时任颍阳尉，劝说颍阳城宰投降，刘秀大喜，厚加赏劳，以丁綝为偏将军，丁綝在这一带有人望，他将兵先渡河，移檄郡国，攻营略地，连下河南﹑陈留﹑颍川二十一县，贤能纷纷归降。唯独在进攻父城时遇到困难，父城县由颍川郡掾冯异把守，冯异很得人心，汉军一时难以攻下。有一次，冯异偷偷出城巡视其他县，被汉兵捉到。这时刚好冯异的叔伯兄弟冯孝和同郡丁綝、吕晏都在刘秀营中，他们一起劝降了冯异。并共同向刘秀举荐，刘秀很高兴接见了他。冯异说：“我一人投降不算什么，有老母在城内，愿意献出所辖五城。”刘秀知道冯异是有信义之人。点头说：“好”，就放冯异回去，冯异回城后，对县令苗萌说：“现在汉军将领多壮士，残暴蛮横，只有刘秀军不抢不夺，看此人言谈举止非常人，可以归顺投奔。”苗萌对冯异言听计从。正准备投降时，忽传出消息，刘秀回宛城了。
原来正在这时，宛城传来惊人噩耗，刘縯被杀害了。刘玄君臣一直在找下手的机会，这一次终于找到了。刘縯有个部将叫刘稷，屡次冲锋陷阵、突破重围，勇冠三军。更始皇帝登基时，正带兵攻打鲁阳，听说后，他非常愤怒，说：“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如果要知是为更始打天下，怎会如此用命？虽然说的是实话，勇夫性格，但这种话是不能说的。尤其在形势大变的情况下，作为舂陵军首领刘縯应该戒敕部将，更应该暂时打消夺皇位的念头。
刘玄君臣知道后，故意给刘稷安了个“抗威将军”的封号，刘稷认为这个封号是侮辱性的，受辱之将如何将兵？“士可杀不可辱！”。刘稷不肯跪拜接受。抗威将军官职，更始后封给刘均，刘均则接受了。于是更始与诸将陈兵数千人，拿下刘稷，杀他之时，刘縯固争，很可能说了一些过头话，李轶、朱鲔就劝更始一并抓捕伯升，当天就杀害。
刘縯为人豁达，直率敢言，是他取祸之道，令人奇怪的是刘縯既然有如此威望，却无人为他求情，他没有得到宗族的支持，这事更没有造成分裂，这时的南阳刘姓都投靠刘玄了，甚至包括叔父刘良。
刘縯为人刚而犯上，赏罚不公、常有偏袒、激起众怒也是众人倒戈的原因。以李轶为例，当初唐子乡战后，分战利品不均，李氏的族人肯定也会感到忿忿不平。刘李两家本来就有仇隙，只是因为谶语才开始合作。谶语本来就是虚无之语，有利则信，不利则不信，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刘玄登基后，这一谶语已经另有应验了。这时已经埋下了李氏倒戈的伏笔。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李轶诱使更始杀刘縯和刘縯杀申徒臣并没有本质区别，“一报还一报”李轶也决不会自责。
刘縯被杀的罪名不会是“谋反”，而是“大不敬”之类。否则杀的就不是他一个了，会连累很多人，实际上其他刘姓宗亲官爵都没有受影响。刘玄早在登位时就嫉恨伯升，这时由于根基已牢，刘姓宗族也都站在自己一边，杀了刘縯并没有造成内讧，刘縯很孤立，三老，众臣、众将，众人为他打抱不平的没有，同情者甚少。
《尚书·皋陶谟 》讲九德，其中：“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是说：“柔和驯服却又刚毅果断，直率旷达而又注重小节，刚正不阿而又脚踏实地，坚强勇敢而又符合道义”刘縯、刘秀两人虽然同学《尚书》，但两人心得迥然不同。
《后汉书》评论刘縯道：“ 志高虑远，祸发所忽。呜呼！古人以蜂虿为戒，盖畏此也。”
刘秀得知刘縯被害消息，震惊之余，他忍住悲愤，不顾危险，立即驰马飞奔跑回南阳向刘玄请罪，无疑他是害怕事态进一步扩大，舍死以全众人安全。这出乎刘玄君臣的意料，更始没有杀刘秀，原因也简单，刘秀为人谦和、低调、儒生风范。虽立有大功，但在南阳刘姓中以及绿林渠帅声望始终不高，不对自己构成威胁。刘秀本是刘玄的族弟，现在又诚心诚意飞马跑来请罪，杀之无实无名。若杀了刘秀，刘姓宗族必定人人自危，这不符合刘玄携刘自重的韬略。
刘秀免去一死，但是危险仍然存在，刘秀韬光养晦，低调行事。刘縯官属迎吊刘秀，刘秀不与他们私下交谈，惟有深深自责，又不提昆阳之功，还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刘縯部属大失望，刘秀威望顿消。刘秀能如此行事，说明他再次表现出惊人的政治能力，敏锐的判断能力，深厚的儒道养德之性，超人的胆气以及侠肝义胆，舍小我顾大局的集体主义精神。是真英雄非庸才所能认识的。
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道德经·二十二章 》）
意思是：委曲反而能保全，弯曲反而能伸直，低洼反而能充盈，破旧反而能生新，少取反而能多得，贪多反而会迷惑。所以，圣人抱守淳一，故为天下法式。不自我显示，反而能显明；不自以为是，反而能显著，不自我夸耀，所以能有功劳；不自高自大，所以能长久。正因为不跟人争，所以天下没有谁能争得赢他。古人所说的“委曲反能保全”等话，哪里能是虚言呢？它实实在在是能全而归之。
刘秀的委曲求全终于打动了刘玄，刘玄感到愧疚，他拜光武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树倒猢狲散，刘縯一死，舂陵军再无众望所归的人物，刘縯训练的精锐的六部兵被刘玄赏给恩公刘赐，以后这支舂陵军竟然成为刘秀富贵还乡的劲敌。刘縯的家当抄了，这时的刘秀顷刻体会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不图复见汉官威仪
九月庚戌，关中豪杰杀了王莽，首级传到南阳，刘玄高兴得了不得，喜曰：“莽不如是，当与霍光等。”意思是王莽不篡位就是辅助炎汉的大功臣霍光，宠姬韩夫人巴结刘玄：“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这月，定国上公王匡攻下洛阳，刘玄命令到洛阳建都，以刘赐为丞相。这时申屠建、李松自长安传来乘舆服御，刘秀在长安授过《尚书》，懂得礼仪规矩，刘玄就派刘秀先去洛阳，代行司隶校尉，司隶校尉察河南、河内、右扶风、左冯翊、京兆、河东、弘农七郡，故谓东京洛阳为‘司隶'，刘秀任司隶校尉负责整修宫府，配置僚属，向各地传达文书，察举非法等。
刘秀先安排夫人阴丽华回新野，出发时，路过父城，这时早已等候多日的冯异开门奉牛酒迎降，之前冯异打退更始诸将十几波人马的进攻，就是不降。刘秀很感动，安排冯异当了主簿，主簿管所有的文书档案、核心机要，同时冯异推荐苗萌、铫期、叔寿、段建、左隆等，刘秀皆以为掾史，一起去洛阳。
这时长安三辅官吏（京兆﹑左冯翊﹑右扶风）到洛阳，东迎更始，看见更始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诸于绣镼。”“冠帻”是古人卑贱者不带帽子在头上简易束发，“诸于绣镼。”意思是穿妇人衣服又露出半条胳膊，这是屏幕上典型的农民起义英雄形象。这些官吏看见后，没有不笑的，也有被吓跑的。等到刘秀官属过时，一个个衣冠整齐，仪表堂堂。那些曾经见过汉家官服的老吏激动得情不自禁地留下热泪，说：“不图复见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东观汉记》称“贤者蚁附”。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文治武功，衣冠礼仪，刘秀已经赢得了足够的声望，这种声望早晚会变成实力。
这时已经到了更始元年十月，更始政权蒸蒸日上，天下大多数地方传檄而定，连赤眉军也都来归顺。河北一带急需一名重臣前去徇行镇慰。刘秀认为机会不能错过，求刘赐帮忙，刘赐就对刘玄说：徇行河北“诸家子弟独有文叔可用”，刘秀的办事能力让刘玄很满意，刘玄几次要下命令了，都被大司马朱鲔等诸将劝止，刘玄也狐疑不定。这时更始朝有曹竟任左丞相，其子曹诩为尚书，深得更始信任。 冯异了解刘秀心事，劝刘秀重礼结交曹诩父子。到这种时候，果然他俩起了作用，加上刘赐对刘玄的深劝，刘玄一半同意，一半无奈终于同意派刘秀任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徇行河北。刘玄无人依靠是致命弱点，绿林好汉根本不听他的，刘姓宗室总不能不要。
刘秀持节徇河北，虽无一兵一卒但是刘秀的权力比钦差大臣还大，能任命二千石以下地方官，专行诛杀之权。先前刘秀建立的声望在徇行河北时变成宝贵的人才资源，民心所向。
从此龙归大海，虎啸深山，刘秀开创东汉二百年江山的时代到了。
不图复见汉官威仪-论汉服
不要小瞧汉服，特别是作为礼服出现的汉服，礼服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改革开放之初，领导人就是从穿西服开始的，这种新形象立刻被欧美世界接受。
太平御览 《东观汉记》 批评更始执政之失说：“又所置官爵皆群小，被服不似，或绣面衣、锦袴、诸于、襜褕为百姓之所贱。”更始政权官吏乱穿衣服被老百姓鄙视。续汉志曰“时智者见之，以为服之不中，身之灾也，乃奔入边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后为赤眉所杀也。”这些古代学者把更始不重视衣服礼仪作为他被杀的缘由。
儒家最讲礼仪和礼法，从表面上看它是一种仪式，本质上是制度，是生活化的制度。
比如“乡射”就是古代天子的一项重要礼典活动，天子必须亲自参加，这是因为只有他能够“助阳气达万物”（《白虎通·乡射》）。汉儒声称，射猎活动“自内发外，贯坚入刚，象物之生”，为了协理阴阳就应该有乡射礼。在射猎活动中，天子射熊，以表达征服猛兽、远离巧佞之义；诸侯射麋，以表达远离迷惑之人；大夫射虎豹，以示征服凶猛；士射鹿豕，以示除害。
而服装呢？
《白虎通·衣裳》有专节论述服饰礼仪：
“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絺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所以名为衣裳何？衣者，隐也；裳者，障也。所以隐形自障闭也。《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衣裳》篇宣称，衣服的功能不仅在于使人类御寒，更重要的是“表德劝善，別尊卑也”。儒学的“尊卑”关注的是以君子、小人为区别的德行的尊卑，古代圣贤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绋冕》篇也说：“绋者，何谓也？绋者，蔽也，行以蔽前者也。有事因以别尊卑、彰有德也。” 儒家的衣冠服饰，更有道德教化礼仪礼法含义在内，是仪式化的生活，能够养成严谨的生活和工作态度。
自古改朝换代必改服饰， “改正朔，以应天”
《白虎通》引“《春秋传》曰：‘王者存二王之后，使服其正色，行其礼乐。’《诗》曰：‘厥作祼将，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王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也。”（《白虎通·三正》）
所以人们穿什么样的服装，戴什么样的冠冕不是随意的，有着特定的政治含义和人文功能，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标志。服装问题是政治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大问题。利玛窦到中国来传教传播科学文明，一开始效果不佳， 自从他穿起了儒服开始，立刻得到士大夫们的认同。东西方文明交流从此开始。满清薙发变服是用暴力手段强迫消灭中国人意识，当然遭到中华儿女的反抗。董老诗称：“大是大非须要管，华人爱汉耻崇胡。”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也从服装入手，穿中山服，表示三民主义，民主共和。
“富而不奢，乐而不淫，恭谨礼让，行己有耻。”新兴的汉服运动预示着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学精神的重新弘扬。
“巧诈不如拙诚”－王莽兴亡录
现在回头谈谈王莽，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的侄子，王莽出身显贵家族，元帝、成帝时王家共封了九侯，出了五位大司马。只有王莽父亲早死，所以没有封成侯。王莽的叔伯兄弟都是侯爷之子，奢侈靡靡，声色犬马，嬉戏攀比。王莽年青时很苦，他降低身分恭谨勤俭，学了《周礼》，奉养母亲和寡嫂以及兄长的遗孤。又和外面的豪俊结交，奉敬叔叔伯父，委婉周到。伯父大将军王凤重病时，他的子女都不如王莽孝敬，王莽陪床，尝药，头发乱了不管，脸脏了不洗，侍奉时睡觉都不脱衣服，就这样连着侍奉了几个月。王凤将死，委托太后（孝元皇后）以及皇帝提拔他。之后，王莽被授官黄门郎，后转升为射声校尉。
以上是王莽发迹的第一步，那些个贵族子弟是受不了这份辛苦的，王莽出身落魄贵族，身在其中又不被人瞧得起，他学会了谦恭和忍耐，抓住了献殷勤的好机会，这成了他上升的看家本领。
《论语》提到进孝之难，“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奉养长辈，有事弟子做，有好的长辈吃，这都不算什么，这和养犬马没有区别，难得的是“色难”，最难的是态度恭敬。在儒家看来，进孝是一种对人身心的磨炼，“久病床前无孝子。” 能大孝者，必有超人的德行，必能爱人、敬人。《尚书》等儒学经典论述尧舜禅让，是因为舜能忍耐极度不公平的父亲和兄弟，仍能保持孝心和友爱，这样的人以仁爱推己及人，必能治得了天下。
王莽靠诚意打动王氏权贵赢得美誉，得到上流社会一致好评，为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莽初尝甜头，以后越发而不可收，用“诚意”感动天下人。到永始元年(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授官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再接再厉，《王莽传》说他：“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赈)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他把目标指向了中下层士大夫，再次赢得赞扬。赢得美誉之后则是又一轮更广泛的被推荐，游说者添油加醋，把他吹捧得神乎其神，他本人却一点不惭愧。
从以上王莽升迁的经历来看，汉末成帝时期朝政已经很腐朽了，朝中尽是世禄之家，再无社稷臣，图虚名而不务实。满朝堂的奢侈淫荡之徒，偶然发现这么一个所谓“至孝节操”之人，朝野上下就当作了稀罕宝贝。也不管其是真还是伪，有没有真材实料。
王莽继续博得孝悌美名，王莽有个过世兄长的儿子王光，王莽给他请名师教导，王莽见这位老师时，沐浴更衣，敬献羊酒，连王光同学也一块敬到，无人不为之赞叹。王莽为他儿子和王光同时办婚宴，不料王莽的母亲太夫人这时病了，要喝药。王莽殷勤伺候，在宴会散了之前，进去问安已经无数次了，众人皆叹。
有一次王莽私买奴婢，别人问起来，他才告诉人说，这奴婢能生子，是给侄子王光准备的。
王莽权术越用越老练，淳于长是太后姐姐的孩子，算来也是亲戚，王莽暗地指使大司马王根告发他，淳于长有罪被诛杀，王莽又获得忠直的名声。王根年老退隐，推荐王莽，绥和元年(前8年)，王莽年三十八当上了大司马，掌管全国兵马。王莽野心更大，继续扩大美名，克己不倦，聘请贤良以为掾史，用封邑的钱粮养名士，自己生活更简朴，有一回王莽母亲病了，众官吏遣夫人来问候，王莽妻子迎接，衣服垂不到地，众人还以为是童仆，问了才知是夫人，众人都大惊。
忠孝悌义、恭俭自守、思贤若渴，王莽的美名都占全了，世之楷模，让天下人感动不已。然而这种人，孔子却说此“乡愿”也。孟子解释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孟子说：“这种人，要批评他又举不出过错来，指责他又无可指责，与世俗同流合污，平时似乎忠诚老实，行为廉洁，众人喜欢，他自己也自以为是，但是和尧舜之道格格不入，所以说是害德之贼。……（孔子）厌恶乡愿，是怕它乱了德行”。孟子最后说：“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孟子·尽心下》），“反经”是指回归万世不易之常道。
正在王莽得意之时，成帝驾崩了，哀帝继位，一朝天子一朝臣，哀帝非成帝子，本为藩王，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也是权欲熏心之人。王莽与之争执大礼仪，失败后辞官。王家把持朝政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王莽在封国，闭门不出，小心谨慎，躲过了朝中权贵陷害，继续扮演天下第一善人的形象。他的次子王获杀奴，王莽痛斥其子，逼令自杀。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王莽在这期间，生活并不检点，霸占多位奴婢，生下兴、匡、晔、捷，这些孩子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从不公开，也就一直没有名分，这本是儒生士大夫不耻的行为。
这以后傅太后、丁太后先后过世，有人又向朝廷推荐王莽，哀帝已经控制不了朝政了。故而王莽得以征用，不久哀帝病重，显然他感觉到王家势力太大，临终时将玺绶交给幸臣董贤说：“无妄以与人。”但董贤无德无才，汉家既无忠良，也无可用之人。
这时，宫廷里权力最大的就是太皇太后，王家人王政君了，她发动政变，把玉玺从董贤手里夺了回来。董贤不得人心，百官都站在太皇太后一边，太后立刻下旨召回了王莽，王莽回朝第一件事就是奏请处理董贤，董贤被逼自杀。接着立9岁的平帝，并逼死哀帝博皇后。
接着王莽开始清楚异己，“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说(悦)者，莽皆傅致其罪”。为独揽大权，他以复古改制名义发明了一系列古怪的官名，改了很多地名，当上了“宰衡”。权爵比三公还高，意比周公。王莽胁持上下，用太后的支持打击异己力量，又用群下的奏言，胁持太后，达到巩固权势的目的。
“借力”是王莽前半生成功的奥妙，借国亲之力，借太后之力，借权臣之力，群臣之力，借天下儒生之力。符命图书，借天之力；复古爱民，借道义之力。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但是从来都是欠债还钱，借物要还。官吏要富贵，儒生要官爵，百姓要富裕，符命大家用。王莽都不能还，这也埋下他后半生败亡的伏笔。
这时王莽羽翼丰满了，以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崔发、陈崇皆以材能得宠于王莽。
王莽走向篡位已成必然。这时怪事一件一件层出不穷，先是益州令塞外蛮夷献白雉，于是群臣乃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王莽开始要借祥瑞篡位了，群臣歌功颂德，要求封王莽“安汉公”，益封三万户。 这是一次试探，太后流露出不满。但是王莽已成势力，不必再介意太后的态度了，太后无奈只好答应，然而王莽还继续装，越装太后还越得封他。最后，爵位王莽要了，至于封地坚决推辞，王莽称应首先“上尊宗庙，增加礼乐；下惠士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还要加封刘姓宗族。他再次成功地欺骗了世界。
王莽继续收买人心，“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于是公卿皆慕效焉。” “每有水旱，莽辄素食” 。太后厌政，朝廷任用大权全被王莽掌握。
王莽还不放心，迫不及待想把女儿嫁给十二岁的汉平帝，发动“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公卿大夫或诣廷中，或伏省户下，言称非安汉公女莫为天下母。”太后不得已，只好采纳。王莽将聘礼所得三千万分给族内贫困者。
这时王莽家发生一件灾祸，王莽的儿子王宇眼见王莽有篡位之心，想使王莽退身求安，知道王莽不会听，就想装神弄鬼吓唬王莽，派人用血洒门口，但不幸被门吏发现。王莽得知后，毫不容情，杀了儿子又株连豪杰、公主、王侯百人，海内震恐。
元始四年(公元4)，王莽起明堂、辟雍、灵台，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之处，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等大典都在此举行。辟雍：大学。灵台：天文气象台。市：交易场所。常满仓：即常平仓。朝廷为储粮、调节粮价而设的粮仓。《乐经》：儒家经典六经之一。
王莽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祀》、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让他们来互相辩说，以纠正错误，解释经文。
王莽这次“新政”毫无疑问赢得了想做官又不得路子的儒生的人心。这时满朝都是王莽的用臣，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九百二人皆曰，加王莽“九命之锡”。加“九锡”者，位同周公，礼数和皇帝已经差不多了。
王莽的野心也伴随着他教条主义复古妄想，他机械地按古代经书改制。儒生们言必称三代，三代以及周朝时的德政，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梦里也向往的“王道乐土”，王莽动不动就摆出仿效上古贤君的姿态，就是利用这种虚幻来取得民众对他的支持。
果然，元始五年冬（公元5年），泉陵侯刘庆上书言：“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居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群臣皆曰：“宜如庆言。”这是让王莽摄政。
这时巧的是平帝染上了重疾，王莽学周公把向天祷告代替武王死的简书封在金滕（盒子）里，表达忠心。
十二月，平帝还是死了，王莽说：“兄弟同辈不能继位”，于是选了诸王侯中年纪最小的婴为帝，婴才两岁，王莽托付算命的说他卦相最吉利。之后有善揣摩心意者开始生事。
这月有人报武功县挖井发现一块白石，上圆下方，有字写道：“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类的骗局兴起了。太后说：“这是罔诬，骗天下
的，不可行”但是群臣再三执意称天命不可违，王莽退一步，言称要以周公为榜样，当摄政皇帝。改元居摄，一切礼制等同皇帝。将婴改立为太子，号孺子，这是公元6年。
从阳朔中（约前22年）到居摄元年（公元6年），短短16年，王莽寸功未立，只以欺诈手段就当上了皇帝，空前绝后。这足以说明汉朝上中层权贵阶级已经彻底腐朽了。
图穷匕见，毕竟还有刘姓宗亲不服气的。四月，安众侯刘崇谋反，他说：“安汉公莽专制朝政，必危刘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举，此宗室耻也。吾帅(率)宗族为先，海内必和。” 他带了家丁百余人攻打宛城，刘崇没打进去，兵败身死。刘崇首举义旗，孤身鏖战，虽败尤荣。两汉之交，南阳一带忠臣鲠介之士最多，这段历史就是一曲南阳人的英雄壮歌。
王莽居摄二年（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乘每年都试的机会，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起兵反莽。他声讨王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今共(恭)行天罚诛莽。”这次声势浩大，多达10万人。郡县疑惑不知所从，王莽也真害了怕，昼夜抱着孺子婴祷告于汉家祖庙，又学周公作《大诰》，声明“一定会像周公那样，将摄政位返还孺子”， 接着他发动东征，这时天下思定，王莽还没有明显暴政，所以民众、豪杰、官吏包括刘姓宗室都犹豫不定没有参与。到十二月，王邑在河南杞县打败了翟义，平定了叛乱。王莽见此，野心更加膨胀，“自谓威德日盛，获天人助，遂谋即真之事矣”。代理皇帝不过瘾，这会要当名副其实的真皇帝了。他再也不要面具了，撕下“恭、孝、仁、义”所有的伪装。当然他也是依据儒学经典，因为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论语·子路》）。既然走上了这条路，王莽就只得一直诈下去，去当真皇帝，想反身而诚也不能了。
居摄三年九月，王莽母死，王莽一心想着篡位，众人都看出他“意不在哀”。王莽曾经百般照顾的兄子王光，被人报告违法，王莽大怒，切责王光。王光母对他说：你能比得上王莽长子、中子吗？于是母子二人皆自杀，前后真是判若两人。
这年，祥瑞层出不穷了。齐郡新井、巴郡石牛、扶风雍石各类祥瑞一齐出现。王莽奏明太后，以后毋言‘摄’。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要正式登基了。王莽这套把戏被人看破，于是谄媚之人，献图之人纷纷涌现，还加入私货。
梓潼人哀章作铜匮，作图作书，言“王莽为真天子”。又写上王莽八大重臣，还多写了三人，“王兴、王盛、哀章”。王莽“信以为真”，到汉高祖庙前受大命。“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完成改朝换代一整套手续，建新朝，年号“建国”。
西汉最后一位皇帝孺子婴，被王莽抱着演了一回禅位的把戏，王莽对孺子婴说：“咨－－！尔婴，昔皇天右(佑)乃太祖，历世十二，享国二百一十载，历数在于予躬。《诗》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尔为定安公，永为新室宾。放戏(呜呼)！敬天之休，往践乃位，毋废予命。”。
读过《尚书》的都知道，王莽这是在以唐尧的口气说话，当年唐尧禅让时，每讲一句话，都“咨－－！”或者“吁－－！”一声。古代中国也只有最伟大、最仁慈、最贤明、最高贵的尧才如此讲话。以后王莽颁布的策命，也是先“咨－－！”一声，然而“尔某某……”如何如何。
篡夺了人家江山，还以道统传人自居，还以圣人尧自居，这是王莽多年积累的愤懑、得意、骄狂的总宣泄。这幕戏足以表现王莽之虚伪、卑劣、无耻。
顺便说一句，现在见到的《汉书》标点不对，不是“咨尔婴”而是“咨－－！尔婴”。
他又握住孺子的手，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他说：周公摄政，总归复辟，而我当不了周公了，真是天命难为啊，痛哭流涕，哀叹良久，百官跟着倍受感动。
这令人恶心的一幕，对于刘姓宗亲来说，羞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