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究竟要否定什么？

——从《走近黄河文明》一书退稿说起（一）

                               轩辕彦  徐海亮

尘埃落定，我们自己找到一家香港出版社，出版了《走近黄河文明》。由于匆忙与缺乏经验，书中有许多差错，甚至不该发生的错误。但是对于该书蒐集近年黄河流域田野考古与环境考古的成果，能够展示黄河文明的独特进程，我们仍然感到欣慰。

我们现在知道，出版社邀请约稿，却在临近付印的第三稿提交时突然退稿违，反常规，甚至是不合法的。一个资深编审这样做，一定是不得以而为之。与这位大河文明丛书的策划人之间，我们的确有过多次争论，表示过在不改变原作思想原则的情况下怎么改稿子都行。但我们终于明白，策划人不能容忍的，恰恰是我们要坚持的原则。不过，仍然想不通的是，既然声言学术自由，文责自负，与我们不同观念的书已经由该出版社出版，为什么不让我们的思想也“自由”一下，文责也“自负”一下呢？

显然问题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或者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这是我们不计形式出版该书的原因，在这里将先谈一谈该书的有关分歧。急于出版，则因为我们提交给邀请写作的出版社的文字与照片达20万字之多。现在出版社已邀人另写，我们不愿意被人抄袭，更不愿看到的是：资料被拿去为相反的观点服务——去否定或歪曲黄河文明。因为，任何一种历史事实，都可以被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解读，做出另外的甚至相反的判断。

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看来已经发生了：

2005年夏天交上的第一稿中，写到2008年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与汉字、印章的历史关系。而2006年该社出版的《探寻失落的两河文明》一书第二章前面的提要中有这样一段话：“应该说，文字的发明，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对人类的贡献之一，它使人类摆脱蒙昧，进入文明发展时期，而印章的使用与广泛传播，是古代文明和国家交往的见证，也是今天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谁能想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舞动的北京’——中国‘印’形式的最早起源是在几千年前的西亚两河流域呢？”

我们写中国印，的确重在它的历史渊源，重在它与黄河文明的关系，哪能想到它竟然“源”到了两河？！这不是考古事实，也不是历史事实。谈到会徽的一章，我们还说到黄河流域贾湖遗址有最早的的刻画符号（距今年8500年），大地湾是世界上最早的含有彩陶的古文化之一，有记事意义的符号发现；被多数学者公认为文字的是大汶口文化（距今6500——4500年）晚期陶器上的符号。我们还谈到传说，文字是黄帝的史官苍颉创造的（距今5000年前）等等。两河流域所见最早的文字距今5200年，为什么我们所举的这些要置之脑后呢？

而且，为什么偏要去说北京奥运会会徽的源头在西亚的两河？！

所以，后来在书中我们专门谈到印章形式。距今6500年的江苏金坛市三星村遗址中，有两件陶器器底带有模印徽号的图案，是用事先刻好的泥模压上去的（最近的考古发现，中国的印模形式出现于距今7000多年）。这的确比大约距今9000年出现于两河的、有“简单图画刻在泥块上”的按压式印章晚些。但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说印章形式源于两河吗？世界上目前所发现的、与文字相近的符号在中国的贾湖遗址，距今8500年，为什么不说两河流域及其它地区的刻画符号的源头在黄河呢？贾湖还有世界最早的乐器呢。

不仅文字与印章形式源于两河，《探寻》认为中国文明的源头也在两河。书中说：“今天，在阿拉伯文明、犹太文明中，仍然可以发现古代两河流域人的智慧结晶；在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中，也可以感受到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隐约脉动，这就是两河文明的魅力所在。”还有，“人类文明最先在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生根，以后又在欧亚大陆和美洲的其他地区生根，那以后，便向四面八方传播。……不管怎么说，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当然不这样认为。正像不主张最早的人类仅仅出现于非洲，人类起源仅有一个中心，我们相信文明起源发展是多元的、多线的理论。《探寻》所主张的实际是“中华文化西来说”，它产生于18世纪，早已被中国的考古事实否定。而推崇这种过时观点的编审竟说，“人家是博士后”，好象真理必然属于所谓的学位持有者一样！

关于这一点，留待以后再谈。

有人究竟要否定什么？

——从《走近黄河文明》一书退稿说起（二）

                徐海亮  轩辕彦

“中华文化西来说”讲几千前文明起源的事，与今天有什么关系，值得那么认真吗？那么，中国80年来的考古事实一再证明，华夏——中华文明是本土的，为什么国内外主张“西来说”者罔顾事实，“痴心不改”？

当初，当我们带着写作目的走近黄河文明，当我们依据田野考古与历史文献将黄河文化的发展串连成线的时候，才似乎明白：“西来说”抹杀的不仅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历史，还是在否定一个独特人文地理系统，一个独特的文明演化进程，甚而至于是在伤害一个对整个人类有着普遍意义的文化传统。说我们的祖先黄帝来自两河流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对中华民族产生深刻影响的崇龙尚玉、伏羲八卦、中医药等文明的根本因素也该来自两河，但是两河文明中没有发现这些。更重要的是精神，是精神空间，比如两个地区的祖先对待大洪水的态度截然不同。

《探寻失落的两河文明》一书说：“两河流域北部的大雨加上山脉的融雪，常引起特大洪水，最早来到两河流域创造文明的苏美尔人对洪水泛滥的恐惧不仅是洪水的周期性，还有不可预见性。苏美尔人的文学作品中，常常见到这样的诗句：‘猖獗的洪水呀，没人能和它对抗，它使苍天动摇，使大地颤抖……庄稼成熟了，猖獗的洪水来将它淹没。’两河流域人的人生观带有恐惧和悲观色彩，就反映了自然环境的不安全。”“著名的《吉尔伽美什史诗》里，就讲述了人类初始时期一个洪水泛滥的故事——诺亚方舟的故事。……”“……近代科学研究也认为，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确出现过一场特大洪水，但要以确切的结论来说明诺亚方舟的真实性还尚待科学的发展和时日。”

中国人的祖先不怕洪水。稍有历史常识的中国人就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治水同样发生于距今4000多年前。不仅是大禹，《走近黄河文明》一书还专门提到大禹治水前古帝少昊之孙台骀，受命治理汾河水灾。台骀被后人尊为“汾河之神”，今晋中、晋南许多地方都建有台骀庙。除了大禹和台骀，不怕洪水的还有怒撞不周山的共工氏和禹的父亲鲧。中国这么多勇于治水的祖先，更不要说跟着治水的民众，难道两河人类来到黄河流域、文化（包括人生观）陡然改变？

事实上，在全新世早期、中期，黄河多次大幅度改道，纵横南北，迭次注入渤、黄海，每次改道都给先民以巨大的灾难；还不要说史前发生的巨大天文灾难和地震巨灾，几乎把黄河下游一些地区夷为无人之区，至今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发现很少。全新世早期、中期多次出现气候变异，转为干凉，气温降低，连绵干旱。我们熟知的一些域外文明正是大致在气候转变时期消亡的。但是中华祖先在迎接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挑战中，保存了文明，并把文明推进到新的更高阶段。

不仅对待洪水态度不同，对待灾难态度不同，对整个自然的态度也与其他古老民族不同，当然还有精神崇尚，比如龙。中外那么多学者天天讲文化差异，这些差异难道不正是因为各有源头、各有“基因”，在各自的土地上出生成长的原因吗？

丛书的策划人要删掉的正是原稿中说明黄河文明源于本土的两万多字的考古学内容。我们关注考古，因为考古成果是史前文明研究的主要依据，同样也是两河流域文明的主要依据。世界现代考古学的历史有200年，中国却只有80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历史实在太短了。埃及与两河考古学的历史近200年了，现在还不断有新的发现。我们怎么能不寄希望于中国的考古事业？

但是，也正是近代考古学导致了“中华文化西来说”的出现。18世纪，法国人发现了古埃及的一些遗物遗迹，如象形文字等。法国著名历史考古学家拉克伯里专门著《中国古代文化西源说》一书，认为中国文化源于西亚，上古汉族即巴克族，经西北进入中国。黄帝是巴克族酋长，率族人经土耳其斯坦入中国西北。拉克伯里把伏羲、神农等都说成是巴比伦人。瑞典人安特生，1920年间发现仰韶文化，将其中的彩陶与欧洲、西亚的发现类比，作为了文化西来说的证据。美国、日本、苏联等国的一些学者也推崇这一观点。

在我国，也是五四时期，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史学界生起一种疑古思潮，把中国的历史缩短为从《诗经》开始，只有两千多年……。在《走近》一书中，对“西来说”与疑古思潮，已有说明，不再赘述。

但是，也正是考古学事业在复原中国历史，否定了文化西来说，破除了疑古思潮。1928年，中国人最早的田野考古揭示出商代晚期都城，将文献中的“殷墟”变成真实，将中华文明的历史从疑古思潮的认识延伸到了3500多年前。此后蓬勃发展的考古学事业，不断将中华文明起源的链条向前延伸。这也是《走近》一书对黄河史前考古多做介绍的原因。

考古成果那样丰富，专著那样多，专家学者多次说明中华华起源于本，为什么包括《探寻》一书在内的许多人还坚守着“西来说”观点？看来我们还需要继续深入这一话题。

有人究竟要否定什么？

——从《走近黄河文明》一书退稿说起（三）

                               轩辕彦 

《走近》一书退稿后，一位青年听我们讲了有关分歧，马上为我们上网查找。很关心地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就是从两河来的，网上资料很多啊。我们遗憾，相比之下，历史与考古界的“宣传”与科学普及做得太不够了。

我们拜访过的历史与考古专业人员，看到的相关著作，从未有说中国文化源于西方的。1982年，李学勤先生撰文《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指出，“考古学新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已经提出很多有深远意义的课题，这必将对人们关于古代的认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时机，现在业已成熟了。”还说，“为什么学术界流行的传统观念总是把中国的古代文明估计得比较迟比较低呢？”

相关著作中，我们多次看到这样的话，中国考古尤其是近三四十年的考古“完全推翻了这一类的的说法”。然而，现实反映的却是“西来说”的无法低估的影响，包括我们接触到一些自认为很爱国的学者，相信的依然是西方教科书说的一套。20多年过去，中国的古代文明仍然被估计得“比较迟比较低”。所以《走近》一书被退稿，有它的必然性。

 “西来说”是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比如，两河与古希腊地区的城市因贸易而生，中国的政治宗教与防御中心就算不得城市或者只是落后的城市了。再如外国的古代国家多范围小，中国夏商周三代怎么可能是区域广大的统一王朝呢？在我们“走近”黄河文明的过程中，感受到在人类历史的普遍原则下，具体事物的各个方面，黄河文明竟然处处与“他人”不同。《易经》的智慧与思维方式为中华独有，单音节语义型的语言卓然于印欧语系。我们的有声语言与形义一体的文字是激发大脑左右半球同时活动的，印欧语系的语言是单脑即左脑的语言文字。这些根本不同，被由此生发的政治经济、科技成果与艺术创造放大，造就了与西方泾渭分明的文化系统。也因此，以西方的历史为标准，以西方的语言文字为标准，中国的就只能是落后与低下的了。更大的悖论，因为人家的“先进”，说自己的先进，比如汉字，说它是“科学性、智能性和国际性“的文字，就是“伪科学”。这事就发生于近几年。

更加意味深长的，一旦有考古的重大成果，总有人能从中找到与西亚等古文明的联系，使新的发现成为“西来说”的佐证。如红山文化中的女神像与女神庙，三星堆古城的金杖、青铜雕像，尤其后者，引发了“外来说”的种种猜想。与其它文明的共同点可能是有的，排除猎奇心，其判定事物的原则就值得商榷了。“西来说”主张者为什么忽略三星堆遗址中大量与中原文化、长江中游甚至下游文化相同的各种遗物与文化因素？为什么忽略蜀地无西亚古文物的佐证？为什么忽略器物本身与其他文明的差异？例如金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有玉杖，文献中早有关于手杖的记载。《三星堆文化探秘》一书说“三星堆的金杖，既不同于西亚古代国王须臾不离的短金杖，也不同于埃及法老所执的那种细长齐肩却无杖首的权杖。”它是中国蜀地有地方特色的器物。

我们明白，以西方标准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不仅仅发生于考古学，同样的原则也用于对中华文化各方面的评判。我们也注意到一种相关联，主张“西来说”的人大都否定传统文化，否定传统文化的人也多赞同“西来说”。虽然不尽然如此，而且“西来说”也只是否定传统文化内容中的一小部分。

在《走近》一书的结语中，我们说：

黄河文化同世界上的其他文化一样，有优势、也有劣势。但是，当西方的强势文化成为度量文化的唯一标准，我们可能把文化的一些不同、把自身的特点甚至优势当成缺点、当成劣势了。例如，说中国人文主义强盛，宗教意识淡薄，不会有民主；中国人的思维是低级的直觉形象、逻辑思维欠缺，因此产生不了现代科学等等。以西方文化作为标准，我们不仅没有未来，过去的文化成果也要被完全否定。可以说，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还正在发生着。

“这样的事情”在确已经发生还在发生着。我们认为，检讨甚至批判不足与否定黄河文明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捍卫，后者是为了废除，态度截然不同。

有人究竟要否定什么？

——从《走近黄河文明》一书退稿说起（四）

                               轩辕彦 

我们愿意重复老先生的话，费孝通说“我们相信中华文化中还有许多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甚至可以解决很难的难题，这是可以相信的，不然哪里会有绵延了五千年的巨大活力。”张岱年说：“一个国家必有立国的基础。如果没有立国的基础，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历久不衰，虽衰复振，必有其坚固的根基。这根基就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是的，传统文化凝结着民族的精神与灵魂。我们明白了，将汉字、中医、《易经》等统统否定，是在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在窒息民族的精神与灵魂啊。

对中国文化持否定态度的人们中，我们宁愿相信有人与鲁迅先生当年的心情一样，对民族及其文化“爱之恨、恨之切”。他们是学术的、正直的，是渴望国家与民族强盛的。但是，一百多年来吸收外来文化，一代代知识分子不断地检讨与批判，将民族的自信心已经消磨的太多了。

还有，相比于西方文化，有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太少。他们所受的教育基本是西方的，思想观念是西方的，价值标准也是西方的。既然认为西方（比如美国）什么都是好的，中华传统文化还有什么可信的呢。他们得换个角度看问题，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有自己的博物馆，有自己的历史书籍与考古事业。在此我们愿抄录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中国古先智慧今诠》的话以劝：

我写印此书，最大希望使人信重中国古老文化，它对我们现代人仍是汲取知识的重要来源。若是能力很强，学养很足，应该对于过去文化有所继承和推进，若是大大超越古人，也可以成为这一代的哲人圣贤。但不是只会指骂中国文化陈腐，就要打倒，要铲除，攻伐古先，丑詆孔孟，才会大快人心，受人敬重。我是深致反对，也不恭维这类先驱。我们中国二十世纪生出这类人才，形成这类风气，我深以为是中国的不幸。我还要怨恨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破坏，使人误解西方文化之优越，中国文化之腐朽，因而丧失信心，崇洋媚外，孕育这一代没有出息的知识分子。他们面对同胞，以高等华人自居，任意鄙薄嘲笑。我深为痛心，仍相信最大的悲哀是国人丧失信心。

不过，丛书的策划人、书稿的“枪毙”者不属于上面两种情况，也不属于下面我们要斥责的一类。策划人提出各种理由要我们大改书稿的结构内容，说丛书的内容风格要一致；说不以考古为主，增加黄河文化的负面；说拿掉写前几部分的作者，换上一位从未参与丛书的编辑，至少将这位编辑放入作者行列等等。现在看来，这些都是为了改变原作思想观点而想出的办法。最后发来的修改目录，策划人将揭示黄河文明本源七个小节的考古内容紧缩为“ 深埋黄土垄的‘穴居’岁月”一个小节（两千来字），又将“传说中的黄河远古英雄”一节拓展为“‘三皇五帝’与涿鹿之战” 、“伏羲的创举与龙的崇拜 ” 两小节。整章的标题也改为“河畔逐鹿中的历史活剧”。在科技艺术一章中，还提出增加“不息的世界回声”，要求写各大国博物馆的中国文物，在向世界弘扬中国文化。我们说吴仪在一次谈判中讲过，谁是强盗，回去看看你们的博物馆就知道了。如此费心，不能让人感叹。这位先生是对现实的腐败与制度不满吗？但是不能因此不让说黄河的本土性与过去的成就呀；更不能因为百多年来包括现在的落后，就抹杀了过去历史的辉煌。对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当然，对中国文化取这类态度的，不会只有一个人。这里，我们还愿意抄录张岱年先生的一段话：“中国文化，在十六世纪以前一直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十六世纪以后，与西方相比，显然落后了。我们必须明确认识落后的原因，努力加以克服，从而奋力赶上。但是，如果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没有一点长处，那就只有屈服于外国，甘当外国的殖民地了……”。这位策划人是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吗？他已不再年轻，看问题会这样简单吗？

最可恨的是一些为他国他族豢养的“学者”“文士”，不仅全盘地根本地否定而且诅咒着中国文化。不是有人后悔历史上中国没有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延误了所谓的“现代化”进程吗？不是有人恨不得美国扔到伊拉克巴格达的炸弹也投到北京来吗？这是不是汉奸、卖国贼？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他们巴不得中国成为“外国的殖民地”呢。对于这同胞中的另类，与他们去争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似乎没有必要了。

摧毁中华传统文化不易，维护与传承，同样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