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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天下——被人遗忘的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
文/翟玉忠
一.序篇·命运崎岖的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
国人几乎妇孺皆知兵家《三十六计》， “借刀杀人”、“声东击西”、“美人计”等等简直耳熟能详。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经济激烈竞争的时代，国人却很少知道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
华夏族长期独大的经济实力、统一的政治环境，使中国古代三十六计隐身于《管子》轻重十六篇长达两千多年，直到二十世纪初世界列国竞争又起，商战近逼，梁启超等人才开始重视。但随着中国学术的西化，很快又杳然无息了。此三十六计清晰地分为国内经济管理（前31计）和国际经济战（后5计）两部分，依次为：
1.伊尹之谋；2.商汤之谋；3.士室之谋；4.杠池之谋；5.鹄鹍之谋；6.五吏之谋；7.水豫之谋；8.北泽之谋；9.北郭之谋；10.渠展之谋；11.癸乙之谋；12.怀夷之谋；13.素赏之谋；14.曲防之谋；15.置屯之谋；16.城藏之谋；17.耜铁之谋；18.曲衡之谋；19.石璧之谋；20．菁茅之谋；21.栈台之谋；22.纂茈之谋；23.籍谷之谋；24.谢物之谋；25.慧星之谋；26.城阳之谋；27.峥丘之谋；28.抗庄之谋；29.沐树之谋；30.囷京之谋；31.三原之谋；32.制鲁梁之谋；
33.制莱莒之谋；34.制楚国之谋；35.制代国之谋；36.制衡山之谋。
兵家《三十六计》直到1941年始由成都瑞琴楼发行，1979年无谷（姚炜）先生的译注出版后风行于世。据说毛泽东和一些共和国开国元帅看过《三十六计》后都说它有参考价值。那么这本书真如一些人所说，与《孙子兵法》一样堪称经典吗？
远远不是！首先，这本书的理论基础竟是《易经》，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计谋解语直接引用《易经》原文，其余也都涉及《易》理。比如三十六计第九计“隔岸观火”就解作：
“阳乖序乱，阴以待逆。暴戾怒睢，其势自毙。顺从动豫，豫以顺动。”
“豫以顺动”一语即出自《易·豫·彖》；中国兵学脱离卜筮的影响应在周初，这一点从《逸周书》和《六韬》中都能清楚地看出来。《三十六计》仍以《易经》作理论基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另外三十六计计名许多来自成语故事，甚至是民间俗语，其中不乏启迪心智的闪亮之处，有时却显得俗鄙。
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则不是这样，在春秋战国诸侯大争的时代，它完整的出现在《管子》轻重十六篇的后半部分，国内经济权谋集中于《轻重甲第八十》（12计）、《轻重乙第八十一》（6计）、《轻重丁第八十三》（13计）中、国际经济战权谋存在于《轻重戊第八十四》（5计）中。
比较起来，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出现时间比兵家三十计早得多，理论上比兵家《三十六计》深厚得多，又经过了中国诸侯竞争时代数百年的历史检验。
在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显学的时代，为什么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长期以来无人知晓呢？其主要原因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湮灭无闻的第一个原因是二十世纪初，西方经济理论进入中国后，在“西学为用”的口号下，中国人的经济思想全盘西化。即使今天西方经济理论已经摇摇欲坠，中国诸多学者仍在死胡同中徘徊，死不回头。
举例说吧，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本身是一种强调多维动态平衡的经济理论体系，关键的平衡就是货币与实物的平衡，陈云细化为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原则”，落脚点是“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的平衡”。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总结1956年的经济工作时明确指出：
“钞票是物资的筹码，发行钞票必须有可以相抵的物资。按物资的数量来说，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五年是增加了，但是却发生了供应紧张的现象，原因就在于财政和信贷多支付了近三十亿元……我们要有计划地使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放慢，使它低于消费品增长的速度，在两年的时间内填补供应不足的差额，使购买力和物资供应大体上得到平衡。”（陈云，《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34－43页）
《墨子·经说下第四十三》在诠释“买”时就谈到实物与货币之间的关系，与陈云的基本经济理念没有本质的区别。上面说：“币值和谷物价格是互相制约的。币值贱则谷物必贵，币值贵则谷物必贱。如果币值不变，而每年谷物又因丰歉有变化，结果制约每年币值发生变化。” （原文：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
《管子》在论述货币与实物的动态平衡关系时比《墨子》的论述详细得多。《管子》的作者提出货币是物资流通的渠道（ 《管子·揆度第七十八》：“刀币者，沟渎也” ），主张以市场为指针，中币黄金作为计量财用的标准。（管子时代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管子·乘马第五》：“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
紧接着，《管子》的作者便进一步论述了钱币与物资必须相抵的观点，认为货币太多、太少都会出现问题，所以要提前筹划。和陈云一样，《管子》的作者也主张抓住财政这个纲。1988年10月8日，陈云针对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指出：“永远不打赤字财政。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第366页。）
《管子》的思想和陈云思想惊人的一致，注重国家建设对币值和商品市场的影响。上面说：
“黄金是计量财用的工具。懂得黄金的道理，就懂得什么是奢侈和俭省。懂得奢侈与俭省，各项用度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国家用度过少，对举办事业不利；过多，对商品资源不利。因为，国用过少，则金价低了，金价低则各项事业不好办，故对事业不利。国用过多则金价高，金价高则商品太贱，所以对资源不利。等到商品消耗光，才知道不足，这是不懂得适量的原故；等到事业完成后，才发觉商品过剩，这是不懂得合度的原故。不懂得适量，不知道适度都不行。而要懂得它们，也是有规律的。”（《管子·乘马第五》原文：黄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
西方人没有以阴阳哲学范畴为基础的动态平衡发展观念，所以他们的经济学常常露洞百出。比如西方经济学根本不重视实物经济与货币资本的平衡关系，长期以来美国极不负责任的疯狂印刷货币，大量繁殖的金融衍生工具推波助澜，使美国的实物经济与货币的比率严重失衡。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约为3%，而广义货币的年均增长率约为7%，货币增长率大约是经济增长率的2.3倍。据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提供的数字，美国的实物经济不到20万亿美元，但是它的衍生产品达到500多万亿美元。今天的次贷危机显然是美国这一错误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
中国经济学者不仅失去了中国哲学思维方法，更失去了独立的学术人格，更别提中国本土宝贵的经济理论。今天美国货币政策的始作俑者，“印钞专家”格林斯潘竟成了中国经济学者眼中的“神仙”，国人利权大失却沾沾自喜，名曰“外汇储备增加”，哪管什么陈云的外汇平衡——这些学者多在大学里对青年学生讲课，全盘西化的学术不知还将毒害国民多久！
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被埋没的第二个原因是儒家长期以来倾向于将义和利对立起来，重义而轻利，这使得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得不到充分应用和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家最多只是账房先生水平的“理财家”，从春秋时的管子到唐朝的刘晏，从北宋的王安石到现代的陈云，大抵皆行轻重之术，他们居功甚伟，却几乎无一例处地遭到鄙视甚至恶毒攻击。
早期儒家就将义与利对立了起来，基本上都是通过对伦理道德的过度强调，借以阐述其自由主义的小农市场经济理想，这一体制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很相似，尽管前者是以井田制为归依，后者则强调理性的原子化经济人。
孔子的学生曾子在《大学》中，称“聚敛之臣”不如“盗臣”，认为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虽有贤能的人，却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原文：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后来，当内外交困的梁惠王向远道而来的孟子询问利国之策时，孟子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本能的反感。他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孟子·梁惠王上》原文：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从中国传统的“以义制利”，《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将利与义并重，指出财富资源是终而复始的生产消费，随四时运动而发展消亡。圣人总是统一用号令的缓急来掌握它，统一用政策的开闭来控制它，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夺取它，用仁义之道来支配它。（原文：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管子·白心第三十入》也说：“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
孔子之后儒家重义轻利，使得中国古典经济思想长期无人问津。特别是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核心《管子》轻重十六篇，从唐代的孔颖达（574~648，唐经学家，字冲远）到清代的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轻重篇尤复鄙俗”）多讥之。更是别说《管子》轻重十六篇的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了。
明朝朱长春（朱长春，字大复，乌程人。万历癸未进士，曾官至刑部主事）在其所著《管子榷》中竟认为，包含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的《轻重甲第八十》、《轻重乙第八十一》、《轻重丁第八十三》和《轻重戊第八十四》诸篇，《轻重甲第八十》还好些，《轻重乙第八十一》、《轻重丁第八十三》和《轻重戊第八十四》干脆都可以不要了，纯粹是连小孩子都骗不了的东西，哪里是什么王霸之术。他说：“按《管子轻重》十二篇，本义尽矣，虽伪犹有可观。所云《甲》《乙》七篇，又后之好事者借名剿说而演之。改头换面，附根生枝，至驵贾之所不屑，儿童之所不可欺。如是能为国乎？况于霸。议既陋鄙，文亦琐屑。修辞者取节犹可，施之于行，远矣。《己》集次天时，稍可观。余《甲》尚未谬，《乙》以下可废。”
清末外交家，《管子析疑》 一书的作者何如璋（1838—1891）与朱长春的评论近似，不过他看到了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与《管子》经济思想的有机联系，他说：“文乃后人所作，以释《国蓄》轻重之数。内有三五节文义稍精，余多重复。亦有浅妄乖事实者。”
西汉刘向编定的《管子》的确内容庞杂，但编排的严整却是历来为人所称道的，现存的76篇大致分为八类，即《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朱长春竟认为《管子》轻重十六篇近四分之一的章节“可废”，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实际上是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应用举例，是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
梁启超可能是第一个为《管子》轻重十六篇大鸣不平的人，他在《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论述《轻重戊篇》“弱四邻”五计时作注说：
“后人多有疑《轻重》诸篇为伪书者，孔冲远、黄东发（南宋学者黄震，1213~1281，字东发——笔者注）皆极力指摘之一，由此诸篇讹夺特多，几不能读。一由其所言经济学理极为奥衍，我国此学向不发达，故读者不能索解，即如此段所列诸条后，人谓为必无是理，岂知其为事所必至，理所固然者哉！”（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八十）
当今经济学已成显学，若学者再忽视轻重之术，岂不悲乎！耻乎！
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被人遗忘的第三个原因是《管子》一书传世很早，却少善本，历史上几成废书。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的子目大多消失了，再加上《管子》轻重十六篇常常以夸张的数字阐明事理，这些都增加了后世学者恢复这些经济权谋的难度。
《管子》早在韩非时代就有传本， 《韩非子·五蠹》中直接将孙子、吴起的兵书与《管子》并列，指出：“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司马迁也曾看到过《管子》一书，并介绍了相关主要题目。《史记·管晏列传第二》载：“太史公说：我读了管仲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和《晏子春秋》，这些书上说的太详细了！读了他们的著作，还想让人们了解他们的事迹，所以就依次编写了他们的合传。至于他们的著作，社会上已有很多，因此不再论述，只记载他们的佚事。”（原文：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又刘向《别录》云：“《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那么司马迁强调的这些篇目显然是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即“经言”和“轻重”两个方面的内容（《九府》一书亦当与经济理论有关，《史记》亦“轻重九府”并称）。而《经言》中的《牧民》、《立政》、《乘马》、《七法》、《幼官图》诸篇都是有子目的，《杂篇》中之《九守》也有，我们可以推想，司马迁看到的《管子》可能都是有子目的，今天的经济部分《轻重丁》中还残存着两个子目，即“右石璧谋”（石璧之谋）和“右菁茅谋”（菁茅之谋）。《轻重丁》中还有“峥丘之谋”一语。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轻重丙》不知何时亡佚了，这使我们怀疑中国古代还有更丰富的经济权谋，他们显然不会脱离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本文列出三十六则计谋的目的也经过了选择，甚至还能列成三十七计（比如因为与经济关系少，略去了《轻重丁》中“乘天威而动天下之道”那条，该条与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中“慧星之谋”“乘天灾而求民邻财之道”相类似）。笔者总结出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是要让国人体会到：中国经济思想谋略深矣、远矣！
二.原理篇·轻重理论的再生
他们要杀死经济学中的希帕索斯理论
公元前5世纪，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80~前500年）坚信“万物皆数”，宇宙间各种关系都可以用整数或整数之比来表达。这时他聪明而天真的学生希帕索斯（hippasus）发现，边长为1的正方形，它的对角线却不能用整数之比来表达。
这个发现摧毁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核心，知道希帕索斯开始向别人谈到了他的发现时，学派中的其他成员便将希帕索斯扔进大海，残酷的杀害了他。
而在发端于战国时代甚至更早的《九章算术》中，已经开始对开方不尽数“以面命之”，并用正方形的“面”来定义无理数；成书于两千年前的《九章算术》已经提出正负数的概念，而欧洲直到17世纪才出现负数概念？德国十六世纪伟大的代数学家史替费尔依旧把负数称为“荒谬”。
西方数学思想的极端落后是欧洲人的愚蠢吗？显然不是，决定人类知识边界的是东西方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在西方人的思想中，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具体的“物”，并企图透过这些个别的物发现背后完美的逻辑形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在买卖、赢余、收付这些日常事物中，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这些事物的整体关系，然后才关注具体的个别的“物”。
东西方数学上的差异同样适用于经济学领域，打开西方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你看到的首先是供给和需求、成本和利润以及其背后的均衡理论。那么人类经济产生的基础环境呢？民族国家经济社会系统中始终显示的巨大非均衡呢？人在经济生活中的迥异的能力呢？则不是西方经济学关注的问题。
最早发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先进性的是梁启超。他在1909年所作的《管子传》中明确指出，《管子》的作者就已经有了宏观经济学概念。（请注意，1936年凯恩斯才出版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凯恩斯的收入和就业理论的基础上，宏观经济学才逐渐发展成为当代经济学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事实上，直到今天西方的宏观经济学仍然不能像将《管子》一样环境和政治近乎完美地嵌入到经济理论之中——中国自古主张“政经一体”，《管子·轻重甲第八十》释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这一概念时说：“故申之以号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归我若流水，此轻重之数也。”
一百年前梁启超（1873~1929）《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写道：
“经济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自近代始也。前此非独吾国无之，即泰西亦无之。（虽稍有一二，不成为科学）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者起，天下始翕然知此之为重。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晚近数十年来，始有起而纠其偏匡其缺者，谓人类之欲望，嬗进无已时；而一人之身，匪克备百工；非群萃州处通功易事，不足以互相给；故言经济者不能举个人而遗群，而群之进化，由家族而宗法而部落以达于今日之国家。国家者群体之最尊者也，是故善言经济者，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学所为可贵也。此义也，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四六）
当世人看到：在曾经养育了人类的资源丰富的非洲古大陆上，还有太多的饥饿！
当世人看到：在科学和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的时代，仍是越来越野蛮的环境破坏！
当世人看到：在最繁荣的都市，仍然存在是巨大的使人失去生命尊严的贫富鸿沟！
人类开始寻找另一条经济发展道路以及这条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
两千多年前，以《管子》轻重十六篇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已经详细阐明这些问题，全世界的经济学家要么装着视而不见，要么将之贬低为“封建”理财学。一句话，他们要杀死经济学中的希帕索斯理论——中国古典经济思想！
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致命基因
今天，当中国诸多学者以近乎非理性的方式维护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完整时，他们似乎忘了，二十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经不住推敲的假设沙滩上的，是拙劣模仿动力物理学的结果。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表明，西方经济学不仅没有带来人类持久的繁荣，反而带来了二十年代的大萧条、持续的战争和严重得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环境灾难。上个世纪末叶，西方经济理论家们开始对新古典主义的大厦修修补补，除了凯恩斯主义，也引入了博弈论、系统论等新的理论工具，不过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西方经济学将环境纳入理论体系，关注社会经济系统内在的不平衡的趋势——十九世纪经典物理学的某些基本特性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巨大阻力。
1997年，埃里克·D·贝因霍克在《混沌边缘的战略》一文中详尽阐述了经典物理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十九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显然还没有意识到经济学系统不是经典物理学处理的静态的均衡体系，他们错误地因袭了物理学的知识路线。埃里克·D·贝因霍克这样写道：
“现代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利昂·沃尔拉思、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和卡尔·门格创立的，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世纪之交综合成为一套条理清晰的理论。为了使经济学更具科学性，沃尔拉思、杰文斯和门格借用了当时的领先学科——动力物理学的观点和数学结构。20年前，朱利叶斯·梅厄、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赫尔曼·冯·赫姆霍尔兹和路德维希·奥古斯特已经在动力物理学方面取得了突破，这就为热力学开辟了道路。早期的经济学逐个等式地复制了19世纪中期动力物理学的数学公式，并用隐喻的手法（并且错误地根据许多物理学家的看法）将其转化为经济学的概念。
“另一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欧文·费舍尔在1892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展示了物理学家的‘粒子’如何变成经济学家的‘个体’，‘力’如何变成‘边际效应’，‘运动能量’如何变成‘总支出’等等。虽然微观经济学在20世纪已经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它的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欧文·费舍尔和其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核心思想仍然在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回荡。”（科马里[美]，《信息时代的经济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75页）
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经典物理学将当代经济学带入了歧途，因为经济系统不是经典物理学处理的封闭均衡体系，人类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与环境持续互动的结果，用“稀缺性假设”假设远远不能涵盖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其次，经典物理学家的“粒子”也不同于“个体”，也就是说同质的理性经济人是不存在的。又由于经济是复杂的巨系统，正反馈机制会推动经济处于远离平衡的状态，这使得西方经济学传统的自由竞争机制会导致市场自动平衡和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观点显得不近情理。
二十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根本上改造新古典主义的核心部分，他们注意到经济系统不是一个封闭的均衡体系，更像一个复杂巨系统，他们在对计算机行业的研究中清楚地看到了收益递增规律，经济系统会存在远离平衡的状态。比如走在这一潮流前面的圣达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教授，他甚至发现自己的经济哲学基础是道家，但却不知道黄老道家已经有了自己完整的经济学思想——《管子》轻重十六篇。
人类应按照自然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时序进行生产（自然原则）
布莱恩·阿瑟必竟是一个没有受过东方文明教育的外国人，他不知道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存在是能够理解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就是一些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专家，也会似乎荒唐地解读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举例说吧：东西方经济学都承认资源的稀缺性，但与西方经济学不同，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没有只看到“商品”，而是将环境直接纳入经济体系之中，将自然原则作为经济理论的第一原则，即人类应按照自然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时序进行生产。
《管子》轻重十六篇确有一些错简重复，但仍是一个首尾呼应的完整理论体系。轻重十六篇开头就讲不违农时，按照自然季节生产的重要意义。《管子·巨乘马第六十八》以齐桓公与管仲对话的形式论述说：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经济的筹算计划。”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蓄，原因出在政令上。”桓公说：“为什么说国无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呢？”管仲回答说：“一个农民只能种百亩土地，而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内完成。”桓公说：“为什么说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以内呢？”管仲回答说：“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到七十五天地下解冻。地下解冻才可以种谷，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种，所以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现在君上修建扶台，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一直过了春天您还不下令停止，百姓就失去了春耕二十五天的时机，全国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征发一人的徭役，百亩地不得耕种；征发十人，千亩不得耕种；征发百人，万亩不得耕种；征发千人，十万亩不得耕种。春季已失去了那个‘二十五天’，夏天又再来征发徭役，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夏天误了耘苗，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这就叫做粮食、土地不断地丧失。种谷既已延误了农时，君上的官吏又在不停地征税，农民吃用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现今则被君主拿去了九成。此外，官吏收税还要求交纳现钱。这些便是暴乱之所由起和刑罪增加的原因。如随之以暴力镇压，就要发生所谓‘内战’了。”桓公说：“讲得好啊！” （原文：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乘马。”管子对曰：“国无储在令。”桓公曰：“何谓国无储在令？”管子对曰：“一农之量壤百亩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桓公曰：“何谓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对曰：“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七十五日而阴冻释。阴冻释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扶台、五衢之众皆作。君过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则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谷失于时，君之衡藉而无止，民食什伍之谷，则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币焉，此盗暴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众也。随之以暴，谓之内战。”桓公曰：“善哉！” ）
《管子》轻重十六篇最后一章《轻重己第八十五》主要讲的是按季节推行政治经济政策的“月令”体系，文中开篇提纲挈领地指出治国的基础在“因四时理万物”的自然原则，上面说：
精神产生心，心产生规，规产生矩，矩产生方位，方位产生正中，正中产生时历，时历产生四时，四时产生万物。圣人根据四时产生万物的状态加以调理，治世之道也就完备起来了。（原文：清神生心，心生规，规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历，历生四时，四时生万物。圣人因而理之，道遍矣。）
可一些学者在研究《轻重己第八十五》时，竟然认为本章与经济内容不相关，乃是别篇逸简。连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都不了解，更不要说理解人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全貌了——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华文明时，常常不是说文解字就是断章取义，后者常常以“某某人经济思想”的形式出现。如果我们认为《管子》轻重十六篇只是管子的思想，那么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甘肃敦煌悬泉置出土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岂不成为“王莽经济思想”？中国学术体系是一代代先人层层累积的结果，一些学者们按西方私人著述的逻辑生搬硬套地研究中华文明，才会出现这样的不该发生的错误。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的自然原则要求将国家经济政策与自然规律相适应，一方面要按自然时序国家依法保护环境，另一方面按自然时序国家帮助人们积极开发自然资源，防止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剥削，二者相辅相成。这就是《管子》一书称之为“轨守其时，有官天财”。《盐铁论·力耕第二》桑弘羊所谓：“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
一言以蔽之，实现自然原则的前提条件是国家按季节调控市场需求，这在中国持久的农业社会是极为重要的，它与西方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大相径庭。《管子·山国轨第七十四》论证说：
桓公问管仲说：“不征收赋税而满足国家财政需要，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统计理财工作做得及时，又能管好自然资源，何必向民间征税呢？”桓公说：“何谓管好自然资源？”管仲回答说：“除春天是人民种地与服徭役的时节外，夏天就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秋天与冬天也都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这都是富民乘时控制市场的时节，这又是物价涨落、贫富兼并的时节。君主一定要注意掌握‘四务’。”桓公接着说：“什么叫作‘四务’呢？”管仲回答说：“大春，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夏，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秋，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冬，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春，安排农事的时候就计算好：春天的夹衣、夏天的单衣、竿子、篮子、绳子、青箕、口袋、筐子、竹盒、捆绳等物品，使用多少天，使用的人有多少。凡无钱的农家都可以租借这些工具器物：口袋、筐子、竹盒、绳子和公衣等。完工后归还公家，并毁掉合同。所以，劳力出自百姓，器用出自国家。春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耕种，夏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锄草，秋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收获，冬季最紧要的二十天不误整治土地，这就叫作保证按照农时进行作业了。”（原文：桓公问于管子曰：“不籍而赡国，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轨守其时，有官天财，何求于民。”桓公曰：“何谓官天财？”管子对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此皆民所以时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君守诸四务。” 桓公曰：“何谓四务？”管子对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缣衣、夏单衣、捍、笼、累、箕、幐、籝、筲、稯，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幐、籯、筲、稯、公衣，功已而归公，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谓时作。” ）
国家直接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是损有余补不足，目标是实现百姓均平（均平原则）
除了宏观经济理论，中国人思维方式注重事物整体关系的另一种经济学表现形式是关注财富的分配。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特别列出一节谈《管子》的“调剂分配之政策”：
“泰西学者恒言曰：昔之经济政策，注重生产；今之经济政策，注重分配。吾以为此在泰西为然耳。若吾国则先哲之言经济者，自始已谨之于分配……管子之意，以为政治经济上种种弊害皆起于贫富之不齐。而此致弊之本不除，则虽日日奖励生产，广积货币，徒以供豪强兼并之凭藉，而民且滋病。此事也，吾国秦汉时尝深患之，泰西古代希腊罗马时尝深患之，而今世欧美各国所谓社会问题者，尤为万国共同膏肓不治之疾。而所以药之之法，在我国儒家言，其主复井田。孔子、孟子、荀子所倡，与夫汉唐以来之均田口分田限民名田等政策皆是也。在泰西社会主义学派，则主土地国有。其尤甚者，主一切财产皆归国有。其意亦与吾国之井田略相近。虽然‘私有权’之为物，随世界文明之进化而起，相沿既久，而欲骤废之，其不能见诸实行，不待智者而决也。若管子均贫富之政策，则举有异于是。”（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五二）
梁启超生活的时代正在西方资本主义垄断势力大发展的时期，所以他比今天中国许多经济学家都能更深刻体会到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导致的危害。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写道：
“夫商业之自由放任过甚，则少数之豪强，常能用不正之手段，以左右物价，苦人民而独占其利。此征诸今世之产业组织而可知也。近世有所谓卡特尔（kartell ）者，有所谓托辣斯（Trust )者，皆起于最近一二十年间，而其力足以左右全国之物价，甚者乃足以左右全世界之物价。识者谓其专制之淫威，视野蛮时代之君主殆有甚焉。而各国大政治家，方相率宵旰焦虑，谋所以对待之，而未得其道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六二~六三）
那么，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是如何解决财富分配问题的呢？它认为，如果国家对市场经济放任不管，必然产生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进而影响社会系统的整体稳定。《管子》轻重十六篇不大厌其烦地提到这一点，并要求国家直接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是损有余补不足，目标是实现百姓均平，社会和谐发展。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指出：因为人的天生禀赋不同，市场中会自然出现巨大的财富鸿沟，所以满足于将发展经济，将“财富蛋糕”作大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怎要用发行货币的办法刺激经济都不行（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这样搞，2001年“9·11”事件后尤烈！）还要用政治手段调节能分配，这是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所谓“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这种思想正是西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所欠缺的，上面说：
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之“笼”来控制民间；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那样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算有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的交易手段。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么能算得上国家得治呢？（原文：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管子·揆度第七十八》中作者将巨大的社会贫富鸿沟称为“贫者重贫，富者重富”，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互相奴役（民更相制），与上面《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中“民下相役”同义，不过这里强调的主要是战争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核心仍然是国家要直接干预社会财富的分配：
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起兵进攻我们，对于凡能谋划利国定民的大臣，就要割地而封；凡能作战成功立名的大臣，也要割地而封。这样。实际上是天下在封赏您的大臣了，而不是您本人进行封赏。天下已经使您把十里土地封给大臣，而随着天下每一次动兵，又要把二十里土地再次“封给”富民商人。您国的富民不是您使他发财致富，而是天下使他们致富。邻国每动一次兵，都会造成您国的富民商人多发一次财，弄得贫者更贫，富者更富，这就是失准的必然结局。”桓公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出兵攻打我国，百姓放下农具，拿起武器出外打仗，那么，举国不能种地，这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造成的。国君在战时，早晨下令征税晚上就要交齐，百姓只好抛卖财物、粮食，折价一半脱手。商人买进而加以囤积，那么，国内的一半财货就进入商人之手。战争结束，百姓复归旧业，物价会回到战前水平。商人在此时售出他所囤积的财物，可以把国内市场一少半的货币积藏在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币值可以提高十分之三，货物价格可以下跌十分之三。商人就在这贵贱十分之三中买来卖去，国家财物将全部落入商人之手，国君是束手无策的。百姓贫富之间不断地互相奴役，国君无能为力，这些就是轻重的失准。” （原文：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谋厉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则是天下尽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动，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邻国富之。邻国每动，重富君之民，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失准之数也。”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则国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分而去。贾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师罢，民反其事，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重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间，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此轻重之失准也。” ）
《管子·轻重甲第八十》为了防止《管子·揆度第七十八》中所说的百姓“重贫”的出现，高利贷的发生，要求国家积极参与到农村的信贷中去，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农村金融市场反而因为“现代化”而萎缩了。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存在大量农村人口的国家来说，农村的发展长期以来都是第一位的。此篇将对农民的支持提高到了国家安危的高度，核心是国家控制农村金融体系，“利出一孔”，防止农民为商业资本集团所左右。《管子·轻重甲第八十》论述说：
管仲说：“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应剥夺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桓公说：“何谓一国而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呢？”管仲回答说：“现在国君收税采用直接征收正税的形式，老百姓为交税而急于抛售自己的产品往往降价一半，产品因此落入商人手中。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所以，商人乘民之危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枯竭。故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沼泽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业的。”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山林、沼泽和草地，是出产柴薪的地方，也是出产牛羊等祭祀用物的地方。所以，应当让百姓到那里去开发，去追捕渔猎，然后由政府供应他们。对百姓的爱护，能够像弟之与兄，子之与父的关系一样，然后就可以沟通财利，直接相互支援了。因此，再请君上拿出一部分余钱，把它分别存放在各个邑里。阳春，养蚕季节一到，就用这笔钱预借给百姓，作为他们买口粮、买养蚕工具的本钱。这样一来，国家对丝的征收也可以减少一半。如果这样做四方百姓还不来投奔我国，那就还要掌握好六个时机：春天的耕地时机，下一步的收麦时机，再其次的种芋时机，再其次的种麻时机，再其次的除草时机，最后是大雨季节将临、农田的锄草培土时机。抓好这六个时节的农贷，老百姓就将被贷款吸引到我们国都来了。善治国者，一向是利用轻重之术，掌握充足的钱物贮备，所以，事件发生不至于混乱。这而后才可以成就王业。”（原文：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干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此给之。私爱之于民，若弟之与兄，子之与父也，然后可以通财交假也，故请取君之游财，而邑里布积之。阳春，蚕桑且至，请以给其口食筐曲之强。若此，则絓丝之籍去分而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时制之：春日倳耜，次日获麦，次日薄芋，次日树麻，次日绝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时制之，臣给至于国都。善者乡因其轻重，守其委庐，故事至而不妄。然后可以立为天下王。” ）
防止贫富分化，人与人互相剥削的唯一手段是国家垄断经济资源（储备原则）
在《管子》一书的思想体系中，防止贫富分化，人与人互相剥削的唯一手段是国家垄断经济资源， 除了垄断自然资源，还要进行大量的商品储备。政府要防止自然灾害和私商投机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管子·轻重甲第八十》将储备原则和自然原则并列，指出治理国家的关键是“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论证说：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通权达变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天以天时水旱体现其权变，地以财物多寡体现其权变，人以能力高低体现其权变，君主以发号施令为权变。君主如不能掌握天的权变，人地的权变也无从掌握。”桓公说；“为什么不掌握天权，人地之权就无从掌握？”管仲回答说：“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夏禹在位时有五年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至有出卖儿女的。商汤只好用庄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夏禹只好用历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所以，君主对于天时水旱不能掌握防备，人力和土地财物也都无从掌握了。因此，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每年贮蓄粮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当于够吃一年的贮备。三十七年就能有相当于十一年多一点的贮备。每年贮蓄三分之一不至于伤害民生，还可以促进农民重视农业并勤奋努力。即使天灾毁坏土地生产，发生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有死于沟堑或沿街乞讨的了。这就是掌握天时以对待天的权变的办法。”（原文：桓公问管子曰：“请问权数。”管子对曰：“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桓公曰：“何为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管子对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檀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檀卖子者。故天权失，人地之权皆失也。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此守时以待天权之道也。”）
西方传统政治经济理论中总是趋向于将人看作无区别的“原子”，无论是“选民”还是“理性经济人”都是这样。而在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中，人与人总是不同的，不仅是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同，人的社会生活起点也不同，理性经济人这样的概念在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是存在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中的人是活生生的社会人，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帮助弱者，根据百姓均平原则调整组织经济生活，实现社会协调发展，除了一般的轻重之术，必要时可以用以工代赈的手段或采用直接救济的方法。
《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谈到用国家储备粮用以帮助穷困，以工代赈时说：
国君控制物价的高低，可以做到每年贮备粮食的十分之三，十年必有三年的积蓄。如果遇上大旱大水的灾年，百姓无法务农，则修建宫室台树，雇用那些养不起猪狗的穷人以做工为生。所以，修建宫室台榭，不是为观赏之乐，而是实行国家的经济政策。（原文：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五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谈到春季国家政策时，还提出要直接救济弱者，如果路上有乞丐，那么当问责于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宰相。当我们看到全世界最豪华的都市无所不在的乞丐，我们能将之看作一种历史的进步吗？《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中说：
民之无父无母者，叫作孤子；无妻无子者，叫作老鳏；无夫无子者，叫作老寡。这三种人，都应依靠官府生活。无论能做事或不能做事，都应按其自报的条件进行供养而不可遗弃。官府多收养者有功，少者有罪。所以，路上不能有乞食的。如有乞食者，就要归罪于宰相了。这是天子春天的政令。（原文：民生而无父母谓之孤子；无妻无子，谓之老鳏；无夫无子，谓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食，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遗。多者为功，寡者为罪，是以路无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则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如果说曾经称霸中国的齐国没有乞丐，那么一些人肯定会嗤之以鼻，不过说改革开放前中国几乎没有乞丐这些人倒是相信的，因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才三十年；今天我们确实能够清楚看到的是，《管子》的作者已经开始反对消费主义的和依附型的经济，前者是今天美欧国家典型的经济特征，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了刺激消费，其国家和国民的负债率都很高；依附型的经济是太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道路，历史证明这是一条绝路，特别是拉丁美洲，依附型经济已经成为那里的贫困之源。
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管仲》的作者强调积累（储备）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世界政治还没有统一的条件下，经济战仍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管子·事语第七十一》以“泰奢”这个虚拟人物的形式反对泰奢，即过度的消费主义，上面有：
桓公说：“秦奢教我说‘不修饰车帷车盖，不大量添置衣服，女工的事业就不能发展。祭祀之礼不用牲，比如诸侯依礼用牛，大夫依礼用羊，不如此，六畜就不能繁育。不能高建楼台亭榭，美修华丽宫室，各种木材就没有出路。’这种说法对不对？”管仲说：“这是错误办法。”桓公说：“为什么说是个错误办法？”管仲回答说：“这是定地管理的方法。那里天子管辖方圆千里土地，列国诸侯方圆百里，滨海的子国七十里，男国五十里，象身体上的胸臂一样互相为用。所以调节缓急余缺，即使粮财散在民间，也不致成为统一国家君主的忧虑。但是，领土狭小而还要起来与大国争强的国家，必须使农夫努力耕耘，成果归于君主，使妇女勤于纺织，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与民意，而是因为国无积蓄就不能用人，国无余财就不能鼓励臣下。过分奢侈的办法，不可用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桓公说：“好。” （原文：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数也。”桓公曰：“何谓非数？”管子对曰：“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赢不足，虽在下也，不为君忧。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桓公曰：“善。”）
梁启超以为，“管子之意，以为若使天下能为一家，则财之艳于此者还注于彼，虽稍奢而不为害。若犹有国界，与他国竞争，则一国之母财，必期于丰；而母财丰生于积蓄，积蓄生于俭，故以奢为大戒也。”（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载《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五一）
《管子》在的经济思想与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t 1789~1846）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李斯特认为，英国当时鼓吹的自由贸易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它的前提条件是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已经存在，而现实中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超截止国家边界的“大同世界”。自由贸易理论是以牺牲贸易伙伴利益为代价的，弱小国家不得不用保护性关税和其他保护措施来培育发展自己的工业，同英国抗争；平等的工业地位才是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以及各民族大联合的基础。李斯特在他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雄辩地论证说：
“流行学派（指当时流行的自由贸易理论——笔者注）把那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它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是已经存在的，然后由此推定自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