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人民性的仁义观

老子站在古典辩证唯物主义的制高点，是非仁义的，他说“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乱之首也”“大道废，有仁义”，因此，老子的道德观是非仁义即批判仁义的道德观。这就是老子道德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意义。

儒教站在维护礼治的立场上，大讲“仁义”，他的仁义完全是维护“礼”的“仁义”，“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礼”就是“仁义”的体现，他的全部“仁义”说教都是为“复周礼”服务的。按照儒教“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观点，“仁者爱人”是不包括庶人的，用现代观念来说，“仁”就是“大夫”以上阶级的“民主”，“义”就是维护“大夫”以上阶级的尊卑，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仁”是爱有差等的“爱人”。

墨子虽然没有老子那样彻底地批判“仁义”，却彻底地批判了儒家的虚伪“仁义”。墨子把人民称做“天之臣”，“仁，体爱也”，是说“仁”是天对人民的体爱，因此“仁”就是人民之间的互爱——兼爱，与儒家的爱有差等截然划清了界线。因为兼爱而“非攻”，为了人民反对非正义战争（所谓春秋无义战），追求和平。因为兼爱而“尚同”，也就是主张人民之间的团结友爱。

儒家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是截然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的，而墨子则是义利统一观，他的定义是“义，利也”，明确主张“义”就是人民的公利。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行侠仗义，见义勇为，这都是墨子的“义”所主张的。

可见墨子的“非儒”，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派之争，而是人民性的中华文化与奴隶制封建性的文化糟粕之争，是古代的阶级之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在这种对立的斗争中，儒家代表了历史倒退，墨家道家法家代表了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