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人口思想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粱中堂

毛泽东人口思想是毛泽东阐于中国人口问题的理论和观点的概括。近现代以来，任何寻求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途径，都离不开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向何处去以及如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中国如何发展等基本问题。所以，毛泽东人口思想首先是作为一种历史观出现的。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毛泽东人口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是毛泽东思想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研究和理解毛泽东人口思想，既不能与毛泽东思想整体割裂开来，也不能离开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探索的具体历史背景。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我们过去对毛泽东人口思想的学习和认识，一方面要受到对毛泽东思想整体的评价和认识的局限，另一方面往往只能接触到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一些孤立的话语片段而不得不语录式地学习，所以对其整体的研究和认识都是很不够的。近十几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人们对新中国自己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都更为客观和深入了，相继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毛泽东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的新成果。特别是一些毛泽东的文稿、文集和有关毛泽东的一些文献的相继出版，再现出许多过去无法了解的历史情节，使得我们有了一定的条件能够回到具体的历史中去研究毛泽东人口思想。

一、在革命实践中获得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就十分注意和重视人口问题。毛泽东起草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期的红色根据地的许多政策性文件和其它各类文献，都有对人口状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调查，先后进行了寻乌、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等一些比较系统的调查。譬如在寻乌的调查中就有“人口的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农村人口成分”等方面的内容。在<长冈乡调查>中，首先就向读者交代了该乡的“政治区划和户口”。1931年，毛泽东起草文件通知，要求红军各政治部、地方各级政府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问题，写下许多不朽的论著，其中也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形成的论著，如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33年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1949年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但是，一直到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的几十年里，则很少有能够全面反映毛泽东人口思想的文献。 1949年8月，美国政府面临其对华政策的失败，需要回答反对党的指责，从而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这两个文件，披露了一些过去难以见到的内幕材料。毛泽东抓住机遇，连续发表了五篇评论文章。尤其最后一篇<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以历史唯物论观点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必然性以及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由于美国政府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阐释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这就为毛泽东提供了全面阐述自己人口思想的机会。

艾奇逊在给杜鲁门的信中说，中国人口在18、19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

按照艾奇逊的观点，中国人口太多了，饭少了，所以发生革命。过去的政府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根据艾奇逊这一观点和逻辑。中国已有四、五亿的人口，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谁也无法解决的吃饭问题决定了中国要继续发生战争，继续乱下去。这是赤裸裸地搬弄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毛泽东用包括美国独立战争等革命事件在内的大量中外历史说明，革命爆发的原因不是人口过多，而是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接着，毛泽东反驳说：“中国人口来多是一件大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巳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巳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毛泽东在批判中还从历史经验提炼出一个十分著名的命题——“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并由此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文章：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的篇幅虽然不长，却是研究和领会毛泽东人口思想的最为重要的文献。首先，毛泽东不是通过对<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的写作才产生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的人口思想，而是在这篇文章里比较全面和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人口思想。毛泽东在早期的革命活动和革命斗争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指导其伟大的革命实践中产生和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如果从文献上来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表明，20年代的毛泽东已经具有极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写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时，早已经完成了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转变。已经是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和通过几十年艰苦斗争即将在一个人口大国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娴热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对美国政府和艾奇逊所依据的马尔萨斯主义批判。仅仅是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自己所持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口思想。在一定程度来说，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只是把自己已有的一些思想和观点提炼得更为概括和精辟了，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更为通俗化了。如果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进行研究，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创新的思想并不多。

其次，与大多数人狭隘地将人口理论和人口思想简单地归纳为主张增加或减少人口的认识不同，毛泽东十分敏锐地首先将人口思想归结为一定的历史观。把造成旧中国贫穷落后和绝大多数中国人吃不饱穿不暖的原因归结为腐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把用马尔萨斯主义解释中国革命和人口问题的观点归结为唯心历史观。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和观点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理解中国社会问题和中国人口问题的本质所在。因为。对中国革命和人口问题的认识是与对中国社会问题和人口问题的性质的认识，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道路、路线及方针、政策，都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翻检和研究人口学的历史，人口理论从其产生以来就是要回答这一社会根本问题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既不是提倡节制生育，也不是主张减少人口的。马尔萨斯匿名出版《人口论》的时候，仅仅是一位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神父，那时的教会都是反对节育的。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中就坦率地道出了《人口论》的实质是反对社会的改革和改良。他说：“本书的目的，与其说是在提出改进社会的新计划，不如说是在教育人们必须安于一部分早巳按照自然之道在进行的改进方式，并且必须不去阻碍否则就要如此去做的进展。……具有最普通的理解力的人都能领会到由人口因素产生的下列真理：(一)贫困的主要和最难消除的原因是与政府的形式或财产的不平等分配没有多大关系或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二)因为有钱的人实在没有能力为穷人们找到工作并维持其生活，所以，照情理说，穷人们也就没有权利向富人们需索这些东西。十分明显，如果下层阶级的人都知道这些真理，那么他们就会以更大的耐心来忍受他们可能遭受到的困苦，就不会由于自己的贫困而对政府和上层社会感到那么不满和忿恨了，在一切场合里也不至于那么容易摆出反抗的姿态或发生骚乱了……不难理解，马尔萨斯是在做一位神父应该做的对穷人的安抚工作。但是，贫穷仍然是那时英国的普遍现象，年轻的马尔萨斯还不具有从历史哲学上回答问题的能力，就把人的生育和谷物的繁殖能力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杜撰了一个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和谷物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两个公理”，然后将贫穷、饥饿、瘟疫和战争等社会现象解释为“自然法则”要求两个级数保持相对平衡的手段。这就自然地把穷人的生育当作产生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把人口因素当作阻碍社会进步的根源，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巢臼。毛泽东敏锐地抓住美国政府所持的马尔萨斯主义，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人口决定论所代表的唯心历史观，清晰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统一关系方面寻找人口问题根源的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历史观。

第三．美国政府和艾奇逊认为，中国所以发生革命是因为人口太多和西方思想的传入。这又是用外部因素来解释社会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批判马尔萨斯时就说：“马尔萨斯撇开了人口运动的这些一定的历史规律。这些规律由于是人类本性的历史，所以是自然的规律。但仅仅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的自然规律，而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则是受人类本身历史过程制约的。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内因论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发展是其自身，内在因素作用的结果，中国社会问题和人口问题的发生是中国当时的经济社会制度落后于历史发展的反映，解决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制度障碍，也就解决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所以，即使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客观真理也是因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起作用的。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第四，与美国政府和艾奇逊等人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把劳动人民当作负担、累赘、包袱的观点相反。毛泽东十分推崇人的价值，提出了“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等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个人存在是人类历史的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人、劳动人口是一切生产力的条件等观点。以及人民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英雄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和基本原理，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特有的“人为贵”、“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唯物历史观是支配毛泽东一生的基本思想理念，也是其一生革命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又总结制定出党的群来路线。相信群众，信任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仅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实行人民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法宝，也是经济建设时期的基本工作方法。

毛泽东认为，对人的尊重、崇尚人的价值等人民性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是个认识问题，而且首先是对待人、对待人民群来的感情和态度问题。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将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性因素归结到人民性方面，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说，这不是方法问题，“是根本态度(或根本总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党的一切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总结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经过抗日战争迅速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

战争年代如此，建设时期的毛泽东也是如此。1956年，毛泽东说：“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毛泽东还说：“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阐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正是由于毛泽东基于对人、对人民的这一崇高敬仰和尊重的理念，将新取得政权的国家命名为人民共和国。政府称之为人民政府，并为其制定了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毛泽东的认识和信仰。也是世界观。这是理解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人口思想的钥匙和枢纽。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毛泽东说的“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大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既不是吹牛皮、说大话，也不是“从政治斗争的需要”才要说的。这是只有像毛泽东这样对人民无限信仰和忠诚的人才配具有的一种世界观和大无畏的气概!

第五，毛泽东提出的“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集中概括和形象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唯物历史观和人口理论。马克思论述过剩人口问题时说：“社会的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说有一定形式的生产条件的扩展能力所设定的人口限制，随生产条件而变化，收缩或扩大，……人口究竟能超出它的限度多少，这是由限度本身决定的，或者确切些说，是由设定这个限度的那同一个基础决定的。”所以，人口的容量或人口过剩之类的问题都是相对于一定的社会制度或经济体制而言的。毛泽东有一次解释历史辩证法关系时说：“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人口问题，其本质都是一定社会时期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和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的结果。坚持社会革命和推动社会改革，变革经济制度和改善经济政策，调整过时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上层建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能够解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口问题。这既是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理，也是毛泽东人口思想的理论基础。

二、工业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的婚育自主权利

响应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挑战．改变旧中国落后的经济面貌、强国富民和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是从晚清时期开始的几代有抱负的中国人的志愿。20世纪40年代末，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像苏联那样走社会主义道路，包括实行计划经济，推进工业化和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决心将中国这艘航船引向经济、文化和政治等社会全面现代化航程的早已确定了的路线和目标，也是毛泽东认为带领人口众多的中国人民走上富裕之路和实践自己历史唯物论的人口思想的必然选择。

新中国是在一个相当落后的基点上开始工业建设的。毛泽东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很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所以，从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开始到制定经济发展计划，中央政府都把建设的重心放在建设一个比较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方面。从1950年毛泽东访苏确定苏联援助建设东北50个工业项目开始，“一五”计划投资250亿元，确定和实施的工业建设项目总计达到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在大中型建设项目中，苏联援建156个。民主德国，捷克、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援建项目68个。一个拥有煤炭和电力及石油等能源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制造工业、航空工业、电子工业、兵器工业、航天工业、船舶工业等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在全国大地上全面铺开。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军人脱下军装转到了地方，年富力强的农民被招进了工厂。至于青年学生和稍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更是国家机关、企业和服务行业争聘的对象。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很快改变了旧中国那种毫无生气、没有活力的社会面貌。已经脱离传统农业的一代新人理所当然地要求和向往着与工业化相适应的新生活。中国农业社会创造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动摇。经济变革和包括家庭传统婚姻制度及生育习俗在内的社会变革是这一时期新生政权必然遇到的重大课题。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十分自然地站在社会变革的前列，国家政权以鲜明的态度积极扶植新生事物，支持社会变革，使得一个在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都非常保守的国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就能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

废除旧的婚姻制度具有反封建的性质。所以，早在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1931年12月，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名义签署的(婚姻条例)中提出，“确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而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的婚姻制度”。后来的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也都有相类似的新婚姻法规定。1950年4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彻底废除了旧的婚姻制度。这是新中国最早颁布的法律法规之一。 1950～1953年，毛泽东直接领导党和政府在全国进行了一场深入持久地宣传、贯彻和执行新婚姻法的运动，对全民族的新的自由婚姻观的树立和形成，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通过新婚姻法的颁布和贯彻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很快都成为我国社会的新风尚。

节制生育是工业现代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建国之初，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依据传统都是限制避孕和节育的。1950年4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发的<机关部队妇女打胎限制办法>，1952年5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制定的<限制节育堕胎暂行办法>和<婚前健康检查实施办法>，对堕胎和节育用具的使用、销售，都有严格的限制规定。这些规定首先与城市青年的生活发生冲突，给城市青年的学习和工作带来不便。所以，人民群众纷纷给党和政府机关反映这一问题。1954年，卫生部在<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中就说：“本部对于节育问题，过去一直采取严格限制的方针，……自实施上项管制办法以来，各地机关干部、工厂工人以及城市市民因子女过多，影响到生活工作和学习，纷纷提出反对意见……”1955年2月，卫生部党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说：“几年来，我们曾接到许多人民来信，其中主要是机阑干部、工矿企业的职工，他们对节育问题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认为子女多，对工作、学习、生活以及第二代的教育均有很大困难……”

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无法确定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响应群众这一要求的。根据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袁安全，杨振国的文章和1955年2月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邓小平于1953年8月就曾指示有关部门改正禁止和限制海关进口避孕药具的做法，督促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放宽对避孕和堕胎的限制。1954年5月27日，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又给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写信，要求国家机关制订办法，帮助解决群众的避孕问题。第二天，邓小平即给分管卫生部的政务院秘书长兼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习仲勋批示说：“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卫生部对此似乎是不很积极的，请文委同卫生部讨论一下，问问他们对此问题的意见，如他们同意，就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这次批示很快就有了效果，7月20日，卫生部下发了经政务院批准的修订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11月10日。卫生部又下达了<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该通报“拟订改进办法”，提出“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凡请求避孕者。医疗卫生机关应予以正确的节育指导。”  “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以在市场销售，不加限制。”

1954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召集国务院第二(文教)办公室、卫生部、轻工业部、商业部、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等单位负责入座谈节制生育问题。刘少奇说：

关于节育问题，我们党、我们的卫生机关和宣传机关，是提倡还是反对?有些人是反对的，有的人还写了反对文章。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

避孕药品与器具的供应，不要从商业问题上着眼，这是个人民需要的带政策性的问题。商业部门和生产部门都要努力供应。力求满足。尽可能做好。

刘少奇主持的这次座谈会，极大地推动了节制生育活动在全国的开展。1955年2月，卫生部党组向中央递交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报告中检讨了卫生部以前对节制生育问题的消极态度。提出了整改的意见和办法。3月1日。中央对该报告作了重要批示。这是迄今发现的我们党和国家同意和提倡节制生育的第一份正式文件。中央在批示中说：

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1956年8月，卫生部的<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不仅对于党和政府支持群众避孕和节育的目的讲得更为清楚，而且进一步指出“避孕是人民民主权利，应由人民自由使用”。并规定了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还缺少1956年以前，毛泽东对待避孕和节育问题的具体意见。但是，据记载，早在1954年，邓小平就向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贺诚和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徐运北传达过毛泽东有阐节制生育的指示。如果这一记载属实，熟悉毛泽东早期领导下的党和国家的工作规则的人都知道，没有毛泽东的同意，即使毛泽东对节育问题曾经有所表示，那也是不得随意向下传达与扩散的。邓小平的传达，表明毛泽东早在此之前已经对节育问题有了肯定和支持的明确意见。其次，从这一时期卫生部和其它国家机关对节育态度的转变以及相关活动的安排，可以推测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和作用。按照党的纪律，凡属中央日常工作和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都须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同意。所以，根据刘少奇在座谈会上说“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判断，这一肯定性的意见应该是由毛泽东决定并代表毛泽东的。而且，这次涉及中央许多机关和部门参加的节制生育工作座谈会。很可能就是由毛泽东决定并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的。倘若再推而广之，如果不是得到毛泽东的意见，尚未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也不会接二连三和如此执着地要求并不由他分管的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改正原先对节育和避孕所作的限制规定。同样，按照这一逻辑推论，我们至少可以把中共中央1954年3月1日关于节制生育的批示，直接当作毛泽东的意见。

由于毛泽东领导下的党和政府的推动，那些在西方国家的民众需要经过长期斗争才能争取到的婚姻自主和有阐避孕与节育自由的民主权利，新中国之后不久我们国家都顺利地实现了。从1954年开始，全国各大城市已经广泛开展了节制生育和避孕方法的宣传。1955年，卫生部在北京举办的一次关于避孕的宣传报告会，发出七百张听讲票，竟有两千人到场。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避孕常识》，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北京、重庆九次印刷，销售102万册。1956年10月，地处西部的西宁市举办过两次节育、避孕的知识展览，参观者2．75万人次。印发宣传材料五千多册。据青海省医药公司统计，该年全省出售避孕套76233个，避孕帽2141个，避孕拴2252盒，避孕膏3372支。也是在这一年，江苏和广州、天津等地开始生产避孕药具。

三、从“革命加生产”到“不断革命”和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马克思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所以，凡是遵循和顺应社会发展自然过程的革命、改革和改良，就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泽东的“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十分形象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的人口理论。新中国建立后，1950～1957年，全国社会总产值由683亿元增长到1606亿元，七年增长2．4倍；其中工农业总产值由575亿元增长到1241亿元，增长2．2倍。1950～1956年，按照全部人口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由78元提高到142元。平均每年增长10．5％。如果以1952年居民消费水平为100。到1956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达到124．5，其中农村居民为116．7，城市居民为131．8。这样的增长和提高水平，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但是，真理都是有条件的。毛泽东过于相信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提出“不断革命论”，用群柬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1958年1月，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中说：

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数据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7月1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15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以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

毛泽东以为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上的差距也可以像打仗一样，不断确定新的目标，然后再通过发动一次次的战役去攻破。问题是经济建设不同于战争，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能跨越。马克思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过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几乎是在用法令或意念取消客观存在的自然发展阶段。由于握有政权，毛泽东每确定一个目标，都能很快实现。毛泽东的经济目标和经济政策不断地跳跃和跨越社会发展阶段，从根本上颠倒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根据毛泽东1940年的<新民主义论>和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无产阶级在中国取得政权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将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城乡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将长期存在。但是，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改变了这个方针，把“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将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一笔勾销。1953年，毛泽东就形成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就是说，从新中国诞生时起，我们就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建立在一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基础之上的，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条件的，是一定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但是，毛泽东不仅要在一个传统的个体农业为基础的社会里建设社会主义，而且，仅用几年的时间就结束了由他规定的本来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逐步实现”的历史阶段。几乎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刚开始提出和酝酿期间，毛泽东就以极大的热情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全国个体农户的96％以上就都参加了合作社，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达到87％。农业合作化进程加快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带动城乡手工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的加快。到1956年年底，就宣布了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在全国基本完成。

毛泽东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现在，这一目标已经实现。所以，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

毛泽东推动革命和建设的飞速发展，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以极大的劲头和饱满的热情自下而上地动员和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在长期革命和群众运动中形成的党的运行机制是十分适应毛泽东发动运动的。偶尔有跟不上步伐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随时会遭致毛泽东的批评。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对周恩来等人从1956年以来“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在会议上检讨了“反冒进”的错误。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了中央会议，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都具有了大跃进的姿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提出，“苦干三年，改变面貌” 举国上下的高昂情绪，也激发和感染了毛泽东。4月15日。毛泽东看了河南省封丘县县委给毛泽东写的一个报告，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苦战二年，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应举社的故事感动了毛泽东，读后异常兴奋，不禁欣然命笔，要把它介绍给全国人民。毛泽东写道：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  、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昼最新最美的图画。大宇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

毛泽东相信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包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横跨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一个月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跃进，就这样出现了。人为的革命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仅据户籍统计的资料保守计算，1958~1961年，全国至少比正常年份多死了1500万的人口，因生育率的下降又比正常年份少生育2000万，两项合计损失3500万人口。

邓小平后来总结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50年代，毛泽东急于改变面貌，跨越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革命。60年代以后，进而提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必须发动“文化大革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式来解决。一方面，把党和国家政权机关当作“继续革命”的对象，就没有稳定的社会局面了；另一方面，群众被动员起来参加无休止的“革命”，也再顾及不到“生产”了。这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和“革命加生产”的人口思想，从而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四、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衍生出“要有计划地生育”

70年代后期，当计划生育主管部门把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论述摘引出来宣传的时候，人们看到毛泽东以明确的语言讲节育和计划生育。是1957年2月27曰和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而且，这几段讲话曾经成为我国计划生育事业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给人的印象是，在持续三天的会议上，先后讲过三次，也可见这一问题的重要程度。在过去的宣传中，三次讲话是按照以下顺序编排的：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我国的人口问题。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1200～1500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27日)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60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我今天不着重谈节育问题，因为我们邵力子先生是个专门的名家，他是大学专科毕业的，比我高明。还有我们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27曰)

人口控制在六亿，一个也不多啦?这是一种假设。……现在每年增长一千多万。你要他不增长，很难，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状态，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在这方面，人类还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政府应该设立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是可以想出办法来的。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能够使他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人民有没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日)

把以上三段讲话放到产生的特定背景里，是准确把握和理解毛泽东人口思想必不可少的条件。

上述三段话是毛泽东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时说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毛泽东于1956年年底到1957年年初，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来的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曾把1956年比喻为“多事之秋”  。“在这一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事件，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事件，大城市约有一万工人罢工，一万名大学生罢课，农村也出现了农民分社、退社，等等。毛泽东将国内国际上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当作历史给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提出的新课题。苏共二十大后，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章，已经总结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12月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中又说：“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1957年1月，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就这一方面的许多问题已经对地方大员们做过两次讲话。毛泽东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

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是为毛泽东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而特意安排的，参加会议的人员是从全国召集来的1800名党和国家高级干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杜会各界上层人士。毛泽东像以往那样，只是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共12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矛盾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11)少数民族和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12)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