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创新体制与机制      扭转乾坤

﹙一﹚　　

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路在何方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２Ｏ多年的发展，成就显著，已经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预定目标。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下一步目标，也是终极目的，显而易见，理所当然，应当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先富”乃阶段性目标，是为了打破平均主义桎梏，有利于带动大部分人的“后富”，以便实现“共富”。可是现在有的人思想开了小差，眼光短浅，畏难而退，满足于一部分人，而且只是占中国人口中极少一部分人的富裕而止步不前了。他们错将阶段性目标当作终极目的。这种行为将遗患无穷，因为同我们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中央近年来提倡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无疑是有的放矢，十分正确。但我认为如果继续走现在的经济发展路线，将来既不可能实现全民富裕，也建立不了和谐社会，因为我们的“发展观”有问题，离“科学”的要求还差得远，甚至可谓南辕而北辙。　　

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格局和趋势，正越来越依靠“四驾马车”，即私有企业、外资企业、第三产业和房地产业的拉动。这些企业和产业的发展，不论多么强劲和持久，都只可能让一部分人，也是占中国人口比例很小的一部分人富起来，决不可能带动其他大多数人都富起来，其中道理，不难理解。可能有效地实现我们下一步战略目标，即到达终极目的地的“马车”，唯有高科技产业，而这一产业有资格、有能力的“主驾”，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则非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莫属。　　

因为，私有企业先天不足，后天难调，它们干的几乎全是重复投资建设的低端产业，擅长于同室操戈，价格战打得正未有穷期，能有多大利润？职工们能按时领到只有发达国家同行５%左右的工资已经不错了，不要妄想脱贫致富；外资在华企业产品不论科技含量多高，利润多大，但因核心技术都牢牢地掌握在人家手里，中国人为其打工，赚的只能是小钱，富不起来，若有非分之想，欲要均沾利益，海外资本家早就会移情别恋，把工厂搬到其它工资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去了；第三产业在现代社会中，特别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如果没有第二产业中的高利润高科技产业的强力支撑，无疑于弱水之源，其发展余地有限，难以同发达国家比肩，并驾齐驱，大多数从业人员的收入，也将相应地受到限制；房地产业的发展，则将受制于国内人群的富裕比例与程度，很难想像，当大多数人依然贫困，微薄的工薪只能应付日常生活开支，买房成为终生奢望时，这个产业的“泡沫”还能长久地维持下去。为了降低成本，开发商会给予相对低技能的建筑工人以高薪吗？　　

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高科技产业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驾马车”，并且实现高效益时，全国人民才有可能被带动起来到达共同富裕的目的地。人们对这一点，应当没有异议。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国有企业经过这么多年“改革”折腾，已经弱不禁风，自身都难保全，还有能力担当此项重任吗？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它的颓势为什么会发生，因其制度本身先天固有的缺陷无法克服，还是后天“改革”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原则而使之雪上加霜？我认为是后者，过去和现在，错误的“改革”导致国有企业原有的问题非但未能缓解，反而向恶性反向发展。　　

例如，据新华社２ＯＯ７年５月报道，根据一项上海４ＯＯＯ户入户调查，仅有Ｉ%的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而在改革以前，产业工人还是不少有志青年的首选职业。有人认为，现在社会上人们的择业意向是受到“官本位”传统观念的影响，其实，应为分配政策倾斜的结果。人们受利益诱惑，都想去当官，做工则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因为，从享有下岗失业的“专利”，连劳动模范都不能幸免，到被有意识地歧视和有倾向地压低企业职工的退休金，再至普遍地比其它阶层相对较低的薪酬，这些都是“改革”的重要具体内容。工人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产业工人是中国国家和社会的主力军，为什么要用这种政策苛待他们？　　

引伸开来，分配政策违背马克思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可说是中国经济社会中产生的许多问题的总根源，也是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不论平均主义左的压制，还是多寡悬殊右的扭曲，这两种分配政策其实殊途同归，既不符合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内涵的社会公正，也难提高经济效率，都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悖，必须矫正。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和谐统一，关健在于协调与处理好这样一种关系：社会各阶层的“劳酬”收入，设法同其对国家和人民的“能量”贡献挂钩，彼此相应。为什么现在工资分配向政府部门公务员倾斜遭到人们的普遍质疑和反对，更对“高薪养廉”主张嗤之以鼻？缘于这个阶层中相当多的成员工作表现不如人意，在建设高效的经济社会中少有建树，有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资源权力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嫌，其合理性存在问题。那么，根椐“能量”与“劳酬”平衡相应的原则，肩负着带领全民走向共同富裕之路重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的国有企业职工，就应该同现在的境况完全颠倒过来，从地下升到天上，享受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较高的收入吗？也不一定，这得取决于他们在履行自己崇高的职责中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和业绩贡献，能否使社会大众信服与认可。也就是说，主要依靠自身努力实现其价值，而不是官方拔苗助长，人为恩赐。　　

国有企业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体制与机制﹚可能由劣性改变为良性，早已有成功的先例，如在第二章中例举的１９５Ｏ年代中期，我在汉口宗关水厂培训期间的经历和见闻，该厂解放前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在当时决非个例。不过，那时改制的手段，主要是政治影响力，现在时移境迁，已经不适用了。我们现在改良制度只能采用经济手段，即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特点，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情势，正确运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人们会问，这方面也有成功的先例吗？国有企业没有，但有乡镇企业的集体性质的经济制度成功的范例，虽然所有制不同，但国有企业可以对其经验借鉴变通，予以应用。这就是享有“天下第一村”美誉的江苏省无锡县华西村企业集团。该企业集团分配模式，因为成长于本土，比起照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企业经验，我认为它更适合中国国有企业的具体情况。　　

我得强调一下，先进的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成功经验，也不能原样照搬到国有全民所有制企业，否则便会犯类似于“差不多先生”的错误，但可从中得到启示，据以借鉴参考，变通后用之于国企组织体制和分配机制的改革。　　

２ＯＯ２年４月３Ｏ日，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名日本记者的文章，很感兴趣，便剪辑下来，今照抄如下：　　

“｛日本《产经新闻》４月２６日文章｝题：昔日农村样版，今日大企业集团一一再访华西村﹙记者伊藤正发自江苏华西村﹚　　

“１９７７年夏，笔者曾前往江苏省无锡市以北７Ｏ公里的江南农村进行了为期６天的采访。当时还处在人民公社时代，那里被称作华西生产大队，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因为当地农民大搞水利建设和土地改良，使粮食生产迅速提高。其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人民公社解体，恢复了华西村名字的当地纷纷兴办企业，并逐渐成为企业集团。目前江苏华西集团拥５８家企业，雄居全国２ＯＯＯ万个乡镇企业之首。在１９７９年重访故地后，笔者时隔２Ｏ余年又一次前往华西村。　　

“眼前的华西村已经脱胎换骨，每年创造着数亿元利润，村民年均收入高达５Ｏ万元，家家拥有单独的小楼和私车。　　

“２５年前的华西村还是典型的江南农村，其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水田里的泥鳅、青蛙和昆虫多得数不清。　　

“如今，那种景象已不复存在。村子中部耸立着１５层高的‘华西金塔’，是集各种娱乐设施和店铺于一身的宾馆。笔者登上设在最高层的瞭望台，眺望了四周景色。　　

“远处隐约可见蔬菜地，但水田已完全消失，在居住区中心地带建有风格各异的住宅楼，外围是厂区、运动场地和休闲场所，其中最惹人注意的是几百幢住宅小楼。共有３８Ｏ个家庭居住在这种三层小楼里，每幢小楼建筑面积在４ＯＯ一一５ＯＯ平方米左右。房屋上下水道、煤气设施完善，集中供暖和热水。　　

“最近有人入住的１２幢新建小楼每幢面积约为６ＯＯ平方米，地面铺着大理石，进行过豪华内装修，售价为１６Ｏ万元。　　

“每年来华西村参观的人数约有百万以上，参观活动本身也已商业化，去年仅此项就创收５ＯＯＯ万元。华西村还修建了剧场和电影院，并在两年前建立了编制为６Ｏ人的职业歌舞团。　　

“华西村的龙头企业是各种制造厂。它们都从欧洲等地引进最新设备，产品不仅在国内销售，还出口到三四十个国家。去年华西村人创造了４Ｏ亿元的销售额，所获利润高达４亿元。　　

“华西企业集团领导之一吴协东﹙常务副书记﹚又一次接待了笔者。他说：‘１９７９年华西村的资产仅为２８万元，而现在已有资产２２亿元。那时村里还没有汽车。’如今他拥有三辆汽车，其中包括奔驰。　　

“１９７７年华西村带头人吴仁宝书记接待笔者时曾说：‘我们的目标是脱贫。为此要一直跟党走。’　　

“在华西村的重要场所都可见到体现社会主义思想的标语。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自然也不例外。许多中国领导人都曾视察这里，并留下许多赞美华西村的题词。华西村是改变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典范。　　

“但华西村内部也还存在‘民工’问题。华西集团从外地雇佣的民工人数多达８ＯＯＯ多人，他们多数在工厂务工，人均年收入为１５ＯＯＯ元，比周围农村的水平高出两倍。他们虽然住在集体住宅并享受着福利待遇，但与华西村人的差距非常明显。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华西村多次向西部和东北部贫困地区提供援助，最近又开始对周边５个村子进行支援。这也是为什么华西村在各个时代都能成为样版的原因。”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华西村集团的辉煌崛起，是改革开放后经济上影响扩及国外的一大亮点，也是中国社会先富带动后富，从而达到共富目的地的理想之路。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左的分配观念和政策占统治地位，平均主义盛行的时候，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那时，能“从外地雇佣的民工人数多达８ＯＯＯ多人”吗？恐怕一人也不行，因为工资福利待遇不平等，有“剥削”之嫌，将会遭到批判。不要说８千多人找不到“比周围农村的水平高出两倍”收入的工作，华西村民们也不可能在２１世纪初，“年均收入高达５Ｏ万元，家家拥有单独的小楼和私车。”他们致富以后，便“多次向西部和东北部贫困地区提供援助，最近又开始对周边５个村子进行支援。”如果没有“每年创造着数亿元利润”的经济实力，即使想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那些通过各种损人利己、巧取豪夺等不法手段发财，而又为富不仁的大富豪们会这样做吗？所以，像华西村这样的先富典型越多，在国民经济资产结构中的比例越大，全民共富的过程将会越短，实现的困难也会越小。　　

但是，在今天中国２ＯＯＯ多万家乡镇企业中，像华西村这样的企业集团可谓凤毛麟角，寥若晨星，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他的成功经验也难以推广，绝大多数乡企照样子“克隆”不了。这是什么原因呢？问题出在“按劳分配”遭否定，此一原则被从右的方向扭曲，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这类企业的发展史。初期，因为左的一套遗毒作祟，主要是平均主义仍然作用于企业内，压制了人们的积极性，所以大多数经营状况并不理想。分配制度当然必须改革，但也不能病急乱投医。改制要像华西村那样，在集体所有制范畴内进行，走共同富裕之路，第一步可以限于小集体。对照例子则是安徽省凤阳县也曾声名显著的小岗村，改革之初分田到户单干以后，虽然很快解决了以前长期存在的温饱问题，但也仅此而已，要想致富就无望了。乡镇企业搞个人承包，或者干脆私有化，像小岗村一样，不利于其后续长远发展。正反两例，泾渭分明。中国农村乡镇企业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权威的“市场经济没有‘性别’之分”的“理论”诡辩下，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转为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和平演变。基本上都蜕变了，江苏华西村企业集团不过是硕果仅存，私有制汪海大海中的社会主义中流砥柱。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演变的后果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而经济效率的后续效应的提高则越来越艰难，难以为继，大多数人的贫穷状况无法改善，而且前景黯淡。　　

那么，今天人们吸取经验教训，再走共同富裕之路，星星之火，可以重新燎原吗？很难，前途不容乐观。因为重组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表面形式上倒是容易做到，但其赖以成功的两种内涵关健因素却不可能短期内具备：一是领导素质，二是团队精神。这两种优质人文资源及其聚合体，在社会上极其罕见，它的有机形成，决非一日之功。以华西村为例，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也曾经历过贫困日子，所以，“１９７７年华西村带头人吴仁宝书记…曾说：‘我们的目标是脱贫。为此要一直跟党走。’”但是，具体地怎样跟党走却大有讲究，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失足成千古恨。让我先引用中国一位大科学家的言简意赅的谈活，说明其中道理。２ＯＯ７年６月４日《报刊文摘》在不显眼的边角上刊登一则摘要新闻，短文照录：　　

“５月１８日《人民日报》刊登涂元季为《钱学森书信》所写的前言，文章中写道，当有人给钱学森写信，说他‘执着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时，钱老回信说：‘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执着’是正确的。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要求我们，在具体问题上一旦发现自己有错误，必须立即、坚决纠正，决不能‘执着’不改。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既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又要深化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钱老把自己的这个观点归结为一句话，即‘离经不叛道’。”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其中有关劳动阶级利益的部分，用通俗明白的一句话说，就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政策，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共同富裕的目的地。至于“经”该怎么念，其实并无一定之规，毕其功于一役，还是分阶段走？需要根据实践效果，与时俱进地不断修正和完善。“道”则不能叛。“摸着石头过河”，怎能不看方向？“摸”了几十年，又退回到旧时代的老地方了。是否叛“道”的后果，天差地别，迥然不同。例如华西村民齐心协力集体大办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生活在建筑宽敞、装修豪华、设施齐全的小别墅楼里，每天阖家团圆，享受天伦之乐；而单干户们呢，为了谋生，则不得不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孤苦伶丁地沦落为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　　

华西村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带头人吴仁宝领导素质高超，信仰坚定，心无旁鹜地“一直跟党走”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自然功不可没。但若只他一人那也不成，更重要的是该村有一个从合作化时代即已延续下来的坚强团结的集体，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他们当年在社会上大刮私有化单干风之时，卓尔不群，抗逆流而上，共同奋斗，终成大业。　　

不过，我们今天若是号召农民们跌倒了爬起来，重走集体化共同富裕之路，则不现实。因为乡村经济组织结构被搞散以后，人们的思想也乱了，在现在的社会情况下，聚集人心已不可能——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如一二十年内。虽然华西村的成功样版极其显然地矗立在中国大地上，参观、学习和取经者长年络绎不绝，也难依样效仿，人们只能兴望梅止渴之叹。人的本性中有自私的一面，过去长期“政治挂帅”下的计划经济时代完全忽视这一点，以为抽象的思想工作能够替代具体的利益考虑，终于遭到报应。毛泽东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说教，曲高和寡。它并不适合刚从封建性的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转变过来，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很不发达、物质也极端匮乏的合作化集体农民心理需要。强制推行，只能适得其反。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发展是其直接后果，遑论发挥激励人们致富的积极作用了。我更欣赏“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可惜现在也越来越少人理会了。这就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说，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乘乱而入创造了条件。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此其典型之例也。在私有制经济泛滥的现实情况下，中国旧社会时代传统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西方世界通行的“各人顾自己，上帝管大家”的人生处世哲学，必然大行其道。人的另一共同点是欲往高处走，主要指生活方面。这里所谓“高”的概念，乃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中国农民又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倾向于相信多得不如现得。离乡谋生诚然艰苦，但比困守农村几亩薄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刨食，还是要强多了。组织起来共同奋斗发家致富？当然更好，可是办不到呀。首先是难觅像吴仁宝那样优质的带头人，一万人里面也未必能找出一个；华西村那样的坚强团结的集体也学不来，现在单干，一百人有一百个想法，各人打自己的小算盘，还能合作吗？创业更是困难重重，还要有资金、有机遇等等，麻烦一大堆，还是算了吧。所以，我认为在今天农村这种情势下，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华西村道路行不通。　　

我们总结过去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成败经验，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与是否因势利导地发动群众往往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在农村进行的各项事业中。但因势利导须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才能实行，如上所述，在今天的农村一般地说没有这种条件。因而，创造自身先富成绩，带动包括农民兄弟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在按劳分配基础上的后富，从而实现全民共富的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咱们工人阶级老大哥的肩上。因为，幸亏近年来私有化“改革”紧急刹了一下车，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尚未像乡镇企业那样几乎全军覆没。在我们的工作领域，存在着因势利导需要具备的各种客观条件：国有资产尚存，组织结构还在，领导素质和团队精神则可以创新体制和机制加工培养，并且予以优化。也就是说，一部分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的职工群众﹙白领和蓝领﹚存在着集体致富的可能性。赖以引发社会主义中国全民共富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应当定位在这里，只能定位在这里，必须定位在这里。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其他任何阶级和阶层先富起来的少数人群体，都不可能带动大多数人民群众走上致富之路，永远不可能！

(二)

坚持毛泽东倡导的自力更生原则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领导经济却并不十分在行，犯过许多错误，所以，他的某些“经”典言论和作法，我们应当“离”弃。例如，政治上的一套“斗争哲学”也用在企业中，严重地干扰与破坏了生产经营管理；指示所谓“地方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提倡大而全，甚至小而全，违背经济规律，损害经济效益；分配上搞平均主义，不利于调动劳动群众的工作积极性；等等，不一而足。尽管如此，比起他在极端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烂摊子上，在帝国主义禁运封锁破坏，甚至武力威胁的严重困难条件下，仅仅用了２Ｏ多年，便领导我们初步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中国现代化工业基础，其主流与支流，应当说泾渭分明。“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可以说是他领导现代化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一大特点。同常规思维下采取的行为结果相比，如此“蛮干”，失败无疑也会更多，但比起取得的巨大而辉煌的成就，又何足道哉！典型例子就是“两弹一星”。当年帝国主义严密封锁，国内连起码的物质条件和运算工具——电子计算机都不具备。中国人靠打“人海战术”，硬是用拨算盘珠计算数据，奇迹般地研制成了原子弹等。除了伟大的毛泽东，中国还有第二个人有这么大的决心和魄力吗？　　

我们对待伟人的遗产应当一分为二：他的错误当然不能再犯；而正确部分呢，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百折不挠、勇攀高峰的意志，廉洁奉公，勤俭建国的作风，则要作为我们的传家宝继承下来。可是，从上世纪８Ｏ年代初期开始，一股否定毛泽东思想占经济建设主导地位的潮流涌动，一些“红色买办”式的人物打着“拨乱反正”冠冕堂皇的旗号，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妄图从根本上消除他的思想在中国经济领域的存在，以资本主义的全盘西化理论和实践取而代之。人们如今都讳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了，但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物难道只要闭上眼睛就会消失吗？如果这种斗争不是渐趋激烈，从而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何来构建和谐社会一说？经济建设领域两条路线的彼消此长，有一个典型的具体事例可以佐证，更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中国研制的干线大飞机“运十”的功败垂成。人们有两个想不到：一是上马想不到。研制民用大客机难度之高，连日德这样的制造业传统强国至今都不敢动作。中国在１９７Ｏ年代初是一种什么情况？贫穷落后，自不待说。毛泽东不怕被外国人看笑话，真是太不量力了，竟然不顾客观条件拍板批准：上！结果，因为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经过十年奋战，终于试制成功。据说，当时﹙１９８Ｏ年代﹚“运十”制造成功后已经试飞安全起落１ＯＯ多次，比几乎同时期英法合制的“空中空车”技术水平不相上下。二是下马想不到。后来，为了“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不惜自杀以迎合外人利益，竟将巨大的国内市场拱手相让。热衷于生产衬衫，裤子和鞋子能够使中国人富起来吗？　　

请问新自由主义主流派经济学家们，难道凡是毛泽东倡导的，你们都要反对；凡是毛泽东决策的，你们都要破坏吗？　　

毛泽东在经济领域强调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同时，争取外援为辅。现在的政策则反其道而行之，因为发挥自力更生作用的主要平台——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被日益降低，甚至在某些地方，执政者追求的人生目标，竟然是使自己充当类似于旧社会的“收租佬”角色，依靠廉价出卖当地土地、资源和劳动力，坐取税收，既稳当可靠，又大大省心。各地官僚眼盯ＧＤＰ增长“政绩”，争相效尤。但是显而易见，沿着这条道继续走下去，靠给外国人打工谋生的中国人是永远不可能富起来的，因为企业赚的钱，即他们的大部分剩余价值都被海外资本家拿走了。请看下列三条新闻：　　

“《外企１５年净赚２５ＯＯ多亿美元》　　

“据《新闻晨报》﹙２ＯＯ５年﹚５月１９日报道，中国的开放过程也是外资参与和分享利润的过程。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近日透露，从１９９Ｏ年到２ＯＯ４年，外来投资者汇出了２５ＯＯ多亿美元的利润。正在运营的２８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三分之二是盈利的。” 　　

另一条是：　　

“《数据印证外商避税事实》　　

“据《中华工商时报》﹙２ＯＯ５年﹚ ５月２５日报道，今年一季度，在国有、集体等其他企业实现利润增幅最高超过３Ｏ%、最低也有１８%的时候，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却出现了４．１%的下降，令人费解。　　

“长久以来，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外资企业中，一直存在许多企业，‘长亏不倒’和‘越亏损越投资’的现象，与正常的商业逻辑不相符合。有数据显示，外商投资企业亏损面在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３年约占３５%至４Ｏ%，在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增至５Ｏ%至６Ｏ%，在１９９６年—２ＯＯＯ年平均达６Ｏ%至６５%，目前，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平均亏损面超过一半。　　

“另一方面，来中国大陆投资的外资额却节节高攀。２ＯＯ４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达６ＯＯ亿美元，连续两年成为全球吸引外商投资额仅次于美国的国家。　　

“曾有国家税务总局官员指出，目前，外企偷逃税的情况很普遍。由于许多跨国企业的避税行为，致使中国每年税收损失约３ＯＯ亿元人民币。据悉，外资企业避税的主要招数一是价格转让，利用关联交易，高进低出。二是利用企业在国际避税地注册来避税。通过避税地的公司与其他地方的公司进行商业、财务运作，把利润转移到避税地，靠避税地的免税收或低税收减少税负。”　　

再看一则报道与评论：　　

“《中国青年报》﹙２ＯＯ５年﹚９月１３日刊登毕定国的文章说，据报道，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税务》杂志社公布了２ＯＯ４年度中国纳税５ＯＯ强企业排行榜。其中，‘外企纳税百强的总纳税额几乎零增长’成了最大的看点。这份数据，恐怕给各地如火如荼的招商引资热，泼了盆冷水。　　

“要发展，靠外资，这几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摆脱贫困的思维定势，对外企老板们，许多地方官员是以诚惶诚恐之心相待。使得原本对等的利益谈判演变成一边倒的让步与屈服。最终，一些引进外资的地区发现：所得与所失并不对等。　　

“外资不是活雷锋，它之所以被一个地区所吸引，愿意在此投资，是因为能从中赚取更多的利益。大规模的招商引资，的确可能使一个地方的经济规模和总量得到迅速扩张，但是这种过度依附跨国资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充分暴露了它的局限性：所有本地优质资源都不遗余力地为外资服务，以廉价方式‘出卖’给外资，造成一次性消耗的过快。没多久，这些资源优势就损耗殆尽，流动的资本立即撤退，而留下的则是整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危机。　　

“文章说，我们能够从‘外资纳税增长为零’的冰冷现实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就是摆脱‘资本依附症’，用合乎市场经济平等竞争原则的手段来消除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隐患，加强税收及其他形式的监管。”　　

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在基本上缺乏有效的法律制约手段的情况下，他们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难以理解的倒是，早已广受国人异议和指责的“内高外低”的税负政策，竟然延续实行了２Ｏ多年。这恐怕是古今空前绝后、中外绝无仅有的怪事了。如此宠爱外国资本，爱屋及乌，于是“假外资”现象应运而生，并已达到很大规模。一些国内资本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为自己改变身份，披上“外资”的外衣，在中国投资和经营，以享受税负上的优惠待遇。有研究估计，“假外资”竟然占到FDI﹙外商直接投资﹚利用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尽管曾有不少人提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合二而一的改革建议，但却多次遭到否决。据说，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是，取消了外资企业独享多年的税收优惠后，会影响外商来华或大陆内地投资的积极性，产生经济上的消极后果。还有分析说，之所以出现反对内外资企业税负合并改革现在就启动的声音，根本原因在于，吸引外资规模的增减可能牵动着相关部门和地区政绩的敏感神经，沿袭多年的区域税收优惠格局可能发生的变化，会让相关地方失去独享这种“级差地租”的机会。这种分析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则认为，恐怕还有更深层次、摆不上台面原因。因为，上述理由，似乎还是出于“公”心，观点不同而已；难道就没有利益集团作为跨国公司在华代理人，利用窃取的权力从中作祟的因素？外资喧宾夺了主位，已经成为裹胁中国经济，视中国法律于无物的力量。现在虽然终于立法内外资所得税税负平等了，但因外资易于偷逃税而又对其奈何不得，实际上还是不平等。他们账面上“亏损”，怎样去收所得税？这种现象若是任其发展下去，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引进外资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深奥，但有人好像并不知道，我行我素，所以，我们还是要搞明白。先引述一则记者的专家访谈报道，借以释疑解惑：　　

“据《中国企业报产》﹙２ＯＯ６年﹚７月３１日报道，就徐州市徐工并购热点话题，７月３Ｏ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在我国资金充裕、外汇储备接近１万亿美元的条件下，外国并购对中国的好处十分有限。　　

“余永定说，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引进外资的目的是什么？引资的目的是补充国内储蓄的不足。如果国内储蓄大于或等于国内投资，外资的引入意味国内投资被国外投资所取代，而国内的资金只好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换言之，我们把获得较高回报的机会让给了外国投资者。当年日本和韩国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都实行了引入外资的政策。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当时是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这样做的。而国内储蓄不足的具体表现是，当时这些经济体都存在贸易逆差。中国是贸易顺差国。这说明中国并不缺乏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引入外国资金应该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外资不是免费的午餐，引资越多越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余永定认为，当前中国外汇储备不断攀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许多引入外资的企业根本没有用所获得的外汇购买外国设备和其他产品。这些外汇仅仅被卖给央行，而央行只好用该笔外汇购买美国国库券。在这种情况下，引资国并未能够利用任何外国实际资源，外国资金绕了一个圈子又流了出去。实际所发生的变化只是国内股权与国外债权之间的置换。”　　

当年，引进外资宣扬得最多的另一个目的是所谓“以市场换技术”。但结果呢？与我们的“慷慨大方”相比，外商转让技术的“吝啬”令人大失所望。越来越多的人惊呼上了洋当，因为跨国公司只想得到市场，而不愿转让核心技术，完全是不相等的交换，失远大于得。这么多年来，引进的海外企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口原料或半成品，简单加工后出口，或者向外企买我们无法生产的核心零部件，然后和其他普通零部件一起组装成产品。如家电行业中的液晶显示屏全部是向日韩企业买的，仅此一项零部件就占电视机高达７０%左右的成本。在那些低层次产业中当然谈不上引进什么先进技术。即使有为数不多的引进了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外商虽然向我们转让了部分关键技术，但核心技术则封锁甚严。据知情人披露，如“上汽”合资的桑塔纳轿车制造中的绝大部分国产化课题都是靠我国自己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协作攻关完成的，而不是引进的结果。这是普遍现象，决非个例。　　

有的国有企业，本来发展得好好的，但在赶时髦的的有关部门领导者的压力下，被迫与外商谈判“合资”，结果险被国外竞争对手吃掉。有家国企就是如此。幸好，悬崖勤马，虚惊一场。请看下面报道：　　

“《新华每日电讯》﹙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６日刊登记者专稿披露，我国最大的专业齿轮箱生产企业——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杭齿轮箱’﹚不久前在与一家跨国公司洽谈合资过程中，险些被竞争对手以‘合资合作’为名端掉大本营。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的这家齿轮箱公司，船用齿轮箱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８０%，在东南亚的市场占有率达７５%。　　

“两年多来，‘杭齿轮箱’与西方某国ZF集团一直在进行部分项目合资谈判，中方公司对外合作思路原先是引进外方公司的技术和资金，并由中方公司控股，解决国有企业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但今年初，外方公司停止了前期单个合资项目的谈判，由总部统一与‘杭齿轮箱’进行整体合资的各项准备，而且提出必须由他们控股。　　

“据悉，ZF集团之所以提出控股要求，是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有关部门一定要谈成这一合资项目的态度和可以让外方公司控股的底牌。　　

“２ＯＯ５年３月１日，‘杭齿轮箱’与ZF公司签署了全面合资意向书，于７月形成合资公司基本框架，ZF集团占７Ｏ%股份。据了解，此项合资的要点包括：‘杭齿轮箱’将不再开发、生产、销售与船用齿轮箱、工程机械变速箱、载重汽车变速箱等相关的产品，也不能使用这些产品的商标；ZF集团投入的船用产品每年提取技术提成费２５Ｏ万元，共计提取６年，累计达１５ＯＯ万元；对工程产品提取７年的技术提成费，累计２４ＯＯ多万元等。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如此合资，中方公司不仅新技术、新产品将会无偿落到外国公司手中，而且会永远失去自主经营权和自主创新能力，几十年积淀的市场、品牌、技术优势也会丧失殆尽，高素质的技术骨干队伍将被打散。　　

“日前，这家公司与‘杭齿轮箱’的合资事宜，由于新闻媒体的反映已被有关部门叫停。”　　

“杭齿轮箱”终于顶住“有关部门一定要谈成”的行政压力，中止引狼入室的合资谈判，免遭厄运，值得庆幸，但它可能只是少数例外。更有代表性的则是另一家国企，饱尝合资的苦果：　　

“据《工人日报》﹙２ＯＯ６年﹚７月３日报道，最近一段时间，有关西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资之痛’的消息，在西北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引发关注。　　

“西北轴承曾是我国１ＯＯ家最大机械工业企业、轴承行业６家大型一档企业之一，是全国轴承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在行业内举足轻重。但是，自２ＯＯ２年５月与德国企业合资以后，西北轴承未得到一点实惠，却饱尝苦果：连续两年亏损千万元以上，外资企业还利用亏损逼迫中方慢慢退出，将合资公司逐步变成德方独资企业。西北轴承的‘合资之痛’并非个别。兰州照相机厂的‘甘光’照相机名扬四海。２Ｏ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该厂与日本一家公司合资后，引进了对方的技术进行生产，自主开发能力越来越低，没有几年就把‘甘光’牌子丢掉了，现在成了一家没有自己品牌的‘加工厂’。　　

“一位企业负责人曾分析说，一些跨国公司的合资带有非常危险的目的，他们拿来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要求生产他们的产品，逐步瓦解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最终的目的是蚕食你的产品、品牌，以达到他们长期垄断的目的。　　

“据了解，在许多‘合资之痛’的事例中，都有着地方政府不当干预的记录。一些地方政府一味追求招商引资的数量，为此不惜通过使用行政压力，让国内企业在合资经营中做出牺牲和让步。有关专家指出，这一现象的背后是短期利益压倒了企业长期发展的利益。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一些国内龙头企业的核心部分、关键技术和高附加值就可能完全被跨国公司所控制，甚至一大批骨干企业将不复存在。”　　

外资带来了表面上的经济繁荣，使得中国GDP迅速增加，但是中国的GNI﹙国民总收入﹚并没取得与之相应的快速发展，反而让国民财富快速流失。中国出现了“增产而不增收”“繁荣而不富裕”的后果。据《北京青年报》２ＯＯ５年初的一则报道说：　　

“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１９９２年前各年份，中国的GNI与GDP数量基本持平，有时略大于GDP。但是从１９９３年起到２ＯＯ３年１１年间，中国的GNI数量年年少于GDP，而且数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一差额表明，中国国内创造的价值有一部分﹙每年约１０００亿人民币﹚并没有成为中国国民收入，而是流向外国变成外国国民的财富。１９９３年以来，恰恰是我国吸收外资放大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进入收获期，外国投资者从中国获取的收益还将增加。”　　

听说，在外国“战略投资者”中流行一句经典行话：“将GDP留给中国，把利润全拿走”此言果然不虚，因为有根有据，得到中国官方权威部门证实。但是，我们却成了各地地方官GDP“政绩”下的冤大头，干的是赔钱赚吆喝的买卖。如此经济增长，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又有什么意义？　　

有人说，引进外资能够扩大就业。这可能也是它对中国的主要积极作用，因为降低我国失业率、缓解严峻的就业形势非常重要，否则，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而稳定又是压倒一切的。不过这一作用先要打个大折扣。由于长期给予外资在市场准入、税收减免、土地租让和官员心态等方面以事实上的超国民待遇，经济上不平等竞争条件下，不但严重地限制了中国大陆私有企业的发展，相应地削弱了他们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更使国有企业在经营上雪上加霜，也是导致大量职工下岗失业的主要因素之一。　　

我认为，引进外资并没有错，但决非多多益善。应当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平等竞争的原则，国内公私企业可便于就近学习其先进的、比较高效的经营理念和管理经验；二是、“外援为辅”的原则，岂可让喧宾夺了主位。我们必须明白，主要依靠外资永远不可能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同时，也与中央提出的将“自主创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要求相悖。请看下面的一则重要新闻报道：　　

“《解放日报》﹙２００５年﹚１Ｏ日１２日援引新华社报道说，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有一种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医药生物技术领域，几乎所有药物专利均为发达国家拥有；DYD行业，大批企业交起国际专利费而纷纷倒闭；汽车制造领域，真正的国产车仅占１Ｏ%。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位置……为此，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把自主创新作为制定‘十一五’规划的着力点。　　

“新近出版的《瞭望》周刊第４Ｏ期刊登专题报道透露，中国将把‘自主创新’提到国家战略层次。报道说，今年初，胡锦涛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连续四次发表关于科技工作的重要讲话，其核心就是自主创新问题。在近期对企业和中部地区的考察中，更是把‘自主创新’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撑，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　　

“权威人士分析认为，作为党的总书记，以如此之高的频率和异乎寻常的语气强调自主创新问题，这对一个时期以来，科技工作重引进、轻自主创新的倾向是一次重要的拨乱反正。反映了中央高层对中国技术创新现状的某些担忧和焦虑。　　

“最近，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部署加快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有关工作。明确了今后１５年中国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就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权威人士指出，要把自主创新明确作为国家战略，既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现实需求所决定的。”　　

现在，中央强调“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迷途知返，终于又重新回到毛泽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正确道路上来了，令人欣慰和鼓舞。但是，如果畸形变质的外资引进政策依旧大行其道，而不加以调整到正常状态的话，恐怕这一战略的实施前景将非常黯淡，不容乐观。因为，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自主创新的主要实施平台，只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可是，大多数这些企业目前生存与发展的处境，由于遭遇外资在华企业享尽各种超国民待遇优惠政策下的不平等竞争，正面临严峻的形势。自主创新必须主要依靠高科技人才，但这类人才的流向严重地不利于本国的民族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外企凭借其雄厚的财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减免偷逃税收，只须拿出利润的一小部分，便可为科技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培训和福利，薪酬也较高，致使国内许多最好的一流科技人才趋之若鹜，投奔其门下。因此，国企跳糟者大有人在，难以防止流失。中国主要实施平台中的高科技人才状态处于十分不利的劣势，依靠谁去自主创新？　　

国有企业寻求合资的初衷，像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一样，除了引进资金和技术，还欲解决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体制与机制问题。经过２Ｏ多年的改革实践，总算有人开始明白，同跨国公司的“战略投资者”合作，无疑于鸠占鹊巢，不仅拱手相让丧失主权，还将受制于人，永无翻身出头之日。“以市场换技术”，则早已被证明得不偿失，做的是一塌糊涂的赔本买卖。国人更应当明白，中国经济发展赖以实现现代化的高科技核心技术，不能主要依靠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不容蜕变，其体制与机制也必须自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