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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三十年——17大和30年的思考
作者: 思考 2008-06-28 广州街坊论坛
□01十七大闭幕了，又迎来11届3中全会30周年纪念。三十年来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不但市场经济改革者应当思考总结，而且每一个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更应当进行理性的思考和总结。市场经济改革者自己评判自己的总结，一般只能仅供参考，因为三十年来市场经济改革的成绩与错误，最终都由社会最底层的工农大众所承担，所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具有最终评判发言权，更不能由占人口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客如何评判的是非为标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87周年的时候，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的普通共产党人，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对十七大和三十年来的改革路线和中特理论等进行理性的思考和总结，拨乱反正，走向科学社会主义自由王国的光辉未来！
□02《拨乱反正三十年》的主题是：三十年来，市场经济改革者奉行的基本路线是错误的，中特理论是荒谬的，奋斗目标是空想的，执政理论是修正主义的，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有制上消灭现代的公有制，实行传统腐朽的私有制，根本破坏了祖国的进步统一，依靠谎言欺骗加镇压维持其存在，为自己铸造了一座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人的丰碑！
□03共分八个部分：1、基本路线的拨乱反正；2、中特理论的拨乱反正；3、小康目标的拨乱反正；4、执政理论的拨乱反正；5、取消农业税的拨乱反正；6、祖国统一的拨乱反正；7、经济政治谎言的拨乱反正；8、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发展观。
一、基本路线的拨乱反正
□04（一）一个基本点：三十年来，市场经济改革者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有制上，奉行消灭公有制的市场经济改革路线，使“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为自己铸造了一座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人、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丰碑！
□05什么是共产党？每个共产党人必须明确的回答，并且每个共产党人的言论和行动都在向世人展示，自己是否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人，或者是共产党的叛徒。“党”是政治集团，“产”是生产资料，“共产”就是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共产党就是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力的主体劳动者协作占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政治集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231页）因为共产党消灭私有制被称为革命党，党旗以红色象征；因为共产党实行生产力的主体劳动者协作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又称为劳动党，党旗以锤子镰刀象征。“我们的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建立在无产阶级基础之上的政治集团，无论它们叫做劳动党、共产主义同盟、工人党等等，其历史使命都是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质上都属于共产党。列宁称共产党是“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放在括号内。（《列宁选集》第3卷第240~241页）建立在无产阶级基础上的共产党，对随着生产力发展起来的客观存在的无产阶级基础，倘若嫌其大而只依靠其中的极少数人，就走向抛弃大多数工人阶级成为专制独裁者，嫌其小而扩大阶级基础就蜕变成为包括剥削阶级和三教九流的大杂烩，即所谓的全民党，他们都是从不同的方面根本反对共产党。相反，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上的政治集团，无论它们叫做民主党、共和党、自由党、社会党等等，其历史使命都是禁止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它们在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都是“私产党”。
□06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联系三十年来市场经济改革的实际，那些自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市场经济改革者，前赴后继使“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在共产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有制上，极力消灭产生才90年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复兴几百年前旧有的传统腐朽的私有制，使私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将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到“2005年约为65%”，（全国工商联公布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总体上居于主导地位，这些市场经济改革者还是共产党人吗？哪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党去消灭公有制呢？哪有消灭私有制的共产党去发展私有制呢？他们是国内外大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他们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人——共产党的叛徒！
□07三十年来，市场经济改革者取得的消灭公有制发展私有制的所谓“重大突破”和“重大进展”，为自己铸造了一座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历史丰碑”。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标志是企业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公有制企业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市场经济改革者从1988年就开始把“公有”篡改为“国有”作舆论准备，直至1992年用偷换概念的方式，把现代的“公有制”武断地改为“国有制”后，企业党委的领导地位随即被削弱为只起“保证监督”作用，进而推行几百年前旧有的传统腐朽的股份公司等私有制改革，中央电视台2004年1月12日宣传的一国内特大型企业，在国有股和国外资本家股各占50%，即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时，企业党委及其保证监督作用还“要不要”已成为问题，由此引发了工厂“要不要企业党委”的大讨论。如果按所谓“深化改革”的要求，国有股再减持一分钱，企业的性质就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由国有制倒退到私有制。这时，资本家能允许一个消灭自己的政治组织在他当家作主的企业存在吗？资本家是绝不会允许一个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的政治组织在自己的企业合法存在的。按《公司法》一股一个表决权的规定，“股东大会做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这时大资产者只需举起一个指头，就可以立马按“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取消企业内共产党组织的存在，这个改制企业的一名老政工干部忧虑的说，“我们现在进行企业改制的改革是在自掘坟墓”。在“改革”前沿的深圳上海，外资和私企工作的党员就有亲身的感受，“在那里共产党员不能说是党员，否则就难以找到工作”，有的还告诫他的朋友“不要入党”，“在那里政治面貌千万不要说是党团员，那里外企招聘，共产党员大多免谈，党员是地下党员”。随市场经济改革者的公有制国有化，国有制私有化“改革攻坚”的稳步推进，中国共产党回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地下党境地。在内地许多改制企业，为争取党委书记在改制企业的存在，不得不去兼任企业工会主席。即使部分改制企业党组织的名称暂不消灭，也必须改成为资本家即大出资者服务的政治组织——事实上的私产党组织！这种为资本家服务的党组织，事实上就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组织。公有制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使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不复存在，那么它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还能长久存在吗？或者它的基础组织已成为事实上的私产党组织，建立在私产党基础上的中央还是共产党的中央吗？各经济单位的共产党基层组织是中央存在的基础，基础非法和不复存在，它的上层建筑还有长久存在的理由吗？这种不断深化的公有制经济私有化改革，集中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根本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种使“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改革，越来越清楚的表明，市场经济改革者的目的，就是要最终颠覆整个中国共产党，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将来有一天公开背叛共产党，把中国共产党改成“人民党、社会党”而努力，（2003年香港明镜出版社沙士著邓小平《遗嘱》）这就是市场经济改革者始终不愿明说的改革要解决的“深层次矛盾”之所在。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被改革削弱直至消灭，市场经济改革者还有什么“完全正确”和“成就”可谈呢？削弱直至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确实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人，三十年改革取得的所谓“重大进展”和“重大突破”，的确使“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这种“变化”为市场经济改革者铸造了一座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历史丰碑！
□08三十年来，市场经济改革的第一个基本点“改革”，就是根本颠覆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组织保障，极力使“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改革，促使共产党组织一步步走向名存实亡，“四项基本原则”因失去组织保障而不复存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点就是根本颠覆整个四项基本原则。三十年来，市场经济改革者前赴后继地不懈私有化改革，把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人——共产党的叛徒，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四项基本原则镌刻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耻辱柱上！这些根本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市场经济改革者能不驱逐出共产党吗？
□09（二）一个中心：三十年来市场经济改革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幌子，把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镌刻在自己的历史丰碑上。
□10经济建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矛盾。经济建设是增加物质生产设施创造物质生产生活资料，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指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各项工作都要围绕增加物质生产设施这个主要工作展开。我们党过去没有喊以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难道就不重视经济建设吗？其实，对经济建设我们党一向是重视的，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瑞金、延安，以至建国后从未放松过经济建设，甚至发生重视过分而急于求成的现象。共产党重视，难道形形色色的私产党就不重视经济建设吗？蒋介石于1935年4月在贵阳，也提出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口号，经济建设的结果当然是“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官僚资本在扩大”。（《中学历史》2000年第1期第35页）为什么一切社会一切统治阶级都重视经济建设？因为经济建设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是任何社会都要解决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普遍性矛盾，是由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社会发展普遍性矛盾决定的，像每个人的吃饭穿衣，是任何社会都要解决的普遍性问题一样。因此，经济建设同样也是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要解决的普遍性问题，但共产党主要是通过变革落后的生产关系，消灭雇佣劳动私有制，解放生产力，使工农大众在公有制人人都就业的前提下，不固定（主要是缩短）日劳动时间，按劳分配，根本消灭失业和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社会发展的普遍性矛盾——经济建设。建国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三十年高速建成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信心百倍的“在本世纪（2000年）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就是佐证。（1975年1月13日《政府工作报告》）
□11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工作——无产阶级专政，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的。尽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比资本主义一般要快，共产党比其他政党解决的要好，但经济建设并不是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心任务。为什么？共产党作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政治集团，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工作，是由该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的。特别是在所谓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其基本国情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初掌政权，列宁讲的“完全民主”的政治制度还未建成，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还不稳固；生产资料公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也不稳固；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还不成熟。国内外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就能够乘新生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和完全的民主政治制度不完善，无产阶级文化的不成熟，混淆概念颠倒是非，时刻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新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客观存在的民主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着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就是领导工农商学兵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领导无产阶级直接执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完善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完全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从而保证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持续高速发展。马克思在解释科学社会主义时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04页）衡量不同阶级社会形态的标准，主要不是经济建设，而是实行什么所有制占主导和由此决定的什么阶级专政，依此区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标志，是其要解决的特殊矛盾，即为维护劳动者协作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经济地位，决定其中心工作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执政）。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心工作，就是领导工农大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维护公有制经济制度。根本解放生产力。如果用一切社会发展的普遍性矛盾——经济建设，代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特殊性矛盾——无产阶级专政，就无从区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也无从区分国民党、共产党和私产党。任何组织或集团在阶级社会所从事的中心工作，是衡量这个组织是经济组织或何种政治组织的标志。就像各行业协会、国家计经委等经济组织，尽管与无产阶级专政有联系，但它的中心工作是组织经济建设，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它是经济组织。事实上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把经济建设作为它们的中心工作，因为它们都不是经济组织而是从事政治的集团，一旦以“经济建设”作为它的中心工作，它就不是阶级的政治组织，而蜕变成为一个经济性组织了！
□12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切社会历史时期的经济建设，是社会发展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经济建设是增加物质生产设施，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获取物质生产生活资料，是一切社会都必须解决的社会发展的普遍性矛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失业，没有经济危机，没有黄赌毒，社会和谐安宁，没有子女上学和生病就医住房的“民生”之忧，能够专心致志的从事各自的工作，使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而更有效地解决社会发展的普遍性矛盾——经济建设，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健康向上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样，看似没有“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实则为经济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经济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在广阔的大道上迅猛发展，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与经济建设的辨证统一。倘若不能有效的解决社会发展的特殊矛盾，像综合国力强大的苏联以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由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而垮台，致使工厂倒闭工人失业黄赌毒泛滥，经济建设出现大倒退，阻碍着社会发展普遍性矛盾的有效解决，这就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辩证法。违背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必遭惩罚的历史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22~23页）列宁在批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时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的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宁全集》第32卷第71~72页）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执政）不是革命的结束，而是革命的继续，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惟有领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中心工作，才能根本保证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3市场经济改革者违背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不但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具体的放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市场经济改革者，高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却具体的使共产党组织与具有经济职能的政府分开，即所谓的“党政分开”，政府又与经济单位分开，即所谓的“政企分开”，进而通过“改革攻坚”取消经济单位共产党组织的合法存在，共产党组织在经济单位都不存在了，共产党还有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谈呢？他们根本违背社会发展的辨证规律，把共产党领导政府，政府为经济单位服务的关系，说成分开的关系，具体的放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则，市场经济改革者不仅管理不好大大小小经济单位，而且连几百年来国家管理的邮政、银行、通讯、公共交通等企事业单位都管不好管不了，一方面禁止由企业共产党组织领导协作的劳动者公有占有并经营，一方面强行转交给国内外资本家私有并经营，自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改革者，无能堕落到连资本家都不如，还有什么资格成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领导者呢？市场经济改革者混淆了社会发展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不但具体的放弃了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要解决的特殊矛盾——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具体地放弃了在社会主义时期要解决的社会发展的普遍性矛盾——经济建设问题。
□14市场经济改革者真正的“中心工作”——“一个中心”，是用经济建设掩盖着的以资产阶级专政为中心。市场经济改革者把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无产阶级专政，武断的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他们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吗？没有。他们同样不能逃脱阶级社会政党存在的规律，他们同一切资产阶级一样，不但年年讲月月讲，而且天天在“毫不动摇的发展非公有（私有）制经济”，进行消灭公有制经济的“改革攻坚”，把大批公有制企业折腾垮，使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大批农民失地沦为雇佣奴隶，并且野蛮镇压工农大众反剥削反压迫的正义斗争，这是在“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吗？难道只有把工农大众改为雇佣奴隶才能搞经济建设，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吗？不。市场经济改革者把公有制企业改倒闭，把工农大众改下岗失业成为雇佣奴隶，即所谓的“弱势群体”，他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过是骗人的幌子，他们始终牢牢扭住的是以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纲，一心一意的以资产阶级专政为中心！有人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淡化了政治和阶级斗争”，这种认识是肤浅的，市场经济改革者只是淡化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和阶级斗争，强化了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和阶级斗争，不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幌子，掩盖着对工农大众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正如一个私营企业主所说“我们每一步的发展，都是党（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人）的政策支持的结果”，（2002年12月2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同样的道理，每一个公有制企业的破产或贱卖，几千万工人的失业，每个工农大众的苦难，难道不同样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人的政策”资产阶级专政的结果吗？
□15同一事物所含的真理只有一个，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工作，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经济建设，历来都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从苏共20大起，“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作了粗暴的修正，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没有必要”，（《一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第32页）宣布“经济问题和生产问题居于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在二十年之内我们（苏联）将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第39、40页）实践已经作了明确的回答，苏修叛徒集团在无产阶级专政与经济建设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上，背离社会发展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规律，二十年后不但没能建成共产主义，而且自己下台国家分裂经济萎缩！市场经济改革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常识”，故意无视已经实践检验的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的真理，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国化，把中国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推入苦难的深渊，市场经济改革者也亦步亦趋的步入了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后继者行列！市场经济改革者三十年来以资产阶级专政为中心，极大的破坏着经济建设，使中国预计20“世纪内全面实现”的四个现代化，不得不推迟到21世纪中期（2050年）“基本实现”。（《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中国人民自己曾经制造的大飞机六飞拉萨，三十年后却成了不可能，就是市场经济改革者具体破坏经济建设的佐证之一。三十年前的“唐山地震”不需要任何人捐款，由国家的实力进行抗震救灾并建设了一个新唐山，三十年后的“汶山地震”却一再动员国内外捐款捐物抗震救灾，把三十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的谎言戳的粉碎。市场经济改革者的“一个中心”，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辨证规律，步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后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幌子，掩盖以资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破坏经济建设，三十年来他们把“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镌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些以资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的人能不驱逐出共产党吗？
□16（三）第二个基本点：三十年来市场经济改革者，实行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目标的改革，把复辟传统腐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篆刻在自己的历史丰碑上。
□17市场经济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与标志。17大报告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简称‘中特理论’），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因为邓小平关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改革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和标志。以市场经济改革为核心和标志的“中特理论”，不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客观的正确的！邓小平从1979年11月26日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1991年南巡讲话再次强调市场经济，1992年10月的14大称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为“精辟论断”，并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实质性的市场经济改革。首先把劳动者协作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国营”企业，改称为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再承包给私人经营变成“国有私营”企业，国有制经济经极尽糟蹋萎缩的同时，拼命扶持发展国内外私有制经济，然后定向卖送给国内外资本家私有，基本完成市场经济私有化改革。石仲泉正确的指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后，……特别是在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而制定的那一套方针政策之后来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汇报》2007年11月5日）真应当感谢石仲泉，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论”和“标志”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只要抓住“市场经济改革这个基本点”，就抓住了“中特理论”的核心和要害。然而，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个什么东西呢？
□18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似是而非，要害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复辟传统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特理论”的核心和标志，提出的逻辑起点是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因为社会主义有市场，所以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把市场等同于市场经济，“核心理论”的产生竟如此逻辑混乱似是而非。第一，它们概念内容不同，市场是泛指商品交换的领域，作为物质的存在形式，它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作为商品交换的领域，它反映着交换当事人之间在社会生产中的关系，又是一个生产关系的概念。市场经济是承认并维护私人拥有生产资料和鼓励自由竞争、通过市场交换中的价格调节供求和资源分配的经济运行体制，是以交换为手段，以求利为目的进行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只是一个生产关系的概念，就象人们到“市场”买东西，不能混同于到“市场经济”买东西一样。第二，主体不同，市场的主体是产品持有者，产品能否在市场上售出，成为商品以换回货币，这是一次“惊险的跳跃”，商品若不能在市场上脱手，被粉碎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的所有者；市场经济作为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是一种经济制度，它的主体是制度的制定者——市场经济改革者，而非产品的直接持有者，市场经济制度推行如何，决定市场经济改革者的命运。第三，市场是物质再生产的交换环节，市场经济则不是物质再生产的交换环节，它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必须要市场，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环节，服务于人们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决不等于社会主义要私有市场经济制度。第四，它们产生与消亡的历史时期不同，在原始社会末期，某些生产和生活用品有节余，用来换取自己所需的其它生产生活用品，就产生了最初的商品与市场，按照有市场就有市场经济的似是而非的逻辑，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有市场经济制度，不荒唐吗？市场与商品是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现象，同时产生又同时消灭。市场经济只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私有制度相联系，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其实西方经济学家并不掩饰，认为市场经济制度通常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度。市场经济改革者2004年要资本主义国家承认其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时，何曾在“市场经济”前加“社会主义”呢？他忽悠不了资产阶级，市场经济前的“社会主义”招牌，只能在国内招摇过市迷惑人民。只要有市场就有市场经济制度的要害，就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特有的基本经济制度，说成是整个阶级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也普遍存在的经济制度，就是把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制度普遍化，要害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复辟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制度！
□192、市场经济是自由商品经济的歪曲表述，是欺骗的庸俗的自由贸易论概念。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包括物质生产与市场交换两个领域。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的经济制度。整个有阶级社会，都存在商品经济，它经历了简单商品经济、自由商品经济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领域，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迫使无产者在劳动生产领域像牛马一样按资本家的意志创造财富，劳动者处于被压迫的政治地位和被剥削的经济地位。在市场交换领域资本家占有劳动者创造的产品，成为市场的主体，但是售出产品购进原材料，还不能进行商品再生产，需要在市场上买到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无产者自由的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交换生活必需品，于是在“自由”“平等”的市场交换中，资产者获得了产生剩余价值的特殊商品——劳动力，所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又称为自由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的成熟期，资产阶级就把商品经济中对劳动者赤裸裸剥削的生产劳动领域进行淡化，突出了自由商品经济中“自由”“平等”的市场交换领域，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自由商品经济，片面歪曲的表述为“市场经济”。“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商品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资本论》第1卷第200页）市场经济就是这种自由贸易论概念。庸俗的市场经济概念产生的时间问题，研究资本主义的马克思在１８８３年３月逝世，以至恩格斯1895年逝世前都没有有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列宁生前有关“市场经济”的提法，是在1906年批评小市民社会主义时提到，“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4页）“市场经济”概念的产生，只不过是百年的事情。“市场经济”概念的产生，不但没有使资本主义的自由商品经济制度有丝毫改变，反而增加了对劳动者阶级的欺骗，这正是资产阶级在理论上的“成熟”和资本主义垂死腐朽之处，腐朽到如果离开欺骗，资本主义就难以继续生存！
□203、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而买卖。一般商品即劳动产品的市场交换，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是普遍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市场交换的区别，是出现了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特殊商品劳动力的市场交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交换的区别，是社会主义消灭了特殊商品劳动力的市场交换。市场经济之所以称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在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劳动力成为商品，没有劳动力商品进入市场交换，任何市场经济（即使挂上社会主义的招牌）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市场中商品交换是商品所有权的交换，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少数人私有制条件下，一方面，劳动者人身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大多数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为了生存需要，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特殊商品——劳动力，以交换所需的生活资料，无论有的工人和被雇佣者自以为多么“富有”，甚至有小汽车、住房、还可以旅游，但他们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被雇佣的本质没有变，并且他们只能在少数资产者的剥削需要时才能出卖他的劳动力。作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资产者在市场上卖出产品，买进生产资料，还必须在市场买到特殊的商品——劳动力，才能达到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目的。因为只有“市场交换领域”有达到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条件，买到产生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劳动力，市场就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命根子，于是把自由商品经济片面表述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突出了自由商品经济的核心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被买卖。谁见过资本家同他人签订出租劳动的合同？因为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不可能出租自己的劳动力，只有被剥夺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才会出租自己的劳动力。只要“出租自己的劳动就是开始自己的奴隶生活；而出租劳动材料就是确立自己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71页）劳动合同就是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后出卖劳动力的契约，《劳动合同法》对资本家是依法保障其实现剩余价值，对劳动者则是依法成为雇佣奴隶的锁链。《劳动合同法》作为市场经济改革的所谓成果，就是把劳动者的雇佣奴隶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是市场经济改革者反劳动人民的反动改革的法律罪证。抽象的“合法”“依法” 具有无视法理的错误。是劳动群众创造了人类世界，劳动者要做天下的主人，把吃尽劳动者血肉的寄生虫毒蛇猛兽消灭干净，夺回劳动果实，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公有，建立在这样的法理基础上的法律，才合无产阶级的法理，才是无产阶级所依之法，反之就是非法或剥削法，不但不能遵守而且要同毒蛇猛兽一起被消灭。在社会主义社会，真正应该签订聘用合同的应是处于公仆地位的那些人，应该随时下岗的是其中不称职者，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的基本要求和法理原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资产者在市场处于主体的支配地位，把劳动者等同生产资料统称为“资源”，以抹杀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者与劳动材料的区别，资产者把劳动者等同于“物”以后，像处置物一样处置劳动者，他们自己则处于“资源”配置者的地位，劳动者被他们自由的配置成为雇佣奴隶、失业者、弱势群体。劳动者在劳动领域奴隶般的劳动，表现为赤裸裸的被雇佣被剥削的地位，而在市场交换领域则又表现为买卖双方的“平等”与“自由”，市场领域被新老资产阶级描绘成自由平等的乐园，但是一离开市场，这种平等自由的假象就完全不见了，“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往；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雇佣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0页）共产党内外资产阶级理论家们为了欺骗麻痹劳动者，千方百计的淡化自由商品经济中的劳动领域，宣扬美化自由商品经济中的市场交换领域，资本主义自由商品经济就这样被片面的歪曲成了“市场经济”，这种改变只是多了一层欺骗的外衣。在市场“平等”“自由”交换的形式下，劳动者的劳动力，在“协商”的明码标价的市场内进行交换，一旦出卖劳动的合同成立，劳动者就要像机器一样，没有任何自由的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种所谓的市场经济机制使工人“不得不把找到这样一种工作的不幸看作是一种幸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9页）这就是1992年10月的14大上，市场经济改革者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所谓目标，这就是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图景，这就是30年来中国“历史上从末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成功实现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市场经济改革者给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设计”的“光明大道”，中国人民确实应该“永远铭记”市场经济改革者的“伟大历史转折”，只可惜这种转折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光明中国，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黄赌毒失业复兴的黑暗中国，这种所谓的“创新型国家”，不过是把中国工人阶级由国家的主人“转折”为弱势群体——雇佣奴隶的官僚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以“中特理论”为指导，把“劳动力改革成为商品而买卖”，“把公有制改为私有制”的改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那么美国的历届总统和戈尔巴乔夫等才是原创的“最伟大的革命家”，这可能吗？中特理论所谓的“改革创新”，创建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侵犯了国内外资产阶级的知识产权，仅仅是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基本歪理与中国消灭公有制的反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已！
□214、市场经济不是资源配置的最佳制度。我们姑且按资产阶级的说法，资源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来源，包括人力与物力资源。劳动使物质资源转化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的物质产品。当产品的使用价值即物的效用得到综合体现时，资源才算得到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整个社会物质效用的利用程度，是衡量资源配置的合理程度和经济制度合理性程度的标志。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后，“生产目的只是为了利润，不是为了使用”的趋利性，无限制的竞争，不顾资源和环境状况，短缺时一涌而上，造成环境污染、植被破坏、洪水泛滥、土地沙漠化；过剩时又一哄而下，使企业亏损倒闭，工人大批下岗失业，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和环境的巨大破坏。由于市场经济趋利竞争的盲目性，使某些社会急需的微利无利产品缺乏，使某些厚利产品过剩，是长期结构失调、宏观失控的制度原因，经济规律不得不强制性的──采用经济危机的方式，迫使其适合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象神经病人一样始终处于亢奋——抑制——复苏的痉挛状态。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D.诺德豪斯承认：“在失业期间的损失是现代经济中有文献记载的最大浪费”，（《经济学》上册第316页）并且不解“在有如此之多的工作可做时，800或1000万人怎么会失业的？……损失看来仍然是非常大。”（《经济学》上册 第335页）他们所说的现代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导致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经济危机和失业的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不但不是资源配置的最佳经济制度，而且是“有文献记载的最大浪费”的经济制度！
□225、市场经济是引导违法犯罪的经济制度。自由商品经济在生产领域应用科学技术改进工艺和加强管理方面有一定的积极因素，而“市场经济”则没有任何进步意义。我国在实行以求利为目的的“市场经济制度”改革以后，引导人们为了眼前的直接经济利益最大化，滋生了一些敢字当头的所谓“开拓者”，他们敢卖妇女、卖儿童、卖毒、卖权、卖法、卖官、卖合同、卖文物、卖资源、卖国土、卖企业、卖珍稀野生动植物、卖户口、卖文凭，敢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敢走私、敢建豆腐渣工程、敢当汉奸、敢出卖良心名誉等等，总之只要能使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哪管非法和合法、人伦和道德，越是不能卖的东西、不能吃的东西、不能干的事越有人干，因为这样至少眼前的利润可能最大。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为获得高效益，期望发生流行传染性疾病，皮肤病专科为获得高效益期望性病蔓延，玻璃厂商期望刮台风下冰雹，建筑资本家期望发生大地震，学校期望超计划生育，军火工厂期望爆发大规模战争，这就是他们盼望的“商机”。资本家期望雇佣工人的工资越低越好，安全投入越少越好，短期效益最大，我国煤矿每年数千工人就是惨死于犯罪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一切罪行和犯罪动机都可以在市场经济制度中找到理论根据。“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论》第1卷第829页）为了自己利润最大化，一些“开拓”者不择手段达到目的，有的成了能人、名人、劳模（假）、官僚等，只有极少数倒霉者被绞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存在几百年，法律已非常完善，仍然杀炸抢黄赌毒不断蔓延，中国三十年来犯罪率急剧增高，就是犯罪的市场经济私有制度把人变成鬼，对此负根本罪责的罪魁祸首应是那些迷信“市场经济”制度的市场经济改革者！
□236、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因为没有劳动力商品进入市场交换，任何市场经济就根本不存在。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改革者要“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劳动力商品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不可能的，因为协作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所有者——生产资料的主人，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公有），劳动者是有产者，并且在老一辈劳动者退休后由年轻一代的劳动者继承，可以自由的为自己劳动，按劳动分配自己所需的生活消费品，决不会为获得生存的生活资料到市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开始自己的奴隶生活。市场经济改革者要“创建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使劳动者出卖劳动力，使之改革成为商品；要使劳动者的劳动力成为商品，就必须使劳动者与其协作占有的生产资料相脱离，由有产者改革成无产者；要使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产的劳动者变成无产者，就必须使劳动者协作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成少数剥削者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于是，市场经济改革者就用偷换概念的卑鄙手法，不允许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争论，在1992年的14大上，先把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公有”制说成政府机关的“国有”制，把“公有国营”改为“国有国营”，再通过私人承包经营，把“国有国营”改为“国有私营”，在极尽败坏原劳动者的公有制企业的同时，极力发展国内外资本家私有制企业，进而将劳动者的公有制企业卖送给国内外资本家“私有私营”， 完成了公有制私有化改革，就完成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创建”，这就是三十年来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市场经济改革者的改革路线图。在改制的改革中他们采用一骗二压三动武的欺骗专制加恐怖手段，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迫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脱离成为无产者，在生存的“饥饿铁律”逼迫下，为了获得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到劳动力市场“自由”的出卖劳动力成为雇佣奴隶，至此建成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改革者也因此堕落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可耻叛徒——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人。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反抗，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市场经济改革者一方面强化镇压，一方面不得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完善”就是建立所谓“低保制度”等，以降低劳动者的反抗程度，使他们活不好也死不了的挣扎着！一些在市场上不能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为了生存有的不得不从事无需生产资料的乞讨业、铤而走险业、情妇业等等，这就是三十年来“成功实现”的新时期“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懈努力，取得的所谓“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这就是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发生的所谓“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 ——先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向腐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变化！
□247、市场经济改革就是直接剥夺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人权，因而是根本反人权的改革。三十年来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公有制私有化改革，同时也是反人权的改革。按美国《独立宣言》关于人权定义：“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社会历史百科全书》第625页）用资产阶级自己的话说，“财产权，与生命权、自由权一道构成最基本的人权，”（刘军宁著《保守主义》第138页）如果“没有财产权，其他一切权利都必将落空。”（同上第137页）“财产权也就成了生存权的基石”，（同上第132页）“维护财产权就是维护生命权，……财产权与生命权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一个财产不受保障的人，其性命肯定也已危在旦夕。”（同上第128页）以至于联合国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列举了几十种人权，就是没有列入“保护私有财产权”， 说明如果列入“保护私有财产权”， 就是在侵犯大多数人的人权。市场经济改革者的生产资料私有化改革，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被强行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得不到市场上出卖劳动力，让人家来鞣。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劳动者随时都可能与生产资料相脱离而下岗失业，失去生存的前提——劳动的权利，吃了上顿忧下顿，为生存而挣扎，更何况他们的老人和儿童，对于被雇佣的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还能有什么自由与追求幸福的“人权”呢？市场经济私有制改革，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他们的性命难道不是一直处于没有人权的“危在旦夕”之中吗？市场经济私有制改革，使大多数人丧失人权，处于危在旦夕之中，这样的改革难道不是反人权的改革吗？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建立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反人权的根本经济制度，要真正讲人权，惟有根本消灭市场经济私有制度，才能使每个人享有平等的人权。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如果要获得平等的人权，就要在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的消灭市场经济私有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在经济领域当家作主，按为劳动者服务的标准，推选厂长经理等，行使生产资料所有权，使劳动者协作占有生产资料成为事实；在上层建筑领域当家做主，按为工农大众谋利益的选举标准，推选乡长、总理等，保障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劳动权不受侵犯，有劳动能力者人人都就业，对厌恶劳动的人要强制其劳动，使其生存权同劳动者一样，建立在自己的劳动权基础之上，从而获得平等的自由与追求幸福的人权！
□258、市场经济改革是不断践踏社会主义宪法的犯罪。一个国家最大的法是宪法，三十年来的市场经济“改革”，如果能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对宪法的不断蚕食和破坏。市场经济改革者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有制上，把劳动群众创造，一切归劳动者所有的公有生产资料，改变为国内外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是践踏社会主义宪法的犯罪行为。《宪法》第一条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然而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玩偶，并不是任小人捏弄的橡皮泥。“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03页）即实行生产资料劳动生产者公有制。资本主义的任务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占人口少数的资本家私有——实行生产资料少数人私有制。市场经济改革者把一切归劳动者所有的公有财产，强行“转交给”国内外资本家私有，改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公有制，为几百年前旧有的传统腐朽的少数人私有制，无论市场经济改革者披多少“社会主义”的外衣，都无法掩盖他们堕落成为共产党的叛徒、都无法掩盖他们践踏社会主义《宪法》的这一罪犯事实！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渐被颠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私有制的逐渐“复兴”，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转型”成了乌烟瘴气的专制独裁的混乱中国，一切私有制度下的丑恶东西都随之实现了“伟大复兴”！“只要雇佣奴役制存在，卖淫现象就必然存在”，（《列宁全集》第36卷第219页）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必然存在，规律就是如此。如果讲荣与耻，最大的荣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最大的耻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如果讲违法犯罪，最大的违法犯罪就是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传统腐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改革者开创了践踏社会主义《宪法》的“伟大事业”，创建并完善了“充满活力”的人剥削人人吃人的黄赌毒腐败泛滥的市场经济私有制度，并且还要坚定不移的“推向前进”，这种践踏社会主义《宪法》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把当家作主的工农大众改为雇佣奴隶的所谓“伟大创举”，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改制转型”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的所谓“历史性贡献”，市场经济改革者难道不是自己堕落成为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及其《宪法》的反动派吗？
□269、市场经济改革是对工农大众的反动。无产阶级的《国际歌》说的好，是劳动群众创造了人类世界，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公有，就是物归原主，并且在老一辈劳动者退休后，由年轻的劳动者继承，生产资料所有权在根本上非常明晰。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主要在于领导工农大众通过革命明晰产权，即改传统腐朽的私有制，为现代的劳动群众协作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正因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度，实现了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存在失业、上学难、看病难等基本民生问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工农大众通过经济单位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协作起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他们是国家与经济单位的主人，劳动者有可供交换的产品，决不会出卖自己的“皮”让剥削者来鞣。市场经济改革者为把劳动力改成商品，把劳动者改为雇佣奴隶，把产生才90年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为传统腐朽的雇佣劳动私有制。他们极尽欺骗颠倒黑白，把几百年前旧有的传统腐朽的股份私有制标榜为所谓“现代企业制度”，马克思在150年前就明确指出，“向股份制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资本论》第3卷第497页）“以小额股票和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说明书直接面向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腰包，但这完全是法国人和中国人所独有的纯粹的欺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6页）三十年来，市场经济改革者把劳动者创造并协作占有的公有生产资料，强行改革为国内外资本家私有，使劳动者成为任人蹂躏的雇佣奴隶，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发展”出了失业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等基本“民生问题”，对工农大众造成了数不尽的人为灾难，仅煤矿矿难不计大大小小不知名的煤矿里那些被隐瞒的死难者和私了者，“2000年以前，中国煤矿事故每年死亡上万人。2000年，从中央到地方组建煤矿安全监察体制之后，每年事故死亡人数控制在7000人以下。2003年事故死亡人数为6434人；2004年死亡6027人；2005年死亡5986人；2006年死亡4746人。”（2007年12月7日《新民晚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第1卷第829页）这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农大众已经消灭的“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又被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市场经济改革者，在以市场经济改革为标志的“中特理论”旗帜指引下“复兴”起来，难道不是对劳动群众的反动吗？如果“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权仍然掌握在剥削者的手里，因而根本谈不上被剥削者即大多数居民的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这时候高谈什么纯粹民主、一般民主、平等、自由、全民性，就是嘲弄被剥削的劳动者，就是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列宁全集》第35卷第384~385页）在不改变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权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改革者所谓“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非是在照搬资本主义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基础上，降低其生活保障的水平，直至勉强维持人们的生存，使劳苦大众处于死不了也活不好的挣扎状态，企图以此缓解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反抗强度，以维持私有剥削制度。无论市场经济改革者披上多少“关注民生”“公平正义”等外衣，都无法掩盖他们根本嘲弄坑害工农大众的狰狞面目！
□2710、市场经济改革攻坚“面临的深层次矛盾”是根本颠覆中国共产党。“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变化中来观察事物。”（《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要正确的认识事物，必须把它放到社会发展的历史范围，同时注重它和相关问题间的联系，即具体的联系的发展的认识才能得出符合事物发展过程的正确认识。辩证逻辑为我们认识市场经济改革者神秘莫测的所谓“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共产党是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政治集团，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标志是企业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者用偷换概念的方式，把产生才90年的现代的“公有”制，武断地“改革”倒退为“国有”制后，企业党委领导随即被削弱为只起“保证监督”作用，进而推行几百年前旧有的传统的股份公司私有制改革，中央电视台2004年1月12日宣传的某国内特大型企业，在国有股和外资股份各占50%，即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时，企业党委及其保证监督作用还“要不要”已成为问题。如果按所谓“深化改革”的要求，国有股再减持一分钱，企业的性质就由量变引起质变，由国有制倒退到国外资本家私有制。这时，资本家还能允许一个消灭自己的政治组织在他当家作主的企业存在吗？按《公司法》一股一个表决权的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出席股东大会会议，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公司法》第47、43、104条）资本家绝不会允许一个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的政治组织在自己的企业合法存在，这时大资产者只需要举起一个指头，就可以按照“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不但是专制的而且是“合法的”立马取消企业内共产党组织的存在，这个改制企业的一名老政工干部忧虑的说，“我们现在进行企业改制的改革是在自掘坟墓”。在市场经济改革前沿的上海深圳，外资和私企工作的党员就有亲身的感受，“在那里共产党员不能说是党员，否则就难以找到工作”，还告诫他的朋友“不要入党”，“在那里政治面貌千万不要说是党团员，那里外企招聘，共产党员免谈，党员是地下党员”。随市场经济改革者的公有制国有化，国有制私有化“改革攻坚”的稳步推进，中国共产党回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地下党境地。在内地的许多改制企业，为争取党委书记在企业的存在，不得不去兼任企业工会主席。削弱直至消灭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确实是市场经济改革者“推动党和国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如朱鎔基2003年2月20日在国务院召开的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所说的，“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认受性危机，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即使部分改制企业党组织的名称暂不消灭，在公司内“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公司法》第19条）也必须“转变观念”，“改革”成为资本家即大出资者服务的政治组织——事实上的私产党组织！这就是三十年来市场经济改革者，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有制上，背叛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28市场经济改革者进行的公有制经济私有化的“改革攻坚”，使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不复存在，那么它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还能长久存在吗？或者它的基础组织已成为发展私有制的私产党组织，建立在私产党基础上的中央难道还是共产党的中央吗？各经济单位的共产党基层组织是中央存在的基础，基础非法和不复存在，它的上层建筑还有存在的理由吗？这种不断深化的公有制经济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改革”，难道不是集中表现在政治上颠覆中国共产党吗？事实越来越清楚的表明，市场经济改革者“能做不能说”的“改革攻坚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就是根据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市场经济改革者，宣布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最终“依法”颠覆整个中国共产党，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由名存实亡继续“攻坚”直至名实皆亡！市场经济改革者对中国共产党都可以“依法”颠覆，还有什么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依法”颠覆呢？市场经济改革者三十年来，在经济政治上根本违反《中国共产党党章》，根本违反社会主义《宪法》，威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地位，“危害社会主义国家安全”，能不将他们驱逐出中国共产党吗？
□29事实雄辩的证明，基本路线的第二个基本点：——市场经济改革者三十年来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根本背叛《共产党宣言》，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有制上，逆历史发展规律而动，把消灭公有制实行雇佣劳动私有制，引导违法犯罪、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根本反对人权、践踏社会主义《宪法》、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反对工农大众、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镌刻在自己的“历史丰碑”上。
□30三十年来，市场经济改革者的基本路线应表述为：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有制上，以发展传统的私有制消灭现代的公有制的市场经济改革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幌子，颠覆四项基本原则：颠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度。这样的“基本路线”不拨乱反正行吗？市场经济改革路线的制定者，由此堕落成为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人——共产党的叛徒！任何一个政党能允许它的叛徒继续留在自己党内吗？
《拨乱反正三十年（征求意见）》之二：“中特理论”的拨乱反正
二、“中特理论”的拨乱反正
□3111届3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年，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市场经济改革者，“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错误已展示在人民面前。然而，这条错误路线是在“中特理论”的指导下建立并推行的，要根本纠正错误的路线和政策，必须对“中特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方可除掉祸根！
（一）关于邓小平理论。
□321、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唯一标准论”的不可知论。邓小平提出“所有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是个思想路线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143页）被11届3中全会称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12月的11届3中全会公报）“唯一标准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而且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可知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部世界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和运动的，按照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规律法则运动的，如因果性和必然性等，人们可透过现象掌握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真理）以指导实践，世界是可知的，真理是可知的。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对实践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概述为，“唯物辩证法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9页）即实践是可知论范围内的实践，《论持久战》和抗日战争就是可知论的光辉典范。“唯一标准论”者片面引用毛主席关于实践的个别论述，无视毛主席认为更为根本的唯物辩证法，这不是“完整的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2页）而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阉割。邓小平的“唯一标准论”认为，凡是真理都在经过“实践”检验之后，才承认其客观真理性，否定了“人的思维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哲学史上早有的“不可知论”。这种思想方法表现为实行一种随意性的假说进行“试”，不行，再实行另一种假说来“试”，又不行，干脆就这样试、那样摸、周而复始的寻找，永远处于未知状态，其实质是一种“不可知论”的变种──“没有理论的理论”即摸论，这就是三十年来路线政策缺少历史逻辑力量的支持，人们处于彷徨、浮躁、奔命状态乃至社会政治与经济等出现紧迫问题的思想根源。现在自然和社会领域无数所谓“突如其来”的“突发事件”的发生，不得不效法资本主义的所谓“应急机制”，依靠成千上万救火状态的“应急预案”维持社会的运行，就是违背事物发展的辨证规律，处于事前不可预见，更不可能预防的“不可知”状态。所谓“突如其来”，就是无视事物发展的量变过程和征兆，无视事物的辩证发展规律，待到事物发生质的突变时，才充当消防员起动“应急预案”，尽管也辛苦，可是已经给社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或者灾难。地震灾害因“入地无门”不可知，冰雪灾害可谓“上天有路”也不可知，“什么是社会主义”不可知，“非典”发生前不可知，“上访”发生前不可知，“台独”“藏独”发生前不可知……。就地震预报为例，辨证唯物主义的可知论者是吃亏最多一次，我国1966年邢台地震后，在马克思主义“可知论”指导下形成了毛主席“两个三结合”的地震预报路线，（周恩来《加强地震科学研究》见2008年5月16日《毛泽东旗帜网》）并成功预报了1975年2月4日我国辽宁省海城营口一带7.3级强烈地震，又成功预报了唐山地震至少使青龙县免于人员死亡，实践的成功证明中国在地震发生之前是可知的，并且已经准确预报，创造了“海城奇迹”和“青龙奇迹”，解决了地震不能临震预报的世界性难题，使我国地震预报已达到“大学”水平。有人说那是偶然的，其实必然性就寓于偶然性之中，偶然是必然的表现形式，可知论就是通过偶然认识隐藏其中的必然。三十年来在“不可知论”指导下，地震预报降低到西方国家“一条腿走路”的“小学”事后观测水平，汶川地震“突如其来”说充斥官方媒体，就是地震不可预报不可知的佐证。阿坝汶川这样的大地震，按照“唯一标准”的不可知论，即使有人预报了也不能承认是真理，必须等到地震暴发，造成数十万人伤亡的实践标准检验后才承认其预报是“真理”，（甚至在地震发生后，依然拒绝承认阿坝地震预报的真理性，）这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不是造成数十万人死伤的歪理胡说吗？天灾地震固然惹不起却可以躲得起，“不可知论”却让人们丧失了躲避的时机，就此看来，阿坝数十万人瞬间死伤，更是践行“唯一标准”不可知论的人祸，官方及其掌控的媒体不厌其烦的地震“突如其来”说，不过是掩盖三十年来坚持“唯一标准”的不可知论者的历史罪责！邓小平“唯一标准”论的核心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因为它没有经过“唯一标准”共产主义社会实践的检验。既然不承认是真理，就不承认是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怎么可能去指导人们进行实现共产主义的实践呢？因此，“唯一标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任何正确理论真理性的彻头彻尾的否定。更为根本的是，未来的共产主义是没有经过“唯一标准”实践的检验，其它任何方法又不能证实它是真理，既然共产主义不是“真理”，那么，为之奋斗的共产党的存在不是荒唐吗？“唯一标准”论者在根本上否定共产党存在的合理性，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实行公有制的共产党，极力“改革”成为资本主义奋斗的披着共产党外衣实行私有制的私产党，使共产主义不但渺茫而且越来越遥远了。邓小平“唯一标准”论的目的是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唯一标准”论者口头上虽然喊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他们骨子里想的却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不具有真理性，因为它未经“唯一标准”实践的检验。因此，也就只得承认经过“唯一标准”实践检验的资本主义的理论是真理！三十年来，市场经济改革者在“唯一标准”的不可知论指导下，一头钻进资产阶级理论武库中，“不论这不管那”，只管全面向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制度等全面接轨，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伪装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复兴”传统腐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危害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其“初级阶段”就是公有制刚建立，还不完善不成熟，随时受到国内外资产阶级扼杀的威胁，围绕无产阶级实行公有制和国内外党内外资产阶级扼杀社会主义公有制展开的阶级斗争异常激烈，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显著特征和基本国情，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已被扼杀就是佐证。“唯一标准”论者确立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决策”，通过彻底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便拼命发展传统腐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形成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以经济建设为幌子的资本主义”。“唯一标准”的不可知论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对社会的极大危害性，它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把“实践标准”推向极端，淡化普遍真理——唯物辩证法，达到极右的目的，核心是否定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否定共产主义理论，否定共产党存在的合理性，肯定资本主义理论，在中国毫不动摇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践。正是“现代反动思潮的一切最新来源都在不可知论中”。（《列宁全集》老版第38卷第452页）十七大公开抛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军全国的指导地位，而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标志的“中特理论”为指导，就是“唯一标准”论者三十年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佐证，也是纪念“唯一标准”的不可知论确立三十周年取得的伟大成就，而阿坝汶川震区46万人民的鲜血和生命，则是“唯一标准”的不可知论者向其三十周年纪念献的一份血淋淋的礼！！！
□332、邓小平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是“发展生产力论”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要求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解放生产力。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是极不负责的信口雌黄。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李嘉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中第124页）资产阶级的基本原则怎么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的东西呢？马克思主义最注重的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落后的私有制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邓小平继承资产阶级的基本原则“发展生产力论”，以生产力落后为前提，无视事物的发展是内部矛盾运动决定的，认为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不先进，嫌其落后，要通过外因“发展”它，迫使生产力的主体劳动者下岗失业。“发展生产力论”运用于实践就是实行劳动力商品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改革，强行剥夺劳动者创造并协作占有的生产资料，给他们“压迫力”以产生所谓“动力”，要求生产力适合传统腐朽的雇佣劳动私有制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论”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要害是反对生产力主体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
□343、建立在哲学的“不可知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上的邓小平错误理论，既不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传，更不是“创新发展”，用于实践必然造成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如果这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可知论”发展成为“不可知论”，把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生产力”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发展生产力论”，它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者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否定共产主义、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错误路线和政策的最初理论来源。
（二）关于“三个代表”。
□351、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荒谬性。首先，共产党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与生产力的关系是适合与被适合的关系，不是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在基本原理上违背了历史唯物论。其次，生产力包括拖拉机汽车耕牛等劳动资料，共产党能代表耕牛或拖拉机吗？“三个代表”犯了低级的常识性错误。第三，就算共产党代表生产力的主体劳动者的发展要求，这是“三个代表”中稍有的一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因素。然而，“三个代表者”却极力把工农大众改下岗失业成为雇佣奴隶，在社会实践中，哪一个劳动者有下岗失业成为雇佣奴隶的“发展要求”呢？没有。事实说明“三个代表者”根本没有代表生产力的主体工农大众的发展要求和意愿，反对“三个代表”合理成分的人，正是“三个代表”的提出者自己。第四，把劳动者改下岗失业成为雇佣奴隶是谁的发展要求呢？只有那些使用雇佣劳动者，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家阶级及其政党——私产党，才有把劳动者改下岗失业成为雇佣奴隶的“发展要求”。因此“三个代表”者代表的只是占人口少数的国内外剥削者资本家阶级及其私产党的发展要求，“三个代表”者极力把为资本主义奋斗终身的资产阶级优秀分子拉入党内，仅“2006年，全国共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党员10773名，其中发展私营企业主党员1554名”，（2007年10月14日人民网）就是他们代表剥削阶级的佐证。第五，资本家阶级把生产力的主体劳动者改下岗失业，束缚了劳动者征服自然的能力的发挥，表明资本家阶级及其私产党是破坏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代表” 者把劳动者改下岗失业，证明他们同资本家阶级一样，是堕落的破坏生产力发展的反动力量！第一个代表的要害是代表占人口少数的国内外剥削者资本家阶级及其私产党的发展要求，运用于实践就转化成为破坏生产力发展的反动力量！
□362、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荒谬性。首先，代表与被代表者必须是同一类具有共同属性与特征的事物，就像人不能代表狗子。共产党属于政治上层建筑，文化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被指导与指导的关系，不是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其次，共产党讲的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共产党的关系，连许多小学生都知道它们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共产党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如苏共中央变修垮台了，能代表马克思主义变修垮台了吗？只能是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实行修正主义反革命路线而使苏共垮台。披着共产党外衣的“三个代表者”，在广东高州讲代表先进的拖拉机而不代表落后的牛，犯了低级的常识错误，能“代表”马克思主义也犯有这样低级的错误吗？第三，就算他们代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政治集团，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是它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者”却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有制上，极力扶持发展私有制经济，拼命“攻坚”以消灭公有制经济，致使“民（私）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2000年已占到55%：2005年约为65%”，（全国工商联公布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他“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方向吗？根本没有。第四，哪个阶级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消灭公有制，发展私有制呢？只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落后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发展私有制消灭公有制。第二个代表的要害是代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消灭公有制的落后文化的前进方向。
□373、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荒谬性。首先，1982年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讲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已经背离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根本利益”的根本原理，如果共产党代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还认为代表的面不“最”广大，怎样才算“最”广大呢？那就只有把压迫剥削中国各族人民的剥削者包括进去，才算“最”广大了。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解释吗？第二，如果代表了占人口少数的压迫者剥削者的根本利益，还能代表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吗？真理向前迈一步，就变成了谬误，“三个代表者”一“最”之差，代表的“面”缩小成了占人口少数的私有剥削者，“三个代表者”堕落成为国内外私有剥削阶级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堕落成为披着共产党外衣消灭公有制发展私有制的私产党人。第三，最广大人民包括工商联、各宗教团体、各民主党派、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政治集团和群众组织，它们的“根本利益”已经由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人代表了，这些政治团体和群众组织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没有，预示着“三个代表者”要代替或取消所有的民主党派和群众组织，堕落成了封建独裁专权和修正主义的“全民党”人。第四，如果共产党代表了工商联、宗教团体、国民党、以及三教九流的根本利益，那他就和这些政治集团一样，自然可以剥削谋私、自拿高薪、信宗教迷信、三妻四妾包二奶等，变成包括封建宗教迷信和资产阶级大杂烩的政治集团，还有什么“先进性”可言呢？第三个代表的要害是使共产党堕落成为落后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所谓“全民党”，忠实地代表国内外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
□384、“三个代表”背叛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受到来自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坚决批判，另一方面必然受到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的极力推崇。美国政策研究中心亚洲部主任说，“美国现在对华政策的重点是敦促××民落实‘三个代表’”。（《美国之音》2003年2月24日）如果“三个代表”和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传的，资产阶级政论家为什么不“敦促××民落实”消灭私有制、辨证唯物论以及剩余价值论呢？帝国主义的政论家对“三个代表”独见钟情，一反常态的“敦促落实”，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和国内外资产阶级思想一脉相传！“三个代表”存在基本常识错误、违反辨证逻辑的错误和剥削阶级立场的错误，做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想做而做不到的反革命事业，既不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传，更不是“创新发展”。如果这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发展要求，发展成为私产党代表资本家阶级的“发展要求”，把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消灭私有制的前进方向，发展成为私产党以封资修为指导消灭公有制的前进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代表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发展成为私产党代表占人口少数的剥削者的“根本利益”。它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者，实行的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度，把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改为“弱势群体”——雇佣奴隶，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错误路线和政策的反动理论来源之一。
（三）关于科学发展观
□391、“科学发展观”同谁一脉相传？十七大报告被国内外媒体称为最大的亮点，就是中特理论只“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一举将过去披着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抛弃。然而，十七大报告又称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传又与时俱进”可能吗？首先，科学发展观作为“中特理论”的一部分，“中特理论”不包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怎么可能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传呢？就象“虎家”不包括“马家”，在遗传学上“虎家”怎么可能与“马家”是一个血统一脉相传呢？真是太马虎了！科学发展观只能由“虎家”的嫡亲血统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一脉相传。其次，科学发展观同谁一脉相传，稍微透过那些堆砌的一大堆蒙人的名词术语，只要抓住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立刻就一目了然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有制上消灭私有制，是姓“公”为大多数人谋利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有制上消灭公有制，是姓“私”为占人口极少数的国内外大资产阶级谋利益；“科学发展观”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有制上，继续“复兴”几百年前旧有的传统腐朽的私有制，已经达到65%，（全国工商联公布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总体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私有）制经济发展”——发展私有制，根子上同“私”姓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是一个血统一脉相传，“马家”根本不会有这个姓“私”的杂种！
□402、科学发展观是反科学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同哲学上的不可知论和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邓小平理论一脉相传，同具有基本常识错误阶级立场错误逻辑混乱错误的“三个代表”一脉相传，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有制上消灭公有制，其大前提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怎么可能是科学的发展观呢！
□41其一，“科学发展观”是用抽象法掩盖的具体的资产阶级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指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或规模扩大的观点。科学发展观使什么“科学发展”呢？它是一个没有具体主语的抽象的似是而非的荒唐发展观。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而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在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同存的时代，无产阶级认为消灭私有制，走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资产阶级认为消灭公有制，走资本主义私有制道路，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竟可耻的隐瞒自己的阶级立场，不敢告诉人们“深入贯彻落实”的是哪个阶级的“发展观”，违反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一个伪科学的发展观。联系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者三十年来，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前仆后继的发展私有制，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占主体的历史事实，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具体的反动的消灭公有制的资产阶级发展观。而且还要“毫不动摇”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顽固的坚持发展私有制，在“基本问题”上是一个具体的背叛消灭私有制的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资产阶级的发展观。
□42其二，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它忽略发展的具体政治方向。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的现时代，立场和世界观不同，其发展方向也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今社会“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走别的道路……”，（《列宁选集》第3卷第247页）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发展方向。科学发展观的倡导者，在毫不动摇的发展私有制向资本主义方向倒退的同时，不但淡化“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连“阶级斗争”都只字不提，以“阶层”和“弱势群体”取代，资产阶级中先进的思想家还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列宁选集》第3卷第198~199页）自称“科学发展观”的人连资产阶级中先进的思想家都不如，可见他们已堕落到资产阶级中落后思想家的境地，科学发展观不但不是无产阶级的发展观，甚至不是资产阶级中先进的发展观。
□433、“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是具体的以剥削者为本，是对人民的欺骗，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违背历史唯物主义。“本” 指事物的根源，与末相对，没有本就没有末，末服从本。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事物是具体的，谁见过抽象的人吗？我们见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世界上有各色各样的人，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主张和需求。马克思“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资本论》第1卷第12页）在阶级社会以哪个阶级为本，或者说以哪些阶级的意志为准绳？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不管个人在主观上如何超脱，他都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在阶级社会并非所有的人都“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向前发展，那些“人民群众”的压迫者剥削者，就是制造历史罪恶阻碍社会发展的人。如果以“制造历史罪恶阻碍社会发展的人”为本，“以人为本”者难道不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历史罪人吗？就说“抗震救灾”，有大量的灾民是人，还有同样作为人的少数趁火打劫者，能以他们为本任其抢掠吗？因此不易生拉硬喊那些无聊的“以人为本”，还是老老实实的“抢救安置灾民”。
□44“以人为本”具体的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以剥削阶级为本，保护剥削者镇压劳动人民。每个人都在和其他人的联系中生产生活而形成社会，当我们具体的联系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群体，如果我们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为本，就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消灭压迫剥削他们的私有剥削制度，强迫剥削阶级服从劳动人民的意志，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奋斗，成为革命者，他们参加从事的工作也因此称为参加革命工作。如果以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为本，发展私有制，就是强迫劳动人民服从剥削阶级意志，使剥削阶级不劳而获，就和国内外资产阶级打成一片，象重庆市领导那样出台十条措施，“为128位知名企业家（资本家）提供专门保护，通过‘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协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钟，保护企业领导人尤其是知名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命财产安全。”（2006年9月26日新华网重庆电讯）他们对占人口少数的剥削者奉献了无限的爱，全心全意为大资产阶级服务，消灭生产资料劳动者公有制，实行少数剥削者的私有制，为剥削者的剥削事业资本主义奋斗，就成为反革命者，他们参加从事的工作因此只能是反革命工作。如果一个具体的以人民的剥削者为本，全心全意为剥削者服务的反革命者，怎么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无独有偶，重庆市领导派警员深夜越墙进入洗衣机厂，抓走保卫公有财产的“护厂”员工十多人，（《毛泽东旗帜》2007年第11期109页）关键时刻爱憎何等分明，暴露了市场经济改革者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刻骨的恨。“以人为本”者全心全意的为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者服务，必然打击占人口大多数的走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的劳动群众，具体的背叛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人民群众的镇压者，剥削者的保护者。重庆这样的以大资产阶级为本的领导，竟继续得到科学发展观的倡导者重用和提拔，说明他模范的践行了镇压人民保护剥削者，贯彻落实以具体的大资产阶级为本的发展观有功！
□45“以人为本”是对工农大众的欺骗。“以人为本”者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私有）制经济发展”，可能吗？历史上的机会主义就是用折中主义，“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页）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一个事物发展方向相反，如果从2002年至今都“毫不动摇”，五年来一直处于形而上学的静止状态可能吗？因此只有一个“毫不动摇”是真的，那就是新中国消灭的私有制经济，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2005年已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约为65%”成为主体，（全国工商联公布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公有制经济从大到小，2006年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为37%，（李成瑞著《大变化》第16页）其中绝大部分还是政府所有的国有制，协作的劳动者实际占有生产资料的真正公有制近于零，可见毫不动摇的发展私有制是真的，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是纯粹的欺骗！“以人为本”者又提出“私人的物权”都平等保护，“统筹兼顾”了谁呢？一个出卖劳动力的挖煤工和一个亿元生产资料的“黑矿主”都平等保护，难道不是玩弄法律保护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剥削制度，为国内外剥削阶级造福，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造孽吗？所谓“发展成果共享”，至多是搞一点“低保”之类的改良，使劳动人民处于死不了也话不好的挣扎状态，使资本家能够“可持续”的剥削！这样的“以人为本”难道不是对人民群众的欺骗吗？
□46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谈抽象的涵盖了所有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从来都是把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革命阶级和劳动人民看作是历史和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并以他们为本，从来都不把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和落后的阶级看作是历史的动力，从来都不是以反动和落后的剥削阶级为本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以无产阶级这一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为本的，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统领全部科学著作内容的活的灵魂，所以马克思主义又称为无产阶级世界观，而不是“人的世界观”，因为它不是同样属于人的剥削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00页)。为什么不讲“共产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呢?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以无产阶级为本的，而不是“以人为本”的，更不是以资产阶级为本的，所以“以人为本”包括以反动和落后的剥削阶级为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对工农大众的欺骗，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科学发展观”的中心和主要部分是错误的，其他还有多少“科学”的东西可谈呢？
□474、构建的所谓“和谐社会”是剥削与欺骗的吃人社会。当今时代如果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才是最和谐的社会。何谓“和谐”，“和”者口中有粮，“谐”者人人有自由的民主的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谐”形容生活上消灭了威胁生存的“民生问题”，政治上消灭了压迫，工农大众有民主自由的权利，相处融洽友好配合得当自由幸福的生活。“社会”是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社会和谐”就是形容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上相互联系起来的人们相处融洽友好配合得当，自由幸福的生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确好，是任何社会的劳动人民都渴望的理想社会。原始公有制社会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与人之间是和睦相处的，孔子称其为“大道之行”的“安宁和谐社会”，贤能的人们管理着社会，大家都诚信而和睦，每个人都像关爱自己的父母子女那样关爱他人的父母子女，只怕自己为社会出力少，而不把财物据为己有，没有盗贼和战争，晚上睡觉也不用关门，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物质匮乏条件下的低级的和谐社会。自从原始公有制社会解体进入私有制社会，就没有安宁和谐过。奴隶私有制社会，奴隶同牛马一样为奴隶主劳动，甚至被杀死，若反抗就镇压。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实行层层分封和授职，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广大农民只有很少土地和全无土地，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苛捐杂税和地租剥夺了农民大部分产品，为了生存许多农民不得不卖儿卖女逃荒要饭，若反抗就镇压。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以此剥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阶级为了持续的剥削剩余价值，实行所谓“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力生产得以延续，同时缓解无产阶级的反抗程度，以维护资产阶级的长期剥削和统治，若反抗就镇压。自从私有制来到世上，一天都没有安宁和谐过，孔子曾经期望的“安宁和谐社会”一直是空想。中国人民在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消灭私有制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协作占有生产资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并且强迫剥削者与劳动资料直接结合，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具有“四大”民主，黄赌毒一扫而光，有计划按社会发展的合理需要组织生产，“就业是民生之本”，没有剥削，没有下岗失业就在“本”上解决了“民生”问题，没有经济危机，没有假冒伪劣，没有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晚上睡觉也不用关门，小孩子晚上11点回家父母也不怎么担心，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人民服务成为主流价值观，只怕自己为社会出力少，经济科技飞速发展，满怀信心的在2000年以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当今时代如果有“安宁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就是迄今最和谐的社会。
□48中国的社会不和谐是市场经济改革者一手制造的。一小撮市场经济改革者崇拜迷信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不能剥削作威作福，做官不能当老爷，和工农大众同劳动“划等号”就是“劳改”，“住了‘牛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4页）于是就编造谎言，诬陷这样的社会是“动乱”“危难局面”，经济“濒于崩溃”，于是依靠阴谋篡夺的权力，禁止“四大”民主，使已经存在的“谐”消失了；实行劳动力商品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私有化改革，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说成“非公有制”，把私有制企业胡诌成“新经济组织”，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毫不动摇的发展，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改出了“民生问题”，就是三十年改革的“伟大成果”之一，使已经存在的“和”消失了，构建了一个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和谐社会。于是两极分化、矿难、黄赌毒杀炸抢腐败蔓延、防盗成产业、坑蒙拐骗、环境污染、普通民众看病难上学难、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经济危机，总之旧中国一切丑恶的东西不但实现了“伟大复兴”，还创新了“非典”，开放引进了“爱滋病”，四个现代化被推迟50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至于2050年能否实现还是个未知数，工农大众的不满与反压迫反剥削此起彼伏，本来“安宁和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被这些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市场经济改革者，折腾成为真正“动乱”的资本主义社会。
□49真理同谬误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和谐与否只有比较才有鉴别。没有失业的社会是和谐社会，还是几千万工人失业的社会是和谐社会？是没有内外债的社会是和谐社会，还是内外债数万亿的社会是和谐社会？是没有黄赌毒杀炸抢夜不闭户的社会是和谐社会，还是黄赌毒泛滥杀炸抢不断防盗成产业的社会是和谐社会？是干部清正廉洁没有高薪，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社会是和谐社会，还是干部自定高薪贪污受贿买官卖官腐败盛行的社会是和谐社会？是实行完全的民主，每个人可以随时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揭露阴暗面，把腐败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社会是和谐社会，还是用法律禁止人民群众用“四大”揭露腐败，使腐败分子李长河之类为所欲为，打击报复吕净一等反腐败人士的社会是和谐社会？现在许多人看不起病，是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没有医药吗？不是，许多医院苦于病员少而争病员；许多学生上不起学，是没有学校没有教师没有教材吗？不是，许多学校在争生员；许多人住不上房，是没有房屋吗？不是，许多房屋空置……。这一切都是市场经济改革使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剥夺了大多数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样的市场经济社会怎么可能是和谐社会呢？中国现在的不“和谐社会”是市场经济改革者一手制造的，是三十年市场经济私有化改革的“伟大成果”。社会不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本身，就歪打正着的说明我国由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与时俱退成为民不聊生没有民生和民主的不和谐社会。
□50市场经济改革者构建的市场经济私有制“和谐社会”是吃人的社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几百年的发展史，法律不可谓不完善，仍然两极分化杀炸抢黄赌毒泛滥，作为市场经济社会榜样的美国，2006年仍有“超过436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1717万人看不起病”。（2007年6月2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足见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永远不可能“安宁和谐”。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批判市场经济改革，根本纠正市场经济私有化改革路线。可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外衣崇拜迷信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改革者，却拒绝接受来自工农大众和一切革命人民的批评，甚至以“人言不足恤”，把工农大众和一切革命人民反对剥削反对压迫建立真正和谐社会的正义要求，当作不和谐的根源，一方面继续“毫不动摇的支持、鼓励”发展破坏“和谐社会”的私有经济制度，加深对工农大众的剥削和压迫，黑砖窑、黑煤窑、包身工、黑童工、矿难等给劳动人民造成数不尽的灾难。一方面强化主要应对工农大众和革命人民反抗的“应急措施”，制订了一套又一套对付工农大众反抗的“应急预案”，100多万公安100万武警的镇压力量还不够，又恢复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保安制度，组织“230万保安成为重要‘辅警’”，（2007年08月20日11:26 新华网）以强化镇压力量，中国既然没有阶级了，这些武警附警镇压谁呢？只能是工农大众和一切革命人民。市场经济改革者不怕黄赌毒腐败，因为这些是他们市场经济改革政策扶持发展起来的，可以消磨人民关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意志，还可以增加防盗产业、附警、网监等相关GDP，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工农大众对剥削压迫的反抗，可能危及市场经济改革者的非法统治，他们对上访的工人、农民、民办教师、复转军人、机关干部等进行围追堵截和关押，足见“应急预案”的矛头所向，这就是他们构建的所谓“和谐社会”。市场经济改革者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罗列了许多抽象的不着边际的谎话假话，比如“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是具体的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实行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可是这些市场经济改革者不但不说，还反其道而行之，“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根本破坏“和谐社会”的人吃人的私有剥削制度，在私有剥削制度前提下要人们“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就是叫人们尽能为剥削者创造剩余价值，把得到剥削看作一种幸运，叫工农大众爱剥削阶级，安定的承受剥削和压迫，尽能为剥削者创造剩余价值，不准反抗，甘心得到雇佣奴隶的政治经济地位吗？这就是市场经济改革者构建的发展私有制的所谓“和谐社会”，不然就起动“应急预案”，动用“主附警”镇压，不知天下还有没有比这更无耻的骗子！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斗争是绝对的，统一、和谐是暂时的相对的，斗争求和谐则和谐存，“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列宁全集》第42卷第367页）在阶级存在的社会不讲阶级斗争，只讲和谐的“和谐论”，就是阶级调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就是麻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迷魂汤”和“麻醉论”，就是妄想让人们顺从的任国内外毒蛇猛兽们宰割。三十年来，而他们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和谐社会”招牌下，对人民却从来不“和谐”，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仅矿难累计死亡人数就可与汶川地震死亡人数相媲，这样的“和谐社会”不过是一块掩盖他们吃人行径的遮羞布，如同鲁迅所说“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全集》第1卷第12页）
□51“吃人”的私有制“和谐社会”，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本质属性相一致。其实这个结论是市场经济改革者自己公开承认的，“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自邓小平在1982年12大开幕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属性区别是什么呢？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革命的批判的，恰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不见了。而“革命不见了！这正是机会主义者所需要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270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就是去掉革命，由不革命——不消灭私有制，到反革命——消灭公有制，市场经济改革者为自己的“反革命罪”免于法律制裁，于是在1999年3月15日利用窃取的权力，把《宪法》第28条：“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人民日报》1999年03月17日第1版）足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本质。逻辑如此，事实又如何呢？联系三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具体实际”——市场经济改革，其核心就是使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成为雇佣奴隶，否则根本不存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改革者要使劳动者的劳动力成为市场商品，就必须使劳动者与其占有的生产资料相脱离变成无产者，要使社会主义时期有产的劳动者变成无产者，就必须使劳动者协作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为国内外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改革路线就是具体的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公有制反人民的反革命路线，市场经济改革就是具体的反革命。当今世界上如果“消灭公有制”不是反革命，世界上还有反革命吗？如果消灭公有制的市场经济改革是一场革命，那么美国的老小布什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就是“最伟大的革命家”，这可能吗？所谓“特色”其实就是同红色相反的黑色，市场经济改革的每一步，都是根本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人吃人的私有剥削制度的反革命，工农大众的无数灾难，盖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革命反革命的本质属性，“和谐社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灭公有制的不革命反革命本质属性的必然伪装。人吃人的“和谐社会”，被市场经济改革者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何等地坦率、贴切！有人以为农民负担的改善是市场经济改革者的恩赐，孰不知那是多少农民用鲜血和生命抗争争得的，复转军人待遇得到部分改善，同样是他们一次次有组织上访抗争的结果，给工农大众造成灾难的反革命的人吃人的市场经济私有化改革路线并没有丝毫改变，他们只是打着“和谐社会”的幌子，在非本质上行点“小惠”作些改良，距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实现劳动人民的根本解放的“和谐社会”相差十万八千里。本质上革命的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怎么可能与消灭公有制的反革命的市场经济改革实际结合呢？因此共产党的叛徒考茨基过去扼杀马克思主义，就是“唯独抛弃它的革命性”，（《列宁选集》第2卷第629页）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仿效叛徒考茨基，同样是抛弃革命性，实行人吃人的私有剥削制度，在强行镇压劳动人民反对剥削的同时，采用似是而非的好听词句欺骗人民，所以愚弄欺骗人民的“和谐社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固有的本质属性——欺骗性，“和谐社会”就是掩盖着私有剥削的人吃人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中国反革命的市场经济私有化改革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
□52“科学发展观”是用抽象的手法掩盖着具体的资产阶级发展观，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核心“以人为本”是具体的以占人口少数的剥削阶级为本，全心全意为国内外大资本家服务，是对大多数人的反动，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和谐社会”是对工农大众欺骗加镇压的人吃人的私有制社会。如果这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有制上，把消灭传统的资本家私有制发展成为消灭现代的劳动者公有制，把马克思主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发展，发展成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向资本主义发展，把马克思主义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本，发展成为修正主义以占人口少数的剥削阶级为本，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发展成为修正主义不革命的阶级调和，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反革命的私有剥削制度本身固有的本质属性，——修正主义的欺骗性！
□53（四）综上所述，“中特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不可知论”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代表资本家阶级的“发展要求”，代表封资修落后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占人口少数的剥削者的“根本利益”，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剥削阶级为本，以阶级“和谐”愚弄劳苦大众，它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中国化，如果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那就是把真理发展成修正主义谬论。在这个修正主义谬论指导下形成的基本路线，只能是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三十年来，在“中特理论”指导下尽管市场经济改革者有某些成绩如村村通路电、建三峡大坝、修青藏铁路、组织救灾等，但他们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有制上，消灭公有制的基本理论和政治大方向是错误的，是反革命的，有的领导似乎也想为人民办事，因政治大方向错误而为市场经济改革者和资本家作了嫁衣裳。马克思主义不否定一切，而只否定其错误的东西。建国后二十九年尽管也有错误，如毛主席经常说的大跃进五风和文化大革命的三分错误，尽管是“一线领导”的直接责任和走资派的破坏等，但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有制上，消灭私有制的基本理论和政治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肯定一切，而只肯定正确的东西。建国后二十九年因为指导理论正确，在实践中出现偏差的时候，会影响革命理论的贯彻执行，所产生的影响是局部范围的，纠正则比较容易。近三十年因指导理论出现根本政治方向错误，即11届3中全会以来“中特理论”消灭公有制的根本方向，带来的是全局性的根本问题，这种根本性错误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会导致革命成果的部分或完全丧失，直至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复辟。一面旗帜代表的是一个方向，事关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市场经济改革者高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指导思想是不可知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和封资修的大杂烩，指引的方向是“复兴”传统腐朽的私有制度，市场经济改革者知道自己的旗帜不“红”，没有用“红旗”表述自己的旗帜是很不够的，三十年来市场经济改革者举着白旗投降国内外大资产阶级，举着黑旗消灭公有制，实行市场经济私有制，把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共产党的叛徒、汉奸卖国贼篆刻在自己的历史耻辱柱上！这样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共产党反人民，代表资本家阶级的修正主义谬论，能不拨乱反正，让其继续流传毒害中国人民危害社会主义中国吗？连毛主席都终其一生“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书有那么大的神通”，（《毛泽东的“珠峰”》第112页）“中特理论”的始作俑者竟不知天高地厚，凌驾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上，不可笑可怜吗？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吹的越高只能跌的越重，毛泽东思想被你们“粉碎”抛弃了，你们的歪理胡说能不被人民“粉碎”抛弃吗？你们如果能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做一个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名副其实的普通共产党人，就是中国人民大大的福气了！
□54在这种情况下，务必在基础理论方面充分利用“中特理论”这一宝贵的反面教材，通过“拨乱”方能“反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人民，在批判“中特理论”中，提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就是“中特理论”的唯一历史性贡献！市场经济改革者中，除极少数死心塌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外，大多数主要是没有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看不到共产主义那么运，分不清是非，而误入歧途，或者把个人名利地位置人民共产党国家利益之上，此类人重在教育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通过联系实际批判自我明辨是非纠正错误，做名副其实的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党人，向真理投降是光荣的事，人民是欢迎的，出路是光明的。对极少数死不改悔的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人必须坚决清除，重建名副其实的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出低潮和困境，建成真正“安宁和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
《拨乱反正三十年（征求意见）》之三：小康目标的拨乱反正
三、小康目标的拨乱反正
□55十七大报告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是个什么东西呢？
□56“小康社会”是孔子两千多年前空想的奴隶社会晚期的封建乌托邦。“小康社会”并非创新。“康”指安宁和丰盛，主要指安宁和谐，“小康”就是稍为安宁一点。自从物质并不丰盛但很安宁和谐的原始社会解体，进入奴隶私有制社会后，奴隶主为了掠夺有限的生活资料和奴隶而征战，私有制从它一出世就使社会不得安宁和谐。于是奴隶社会晚期的思想家孔子（约公元前500年），就把社会战乱称为“礼崩乐坏”，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他只看到物质生活资料不丰盛的一面，而看不到私有制是社会不得安宁和谐的祸根，把社会不安宁和谐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物质资料的不丰盛，幻想物质财富丰盛了社会就自然安宁和谐，提出“仓禀实，知礼节”的所谓“小康社会”，因此“小康”社会不过是几千年来人们空想的美好宿愿而已。“小康”社会较早出于孔子《礼记.礼运篇》，在当时社会发展客观条件下，具有进步的意义。那里说孔子在参加完蜡祭之后，登上门楼，感慨自己未赶上“大道之行”的（原始）社会，在那个社会，贤能的人们管理着社会，大家都诚信而和睦，每个人都像关爱自己的父母子女那样关爱别人的父母子女，只怕自己为社会出力少，而不把财物据为己有。没有盗贼和战争，晚上睡觉也不用关门。但后来这个社会解体了，“大道”不行了，有了争夺和战争。从大禹开始直至周公，圣人们建立了一套礼仪等级法律制度，赏善罚恶，按照这套制度办事社会才能稍微安宁，是谓“小康”。这里的“小康”仅仅是期盼稍微安宁一点而已，还远不是“大道”和“大同”的社会。由于孔子的时代局限性，看不到私有制是社会不安宁的万恶之根源，一个剥削掠夺人吃人的私有制社会怎能不恶呢？孔子不消灭奴隶私有制，企图实现稍微安宁和谐的“小康”社会目标，不但是空想，本质上是挽救即将崩溃的没落奴隶私有剥削制度。在时代步伐前进两千五百年后，把奴隶社会晚期孔子提出的“小康目标”，拿来当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既不是与时俱进，更不是创新，是与时俱退到奴隶社会晚期的封建乌托邦，堕落成为维护私有剥削制度的卫道士！
□57“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提出者，连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作者莫尔都不如。人类社会经历两千年的经济发展后，物质相对丰盛了，社会却仍不安宁和谐，人类的苦难并未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消除，如何解除人类的苦难，1516年英国思想家莫尔的《乌托邦》一书问世，已认识到私有制是世界充满罪恶和灾难的根源。“财产公有是乌托邦的最大特点，也是莫尔社会主义思想中最可贵的要素，莫尔断言私有制是万恶的根源，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根除贪婪、争讼、掠夺、战争及一切社会不安的因素。”（《乌托邦》序言第4页）尽管乌托邦是一种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早期理论，它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主张用说服的方法使资本家放弃雇佣劳动和私有制，以解除劳动人民苦难，在物质丰盛的同时实现人类社会的安宁与和谐，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由于莫尔看不到无产阶级（早期）的历史作用，反对无产阶级用革命的阶级斗争方式，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安宁和谐，仅倡导用说服的方法要资本家放弃私有制，因此《乌托邦》被马克思主义称作“空想的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决不是“乌托邦”，不通过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相对于中国孔子的空想“小康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在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问世近五百年后的中国，竟然在三十年来直至十七大报告上，不但不提消灭私有制，不提阶级斗争，还南辕北辙地“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私有制）经济发展”，极力复兴莫尔痛斥的雇佣劳动私有制度，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成为雇佣奴隶而下岗失业，在生存和死亡线上为“民生”而挣扎，不得安宁，与时俱退到莫尔《乌托邦》以前的私有制时代。占人口少数的剥削者尽管“仓禀实”，其保镖却不离左右，也难以安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现代“小康社会”的提出者，发展少数人剥削压迫大多数人的私有经济制度，试图通过所谓的“协调发展”“公平正义”“提高全民族文明”“发展社会事业”“生态文明”等改良主义措施，不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私有社会制度，这种“小康目标”除了暂时的欺骗外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市场经济改革者提出的“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通过极力发展私有制消灭公有制，以实现物质丰盛和社会安宁和谐，连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莫尔都望尘莫及！三十年来，市场经济改革者把空想的奴隶社会晚期的乌托邦奋斗目标镌刻在自己的历史丰碑上！
□58“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动。历史是一面镜子，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市场经济改革者，在现代物质财富相对过剩的客观条件下，无视私有制是社会不得安宁和谐的根源，无视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主观的教条的照搬套用两千五百年前，奴隶私有制条件下孔子的“小康”思想，把不消灭私有制的空想“小康社会”，作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政治集团——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并指导党，已堕落到中国的腐朽奴隶时代，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动。这样的歪理邪说不拨乱反正行吗？
《拨乱反正三十年（征求意见）》之四：执政理论的拨乱反正
四、执政理论的拨乱反正
□59“共产党执政”作为市场经济改革者的执政理论，三十年来不绝于耳，其实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称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8页）只是这种声音一直未占主导地位，直到邓小平窃取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权后才逐渐居于主导地位。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1992年14大正式称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2001年七一讲话提出“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的认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2002年十六大再次提出“共产党执政”“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之后，三次全会都强调共产党是执政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2004年9月19日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号称“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总结党的执政经验”，是“执政兴国”的纲领性文件，创新的文件，“共产党执政”逐渐充斥各报刊电台电视和文件，形成了所谓的执政理论。17大《报告》又提出共产党是“执政58年”的“执政党”，并“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建的“主线”。“共产党执政”于是如邓小平所说，“语言听习惯了，对事物的感觉就迟钝了，考虑问题就马虎了”，（《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32页）似乎就是真理了，然而，它真有道理吗？
□60首先，三十年来不断深化的所谓“共产党执政”理论，是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人抛弃无产阶级而独自执政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谬论，要害是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人篡夺无产阶级政权。共产党同其他任何政党都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无产阶级为了在消灭私有剥削制度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将本阶级中最积极的成员集合起来，形成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就是共产党，它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代表无产阶级的意志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斗争。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及极少数剥削者根本利益的，一切无产阶级政党都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敌对阶级的斗争往往表现为各政党的斗争。无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还是执掌政权时期，无产阶级始终是共产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阶级没有自己的政党组织领导就一盘散砂没有力量，政党撇开和背离自己的阶级基础而独自执政，就会成为无本之木而灭亡，这就是政党产生发展的规律。作为规律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人们一旦违背了它，就会受到惩罚。”（《人民日报》2004年9月20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窃取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权后，背叛自己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当苏修叛徒集团及其控制的共产党下台时，工人阶级和绝大多数党员的反应竟然不像是自己的党被解散，而像是别人的党被解散一样，这就是政党背离自己的阶级而执政的必然结果。阶级居于基础地位决定政党的性质，决定政党的存在和发展，资产阶级腐朽灭亡其政党也随之灭亡，进入无阶级社会时无产阶级消亡了，共产党也将随之消亡，就是阶级基础决定的。但政党不是消极被动的，对阶级具有反作用，当共产党反映无产阶级意志，组织领导无产阶级执政时就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反之，象苏修叛徒集团那样撇开并背叛无产阶级而自己独自执政，就阻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展，在葬送共产党的同时，自己也逐渐走向灭亡，自掘坟墓葬送自己。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形式上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等政治集团如何更替，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政党——实行私有制的私产党领导资产阶级执政，即资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是无产阶级政党——消灭私有制的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执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执政是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后，其历史使命就是组织领导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执政，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正确的指出新中国是“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决非撇开无产阶级由自己独自执政——共产党执政。“共产党执政”的要害是淡化无产阶级执政的内容，突出共产党的领导形式，撇开无产阶级而独自执政，进而通过市场经济改革者“创造”的不论正确与否、革命与否，下级或全党都层层与上级领导“无条件保持高度一致”，“共产党执政”就进一步退化成为“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由此使那些以合法或非法的、提拔选举或政变等各种手段取得共产党领导权的极少数人执掌政权，十七大报告直言不讳的“领导班子执政”和“领导干部执政”就是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人执政的佐证。“共产党执政”是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人，撇开无产阶级由自己独掌握政权的修正主义谬论，达到篡夺改变无产阶级政权的目的，这就是“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的要害！
□61第二，马列主义的执政观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直接执政。有人说列宁宣称：“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列宁选集》第3卷第191页）以此作为“共产党执政”的理论依据，有道理吗？1919年俄国革命刚刚胜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提出同布尔什维克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因为他们在革命过程中两度倒向资产阶级的经验，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反资本斗争的领导者。“在这个斗争中，劳动者的先进部队，他们的先锋队，只能是能够领导尚未觉悟的农民群众的工人无产阶级。”（《列宁选集》第3卷第191页）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由谁来领导，列宁认为决不同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共同领导，不与任何人分掌政权，“马克思在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运用的阶级斗争学说，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承认无产阶级的专政，即承认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列宁选集》第3卷第191页）于是改良主义者责备布尔什维克领导无产阶级执政是“一党专政”，这就是“一党专政”的由来。列宁说，“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它一直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因而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列宁全集》第37卷第125~126页）列宁说的“这个基地”就是无产阶级基础，所谓的“一党专政”就是“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这与“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者，撇开工人阶级“这个基地”独占政权的“领导干部执政”，有丝毫相同之处吗？这与极少数领导实行层层分封授职，和国内外资本家阶级打成一片，把工人阶级改为国内外资产阶级的雇佣奴隶，把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根本改变的私有制旧社会复兴起来，有丝毫相同之处吗？关于执政，列宁说“党是无产阶级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列宁选集》第4卷第457页）只有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直接执政，决不能让其他什么党领导无产阶级执政，更不是抛弃和背叛自己的无产阶级基础而独自执政，这就是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执政观。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往往就在几字之差的似是而非之间。市场经济改革者通过似是而非似曾相似的手法，把“共产党领导组织无产阶级直接执政”，去掉被领导者由自己独自直接执政，错误的修正为“共产党直接执政”，成为事实上的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执政观。
□62第三，“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违反公理。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并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完全公有制社会过渡。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共同流血牺牲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却不能共同执掌政权，只由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是共产党内的极少数领导者执掌政权，即十七大报告所谓的“领导班子执政”或“领导干部执政”，工农大众奋斗取得的革命果实被其中的极少数当权者独占，这哪是什么“创举”和“创新理论”，这与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成果被少数人窃取毫无二致。它根本不是“打天下者坐天下”，而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打天下，个别当权者坐天下。“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者自己背叛无产阶级背叛共产党，与时俱退堕落成为封建社会无数农民起义的首领。共产党内的少数领导执政后，更加荒唐的是，竟然把那些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不放弃剥削的资本家、主张消灭公有制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拉进共产党内，仅“2006年，全国共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党员10773名，其中发展私营企业主党员1554名。”（2007年10月14日人民网）甚至作为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分享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志士流血牺牲获得的主权，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使“被打倒者”“复辟者”也“坐天下”，共产党内执政的极少数领导如果不是政治投降，不是叛变革命的叛徒，就是政治昏庸无能，认敌为友认贼作父，不辨黑白的政治白痴，哪有什么政治清明，何谈“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按责任与权利对等的公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在其先锋队领导组织下夺取政权，理应由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在其先锋队领导组织下执掌政权，社会主义国家不是管理工人阶级的国家，而是工人阶级管理的国家。不是“为民执政”，而是“人民执政”，确切的说，就是“共产党领导组织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直接执政”！劳动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是最根本最主要的权力，唯此劳动人民的劳动权、受教育权和休息权才有保障。真理是有范围的，“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直接执政”是真理，如果超出这个范围，抛弃被领导者，由“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独自执政”，就变成了谬误。
□63“为民执政”或“执政为民”是一个政治骗局。“为民执政”似乎有一点“为民”的思想，然而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后“为民”了吗？三十年来，他们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有制上，极力推行劳动力商品为核心的市场经济路线，消灭产生才九十年的现代的劳动者协作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国内外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传统腐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消灭的私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居于主导地位，使数千万工人失业，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处于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雇佣奴隶地位！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有制上，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剥下了市场经济改革者“执政为民”的画皮，暴露了市场经济改革者“执政为‘民的剥削者’”的本来面目！
□64“保江山难”，难在哪里？保江山难，就难在背叛自己打江山时的阶级基础。俗话说“打江山易，保江山难”，其实打江山也是很难的，也有俗语为证，“万事开头难”，“头三脚难踢”。所谓“打江山易”，就“易”在打江山时领导者依靠自己的阶级基础，上下同欲，同甘共苦。所谓“保江山难”，就“难”在获得江山以后，有些领导者背叛自己打江山时的阶级基础，由人民的领导者变成了人民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自定政策自拿高薪，堕落成为自己曾经打倒的败类，由领导人民革命走向反对人民革命，他们不但收缴民兵武器，甚至连人民群众打野兽的猎枪都怕的要命一律收缴，取消人民的“四大”和游行示威自由，不惜动用军队武装镇压。从秦朝晚期的统治者背叛“喜旺”等一同打江山的人，到无数农民起义领袖获得政权后背叛并压迫农民，直到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市场经济改革者，背叛并压迫工农大众，成为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保江山确实很“难”，而且就是“难”在他们背叛曾经依靠的阶级基础，不但难，而且必然走向被推翻，这是他们自己在打倒自己。只有名副其实的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共产党人，不但在打江山时依靠工农大众，而且在取得政权后“永远站在劳动人民一面”，组织领导“人民直接执政”，政治上更加自觉的依靠工农大众，上下同欲，经济上拿普通工人的工资，吃苦在劳动人民之前，享受在劳动人民之后，相比打江山流血牺牲坐牢杀头应当容易的多，比较而言，应当是“打江山难”“保江山易”！
□65第四，“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是对无产阶级民主与专政的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列宁全集》第37卷第430页）统治阶级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承认无产阶级不与任何人分掌政权，即无产阶级执政统治。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直接执政——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不但组织领导工农大众在上层建筑领域推选乡长、总理等施政者，而且组织领导他们在生产关系领域推选经济单位的厂长经理等经营者，所有公职人员都可以随时撤换，并且只付给不高于普通工人的工资，马克思说“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它是任何资产阶级无法实行的“完全的民主”，除非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民主执政权力决不是别人赐予的，是他们流血牺牲争得的，被推选的公职人员仅仅作为主权者的服务者——公仆被赋予管理权。政权是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士兵夺取的，应由他们直接执政，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来源之原理。在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的民主与专政面前，资产阶级的少数人的民主与专政显得多么的落后腐朽和不合时宜。
□66列宁指出“必须由一个阶级来执政。……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第30卷第3页）决非全部政权归共产党内的少数“领导干部”的一党执政。中国共产党也一贯反对“一党专政”即“一党执政”，毛主席在1941年1月20日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就明确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76页）1941年3月6日国民参政会上，民主人士梁漱溟讲：“按西方国家的标准，国民党是执政党”，蒋介石也称国民党是“执政党”，事实上是国民党内极少数官僚资产者的专制独裁。中国共产党决不能反对他人专制独裁的“一党专政（执政）”，而自己实行专制独裁的“一党专政（执政）”，中共八大明确指出新中国是“无产阶级执政”。（《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可卑的是，市场经济改革者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跟着官僚资产阶级的屁股，步国民党反动派的后尘，不辩香臭，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标准祭起“党执政”，抛弃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而独自执政，倒退成为事实上的“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者执政”。然后同蒋介石那样由上级领导对所有公职人员实行层层分封授职并随时撤换，同时付给普通工人数倍乃至数十倍百倍的高薪，根本背叛了无产阶级的民主与专政（执政），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执政观，倒退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旧有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独裁，做了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屁虫，还自鸣为“创新”“创举”!可卑！可耻！
□67第五，“共产党执政”于理无据违背《宪法》。有人为“共产党执政”寻找理论根据，说毛主席1949年３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是“全面思考（共产党）执政问题的重要会议”，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主席在会上确实讲到政权，但遗憾的很，毛主席讲的是“人民政权”“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哪有半点“共产党执政”呢？并且《宪法》至今仍正确的表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但没有“共产党执政”，相反，说明“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于理无据违反《宪法》，篡夺了“中国人民掌握”的国家权力，破坏了国家共和制即社会主义的人民主权制，使“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成为占人口极少数的“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掌握政权”的国家，事实上的占人口极少数的领导执政。“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违反《宪法》“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人民主权制根本原则，如果按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依法执政”，就应该立即依《宪法》取消“共产党执政”并肃清其流毒，按列宁所说由“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列宁选集》第3卷第216页）实行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直接执掌国家政权，使社会主义《宪法》“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人民主权制落到实处。
□68第六，“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是腐败滋生蔓延的重要温床。“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使所有公职人员由共产党内的主要领导自上而下的逐级分封授职，国家最上层人员往往是由共产党内最高领导自封后，再走一下选举过场，然后由他们对下级层层分封。为保证自己和被分封者能顺利当选，市场经济改革者在各级各类代表大会期间划定满足自己意图的代表标准，指定能满足自己意图的人作代表候选人，并严密防范消灭私有制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成为代表候选人。十七大期间，不但在北京进行大规模围追堵截的所谓“突发事件”的演习，还动用专政机关对可能上访的下岗工人进行威胁，“敢上访就把你们抓起来”，还对部分共产党人进行秘密监控（9月25日、10月14日），哪有共产党（无产阶级政党）的会议害怕基层共产党员，害怕无产阶级的道理呢？市场经济改革者自己把“共产党”执政的外衣剥的一干二净，暴露了极少数当权的市场经济改革者执政的本来面目。普通共产党员、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既不能真正决定基层国家权力机关和经济单位公职人员的命运，更不能决定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员的命运，国家最上层人员的命运是自我决定的，他们是否忠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能否为人民服务，主要地取决于他们个人的觉悟、品质和能力等个别情况，而不是取决于使这些人升到国家上层机关的社会主义完全民主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不受选举形式约束，普通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无法监督更无法决定其命运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才真正拥有主权。特权者又通过指定和提拔接班者的方式，使这个特权阶层自我延续，不受监督的特权阶层就在“共产党（内少数领导人）执政”的温床上不断的再生产出来。一个人要想对社会和国家多起一些（不论是好的或坏的）作用，除了在等级的阶梯上向上爬以外别无它途，一些人不得不绞尽脑汁送礼阿谀奉承树碑立传，同上级领导打桥牌搓麻将等讨好上级，无所不用其极，能否爬上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上级的依附程度和上级的好恶，而非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与否。由于正直的人对“讨好”之类所不齿，往往被排斥在“指定提拔”之外，即使个别漏网者象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李昌平，一旦被发现就会立马清除出局。近三十年来工农大众看到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怪现象，产生的根源之一就是“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随着“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的提出并逐步深入，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执政逐渐淡化，腐败就日趋形成体系有恃无恐的蔓延起来！
□69第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反对“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的异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也反对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人执政，他们的特点是凡共产党他们都统统反对，不仅反对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也反对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人及其“创举”的“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目的是实行名副其实的私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执政（专政）。无产阶级则仅仅反对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人，及其“创举”的“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在于批判揭露力求纠正错误，如果继续坚持错误将被清除出共产党，目的是实行名副其实的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直接执政（专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虽然都反对“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因阶级立场不同达到的目的也不同。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反对，借资产阶级也反对“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而反对无产阶级对“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进行揭露和批判，在客观上就是维护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人执政。就象抗日战争时期的“反蒋”，汪精卫不但反对共产党抗日，也反对蒋介石的抗战部分，是要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仅仅反对蒋介石的分裂部分，是要团结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因为汪精卫反对蒋介石（有限的）抗战，就不允许共产党反对蒋介石制造分裂的活动，难道不是鼓励蒋介石打内战破坏抗战吗？毛主席历来告诫共产党人，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唯物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种一概而论，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形而上学思想，无论有的人主观上如何善良——坚持“共产党执政”，客观上都是根本维护“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披着共产党外衣消灭公有制的私产党人执政。
□70第八，“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的发展趋势。马列主义的执政观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直接执政。“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是撇开无产阶级自己独自执政，要害是篡夺无产阶级政权，它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公理，违背社会主义《宪法》人民主权制的根本原则，否定无产阶级的民主与专政，是腐败滋生蔓延的重要温床，既是非理的又是非法的。近三十年来，“共产党执政”修正主义谬论的误导，使共产党内的极少数领导在窃取无产阶级政权以后，能够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之上，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有制上，（《共产党宣言》）消灭现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传统腐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堕落成为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人，他们背叛工人阶级投降资产阶级，把工人阶级改革为国内外资产阶级的雇佣奴隶，同时也将自己置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对立面。随着“共产党（内极少数领导）执政”的逐渐深入，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执政地位逐渐并剥夺，相当多的共产党员逐渐不把这个党看成自己的党，而看成党内少数领导者的党，直至要求重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组织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直接执政；相当多的工农大众逐渐不把国家政权看成自己的政权，而看成党内少数领导——当官的政权，现政权的稳固与否，倾覆与否，与已关系日益疏远，“正如巨人安泰一脱离自己的母亲即大地，就失去了力量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5页）当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及其私产党人，如“西山会议派”起来推翻和夺取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人及其政权时，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很可能象苏修叛徒集团垮台时那样成为袖手旁观直，甚至有的还跟着“推”，这就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水能载舟”，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人撇开并背叛无产阶级独掌政权时“水也能覆舟”。苏联共产党（布）建立在无产阶级的基础之上，领导无产阶级以20万党员夺取政权，以200万党员打败了希特勒，苏修叛徒集团撇开无产阶级独自掌握政权，纵有2000万党员却丢掉了政权，就是苏修叛徒集团背叛工农大众而独自执政的可耻下场！所谓“提高执政能力”无非是对工农大众实行“胡萝卜加大棒”的综合运用能力，无非是镇压和行小惠加欺骗宣传的运用能力，运用独占的舆论工具，玩弄一些把“私有制”说成“非公有制”之类的欺骗把戏，可以欺骗一时，不可能欺骗一世，以此执掌政权，纵然有7336.3万党员（2007年6月），能长治久安吗？这个危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执政歪理不拨乱反正行吗？
□71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是无产阶级的一少部分，在带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冲锋陷阵牺牲在前，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领导组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直接掌握政权，实行无产阶级执政即无产阶级的民主与专政，使无产阶级成为名副其实的统治阶级，建立在这样坚实的无产阶级基础上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才是无坚不摧的，它在没有政权时可以领导工农大众夺取政权，有了无产阶级政权就会象磐石一样更加不可战胜！
《拨乱反正三十年（征求意见）》之五：取消农业税的拨乱反正
五、取消农业税的拨乱反正
□72十七大称“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全部取消”，每年可减轻农民负担700亿，（2007年10月15日《新闻30分》）作为市场经济改革者最得意的政绩四处炫耀。然而，它是政绩还是败绩，对农民是真实惠还是假实惠，是喜还是忧，必须具体分析给予理性的回答。
□73首先，我们说它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分田到户的单干改革造成的农业税加重，农民不堪重负，在遭到了农民的强烈抵抗甚至流血牺牲后得以免除，直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劳动农民有直接的“看得见的好处”，纠正了“单干改革”给农民造成的不合理税赋。
□74其次，说“农业税全部取消”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存在着深层次的不合理。其实，农民并不是一概反对农业税，而是反对不合理的农业税，使农业税降低到农民应该承担，而且能够承担的合理水平，如果一概取消就形左实右了。相传闯王李自成进京72天就失败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原因就是“开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一旦土豪打完，农民仍然不纳粮，政府如何运行，军队吃什么，只有继续抢劫，能不失败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以及红军八路军，应该比李自成好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的根据地解放区的农民同样纳粮，否则政权军队就难以支撑。把合理的部分农业税也“全部取消”就是形左实右，发展下去将在根本上危害社会的正常运行。
□75第三，农民主要不是反对农业税，而是反对各种名目的不合理收费和农业税过重。单干改革之前，我们按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讲的，“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皇粮”，为了可比按现在的粮价每斤1元计算（实际每斤小麦0.75元左右，每斤水稻产0.7元左右），折算成现在币180元，就是说小岗村18户人家，平均每户每年交现在币10元的农业税。单干改革后不几年，按严俊昌所讲，“‘基本建设费’，每个人收二三十元”，“见你种烟、种棉花、种油料，都要收钱，连养猪还要收二十块的猪头税。”“那个时候干的只够缴费，全罚掉了”，“那些费用多的一户有两三千，我家有一两千”。“不交罚款就把你们家门给扒了，罚你多少钱就从你家粮仓扒多少粮食。村民要是抗拒打架，就被抓到派出所。”（《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讲述改革开放30年》强国论坛2008-01-26）以上说明单干改革后，就算平均每家两千元也是单干改革之前的20倍，严俊昌说“当年我们一个公社就没有交这些罚款。”农民抗拒不交的主要是各种乱收费，其次是税赋过高，而不是象单干前平均每家每年10元的合理农业税。遗憾的是我们在纠正各种不合理收费和过高的农业税时，一并把应交的合理部分的农业税也取消就荒谬了。
□76第四，分田单干改革后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机关人员太多，1978年之前我们这里一个公社就5、6个工作人员，7、8个公社才一个公安特派员。单干后一个乡相当于过去一个公社，仅公安人员就有5、6个。二是不但机关人员增加，而且实行高薪制，这些都要由当地农民负担，农民不堪重负就被迫抗拒不交，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又需要更多的公安人员，公安人员的增加使农民的负担更加雪上加霜，农民的反抗就更趋激烈，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机构臃肿奢侈。面对农民负担过重日益强烈的反抗，应该对症下药，治本之策主要是精减政府机关人员，同时将他们的工资降到当地普通农民的水平，农民的负担就自然回复到相当于单干改革前比较合理的水平。可是不幸的很，遇上了一个十足的庸医，因高血压引起的头疼，他用头痛医头的药方，采取了治标之策，全部取消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于是农民得到了“看得见的实惠”，可谓皆大欢喜。
□77第五，然而病根不除，农民“看得见的实惠”能保住吗？造成农民负担奇重的政府机关人员不但不减少，而且他们的工资还在不断“翻番”。所有社会财富都是工人农民劳动创造的，政府没有创造分毫的物质财富，在农民全部取消各种税费包括合理的农业税后，政府拿什么来维持农村庞大的政府机构运转并支付他们的高薪呢？主要渠道有两条，一是举债在国内外借钱，“二00七年末国债余额限额调整为五万三千三百六十五点五三亿元”，（中新网北京2007年6月29日电）庞大的地方债务还没有计算在内，借钱就要付利息，归根到底还是要工人农民承担。如果不从农业部门收就必须从工业部门征收，于是就提高工业品税率使工业品价格上升，如小岗村副村长“关友江扳着指头说：尿素，两年前50多元一袋，现在八九十元一袋；碳酸氢胺前几年一袋10多块，现在要30多元。除草剂原来两三元一瓶，现在15元一瓶。柴油更是没谱了，前几年每公升一元多，现在一公升要三块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已呈全面上扬态势，而农业生产成本的大幅上涨，势必冲抵中央大力增加农民收入的努力。”（2004年2月4日《经济导报》）二是印钞票，使全社会所有的钱贬值，直接形成通货膨胀，可怜农民挣的一点血汗钱立马毛了。货币贬值即涨价幅度，按被誉为“国家名片”的邮票，平信由8分钱涨到现在的1.2元，涨了15倍。农民生产生活资料的物价飞涨，使农民得到的“看得见的实惠”，立即被“看不见的手”掏走，化为乌有，农民并没有真正增收，“看得见的实惠”绝大部分成了泡影，空喜欢了一阵子。全部取消农业税是治标不治本的改革，使农民的负担在暂时缓解后，很快又用另外的方式加到农民肩上，实是一个骗人的败绩！这样一个骗人的败绩不拨乱反正行吗？
《拨乱反正三十年（征求意见）》之六：“祖国统一”的拨乱反正
六、“祖国统一”的拨乱反正
□78台湾民进党声称，“大陆一天不实现民主，台湾就一天不统一。统一不统一，关键在民主。”（《自由亚洲电台》2003年11月18日）并实行了一波又一波的所谓“民主公投”，“民主”竟然成了台湾统一的挡箭牌，是偶然的吗？其实，民主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社会制度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民主，台湾当政者打出民主的旗帜，似乎资本主义的台湾更民主，到底是台湾进步了还是大陆倒退了呢？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台湾当局敢于借民主搞“台独”，破坏祖国统一呢？
□79美国作家埃得加.斯诺不是共产党人，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指出，“国民党不可能真正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允许共产党公开竞选与它竞争，这样一来它就等于是自己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红星照耀中国》第341页）资产阶级一旦真正实行民主，就等于宣判当政资产阶级的死刑，然而台湾当局三十年来，不但实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普选，而且还搞起了“台独公投”，不奇怪吗？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双方是相互联系，强与弱进步与落后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如果中国大陆不实行公有制国有化、国有制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改革，继续实行并完善工农大众“完全民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没有下岗失业，不但在上层建筑领域，用“为工农大众谋利益的选人标准”选举总理省长乡长，尤其在生产关系领域由生产力的主体劳动者，用“为劳动者服务的选人标准”选举经济单位的厂长经理生产队长，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成为社会与所有经济单位的主人，在经济上不受剥削，在政治上不受压迫，与台湾仅仅在上层建筑领域，按“剥削阶级的选人标准”普选总统市长的资本主义“不完全民主”相比较，占台湾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随时受到下岗失业的生存威胁，能不向往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中国大陆吗？台湾当局如果实行台独公投，难道不是中国大陆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天赐良机，自行回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吗？
□80遗憾的是中国大陆，三十年来实行市场经济私有化改革，渐进地消灭现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传统腐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劳动力商品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私有制度，占大陆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重新沦为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雇佣奴隶，“中国大陆与台湾政治经济日益趋同”，（《美国之音》2005年5月12日）使中国大陆同资本主义的台湾相比，逐渐丧失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完全民主”的政治经济制度优势，同时禁止“四大”、游行示威、罢工集会、出版结社自由，又具体的丧失了人民民主的形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祖国统一的决定性力量，不是那些压迫人民的统治者，更不是那些剥削者，而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工农大众。中国大陆三十年来市场经济私有化改革，使“完全民主”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向劳动力商品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私有制度的倒退，大陆工农大众和翻身农奴当家作主的政治经济地位的丧失，使台湾2300万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类比统一于祖国大陆后，同样做雇佣奴隶遭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三十年前向往的一个与台湾社会完全相反的政治上当家作主，光明、温暖、精神上清洁健康，经济上不受剥削的完全民主社会成为泡影，而且连台湾民众已经争得的游行示威罢工的部分自由也会再次丧失，统一与否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中国大陆三十年来实行的市场经济私有化改革，告别消灭私有制的革命，实行消灭公有制的反革命，对台湾人民要求解放的愿望当头一棒，不但对台湾工农大众要求祖国进步统一的根本打击，根本破坏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同时也为中华民族中的分裂势力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81市场经济改革者三十年来，在基本立场上把祖国统一寄希望于台湾的统治者和所谓精英，不但培植大陆资产阶级，而且极力讨好培植台湾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客，真诚为两岸剥削者谋福祉，维护中华民族中少数剥削者的根本利益，扶持台湾工农大众的剥削压迫者，直接打击了台湾占人口大多数受剥削压迫的工农大众，期望在“完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祖国统一消除剥削压迫的内在意愿。由此丧失了占台湾民众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对祖国统一的支持，即便大陆使用武力强行实现统一，也是难以管理的。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私有化改革，使大陆社会主义大多数人的完全民主向资本主义少数人的不完全民主的倒退，促使台湾当局敢于“打着民主的幌子搞台独”，不但使祖国统一错失良机，而且台湾当局还可能进一步提出“反向统一”，即统一于资本主义的中华民国。中国大陆市场经济改革越深入，使“收回领土”的祖国统一越遥远。台海统一还是分裂，至于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怎么想怎么做，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它们只是外因，真正决定中国台湾局势变化的决定因素是内因，即大陆和台湾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人心向背。得人心者得天下。三十年来对台湾政策的最大错误是没有赢得台湾岛上大多数人的心！如果中国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台湾统一问题也许早已解决，至少不至于让台湾当局如此猖獗的搞台独。这样反向统一祖国的政策不拨乱反正行吗？
□82三十年来，市场经济改革路线派生的“一国两制”“一中各表”的统一方针同样是灾难性的，它的前提和出发点是维持台湾社会现状不变，尤其认为台湾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成功的，是优于祖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不但无需加以改造“保持不变”， 而且祖国大陆还要学习“四小龙”之一的台湾，与其接轨实行市场经济私有化改革。“统一”一般是落后统一于先进，既然台湾“先进”，“落后”的大陆怎么可能去统一“先进”呢？市场经济改革者丧失共产主义信仰，迷信崇拜落后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自我贬损背叛先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使祖国统一缺乏社会进步变革的最根本目标支持，使台湾实际上处于不统不独现状，最终为台湾统一大陆，实行“一国一制”统一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铺垫，这就是“只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的应有之意。特别是邓小平在中美建交时出卖国家主权，允许美国“在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后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卫性武器”，（2007年12月5日吉米?卡特在中美建交28周年纪念会上宣读的中美建交时邓小平在美国对台武器出售问题上所持立场的日记）直接破坏祖国统一，有效的帮助了台独势力，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卖国贼。台独产生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清楚的看到三十年来，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人，实行市场经济私有化改革路线促成了台独发展，把根本破坏祖国进步统一的罪魁镌刻在自己的历史耻辱柱上！
□83祖国台湾的前途主要取决于祖国大陆的前途，大陆的前途则取决于消灭私有制的社会进步变革。只有实行现代的“完全民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根本扭转反人民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市场经济私有化改革方向，解放台湾受剥削受压迫的工农大众，揭露中华民族的卖国贼，适合大陆和台湾大多数人消灭剥削压迫的意愿，才是在根本上促进祖国统一，才能在“完全民主”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中华民族进步的统一！
《拨乱反正三十年（征求意见）》之七：政治经济谎言的拨乱反正
七、经济政治谎言的拨乱反正
□84（一）在经济方面十七大《报告》说，“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是事实吗？
□85第一，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7》资料，建国57年来（1949-2006）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8.5%,其中前29年平均每年增长7.4%,近28年平均每年增长9.7%。应当看到前29年平均每年增长7.4%，这在世界上算是高速度了，而且还是按净产值计算，一个大国经济长时间保持这么高的发展速度，世所罕见，怎么可能是“濒于崩溃边缘”呢？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年均递增率达6.8％。（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4)》）按工农业总产值计算，1966年至1978年年均增速是8.5％，期间还发生了唐山海城大地震，仍然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至1981年6.7％的增速。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9％，远远超过1979至1981年年均负1.7％的增长速度。如果说那时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么改革之后的1979年至1981年的经济岂不“濒临崩溃”了吗！市场经济改革者通过颠倒是非撒谎贬低前人，算得上有道德的诚信之人吗？他们有什么诚信可谈呢？
□86第二，至于后半句经济发展总量“跃至世界第四”，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6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09407亿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为26268亿美元。如果与所谓“濒于崩溃边缘”年代的世界经济发展第七位可比，应当减去上层建筑非物质生产的科、教、文、卫、国防、警察、司法等一切部门行业的GDP，减去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国内旅游等一切物质消耗，减去卖地创造的GDP、污染创造的GDP和污染损失的GDP、豆腐渣工程GDP、防盗产业创造的GDP等等，之后再按“国家名片”邮票15倍通货膨胀折算，还有多少经济总量和9.7%的平均发展速度吗？忽略以上不可比因素的“世界第四”，通过撒谎抬高自己，这是诚信吗？
□87第三，事实是对骗子谎言的最好揭露。就算现在是“世界第四”，过去经济“濒于崩溃边缘”，中国在1968年就全部还清了公债，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到底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还是国债2007年达到53365亿元“濒于崩溃边缘”；（中新网北京2007年6月29日电）是物价稳定无通胀，还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时期“濒于崩溃边缘”；是没有失业民生问题，还是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的时期“濒于崩溃边缘”；是从无拖欠工资上学看病不用愁，还是“恶意讨薪”上学难看病难的时期“濒于崩溃边缘”？津津乐道的载人航天还是在所谓“濒于崩溃边缘”的基础上前进的，而且所谓“濒于崩溃边缘”能制造的运十大飞机六飞拉萨，在“世界第四”的当今却遥遥无期，在所谓“濒于崩溃边缘”的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总理宣布的20“世纪内全面实现”的四个现代化，被市场经济改革者推迟到2050年“基本实现”（《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到底是谁“濒于崩溃的边缘”还有疑问吗？苏联作为第二超级大国在自我吹捧中“崩溃”了，好听的“世界第四”又会怎样呢？
□88第四，这样无耻的谎言，如果出现在西方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政客之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顽固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敌视社会主义新中国，无论我们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他们都会极尽撒谎污蔑造谣进行诋毁。可是这样污蔑贬低前人抬高自己颠倒黑白的谎言，竟出自十七大报告，使人不能不怀疑，报告的起草者同资产阶级政客还有什么区别？人民还能指望他们有什么“诚信”，还能相信他们有多少“真话”“实话”吗？
□89（二）在政治理论方面，十七大《报告》结尾时信誓旦旦的说：“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的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日担当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吗？
□90我们看一看中国共产党诞生时一大文件的白纸黑字。中国共产党一大纲领有4条：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一大决议有6条：成立产业工会，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使工会避免成为其他党派之傀儡，成立工人学校提高工人的觉悟，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一大宣言有3条：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经济方面将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共有，政治方面废除压迫多数劳动群众的政权，使社会上只有劳动群众的阶级；共产主义者的目的，用阶级争斗铲除资本制度创造一个新的社会，阶级争斗变成无产阶级专政，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有一星半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影子吗？相反，市场经济改革者对我们党诞生之日起就明确规定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等，象秃子怕说光那样只字不提，依靠编造谎言肆意歪曲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的纲领决议和宣言，竟达到明目张胆的地步。
□91市场经济改革者肆无忌惮的编造中国共产党诞生时的谎言，还堂而皇之的写入政治报告，说明了什么？说明现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生活已极其庸俗，十七大之前报告稿就事先征求了党内外那么多人的意见，竞没有人指出其不实之处；十七大期间，又通过两千多代表审议讨论了数天，除了颂扬外，对这种当面撒谎，同样没有人提出异议而置若罔闻。说明这种征求意见和大会讨论就是走过场和无原则的颂扬，小学生都知道“皇帝穿新衣”的寓言，竟在中国共产党中“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成了现实。说明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政治生活被破坏倒退的程度是多么触目惊心！这种根本不需要高深理论都可以发现的谎言，堂而皇之的写入了十七大报告，经几千代表审议数天竟然没有异议，其他许许多多稍微经过包装的谎言就更不会有代表质疑了？这种依靠谎言支撑的私产党人能有力量吗？
□92然而，市场经济改革者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们是真想“民族复兴”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最强大的民族吗？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在中华民族范围内也是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就是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从此站起来了，并且只用不到30年的时间，建成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础已经奠定正信心百倍的“在本（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市场经济改革者三十年来，“根本否定”毛主席及其思想，不但否定建国后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把那些在毛主席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狼牙山五壮士”等，也要从1999年版《辞海》和小学教科书中删除，（《革命历史与领袖不容歪曲和否定》第104页）中华民族在一个自毁伟大民族英雄的人领导下，或者对自毁伟大民族英雄的民族败类熟视无睹，任其为所欲为，他们做了汉奸卖国贼日本法西斯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怎么可能走向“民族复兴”呢？三十年来，随着传统腐朽的私有剥削制度的复兴，黄赌毒腐败也复兴起来，它腐蚀着中华民族的机体，伴随驻外使馆被炸，解放军飞机被撞机毁人亡，默许美国对台售武，对内武装镇压人民，对外同帝国主义结成战略伙伴助纣为虐，四个现代化被推迟到2050年“基本实现”，（《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市场经济改革者是在“民族复兴”幌子下，复辟投降卖国，使中华民族再次走向“危险的时候”！
□93“复兴论”就是私有剥削阶级的复辟论。一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不存在“复兴”的前提，它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崭新阶级和政党，它的前途就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剥削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他们如果有“复兴”，那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苦难的“复兴”——受二茬罪，压迫中国工农大众的三座大山的“复兴”。现代资产阶级要抹杀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很难直接抹杀，因为它明显的摆在那里，最妙的手法是用民族矛盾代替阶级矛盾，用“民族复兴”代替历史上没落阶级及私有剥削制度的复辟。即使中华民族曾经兴盛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是封建专制的分封私有剥削社会，这样的“复兴”难道不是把历史倒退到封建专制社会的复辟吗？二是自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年来，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也奈何不了它，在中华民族已经屹立在世界东方兴盛起来的情况下，不合时宜的提出“复兴”——使衰落的东西再兴盛起来，市场经济改革者的“复兴论”难道不是要复辟中国共产党消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私有剥削制度吗？因此“复兴论”就是私有剥削阶级的复辟论。
□94在历史的逻辑上“复兴论”就是私有剥削阶级的复辟论，社会现实又如何呢？三十年来，以市场经济私有化改革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的“伟大复兴”，是遍布城乡的“码长城”、笑贫不笑娼、防盗成产业、遍地警察加保安，新中国清除了的黄赌毒腐败“伟大复兴”了；深圳警察和黑社会展开巷战，重庆装甲车上街巡逻，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统治时的社会混乱“复兴”了；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有制上，几百年前旧有的雇佣劳动私有制经济2005年约为65%，（全国工商联公布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新中国消灭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私有剥削制度“复兴”了；工农大众由社会与经济单位的主人变成了政治上受压迫没有罢工游行结社的自由，经济上受剥削的“弱势群体”——雇佣奴隶，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工人失业、矿工苦难、包身工“复兴”了；这些丑恶的东西在中华民族中衰落后又兴盛起来，是少数剥削者及其私有剥削制度的“复兴”，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复兴”。……这一切那一点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就担当的“历史使命”，呢？这种所谓的“复兴”“使命”，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前辈们的栽赃陷害和污蔑！市场经济改革者把工农大众由社会与经济单位的主人改革成“弱势群体”后，许多人不得不靠低保维持生存，使其死不了也活不好的挣扎着，怎么可能是为“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呢？他们是对中华民族中少数官僚资产阶级和国外大资本家造福，是对中华民族中大多数人造祸，是对我们党诞生之日的纲领、决议和宣言的反动！
□95市场经济改革者的“民族复兴论”，源自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遗训。1936年12月20日蒋介石《告全国国民》的遗嘱称，“我死之后，……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1962年蒋介石反攻大陆时说：“将来大陆光复後，政府一定要解散人民公社，彻底废除毛匪一切残民暴政（阶级斗争）”，如果抗日战争时期的“光复”是收回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领土，蒋介石在1962年的所谓“光复”就是恢复官僚资产阶级在大陆的统治或专制独裁事业，恢复半封建半殖民地时的私有剥削制度，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