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       章 

从实践出发  抓主要矛盾

(一)　　

人病请兽医  用错了药方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人类分成两派，争论了几千年，也许是几万年，各有其理，尚无定论。我认为应当先有蛋。为什么？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先起始于初级阶段，后向高级阶段发展，再回过头，周而复始。事物的发展规律皆是如此，鸡与蛋的关系焉能例外？孙中山认为“行易知难”，信哉斯言。行，即实践，初级阶段，较易；知，即认识和理论，高级阶段，较难。以“鸡”生“蛋”，理论指导实践，乃是上策，但是我们现在并不具备这个条件。依我愚见，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之所以总是事倍功半，根本原因在于从来就没有什么理论。此话怎讲？顾名思义，所谓理论，就是讲道理，要辩论，道理越辩越明，去伪存真，由浅入深，才能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据说欧洲中古时期，教会里的神学家凡提出一种新理论，必请另外的人站在对立的立场上质疑和挑剔，双方反复辩驳，新理论直到无懈可击才算最终完成。这种站在离经叛道立场上的诘难者，被称之“魔鬼的辩护士”。我们有这种胆魄和雅量吗？　　

从前计划经济时代，有学者不过部分的、甚至只是个别的观点与中央经济决策者相悖，便被扣上帽子，打入冷宫，甚至对其实行“专政”。现在市场经济时代，开明和宽容多了，但也仅止于不一触即跳，距离百家争鸣，学术辩论形成风气，八字没有一撇，还远着呢。伟人的每一句话都被奉为金科玉律，不能质疑和修正。那些以阐释圣贤之道为能事的八股文章能够算作“理论”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新生事物，人类社会史无前例，实践刚刚开始，理论还没有“孵化”出来呢。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有几百年的发展史，确实比较成熟，我们因此便可以囫囵吞枣，不加选择地拿来为已所用吗？橘生淮南，移植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要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以其理论为蓝图，应用和改革新生的、比较幼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实践，其结果必然是私有化，从根本上损害劳动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论唯物论强调阶级性，但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某些方法和工具都不可用。例如股份制和股票交易，相对于封建主义社会小农经济，它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又是按资本分配主要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应用机制。我们修正教条，破除戒律加以利用未尝不可，但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之变向主要是按劳分配的模式，为劳动阶级服务。这是荒诞不经，异想天开吗？我认为事在人为，是可能的。我们国家经济不久前因内需消费不足而曾经增长乏力，似乎也是采用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学说摆脱困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某些先进的成熟有效的理论，运用于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些暂时性的局部的经济问题，不应该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意识形态上作茧自缚，设立禁区。但是带有根本性的长久发展大计，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思维设法“择术”解决，而不能指望外人和舶来理论代劳。　　

有，还是没有正确有效的经济理论指导，对任何一种主义的经济实践都有着至关重要、甚或是决定性的作用。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自都有一大难题。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攸关其盛衰的问题是周期性经济危机。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特大经济危机，接着又陷于长期的经济萧条和大量工人失业。于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们据以断定，经济危机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到了一定周期便会发生。他们幸灾乐祸，曾经喋喋不休地“论证”。资本主义谋士们也曾经一度焦虑不安，束手无策。直到1936年，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提出了一整套医治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和政策，才出现了转机。　　

凯恩斯提出的理论的核心，简而言之，就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借以刺激有效需求，即刺激消费和投资，推动经济发展。二次世界大战后20多年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它对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实现经济增长发挥了有效的积极作用。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的理论开始失灵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十年。获益于学术自由宽松环境下的百家争鸣，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学派，即适应新的经济形势的供给学派理论，指导着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中国官方御用的某些经济学家向来没有自己的主见。上世纪中期的一段时间，出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宣传需要，鹦鹉学舌，从前苏联“老大哥”那里贩来现实早已证明过时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之类“理论”，向国内人民群众灌输。我当时就曾经是无知愚民中的一个轻信者。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老大难顽症则是效益低下。现在轮到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隔岸观火，看我们的笑话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肚子里没有多少自己的货色，当然开不出像样的“药方”。于是移樽就教，乞灵于在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库“淘金”，贩来了一大堆舶来品，陆续地分别零售。其特点是始终着眼和冀望于企业领导层中的精英人物，在这个阶层身上可谓做足了锦上添花的文章，却不愿对基层劳动群众雪中送炭，罔顾他们的权益和利益。红花没有绿叶扶，依靠英雄能够创造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的新历史吗？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　　

中国某些学者热衷于在西方经济理论库中寻找现成的答案，结果牛头不对马嘴。他们宁可学效颦之东施，也不愿放下架子花点功夫深入中国国内基层实际，了解一下企业中“物质的生产活动”及“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缺乏这些基本的实践认识，理论就是建立在没有可靠基础上的空中楼阁，人们或迷惑泡沫于表象，或瞎子摸象于局部，或南辕北辙于歧途，据之提供的改革蓝图，终于导致国有企业大批衰落与破产，职工大量“下岗”失业。吃社会主义皇粮，帮工人阶级倒忙，害了人却毫无羞愧之心，似乎其“理论”所造成的实践后果与自己没有一点关系。　　

我是个“先蛋派”学盲，这看来是尴尬无奈的短处，其实是天下无二的长处。没有资格在“鸡”堆里混饭吃，正好少些食洋不化的浮躁，走向脚踏实地的坦途，不至于陷入西方资产阶级设置的迷魂阵，避免困之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羁绊，老老实实地从最低级的工作做起，全身心地努力争取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之“蛋”，孵化成第一只理论之“鸡”。抛砖引玉，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士，特别是有志于此项人类史无前例事业、经济学界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参与进来。建制转轨，从而开始将理论转移到为劳动阶级权益和利益服务的轨道上。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阶级性的原则需要，也是振兴国有企业的现实需要，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强国的战略需要。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只要有着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从实践出发，坚持不懈和周而复始地努力，也完全可能像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样，终将登上成熟有效的高峰。战略上藐视困难，犹如《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1}，这颗数学王国皇冠上的明珠，我们一定要摘下来；战术上重视困难，先从小学一年级数学第一道算术题1＋1做起。文艺评论　家胡风　先生生前说过：“斗争在哪里？在你的周围；起点在哪里？在你的脚下。”遵循此一哲言指引，让我们从周围和脚下“物质的生产活动”与“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之类企业中的“琐事”起步，看准方向和路线坚定地走下去。　　

我的工作单位——前国有企业武汉印染厂的前身，原名私营上海天一，浙江人唐永昌1933年创办。　唐　先生家乡宁波有座遐迩闻名的古藏书楼——天一阁，厂借楼名，以壮声威。中国古代典籍《周易》中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取名“天一”，祈望“成之”。巧合得很，本厂后来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人与事，都和“天下第一”、“天下唯一”和“天下一绝”等等之意挂上了钩。几十年风雨沧桑，写下了中国现代工业一页不平凡的史实。他在建厂初期历经坎坷，终于战稳了脚跟。抗战胜利后犹如江南农村春分时节的麦苗，长势茂盛，日进斗金。解放不久抗美援朝，党和政府号召社会各界支援前线，一个貌不扬于世、名不见经传的两三百人的小厂独家捐献了一架战斗机。<<天一号>>腾空而起，这一爱国义举一时简直成了天字第一号新闻，轰动大上海。1957年在“全国一盘棋”方针指引下，上海市忍痛割爱，将“天一”这株大摇钱树溯长江而上，移植到武汉，使之靠近纺织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厂名更新为“公私合营武汉天一印染厂”，文革初期又改称“国营武汉印染厂”。1980年代初期，本厂上交利税总额在武汉这座特大工业中心城市地方财政收入的天平上举足轻重，但一进入1990年代却从顶峰急转直下，跌落谷底。几十年前，他曾经有一天一辆“奥斯汀”（英国名牌轿车）的辉煌记录，几十年后却向一天一辆“桑塔纳”的目标加速度冲去。同样异乎寻常；不同的是从前赚进，后来则是赔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摇钱树是怎样枯萎的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且听在下从头道来。　　

解剖一只“麻雀”，全面地、具体地分析武汉印染厂以前长盛不衰和后来由盛转衰变化过程中的内因和外因，及其相互关系，实例述评，举一反三，从而探明国有企业这团乱麻症结之所在，并且设法予以解开。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政治路线、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哲学理论、历史教训、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群众心理、政策导向、观念变化、利益分配、投资把关、资产运营、市场秩序、股份操作、宏观调控、微观管理、企业机制、监督效能、劳动组织、党的建设、领导行为、干部作风以及人才选拔等等方面，必须全面考虑，综合治理，超十八般武艺，缺一不可。如此复杂，难怪国内外经济学著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了，但却都不是为劳动阶级的权利服务的，所以对于中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我们的理论还得在实践的基础上从零开始，从时下国企“改革”热点开始。　　

国有中小型企业“一卖了之”，大型厂矿则采用“掺沙子”办法，引进国内外资本，以借助人家先进的管理经验。股份制改造后的效果如何？据报载，整体经济状况比原来国有股“一股独大”时强多了，利税连年大幅度增长便是证明。但我关心的重点不同，而是本阶级的权益和利益同这种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相一致吗？遗憾得很，完全不成比例，在多数情况下甚至成反比。有人可能辩解，但这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我看未必，根据以往的多次经验“长远利益”云云之类遁词，其可靠性微乎其微，可以说是一块遮羞布。  　　

意识形态方面的说教非我所长，完全是门外汉。实际上哪怕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也毫无用处，因为在执政者的“政绩”考虑之下，现在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听，遑论使他们感动了。那么就无法使之改弦易辙了？也不是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设法提供另一种国有企业改革模式，坚持原则而又晓以利害，使人不得不有动于衷。这种模式符合劳动阶级的权益和利益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要站在决策者的角度观察考虑问题，使他们看清楚，新的改革模式的综合效果比现在正在推行的好得多，而且没有恶化人文社会环境的负作用，相反是优化的正作用，不但现实可行，还有利于巩固统治。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企业中的经济实践充分摆事实、讲道理了。　　

首先，咱们必须解决一个根本性的认识问题：企业中的职工群众，你是当作依靠力量，还是“管理”对象？人们现在口头上依旧高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但国有企业改革的出发点分明是将他们当作雇佣劳动者看待。之所以这样看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经过文革动乱后，国企中大多数职工的表现确实太不像话了，职业操守可谓空前低下，不“管”行吗？经济学术理论界人士心目中的中国劳动阶级的形象一定不太美妙，虽然都没有说出口，但很自然地要采用资产阶级雇主“ 管卡压”那一套治厂模式对待他们，与之配合，最简便有效的改革就是引进私人资本了，不论国内的或国外的都行。我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人公开为“大跃进”后实行的“ 管卡压”那一套“平反”，此种论调影响深远，决策者和执政者一定都听进去了。后来可能出于策略考虑，只做不说了。　　

解决这个根本性认识问题，对于我们经济建设欲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至关重要，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我们满足于成为经济大国，以量取胜，那就沿着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这条路走下去好了；若是定位于经济强国，恐怕难以遂愿，其中道理，第一章中己有所解释，后文将详细补充。　　

我们曾经吃过浮夸风的大苦头，殷鉴不远，记忆犹新。1958年“大跃进”和1978年“洋跃进”豪气冲天，计划在不长的若干年内将大大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差距，结果大多放了空炮。现在人们吸取教训，出言谦虚谨慎了。例如汽车工业一位业内人士说，中国汽车工业时下还没有研发能力，但是不能急躁，要“耐住寂寞20年”。另一位知名人士则说，在全球化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中，高端的品牌、研发和设计部分，我们基本上没有份，只能发挥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抓住最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要“安心”为跨国公司打工10年，甚至20年。这些言论都是基于产业现实形势的考量，应当说是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过弦外之音似乎是说20年后情况自然便会改善，到了那时不但会有研发能力，也用不着流大汗，赚小钱，为跨国公司打工了。如果理解不错，我认为对于中国大多数产业来说，这种预计还是太乐观了，缺乏可靠的根据。　　

提高研发能力需要资金投入保障，这是一般的基本常识。有资料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与其销售收入的比例，多年来一直在0.7 %以下徘徊，2002年为0.83 % ，而主要发达国家己达2.54%–4 %。谁都知道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为什么不加大比例呢？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例如近年来 “ 出口一台ＤＶＤ售价32美元，交给外国人的专利费是18美元，成本13美元，中国企业只能赚取1美元的利润。”  在2005年一年一度的 “ 两会”上，刘庆峰代表说， “这事实上反映了我国制造业的真实现状”　　

两会代表痛心疾首： “空调、彩电……这些我们生活中的日常用品，虽然许多是国内品牌，但核心器件却大多来自国外。中国企业以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消耗着大量的能源，承受着巨大的污染，而掌握核心技术的外国人，只需签署一纸技术合同，就可以抽走中国企业一大半的血汗钱。”　　

这就不难理解，发达国家从销售收入中抽出4 ％的研发经费轻而易举，而我们达到1 ％就会感到非常困难了。长此以往，谈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为跨国公司打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美国耶鲁大学　历史系　博士生薛涌在 <<南方都市报 >>上撰文说：　　

 “ 目前国内外舆论都认定：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崛起的‘世界工厂’。她将在几十年内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然而这是一个居安思危的时代。请看看几个简单的数据。2001年，世界零售商从中国购卖了300亿美元的货物。美国头号零售王朝沃尔玛今年在华采购预计将达150亿美元。这样的采购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　　

 “ 据 《 华尔街日报 》 报道，中国一家给沃尔玛提供小电器的企业，10年前出厂批发价为7美元的产品，如今被砍到4美元（ 在美售价则是15到40美元 ）。如此低的价格使企业几乎无法生存。万般无奈，企业裁员一半，却要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许多工人每日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挣不到300元钱。　　

 “ 这就是像沃尔玛这样势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的厉害。它知道自己的定单大，你小企业要靠它活。靠给沃尔玛供货，不管你如何努力，你永远做不大，因为沃尔玛的价格战使你没有资本积累的空间。这些小企业，干的是死胡同里的工作，除了生存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前途。所以，中国的出口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利润大部分都是这样被别人赚去。沃尔玛之所以能够如此上下其手，在于它扼住了中国的几个弱点。　　

“首先，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亏损企业无法被淘汰，优异企业无法脱颖而出。经济起飞十几年，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仍然没有索尼、东芝、尼桑、本田这样的名牌。我们除了东西便宜，劳动力便宜外，没有任何砝码。　　

“其次，劳动力便宜，国内的购买力就低。内需不足，只好依靠出口。于是沃尔玛就成了衣食父母。”　　

文章题目是 《 我们不能永远为跨国公司打工 》 。中国国民经济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明显不利于我的“ 国际分工” 呢？接着，作者开出了药方，经济学术界某些人士的建言献策，似乎也大同小异，与此方内容差不多：　　

 “ 显然，我们不能因为有13亿还很穷困的人口，就认定中国人可以永远这样便宜下去。我们必须对这13亿人进行投资，使他们逐渐“贵”起来。这样，他们不仅有足够的技能从事高层次的生产活动，本身也具有相当的购买力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扶植中产阶级的成长。同时，应健全市场经济体系。这包括独立、高效率的司法制度，自由的信息流动，高度透明的政府行为等等。因为真正国际级的大企业，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够成长。”　　

此方虽然对症，但是难保时效，指望在20年内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可能期盼过高，不切实际。中国经济己陷于恶性循环：严重缺乏创新能力，生产的大多是低端品，大规模重复建设，各厂为了生存，同行间恶性价格竞销，因而产销量虽然庞大，利润却很微薄。近年来大幅度增长的高技术产业盈利情况如何？也好不到哪里。据《 经济日报 》 2003年7日7日报道：　　

“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消息，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资料和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高技术产业目前不具备‘ 高效益 ‘ 特征。200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为25.2%  ，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而且还低于我国制造业1. 2个百分点　　

“2002年，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所占的比重占89.6%，并逐年呈上升趋势。可见我国高技术产业产品生产的关键技术或零部件依赖于进口。普查资料显示，1996年至2001年，外商与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2 % 。”　　

诚如该报道题目所说，有关统计资料显示，《 高技术产业并未获得高收益 》 。没有高收益，不仅影响到研发投入的低比例，降低自主创新能力，还使中国经济陷于“ 低技术陷阱 .”。据 《 中国青年报 》 　2005年2月18日　报道：  　　

 “ 广东省总工会不久前完成的一项调查表明：‘ 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低工资高竞争力 ’，正使中国经济陷于一个低技术陷阱。中国的劳动力太便宜，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的素质。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外商，在中国设厂也宁愿多雇些廉价工人，少用昂贵的先进设备。　　

 “‘这有点像饮鸩止渴。’ 一位人力资源专家分析说，劳动力越便宜，企业越不愿意投资新技术、新设备。另一方面，为了保证产品竞争力，工人工资就不会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无限供给 ’以及‘低劳动力成本 ’的优势，将会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 有关人士警告，低工资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开始。尽管许多员工已经意识到自已的知识和能力需要提高，但几乎没有可能进行学习’充电’，因为自己微薄的工资仅能维持城市的高成本生活。同时，高昂的教育收费提高了进城务工人员和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门槛，形成这一庞大人群的 ‘ 教育荒 ‘，进而导致 ‘技工荒’ 的出现。”　　

怎样破解这一恶性循环与困局？根据现有理论提供的常规办法，虽然正确可行，却像急惊风遇着慢郎中，远水解不了近渴。中国现实的经济形势容许我们按部就班，从容不迫吗？请看2005年的一则消息：　　

“据《半月谈》　1月25日　报道，最近一个时期，中南海高层对中国科技界作出一系列指示，最为核心的要求是‘自主创新’呼吁科技界尽快提高科技‘原始性创新’能力。　　

“国务委员陈至立最近披露，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在一些领域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不争的事实。此外，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低，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如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主要依赖进口。一些重大武器装备和急需的关键元器件只能依靠进口，存在被别人‘卡脖子’的危险，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　　

“因此，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大力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乃当务之急。”　　

另据《经济日报》2005年4日2日一篇题为，（国家科技大奖）《最高奖为何屡屡空缺》的分析文章中披露：“在发达国家，大多数企业至少把销售额的5%投入研究开发中去，而在我国，超过半数的中央企业科技投入不足主营收入的　　

0.5%。”两者比例相差十倍以上。中央企业尚且如此，地方中小企业只会更低。原来恶性循环的根源还是在于国内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下，国有企业固然悲观，私有企业在这方面也不乐观，五十步笑百步，只要是中国企业，绝大多数投入的研发比例都不得不“精打细算”。　　

经济效益低下，这也是中国国有企业必须进行改革的动因。可是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国有企业并不是百分之百地都是经济效益低下，也有个别或极少数鹤立鸡群，是持续多年的利税大户。已经破产了的敝厂就曾经是这样一家国有企业。武汉印染厂属于竞争性行业，那时之所以取得非常骄人的成绩，当然有其原因。演艺界有一句行话：”一招鲜，吃遍天”。武印也有几手别人没有的高招，其中之一就是有一项自主创新的技术成果，可能是独家美美地享用了几十年　　

你可知道“天一号”战斗机是怎样飞上天的吗？1950年代初期，建国伊始，共产党接手的是旧社会一付烂摊子，国内百废待兴，外有强敌压境。这一段时期的难关是如何度过的呢？当时党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工人们的现实职责则是努力生产，为国分忧，支援前线。在这一形势下，武印的前身上海天一印染厂职工提出捐献一架飞机。这家小厂凭什么夸下海口？既不能使大家因献金而影响生活，也不能减少和挪用上交国家的税收，惟一办法是搞技术革新，挖掘生产潜力，据本厂一位上海师傅告诉我，当时大家分析，生产中的一个主要瓶颈在于丝光机工段。于是群策群力，昼夜连续奋战，在短时间内将原来机上进出布由单头改为双头，丝光机单台生产量和工效一下子提高了一倍，几台机器全部革新，增产收益充作购买飞机的主要部分。全厂职工欢欣鼓舞，遂了爱国心愿。而且这一重大革新还有长远效益，国家、资方和职工从此都能增加收入，皆大欢喜。对于中国的印染行业来说，这是一项空前的自主创新技术成果。人们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知识产权，也不会申请专利，恨不得早点在全国推广呢。但据我所知，行业内好像还少有厂家效法，50多年过去了，依然单头进出布运行。天一厂参与其事的工人少部分小学文化，大多数竟是半文盲，显然，他们超水平发挥了自己的劳动潜能。<<经济日报>>2005年4日3日的一篇文章中，作者也谈了一件他曾经历的类似的自主创新事件：　　

“上世纪60年代，我曾在某军工企业工作，亲历了我国科研人员自主创新的过程，在一没技术资料，二没精密设备的情况下，我们要研发一种高端军工产品。怎么办？全厂展开 ‘ 大会战 ‘ ，厂领导、技术人员、工人昼夜攻关，大家下定决心，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搞出来！搞高端军工需要精密镗床，但欧美发达国家对这种设备实施禁运。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硬是自己研制出一台皮带传动的高精密镗床，其精密度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禁运的设备。难关一一被攻克，我国第一个自主研发的军工产品诞生了。”　　

那个年代，我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工人文化水平十分低下，但依靠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在短期内，我们还是创造了许多当时困难条件下难以想像、也令外人不可思议的奇迹，汽车、飞机、万吨轮船、万吨水压机……这些体现综合技术能力的产品，都一个个自主创新地生产出来了。　　

今天，创造一种让劳动者发挥自己潜能的环境和机制，使他们重现当年风采，可以说完全不在国有企业改革指导者的思虑之内。国企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为了自我完善，以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改革当然必须充分考虑和惠顾企业经营者的利益，因为这是欲达到目的不可或缺的保障条件。但真理强调过分，再往前逾越，便成为谬误了。企业改革不能使大多数人付出代价，而仅让少数人，甚至只是个别人获益，例如成果被 “保姆”一人独吞。任何理论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且不论发表 “市场经济没有性别之分 ”这一高见的权威学者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就是搅浑了水，为某些窃贼浑水摸鱼提供了 “理论”依据，堂而皇之将国有资产攫取到手。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企业劳动者像当年天一厂职工那样发挥主观能动积极性，群策群力地搞自主技术创新，无疑于缘木求鱼了。另有一些人则推波助澜，声称国有企业在竞争性行业无不处于劣势，因举世皆然而必须私有化。这种论调的思想出发点就是认为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两者不可兼顾，社会主义不过是无法实现的海市蜃楼而己。　　

“现代企业制度”——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个称谓的制度，假定有的话——只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一条途径和一种手段，其具体操作内容走的是正道，还是邪路，也应当以是否能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企业职工群众为惟一评量标准。　　

近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保姆”鲸吞模式大行其道。这种“改革”明显不利于广大劳动群众，但假洋鬼子打的是“制度创新”的旗号，谁反对，谁就是极左观念作祟，阻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上的糊涂虫们还以为这是为了将来赶上发达国家不得不忍受的“阵痛”呢。于是听任宰割，眼睁睁地望着国有资产流失和自己利益受损。如果“阵痛”过后，出生的是一个畸形儿，我们那时就欲哭无泪了。这种回报的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中国经济学界不乏有良知的学者，现在就有人质疑近年来流行的所谓 “现代企业制度 ”。据<<报刊文摘>>2004年5月7日摘录：　　

“<<社会科学报>>4月22日刊登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侯若石的文章说，目前，中国城市最贫穷的人与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差距不断拉大。在一些国有企业集中的地方，这个现象更突出。而这一切是在制度创新的旗帜下进行的，其理论基础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描述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　　

“文章说，事实说明，一些经济学家把产权变更和股份赠与说成制度创新是荒谬的。例如，在一些地方，经理人收购(ＭＢ○)成为产权变更的主要方式。且不说经理人借此侵占国有企业资产是否合理和合法，从生产组织方式变化的历史看，这是历史的倒退。有些国有企业为总经理一个人所有，企业实际上成为家族企业；有些国有企业为几个经理人所有，企业成为合伙企业。在企业发展历史上，这两种企业制度是最原始的企业制度。其次，不同的公司治理体系应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例如，股权赠与被广泛应用在英美体系。在不实行这个体系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股权赠与比重不大，甚至为零。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国有资产所有者成为大股东，这与以大股东为主的德日体系更相近。在这个体系中，大股东有能力直接监督经理人，股权赠与的必要性大大减弱。况且在英美体系中，减少与控制股权赠与正在成为公司治理革新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反而放大它的作用，也是历史的倒退。”　　

20多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改制，叫好者似乎很少，更多的则是质疑者，而且越来越多，这一反常情况难道不值得深思吗？许多企业被改垮了，我居住地附近五家大中型企业，就有四家破产，小企业则全军覆没，其中既有原来半死不活的厂家，但也有曾经长期日子过得富裕的利税大户，敝厂就是。受损者与获益者完成不成比例，也许高于100：1。上述文章中说：“目前，中国城市最贫穷的人与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差距不断拉大。在一些国有企业集中的地方，这种现象更突出。”有一篇新闻报道具体地描述了这种景象：　　

“<<新华每日电讯>>(2004年)6月21日刊登记者专稿说，河南省镇平县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县城，然而在县城内，豪华别墅却是随处可见，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别墅群都是建在改制后的国有企业的生产区内。记者初步调查统计，在镇平县的17家企业的厂区中，有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