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为谁招魂？　　　　

     ——老右派替老右派邀功，新右派与老右派合污　　

◆柯孜　　　　

一、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1）本人连续订阅《南方周末》三年，在阅读这份报纸过程中，感到它的内容有些异样，或叫“别有洞天”，后来逐渐地厘清了它那条粗粗的主轴线。　　　　

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就是持之以恒、不厌其烦、花样翻新地宣传所谓的“自由”、“民主”和“人性”，还有近来的“普世价值”，并且每期都见缝插针地批判中国由来已久的“大一统”思想，还有什么“集权”、“专制”、“立宪”等等。　　　　

（2）今年4月24日的《南方周末》，在文化版“读懂中国”栏目里，整版地介绍了已故的　李慎之　先生。仔细看来，从文章编排到大幅的人物照片，都是精心采写和严谨编撰的，可谓文化含量相当高，思想意识相当深。　　　　

谈到这位　李慎之　先生，就不能不牵涉到敏感的反右问题。不过，这次拜读纪念、追思他的大块文章，却可以说受到了很大启发，比较理智地看清了一些本质问题。　　　　

因为本人1978—1983年曾由于工作需要，亲自查阅档案，内查外调，详细写评审材料，给一些人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因此，对反右有了一些了解。不过，那时只能认识到，反右运动确实是扩大化了，使不少人蒙冤受屈。所以，对那些右派分子是基于同情态度的。　　　　

（3）所谓反右斗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据资料记载：〖反右运动〗  系中国1957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1957年 4 月2　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但也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情况，　1957年 5 月1　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　　6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日 ，《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的，必要的，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对1957年春夏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绝大多数被错划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平反。　　　　

在笔者看来，以上资料恐怕是客观、权威地概括了反右运动。　　　　

简言之，就是那时本来是发动群众搞党的整风运动，旨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但后来事情却发生了变化，针对一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进攻，在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不过，运动严重扩大化了，冤枉了一些好人。　　　　

说实话，就我当年接触的那些右派人物的档案来看，还真没有从根本上攻击党的领导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而是一些批评基层党组织、具体领导人和对社会一些现象的意见、看法。所以，他们确实是被冤枉的，是运动的扩大化害了他们。　　　　

二、　李慎之　先生之所以成为右派的根据　　　　

　　4月24日　　《南方周末》为纪念　李慎之　先生，发表了邵燕祥的《李慎之的“服罪”与“不服罪”——读李慎之的私人卷宗》和王学泰的《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纪念　李慎之　先生》两篇文章，以下简称“邵文”和“王文”。　　　　

邵燕祥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1979年平反后至1984年任《诗刊》社编辑，“近年来常在报刊上发表杂文‘文笔犀利、挥洒自如，颇受称道。现在中国作家协会，为专业作家。”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他还发表过《1957：中国的梦魇》、《有感于胡风案件的平反》等文章，对反右和反胡风集团进行了冷嘲热讽和全面的否定。　　　　

王学泰 系“中国社学科学院研究员。1942年生于北京。著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人的幽默》、《中国流民》、《古典诗歌要籍丛谈》等》。”　　　　

邵文开宗名义，直截了当地披露出　李慎之　先生当年被打成右派的根据：　　　　

“有幸读到他自己保存的部分卷宗，主要是他在1957年及其后若干年间的‘检查’、‘交代’的草稿或副本，如闻其声——虽是在特殊年代语境中的文字，我仍然从中听到了他的真的声音。”　　　　

邵文又进一步说：“这回读李慎之的材料，我却又仿佛更接近了他的深心。在这些作为被批判者、被整肃者而写的材料中，保存了他对自己原始思想状态的清醒描述，使我找到了他晚年思想的源流。”　　　　

好了，这里既然是　李慎之　先生 “真的声音”，“ 他的深心”，“ 他对自己原始思想状态的清醒描述”，乃至又是“他晚年思想的源流”，我们就完全可以认可和确定这一切的真实价值了，就可以以此来作为鉴别他当年之所以被打成右派的根据了。　　　　

邵文明确披露：“1957年反右派时，李慎之是新华通讯总社国际部负责人之一。”“只要看看（他检讨报告）各节的小标题就可以略知大概：　　　　

1、两党制如何起到制约作用；　　　　

2、党管哪些，应该管哪些，不该领导哪些；如何领导？　　　　

3、党群关系，以党代政，党政不分问题；……”　　　　

我想，仅从1、2两条来看，　李慎之　先生的问题确实十分尖端，十分要害了。这是我在地方那些右派档案中，绝没有看见的观点。　　　　

所谓“两党制如何起到制约作用”一条，就是不要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主张两个以上的党来执政，或者有更多的党来轮流执政；所谓“党管哪些，应该管哪些，不该领导哪些，如何领导”，则是认为共产党管得太多，是“一党专政”，而且领导得不好。　　　　

这两条归纳起来，结论只能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很显然，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帮助党整风的范围，而是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的问题了，正是属于毛主席《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范畴。　　　　

“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　　　　

请看，以上毛主席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的这两段论述，不是完全切中　李慎之　先生那两条意见的要害吗？　　　　

邵文接着披露：“再看他一篇‘向党、向人民请罪’的未定稿（刊于新华总社机关内部《前进报》　1957年11月4日　第四版）其中涉及划他右派所据的‘右派言行’，如：　　　　

推荐《人民日报》上卜无忌（后来知是邓拓）的署名杂文《废弃　　　　

 ‘庸人政治’》（按：邓文是从成语‘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引申立论的），反对党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新闻业务》上发表《试揭一个矛盾》，怀疑新闻从属政治的原则，实际上攻击新闻工作是‘愚民政策’，要求绝对的‘新闻自由’；　　　　

曾经觉得（土改中）打地主不文明，就是‘民主革命中的表现也不彻底’的证明；　　　　

认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他们否定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区别”，“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请看，以上毛主席《事情正在起变化》中的这两段论述，不又是完全切中　李慎之　先生那后三条意见的要害了吗？　　　　

勿言自明，有了上述几条　李慎之　先生的观点和意见，他当时被定为右派，看来是根据充分，一点儿也不冤枉的。换句话说，他是混在我们党中央新闻机关中的一个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　　　　

要知道，那时候，新中国刚刚诞生八年，我们的党也才刚刚执政八年。　　　　

在一个拥有六亿人口的国家里，要建立一个亘古未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要实行土改，要肃清敌对势力，要进行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要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荡涤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要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要面对波兰、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事件，要顶住苏联“二十大”之后“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要建立起年轻共和国的工业基础，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的党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功绩，同时担负着多么繁重的历史使命，而且还面临着多么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况且，正如毛主席所说，“他们（指右派）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3页）就是在这种国际国内严峻的阶级斗争情势下，右派分子们却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公然要共产党下台，拱手放弃对国家和人民事业的领导，这是能让步能妥协的吗？不仅共产党自己不答应，历经旧社会千般苦难，流血牺牲跟着党奋斗，并且刚刚过上新中国温饱和平生活的广大人民群众也肯定不会答应。　　　　

于是，就有了一场党所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斗争，也就有了　李慎之　先生的“服罪”与“不服罪”之说。　　　　

三、邵燕祥为　李慎之　先生邀功　　　　

邵文非常坦白地披露了　李慎之　先生被打成右派的根据以后，则更加坦诚地开始为其邀功。　　　　

为什么会如此“坦白”而“坦诚”？为什么会如此为李慎之邀功？　　　　

我想，不仅是当年那场严肃、尖锐的捍卫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被一风吹了，不仅是如　李慎之　先生这类真右派也被平反了，恐怕还因为，他们认为现今的社会已不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了，现今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领导权，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了。不然，如邵文、王文这类赤裸裸的翻案招魂、核心理论观点与中央精神大相径庭的文章，怎么可能在《南方周末》这种全国性大型媒体上，堂而皇之、连篇累牍地发表呢？　　　　

邵文在接下来就说：“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按照中国特色运作的。尽管世界法治国家的通例是一罪不二罚，但在我们这里则是‘新老账一起算’”。“于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的李慎之，在八年之后的1965年，还要写《关于服罪问题的检查》。”这里，邵燕祥用的是西方的政治标准，跟如今那些惟西方标准马首是瞻的“精英”们一样，显然是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个法宝来为　李慎之　先生辩解。　　　　

邵文说：“李慎之这样儒雅地表达了他对当年所犯错误的认识：我在1956-1957年间，资产阶级思想的恶性发展，已达到对‘苏联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全面怀疑，全盘否定的程度……对党的领导，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以及新闻政策、干部政策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根本性的攻击。就是说，他承认他是就国家政治的根本制度进行思考和建言的，不是仅就干部作风、干群关系的一般负面表现，做一些枝枝节节的批评。”　　　　

“他说，‘我诬蔑党的权力太大，会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极权国家，由阶级专政成为一人专政，党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主义会退化为国家资本主义。……我希望党向资产阶级民主学习。效法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文盲制度、出气洞等等……‘”　　　　

请看，邵文披露　李慎之　先生的上述尖端观点，似乎是在展示，这位所谓“理论大家”是多么的“睿智”，多么的“有远见”。　　　　

不难看出，邵文是在参照了现行社会的弊端和问题才要这么展示的。他看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两极分化和既得利益集团，看到了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大行其道。他暗自窃喜又很不满足。高兴的是，随着私有制的强劲发展，许多他所盼望的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经实现了。不满的是，现在仍然是共产党在一党执政，甚至仍然还坚持着一些社会主义的原则，国家还没有最后实现“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　　　　

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这种既喜且恨的矛盾心情，与　李慎之　先生那篇《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的奇文真是大有异曲同工之妙。关　于李慎之　先生的这篇文章，本文将在附件中加以评析，这里暂且不加以赘述。　　　　

邵文紧接着提纲挚领地指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批判斗争对象‘欲加之罪‘或欲加其重罪时，总是指责他们是’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反党，然而大半都没有什么事实根据。而在李慎之这里，他的政治思想带有纲领性，他所发挥的这些条条，互相贯通，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宣言‘”。　　　　

不错，邵文一点都没说错，把　李慎之　先生的右派观点串联起来，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千真万确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治宣言！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当年我们的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反右派斗争，并不是像卜无忌（后来知是邓拓）的署名杂文《废弃‘庸人政治’》里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庸人自扰”，也不是像近三十年来一些“专家”、“学者”、“精英”们所说的“望风扑影”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是有着绝对的现实的针对性的。像　李慎之　先生这类右派分子如此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执政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难道不应该领导广大人民奋起反抗、对他们实行打击、实行专政吗？　　　　

因此我们要说，邵文的如此坦诚真是太好了，他替　李慎之　先生的邀功，如此大言不惭地公示当年右派分子的政治纲领，真是一个绝好的反面教材！　　　　

有了这个反面教材，就能让更多的人，包括我这个曾给一些右派（其实是跟李慎之、邵燕祥等吃了瓜落的）平反、并曾给予同情的人，看清了当年那场反右斗争的实质内容，看清了那时确实有真正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看清了那些阶级敌人的凶险的反革命意图；　　　　

有了这个反面教材，就能让更多的人，从那场斗争的实质方面，认识到我们伟大的党和英明领袖毛主席，为了巩固人民革命的成果，为了保卫人民政权，开展的那场斗争该是多么的及时，多么的必要；　　　　

有了这个反面教材，就能让更多的人，看清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建党宗旨和立国根基的偏离，放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致使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企图彻底颠覆人民江山的新老右派们是多么惬意，多么有恃无恐，又是多么猖狂和嚣张！　　　　

但是，这正如毛主席所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一批蠢人。”（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邵燕祥此时开诚布公地将　李慎之　先生纲领性的反动观点合盘托出，让他的右派分子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但说明某种炫耀和邀功的性质，而且是想进一步证明他们在政治上的一贯正确性。试想，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他们就“高瞻远瞩”地看到了由于共产党一党执政，就“会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极权国家，由阶级专政成为一人专政，党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主义会退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现在怎么样？国家不是已经实行私有化了吗？共产党不是已经腐败成风，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了吗？社会主义不是已经退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了吗？如果承认这个事实，那不说　明李慎之　先生的“远见卓识”了吗？　　　　

这里，我们说，社会现实之所以有今天，并不是因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极权”和“阶级专政成为一人专政”，相反，恰恰是因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松懈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私有化的恶果，也正是国内外资产阶级里应外合、推波助澜而造成的。　　　　

炫耀也好邀功也好，这还不是目的，他们还有更进一步的政治诉求，他们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　　　　

邵文继续披露说：　李慎之　先生“坦白地承认”“他自己的这些纲领性政见”、“它的基础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有阶级斗争，而以普遍人性、以人性天然就有善有恶、永远都有善有恶为立论前提。”还说，“他提出这些意见的动机决不是要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也不是如他所说要‘使社会主义千秋万世’，而是要使资产阶级式‘民主’国家千秋万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才是‘永恒的理想’。”　　　　

邵文还特别强调，　李慎之　先生“回朔或阐发他曾有的主张时，都是用的自己的声音”，并说“看来，李慎之的‘不服罪’是一个历史事实”。最后，他不无赞叹地概括：“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思想的荒原上，曾经游荡过怎样的思想者的背影！”　　　　

其实，通晓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人，恐怕并不会对　李慎之　先生的观点感到什么新奇。因为大家知道，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等老牌修正主义者就曾反对和诅咒过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自中国革命胜利以来，海内外的大小新托派也一直在攻击列宁和毛主席的“一国共产主义”和对资产阶级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托派分子王凡西当年就恶狠狠地说过：“极端专横的官僚统治绝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绝不能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现在，在洞晓了这段历史并认识反右斗争的实质以后，除了那些与　李慎之　先生一脉相承的“专家“、“学者”、“精英”和既得利益者以外，人们恐怕就毫不奇怪他的被打倒、被管制以及顽固不化的新反扑了。因为毛主席早就说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在批判梁漱溟的时候就曾说，“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11页）　　　　

说穿了，邵燕祥之所以不遗余力为　李慎之　先生大发感叹、急切邀功，不仅是怕有人抢了头功，怕别人不承认　李慎之　先生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先驱”和“鼻祖”，更殷切的心情，更迫切的愿望，恐怕是想让现在的党和人民，接受　李慎之　先生等“思想先驱”的指导，彻底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好最终实现他们的“永恒理想”—— 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尽快全面地复辟资本主义！　　　　

三、王学泰与　李慎之　先生同流合污　　　　

在《南方周末》的同一版面上王学泰《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纪念　李慎之　先生》一文，是他与　李慎之　先生同流合污的铁证。　　　　

王文的导语是：“　李慎之　先生强调否定和批判专制主义。因为它与历代统治者的政治利益密切相关，有相当的抗打击能力和超强的稳定性。”　　　　

这里，王文跟其他“精英”学者、专家们一样，谈到“专制主义”一类问题，从来都是超社会超阶级的。所谓“历代统治者”，包括不包括建国后和现时的最高领导者呢？他却不敢明说。　　　　

王文回顾了　李慎之　先生在写出《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一文后，与他的商榷和切磋，表明他们非同一般的交往。并给我们复述了李的文章要点：　　　　

“必须分清是传统文化还是文化传统。如果是前者，可继承发扬的当然是极多的；如果是指后者，那么，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继承为顽固的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只能否定，谈不上继承，必须代之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里的要害是：文化传统就是“专制主义”，“只能否定，谈不上继承，必须代之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清华大学校门内的碑铭。）　　　　

为此，王文批了一通近年来所谓的“国粹”之风，还把鲁迅抬了出来，说“　鲁迅　先生曾说汉唐具有无所畏惧的气魄，因为那正是国家民族的强盛之时，对外来的东西，往往是来者不拒，照单收纳。”并不顾上个世纪30年代的历史背景，把鲁迅描绘成宛如当今的洋奴学者、专家、“精英”一样反对“国粹”。进而得出结论说：“这个‘国粹’指的是传统演进中的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是’国‘之’粹‘，就是前面说的’文化传统‘，也就是专制主义。”　　　　

这还不够，紧接着他又抬出马克思，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专制主义的特点就是蔑视人的，不把人当作人，不承认个人的价值。”笔者不知这里为何不引用马克思的原文，更没有注明具体出处。况且，这里的“专制主义”和“人”也都是抽象的，超社会超阶级的。似乎十九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也宛如当今洋奴学者、专家、“精英”一样，主张“人性”和鼓吹“个人的价值”了。　　　　

不难看出，王文抬出鲁迅和马克思，无外乎是拉大旗作虎皮，核心还是在反对专制主义的旗帜下，鼓吹“一切向外”、“ 来者不拒，照单收纳”和贩卖人性论及所谓个人价值观。　　　　

“中国皇权专制主义在等级压迫、君臣名分等根本问题上又很少有弹性，一遇严重的天灾人祸，必然导致社会的震荡和动乱。”这里，是用“等级压迫”来替代“阶级压迫”，认为社会震荡和动乱，仅仅是皇权专制主义缺乏“弹性”，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基本上是50年一小乱，200年一大　　　　

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给百姓造成了极大苦难”。这里，是用所谓“皇权专制主义“的历史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历史，以此导论出：“专制主义不仅不能将中国引向现代社会，而且是制造社会动乱的本源”的结论。　　　　

王文继续论证道：“　李慎之　先生强调否定（所谓否定就是实现制度变革）和批判（所谓批判就是进行启蒙教育）专制主义，因为它与历代统治阶级利益密切相关，有相当的抗打击能力和超强的稳定性。”　　　　

那么，否定和批判借鉴何种经验呢？王文告诉我们，　李慎之　先生开出了明确的药方：“他曾说，西方只有否定中世纪基督教的黑暗统治和野蛮的宗教裁判制度，基督教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如‘爱’、‘忏悔’）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瞧瞧，西方，西方，又是西方，仅仅是西方。在他们看来，本民族的东西顽固而落后，“有相当的抗打击能力和超强的稳定性”，简直不可救药，惟有西方的圣明才能救中国！　　　　

行文至此，我们不能不问，不能不思考，文化传统=专制主义吗？　　　　

我们要问，泱泱中华，悠悠华夏，茫茫九州，上下五千年，自从盘古开天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难道就等同于专制主义吗？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的封建集权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修运河建长城，抵御外敌，发展经济，难道对中国就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吗？没有那时候的“大一统“，哪有如今的九州大国？没有封建社会的高度集权，哪有如今涵盖五十六个民族的华夏版图？　　　　

我们有些奇怪，一个我党所领导的中国社学科学院大名鼎鼎的研究员，怎么会与当年顽固不化的老右派沆瀣一气，也赞同如此历史虚无主义的陈词滥调？就连无党无派的台湾学者李敖都驳斥说：“他们不知道，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是一盘散沙，软弱无力。美国也承认，凡是实行了美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至今未有能够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展最快，它们的君主专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它们能够将资金集中于重工业。战后，日本和“四小龙”在它们的高速发展时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实际是专制国家(日本是自民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是李光耀家族掌权，香港是殖民统治，台湾和韩国是军人独裁)。中国没有在20世纪后半期实行美式民主，是中国的大幸。“　　　　

我们明显感到，这种荒谬的论调，与当年彻底否定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彻底地否定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民主革命，竭力鼓吹“全盘西化”、走“蓝色文明”之路即资本主义道路的电视专题片《河殇》异曲同工，完全如出一辙。　　　　

这样，让我们看清了，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由于偏离了建党宗旨和建国根基，我们的高级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已经渗入了一些接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的新右派。他们借改革开放之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处心积虑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肆无忌惮地兜售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干扰、破坏党的大政方针，致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整个地向右转，急剧地与西方资本主义全面接轨，直到现如今出现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积重难返，埋藏下了重大的社会危机。　　　　

王学泰秉承王元化、李慎之等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不是当年具有“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内涵，而是要接过那些耄耋之年、气息奄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老朽的衣钵，继续推进他们企图搞垮我们党和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事业“。所谓”独立“和”自由“，难道可以是超阶级超社会的吗？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就是要”独立“到资产阶级那里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是要”自由“到资本主义那里去，难道还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吗？　　　　

四、结论：为资本主义扬幡招魂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南方周末》。　　　　

其实，已经不难得出结论，不管这份报纸发表的大量现实报道也好，评论也罢，还有诸如纪念一些所谓“学理大家”、“思想史的学者”的采访、专访等等，都是力撑它的一根主轴：　　　　

就是一直在高唱“民主“、”自由“、”人性“、”普世价值“的论调的同时，在极力反对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批判建国以来的“专制“声中，拼命地鼓吹改革开放以后应该尽快”立宪“！　　　　

比如　5月22日　署名“本报编辑部”的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　　　　

个新中国》，在危难面前，全国人民心系灾区，齐心相助，明明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写照，我们中华大家庭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凸显（见　2008年1月31日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却非要风马牛不相及地扯上“普世价值”，还差强人意地硬说是什么“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什么“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似乎在这之前，我们千年中国还是野蛮社会，只有遵从了他们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才”拐“到了”文明社会“。　　　　

比如笑蜀的评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就更大言不惭地宣称：“传统的中国情怀和现代的普世价值就这样水乳交融，相辅相成，构成南方周末的核心价值体系“，真是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　　　　

我们说，“大一统”是分崩离析的对立物，是被侵占、被瓜分乃至割据、独霸一方的对立物，也是眼下“藏独”、“疆独”、“台独”不可逾越的障碍。没有这个“大一统”，就没有中华各民族安康、稳定的幸福生活，就没有抵御外来侵略、干涉，乃至战胜天灾人祸的民族凝聚力，就没有整个华夏子孙的前途和未来。　　　　

难道我们还要倒退到新中国建国前，那样一盘散沙、群龙无首、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吗？难道也要像前德国、前越南和现朝鲜那样，分为东西、南北两个国家吗？难道也要像苏联那样惨遭解体，变成十几个分散、混乱、仰西方鼻息的“独立”国家吗？难道也要像南斯拉夫那样，在西方的操纵下，一个分两个再分出第三个小国，成为人家的势力范围和附庸吗？　　　　

难道我们应该遵从达赖喇嘛的意愿，实现他的“大藏区”，把整个西藏连同所有藏族居住区（包括四川、甘肃一部分）都划出祖国版图，再满足“疆独”的分裂要求，把新疆也拱手相让，满足“台独”愿望，让祖国宝岛永远分离出去吗？　　　　

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笼而统之地批判“大一统“，这是反动的、万恶不赦的卖国逻辑！　　　　

我们承认，“专制主义”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对立物，是反动统治阶级奴役、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的罪恶制度。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来，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争的就是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生活。　　　　

但是，我们绝不承认泛指的、超社会超阶级的所谓“专制主义”。我们承认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了反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才能过上安稳幸福的日子，才能扬眉吐气做主人。　　　　

我们说，就是改革开放之后有很多弊端的今天，也不能同意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放弃人民民主专政！　　　　

因为，不管社会上有多少问题，党内有多少腐败分子，十三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土地上，至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政治制度能让中国如此稳固、高效率地发展，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党能挑起民族振兴的大业，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党能凝聚起全国人民的力量。至于“精英”们吹得天花乱坠的西方民主、多党执政，甚至全面私有化，则是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亡国之策，是绝不会被党和广大人民所接受的。　　　　

当然，我们知道，“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只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由于我们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所以，它最艰难、最复杂、最惨烈，因而也必然遭到最强烈、最顽固、最持久的反抗。它的曲折和反复是在所难免的，这近30年来的斗争和演变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在偌大的中国，在繁纷复杂的阶级、政治斗争中，有一个《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纸并不足奇，有一帮试图瓦解、麻痹、误导人民的“学者”、“专家”、“御用文人”也不足怪。只要我们能逐渐看清他们的真面目，就是人民胜利的第一步。　　　　

反正笔者和众多的有识之士，已经从这份报纸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并且完全明白了它的政治方向和最终意图。　　　　

这就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扬幡，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招魂！                             （　　2008-6-13　　）　　　　

【附件】——————————————————————　　　　

1、        对李慎之《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的评析　　　　

2、        对王元化《我的三次反思历程》的评析　　　　

（注：蓝色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的评析。为了认清《南方周末》利用它的报纸都宣传了何方神圣，为了真正弄清　李慎之　先生等都是何等人士，我劝没有拜读过他们文章的同志、朋友能够耐心看下去。）　　　　

李慎之：《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