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编者按：傲立的桅杆网友的文章模式很像我党的“八股文”，是乌有之乡网站极力摒弃的文体。但鉴于本网文章批判性的较多，像作者那样的建设性思考较少，而且作者的思考也有一定价值，特向读者推荐，以供参考。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十大关系

健全切实有效的反腐创廉机制     努力创建最廉洁政党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和会的关键

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曾经深刻地指出，“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1）
邓小平同志还说，：“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只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这些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发挥出来?我们又怎么能充分有效的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2）

邓小平同志的谆谆告诫距今已过去十几个年头，他说的这些现象依然存在。而今，十七大已经召开，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党的教育和管理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繁重。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既给党注入巨大活力，也使党面临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也十分紧迫。”(3)今后的中国怎么走，确实到了无多少退路可走的时候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下大决心，”建立健全切实有效的反腐创廉机制，建设好比资本主义的新加坡等国更廉洁的党和政府，确实到了时不我待的地步。
为了认真落实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尽快把我们党建成世界上最廉洁的党，针对我国目前的现实，笔者认为，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十大关系：

一、正确认识我国目前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危机性和国际国内阶级斗争严峻性之间的关系，树立坚定不移反腐败，创建最廉洁政党的信心和决心

我国目前的腐败状况，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体制性的弥漫性腐败。如果按照零容忍的高标准要求，说无官不贪大概不准，但是，说多数官员涉腐恐怕不算为过。早在二十五年前的1982年，邓小平同志就不忧虑地指出：“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不是三反五反那个时期能比的。”“现在大案很多，性质都很恶劣”，时间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小平同志当年批评的“遇事手软，下不了手”的问题依然存在，小平同志告诫的：如果我们党不引起严重注意，不坚决煞住这股歪风，那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颜色的问题，就会甚至已经在许多地方和领域变成现实。（4）共产党历来是讲实事求是的，我们要寻求彻底解决中国腐败问题的良丹妙药，万万不可再像鸵鸟那样自欺欺人的说什么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只有客观地站在承认现实、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才能找到真正有效地解决办法。正如法国杰出的思想家、社会学家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利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5)还有一句民间流传的名言:“不怕他想腐败，就怕他能腐败，只要能腐败，就一定会腐败。”这些都是说，在权力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无论什么人掌权，都有腐败的可能。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基础中私有化成分的大量增加，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随着国际上的苏东剧变和国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边缘化，有的人肆无忌禅的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鼓吹专制复辟的哲学，把我党几代人孜孜以求的共产主义理想说成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把我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说成是农民造反，是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背叛。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内一些人入党时信誓旦旦宣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被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所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除了在官场文书中作为装点门面的装潢外，现实生活中基本上已被束之高阁。鉴于中国“以吏为师”的文化传统，共产党队伍中信仰的缺失，直接导致民间腐败文化大行其道，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娼，真正的清廉之士被指为迂腐，傻瓜、食古不化等，就是这种腐败文化的具体表现。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更由于私营经济的大量存在和各级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配置权、人事任命权等足以决定一个人或一批人上天堂或入地狱的生杀大权，使之较计划经济年代腐败的机遇增加了千倍万倍，而我们的监督管理机制却严重滞后，从而给腐败分子提供了大量的、风险系数极小的腐败之机，这就是腐败现象为什么越演越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根源。如果我们不是从这个病根上探求治理腐败的根本办法，而是头疼医疼，脚疼医脚或者隔靴搔痒式的仅仅靠杀鸡给猴看的方式反腐败，那么，我们即使处死100个郑筱萸，也还会有第101个以至更多的王筱萸、张筱萸等重新滋生。

历史留给我们的机会已经不多，一方面是几乎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所有领域的全面腐败，导致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已经对我们丧失了信心，系列反腐文件起草说明中列举的那些事例和最近洛阳、东莞等地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充分说明了我们的社会已经堆满了无数的干柴，只要有适宜的气候和引发大火的火源，发生大规模动乱的可能性随时存在。另一方面，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包括国际霸权主义及其在国内的代理人，国内的和流亡国外的民族分裂主义，被打倒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反动的邪教组织和已经非法窃取了党和国家大量财富的权贵资产阶级、不法商人等，他们纠结在一起，已经磨刀霍霍的在蠢蠢欲动，他们醉思梦想地企图颠覆共产党的政权。我们对此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我们中国共产党自诞生那一天起，就是紧紧依靠着广大人民群众，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步发展到了今天领导着十三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拥有七千万党员的大党，如果我们在执政五十余年之后，脱离了当初用生命和热血帮我们打天下的人民群众，在众多的敌对势力面前，我们就一定会吃败仗。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仅仅相隔十几年，苏联共产党因此把自己的战车开进深沟去的车辙依然清晰可见，我们党目前面临的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在向着他们前边已经行驶过的道路上迈进，如果我们不能果断及时的改辕易辙，那么一个必然的结果就会应验了五十年代广为流行的一句话：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遗憾的是，苏共尚且坚持到了执政七十四年，我们能不能坚持到建国七十年尚是个未知数。

有一篇题为《瓦解中国很难吗？》的美国智库报告说道:由于中国官商财富同盟勾结起来已经窃取了党和国家的大量财富，所以，只要共产党政权继续存在一天，就终究有一天会追求他们的法律责任。这正像抢劫者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就把被抢者致死以图杀人灭口一样。这些人为了使他们运用非法手段攫取的财富永远合法化，就只有像戈尔巴乔夫已经做过的那样，宣布共产党解体并使其沦为非法组织。而一旦共产党解体，也就是国家解体的开始，因为在中国，能够控制全国政治局面的在目前只有共产党，而这些官商财富同盟充其量只能整合一个省的行政资源，这就决定了共产党的解体就是国家的解体和分裂，由于中国的资源分布不均衡，如南方工业发达却缺乏能源，无法支撑工业的发展，北方能源丰富，却缺水和资本技术等，无法开展工业生产，因而，这种解体过程将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这种下降只要持续一年，就一定会直接威胁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条件。
该报告认为，中国官商财富同盟也许有能力瓦解共产党和中国，但是他们却无能力维持中国十多亿人口的基本食物供应。届时，被饥饿和死亡威胁的大量人口，不可能支持任何政治势力的稳定统治，因而，中国的内乱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趋势只要发展下去，就肯定不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存亡问题，而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种族群体存在的条件如何的问题。到时候，要挽救中国庞大的人口免于饿死，除非美国预先动员全部农业资源生产粮食，并承担运输和分发费用，到中国去组织救济。除此，恐怕没有别的力量能够挽救这个庞大的人口。而从民意和政治家的倾向看，美国政府即使要做出这样的决定，也不是没有障碍的。（6）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后果啊！
这篇文章是不是真的美国智库报告，我们不必去认真考究，但我们完全可以从中领悟到一个严峻的警告，那就是该文所描绘的一个中国演变的公式：
即：严重的官场腐败，（即官商勾结盗窃国家巨额财富）——为逃避法律追究，想方设法瓦解共产党——逼使共产党解体并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各省宣布独立——为了争夺资源互相打内战——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导致民不聊生——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无力向中国庞大的人口提供援助——帝国主义列强再次瓜分中国——一个曾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被自己的敌人打倒，却被自己内部的驻虫淘空，再次回到一盘散沙、贫穷、落后、暗无天日的殖民地社会。

我们只用看看眼下遍布全国的腐败，看看官商门是怎样勾结起来肆无忌惮的贱卖国有资产、怎样勾结起来出卖国有土地资源抬高房地产价格从中获取暴利、怎样卖官鬻爵败坏共产党的声誉又反过来攻击共产党腐败和不堪信任、怎样抹煞共产党开国以来的丰功伟绩，借口评价历史抬高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威望、怎样把广大劳动人民深深爱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无比恐惧的毛泽东主席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妖魔、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说得一无是处，……再想想前苏联共产党已经走过的道路，我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上述预言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人究竟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应该是一个无需回答的问题。

但是，我们还应当实事求是、设身处地的站在当今党和国家领导人自身的立场上替他们自己仔细考虑一下：由于我国废除了职务终身制，现任领导人，即使连任也只有五年任期，要在五年内彻底解决改革开放至今二十余年的积弊，是要得罪相当大一批人的，历史上的商鞅、王安石等改革派都没有好的结局。以毛泽东主席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威望，为了防止在他身后兴勃亡忽周期再现，力排众议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竟也被人诬为千古暴君。而现领导人，如果真下决心铁下面子彻查腐败，届满离任后，还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相当一段时间，谁能保证在他们手中没权后，不会遭到被他们打击过的权贵势力的诬陷和报复呢？因此，与其到时候被整的身败名裂，不如在自己的任期内采取已被实践证明的比较稳妥的政策：一方面把反腐倡廉的口号叫得更响亮一些，过一段时间抓几个影响较大的但后台不太硬的腐败分子公之于众，以证明其反腐败的决心，同时，尽可能多地给下层基本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博得人民群众的好感，扬汤止沸的缓解一下业已十分紧张的社会矛盾，力求在经济、科技和外交上取得一些突破性政绩，这样将来离职后，不仅不会招致权贵势力的疯狂报复，历史上还会落一个贤明之君的评价，何乐而不为呢 ？

至于共产党会不会解体，国家会不会解体,中华民族会不会重新回到一盘散沙、贫穷、落后被列强瓜分的殖民地社会，只要不在最近几年出现，只要自己能全身而退，以后再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后人应当的考虑的问题了。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据说吴官正同志离任时，在欢送会上心情沉痛的直言，在任五年未能落实自己在当年欢送尉健行同志的会上表示：要在若干人民反映强烈的问题上有所突破的诺言而自责，其中包括：干部财产申报制、改革纪委、监察部组织架构和禁止干部公款或接收到高级娱乐场所消费三件憾事。作为一介平民，笔者不能理解的是：我们无权无势的小民虽胸有壮志，却无力补天，手握最高权力的人也发出如此慨叹，却让人匪夷所思。看起来，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还真的比当年推翻三座大山还要艰巨、复杂、困难得多。(7)

然而，摆在我们这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的，就是这么泾渭分明的两条路线：一条，从自身利益考虑，仍然按现有思路反腐败，顶多搞一些小的无关疼痒的改良措施，到时候自己可以落的全身而退，名利双收，但党和国家的前途却危在旦夕。另一条，就是按照本系列反腐文件的思路，从维护党和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出发，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下大决心，彻底铲除腐败，创建最廉洁的政党，恢复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而，保证党和党的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断的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迈进。而后一条路，可能需要个人冒一定的风险，甚至做出一定的牺牲。这就要看我们的领袖人物是不是具有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是不是心中真正装着天下苍生，真正装着党和党的事业，是不是真正的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真的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一句话，到底是不是真的立党为公。毛泽东同志曾经意味深长的说过：“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党的高级领导人应该明白：对于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来说，他的政治生命决不在于当下的几十年，而在于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是作推动历史前进被人们万世景仰的英雄，还是做苟且偷安满足于一时虚荣的庸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当世的人们限于利益关系和假象的迷惑，对政治人物的评价不可能没有偏颇，但是历史和人民是最公允的，出于公心为人民利益献身的人，和处于私心为个人或某个小圈子偷生的人，将会在历史的天平上被称得分毫不差。

二、正确认识反腐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经过努力在一定时期内比较彻底的铲除腐败现象的可行性之间的关系。坚持战略上的防御性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中进攻性的歼灭战、速决战并举的方针，逐步把腐败现象及其危害限制在最微、最小的范围内（8）

我们在谈到反腐败的时候，往往强调要充分认识到反腐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这种提法对于我们树立长期同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作斗争的思想无疑是必要的。但是，这决不应该成为我们容忍腐败现象长期肆无忌惮的浸蚀我们党健康肌体的借口。作为一个已经掌握着国家专政工具的执政党，对于自己内部产生的腐败现象的清除，难道比自己处在劣势地位时，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还艰巨、还复杂、还长期吗？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只有59 个党员，就敢于向比自己强大的多并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叫板，特别是在1927年，蒋介石反动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疯狂屠杀共产党员，使党的组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共产党员由五万八千人锐减至一万余人的情况下，威武不屈的先进共产党人敢于面对血腥的屠刀义不容辞的发动武装起义，拿起枪杆子开始同自己强大千百倍的强敌进行斗争。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失败后，只剩下不足一千人，仍然敢于坚持斗争，建立并领导根据地人民在国民党执政的国度里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抗日战争时期，更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下，红军由三十余万人 减少到 三万余人 ，共产党员由三十余万人减少到四万余人，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硬支支坚持民族大义，经过了艰难卓绝、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逐步成长为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中流砥柱，最后把野心勃勃、妄图称雄亚洲的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解放战争初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只有一百多万人，武器装备同被美国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八百万正规军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最后还是把蒋介石赶到了一群小岛上。而现在，共产党员已经发展到七千多万，是世界上所有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员人数总和的十倍。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国际上基本没有明显的军事威胁，在公开的场合，包括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在内，没有任何人认为一个主权国家反对自己内部的腐败有什么不妥之处，相反，国际反腐公约、国际透明组织等等都是支持和鼓励其成员国加大反腐力度的，国内广大人民群众更是同仇敌忾的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二十九年，比共产党从建立到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二十八年还多了一年，我们自己内部的腐败现象竟然不仅解决不了，反而越演越烈，有人怀疑我们的高层领导自己就是官商一体的腐败同盟，有人说是无能和心慈手软，笔者肯定不相信这些胡说八道。但是，如果我们不用彻查腐败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左有我们自己推翻三座大山和在解放区、五六十年代的清廉之风作纵向比较，右有资本主义的欧美、芬兰、瑞典、新加坡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横向比较，仅仅用艰巨、复杂、长期几个字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腐败现象这样的阿Q精神能够解释的通吗？

我们以往在谈到反腐败的成绩时，往往只讲查获了多少腐败分子，其中省部级多少，县处级多少，涉案金额多少多少，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多少等等。但是，我们没有统计过，就在这同一时期内，在中国的大地上，在我们的队伍中，又新产生了多少腐败分子，又有多少公有财产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被装入私囊？这正如阿Q和小D比赛抓身上的虱子，只知道看谁抓得多，而不知道由于不洗澡、不洗衣服此时身上正在产生多少虱子。

回顾我们以往走过的反腐之路，之所以成效不大，群众不满意，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无处不在的反腐防腐的天罗地网，单纯地依靠少数专职人员反腐败，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和无法克服的弊端。这也许是由于总设计师那一代领导人受群众运动的冲击伤痕尚未平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宣布三十年不搞群众运动的缘故，实际上我们只要认真总结以往毛泽东同志发动群众运动的利弊得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新的激励方式，把其始终纳入到党组织的绝对领导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框架之内，正确的引导和管理，严格防止无政府和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就一定可以使其成为反腐防腐斗争的一刃杀手宝剑。这种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有组织、有领导的完全按照法制的办法去约束和规范的布满全国所有具有公权力的单位和部门的民间反腐组织，将会像党中央在所有被监督者周围安装了无数双可移动的电子眼，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将处于广大人民群众无处不在的监督之中，那些腐败分子、准腐败分子，当他们准备实行犯罪的时候，难道不考虑此时此刻也许正有无数双警惕的眼睛在紧紧地盯着他吗？当陈毅元帅所说的“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成为实实在在的现实的时候，离我们彻底铲除腐败的日子还会远吗？同时，我们不仅仅是搞运动，而是要将这种机制建成常态的运行机制，不是说要充分认识到反腐斗争的长期性吗？那就将这种机制一直维持到所有掌权者都自觉地不愿意腐败那一天。不是说要在新形势下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吗？我看，这也许正是一直困扰人们的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解决自身腐败问题的一着行之有效的妙棋。我们讲科学发展观，也要讲科学反腐，把生物灭鼠的理论运用于反腐创廉领域，邓小平同志好像比较喜欢猫，他说，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为什么不把这种猫论再推而广之，用于反腐败领域呢？岂不闻中国老百姓说，要想家中无老鼠，那就养一只会逮老鼠的好猫。广大人民群众正像猫是老鼠的天敌那样，从来就是腐败分子的天敌。我们想消灭家中的老鼠，却不知道利用猫的威力，是不是不太科学？

鉴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产生的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从未得到彻底的清算，我们的反腐败工作要想得到人民群众的真正谅解，同时也为了杜绝新的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的产生，彻底清算改革开放以来的腐败现象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民谚有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不到。不然的话，我们无法解释，前边已经有那么多人利用他们所窃取的权力为自己和亲友谋取了那么多非法利益，在他们得不到彻底清算的情况下，却要后来者洁身自好，一尘不染，这种逻辑是否公平？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说，不惩前就不能毖后。因此，我们要真反腐，就必须下大决心在全党开展一场围剿和清算改革开放以来所有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的歼灭战，彻底清算并坚决收回他们的非法所得。这就是笔者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重温入党誓言，落实两个‘务必’，清理三项资产，改革四项制度”为内容的整顿党的作风活动的决定》民间建议稿的初衷。只有下决心打好这一场歼灭战，才能彻底扭转我们在反腐败工作中的被动局面；只有打好这一场歼灭战，才能使腐败分子和准腐败分子在贪欲面前望而却步；只有打好这一场歼灭战，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重树我们党清正廉洁的光辉形象进而更加紧密的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步伐；只有打好这一场歼灭战，才能使国内外企图借腐败之名整垮我们党的敌对分子绝了非分之想；只有打好这场歼灭战，才能使大多数台湾同胞看到国家的前途和希望从而进一步加快祖国和平统一的步伐；只有打好这一场歼灭战，才能真正惩恶扬善，激浊扬清，在全社会唤回社会主义的文明新风，进而，为改善社会风气、杜绝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奠定良好基础；只有打好这一场歼灭战，才能真正使通过诚实劳动、守法经营和运用先进技术而不是靠歪门邪道致富蔚然成风，从而促使中国经济健康稳定的不断发展；只有打好这一场歼灭战，全党、全国人民才能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谐，并以此为契机进而建立和谐稳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社会；只要打好了这第一场反腐防腐的歼灭战，中国在世界廉政榜上的名次才会大大提前。此后，随着除了平时使这种机制常态化以外，随着历史的发展，每隔几年根据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经过深思熟虑，拟定一定的科学的主题来一次集中整顿，这样周而复始的治理下去，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跳出历史的周期率，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党，中国大陆也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能够做到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仅能做到，而且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历史和实践将再一次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人类社会最完美的共产主义理想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总之，只要中国共产党的大旗不到，尽管我们自己不主动当国际共运的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政党甚至开明的资本主义政党也会向我们学习，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历史向正确方向发展所作的贡献将会是用任何文字加以肯定都不会过头的。

三、正确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之间的辩证关系，正确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远大目标和近期目标、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有机结合起来，教育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根据新的社会实践继续深入研究探讨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放眼远大目标的基础上，扎扎实实、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的近阶段目标而努力奋斗

我们党自建立那一天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和建国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又形成了自己的光辉思想——毛泽东思想。经过八十余年正反两面的社会实践，反复证明，毛泽东思想是在深刻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吸取古今中外先进文化的精华，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第一次最全面、最完整、最系统、最正确地的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璀璨明珠。尽管由于较之已经经过近千年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处在幼年时期，除了资本主义和后被实践证明是走了迷路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之外，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没有现成的捷径可走，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在这个过程中，不惟是毛泽东同志，包括邓小平、刘少奇等同志在内，在经济指导上都犯过比较严重的错误，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走过一些弯路，但是，正像资本主义在发展初期也走过弯路，经历过反复和失败一样，社会主义在探索过程中走一些弯路一点也不奇怪，这些错误和失败，丝毫不能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精髓有任何谬误之处。

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渐被人们淡忘，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借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妖魔化，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被一些人抛到了九霄云外，党和各级国家机关中的一些腐败现象也随着这股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利益至上的浊浪排空一天比一天甚嚣尘上，这便是腐败现象之所以产生和屡禁不绝的思想文化根源。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博采古今中外文化的精髓，率领亿万人民历经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出来的，中国人民在这个思想的凝聚和感召下，彻底克服了历史上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一盘散沙状态，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团结，一举修改了近代史上几百年的屈辱史，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真正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他的底蕴的博大精深是当今其他任何人的所有著作所不能望其项背的。邓小平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基本上是同时代人，他的前期著作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的著作一样，使他们自己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指导自己所分管那一部分工作的总结和归纳，或者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他用以指导全局工作的基本思想仍然是毛泽东思想。至于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他们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是从接受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开始的，他们在新形势下，针对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提出的一些新的思想和解决办法，都只能是一种具体的、阶段性的思路和方案。就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而言，如果用以代替毛泽东思想，就会使党在理论指导上陷于混乱和无所措手足，近些年出现的屡禁不止的腐败想象，和党中央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现象等等正是这种理论上的混乱造成的恶果。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立党为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而一些曲解“邓小平理论”的人，则片面地将其视做“私”和“资”的代名词，看作是和毛泽东思想相抗衡的对立物，（实际上真正读懂邓小平的人都知道，小平同志也是反对资产阶级做大，不主张两极分化的）已经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后果。为了挽回这种影响，我们特别应该实事求是的恢复和突出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总的指导思想和基础理论的权威地位，在重点强调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致性和一脉相承的关系的同时，特别在政治思想领域里，一定要将毛泽东同志立党为公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体系作为党魂、国魂、军魂来统一全党、全国、全军特别是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以保证党的纯洁性，使党的思想作风重新回到延安、井冈山时代，使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回到当年亲密无间的状态。（由于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提出而且倾其一生的精力身体力行的践行了上述思想，因而就更有说服力和号召力）在经济建设和其它具体工作中，则重点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等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号召全党作为党的近阶段目标和当前工作的指针认真贯彻执行。将来不管再有几代领导人上台后依据当时的情势提出的新思想和新口号，都可以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组成部分号召全党作为当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性任务和指针去落实。这正像一场大型的接力赛，毛泽东思想从起点开始到终点结束，可以贯穿全程。每一代领导人的思想则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在不偏离向最终目标奋斗的前提下，依据当时所处的环境提出的新的思路。比如，唐僧西天取经，总的目标是从长安出发到西天大雷音寺取回真经，即实现共产主义。而建设小康社会也好、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也好，都只能是取经途中诸如过火焰山、渡通天河那样的阶段性任务。因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代替不了毛泽东同志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关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思想，代替不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紧密联系群众的思想，”代替不了共产党员要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大有益于人民的人”的崇高思想境界，代替不了从建党那一天起就形成和逐步形成的党的总目标、总方向、总战略、总政策、总纲领。它不可能包罗全部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则完全可以包罗它们。

所以，我们在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的同时，决不能忘记我们党的远大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共产主义社会。有一则典故，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有一个哲人来到一个建筑工地，询问三个正在砌砖的工人：“你们在干什么？”
第一个工人回答：“正在砌砖”。
第二个工人回答：“正在砌一道墙”。
第三个工人回答：“我们正在建一座教堂”。
这位哲学家当即判断，心中有教堂的工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伟人。这第三位工人就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约翰.加尔文。
可见，胸中没有高尚目标驱使的人，只能是一个平庸的人。
因此，我们要教育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在入党时面对党旗立下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铮铮誓言，只有胸怀这个大目标的人，才能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始终如一的保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任天塌地陷不能撼其志，魑魅魍魉不能惑其心。

四、正确认识“以人为本”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在保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同时，着重把培养和建设一批又一批无论什么情况下 都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贞不二的马克思主义干部队伍作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好，并且形成一种机制，代代相传保证党的千秋大业圆满实现。

这里讲的“以人为本”并不只是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即“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个概念，而是更深一层含义，那就是共产党到底以什么作为资本来执政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开宗明义的写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们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三个代表”的核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利益。那么，我们共产党凭什么称自己是“先锋队?”又凭什么自居于“领导核心?”凭什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又凭什么一定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近一个时期，国内外已经有不少人或者说政治势力对上述原则提出了挑战。他们把共产党的领导称为“一党专制”，以争取政治民主为旗帜，鼓吹要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实行多党制轮流执政，就是作为共产党起家时所依靠的最基本的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民群众，当他们面对日益腐败的官僚群体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共产党究竟能不能继续的长期执政表示极大的忧虑，更有一部分人已经丧失了信心，他们说:共产党的垮台只是迟早的事。

    这就给我们现在仍在台上执政的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极为严峻也是极为现实的课题：共产党究竟以什么作为资本来维持自己的“先锋队”、“核心、”“代表”的形象并坚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如果说，仅仅凭我们从前辈手中接过来的国家机器，即军队、警察、公、检、法机关和政府机构等等，那么，想当年蒋介石手中也有，为什么他就会败在只有五十多个人起家的共产党手中？如果说，我们仅仅凭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由此而给人民带来的实惠作为资本，那么，被我们称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蒋介石集团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将台湾建成了“亚洲四小龙”。现在正在鼓吹多党制的人也可以说，如果允许自由组党同共产党竞争，他们上台后完全可以比现在搞得更好。

    可以断言， 中国大陆一旦像台湾那样开放党禁，推行西方的政治民主，允许其他党派和共产党竞争，如目前这样不彻底清算腐败的共产党还能不能作为“核心”、“代表”继续执政？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已有前鉴在先，国民党在台湾也有覆辙在后，一旦共产党真正走到了这一天，我们还拿什么去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共产主义社会？一旦我们真的眼睁睁的看着共产党无可奈何的走到了这一天，我们这些现在这些手握大权、曾经在党旗面前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不屑子孙们将何以面对地下的先烈？
 
   纵观共产党八十多年走过的道路，归根结蒂一句话，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步发展到现在，就是因为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影响和哺育了一代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热血青年，由这些人组织起来的共产党从自己诞生那一天就就坚定不移地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后来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作为自己紧紧依靠的对象，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冲锋在先，退却在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归公，硬肯睡在大街上，也不去惊扰熟睡中的居民，在敌人把群众集中起来用屠杀威胁群众交出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员以自己的挺身而出、慷慨赴死来掩护乡亲们……当年的共产党就是凭着无数这种一桩桩、一件件大大小小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迹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爱戴和拥护，多少个群众为了掩护共产党的干部付出了自己和亲人的鲜血以至生命！！！正是有了党同广大人民群众这种血浓于水、生死与共的深情厚谊才使共产党战胜了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赢得了执政党的地位。这样的“先锋队”、“代表”、“核心”是人民群众发自内心认可和拥护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在事隔几十年之后当年那一代共产党人绝大部分已经谢世，而今的共产党是名还在，人已非，房子虽然还是原来的房子，但屋里的房客早已不是原来的房客。现在的房客是不是继承了原房客的优秀本质？现房客以后的一代代准房客能不能一如既往的保持和继承最早那一代和人民群众一起建造这间房子的房客的本质？我们这一代真正的共产党人有着义不容辞的承前启后、非常非常重要之历史责任。

   换句话说，共产党当年是以什么作为资本打下今天的江山？今后又将以什么作为资本保证自己能够永远保持名副其实的“先锋队”的本色，永远能够让老百姓心服口服的认自己为“核心”  和“代表” 而不是自说自话，自己封自己为别人的“核心”和“代表” ？只有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才能 真正得到巩固。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当年共产党起家时，既没有什么大财团的支持，也没有大军阀的撑腰，就是一群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青年人，和常人不同的是他们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熏陶，掌握了革命的理论，又愿意并脚踏实地的同工人农民相结合。他们为了将来在全世界实现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赴汤蹈火而义无反顾。这些 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心甘情愿为人类的共同理想无私奉献的人，用斯大林的话说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正是我们的队伍里集合了一群这样的人，才是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最基本的本钱或曰资本。那么既然我们的先辈创业靠的是这个法宝，我们从他们手里接过这份基业，只要我们没有包藏改变它的性质的祸心，只要还叫共产党，就仍然要靠这个法宝，去巩固这个政权，去开拓和发展这份家业，去培养和教育下一代努力掌握和珍惜这个法宝，并且要求他们要像传递奥运会火炬那样一代一代的将这个传家的法宝毫无玷污的传下去，直到在全世界彻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我们欣喜地看到，党的十七大选举了习近平、李克强两位年轻的领导人进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头脑的人都会由此联想到，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五代领导人。而这一代领导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群众性的学习毛泽东运动中，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又听从毛主席的安排上山下乡到条件艰苦的陕北或安徽农村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真心实意、任劳任怨的同工农基本群众相结合并且都成为佼佼者，最后都是在农村党支部书记任上返城的。至此，我们再回想一下，当年毛岸英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成回国，毛泽东同志就安排他到当时的陕北农村劳动模范吴满有那里学农，我们就可以领悟到毛泽东主席之所以高瞻远瞩的力排众议甚至不惜死后跌得粉碎而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来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良苦用心了。

因此，我们不仅要彻底清算改革开放以来一切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还要建立和形成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反腐创廉机制，更重要的我们还要在抓好当前经济建设和反腐败的同时，认真地从毛泽东主席培养教育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经验中，受到启发，考虑如何培养和教育我们的后代永远不忘我们的先辈创业的根本法宝，从而保证他们将来从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接过革命的接力棒时仍然能够不被迷雾遮眼、不被妖言惑心，永远忠贞不渝的将革命的火炬传下去这样一个事关共产主义事业永不变色的千秋大计问题。就是说，要从现在开始，把培养和造就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摆在议事日程上当作一件大事抓紧抓好。

这里讲的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不是泛指教育后代的问题，而是指要着手建立一套培养具有专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素养、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职业革命家队伍的机制问题。

由于共产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事业，它不可能从现有的资本主义或者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直接继承，他要在继承和改造现有社会的基础上脱胎而出。因此，继承些什么，怎样改造？没有一套炉火纯青的理论功底并且善于将这种理论驾轻就熟的付诸实践的人是难于胜任这样一个重要角色的。纵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一套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学说，但他们自己除经历了72天的巴黎公社外，没有来得及进行真正的社会实践，列宁学习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第一次将这个理论付诸建立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但是，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暗杀，使他仅仅活了54岁，就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仅仅7个年头时过早的离开了人世，没有来得及解决革命政权的长治久安问题。斯大林继任后，致力于国内工业化建设和领导抵抗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等，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主席在领导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及时的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换为社会主义革命，当后来从苏联共产党变质的教训中认识到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重要性之后，它采取的措施是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发动亿万人民群众，以共产党自己内部的官僚主义为反面教材，一方面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一方面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通过干部进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促使他们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样做的结果，虽然一个时期，被一些目光短浅或者在文革中当了反面教员又耿耿于怀的人误解而被全盘否定，使历史走了一段弯路，但正如他自己讲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最终的历史已经或者将进一步证明他的正确性。

然而，后来的人，毕竟出不了毛泽东第二，我们要完全照搬毛泽东主席的办法，不仅不可能再有那样的客观条件，同时，我们也完全有条件对他的经验进行总结，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更高的境界中形成一种可以长期坚持的制度，以保证党的千秋大计世世代代、生生不息、永不变色的发展下去。
当我们回顾国际共运一百多年来走过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发现：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三个里程碑的代表人物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不仅终生酷爱读书、特别是都对社会科学进行了极其广泛深入的专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倾其一生精力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建立了浩瀚的理论宝库，列宁和毛泽东都对之作了深刻的学习和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非常善于把理论和当时的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进行高瞻远瞩的思考，他们之所以能够达到别人所达不到的思想境界、谋略和远见卓识，除了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外，和他们厚积薄发的马克思主义学识水平是密不可分的。

而我们党现今的干部队伍，虽强调年轻化、知识化，但大多数干部是理工科出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专门研究者少之又少。
我们注意到：自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特别重视中央领导集体的学习，几年下来，除领导干部自身学习外，中央政治局每四十天一次的集中学习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胡锦涛同志不仅特别强调建立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性，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进行学习，给全党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榜样。(9)
我们还注意到：新进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李克强同志都是酷爱学习的典型。1969年，不满十六岁的习近平，作为北京八中的知青，下乡到陕西延川县梁家河村时，身上背着两大包书。后来又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专攻马列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10)李克强同志也是一生酷爱读书，早在北大读法律专业时，就博览群书，见解尖锐深刻，后到外地工作后，每次回到北京都不忘到书店浏览。(11)两个人都具有同自己的工作相适应的高学历、高学位。但是，他们对马列的深入研究也大都是靠从政以后在职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浩如烟海，单是其中的经典著作，一个专业的研究人员研究一辈子也不一定精通。一部《红楼梦》才有多少含金量？就使多少红学专家倾注毕生心血乐此不疲的进行研究，我们共产党人就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起家、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吃饭、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安身立命、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打天下、为广大人民群众坐天下的，我们党的领导人自己首先必须是一个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专家。如果自己没有高深的专业造诣，仅仅听命于其他的所谓智囊即专家学者们摆弄，有时候，他们开错了药方或者抓错了药我们也不知道，就像秦朝的胡亥听凭赵高指鹿为马那样，就有可能惹出大麻烦。所以，党的历任领导都强调全党特别是高中级干部必须十分重视自身的学习。
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身处革命战争年代，限于环境原因，他们基本上是一边战斗，一边挤时间学习，很少有机会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建国以后，又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这个问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今社会，资本主义暂时处于上升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国内外相当一些人被一时的假象所迷惑，看不到社会长远的发展方向，他们对马列主义的真谛一无所知，仅仅凭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和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暂时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一种表面现象，就公然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把资本主义当作世界上最完美的社会制度去崇拜和追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种现象，从中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嫡系传人，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块最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本营，责无旁贷的守住着这一块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阵地，并使之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所以，我们要认真总结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以往的经验教训，彻底改变搞马列主义的政党，其各级领导干部对马列主义一知半解、不求甚解、有的人甚至就根本一无所知的荒唐状态。我们不能再沿袭我们党由于战争年代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靠业余时间自学或进短训班零打碎敲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在当今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下，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在培养千百万马克思主义一代又一代正宗传人这一历史伟业上好好下一番功夫，有一个开创性的贡献。正如毛泽东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讲的：“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地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地、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12）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像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从三字经、千家诗、四书五经、大学中庸等着手对其未来的官僚进行孔孟之道的系统教育，再通过科举考试将他们选入官场那样，建立起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阵地，要求所有将来愿意做共产党的官即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在进入官场之前都必须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他们尚未进入社会、世界观上没有形成之前即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就通过系统的教育使他们从年轻时就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然后，通过竞争和民主选举的方式进入领导岗位。这样，他们就会用自己已经树立起来的世界观、人生观去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如此良性循环下去，我们就不用再担心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而目前这种在原本不懂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知之甚少且已经形成了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成年人中选拔干部，在他们执政以后再要求他们在百忙中学习马列主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其难度和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们还应当思考一下，为什么美国会花费大量的奖学金吸引国外人才到他们国家去接受美国式的教育？其目的，就是要向他们灌入自己的世界观，只要你形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世界观，不管你将来走到哪里，都会是他们的力量或同盟军。为此，我们应当很好地向我们的对手学习。

这里，要着重谈一谈我们的党校。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校，其实是苏联共产党或曰共产国际办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刘少奇、王明、邓小平等都在此学习过。自己办党校是在1925年第五次党的代表大会以后。限于革命战争年代条件差、时间短、干部缺乏等原因，建国前的党校多为短训班，学员掌握一部分革命知识，懂得为什么革命之后，就推到革命实践中去摔打，建国后继承了这种做法，一直延续至今。造成了我们党在建立初期，就理论准备不足，发展过程中，大多数相当负责的领导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有的甚至根本不懂马列的状况。发展到现在，从媒体中暴露的情况看我们的党校中的学员，几乎普遍存在着接受其下级重金慰问、学员间互相吃请、沉湎于觥筹交错、找门子、拉关系把工夫用在校外、车来车往、他接你送、进出自由、胡作非为、写论文找秘书代笔等极端腐朽的校风， 把一个本应该是学习、研究、探讨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中国现状的革命净地，变成了滋生和催熟腐败分子的温床，难怪马向东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研究赌博的学问，并多次飞往澳门进行豪赌，胡建学研究素女心经。(13)包括陈良玉在内的许多落马贪官都是从党校培养出来的学生。(14)看起来党校再不下决心彻底整治，将无疑会变为摧垮共产党的大本营。
有鉴于此，我们不仅应该对党校，更应该对我们选拔任用干部的机制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
长期以来，我们创办了很多正规的军事院校，经济和专业技术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专业院校，为该方面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但唯独没有专门的正规化的马列主义干部培养院校。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主要从从事各行业的技术或其他专业领域的干部中选拔。当他们当上了领导干部以后，才被形势逼迫或上级强调，不得不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挤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或进入各级党校参加一段时间集中培训。这种从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干部培训办法，根本不能适应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需要。因此，党校应该摆脱目前的“四不象”状态，变成专门培养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正规院校。其学员来源不再从现职干部中选送。而直接从初高中毕业生和下级党校毕业生中选招。其中：县级党校选招初中毕业生，学制五年，定位于高等专业学校，主要培养村级和县直机关局委以下二级机构党政领导人；地区或中心城市党校选招高中毕业生，或县级党校毕业生，学制三年，定位于大专，主要培养乡镇级或县（含县级市）直各局委党政领导人；省、（直辖市、自治区）部级党校，选招地（市）级党校毕业生为培养对象，学制两年，定位于大学本科，重点院校在条件成熟时经批准可设立研究生班，主要培养县（处）级党政领导人；在全国各大区中心城市如华南在广州、华东在上海、西南在重庆、西北在西安，……分别设立高级党校，定位于硕士研究生培训院校，选招省级党校毕业生，学制三年，主要培养地厅级党政领导人；中央党校作为全国党校的最高学府，以培养博士、副博士、博士后为目标，主要选招各高级党校的毕业生，学制三至五年，重点培养省部级党政领导人。

各级党校的课程设置，必须让学员能够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掌握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察、思考现实问题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开始，逐步深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袖人物的原著和基本观点原原本本地提供给学员，教会他们基本的学习方法，而不是灌输教师自己的片面理解，让他们自己去认识和学习；同时，还要设置古今中外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著名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名家和学者的论著、中外历史上一些正反两面的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等。无产阶级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杂家，除了必须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专业知识之以外，还应该是一个通才，诸如经济、军事、文学、音乐、天文、地理以及计算机、外语以及口才学、演讲学等各方面的知识都应该根据轻重缓急有所不同程度的涉猎和研究。现代社会是一个知识爆炸的年代，要成为一个精明的领导者，成功的驾驭这个社会，就必须具有该方面的丰富的专业和广泛的科学文化知识。现实社会中，许多不学无术的领导者，就像沙家浜中的胡传奎，自己狗屁不通，宛如行尸走肉，遇事只能依靠秘书、听命于智囊，怎么能够把他自己治下的一亩三分地经营好呢？

因此，教育部应该和中宣部、组织部结合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认真地制定一个各级党校的教学大纲，按照正规院校的管理办法扎扎实实的贯彻执行。

除了系统地掌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的各种专业之书本知识之外，各级党校尤其应当使学员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较之其他学科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孟子有云：“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15）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所作也。”（16）就是说，要让学员深入到最艰苦、最困难的环境中，去接触人民群众，接触社会实践，并且用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去改造社会，改造自己。党校的学员，平时，除理论课外，每个学期都要结合该期的学习内容，安排社会调查课程，使学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真正弄懂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同时，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在学完理论课之后，还必须有一个较长的实习期，（例如二到三年或更长，）根据自己的选择或者学校的安排，到基层、到农村、到边疆或者其他艰苦、困难的地方进行实际锻炼，并且要做出成绩，取得经验，才能有机会参加待选的领导岗位的竞争。有关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改革，在本系列文件起草说明中有较详细地论述。

改革后的党校选招的学员上学，免除一切费用，并且像军校那样实行生活上的供给制待遇。但是入学考试，必须优中选优，要大量的选拔中下层工农劳动群众和普通知识分子的子女入学，可以通过入学论文考核等形式，检验其是否对当前社会存在问题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和独到而深刻的思维能力。

党校系统作为选拔和培养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唯一学府之后，其他院校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着重培养各自专业学科的专门人才，彻底改变目前大部分理工科学生从政这样的人才浪费和学非所用现象，这也是对有限的教育资源的节约措施。

五、正确认识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多极化管理的关系，实行党政职责分开，适当提升地方相关职能部门的地位，减少其对核心权利的依附性，增加其独立性，充分发挥其对核心权利的监督和制约性，吸取历史上藩镇割据的教训，避免地方权力过份集中，从而保证党中央的指令畅行无阻，社情民意直达中央，真正实现党中央对全党全国的一元化领导。

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思想渊源，来之于列宁的建党思想和苏联的政治体制。最早见之于我党的正式文件，是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强调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明确规定，党设在各地的代表机关（中央局）和各级党委为各地的最高领导机关，所有党政军民学组织一律服从各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鉴于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和由于山头主义、本位主义、主观主义等思想影响造成的各组织、各团体之间不协调，影响集中力量一致抗日的实际情况，这一决定对于团结全党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此，这一领导体制便成为我党的长期坚持的体制，建国后，虽多次提出党组织不要包办政权的事务性工作，但一直未得到根本性的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特殊的背景，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领导机制。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变这种状况，但至今收效不大。正如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时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的、不加分析的把一切权力集中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什么事情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邓选》二卷第３２８页）邓小平还说：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总病根。”（17）

现时各地腐败现象所以屡禁不止，正是这种权力过分集中而又监督乏力的政治制度直接造成的。我们要彻底铲除腐败想象，就必须正确认识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多极化管理的关系问题，下决心彻底改革这个同党的科学发展观格格不入的重大问题。

首先要弄清，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指在全国范围内，要保证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得到畅行无阻的贯彻执行。因而，必须在地方实行多极化管理。
第一、要解决党政职责分开问题。要以党中央决定的方式明确：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今后的职责，主要是：
1、通过对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扎扎实实地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当地准确无误的贯彻执行；

2、在经济、行政方面对政府范围内的工作起监督、保证作用；

3、通过对廉政委员会和民间反腐组织的领导，以教育、制度、监督和彻底查处并重的方式，重点治理好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对创建最廉洁党组织和最廉洁地区负全责；

4、通过综合治理，如制定和落实对见义勇为者的鼓励和褒奖政策、鞭苔和处罚袖手旁观和见死不救者的措施办法、建立帮教一时失足青少年的机制、打击引诱和教唆青少年犯罪的现象等。甚至包括从娃娃开始就对其进行潜移默化的理想、纪律方面的教育，严格禁止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读物入选教科书等等。通过这些措施，切实抓好社会风气的转变，经过一定时间的努力，逐步消灭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防止杀人、抢劫、黑社会、贩卖人口等恶性刑事案件的发生或将其危害降低到最微小的程度。因为党的各级干部都来之社会，生活于社会，只有净化了社会环境，才能保证党的干部的不受或少受环境的污染；

5、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分配政策，认真解决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认真解决好广大工农基本群众住房、看病、上学难等关系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大问题，切切实实、诚心诚意、举一反三的而不是敷衍了事、推诿扯皮、就事论事的认真接待和解决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各种问题，对当地基尼系数的逐步降低负全责，对预防群体性事件和越级上访负全责（只准通过越级上访寻找自己工作的差距，不准对越级上访的群众施压力）；

6、通过对文化、教育、宣传、新闻、出版等工作的领导，努力弘扬健康向上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抵制和清除颓废没落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对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侵蚀，运用各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大对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教育，重视对新的党校工作的支持和领导，重视和支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使之生产更多更好健康向上的社会主义文艺精品，把培养和教育好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抓紧抓好；

7、加强对人大、政协、统一阵线、群团组织方面工作的统一协调。抓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抓好党员代表和人民代表的选举工作，以公开、公平、民主的方式选拔和任用好各级党政领导人。

8、其他属于事关意识形态、精神文明建设、改进党的清正廉洁形象、恢复党同人民群众亲密关系方面的工作。总之，党委应该从纷繁的经济和行政工作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抓好事关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工作，而把经济和行政方面的工作放手交给对该方面懂行的专家担任的行政首脑去做，党委只管保证其能够正常履职，监督其是否正常履职就是。

第二、新型的地方党委书记和政府首脑、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的关系不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大家都是平行的同志关系，虽然党委书记还是党委会的“班长”，但只起会议召集人的作用，会议形成决议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一次形不成决议的，下次再议，必要时，可以扩大会议范围，如邀请上级领导机关派员或党员代表参加会议、常委会决定不了的召开全委会决定等。任何个人无权在大家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拍板定案。
此外，党委书记或其他成员都不允许兼任本职以外的同级职位。如：人大的职责本来就是代表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核心起监督作用的，现在有些地方竟然由党的第一书记兼任，更进一步强化了核心权利左手监督右手的弊端，削弱了人大应有的监督职责。

第三、除纪委、监察局、审计局、检察院系统的反贪局、反渎职侵权工作局组成统一的、高于同级地方党政机关半级的廉政委员会以外，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局、统计局、国土资源局从地方建制中剥离出来，按系统垂直于中央领导。剥离出来的机构人财物一律由中央通过系统管理，以便于其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第四、公安系统的警察归地方管理，武警和人武部统一归军分区垂直于中央军委管理。

六、 正确认识对干部严管与爱护之间的关系，立足于严、着眼与爱，坚决摒弃“腐败与发展有利”、“反腐要非常非常适度”的歪理邪说，坚定不移的推行对腐败现象的“零容忍”政策，把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扼杀与未发之前；正确认识公权与隐私之间的关系，倡导和推行“公权无隐私”的观念和原则，把掌握公权力的党政领导的一言一行都置于无处不在的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中。使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无所循其行

   对干部的严格管理究竟是爱还是害？古代有一个小故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那是说，有一个江洋大盗，在被判死刑临上断头台之前，和其母亲做最后诀别时，要求再吃一口奶，他的母亲疼爱儿子，同意了他的要求，谁知儿子竟将母亲的乳房咬掉以解心头之恨。他说：如果我小时候第一次偷盗小伙伴的玩具不是得到你的夸奖，而是得到斥责和打骂，就绝不会有我的今天。无独有偶，06年12月，安徽省六安市原副市长王伟因犯受贿罪被绳之以法之后，在忏悔时也不无深刻地说道，如果当初在他当县委书记接受不法商人贿赂时，有人能够监督他的权利，他也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18）其实，当自己走上犯罪的不归路之后，有这种心态的贪官决不是王伟一个人。还有一个例子，某乡长在开会时，一支接一支的抽当时牌子很酷的“牡丹”香烟，一个曾是他上级的老干部看不惯，就在会议休息时质问他：你一个月的工资能买几盒这样的香烟？问的这位乡长非常尴尬，无言以对。若干年后，这位老干部生病，那位乡长作为他的老下级去医院看望他，家人递烟时，乡长说早已戒了，还说，这多亏他的老上级的提醒，不仅那次质问使他戒了烟，还使他记住了自己的周围时时有像他的老领导那样的人在监视着他的一言一行。所以，此后他进步很快，现已担任庭长职务。（19）这就充分说明：对干部严加管理，进行有效的监督，当其在有轻微的犯罪甚至错误时就及时地得到揭发和严厉的惩处，实际上不仅是对其本人的教育和挽救，更是全党拒腐防变，防患于未然的最有效的措施。

   当今在世界反腐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的我国香港地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腐败现象也为人们深恶痛绝，老百姓办个执照、考个驾照、甚至请消防队救火都要给警察送黑钱，在民众和媒体的强烈要求下，港英当局下令于1974年成立了直接对总督负责的廉政公署，廉署成立后，在“一定要铲除腐败”的信念下，执法、防贪、教育三管齐下，经过一定时间的努力，终于有效的控制了贪腐顽疾。他们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对腐败现象的零容忍政策。在香港，贪污一元钱，也要立案侦查，如著名的高级警官冼锦华一案，冼仅因性贿赂罪，就被判处2年徒刑，并被革去公职，剥夺373万元的退休金。一名无证摊贩，为了免遭处罚，送给警察一块价值10元的手表，被查获后，这名警察以受贿罪判处罚款5000元，革去公职。（20）武汉在港学习的女研究生刘静为了要副教授为其提供试题及答案，向其行贿一万元，被这名副教授向警方举报。刘静被判拘禁6个月，并没收一万元赃款。……正是在廉署这样严厉的惩处及教育下，这么多年来，香港在成为亚洲廉洁模范区的同时，被判10年以上徒刑者寥寥无几。（21）
  
美国的纽约，以前被称为“犯罪之都”，1994年以来，在警察局局长威廉.J.布拉顿的首倡下，实行零容忍政策，1994—1997年，犯罪率下降37%，凶杀案下降50%，创30年来最低。这种零容忍政策，就是“以主动攻击的策略严厉打击轻微犯罪”。支持这种这种政策的理论根据是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和乔治.L.凯琳提出的“破窗理论。”该理论认为：一栋建筑，假若一扇窗子遭到破坏无人修理，肇事者就会误认为整栋建筑都无人管理而可以随意破坏。久而久之，这些被破坏的窗子就会给人一种社会无秩序的感觉，结果，在社会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和繁荣起来。两名专家为此曾做过心理学实验：他们把两辆同样的汽车分别放在杂乱的街区和中产阶级社区，并将前者的车牌摘掉，顶棚掀起，结果不到一天就被偷走，而后者过了一周仍安然无恙。随后，又将这辆未被偷走的汽车的玻璃砸个大洞，没过几个小时又被偷走。威尔逊和凯林认为：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轻微犯罪和重大犯罪一样，都会造成社会大众对犯罪侵害的恐惧感。重大犯罪固然不容忽视，但是，社会大众最为关心和感受最深的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大量轻微犯罪行为。容忍这些轻微犯罪，会给人造成一种社会无秩序的感觉，因而对政府和警察失去信心，进而，失去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潜在的犯罪分子则可由此受到鼓舞并相互学习而使犯罪活动传染、蔓延、升级，从而使社会环境日趋恶化。（22）
这里虽然讲的是刑事犯罪，但其原理完全可以用于反腐。
  
　　来看我们这里：一方面反腐法律本身就给腐败分子留足了巨大的投机的空间：贪污受贿立案的起点金额从1979年的1000元，到1988年上升为2000元，1995年又调整至5000元，目前东南沿海省市在实际办案中，50000元以下的案件，根本不予立案；挪用公款罪起点为一万元，还必须是三个月未还，用于个人盈利等；行贿罪，个人行贿起刑点为一万元，单位行贿罪一般人员起刑点为10万元，业务员起刑点为20万元；介绍贿赂罪，介绍个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立案起点为一万元，介绍单位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立案起点为10万元。……还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私分国家财产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国家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被骗罪、私分罚没财产罪等立案标准都在10万元以上，更有徇私舞弊罪、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等立案标准竟然是造成一人以上死亡，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10万元以上直接损失等，徇私舞弊少征税款罪立案标准为5万元以上。……
  
   这哪里是什么刑法？完全是一部教唆人犯罪的教科书。（23）
   还有问题的另一面，我国刑法、诉讼法在调高立案标准的同时，又降低了取保候审和缓刑的门拦，更有人公开以有利于引渡外逃贪官等名誉呼吁免除贪官死刑，还有的贪官竟能在服刑时享受到贵宾待遇。（24）

  再就是对举报人的苛求和不保护政策、立案时的层层报批政策、（实在闹不明白：反贪机关对有凭有据的犯罪嫌疑人立案调查为什么必须经党委批准）党政领导人随意插手案件的潜规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犯罪嫌疑人的开脱、刑法中对量刑标准的许多前置条件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极大空间等等，如上海就规定：受贿人私自将赃款用于公务支出的，可以从轻处罚。这些都给腐败分子留足了规避法律制裁的极大的空间和黑洞。
 
   正是有了以上巨大的法律黑洞，和我们在改革开放后面对突如其来的腐败风潮心慈手软，束手无策，才酿成了如今腐败现象越演越烈的被动局面。而我们至今没有从自身的失误、反腐措施的不力等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只是笼统地、牵强的、甚至是狡辩性的把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归之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和初级阶段，还说什么任何国家都会有腐败想象。
再看这些年来，我们虽然查获了数以万计的大案要案，把不少高官送上了断头台，整个国家的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越演越烈。正如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总结美国的反恐战争时所说：“评价反恐战争是否胜利了,主要是看我们消灭恐怖分子的速度是否超过了恐怖分子产生的速度。”将此话借过来用于中国的反腐斗争不是恰如其分吗？。

所有这些，同香港的“零容忍”、轻判例和良好的反腐效果之间的鲜明对比，再加上美国的“破窗理论”，我们聪明的共产党人，难道不可以从中悟出对干部“严是爱，宽是害”这条真理的颠扑不破吗？与此同时，我们是不是对那些鼓吹“腐败对发展有利”，“反腐要非常非常适度”的人所包藏的险恶用心有所察觉呢?

   所以，我们要改变只强调抓大案要案的指导思想，一定要坚定不移的推行对腐败现象的零容忍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把腐败案件扼杀于未发之前，才能一步步的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逐步达到最廉洁社会的境界。
   当然，中国大陆和香港以及纽约当时的情况可能不尽相同，盲目的原封照搬别人的经验当然不行，但是在主导思想上不彻底克服当前在反腐斗争中的只强调抓大案要案而忽略大量存在于人民群众周围的中小案件，就无异于养痈遗患。实际上等于我们是在喂养腐败分子，放任他们由小到大的发展，等到长大、长肥了，抓住一个“宰掉”
2，以证明我们的反腐决心，更多的中小腐败分子，则在老百姓周围继续败坏着党的名誉。我们“宰杀”的标准则一而再、再而三的由几百万到几十亿的提高。如此的“反腐”策略恐怕终究有一天要走进历史的死胡同，其结局不会比苏联共产党好到哪里去。

   有人可能会说，中共目前的腐败已经积重难返，涉及面太大，如果要动真格的像香港那样采取零容忍政策反腐，打击面太大，恐怕要影响大局稳定。表面看起来，此话不无道理，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如彻查腐败分子可能会涉及相当一批人，但就总体而言，他们和13亿人民群众比起来还是少数，我们党现在处于执政地位，手中有强大的军队和国家机器作后盾，腐败分子能量再大，还能比当年蒋介石的八百万正规军更厉害？何况，真理和正义在人民一边，腐败分子代表的只是他们自己那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且又各怀鬼胎，他们如果和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较量，会有好果子吃吗？同时，我们还有政策，通过政策攻心和大量的思想政治攻势，促使其中大部分腐败分子自动缴械，对于极少数顽固分子则分而治之，就绝不会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据说，中纪委在上海搞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试点，被以消极怠工、政局瘫痪要挟而失败。我们应当知道，只要我们真正解放思想，不拘一格的在全社会公开选拔治国贤才，十三亿中国人民中比现任官员贤能若干倍的人才有的是，我们只要用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民主方式打破以往旧的选拔官员的方式选拔任用干部，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新生力量一定会脱颖而出，由这些新生力量上台执政，一定会比那些心怀鬼胎的二臣贼子们干得更好，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步伐只会加快，绝不会削弱。
    为防止腐败分子以政局瘫痪向党要挟，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应当通过公开选拔的方式，公开准备一批第二梯队干部队伍，要他们知道：谁想撂挑子，随时就有人接替。

   推行零容忍政策，必须对现有法律作较大幅度的修改。例如，不设立案的起刑点，对贪贿数额较小的在处理上可以尽可能放宽，但决不能不查。
其次，取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像新加坡那样实行举证倒置，没有证据证明其来源合法，一律按贪贿罪惩处。（25）
其三，细化量刑标准，目前我国刑法规定：“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现在贪官的涉案金额已上升至数千万，甚至数亿，如果数千万和十万一样量刑，就不仅体现不了法律的公正性，也起不到法律对犯罪分子的威慑作用，有人说，不应该定什么框框，因为法官不是木偶，要给他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话绝对不正确，如果照此说法，那就连十万的框框也不要定，所有的法律条文都可以取消，一切都听评法官的好恶去裁量不行了吗？如果这样。那不是又变成人治了吗？要知道，制定法律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让法官用以惩处犯罪，而是为了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犯罪，犯了什么罪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惩处，从而在产生犯罪企图时望而却步。就是说，法律的惩处作用是为了更多的人自觉地不犯法。那么，十万元和数千万元放在一条线上能起到这个作用吗？有人还说，刑法是生硬的，犯罪是生动的，各个案件的情节不一样，贪污数额只是犯罪的一个情节，如有人贪污数额大，但认罪态度好，主动退赔赃款，就可以从轻等。那么，认罪态度都好，都主动退赔赃款，10万元和数千万可以等同吗？中国的情况太复杂，为了少一些司法腐败的机会，更重要的为了对准腐败份子产生威慑作用，还是将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刑法再细化一些，让法律更透明一些为好。
如：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处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处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20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处二十年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缓期执行；500万元以上处死刑；涉及救灾、扶贫、各种社会保险基金、伤残或死亡补偿金、学费、党费、土地拆迁或移民补偿金等其他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涉案金额10万元以上，处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或死刑。
认罪态度好，主动退赔赃款且比较彻底的，可以视情节在法定刑期内从轻或降一格执行，案发前主动自守或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降两格执行，既主动自守又有立功或重大立功表现的可视情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轻。
这样让法律和政策直接调动犯罪嫌疑人配合调查，（也给了司法人员一定的空间）比让不确定的人去掌握这一尺度可能要有效和保险的多。

其四、推行零容忍政策，必须彻底清算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不如此，无以惩前毖后，一方面会使今后的犯罪分子产生侥幸心理，不利于彻底杜绝腐败，另一方面会使人民群众怀疑我党除恶务尽的决心，不利于培养广大人民群众对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的零容忍心理，要知道，对犯罪分子的任何宽容，都是对守法和善良的公民的处罚。将会摧毁民族文化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不到”的神圣观念。将是对人类社会是非善恶的颠倒。改革开放以来的信仰缺失，金钱万能、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黄、赌、赌、杀人、抢劫、黑社会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泛滥无不同此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因此，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必须拨乱反正，彻底清算改革开放以来腐败分子运用各种非法手段聚敛的非法财富。并依此对以往由于我们总设计师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蓝图时的欠周密之处予以弥补。

其五、推行零容忍政策，我们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权与隐私的关系，大力倡导和推行“公权无隐私”的观念和原则，把掌握公权力的党政领导的一言一行都置于广大人民群众无处不在的有效监督之中，使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无所循其行。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些想腐败的人随时随地都感到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自己，而放弃腐败的欲望。我国古代儒学提倡“慎独”，就是主张在无人监视自己时，也能够不做坏事，各种宗教都是把这种监视交给神灵去完成，所谓“三尺以内有神明”。我国由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及，唯物主义深入人心，绝大部分人已不信神灵的说教，加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理想被边缘化以后，主动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见义勇为者越来越少，事不关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越来越多，所以人们不相信自己的行为随时有人监督，于是才敢于无所顾忌的干坏事。这大概也算是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腐败起来比其它宗教信仰气味浓厚的国家都严重得多的一个原因吧。正是基于这种国情，我们提倡用激励、保障、约束的机制，建立民间反腐大军，用公平正义思想的回归和利益机制相结合的方式调动人们反腐防腐的积极性，把腐败分子置于实实在在的（而不是虚无的）无处不在的人民群众（而不是神灵）的监视之下，用以达到消灭腐败行为于未发之时的效果。
这便是“公权无隐私”原则提出和推行的客观需要。

追搠隐私权的渊源，在中国古代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说法，主要是忌讳别人使用或直呼尊者、亲者、贤者的名字，以示尊重之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私权概念。孔子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的说法，但其本意是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也不是现代意义的隐私权。查遍1979年出版的辞海，没有“隐私”或“隐私权”的条目，就是说，“隐私权”这一概念是舶来品，是改革开放后，从欧美文化中为维护人权需要引进的。世界上最早用于法律意义上的隐私权概念，是自美国法学家沃伦和布兰代斯１８９０年发表于《哈夫法学论坛》上《对隐私的权利》一文以后。关于隐私权的现代定义是：“自然人享有的对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个人领域进行支配的人格权。”由此可以看出，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只限于不担任公职的平民，因为它是以“与公共利益无关”为前提的。恩格斯曾经指出：“个人隐私应当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是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私事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便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
就是我国古代，皇帝的人身自由，也受到许多限制，它的一言一行都有专门的太监在《起居注》中如实记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傅仪曾经多次企图逃出皇宫过自由民的生活都没有得逞就是例证。

在美国，只要你宣布竞选公职人员，就很快会有人将你的生活和工作轨迹调查的一清二楚，并向媒体公布，如果你有不光彩的经历，就有可能失去民众的支持或者支持率下降，甚至遭到弹劾和罢免，身为总统的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婚外情不是遭遇了独立检察官斯塔尔长达数月的调查，甚至启动了弹劾程序吗？早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一个判例就指出：“公职候选人私生活公开，乃为公共利益所需要，在此种情况下，隐私权并不存在。献身公共事业，其私人生活无法与其所从事的事业完全分开者，则隐私权不存在。”（26）
以上就是“公权无隐私”原则的理论依据。

当下我国官场中对隐私权的理解实际上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等级社会官贵民贱思想借助西方时髦相混合的变种。既不同于中国文人学士推崇的“君子坦荡荡”的胸怀和民间邻里、乡亲、朋友之间基本上毫无隐讳的纯朴关系，（例如，邻里间随意拉家常，互相询问对方的家长里短没有人认为是侵犯隐私，而在西方如问及收入多少就是侵犯了对方的隐私），也不是西方只用于保护非公职人员的隐私权。他的妙用在于腐败的公职人员利用时髦的装潢将其演变为掩盖其腐败行为的盾牌和屏障。要知道，现今中国官场的腐败现象，多发生于8小时以外，贪官们养情人、傍大款、吃喝嫖赌、纸醉金迷、以过节、生日、婚庆、子女出国、甚至生病住院等等名义疯狂敛财，大都是发生在工作时间之外的私事，按照他们的理解都属于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如果不破除“公权无隐私”的理论藩篱，党的廉政机关和民间反腐组织怎样对他们实行有效的监督？
还有，现有官场潜规则对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个人信息讳莫如深，如手机、家庭住址、家庭成员、工资收入、社会关系，经济状况，甚至一些机关办公大楼内，只有办公室、行政科等同普通老百姓打交道的科室挂有牌子，正职甚至副职党政领导的办公室都是保密的。以前群众找领导，只要上班时间在其办公室门口等，就一定能等得到，现在，正点上班签到的只有一般工作人员，领导人员的行踪一般人员根本不可能知道。公众如果连这些基本情况都无法获得，怎样才能去监督这些天马行空的当权者呢？

七、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反腐创廉与稳定、反腐创廉与发展的关系，正确、科学、合理的制定和运用好政策与策略，在不影响大局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上反腐创廉，通过反腐创廉充分调动全国人民在社会更加健康、更加公平正义、更加和谐稳定的基础上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建设更好、更快的发展。

大规模的发动群众彻底查处腐败，提出创建最廉洁的党，最廉洁的国家，会不会影响稳定的社会局面，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会不会造成文革那样的天下大乱？
   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只要我们采用正确、科学合理的政策，肯定不会有什么大乱。
因为，第一，腐败现象已经造成天怒人怨，我们清除腐败正是顺应亿万人民心愿的天大好事，有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还怕天下大乱吗？
第二、目前，国际环境相对稳定，我国同世界上包括几个大国以及周边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关系融洽，就是说，外部没有伺机窥颠之敌。国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对腐败深恶痛绝，联合国、国际透明组织都鼓励各国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腐败，任何国家不可能因为一个主权国家清除内部的腐败，而兴师问罪的。所以，我们清除腐败，不仅不会在国际上造成任何不利影响，相反，正由于此举净化了投资环境，可能会招徕更多的外商投资。
第三、共产党现在是执政党，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我们站在历史和人民的高度清除内部的败家之子，正是顺天应人之举，即使有少数顽固分子企图螳臂挡车，也掀不起大浪，其结局必然是自取灭亡。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如果我们不抓住有利时机及时清除内部的腐败，而是养痈遗患，令其发展到一定程度，他带给中国人民的将会是一场无法挽回的巨大灾难和内乱，一场万劫不复的历史大倒退。我们万万不可沾沾自喜于眼前一时繁荣的假象而忽视了正在潜滋暗长着的巨大危险。如果历史真的发展到了那一天，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将会是中华民族永远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同那样一个结局相比，不要说清除腐败不会造成什么大乱，即使产生一些局部的、暂时的小乱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我们看一看四川大竹县数万民众火烧莱仕德酒店和广远市十万民众怒摘区政府招牌的壮举，再看一看网民对高莹莹一案的关注，以及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每一个真正有党性的共产党员都会感到浑身的血液在发热。
  
如果我们仅仅怕乱，那么，大竹县的事情是不是乱？广元市的事情是不是乱？洛阳万名工人上街堵路是不是乱?东莞的数万名工人罢工算不算乱？有一句话叫做“贪官不除，国无宁日”，只要我们还是坚持目前这种扬汤止沸的办法，而不是发动亿万人民起来彻底查处腐败，来个釜底抽薪，腐败分子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就绝不会自行消失，而且只能越来越尖锐，类似大竹、广元、洛阳、东莞一类的乱子只能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升级，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大概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为什么不怕大多数民众乱，只怕贪官乱？贪官才有几个人，即使加上他们的七姑子八大姨都算在一起，如果把他们手中的权利剥夺了，他们能乱到哪里去？

所以，对待乱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第一，不怕乱。第二，只要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即是少数腐败分子想乱也乱不起来。

   这次反腐斗争总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依法依纪，铁腕反腐，深挖广查，有腐必反，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在政策上采取：教育挽救大多数愿改之人，严厉打击极少数顽固分子。宽严相济，打防结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具体说：历史从宽，现实从严；主动交待从宽，消极应对从严；积极退赃从宽，匿脏不示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

在策略上采取：成竹在胸，不事张扬，稳步推进，各个击破的策略。

在具体做法上应该是：
第一、从现在开始，就叫响邓小平同志“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就是两个文明一起抓。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实现共产主义两个必备的先决条件，一是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二是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的提高。所以，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帜下，大抓物质生产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的同时，万万不可忽视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谈到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现在对此认识似乎过于肤浅，好像精神文明就是，让老百姓扭扭秧歌，擂擂大鼓，或者搞个文化大院，老年人在里面下下棋，或者搞一个图书馆什么的，再不然就是，搞卫生城市、园林城市，宣传不准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之类的东西，……所有这些，不是不可以搞，但他们都只能是一种形式，问题在于，我们要通过这些形式宣传一种什么思想？我们是共产党人，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就是要搞共产主义。虽然在经济上资本主义暂时尚处于上升阶段，他们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有一定的优势，我们可以向其学习，适当的搞一些私有制、市场经济之类的东西，用以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财富，但那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是暂时的，不可能是永恒的。世界归根结底还是要走向共产主义，这不是以哪个人的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可能会因为某些政治家的错误暂时发生折转，但正如奔腾不息的江河，虽经千折百转，终究要流向大海那样，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最终实现是任何人阻止不了的。我们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顺应这一历史大趋势，因势利导的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大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引导人们向这一目标迈进。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都必须守住共产主义这根底线，不能放松对人们进行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这些年来，为什么信仰缺失，就是我们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忽视了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这根精神文明的弦。

在一些同志看来，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好像一切都必须回到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好像在这种初期阶段只有宣传和恢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文化才是天经地义的题中应有之事，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就是过时、或者超前，总之是大逆不道。于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好莱坞大片充斥荧屏；剑客侠士、江湖豪杰大行其道，有的甚至挤入教科书；清末明初以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公子小姐、鸳鸯蝴蝶大红大紫；而鲁迅、狼牙山五壮士、毛泽东、长征被从课本中删掉；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雷锋事迹的真实性成为某些拿着共产党薪俸的专家学者研究的课题；一些红色经典被恶搞；有人甚至公然为秦桧、蒋介石之类人物翻案；更有人甚至嚣张的提出：谁是新中国？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几十年进行的人民革命战争诬为“农民造反”，是对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的背叛，是如袁世凯那样的封建复辟……。（27）有人竟毫不掩饰的要胡主席向吉尔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学习，狂妄的说：“颜色革命有什么不好？老百姓不满意你了，你就自动下台让贤，而不是把不满意你的老百姓杀掉，这既保全了你的名节，又满足了百姓的心愿，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28）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主席当年的论断是何等的英明正确，他说：“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会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么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29）

所以，只要我们还叫共产党，还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还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有些人说的什么“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绥靖主义，”如果我们还有一些中国共产党人的气节，而不是像焦国标说得那样准备“张开双臂拥抱颜色革命，”我们就应该理直气壮的打出共产主义的旗帜，正像我党历史上虽几次同资产阶级联合，却并没有丝毫放松过自己的远大理想那样，从现在开始，一方面暂时利用资本主义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一面，加快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步伐，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刻也不要放松对他们进行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阶级斗争。

我们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领域、阵地，采用各种灵活多样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大张旗鼓的向我们的党员和人民宣传和普及共产主义思想，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要宣传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境界，如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公而忘私，以身作则、艰苦奋斗、自我牺牲、廉洁奉公、拒腐蚀、永不沾的崇高精神，也要挖掘党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在这方面的感人事迹和高风亮节，号召全党同志向他们学习和看齐。其实，实事求是地而不是矫揉造作的宣传高级领导人这方面的事迹，不会被说成是个人迷信或者不谦虚谨慎。因为，我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以吏为师，民间的许多事情都是官府带头兴起来的，就是现在，只要是过去皇帝享用过的东西，就一定广受欢迎。我们共产党更特别强调先锋模范作用，凡是攻不开的碉堡，共产党员一定会先上。现在的腐败问题是我党最伤脑筋的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干部腐败？实际上就是一级看一级学会的。如果我们的党中央领导人，能够身先士卒，先作出一个榜样，如政治局九个常委，先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布自己的私有财产和是不是利用职权为子女亲属等谋取过不正当利益，并且经得起媒体和群众监督调查，然后再如此要求政治局委员也这样做，再就是中央委员，各省领导，……这样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真这样做了，再看看腐败现象还会不会那样难治？如今，宣传的许多先进典型，大都是中下层的小官和老百姓，那些官僚们根本就不会认真学习的。 老百姓有一句俗语，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我们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证明我们的上梁是正的，那些腐败的官员就不敢恣意妄行。许多谣言、猜测和担忧也会不攻自破、不消自灭。我国古代有官箴曰：“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新加坡李光耀父子，因买公寓被人传言吃了开发商回扣，吴作栋就安排人调查，调查结果是由于当时市场萧条，作为销售手段所有买房的人都有回扣，而且李氏父子所得回扣并不比别人多。这一调查结果向媒体公开后，不仅原来的传言不消自灭，而且新加坡政府和李氏父子的威望比以前更高。毛泽东主席为什么在人民群众中享有那么高的威望，就是人民群众都知道，他全家六位亲人都是为革命事业牺牲的，他在位时，连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喝的茶叶也是自费的，他的亲属，至今都过着平民的生活。现在，人们都说，中央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就是说，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真正的威望，连自己鼻子尖下的人都敢公开不把他们的政令当一回事，是不是有什么传言认为他们自己不廉洁？己不正不能正人，自己一身白毛，当然不敢对别人的不端动真格。如果，党的最高领导人，不仅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白璧无瑕，而且，通过挖掘和调查，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都如毛泽东主席那样廉洁奉公，我们党的威望不是也会空前的提高吗？下边的贪官污吏还敢胡作非为吗？所以，还是毛主席的话是正确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且，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榜样恐怕靠树立一、两个焦裕禄、孔繁森那样的中下层干部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党的最高领导人自己做这个榜样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台湾的马英九为什么人望较高，胜选的可能性最大？不是别人，不是王金平，也不是郝龙彬，姜炳坤，而是他本人多年育成的清廉名声。
只要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是清廉的，我们彻底铲除腐败，创建最廉洁的党的活动就有了胜算地把握。
第二、组织力量，尽快完成《廉政委员会工作条例》、《民间反腐组织工作条例》、《举报人权益保障条例》等反腐法律文件的立法工作，同时，就处以上领导干部分配制度、新的干部选拔任用、考核机制、干部殡葬管理制度的改革进行论证、研究并拿出实施方案。
第三、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时，首先一定要选好各级廉政委员会主要负责人。还是毛泽东主席的话:“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要按照前述新的选拔任用干部机制，通过公开、公平的方式，不拘一格面向社会选拔真正清正廉洁有志于献身反腐事业的人才，担任这一职务。同等条件下，应优先选拔曾经举报和查处腐败分子有功、年富力强的优秀分子。例如：郭广允、李文娟、吕净一那样的人物。在此基础上，首先把各级廉政委员会建设好。
第四、在各级廉政委员会的领导下，通过发动群众，宣传政策，稳妥有序地建立起各地民间反腐组织队伍。
第五、选择一两个有代表性的县级单位进行整顿党风的试点工作，在此基础上，经过慎重认真的讨论，形成中央关于开展整顿党风活动的决议。在整个整顿党风活动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不断研究活动进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不失时机地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确保整个活动稳定有序、扎实有效的健康发展。

八、正确认识先富与后富、吃苦与享乐、高薪养廉与艰苦奋斗之间的关系。使所有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树立“做官勿发财，发财别做官”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使社会上企图靠做共产党的官发财的人绝了非分之想。把在当今社会条件下，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守得住清贫，作为共产党人应有的高尚情操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去弘扬，作为区别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去衡量。
  
讨论这几对矛盾，首先要弄清楚共产党和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是说，她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国民党则是资产阶级的政党，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日本的自民党、社会民主党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是代表剥削阶级的政党。
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中最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普通劳动人民的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必须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30）
这些写在党章上的清清楚楚、明白无误的文字，实际上已经再清楚不过的回答了上述问题。
但是，现实生活却和这些文字大相径庭。曾几何时，高薪养廉被当作最有效的反腐手段喧嚣于各大媒体，当普通百姓为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发愁的时候，我们的乡镇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早已住进了豪华别墅，非法贪污受贿自不待说，一些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利用权力支持家属子女和亲友经商，或者把权力变成股份，肆意侵吞国有资产，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的现象不仅不再是什么秘密，而且成为一种时尚；公车私用、公车私有、公费旅游、公费出国、公费大吃大喝、公费享受高档消费、高档娱乐、甚至公费嫖娼、公费建高标准楼堂馆所、私家别墅等大量浪费国家资财的现象已成为屡禁不止、且有增无减、长盛不衰的社会痼疾。
一个自称为较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政党更平民化、更能代表普通人民群众利益、同腐败现象水火不相容的的政党，却长期容忍这类同自己写在党章上的宗旨格格不入的大量丑恶现象存在和泛滥，又怎能够不脱离群众，让人们骂我们是“挂羊头卖狗肉”呢？
这些，就是我们所以要进行彻底的整风活动的理由所在。

我们要通过这次整顿党风活动的开展，使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真正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把“升官发财”这一腐朽的剥削阶级观念从我们共产党人的词典中清除出去，要像我们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做到“做官不发财”，结合当今形势，应再追加一句“发财别做官。”应该弄清这样一种概念：所谓先富带后富，一般是指身居农村或是最底层的城镇普通劳动者中的共产党员，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创新掌握一定的先进技术，或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带头致富，在此基础上，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将自己的技术或经营管理经验无偿或者合理的有偿传播给周围的群众。或者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通过税收、捐赠等方式资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但决不是让任何手握重权的党员干部，直接或者间接的依靠自己的职权使自己或者自己的亲友暴富。遥想当年，假若我们的军队在人民的支持下，将国民党打败并占领其统治的城市之后，不是一方面镇压反革命、打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黑恶势力和丑恶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想方设法的恢复和发展生产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而是像李自成那样，利用从旧的统治者手中夺来的国家机器，强行掠夺社会财富分给自己的骨干及其亲友，以犒劳的名义让他们去享受荣华富贵，让他们先行富裕起来，如果这样，我们共产党能够存在到今天吗？

毛泽东主席多次告诫全党：“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包括毛主席本人在内的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以自己终其一生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崇高的信仰。民族英雄吉鸿昌为了牢记其父亲临终前“做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将这七个字亲自写在细瓷茶碗上，令陶瓷厂仿照烧制，然后召集全军将士举行严肃的发碗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吉鸿昌郑重的向大家表示：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夺民财，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作官即不许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希望大家以此碗对我进行监督。（31）

春秋时期的名相范蠡，以自己的卓越政治才干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称雄一时，为振兴越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当其功成名就以后，不仅不擅权发财，而是散尽原有家产，辞官后，隐姓埋名，孤身经商，最后成为历史上有名的陶朱公，即历代所有商人顶礼膜拜的祖师爷。（32）

俄罗斯总统普京更直截了当的要求所有国家工作人员：“想要挣钱，那就下海经商，想为国家服务，那就靠工资吃饭。”明确提出了“做官勿发财，发财别做官”的原则。就是美国颇具传奇色彩的华裔市长林恩成也提出：想赚钱就不当市长。（33）

看起来“做官不发财，发财别做官”这一原则，连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开明人士都能做到，我们这个有别于所有剥削阶级政党的最先进的政党的官员，却仍在哪里说一套做一套，就实在说不过去。
这就是我们所以要开展以“重温入党誓言，落实两个务必．清理三项资产，改革的四项制度”为内容的整顿党风活动的理论依据和客观需要。

通过这样的整顿，使所有的党员特别是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都能够把手握重权而两袖清风作为一种崇高的美德去追求，真正从内心把任何以权谋私的行为看成是不齿于人类的丑行去鄙弃。只要上层彻底、真正把这种被颠倒了的观念颠倒了过来，下层官僚一定会跟着仿效。吏风一变，民风也会跟着改变。只要整个社会形成了廉洁为荣的文化氛围，少数有贪心的人也会被改变。而目前的官场文化氛围则与此相反，是少数良心未泯的清廉官员进入官场后，也会很快被染坏。

九、正确认识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和支持反腐防腐斗争和以往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式继承和发扬党一贯坚持的群众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作风，放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和支持党同腐败份子的斗争，为创建最廉洁的党和最廉洁的国家再建新功。

我们党历史上曾经进行过多次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对于推动党的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由于运动本身的特点和当时党和国家法制观念不健全，加之当时从爱护群众积极性出发，对群众运动中的一些过激现象，往往是在“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采取了迁就和容忍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群众运动过后，都要有一个甄别和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之个中原因。

历史总是呈螺旋式上升状态的，我们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时候，第一，不能因噎废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能因为以前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曾经产生过一些过激行为，伤害过一些好同志，就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参与反腐防腐，一切采取关门主义，只依靠少数专业人员办案查案的方针。
第二，要分析其利弊，发扬其利用群众力量实现党的目标的基本经验，扬弃其迁就和容忍群众热情起来后的过激行为的做法，从一开始就将群众的积极性控制在理智、法制和纪律的轨道之内，强调发动和依靠群众必须在党组织的绝对领导之下，在法制的框架之内有序地进行。无论是廉政委员会还是民间反腐组织在查案、办案和实施监督过程中，都不允许有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强调一切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扎扎实实地办铁案，办经得起反驳、经得起历史的案，决不能搞一起冤假错案。强调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但也决不放过一个有问题的人。
第三，我们依靠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廉政委员会和民间反腐组织协同作战，联合办案，进行反腐防腐，并且直接领导整顿党风的工作，决不会像以前的政治运动那样，运动来时一场风，运动以后机构撤销，队伍解散，一切又恢复到运动以前的状态。与此相反，正由于腐败现象将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产生、发展、蔓延，所以反腐斗争也必将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决不会因为一两次整顿党风活动就被消灭得干干净净，永不再出现。因而，廉政委员会和民间反腐组织也必将成为一种常态性的机构长期存在，并将不断的提高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反腐防腐的能力和艺术水平，直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彻底实现。
以上三点，就是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腐防腐的思路区别于我党历史上的政治运动的主要特征。一些因历史上受过政治运动伤害的同志，大可不必为此多虑。

十、正确认识满腔热情的鼓励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爱护群众的积极性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鼓励群众义不容辞的像当年支持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抗日战争那样支持党在新时期进行的反腐防腐斗争，另一方面从爱护群众的积极性出发，周到、切实的解决好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对他们付出的劳动和承担的风险给以足额的报酬和补偿；对他们可能受到的打击报复给以切实有效的防范和保护；对已经出现的打击报复案件不仅严查严办，还要大张旗鼓的宣传人民群众无私无畏同腐败分子作斗争的英雄气概和腐败分子打击报复的卑鄙伎俩及其所受到的严厉处罚这样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以进一步长人民的志气，灭腐败分子的威风；对因此受到身体、物质、精神损害的群众要给以充分的抚慰和补偿；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人物要给与崇高的荣誉和褒奖。

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以后，普通百姓要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微薄的收入以养家糊口，如果我们仍然像战争年代或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要求他们无代价的支持我们反腐防腐，那就是不合情理的。因为战争年代大家都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人民群众为了民族大义，舍小家为大家，支持我们的事业，他们是高尚的、无私的。但是，现在环境变了，我们由过去手中没有政权的党变成了执政党，国家资源和财富控制在我们手中，一些贪官利用人民赋予的职权营私舞弊，谋取大量非法利益，我们那么多拿着国家丰厚报酬的专职反腐人员疏于职守，却要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民群众无偿的从事反腐工作，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损害的是公众的利益，对于一个具体的群众来说，虽然这个公众其中也包括他自己，但只要尚未直接涉及到他自己的切身利益，趋利避害的天性会使一部分人对此望而却步。何况，由于我们的举报环境恶劣，举报腐败分子，是要冒身败名裂以至家破人亡的的风险的。已经有不少好同志在这方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共产党如果要真心反腐而不是虚张声势地走走过场，就要真心实意的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支持我们，既要真心实意，就要首先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即既要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和例行的做法充分解决好他们的经济利益，又要通过立法和有效的执法活动充分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即使如此，我们还不能把我们发动人民群众支持我们反腐的行为简单和庸俗的看作是纯粹的经济利益的交换。与此相反，我们在实实在在的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还应当特别的强调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反腐防腐的重大政治意义，把它看成是同当年人民群众支持我们进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样的伟大的革命斗争，只不过当年支持我们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从反动派手中夺取执政的权利，而现在则是为了巩固我们的执政地位，而帮我们清除内部滋生的腐败分子。至于为他们解决一些经济报酬和经济补偿等问题，像当年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借东西要焕、买东西要付费一样，我们不能无偿利用群众的时间、精力和智慧，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爱护群众的积极性，帮他们解决的一些于法于理都无懈可击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我们不仅要在物质上不让帮我们进行反腐的人民群众有些许的吃亏，还要在精神上给予充分的鼓励和褒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我们的反腐防腐事业上，也只有充分发动了人民群众，我们的反腐防腐工作才会真正收到一两撬千斤的明显成效。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1.18～2.21
2、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9.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3、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4、 邓小平《在全国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会议上的讲话》1982.4.10
5、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6、 美国智库报告《瓦解中国很难吗？》主人公论坛
7、 《中纪委吴交班时，直言三憾事》千年谋略论坛2007.11.28
8、 毛泽东《论持久战》
9、 《建设学习型政党40天一次集体学习从未间断》新华网2007.10.11
10、 《习近平：从黄土高坡到中南海》人民网博克2007.10.25
11、 《李克强的人生拐点和改善民生的亮点》人民网博客2007.11.2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员李伟：毛泽东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南方网2007.3.8
13、 《学校建成大宾馆学员忙跑官  媒体批党校六大歪风》中国新闻网2007.7.14
14、 《陈良玉标本显示党校选官不如科举》千年谋略网2007.7.30
15、 《孟子：告子下》
16、 《司马迁：报任安书》
17、 《吴民：中共一元化领导的历史脉络》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6.9.5
18、 《贪官忏悔录贪反腐：如监督有力就不会犯如此错误》中国新闻网2006.12.9
19、 《“小腐”不除 “大贪”即出》新华网廉政频道2007.2.8
20、 《贪污一元也是贪也要查 香港反腐败为什么行之有效》新华网廉政频道2006.12.4
21、 《练洪祥：只有零容忍 才能零腐败》网易博客2007.1.8
22、 《零容忍政策探析》新华文摘2005年第23期
23、 《任彬筝：反腐立法本身就腐败》博客网2006.10.14
24、 《环监狱产业链背后的腐败周正毅狱中享受特殊待遇》南风窗2006.10
25、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建：对官员腐败采取有罪推定学习新加坡廉政建设》中国青年报2005.11.9
26、 《王春：揭秘官员腐败屏障 隐私权成其免死金牌》廉政瞭望杂志2007.1.
27、 《辛灏年：谁是新中国》
28、 《焦国标：张开双臂拥抱颜色革命》
29、 《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0、 《中国共产党章程》
31、 《做官即不许发财》中国医药报2004.1.19
32、 《范蠡与西施》网易论坛2007.12.7
33、 《做官即不为发财 能持否？》新华网200.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