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者谈《读书》与“《读书事件》”

——全球视野、东亚社会与中国思想十年

小森阳一 等

原编者按：近段时间以来，总结近十年来中国思想状况的讨论成为舆论关注的热门话题。而很多讨论参与者都不约而同提到一本杂志，就是最近刚经历“换帅”事件的《读书》。可以说，要理解和把握近十年中国思想界的基本状况和问题意识，就有必要超越表面的热点，冷静总结《读书》杂志在近十年的得失经验。

过去的十年是也中国踏上全球化进程的关键十年，中国思想界更广泛深入地展开了与全球知识界的对话和沟通，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知识界也比以往更广泛深入地参与了中国思想界的讨论。可以说，近十年来，中国思想界几乎所有的讨论都有世界性的因素，包括中国学者走向世界观察世界，也包括国外学者走向中国，参与中国的讨论。因此，如果要全面把握近十年中国思想界状况（包括通过《读书》杂志这一关键性个案），了解海外学者的观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注意到，目前的讨论参与者还主要是国内学者，于是邀约小森阳一等国际著名学人以《读书》为个案讨论中国思想十年，希望引入国际性的视野，以深化当前的讨论。

我心目中的《读书》杂志

小森阳一

汪晖与黄平俩先生从1996年开始成为《读书》来自外部的主编，我认为，这使以往中国和日本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交流状况发生了巨大而本质的转变。

自1997年以来的数年间，我与沟口雄三教授一起参与实行了“日中知识共同体”的项目计划。而最初与沟口先生在北京会面，并和孙歌女士一起讨论这个项目计划，则是1997年之前的事情。

那次讨论的时候，沟口先生便对这个项目计划的成功抱着坚定的信心，有信心其重要的前提在于这个项目计划有汪晖和黄平先生的合作。

1994年，汪晖和沟口先生于旧金山所做题为《没有中国参与的中国学》的对谈，已经在《读书》上刊出，并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沟口先生的坚定信心其根据也正在于此。作为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最高权威，沟口雄三教授向我们说“和你们一样，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大有人在啊！”连同那高兴而骄傲的表情，沟口先生的话在我的脑际至今记忆犹新。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尝试跨越文学、历史、社会、思想等传统研究领域的框架，在后殖民状况和冷战结构崩溃之后的全球化格局中，同时也是在“亚洲”或者“东亚”这一地区性之下，对以往的学术与研究的格局进行批判性的重构。以前，我们曾经与韩国、台湾或者香港的研究者在多种研讨会和国际会议上有过接触。但是，与中国的研究者在这样一些场合的相聚却很少，这样的对话也比较稀有。

然而，在“日中知识共同体”的讨论现场，与汪晖、黄平先生等的讨论、交流使上述状况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我强烈地感到，应邀来北京的柄谷行人先生与汪晖先生进行的对谈，从根本上阐明了中国的现状，并提示出东亚、乃至国际知识界共同关心的课题和思考理路。

汪晖和黄平先生积极地将“日中知识共同体”的讨论成果发表于《读书》上。进而，杂志上也开始有了关于日本的亚洲论述的介绍和评论文章。而且，不仅日本，包括韩国、台湾、香港在内的学者亦参与到《读书》的相关讨论中来，可以说，《读书》已经成了一个亚洲论坛的场。

与此同时，在“日中知识共同体”中也被讨论过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农村、农民、农业即三农问题”、日中关系、东亚共同体问题等等，虽然都是一些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问题，也在《读书》上展开了讨论。而新自由主义批判、文化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等全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前沿的诸种问题，同时在《读书》杂志上，作为世界理论走向和研究成果而得到了介绍。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并非以中国研究为专业的我这种日本近代文学研究者，《读书》亦成了必读的杂志之一。

进入2000年以后，汪晖和黄平先生有机会来日本长期做研究，直接接触到急速右倾化的日本社会和日本政治，在此，他们在促进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进行直接坦率的对话方面，开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汪晖先生在来我供职的东京大学大学院(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所做客座教授的期间，令众多学生和研究生感动不已的是他那学问的敏锐和深湛。

我想从三个方面概括汪晖和黄平先生对《读书》的贡献。第一，通过《读书》杂志向中国读者阐明了下面这个道理∶日本对亚洲和中国的认识与日本的自我认识密切相关，围绕着这个他者认知和自我认知而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扭曲关系，产生出复杂曲折的日本式民族主义。第二，以《读书》杂志上的讨论为媒介，有关“亚洲”或者“东亚”这一论述架构的共同认识，在“亚洲”地区内的知识分子和知识界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第三，在可以直接对话讨论的各国知识分子或者知识界之间，开拓出新的联带的可能性，即当共同面临危机和困难的情况时，可以举其全力相互支持，从而得以超越国家架构、国境乃至语言的差异而实现联手合作的可能性。

（赵京华 译）

小森阳一：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著有《重读漱石》、《日本现代国语批判》、《天皇的“玉音”放送》等。

我所读过的《读书》10年 

                                               李旭渊

                                    （韩国 西江大学 中国文化系 教授） 
 

    我与《读书》结缘是从1993年在北京学习的时候开始的。 当时我正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级进修生。从那时候起我一直阅读《读书》杂志。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都是《读书》的忠实读者。当然，在杂志的特点方面来看，那时的《读书》与现在的《读书》多少有所改变。但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是通过《读书》来了解中国社会和知识社会的。《读书》对于我而言，可以说一扇透视中国与中国知识人社会的窗户。即使是现在，在学校里我的研究室的书架上仍然摆放着从1993年到现在发行的《读书》。我觉得中国的知识人有必要为拥有像《读书》这样的杂志而骄傲。拥有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知识人社会的杂志是这个国家的骄傲和荣耀。从这方面来看，《读书》的存在既是中国知识人社会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 在过去的十年间，《读书》曾是中国知识人社会当之无愧的骄傲，同时我希望《读书》能够成为中国知识社会的永远的骄傲。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韩国知识分子对最近《读书》杂志“换帅”这件事有着巨大的关心。这是因为《读书》杂志在中国以及中国知识社会拥有着重要意义的缘故。《读书》已经不属于某个人或者某个出版社了。《读书》并不仅仅属于三联书店，而是属于整个中国知识社会。这就好比在韩国《创作与批评》并不仅仅属于出版杂志的创批出版社，而是属于整个韩国知识社会。因此，我觉得更换《读书》的主编也决不仅仅是三联书店内部的问题，而是中国知识社会共同的问题。正对这次更换主编的问题，我希望中国知识社会能对此加以关注。这是因为我希望中国知识人将这一问题与中国知识人社会的现状以及危机相联系，从而对此加以关注。我坚信现在《读书》所面对的问题和危机正是中国知识人共同的问题和危机。因此，我期待以《读书》更换主编的问题为契机，能够唤起中国知识人社会共同的危机意识， 对中国知识人社会的状况以及如何确保属于中国知识人的自由而又民主的批判空间的问题进行热烈而集中的讨论。我相信中国知识人社会拥有展开这样的讨论的力量和热情。

    作为在韩国的局外人，我之所以对此怀有这一期待一是出于对中国知识人社会的热爱，二是因为过去的十年里，在汪晖以及黄平两位先生接任编辑之职后，《读书》已经成长变化为跨越中国国境，在东亚范围内重要的杂志的缘故。我认为在过去十年里《读书》主要取得了下面两方面的成就。一，促使中国知识人更为关注中国的现实以及中国民众；此外还将中国知识人与世界，东亚联系在了一起。从《读书》杂志的历史来看， 这两方面的成就也正是《读书》杂志本身的变化。我认为在过去十年间《读书》之所以会取得如此的变化和成就并不是因为两位主编的个人的政治见解，而是因为中国现实的变化。因此，对于这次更换主编的问题，我并不赞同将《读书》杂志的一部分问题全部归结在主编身上的做法。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现实本身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变化，《读书》也变化了。因此我并不赞同《读书》的变化是主要来自于“新左派”编委这一主张。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社会经历地球上最快同时也是最为巨大的变化。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扩散，中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发展正如同太阳一样，太阳越是华丽强烈，影子也就更深长。现在中国的光芒与影子毫无疑问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便随着市场化的而产生。现在我们身居这样一个时代：不考虑市场化的问题就无法思考中国问题。在过去的十年间，《读书》杂志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市场化问题。这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杂志不能避免的选择， 同时也是一个妥当的选择。现在是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时代。中国是这样，韩国也是这样。不关注或忽视市场与资本的人文知性是早已死了的人文知性。现在的世界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市场已如同一个全知全能的神重新降临人间。中国不例外，韩国也不例外。 我通过《读书》了解到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资本与市场是如何改变中国社会，而中国的知识人又是如何来作出对应的。对于我来讲，通过《读书》了解这一情况是一次对人类历史现场进行学习的宝贵的机会。

    在全球化市场的时代里，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紧密相连。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问题从此不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世界的问题。尤其是在最近围绕韩半岛问题而展开的六方会谈中，中国与东亚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 东亚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中国的问题也就是东亚的问题。我记得在过去的十年间《读书》一直对东亚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对于《读书》一直以来所表现出的对中国知识人社会与（东）亚洲的关心，以及为了促进（东）亚洲和平合作与共同繁荣而倾注的努力，我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在过去的十年间，《读书》是一座连结中国与世界，中国与东亚的宝贵的桥梁。《读书》一直以来履行着让中国的知识人关心亚洲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同时也让亚洲的知识人关注中国问题的职能。《读书》在过去的十年间，已经跨越了中国，成为东亚范围内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杂志。

    在过去的十年间，伴随着中国的变化，《读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知识人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世界处于市场万能主义的时期，全球的知识人社会都面临着危机。韩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韩国在经历了民主化时代后，军事独裁销声匿迹，但新专制时代即市场独裁的时代却已经来临。现在韩国的知识人因申请韩国教育部的大型学术项目的研究经费而忙碌。关注于高尔夫与股市、房地产的知识人日益增加，反之对劳动者以及农民问题表现出关心的知识人却日益减少。习惯于用绚烂的西方学术理论进行遣词造句的学者不断地增加的同时，对于深切关注于韩国现实的知识人却在不断地减少。这是韩国知识人社会的危机，也是韩国人文知性的危机。不知目前中国知识社会如何？

    我真心地希望中国知识人社会不会步韩国的后尘。同时还希望能够像过去十年一样继续通过《读书》看到中国知识人社会的活力。最后，期待在今后《读书》的批评空间也能够像过去一样， 继续成为中国的骄傲，中国知识社会的骄傲。《读书》今后也应该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的证据及象征。

《读书》窗外的风景

刘禾

有人说《读书》杂志是一个窗口。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我要补充的是，过去十年的《读书》，更像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移动中的窗口，如同我们坐在火车上看风景，望出去，眼前的景象呼啸而过，让人很难捕捉到个别的、清晰的景物。如果从外面朝车窗里面观望呢？那就更困难了，可这正是我此时此刻的心境。

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多数的夏天里，我都会在北京度过三四个月的时间。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差不多每次回国，我都会听到一些说法，四处沸沸扬扬，都是针对《读书》和《读书》主编汪晖和黄平的。由于听得多了，也由于自己曾经被卷入一场相关的争论，所以我对这些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不过，我还是有些惊讶，有些人对《读书》的抱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说法却始终不变；与此同时，《读书》窗外那呼啸而过的，早已非昨日的风景，而中国亦已非昨日的中国。

我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文章不多，不过前后也长达十五年之久。因为早在汪晖和黄平接手《读书》之前，还是在1992年，沈昌文主编就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介绍国外当代理论和最新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后殖民理论方面的研究，题为《黑色的雅典娜》。我记得，当时并没有出现“太学术”和“看不懂”的说法。汪晖和黄平接手《读书》以后，我又陆续写了一系列文章，基本还是沿着《黑色的雅典娜》的话题，进一步展开我对当代学术和后殖民理论的评介和思考。大概是由于我长期任教美国大学，对国外学术的发展比较了解，对当代理论介入也比较深，所以常常有国内的一些朋友们希望我尽可能把最新的学术动向传达给国内，这其实是我成为《读书》撰稿人之一的真实背景。

记得我在《读书》上写过一篇短文，重点介绍“依附理论”创始人弗兰克的新著《白银资本》，这篇文章很快就在《南方周末》上引发了一场莫名其妙的争论。我说莫名其妙，是因为那场争论并不是以学理的方式进行的，它第一次让我意识到，原来西方中心论在中国远比在国外根深蒂固，它是一种集体情结，一种欲望，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自卑感。由于说理这件事通常在学理上进行，所以跟欲望和和文化自卑感讲理是讲不通的，这些情感头绪只能通过精神分析才能理清，正如印度理论家南蒂对印度的文化精英所做的分析那样。但是国内似乎还没有人着手做这项工作。从《河殇》到《走向共和》和《大国崛起》，这些电视片的制作都提供了极佳的精神分析文本，每当我们听到有人宣扬那些宏大叙事，好像真理在握的时候，后面多半藏匿着不安全感和某种难言之隐。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为什么西方中心论在逻辑上是潜在的文化自卑感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起点和归宿。这里面什么都有，唯独缺少的就是国际主义的视野和社会批判的意识，也就是本源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状态。

什么是现代知识分子？我想这起码要求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某种状态，即同时具备社会批判意识和国际主义视野这两点要素。与之相应，知识分子的刊物亦该如此。但实际上，冷战后，国际主义这个维度往往被人忽视，更常见的情况是，很多人认为没有国际主义视野的社会批判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这种观点漠视了一种危险：没有世界大视野的社会批判完全有滑向狭隘民族主义或者是国家主义的危险。因此，同时具备社会批判意识和国际主义这双重视野，理论和思考才有可能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发现真实的问题，并有能力分析这些问题。我认为，《读书》这十年的所有努力正集中于此。奇怪的是，《读书》所作的这种努力，不但没有得到正面积极的评价，反而被扣上“新左派”的帽子，这不但有失公允，混淆视听，而且以一场混战搅乱了正在进行的政治和社会批判。

最先发明中国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人很聪明，他发明了一顶红帽子，扣在“新左派”头上，又发明一顶白帽子，戴在自己头上，自我标榜“自由主义”。这两顶帽子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发明帽子的人应该心知肚明。更有意味的是，汪晖等人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新左派”，等于是拒绝了对方的命名。这拒绝本身正说明一个问题：关键在于由谁来命名，而不在于命名的实质是什么。

李陀在最近一篇《南都周刊》采访中，其实已经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他说：“新左翼，它和新自由主义一样，是个国际的概念，有其特定的定义和渊源。如果我们认真读一下《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