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十年文选座谈会后，王晓明答问

 
按：《读书》十年文选座谈会后，应某刊物的邀请，我向参加会议的一些学者以电子邮件形式询问了一些问题，收到了不少回答。该刊物只录用了其中一位的回答。先借当代文化研究网，陆续将学者的答问公布出来。

问：王晓明先生，你认为《读书》最近十年与以前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你如何理解这个变化？在你看来，在《读书》创办以来，什么样的办刊风格又是继承下来了的？

王晓明：从创刊的时候起，《读书》就有好几副面孔：一个是文学化的、谈文论史的、比较“文人气”的，另一个是政治性的，直接去触碰当代的思想、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比如创刊号上《读书无禁区》的名文，就鲜明地体现了后一副面孔。就我感觉来说，从开始到现在，《读书》这后一副面孔是一直没有变的。我个人记忆最深的，是1993年冬天，我们在华东师大讨论“人文精神“的问题，满满一屋子人，我事先联络了沈昌文先生，他就和吴彬坐飞机来听，回去后来信，说《读书》支持这个讨论，于是就有了一连五期的关于“人文精神”的系列讨论的发表。我今天重提这件事，是要说，全国的书评类杂志，包括报纸副刊，那么多，唯独《读书》有这样全国性的声誉，最近这些年还有了国际影响，主要就是因为它有这一副面孔。不管今后谁编《读书》，如果这一副面孔没了，就是销路再大，也是失败。《读书》不是《读者》！
     有人批评这十年《读书》的文章太“社会科学”了。我也有这个感觉。怎么看这个变化？还是拿我个人为例：最近十年，我给《读书》投稿不如1990年代多。为什么？因为社会——国际国内的——变化太大，看不清楚。1980年代，我是觉得能看清的，所以写文章比较有底气，就那么直接从文学的角度说，也敢于用较为文学化的方式说。今天不同了，原来的那一套比较清楚、简单的世界观不够用了，需要学习大量新的知识，而且是大量原来不熟悉的新的学科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写得少，或者不敢那么文学化、洋洋洒洒，也就很自然了。我个人如此，其他原来《读书》的比较文人气的作者，是不是也这样呢？从这个角度说，《读书》的文风的改变，其实是反映了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或者文科学术界的整体的思想和学术状况的变化。一本杂志的文风，能有这个代表性，恐怕也正是杂志的成功吧。

    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目前又处在剧烈变动的时期，如果不能有一个让各种思想和学说自由讨论的空间，那是很危险的。具体到《读书》，如果这样一本靠二十多年编辑作者共同努力，已经建立起它的思想讨论的标志性地位的杂志，竟然不能继续办下去，而被改成一本无关痛痒、小牢骚小感慨乃至风花雪月的杂志，那就太糟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