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十年文选座谈会后，刘擎答问

 
问：刘擎先生，你在会上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你认为就你个人而言，80年代的《读书》蛮难读的，90年代的《读书》更容易。90年代《读书》的文章，不管同意不同意它的观点，是不是有分歧，但你觉得特别明晰，问题展开得很有效。你后来又说，《读书》变成你相信这不是主编的意图的，一个事实上很圈子的，或者说同行写给同行看的东西。我想你是从知识的层面来谈这个问题的，80年代《读书》的难懂是指知识层面上不清晰。而90年代后《读书》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紧接着出现的问题是，不能分享同一种知识的人就难以理解《读书》了吧。我的问题是，在各自知识有比较大的差异的学者之间，如何评价对方的工作。比方说，你如何评价《读书》对三农问题的思考，对亚洲问题的思考，对重构全球图景的努力？

刘擎：每个人的阅读感受与自己的经验背景有关。在80年代我是一个理工科毕业的研究生，《读书》上许多文章对我来说都是“新知”，读起来具有相当的挑战性。而到了90年代后期，经过在美国学院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博士课程学习，我比较容易把握《读书》作者群的问题意识、言说方式以及常用的概念和理论，因为具有共享的知识背景，也就容易进入有效的阅读。我认为，面对90年代出现的复杂问题，需要有深入的理论探讨，这难免会对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读者造成阅读困难，但这是所有公共学术性刊物都会遭遇的挑战。当然，作者的“文风”仍然有改进的余地，但不是每个作者都有这样“深入浅出”的行文能力（我自己发表在《读书》上的文章，在这方面也做得不够好）。

    《读书》在三农问题、亚洲问题以及重构全球图景等方面刊登了大量文章，对我个人而言都具有相当的启发性，其中最有意义的收获是，以批判性的敏感来反思一些被默认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与见解，以“再问题化”的方式重新激活对许多重要问题的争论。如果说我对《读书》的部分文章持有保留或者有所分歧，那就是感到有时这种批判性不够彻底——没有足够敏感地将自身的立场“再问题化”，没有充分地质疑自己所默认的前提预设。在我看来，出于现实关切、基于学理的严肃的批判性及其反身自省的态度，是中国知识界仍然需要共同学习和培养的争论方式。这种方式也只有通过争论的实践而习得。就此而言，现在更迫切的问题可能不在于有多少分歧和争议，而是在于还有多少这种实践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