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国企性质　明确国企改革方向

——杨思远乌有之乡讲座简讯

搞社会主义是否一定要搞公有制？

   我国当今的国企制度知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

07年3月24日下午，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杨思远教授做客乌有之乡，以 “辨析国企性质　明确国企改革方向”为题，首先从上述人们所关注和存在争议的两个问题为切入，做了一场精彩讲座。

杨思远老师认为，长期以来的认识，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搞公有制，而公有制基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国家所有，另一种是集体所有。这种观点很久远，早在苏联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确定了这种观点，中国建国以后，这些观点也被全搬过来了，只不是在中国的集体所有，在苏联表现为集体农庄，本质上是一样的。

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国有企业的衰败，是因为受了私人企业等其他多种经营成分的影响的结果，而在苏联的国企，当时是几乎不承在私人企业等其他经济形式的。那苏联的国企是怎么崩溃的呢？

杨思远老师提出，公有制不是现有的国企制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显然目前的国有制度（社会主义的初级公有制）还不如私有制。公有制，不是公共所有或集体所有。在马克思对公有制的理解：对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也就是说，可以理解为：

“公有制 = 个人所有 + 公共占有”

既不能个人所有，把工厂的设备机器全拆了一人拿一块回去，也不能公共占有忽略个人所有。

在此杨老师举例说明了“所有”与“占有”的关系与区别。比如张三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拥有了此电脑的所有权，而其同学李四借去使用——拥有了占有权以及使用权。所有权对占有权有监督、控制的权力。

而国有企业衰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占有权行使了所有权。

公有制的主要矛盾是：民所有与官占有之间的矛盾。当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时，国有企业还有希望转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一直如此。而如果官上升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就会演化成官僚资本……

整个的一个脉络就是：全民所有——>国家所有——>政府所有——>官所有（私有制）

最大的遗憾就是忽略个人所有。或者说20世纪的最大悲哀就是国家成了所有者，人民成的所无者。

忽略个人所有缘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不相适应，在长期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必然形成行政集权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经济建设过程中，也仍然在政治上是采用行政集权制度。而新中国成立至57年的8年左右时间里，因为长期战争中走出来的“官”，在形式上是官僚的，但在本质上保持了民主，与劳动群众打成了一遍。随着在经济建设中对技术人员的急缺，不可避免地启用了一些原官僚资本主义时代下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以及官的后代，逐步由“人民的公仆”上升成了“人民的主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国有资本变成官僚资本，所谓私有制，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解决的办法就是“重建个人所有制”，在政治上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权，经济上的对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与个人劳动力的所有权结合成为经济上的所有权。政治上的民主权与经济上的所有权，构成公民权。民主政治体制取代行政集权制度，国有企业作为过渡性的制度，政治与经济、文化结合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

最后，杨思远老师还谈了对《物权法》的看法：官僚资产阶级对于自己巧取豪夺，把全民所有的资产侵吞私有一事必然患得患失，而物权法是对自行剥夺结果的一个巩固。

注：

杨思远教授著有《中国农民工政治经济学考察》一书，向大家推荐。

关于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可阅读《民主的权威》（作者：刘永佶 著，中国经济出版社）。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考《民权国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作者：刘永佶 著，中国经济出版社）。

对于系统了解当前中国的经济矛盾与经济整体改革思路体系，可参看《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作者：刘永佶 著，中国经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