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八年抗战进入第二个年头，中共中央六届六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议报告的结论里，专门提出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对党内以陈绍禹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值得提出的是讲话里他用了丰富、鲜明、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对国民党的政策。不仅成为政治上的绝招，而且也是文字上的神来之笔。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和党内某些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分别提出了“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和“不斩不奏”四种对策。分别为——　　

“有些应先征得国民党同意”的，“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　　

“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　　

“有些则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会议之类。”　　

“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防碍大局的事情。”　　

这些已被历史铁一般证实的政治策略，不仅显示了毛泽东在政治军事上的高度智慧，而且也展示了他在语言文字上的创新精神。请问自有汉字以来，唯有“先斩后奏”，代代流传；但有谁会说“先奏后斩”呢？还有“斩而不奏”和“不斩不奏”呢？恐怕也就毛泽东一人了。当然，他创造出这些“说得清楚，听得明白”新语言，首先在于解决实际问题。问题解决了，可也丰富了汉语言文化。　　

语言来自修养也来自智慧。一次北戴河会议上（是否七千人大会说不清了），毛泽东用二十世纪的语言讲起了刘邦拒见郦食其的故事。绘声绘色，并有发挥。竟然说出了刘邦的“现在是在战争时期，我不见知识分子”的当代语言。当场数千“党政军负责同志”，顿时开怀大笑，倾倒无数。语言也是武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压制和偏低已经有120万军队、200万民兵和1万万人民的共产党，居然荒唐滑稽的提出其要以“文化团体”的资格参加参政会的规定。毛泽东针锋相对，而且一针见血地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一下子就戳破了对手弄巧成拙的伎俩。毋庸讳言，毛泽东的“阳谋”说，同样也是别具一格。政治上不讲，语言上也是一个突破。　　

还记得毛泽东对于别人语言的引证发挥，也带有自己的风格。比如他提到孙中山的建国观念时，提出过“最短”的要求。接着毛泽东解释发挥说，不是最长，也不是很长，还不是较长，也不是较短，而是最短。（很抱歉此例仅靠记忆，原文尚需核对）他把引证语言也发挥的精确已极，好像掐时间用上了秒表，量尺寸用了千分卡一样。使要阐明的问题清清楚楚、丝豪不差。　　

人们在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军事家”之后，也还加上了一顶“伟大的文学家”的桂冠。然而毛泽东的文学资源在哪里？仅仅是那几十首诗词吗？　　

不仅如此。他的语言智慧，他的文体造诣（这只看一下邻近的《向国民党的十项要求》和《〈中国工人〉发刊词》的文体差别就一目了然了。）都是他宝贵的文学财富，当人们现在惊叹西方的意识流大师乔伊斯在《尤利西斯》用二百多个词语来描写雷声的时候，不也可以体会一下毛泽东的“先奏后斩”吗？　　

                                   2005.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