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管理学看国共抗日的不同

金庸先生早就说要写一本真正站在人民立场的《中国通史》。愿望很好，动机很好。其实他即使写出来也不可能是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主要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可能指导他写出一部人民的史书来。“歪嘴和尚，念不了正经”。现在中国的文史界学者不学无术的越来越多，历史唯物史观、辩证唯物观和客观主义完全不能坚持。整天埋头于故纸堆里考证历史细节，只唯书籍档案而不重事实和现实。对于细微之处明察秋毫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更可鄙的是由细节来研究全局，这种研究方法和历史观只会误入歧途。他们已经通过《蒋介石日记》主观地研究出蒋介石是一个大圣人。他们这样只看细节不看全局、只唯书不唯实，随着历史的远去淡化，早晚会研究出汪精卫是民族英雄这类的惊世结论，而且会证据确凿（把细节一一列举，然后无限放大）。

毛泽东曾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说到：“打一打仗可能有好处，可以减少主观主义。”（顾迈男：《远景壮丽的南水北调——记原长江水利规划办公室负责人林一山》，《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7月4日第9版）在日本侵略军的优势力量面前，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得按照自己最大的能力去通过这一严酷的检验。邓小平同志作为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对“主观主义少”特别有心得，所以他把“实事求是”提高到统领一切的高度，不仅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个，还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不外乎这个。（“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以上均载《邓小平文选》）

许多人对于有形力量的对比是清醒的，但是在有形力量之外还有什么作为，则茫茫然。这是就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非常清晰地区分了哪些方面是有形力量暂时要起作用的，而又可以在哪些领域去寻求无形力量的成长空间，在强敌无法经营的薄弱地带去寻找克敌制胜的法宝——这就要求管理者以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来进行工作，非此就无法摆脱有形实力不足条件下常见的悲观动摇，他对陕北公学的毕业生的讲话中间说：
“有个青年从长沙写信来说：‘中国必亡。设若武汉失掉，则大块地方都完了，还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们陕北公学同学出去一定有办法，办法就是画‘ 豆腐块’，在大路附近画‘豆腐块’。在‘豆腐块’边上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因为那是大路、大城市，被日本据有优势武器的兵种占领着，这就是说，‘中国不是亡国，而是亡路’。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也就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比方，陕北延安被占领了，我们就会在其他小块，无数乡村，无数小路打持久战。城市速决战日本可以取得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取得胜利。这次你们毕业后要分两部分去工作，一部分在后方发展民运工作，另一部分要到‘豆腐块’里去。也许有人怕去画‘豆腐块’，我们举出聂荣臻的例子，就会不怕了。聂荣臻在五台山创造了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大队伍（不脱离生产的还不算）。我们要把这个例子告诉全国被占领或将被占领的区域的人民，使他们看到抗日的办法与出路。我们坚决反对被占领区域没有办法的说法，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讲讲十年内战时期许许多多的经验。……你们要到敌人占领的一切地方去工作。山西的‘田’字形态势，从几条大路来讲，敌人包围了我们；反过来，我们占据了大路附近的许多‘豆腐块’，我们就包围了敌人。（毛泽东：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这个长沙青年的看法，实际上是把有形实力的优势看得绝对化了，看不到无形实力的作用空间，所以，就必须会产生此种悲观态度。而共产党人则有另外的管理方法，足以在有形实力劣势的情况下起作用，当然，这种管理方法也不是一设想出来就可能起作用的，还要经过摸索和磨砺，经过数年的努力之后，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完成的管理革命成就，就开始在华北敌后起作用了，来自侵略军方面的文献，具体显示了毛泽东“画豆腐块”战略的成绩：“1944年秋，当日军大力恢复 ‘治安肃正’的局面时，其驻华北部队的高级参谋住川吉光宣称：在日军进占的400多个县中，牢牢控制住的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有139个县（占总数的31.5%）后来又被迫放弃给共产党了，另有295个县属于中间地带，两派势力‘波动很大’，同时，‘在许多地区，人民都同情共产党’。 ”（（瑞典）达格芬·嘉图著杨建立朱永红赵景峰译《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一194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第259页）

冈村宁次于1941年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一上任就把几乎全部兵力投入所谓的“肃正作战”：“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另有几处盘踞着重庆系地方军。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侵略军当然希望找到机会按照日本侵略军的优势火力进行正规战，但是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最后陷入共产党人按照自己优势而选择的“麻雀战(游击战、运动战)”， 最后在麻雀战中间日本侵略军形成的理性选择是：“我军步兵分队在最边缘地方布防时，驻守一般是在村庄或要冲等地修筑碉堡，外面围绕一条深水沟，沟上设置吊桥以便出入，平时将吊桥收起，士兵生活在水沟围绕的范围内，并派有岗哨警戒。”（（日）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 1981年，第325页）

战争以哪一方的优势来进行，这显然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争夺“主导权”问题。争取主导权也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这意味着共产党人和八路军不得不分散活动，在敌人采取大部队行动的情况下，常常会出现小分队遭遇敌人大部队的机会，使个人遭遇到很大的威胁。这种在极端恶劣的敌情下战斗的情况，最集中地体现在苏北新四军的艰苦抗战中间，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徐芦在回忆录中说：
“我去苏北的时候，日寇已经停止了对蒋介石集团的进攻，以诱降为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人就把主要力量转回来对付我们敌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我们打游击的时候，每晚都要移动，改换宿营地，以防敌人奔袭。”“我们参加革命是改造客观世界，在此同时，谁也不能不改变自己的主观世界，否则就根本不可能担当起严酷的战斗和工作任务。而且这样的改造还不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而是革命一辈子，就要改造一辈子。拿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个人当时极为自豪的定位是：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战士。我们一定能够赶走日寇实现独立自强，然后推翻‘三座大山’；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改善工农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没有这些，怎么可能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怎么可能手持劣势武装，不惜以三至五人甚至更多的牺牲去消灭一个敌人，又怎么可能使散在江南八省的几千新四军，发展到十五万主力，上百万地方武装。我是一个幸存者，耳闻目睹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普通人的故事。”“1941年我们共有27个同志，一起坐上往解放区的船，我同一位名叫张芸石的同志坐在一起，他是新四军六师十八旅的，在日伪清乡时疏散回上海的，现在是要去归队。1945年815日寇投降时，我们27个人中间，只有我和张芸石还活着，为了要高邮的日寇缴枪投降，他站在前线喊话，被日寇的狙击手罪恶的子弹击中，壮烈牺牲。在胜利已经到来的时候，他却走了，我们把他埋葬在高邮永安镇附近。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活着见到了新中国。”（对徐芦的访问，2004 年8月）

反过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作战方式，往往是被动适应了日本侵略军所主导的正规战需要，错误地选择了按照发挥强敌优势力量的方式进行战争，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国民党的失败本质上也是一种管理方式的失败。这被共产党人批评为“片面抗战路线”，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组织那种根据敌人弱点来进行的战争样式，不得不消极被动地打正规战，这恰恰有利于日本侵略军发挥优势火力的作用，这一失败不是偶然的，根据抗战史专家张宏志的研究：
“国民党军在战略防御阶段中先后进行了平津、南口、涿州、忻口、娘子关、上海、南京、晋南、鲁南、武汉10次较大的战役。在这些战役中，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将士进行了英勇战斗，几十万人殉国前线，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很悲壮很失败)，……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国民党政府不愿发动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而实行了单纯政府、军队抗战路线；它的统帅部在战略指导上又有许多失误，从而招致了许多不应有的失利。从战略防御的全部看，一则自己损失过大，国土丧失过多；一则对敌消耗不够，对敌国的战争潜力的破坏又显太小，从而导致了战略相持时期中国抗战局面的严重困难。”在第二阶段的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国民党先后进行了14次较大的战役(这成了许多精英为国民党招魂的经幡，迷惑了千千万万只看表面不看实质的人民群众)，在所有这些战役中，国民党丧军失地，并且丢掉了西北除外的所有国际交通线，使财力、物力和军力遭受了巨大损失，军队战斗力空前降低。这些时期，国民党军58个将领、50万军队投降日本。国民党上层动摇，蒋介石的投降意愿和汪精卫的投降使中国抗战一度出现严重危机。此外，国民党还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此后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当中，国民党军队更是从郑州一直败退到南宁，丢掉了河南、湖南、广西三省的大部分地区，美国为协助国民党作战而设在这一地区的全部空军基地也被摧毁。（张宏志：《中日血战三部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前言） 国军远退西南、西北一隅，不可终日，直到日本投降后才由美军运送沦陷区接收。

要奋斗、要前进、要战胜困难险阻，就会有牺牲。但是为人民服务，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牺牲。

共产党打小仗，蚂蚁雄兵，乏善可陈、无足重轻，被精英们轻视鄙夷。却在敌占区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收复了除中心城市以外的大部分河山；国民党打大仗，慷慨悲歌，英雄盖世、牺牲空前，为精英们所景仰颂扬(全天下人都景仰国民革命军为国家民族作出的巨大牺牲)，却丧师失地，远退西南。日本、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较量中，往往是赢得了战斗，输掉了战争！
科学的竟争管理理念是发现发掘和利用自己的优势来主导对方，而不是被动、消极地适应、追逐对方的优势。

战争背后所凸显出来的是不同的管理理念和不同的对力量对比的看法，也是对于军事力量完全不同的运用方式，国民党和共产党在管理方面的区别，实际上具有普遍意义。就日本侵略军而言，他们在与共产党人作战中间陷入“以短击长”的困境，战争模式的选择权和主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一方；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侵略军掌握着主导权并实现了“以长击短”，国民党方面遭遇到惨重的失败。

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不久，针对国民党军队在武器装备、人力物力方面的有形实力优势，毛泽东在1946年与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发出了那个气势磅薄的预言――“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实际上，小米加步枪恰恰反应了共产党军队在经济和装备方面的劣势，步枪的杀伤力也肯定无法跟飞机加坦克相比，这是体现在武器装备方面的有形实力劣势；但是国民党军队在有形实力上的有限优势，不足以弥补无形实力方面的巨大落后，战争胜负最终是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综合起作用的结果，无形实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将要奠定国民党失败的命运。解放战争的最后结果，则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