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节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浙江省革命群众批判省委执行错误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王力姚文元对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　　

二、浙江省军区与革命群众发生冲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林彪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　　

要把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该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和革命学生的团结。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愈躲愈压愈糟糕。　　

（二）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的要坦率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不正确的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上要作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绝不能粗暴，发脾气。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对《林彪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　　

林彪同志，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下午五时，浙江省八十五个革命造反派组织采取了联合行动，封闭了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大楼。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周恩来和浙江省革命造反派通话纪要　　

这四件事情，一个事情是在军区的同学要好好地招待他们；第二件事情是医院绝食的同学让他们见院长；第三件是我派飞机接张司令员和同学跟红卫兵代表十个人，如果何以祥能来就同时来；第四件事情是派军用飞机、派军医、护士去看阮副司令员。检查完了能从飞机就飞机来，不能坐飞机就火车来。这四件事，我们在北京谈的时候，你们在杭州的情况要照旧，不要发生任何情况，你要负责的。经常跟总参谋部保持电话联络。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等《打倒农村中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你们到军区去的斗争是对的，我们支持你们，这是第一条。　　

最近军区的事件，由浙江省委应负完全责任，军区一些领导人员有部分责任，这些可都是省委引起来的嘛！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冲突不仅一次，有大有小，四次还是五次？（浙江同学回答：六次引起五人受伤）这说明军区部分负责人没有真正站在中央，军委这边，没有很好执行军委关于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的命令，特别严重的是最后一次，没有坚决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中央对此很关心，主席很关心。　　

现在中央决定，派出南京军区杜平同志去浙江，浙江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同志也一起回杭州，会同浙江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指定的正式代表，并进行彻底调查，查清肇事凶手，对受伤者进行慰问，如查有幕后指挥者，严加查办。　　

最后一点，对待群众运动犯有严重错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责成他们向群众检讨。　　

中央希望造反派同志见到中央的决定后立即离开军区。　　

夺权怎么夺，我们有五点建议：　　

第一，夺权要发动群众，从下而上，一定要反动群众，如果条件不成熟，就宁可暂时不夺，要一个一个单位来夺。造反派要联合起来。造反派要占优势，如果不能团结起来，怎么夺？<红旗>十五期社论已经写了。工人要联合，学生要联合，不联合怎么夺权，要把真正造反派联合起来，中心问题是你们要抓大问题。现在是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旗帜打出去，首先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要抓小事，不要陷入宗派主义旋涡里去。浙江是国防前线，不宜夺权太晚。　　

夺权是夺当权派的权，但对当权派要分析：　　

1、三反分子，反党集团，是黑帮。　　

2、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3、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这是前三种，还有后两种：　　

4、有严重错误，但改得比较快。　　

5、问题不严重，改得也比较好。　　

第二条，以造反派为核心来夺权，争取团结大多数，造反派不能看人数多少，而是看是不是占优势。保守派瓦解了，中间派形不成组织，但不能以此为满足，要争取团结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这是长期的工作。　　

第三条，夺权应该以本单位革命造反派为主，外面革命造反派为辅，革命总是靠自己嘛！特殊的单位，如领导烂掉，本单位造反派还未形成组织，那可以暂时由外面造反派去帮助，帮助的目的，是帮助他们自力更生，但不能包办代替。　　

第四条，夺权，一般是夺革命的领导权，生产业务监督权。有些单位可以全部夺过来，连生产，业务的权都夺过来，有的单位先夺革命领导权，慢慢再夺业务权。　　

第五条，一个部，一个省的夺权，总是从上而下地夺。先把一个部或一个省夺过来，省里不夺，地，县委一起来更被动，省里夺了，省里可以派人到下面去煽风点火。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　　

1967.01.30；中发［67］32号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月廿三日的决定，遵照中央军委一月廿八日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最近关于追查黑材料，寻找陈伟达进行批判，要求当局执行军委三点指示，要求当局将高干子弟交出归案法办等等，所进行的群众斗争是革命行动，中央予以支持。　　

（三）由于上述斗争不仅为浙江党政军当局所压制，而且引起多次群众斗群众恶例，特别是一月廿日事件，又在中央、军委上述的决定发表之后，更加不能容许，这样激动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所属群众，先后进驻军区大院、礼堂，其责任应完全由浙江省委，部分由军区某些领导人来负。中央对此表示极大关怀。　　

（四）中央对在上述斗争中一切受伤或受辱的同志，不论事出何处，一律表示同情和慰问，伤的应予治疗，受损失的应予赔偿，如果查出幕后有策动群众斗群众的主使人，应予严办。　　

（五）为迅速平复这一事态，以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中央特派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同志偕同浙江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同志和中央办公厅丁均同志前往杭州，会同浙江省军委和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负责查办此事及其有关问题，并将结果报中央批准。　　

（六）凡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包括在这次斗争中的材料，统统由杜平同志、丁均同志会同省委、军区、造反总部派人负责清查集中，然后按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补充规定办理，不许有任何隐瞒。　　

（七）犯法同学责成其家属劝他们迅速归案，此案由中央公安部会同杭州市公安局按中央规定原则办理。　　

（八）省委和军区有关同志对此事向群众作深刻的检讨。　　

（九）中央希望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属群众在中央这一决定传达后，主动离开军区大院、礼堂。在未离开前，双方不许再有任何挑动对方的言论和广播，传单宣传。　　

（十）中央号召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属群众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夺权斗争。粉碎反动的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路线！　　

中央号召浙江军区和全体解放军，坚决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以利浙江阶级斗争的深入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王力与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在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上发表的“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致敬”的社论。　　

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检查了在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表示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道歉，向广大的革命群众检讨。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浙江省军区并转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的信　　

浙江省军区并转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　　

自从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的决定以后，中央十分高兴地看到，浙江省军区和所属机关、部队作出的一系列努力，完全符合于中央上述决定的要求。你们无愧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捍卫者和参加者的光荣称号。　　

总结四十天来情况，省军区和部队同志在处理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的关系问题上，确实贯彻执行了林副主席的指示，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品质。你们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中央也高兴地看到了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二月二十日在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上发表的“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致敬”的社论。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也检查了在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表示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道歉，向广大的革命群众检讨。我们相信，有了这一表示，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将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同人民解放军合作，更好地团结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　　

中央号召浙江省军区和所属全体人民解放军当此关键时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历次命令，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积极支持和参加夺权斗争；同时，注意大局、警惕敌人，严守纪律，巩固队伍，加强战备，坚决贯彻执行保卫国防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任务。　　

三、中央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决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由驻浙江部队负责人组成。龙潜任主任，阮贤榜、曹思明、南萍、陈励耘任副主任。地方各级军管会相应由军分区、人民武装部负责人组成。各级军管会成立后，努力平息武斗，恢复生产，疏通运输渠道，安排人民生活，在动乱的环境下起到控制局面的作用。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无私才能无畏──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郭嘉宏学习》　　

当国家财产眼看要被烈火吞没的时候，他奋身冲进火海，为保卫国家财产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九六七年三月，省军管会内部在“支左”的问题上意见相左，步调各异。　　

南萍、陈励耘认为：省军管会主要领导和省军区搞“二月逆流”。　　

一些群众到军管会驻地大院静坐示威，要军管会改变工作路线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双方代表对《六·二四》通知达成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对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的批示　　

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是好的。希望你们双方认真地贯彻执行，并责成浙江省军管会对双方认真执行这个协议给以必要的保障。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对浙江省军区的电话指示　　

红暴会回去后靠拢省联总，形势向好的方面转，浙江是个好形势，再往好转，要一致对敌，照顾大局，这是最重要的两条。要教育造反派照顾大局，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省一级不行的话，看看厅一级有没有人站出来。这样过一段，就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　　

一九六七年七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浙江萧山、诸暨铁路沿线被省军区个别人挑动农村民兵神枪手武装控制各个火车站，为了让毛主席的红色列车安全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铁道部和南京军区都分别下达指令要省军管会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好萧山、诸暨的问题。当时省军管会委托张永生去现场指挥，结果在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成功地解决了两地的问题，事后周总理将具体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当时就很高兴地称赞张永生是个难得的将才、帅才。　　

（有人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并几次要翻案，都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并再三警告以后不许再提萧山和诸暨的问题，谁提谁就是反革命。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此事为由，说张永生与陈励耘、X X等人策划，平息肖山、富阳等地武斗，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其中肖山县打死二十七人；富阳县打死一百三十五人，打伤致残的三百一十九人，烧毁房屋一千二百余间，被砸单位一百六十六个，受害家庭二千零五户。）　　

四、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即“两个改组”）。　　

任命南萍为浙江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为副主任，熊应堂代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萍代政委。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对浙大“红暴”应以联合为原则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阅。　　

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红暴派代表时的讲话　　

周总理：　　

你们怎么啦，没好好的干吗？帮助、批评、联合，这不是说得清清楚楚了，毛主席批了示，说明你们不同于湖北百万雄师，但不等于没有错误，主席批的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与浙江的红卫军也不同。　　

现在军管会是空五军、廿军，把矛头对准解放军，那就是说：说到最后你还是站在保江华，保龙潜的立场上，你们立场到现在正是站错了，还没有站过来，难怪别人要说你保江保龙了。　　

你要求翁森鹤不代表红暴，因翁森鹤已发表声明退出红暴，这要求合理的，可以给你们解决吗！翁就不代表你们，最近杭州发生了很多谣言，康生怎样，春桥怎样，杨代总长怎样，在京西宾馆发出了电话，（方即阻止不承认，说有坏人挑拨离间，并攻击南、陈两政委把话带开去了，）（总长：红暴不等于没有坏人，当然是少数，浙江是很复杂的地方，如温州不可能没有美蒋特务）温州左派政策上有点过激，但温联总是坏的，这不等于是省联总不好，你们又怎么去和他们联系的呢，要提高警惕，还有很多谣传什么空五军、二十军有分歧，南、陈为了夺第一把手在争权夺利抢位置。所以革委会成立不起来，有黑手黑帮，南萍在中央检查七次，这全是造谣。你们在上海开会就是错误的。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部队及省联总派代表讲话　　

总理说：　　

尽管红暴犯了许多错误，冲军区你们还是一起的，主要中间一段犯错误，关于江华问题，当时，我说不能说江华是刘，邓司令部的，他们就保江华，后来，龙潜就支持他们，和你们对立，结果发生武斗，认识上批判是应该的，但还是内部问题。　　

我们和军队同志谈时也讲了，军队内对龙潜的批判不要搞到社会上，搞到社会上就不好了，他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是军区政委，批判应放在军内，你们在少年宫广场大庭广众下批判，让坏人照了相，送到台湾就是敌人攻击我们的好材料，香港、日本就是想搞这个。　　

红暴要拉起大旗，搞全省组织，跟你们闹对立，那是不对的。现在就是要按照主席的最新指示，斗私批修，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红暴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红暴那里有那里算，基层有的就在基层联合，当然要帮助，批评他们，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工代会，红代会都允许他们参加，允许他们承认错误，实现联合。省、市革命委员会要有他们的代表。地县原来有红暴的，或者有观点与红暴相同的组织的，在他们承认错误检讨之后可在地县与他们联合，当然温州、金华、肖山、诸暨等是另外性质。就是这些地方组织，在承认这些错误后，也允许他们回来。温州造反派在政策上掌握不好，不大符合主席的教育，争取，分化的方针，要有他们自己揪出坏人，走资派。工总司没有做好这工作，现在还有几百人在山上，武器在他们手里，这里还有些是劳动人民。工总司有些口号提得不当，非要叫老保，要他们投降。　　

北京回去后，的确红暴有一部分人被省联总的人斗来斗去，方剑文他们讲的有夸张，但他被关近一百天是事实，这一点总是你们理亏。可能各个厂象方剑文这种情况不少。在一个厂是少数，加在一起有几十个人就不少，有几百人就更多了。你们斗龙潜，叫红暴六个学生陪斗就不好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代表团红暴派临时指挥部代表的讲话　　

总理：承认错误，多做自我批评，这样主动，二是承认空五军、二十军，军管会，而不是只承认军管会，不能把领导人和群众分开，有些话你们就不会这样说了，承认两个改组，你们初期受压，我们很同情，支持你们，当然，空五军、二十军在执行政策上有偏差，他们会改的。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联总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　　

一、你们浙大能不能带头达成几条协议，今天晚上就达成协议。　　

二、关于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总理说：“浙江要迅速推动革命委员会，这是大局。现在在这里水到渠成。今天五号了，我看再学习一个星期最多了。如果在十号以前，就在这里达成协议，马上把三结合和干部商量好。回去共同学习，各单位搞大联合，推动全省三结合。总之，在二月份要搞好。你们怎么能等到八月钱江潮吧！现在已成立革委会有十四个省，最近有六个省准备马上搞，广东、湖南、江苏、辽宁、吉林、新疆。你们弄不好连中游也赶不上了，落在二十个省后面，那不是下游吗？浙江地处下游，难道甘居下游吗？”　　

三、关于精简机构的问题。　　

四、大联合问题和三结合问题达成协议。我（对？）红暴讲了五条：　　

1）红暴比省联总犯的错误要重，刘英，石耘他们自己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该多作自我批评。　　

2）对解放军，红暴要支持解放军。两个改组以后，五军，廿军，二部分海军支左方向对嘛！军管会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有的，他们会作自我批评的。　　

3）红暴不要拉队伍。因为一个已联合了，拉队伍要分裂开，另一个，原来没有红暴的地方，建立红暴，势必会搞打，砸，抢与走资派有联系的组织拉进来，那么，老造反派就变落后了。　　

4）促使大联合，任何一个单位，十几个人也要大联合，红暴也要推动。　　

5）推动三结合。后来，总理又说：还要推动大联合这一条。　　

凡成立革委会的，三代会的，不要推翻，要扩大，加强，吸收他们（红暴）参加。这样他们答应了。　　

五、关于正确对待红暴问题。　　

总理说：“人家站错队，现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应该联合他们。保守派难道永远是保守派？他前进了嘛！你造反派，难道永远是造反派？老本吃不了多久。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军管会及“省联总”“红暴”两派代表的谈话　　

南萍同志向总理汇报去年七月北京会议后，紧接着二个改组，开展革命大批判，九月份掀起革命大联合高潮，十月份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十月进行政权教育，当时考虑省革委会条件具备，接着批判刘邓反动建党路线，现在正在发动群众围剿派性，增强党性，浙江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是工作也存在缺点，一度事务忙乱，当时政策性问题缺乏有力措施。特别对红暴方面工作抓得不紧。南萍同志提出，大家要做大好形势促进派，要从大局想问题，多想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反面问题，具体问题都容易解决了，现在主要问题还是派性问题了。　　

你们的协议起草很好，具体化了。　　

前一条是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做促进派，不做促退派。　　

第二，自己有错误，要作自我批评。　　

第三，对解放军要支持；这条好。　　

第四，要批走资派；在浙江的代理。　　

第五条是具体的，促进支持基层革命大联合，已经联合的不要拉出来，已经建立革委会的不要再拉了。总的是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　　

第六条“三代会”不能推翻，这个对的。　　

第七条省联总，红暴派逐步完成历史使命，提得很有策略性，接下去是活动范围。　　

第八条铁路，公、检、法……　　

第九条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清理队伍，这是很重要。　　

第十条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在浙江更重要了。　　

第十一条是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你们协议达成了。　　

最后一条准备在二月份成立革委会，既然如此，那就要很快在今天（16日）达成协议，签了字。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浙江省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个文件的批示　　

浙江省“省联总”和“红暴派”来京代表，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基础上，经过了“斗私，批修”，实行自我批评，达成了《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同时，浙江大学两派也达成了《进一步落实、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中央认为，这两个协议很好。中央批准这两个协议。望广大革命群众在今后工作中认真执行。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深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方面肃清其流毒。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进而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要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警惕和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要继续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为争取早日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而奋斗。　　

五、中央决定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驻军代表时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建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省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已基本就绪：　　

一、革委会委员设一百五十名左右。委员名额的分配比例定为：军队干部二十八名，占百分之十九；革命领导干部二十八名，占百分之十九；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九十四名，占百分之六十二（工人三十六名，农民二十一名，学生十九名，一般干部十二名，机动六名）。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浙江红暴问题的指示精神，在原省级机关和杭州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五十命代表中，安排十名红暴代表。鉴于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革命委员会以逐步充实为宜。　　

二、建议从委员中推选出三十七人担任常委。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十五名（工人七名，学生四名，农民三名，机关干部一名），包括“红暴派”代表三名；革命领导干部十一名（暂安排六名）；军队干部十一名。　　

革命群众组织代表：　　

张永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省联总”主要负责人）。　　

郭志松（浙江建筑公司工人，省工代会常委）。　　

贺贤春（杭州通用机器制造厂技术员，厂革委会主任，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　　

谢志明（火车司机，杭州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铁联指”负责人）。　　

蒋宝娣（女，杭州新华丝织厂工人，厂革委会主任，省工代会常委）。　　

叶仁德（杭州钢铁厂工人，省工代会常委）。　　

颜贻欢（浙江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　　

李显通（杭州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　　

孙宏兴（机关干部，“省机总”主要负责人）。　　

翁森鹤（“杭丝联”工人，“杭丝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要负责人，省工代会常委）。　　

方剑文（杭州运输段车工，“红暴派”负责人）。　　

滕　铸（浙江大学学生，“红暴派”代表）。　　

华银凤（女，金华良种繁殖场副场长，劳模）。　　

莫显耀（杭州市郊东风公社红五月大队党支书，劳模，市农代会委员）。　　

张来根（杭州西湖公社玉泉大队社员，“红暴派”代表）。　　

革命领导干部代表：　　

周建人（原省长）。　　

赖可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沈　策（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王子达（原省委候补委员，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现杭州市革委会主任）　　

马向光（原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　　

邓清河（原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军队代表：　　

南　萍（二十军政委，省军区代政委，省军管会主任）。　　

陈励耘（空五军政委，省军管会副主任）。　　

熊应堂（二十军军长，省军区代司令员）。　　

朱全林（二十军副军长）。　　

孟昭玉（五十九师政委）。　　

白宗善（空五军副军长）。　　

阮贤榜（省军区副司令员）。　　

戴克林（省军区副司令员）。　　

曹思明（舟嵊要塞区政委）。　　

王学清（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　　

刘友法（舟山海军基地政治部主任）。　　

三、革委会主任请中央决定；建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和一位革命工人代表为副主任。　　

四、革委会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人民保卫组和生产指挥组。各组根据工作需要，下设若干办事机构。办公人员暂定二百人左右。　　

五、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准备在革委会中建立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由主要负责党员组成，并组织一个精干班子，作为核心小组办公机构。　　

考虑到革委会机构新建，要立即全部接替原省委、省人委的工作须有一个过程；同时，大批干部一时也无法处理。因此，将原各部、委厅、局暂时保留，逐步精简、改造。遵照中央决定，各部、委、厅、局都成立革命的“三结合”领导小组，在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搞好这些部门的文化大革命和业务工作。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批准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浙江省形势大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央同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五十名委员组成。由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朱全林、孟昭玉、白宗善、阮贤榜、戴克林、曹思明、王学清、刘友法、周建人、赖可可、沈策、王子达、马向光、邓清河、张永生、郭志松、贺贤春、谢志明、蒋宝娣、叶仁德、颜贻欢、李显通、孙宏兴、翁森鹤、方剑文、滕铸、华银凤、莫显耀、张来根等三十二人，以及革命领导干部五人（以后逐步增补）共三十七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常委。由南萍同志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励耘同志为第一副主任，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同志和一位革命工人同志共七人为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一系列的极为重要的指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指示所获得的辉煌成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浙江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促进了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中央希望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指示，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武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批判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彭德怀、贺龙、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的反革命罪行，揭透批臭，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各个阵地。　　

要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促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广大革命干部和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斗私、批修，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省联总”和“红暴派”，应该通过加强、充实、扩大省、市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进一步大力促进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经中央批准的两派在京代表达成的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应认真执行。已经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应当大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国防要地，所有革命群众都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清查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严防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动活动，粉碎美帝、蒋匪的一切阴谋破坏。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之间、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节约闹革命，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中央号召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三千一百万军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奋勇前进。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的重要讲话　　

总理讲话：　　

希望回去以后要加强团结，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中央对你们的希望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中央的批示中，这次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点得这么多，是最多的一次，你们得到批示，要重视路线的斗争，“要斗私，批修”。　　

批语的第二条中说，希望你们在路线斗争中，在斗私批修的学习班中，革命大联合要促进。这个问题在浙江有争论，但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能联合起来。十二条协议中央已经批准了，要很好地执行。　　

浙江地处国防前线，靠近美蒋，蒋介石在浙江暗藏下来的人还很多，还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浙江是多的。　　

江青讲话：　　

大好形势下也有反复，表现是不同的，有的是形“左”实右，极“左”，实际上很右。这种形式表现在去年夏天。从去年冬天开始，虽然击败了形“左”实右思潮，或者说是极“左”思潮，但右倾的多。右倾分裂，从冬天到今天有所抬头。对这，我认为要站稳阶级立场，提高警惕。现在有人替去年二月逆流翻案。所谓二月逆流是从前年开始的，二月逆流的斗争矛头直接针对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击溃后，但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党内有其代理人。你们浙江也有一小撮，表现在各种翻案风，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提醒同志们注意。当然要反对形“左”实右的右倾保守，这样使企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想瓦解人民解放军，想推翻新生革命委员会，特别向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我党斗争历史上一直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有的以极“左”，实际上是右的。有的公开以右的面目出现，这是不奇怪的。这是客观规律的问题。出现后要识别他们，要勇敢地斗争，坚决维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康生讲话：　　

文化大革命重大事件是把暗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揪出来，刘少奇是大叛徒，刘少奇第一次被捕自首在长沙，被捕自首了，×××还送了他四书五经，27年在武汉缴械，向汪精卫投降。（江青：有确实证据。）29年在满洲里被日本捉捕，这个大叛徒，完全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还有一次，35年在上海被捕。第五次36年到北方局又被捕投降。同志们知道，他投降敌人早就投降了。他自己说是老革命，实质上是老反革命。他搞一个老婆是美国特务，也是日本特务，也是国民党特务，王光美是国民党特务，美国通过彭真、刘仁、武光让她搞林副主席。到延安以后和大叛徒结婚，一对夫妇是一个老大叛徒一个老反革命。（江青同志插话：王光美是搞战略情报的。）邓小平是个逃兵，真正是一个逃兵，他还有重大问题没有揭开，不但是逃兵……，陶铸是叛徒，彭真是特务叛徒，罗瑞卿从来也没有加入过党，是个特务分子。打倒刘邓陶！彭德怀里通外国与赫鲁晓夫勾勾搭搭。（江青同志插话：是汉奸）贺龙是土匪，小将揭发，南昌暴动以后，投降了，国民党给他封官，就是为了一个条件没有封。国民党代表在那里住，住了一个多月，他们调转了（江青同志：杀了我们多少好党员）陆定一是大叛徒，此人很早就接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任务，和胡克实一起，胡给他一千元钱，杨尚昆是里通外国的汉奸。主席讲文化大革命是国内战争的继续。（江青同志插话：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现在有了确实的证据，是叛徒。我们还保过他，净搞阴谋，小将搞出来的，许世友同志立了新功。）　　

据我们知道，蒋匪情报局，有潜伏在国内的特务，有五条任务：（1）企图在今年三月27日（蒋伪青年节）在各地，特别在广东，云南边境，进行扰乱，破坏。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我们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2）妄图动摇人民解放军。江青同志不是九·五讲话讲过了，现在的特务在边境，调查人民解放军番号，革命群众有义务，坚决打击，特别警惕，许多地方把军队的秘密情况泄露出去。（3）他们企图利用派性斗争作分裂，分化工作。希各机关各部门，提高警惕，心明眼亮，把坏人揪出来。（4）他们还要发展他们的特别机构，发展外围组织。浙江我不知道，很多地方出现反动组织，问题在他有潜伏的干部，打着红旗反红旗。（5）你们浙江武器要交，千万要警惕，千万要注意，按中央的指示办事，这些是你们的纲领，敌人是妄想，三千一百万人民会识破这些企图，他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要上当。不提高警惕，不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上当。　　

陈伯达讲话：　　

四大家族（除了孔祥熙）都出在江浙两省，四大家族是在江浙财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浙江的产业占了很大的比重，特别是宁波，国民党军阀很多都是从浙江出来的，蒋介石、胡宗南（总理：陈立夫、陈果夫、戴笠等）。江苏、浙江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焦点。是阶级斗争的焦点，党内走资派在浙江有特别的活动，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现在所有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他们都是代表国民党，是国民党的代理人，包括浙江的走资派，事实上也是国民党的代理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浙江的胜利是特殊的作用。　　

要做阶级分析，江浙财办成了四大家族的基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许多强大的丰富斗争经验的工人阶级，在中国来说是最大的，斗争经验最丰富的工人阶级。　　

一九六八年某月某日，张春桥在浙江省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六、一些地区又发生大规模武斗，省革委个别领导人参与阴谋活动　　

一九六八年八月，张永生同xxx等人，带领“宣传队”去浙南，发生武斗，仅丽水大港头一地，就打死十一人。　　

一九六九年一月，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期间，南萍、熊应堂秉承黄永胜、吴法宪背着中央向他们下达的黑“指示”，不顾大局，以“胜利者”自居，破坏“一月会议”精神的贯彻。　　

一九六九年二月“九大”开幕前，南萍就在我省“九大”代表中灌输分裂主义思想。　　

一九六九年三月，会议开始后，南萍利用各种机会，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　　

一九六九年三月，会议期间，在华东大组进行预选时，有人对叶群投了反对票，南萍，陈励耘暴跳如雷，盗用浙江小组名义，向中央写信，说什么“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华东地区不是偶然现象，这反映了有反对毛主席、林×××的暗流”，“尽管我们通过了党章，但举起来的手中有一两只是假的，黑的，这一两只黑手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并借此大肆煽动代表反对南京军区。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南萍抓住许世友同志在毛主席接见部分同志时的一句插话，恶意歪曲，攻击许世友同志的话“是放毒，要批判”，要每个代表表态。　　

一九六九年五月，张永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日至四日，浙江省“红暴”派群众组织不满省革委会对他们的压制，组织了１５０多人到北京告状。　　

1969年６月６日，又组织由各地、县参加的赴京代表团，拟写了“上京告状的汇报讨论提纲”，向中央提出《对浙江问题的几点初步要求》。　　

1969年６月１２日，“红暴”派近２００人到北京新华社总社静坐一昼夜，受到中央联合接待站的批评。　　

1969年６月２０日，中央决定派北京卫戍区一个连队给“红暴”派办学习班，进行批评教育，动员他们返回浙江。　　

1969年６月２５日，北京卫戍区发出经中共中央批示的通知，指出：“通知方剑文和他同来的人，包围新华社是完全错误的，要他对包围新华社一事，拿出一个触及灵魂、承认错误的检讨，限他３天内写出，并叫他和同来的人都立即回去。”　　

1969年7月１１日北京卫戍区又宣读了经中共中央批示的第二个通知，指出：“６月２６日向你们宣布通知后，至今你们没有执行，我们多次动员你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有问题在当地解决，把你们送回浙江。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一切行动听从我们指挥”。　　

1969年7月１２日，北京卫戍区将“红暴”派赴京人员２００多人分两批护送回杭州。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四日，“新温师”、“新四中”等七、八十人伙同人民印刷厂保守派，籍口“印传单”毒打该厂生产委员会负责人曹夏春等五同志。后被拉到军管会。军管会接待组的判决是：“限令三天内，人民印刷厂造反派向全市、向军管会作出检讨”。有人对“温联总”说，“要作好准备。是不是成立纠察队? 如果外面有人来冲，就用汽车去挡，挡不住，就辗死他几个，反正都是牛鬼蛇神。”温联总散发传单说什么“踏平温州，血洗鹿城，严阵以待，来犯者有老婆孩子的三思而行”等等。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温联总头头叶少华、姚国麟等人组成八人小组。　　

七月十二日凌晨起，温联总就有组织、有计划，抢劫枪枝武器，打开了温州最大的战备军火库黄龙山军火库。全市八个军火库全部被劫，共计TNT炸药5700斤，赤磷1471公斤，人民币几顿之多，雷管、手雷等不计其数。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下午九时，温联总架着机枪向南山陶磁厂的革命造反派扫射，工总司战士张银松身中六弹，壮烈牺牲。　　

在几十分钟内，温联总便立刻占领了市内的制高点：积谷山和华盖山。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上午十时，数百名温联总人员在华盖、积谷两山的火力掩护下，冲进了附医。　　

立即控制外科三楼，向门诊部楼上扫射，投掷手雷。工总司房管兵团王阿汉、姚连福、孙永生等人在附医守护伤员，当即遭到机枪射击。王阿汉当场中弹牺牲，姚连福头部中弹而死，二十五岁的青年孙永生腹部中弹，医师正在抢救，被抓走而死。　　

温联总的机枪截击。当场又打死温五中十七岁的红卫兵刘美蓝和文卫总司的蔡鼎武。过路的亦被打伤多人，　　

正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附医医务人员也被从病房中、手术台旁、门诊室里一个个拖走。被分批押到第五中学，进行拷打和审问。医师俞××被抓去后低血糖病发作，发生休克，昏倒在地上。　　

正在住院医疗的工总司伤员和在这里守卫伤员的“商总司”、“房管兵团”等五十多名战士被全部抓走，甚至连温州军管会代表邀请“文卫总司”白求恩战斗团负责人和医师组成的张银松烈士验尸小组，也被匪徒扣押。　　

他们用机枪对着病房扫射，向病房掷手雷、炸药包。小儿科二位病员当场毙亡，外科烧伤很厉害的病员王乐清已连续抢救了好几天，化钱三仟多元，由于医师被抓走，不能抢救而死。一位中毒性腹膜炎妇产科病人孙仲香，血压很低(60一70％M)，靠打针维持生命，也因医务人员被抓走，病情急速恶化而死亡。正在输血、输液、输气的许多病人，由于医务人员被抓走，使他们的生命处在垂危之中，婴儿室搞得更惨，婴儿的床位和编号全被搞乱，母亲认不到自己的亲生孩子。住院病号四百多，由于医务人员被抓，医疗设备、贵重药品全部被抢、整个医院被破坏，这四百多阶人被驱散，停止治疗。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温联总”从信河街、松台山、打锣桥口、公园路和解放南路等五个方向对市中心和邮电大楼发动全面进攻。　　

温联四次用火焰喷射器烧房，最热闹的解放南路、公园路、五马街顿时烟火漫天。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温联总守在最高处－－钟楼上，用机枪控制了周围的要道。工总司、商总司把钟楼炸开了。经过两天两夜，几千间楼房化为了灰烬。　　

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日深夜十二时，解放军65 17部队进驻温州城。　　

“温联总”头头在雪山秘密开会，扬言要吃掉65 17部队，来多少吃多少。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早晨。“温联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