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与西学中国化之四
我们要研究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其答案自然应当从我们的历史和现实中寻找。但是，外因与内因的关系对于我们的思考也很重要。中国的未来发展是其历史的新拓展，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这是我们在这里研究的主要问题和基本出发点。内因要发挥作用，也是外因提供了机会的时候才出现。没有外因提供的机会，内因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条件。中国社会的一元化传统，命中注定不能，如同日本那样，使中国转变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因为西方国家在殖民主义扩张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霸权，从十九世纪以来始终是中国内部变化的重要外来动因。西方文明在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创造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制度，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近代以来西方曾经对中国实行经济军事的侵略，并且对中国的文化观念和政治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就造成了我们的问题，中国如何没有走上西方发展的道路？我们的问题之所以具有这种形式，原因在于，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始终存在于中国人的大脑中。
清末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并且在西方的冲击下产生了对自己传统的反思。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传统在和西方的对比中，始终处于弱势，并且在用西方标准衡量的同时遭到曲解。因此，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文化成为彻底否定的对象。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我们还是不能够背离我们的祖先留下的智慧，否则我们就会接受血的教训。例如，辛亥革命盲目照搬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结果是走向了混乱，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军阀混战提供了借口和机会。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因为犯教条主义而两次遭到沉重的失败，在血的教训面前才接受了毛泽东的中国化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一方面盲目接受西方的知识，另一方面又要实用主义地继承传统，这就导致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困境。在这个困境中我们面临着选择，要么是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从而使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相一致，彻底摆脱西方知识的霸权；要么是成为西方知识的盲目实践者，而不再保留实践中对传统的继承。后一条路是死路一条，历史已经有了太多的证明。这个选择实际上无须选择的，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遭遇的许多难题，实际上是在这个选择面前的犹豫不决造成的。如果我们能够明确我们自己改革开放的前途决不会是欧美的法治和议会多党制民主，而是中国党领导制度的继续和发展，我们就不会犯许多错误。使用一些模棱两可的“市场经济”，“法治”，“产权改革”这些西方理论有明确含义的词语，尽管你在前面加了个社会主义的定语，仍然会产生问题。我们改革开放的争论，实际上和这些模棱两可的词语的官方使用相关。这种模棱两可，造成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当中的疑惑，就使得一些人有了投机的机会，即所谓“打左灯，向右转”，明里拥护改革开放，暗地里却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走西方议会多党制的道路。
我们要确立自己在历史和现实中获得的自觉意识和信念，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对西方的历史和现实进行研究，还它们一个本来的面貌，取消存在于我们认识中对西方道路的迷信。这个工作可以使我们摆脱西方的自我夸张和妄自尊大，摆脱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歪曲和丑化。中国社会科学中的西方理论崇拜就是盲目接受西方自我崇高化和对中国传统矮小化偏见的结果。西方神话的主要内容就是：西方文明代表了人类历史正确的和原本的发展路线，西方文明史是不断进步的文明，而其它文明则是停滞的和违背人类历史正常发展规律的。西方的直线进步和中国的循环停滞，是中国知识界被迫接受的认识自己和西方的理论神话。而真实的历史和这个神话是不同的。欧洲历史根本就不是永远进步的，它和其它文明一样也有兴衰的周期。西方的强大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保持下去。而且西方文明扩张带来的人类生存危机，已经为西方文明的未来挖掘了坟墓。西方的没落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西方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曾经因为其殖民主义断裂型文，因为原来的文明人口和腹地都规模比较小，因此奴隶制是容易明的扩张而获得其它连续型文明因为和平发展而不能获得的优势，也必然会因此在未来付出代价。一旦那些遭受殖民主义侵害的国家和民族从欧洲带来的灾难中苏醒过来，他们就会向过去的殖民者提出偿还血债的要求。除非西方能够永远保持优势的经济地位和军事地位。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欧洲的文明已经走向了衰落。它的殖民主义不仅对其它民族带来了伤害，也伤害了自己的根本，为自己的未来发展留下了祸根。它之所以要对外实行殖民主义，就是因为它自己的自我分裂造成的危机需要向外转嫁才可以得到缓和。失去了殖民主义的机会，它就会在自己的自我分裂中走向危机。
希腊的、罗马的、日耳曼的文明都是通过蛮族入侵的殖民主义的道路而起源的。这些蛮族侵入了文明发达的地中海地区，打断了过去的文明发展，却使自己获得超越式的发展。在殖民主义道路上起源的这些文明，也在往后的殖民主义扩张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就造成了其文明的独特性，即二元化分裂的特性。因为蛮族在殖民地上建立自己的统治的时候，破坏了以前的文明，它就对以前的文明采取了自相矛盾的继承方式。一个方面就是，它把原来的住民变为奴隶对其进行奴役。这在欧洲地中海地区实行的。另一方面，前此的文明虽然被破坏了，但是它仍然阴魂不散，会留在殖民者的宗教中。希腊罗马的万神殿里供奉着它所征服地区的异族的神，就像我国的古典小说《封神演义》的封神榜，要接受每一个死亡英雄（包括敌对阵营的）的灵魂一样。这就是殖民主义的结果，蛮族在建立自己的野蛮的奴隶制的同时，自己的人格也分裂了。希腊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人格的二元分裂，就是把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苏格拉底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把灵魂从肉体的囚禁中解放出来的任务。精神与肉体、价值与工具的二元对立，在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上体现出来，就是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私有制的确立，导致了社会贫富分化和原有社会关系的破裂，即蛮族的氏族组织和血缘关系的破裂。社会成员按照财富的多少重新划分阶级，这样经济地位决定的阶级归属，就取代了血亲的部族归属。阶级对立的社会结构形成以后，阶级斗争就成为社会运动的主线。
二元化社会结构，造成了西方社会的冲突和不稳定性。西方的希腊、罗马、日耳曼民族的政治演化过程虽然各有特点，却存在着基本相同的步骤。在殖民时期，存在着王政。然后，王的权利便日渐削弱，贵族阶级日益发展，并且贪婪地掠夺公共财产，这就导致了贵族阶级和平民的阶级斗争。在贪婪的贵族旁边，是一些利用贵族的贪婪为自己创造机会的资产者。贵族对氏族公共财产的占有，激化了阶级矛盾，也为资产者通过贵族的奢侈积累财富创造了条件。贵族的奢侈消费创造了平民中的资产者的兴起，但是贵族却拒绝吸纳和接受资产者对政治权力的渴求。这样，王政被贵族寡头政治取代以后，贵族寡头与平民的阶级矛盾就为专制主义君主的出现准备了舞台。在希腊这个专制主义君主是僭主。庇西特拉图就利用了贵族寡头和平民的阶级矛盾登上历史舞台，他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打击削弱了贵族寡头，取消了他们世袭的政治权力，制止了他们利用职权剥夺平民并且使大量平民成为债务奴隶的暴行。经历了专制主义君主的统治以后，平民阶级的政治地位就开始上升。但是专制主义君主是一个过渡的政治发展阶段。资产者在 利用 君主摧毁了贵族的政治以后，就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不再需要君主的存在了。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时期，资产阶级就获得积聚财富的有利条件。随着资产阶级财富的不断增加，社会上资产者和无产者的矛盾，对外殖民造成的本土和殖民地的矛盾，也都一天天激化起来。为了维护殖民主义，资产者需要无产者服务于军队，以开拓和保护资产者在海外的殖民利益。这样，海外殖民利益就要在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分享。于是，对外战争的需要，成为无产者的筹码，这样无产者分享民主权利的目标就达到了。这就是大众民主时期，也是欧洲社会达到鼎盛时期的政治状况。但是，一旦达到了鼎盛，各种固有的矛盾也就走向了激化。在海外殖民地的胜利可以缓解无产者的矛盾，但是在殖民地的开拓达到极限以后，问题就来了。当其内部的二元化分裂的矛盾得不到外面的资源的缓解的时候，它自己就被自己的矛盾分裂了。在现代欧洲文明中，福利国家和大众民主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其后的时间出现的，到70年代就造成了财政困难。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就是要削减福利和减少大众的政治参与。这是因为，以往的通过殖民主义获得资源缓解内部矛盾的机制失去了运转的效率。在二十世纪末，非欧洲文明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了复兴，欧美国家实行殖民主义的成本在上升，利润在减少。这就使其失去了转嫁矛盾和危机的条件。因此，美国和欧洲各国社会的分裂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
我们的研究就是要说明，随着各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自主和经济社会发展，欧洲进行殖民主义的成本急剧上升，其利润急剧降低。这就排除了欧洲文明利用殖民主义转嫁内部的矛盾而摆脱危机的可能性。这样，欧美的没落就为世界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在这个机会面前，并不是谁都可以获得成功的。只有那些对救治西方文明的弊端最有能力的民族和国家才能脱颖而出。东亚的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特别是世纪之交，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强劲发展。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东亚儒家文化传统的优势决定的。
在本书，我们要说明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关于中国发展的内在根据的观点，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性，其种种素质，都适合于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要求。我们在这里可以为中国文化传统作一个翻案文章，先前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对于人类从西方文明统治之下的危机中摆脱出来而言，中国文化提供了最好的选择。中国文化传统和欧洲文化传统一样都有其稳定性，并且其优劣也是有条件的。同一个中国文化，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时候，它因为不愿意也不容忍对内的资本主义和对外的殖民主义，所以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国落后于西方是其本性所致。但是，在殖民主义的成本上升，甚至越来越行不通的时候，对内追求和谐对外和平主义的中华道路就表现出优势来了。
西方文明是断裂型的发展模式。所谓断裂型，是指其历史缺乏连贯性，其发展繁荣是突然的，其消亡也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的历史和文明从尧、舜、禹的传说时代到今天，虽然也有历史上革命性的变动，但是其历史却保持了连续性。这是从简单的外在的时间性观察的结果。
但是这个断裂和连续的比较，却不可以停留在外在偶然的时间长短上来，其中有深刻的本质规定性。这个本质规定性，就是存在于价值（本体）和事实（现象）的关系上的规定性。中国历史表现了价值和事实的贯通，而欧洲文明的断裂性却是价值和事实的分裂对立。连续型的本质规定在于价值本体与事实的贯通。断裂型的本质规定在于历史实际从价值本体上的断裂。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历史理论的特点上来，这就是孔子在《春秋》确立的价值理性和事实理性合一的历史观所力求表达的。司马迁继承了春秋笔法，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通”史观。希腊的历史观却是，价值和事实分离的。修昔底德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去“辨别事实和原因”，而波里比阿则更进一步去“辨别开端、原因、与诱因。”他们的历史学妄图抛开一切价值关怀。但对于塔西陀、普鲁塔克来说,他们所侧重的是道德价值判断，如塔西陀“声称写作目的是要为后代揭橥可憎恨或可赞美的政治上罪恶和美德的典型事例”。 其目的是“为了使德行不致默尔而息，并为了使后人对恶的言行与丑名而有所畏惧。”即黑格尔所说的“道德反思的历史学”。其后果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就如柯林伍德所认为的“导致了塔西驼系统地歪曲了历史,把它描述成本质上是被夸大了的好人与被夸大了的坏人之间的冲突。”希腊的历史学家把价值和史实对立起来，没有能够实现二者的结合。中西历史观的区别，是中西历史的不同发展道路在观念上的反应。
断裂型文明的两个基本特征，即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两个特征。这两个特征又是互相关联的。
我们说资本主义是从其政治受制于经济而言的。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日耳曼西欧的文明都是私有制发达的文明。私有制的发达，瓦解了前文明时期的氏族组织，从而建立在阶级对立上的社会秩序取代了血缘关系的社会秩序。这样，人们的政治权利的享有，就依据其经济上的地位来确定，我们可以称这种依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原则为资本主义政治原则。
希腊的政治建立在财富基础上，人们按照拥有财富的多少归属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级享受不同的政治权力。这是通过一场政治大变动的结果。在文明诞生之前，希腊人和其它文明的人一样，都是生活在氏族的血缘关系之中。按照财富划分阶级，按照阶级归属享有政治权利，是一种资本主义原则支配的政治。欧洲以外的民族和文明都没有彻底贯彻资本主义的原则，在他们那里，文明的诞生和财富的积累以及社会的贫富分化是不可分开的，但是，欧洲之外的其它文明，都没有实行资本主义政治原则，都不同程度的实行了按照政治地位享有财富的原则。希腊实行的古典的“资本主义”即奴隶制的政治制度，是和希腊的殖民主义过程分不开的。希腊人是公元前2000年和公元前1000年两次大的蛮族入侵而居住在希腊半岛上的，原住民则要么变成奴隶，要么被驱逐到生活条件艰苦的山区和边缘地区。由于地域狭小，入侵者的人口比例也比较大，原住民的文明秩序被彻底摧毁。不像印度、两河流域、黄淮平原面积广大人口众多，可以在军事失败以后逼迫入侵者接受当地的文明习惯。面临着占领地区原住民的反抗力弱小的形势，希腊人在进入希腊半岛以后，就不需要加强中央权力，而把氏族部落的军事民主制度带了过来。军事民主制度在雅典城邦最后演化为平民大众民主政治。在这个演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军事民主制是一个缺少中心权力的政治制度，这就导致了贵族寡头的野蛮统治。希腊人最早的政治制度是氏族部落军事民主制。这个制度，有三个权力机关，一个是部落酋长会议，它是一个行政权力机构，也有立法司法的职能。一个是人民大会，重要的决定和立法在会议上通过。一个是国王巴赛勒斯，掌握着祭祀和军事领袖的职权。这三个政治组织有权力上的重叠，又是互补的，是协作的又是分权制衡的。人类学家发现这种军事民主制的氏族部落并不是普遍存在的，欧洲和北美地区存在之外，其它地区的氏族部落往往是权力集中的组织方式，存在着一个核心人物作为领袖。军事民主制的多元政治，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产生了私有制。希腊人在希腊半岛接受了较高的生产力，有了财富剩余，因为缺少中央集权，于是就没有一个独立的权利来对财富的分配交易调整。这就为氏族部落的酋长们利用公共职权获取私人财富提供了机会。其它文明都是由一个国王代表国家和集体利益，从而对贵族的贪婪加以限制。在希腊、罗马，国王的权力是有限的，并且在许多城邦，都被贵族寡头们所废黜。寡头政治是私有制发达的主要原因。由于刚刚步入文明的氏族，为不断积累的财富所吸引，没有人热衷公众利益，都为了自己的发财机会而忙碌。平民阶级的人们，一是没有关心公共利益的动机，另外也没有关心公共利益的经济条件和闲暇时间。寡头们也因为公共利益和自己的利益不一致，他们只知道利用公权力为自己谋利益。当然，如果寡头们能够自觉地关心整体利益，那么，他们就不会被推翻，而后来的民主政治也就不会出现。寡头们喜欢经济自由主义，却反对政治自由主义。但是他们创造的私有制和经济自由主义，却造就了自己的反对力量。雅典的贵族寡头们征收六一税，要平民把自己土地上六分之一的收入交给贵族。不能交上六一税的平民就要被变成奴隶。平民因为没有富裕的家庭也就没有安全保障，因此也很难组织成为阶级。这就是贵族寡头野蛮统治可以得逞的原因。
贵族阶级的野蛮统治导致了自己的垮台。贵族的特权来自其家族的地位，来自部落氏族中的血统关系。没有国王的限制和贵族对财富的贪婪，导致贵族手中的世袭权利失去公共权力的性质。这样财富的多少就取代了出身的贵贱，成为政治权力的标准。公元前594年，梭伦执政实行改革。梭伦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一个就是人们的政治地位由其经济地位来决定，这就对贵族占有的财富作了让步性的承认，同时也废除了贵族寡头的世袭权利。另一个方面就是，对平民的利益加以保护，为其中的资产者参与公共权力提供机会。
梭伦按照财产多少将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每年可以从自己的田产中收入500麦斗谷物或油酒的公民；第二级是每年可以收入300麦斗的公民，称“骑士”；第三级是收入200麦斗的，称“双牛者”；第四级是收入在200麦斗以下的贫穷公民，称为“佣工”。第一、第二两级公民有资格担任如执政官等高级官职，第三级可以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级则不能担任任何官职，但他们可以充当民众大会和陪审法庭的成员。
由于梭伦通过解负令，废除了债务奴隶制，也为平民阶级铺就了一条通过发财致富而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道路，这就极大地缓和了贵族和平民阶级的矛盾。但是发财致富的平民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平民都难以致富。因此，旧贵族和资产者新贵与一般平民的阶级斗争仍然十分激烈。这种斗争又存在着可以妥协的基础，这就是贵族和平民共同面对的对外殖民的机会。
资本主义政治原则之所以能够确立，和断裂型文明的第二个特征密切相关。这个第二特征就是殖民主义，一个城邦的贫富分化产生的阶级矛盾可以通过殖民主义转嫁到殖民地和其它城邦。在本土失去发财机会的人们可以成为海外殖民的先锋，可以希望在海外获得发财机会。这就减轻了本土社会的负担。海外殖民有自发的，但大多的是有组织的。因为海外殖民必须要有军事力量作为先锋和后盾才可以成功，希腊的海外殖民大多数是由城邦组织的。对海外和异邦进行军事征服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需要平民中的贫民来参加军事征服的战争。这就为无产阶级在殖民活动中创造了就业甚至发财的机会，从而减缓了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保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说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殖民主义，而没有殖民主义也就没有资本主义。
十九世纪形成的社会科学，是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总结。希腊、罗马、西欧的文明都是开始于蛮族的殖民，都形成了发达的私有制，并且实行了按照经济地位享有政治权力的资本主义政治原则。其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把欧洲文明的私有制和阶级斗争等特点当作社会科学一般原则，显然是有欧洲历史实际作为根据的。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中华文明就和欧洲的不同，中华民族由于人口众多，且生活在一片广阔的土地上，因此，蛮族入侵往往不能成功，就是获得了军事占领的成功，也不能够打断原来的传统，结果和欧洲的情况相反，蛮族被融合进了主流文明中。通过殖民主义而实现的文明发展，打断了原来的文明传统，因此就表现为一种变体即断裂型文明。而通过民族融合保持了文明的连续发展的连续型文明，则走上了和谐与和平的发展。连续型文明的特点就是，其公共权力的具体化，公共权力的具体化，就是中央权利的连续性。这样，凡是执行公众权利的人都是这个中心权力的代理人，中心权力就是其嘱托人和监管者。因此在经济发展为社会繁荣创造条件的时候，执行公众权利的上层社会成员，要受到连续的中央权力的监管，这样，部落酋长们对财富的贪欲就受到抑制。进入文明时代的道路上，因为贵族们的贪欲得到了抑制，这样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分裂就具有可控性。因为部落贵族的贪欲受到了抑制，因此，他们所执行的公共权力也就避免了崩溃的命运。于是，氏族血缘关系所确立的政治分享原则就可以获得修复和延续的机会。这样，社会贫富分化产生的社会矛盾就为加强公共权力特别是中央权力提供了机会。加强了中央权力，也就是巩固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原则。这就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在文明的开端是宗法社会而不是私有制社会的原因。
中华文明其开端是宗法制度，而不是私有制，其政治原则保留了对氏族部落政治的连续性。因此，在中国，资本主义政治原则就没有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机会。这是中国进入文明史以来就具有的特点，即连续性的特点。黑格尔在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历史的时候，看到了这一区别。他发现了中国历史缺少私有制发展这一环节，即资本主义政治原则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这一事实。但是黑格尔因此而贬低中国历史和文明，却是错误的。我们看来，缺少这一环节，才是正常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历史连续被打断的结果。而资本主义又和殖民主义密不可分，其起点是殖民主义的，其发展的整个过程又离不开殖民主义。这样，其断裂性就不仅表现在大的历史环节上，如希腊历史从殖民开始到遭到其它民族的殖民打击而中止，罗马最后被殖民，现代欧洲的右派分子也害怕被殖民而不遗余力地排斥外来移民；也表现在小的环节上，例如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经常发生的排外活动。
现在我们对断裂型的历史演化过程做一个考察，就可以发现连续型和断裂型存在着相似之处，却表现出显著的不同。
中国政治是始终存在一个权力中心的政治，每一王朝都是一个政治中心建立到崩溃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每个朝代，作为一个政治的周期都只有一个政治权力的中心贯串始终。这个大的周期包括着许多小的周期，都是这个中心权力自我调整和再加强的过程。但是断裂型的情况不同，断裂型的权力是多种方式在几个权力中心分配和制衡的机制。例如，希腊罗马都有一个王政时期作为其历史的开端，但是这个王只有军事最高长官和祭祀主持的权力，类似于现代的行政权的一部分，没有能力对政治力量加以平衡，从而保持自己权力和政治制度的连续性。因此，在后来的寡头贵族政治取代王政之前，所谓的王政就无法和亚洲的王的统治相比较。权力的多元化导致中心权力平衡力量的削弱和消失，因此，其政治就因为没有稳定的中心，表现为不稳定和断裂型发展。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把政治制度分成三个类型，即一个人的统治，即君主制，少数人的统治，即贵族制，和多数人的统治，即民主制。在罗马被俘的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认为政治制度的演化是一个循环，即 从 君主制经历贵族制到民主制的演化。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正常的健康的，一种是退化和腐败的。君主制的腐败形式是独裁制，贵族制的反面是寡头制，民主制的退化是暴民政治。每一种政治制度在退化以后就向下一种制度过渡。依次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然后再回到君主制，构成一个循环。到了近代，基督教的末世论取代了循环论，于是上述的演化进程就成为一个往而不返的进程，这就是黑格尔的“精神”的历程。黑格尔的历史成为一个进步的过程，从一个人的自由到少数人的自由，最后是全部的社会成员的自由政治。他认为，只有在日耳曼民族那里才实现了多数人自由的政治，从而历史就在这里终结了。这就是从十八世纪末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末世论的历史进步主义。只是到了福科的历史科学中，我们才看到所谓末世论历史的直线进步，只是一个幻觉，一个精致的谎言。福科在历史直线进步的幻觉消失之后，只找到了断裂的历史过程的断片。
下面我们对欧洲历史断裂型的一般模式加以概括，我们发现断裂型的希腊、罗马、西欧文明都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的阶级斗争，即最初的王政时期，其次是贵族寡头制时期，第三、专制主义君主的统治作为过渡，第四，资产者民主时期，第五、大众民主时期，第六，文明衰落时期。
断裂型文明的第一个阶 段是 君主制。希腊和罗马的王政不发展，日耳曼西 欧的 君主制比较发达。在中世纪，君主封建贵族，并没有统一的国家主权。教会分裂了君主可能拥有的宗教权威，贵族分割了世俗权力。在希腊和罗马，国王只有最高军事首长的行政权，和主持祭祀的权力，立法的、司法的、行政的权力由人民大会和贵族会议掌握。中世纪的国王有较完整的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却没有宗教权威和完整的主权。和中国的皇帝比较就一目了然。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王或皇帝从法权上说拥有全部权力，因为他是绝对的权力的具体化，不仅是世俗的行政、立法、司法权力的集中，还是神圣的道德精神权威的最高代表。在实际上，皇帝的权力可能被其代理人所侵夺和架空，例如春秋时期礼乐征伐从诸侯出，诸侯的行为是对礼制的僭越，是对周王权力的侵夺，但是理论上我们说，在中国皇帝掌握着高度集中的权力。这样，贵族阶级在中国就没有合法的权力，也就不会形成名正言顺的政治。正是因为国王（皇帝）的大一统权力，才遏制了贵族制和资产者的政治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贵族寡头制。君主在退化为独裁时，贵族们就团结起来，夺取了政权。这是英雄时代结束的时候发生的，在雅典古风时期，贵族制向寡头制退化，寡头们统治的时候，社会财富的剩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铁器的广泛使用）而增长，造成了社会贫富的分化。贵族寡头们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谋求私利，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这是社会多元化分裂的结果。反过来，私有制的产生加强了社会分裂的程度。寡头贵族的政治统治具有僵化的特点。他们排除了平民分享政治权力的要求，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机制。这样他们就和平民阶级严格地对立起来。他们不能自我约束从而和平民分享公权力，而把自己手中的公权力当作自己获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这样就出现了私权膨胀、公权衰落，以至于出现了私有权是最终的权力，公权力只是私权之间的契约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是，缺少公权力对贵族势力的抑制，导致了贵族政治向寡头政治的退化。由于平民阶级是无组织的，所以就没有形成团体的力量，也无法和贵族的权力组织相抗衡。这就要经历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就是要利用代理性的权力运作机制，完成一个整体性转换。在寡头制向民主制的过渡中存在着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就是公权力的具体化——君主政治的过渡。在希腊罗马是僭主，在西欧是绝对主义君主。
在从黑暗时期向古典时期过渡的时候，社会分裂，原来的血族关系和人与人基于共同血缘而存在的亲情关系，被贪婪的欲望驱使下对财富的疯狂追逐所取代了。希腊进入文明的时候，人类文明已经进入铁器时代。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知识从发达的西亚和北非传入希腊。一方面社会经济在发展，财富在积累。另一方面，社会也日益分裂，于是，希腊人的悲剧人生观就此发生了。这就表现为希腊神话向宗教的演化。奥菲斯教便有了人生是囚徒的观点，认为人的灵魂是自由的，但是，人一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灵魂就囚禁到肉体中了。这样，社会的二元分裂在观念上也反映了出来。希腊人从此有了人格二元化的概念。这就为希腊的哲学和科学规定了基本框架。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逻各斯主义的态度，成为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基本出发点。
第三个阶段僭主或绝对主义君主。在贵族制退化的过程中，贵族利用自己手中的公权力获得私利，这样就使得公权力名存实亡，出现了社会的无序化。在这个无序化的混乱时期，需要一个秩序的创造者。这个秩序的创造者就是代表平民利益的独裁者。这个独裁者就是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僭主，也就是中世纪结束的时候西欧出现的绝对主义君主。僭主的权力是受到平民拥护和支持的。特别是平民中的资产者阶级和绝对主义君主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即共同面临着和贵族寡头们的阶级斗争。中世纪后期，资产者和国王结盟，剥夺了封建贵族和教会的割据权力，实现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和集中，为资产阶级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的集中权力和绝对主义君主的行政权力不同——绝对主义君主的立法权是要受到议会限制的，皇帝拥有统一的权力，可以实行对社会的一元化领导。在每一个王朝的周期内，王权都是可以遏制住贵族的势力的，因此，第一个阶 段的 君主和这个阶 段的 君主是存在于一个政治主体的延续。遏制住了贵族的权力膨胀和社会多元化，也就无需过多的借助资产阶级，从而为资产者推翻自己的统治创造条件。我们发现中 国的 君主可以实现自己政治的连续性，但是 欧洲的 君主却是自我否定的。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说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时候，他就对自己王权的继承不再抱有希望，就更加肆无忌惮的奢侈腐败。
第四个阶段是资产者新贵族的政治统治。在庇西特拉图的专制统治期间，贵族寡头的力量受到极大的打击，把梭伦改革以来的平民主义政治路线推向新的阶段。这样，就在雅典出现了一个局面，即大多数公民享有政治权力。庇西特拉图的专制统治的一大贡献就是为小农和中农的经济生活提供了保护。这就是雅典的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罗马则不同，罗马贵族始终控制着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大权，小农经济被贵族经济所侵夺。因此，在罗马生活着众多的无产者。罗马的百人团中就有无产者的一个，但是无产者一直要受到贵族的压迫。罗马共和国也曾经存在着大量的小农，但是小农的农场一直在不断减少，小农的土地不断地变成贵族的大奴隶制庄园的土地。在雅典，当贵族们需要平民小农参加对外战争的时候，小农的土地就已经获得了城邦的保护。但是，就是在大规模殖民战争需要大量的小农服役的时期，小农也没有获得足够的政治地位，以保护自己的小型农场。当小农服役归来，他的土地就已经成为贵族的了。这就造成了罗马大量的无产者阶级。在罗马，僭主出现的太晚，当格拉古试图实行梭伦和庇西特拉图的保护小农不受兼并的政策的时候，穷人已经没有多少土地了，只有实行更加激烈的变革，即格拉古兄弟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的策略，才可以挽救小农。但是贵族的力量已经很强大，格拉古兄弟的改革遭到失败的打击。从此以后，小农的破产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样我们发现，雅典的政治演进和罗马的存在着区别。雅典的贵族政治退出了历史，资产者新贵族的统治也不稳定，最后走向了全体公民集体统治的民主政治。在罗马旧贵族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他只是对平民的阶级斗争做出了有限的让步，准许平民中的资产者新贵族加入到旧贵族的队伍之中。我们看到罗马的贵族阶级对平民阶级的斗争，也没有获得最后胜利。在共和国后期，平民无产者虽然没有获得土地和生产资料，却因为贵族需要无产者服役不得不给与无产者福利补贴。正是因为罗马的贵族使士兵失去了土地，而不得不实行雇用兵制度，这才为后来的帝制取代共和国，罗马皇帝的专制取代罗马贵族的寡头政治创造了条件。
在百年战争以后，法国和英国因祸得福，由于服从战争的需要，法国和英国最早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君主专制就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护。专制君主的出现削弱了世俗贵族和宗教贵族的地方封建割据，为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国王的权力，进一步地打击了封建贵族的力量。资产阶级的发展是在借助了国王的集权之后获得发展的，资产阶级的发展为其夺取政治统治权力准备了条件。1640年英国的资产者打着民主的旗号，向国王进军。在消灭了贵族阶级之后，资产者再也不能容忍专制君主的统治了。资产阶级实现了阶级统治，对内实行资本主义、对外实行殖民主义，实现了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革命。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展开了不懈地斗争。终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无产阶级获得了普选权和社会福利。
第五个阶段是大众民主制度确立的时期。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阶级分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这样，在无产阶级的对抗下，资产阶级就和它战胜了的旧贵族妥协了。但是无产者的阶级斗争，会越来越有组织越来越有力量。贫富分化造成的贫穷人口永远会多于富裕人口，这样在无产者组织起来以后，就拥有了力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仅仅是对立的也具有可以妥协的条件，这就是在对外的扩张中存在着利益的一致性。资产者和无产者在面对外敌的时候，就会相互妥协，这样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资产阶级就和无产阶级妥协了，无产阶级就获得了普选权。在希腊的雅典，也是在需要平民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时候，资产者对平民进行了妥协。在与波斯的战争胜利以后，雅典作为提洛同盟的首领接受众多希腊城邦的海军税收，同时雅典作为重要的地中海贸易大港可以从海运和商业中获得大量的利润。这时候，雅典在阿提喀半岛的银矿使得雅典铸币成为国际兑换货币。这样，雅典就有了大量的财政收入。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公民就可以脱离生产，通过领取财政补贴参加政治活动。这时，财富的多少已经不是一个人担任高级执政官的限制条件，雅典民主制度这时候发展到高峰。在罗马平民和贵族的阶级斗争也不断获得成绩。保民官克劳狄精心安排，武装了部分城市贫民，在公元前53年，城市无产者第一次获得了谷物施舍，此后接受施舍的人数达到32万。罗马共和国后期，军事将领获得了无产者的同盟，对罗马贵族的势力发动了打击。在共和国变为罗马帝国的过程中，无产者因为拥护皇帝对贵族的专制获得了更多的社会福利。罗马鼎盛时期，虽然没有确立大众民主的制度，仍然实现了对大众无产者的福利制度。
民主政治的建立，使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极大地促进了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希腊哲学和科学的重要特点，就是形式逻辑的发明和创造。建立在逻辑推理之上的哲学和科学，在古典时期，一度出现了繁荣。雅典的民主政治也成为希腊哲学和科学繁荣的重要原因。
最后一个时期是大众民主破产的时期。到博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以后，雅典享有的社会福利也到了最高值，这样，就导致了城邦的财政危机。与此同时，希腊在海上霸权也受到挑战。提洛同盟下的城邦，和雅典的矛盾也不断激化。这样，雅典的民主政治开始走向危机。罗马共和国从来没有形成大众民主的政治，始终受到贵族们的控制。但是，平民无产者和罗马贵族的阶级斗争仍然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贫民无产者虽然没有像雅典的小农一样获得土地，也获得了福利上的待遇。无产阶级和贵族的阶级斗争，为将军们夺取罗马帝国的独裁权力，登上皇帝的宝座提供了机会。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西欧的民主政治发展到高峰之后，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为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提供了社会福利，在就业政策、义务教育、失业救济和医疗保障几个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增加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税收负担，导致经济发展的滞胀。特别是到了70年代末，石油输出国组织控制了主要石油输出国的石油输出，提高了石油的市场价格。石油的价格增长，成为另一颗稻草，压在了骆驼的背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７０年代和日本人铃木大拙的谈话中，就谈到资本家因为利润减少而对投资失去热情的状况。
欧洲大众民主是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后出现的，它建立在殖民主义的基础之上。这种大众民主的崩溃是必然的。大众民主的崩溃，也使整个文明崩溃。断裂型文明缺乏连续性，是由如下几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制约，资本主义开发引起的资源和环境的破坏，造成经济发展的限制；另一个是殖民主义引起的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对外推行殖民主义可以转嫁本土社会的阶级矛盾，同时转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产生的资源和环境的危机，但是在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殖民主义政策就是高成本低效益的。
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缺乏可持续性的发展。它在自然资源的开发方面，缺乏保护性措施。在断裂型文明中，自然不是家园而是征服的对象。这就有一个发展中自然资源和环境承受力的极限问题。当然，资本主义的掠夺性环境破坏，可以通过对外殖民的办法加以缓解。但是，殖民主义也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例如，在近代早期，东方的帝国纷纷走向了衰落。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中国的清朝，在十九世纪都走向了衰落。为欧洲实行殖民主义政策减少了抵抗力量，也减少了成本。这是欧洲获得优势发展的重要条件。我们在别的文明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循环。这个历史的循环实际上是由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限制造成的。当一个王朝发展到繁荣的时期，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人口的增长之间的紧张，也已经发展到了最高程度。人口的增加，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产生的贫富分化等因素，造成了发展中的社会矛盾。这些社会矛盾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因为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而减缓。但是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要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承受力的限制。在特定时代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可以开发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当人口和社会贫富分化等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无法通过自然资源的开发和财富的增长来缓解。于是，阶级矛盾的积累带来了激烈的冲突。原来有的政治秩序就破坏了，贪婪的上层社会在人民战争的过程中辗为齑粉，人口也大为减少。例如，在中国每当一个王朝灭亡，社会秩序彻底丧失，不仅上层社会遭到了重创，而且整个社会的人口也大为减少。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军阀割据，在短短的70年里，人口就从5，600万人减少到1,000万人。唐代安史之乱，在很短的时间里人口减少3,600万人。连续型文明发展的循环节奏，是和资源和环境的限制密切相关的。断裂型文明一方面加重了这种限制，因为追求利润的破坏性开发缺少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所以在连续型文明还可以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时候，断裂型就已经不能再发展了。这就是断裂型需要对外殖民的内在原因。但是另一方面，当殖民主义存在着广大空间的时候，断裂型文明本土的社会阶级矛盾就可以通过海外的利益加以缓解，这样就把资本主义开发带来的人与自然的矛盾转嫁到殖民地去了，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殖民主义可以突破资源和环境的限制，使本土文明沿着自己的途径走下去。通过国王、贵族、资产者到大众民主政治的顺序，不断发展。于是，断裂型文明可以表现为直线式发展，就是因为殖民主义减缓了阶级矛盾的对抗性危机的爆发。
断裂型发展的模式其发展的起点是较高的，因为殖民者占领的是文明发达的地区。而且因为其文明发展程度低，所以它就产生一种水流就下的效应。希腊文明接收了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已经发展了上千年的文明成果，在短时间内消化吸收为自己的东西，这本身就了不起。不仅如此，由于吸收消化了大量的文明成果，也激发了希腊人的创造热情。被欧洲人称之为古典时代的希腊是如此，在近代的西欧也是如此。那种认为是欧洲人凭空产生了现代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说法，是错误的。日耳曼欧洲人，经历了中世纪的文化黑夜，也在那个时期，接受了从近东伊斯兰传播来的哲学和科学以及从远东的印度和中国传播来的科学技术，才有了后来的文艺复兴和现代科学的革命性发展。但是断裂型文明的发展没有连续性，并且最后都要走向“历史的终结”。归根结底，是因为其文明发展是建立在殖民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而殖民主义是不可持续的。希腊、罗马、现代欧洲的殖民主义，都不能够持续下去。原因是，殖民主义的掠夺会引起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殖民地人民一旦苏醒过来，就会爆发强烈的反抗力。因为，殖民主义的侵略，在掠走了殖民地的财富的同时，也武装了殖民地人民促使其反抗。
罗马人把自己的统治向西欧和北欧推进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正是他们自己教会了日耳曼人如何使用武器。同样在东方，殖民主义的边疆也停止了扩展。罗马帝国的经济是奴隶制经济，意大利半岛上到处都分布着奴隶主贵族的大庄园。大部分奴隶是战争的俘虏，很少一部分是奴隶结婚生育的。随着殖民主义失去了开拓新边疆的动力，奴隶的供给就大为减少。这样就极大地影响了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罗马帝国周边的国家和民族，从罗马侵略者那里学会了战争，罗马的殖民主义扩张就遭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抵抗。而在这个殖民主义扩张走向停滞的时期，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也发展到了高峰。贵族和平民的阶级矛盾之所以能够缓和并达成妥协，就是因为他们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这个共同利益是罗马共和国对外的殖民主义带来的。当殖民主义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收益越来越小的时候，贵族和平民的相互妥协和联盟就失去了基础条件，于是贵族和平民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就无法妥协。于是出现了内外交困——殖民主义破产，奴隶制的经济社会制度也破产了。
希腊雅典的平民在雅典的殖民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平民因此可以摆脱生产劳动，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而当从海外获得的利益骤减以后，民主政治所建立的社会福利制度就压垮了城邦的财政。这时候，富有的贵族和一般平民就产生了无法解决的矛盾。贵族在博罗奔尼撒战争失败以后，就试图废止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他们看来雅典的政治是没有头脑的暴民的政治。苏格拉底并不反对民主制度，但是因为他指责平民的行为而被判为死刑。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这个国家的设计，就是柏拉图找到的摆脱雅典民主制困境的药方。
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无产阶级大多数获得了普选权和社会福利制度。到了70年代末，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立，使得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大为飙升。海外殖民利益的减少，也造成了欧州、美国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财政危机。70年代末，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就是在海外殖民利益大为减少的情况下发生的。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资本的自由化和社会福利的削减。这样就导致了有产者阶级和一般平民的矛盾冲突。法国、德国到处蔓延的郊区平民的骚乱，就是平民对削减福利和失业表示的不满和反抗。911事变发生后，基督教文明的世界就再次面临着外来的威胁。伊斯兰人口的膨胀和伊斯兰国家的兴起，对在世界推行殖民主义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潜在和现实的威胁。显然，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的维持和其财政上的内外债的交困是相互关联的，二十世纪末的新殖民主义，其成本越来越大，内外交困的局面已经出现。
资本主义是断裂型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上述五个阶段的第二个阶段出现的。当君主制被贵族制取代以后，贵族寡头们的政治多元化，导致了国家权力的弱化或消失，于是大众平民就失去了 国家和 君主的保护，贫富分化因此产生，其中多数人政治经济权力便被侵夺，成为贵族寡头们的奴隶或农奴。也有少部分平民，在贫富分化的过程中，借着贵族寡头利用职权瓜分共有财产的机会，发展起来，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资产者阶级。资本主义就在这些平民阶级出身的资产者取得发展以后才形成。这时贵族阶级已经把他们的世袭权力转化为财产，资本主义政治原则也和贵族阶级的利益没有很大的违背。于是，为了缓和贵族与平民阶级的利益矛盾，平民中的资产者和贵族阶级就可以达成妥协，从而实行资本主义政治原则。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诞生。“资本主义”使资产者成为新贵，和转型而来的贵族结合为一体。在这个过程中，旧贵族就逐渐为新贵族所取代。贵族与平民的阶级斗争就为资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的斗争取代了。
在典型的连续性文明，如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就从来没有产生过。统一天下的君主拥有高度集中的权力，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力 包含着 君主私人的利益，却造成了公权力的具体化。断裂型文明从来没有形成过具体化的公权力，其公权力是抽象的，在确立公权力的过程中，必须要对具体的权力加以否定。所以，孟德斯鸠说， 欧洲的 君主也是法律限制下的君主，君主权力很大，但是也是有限的，不能代表国家的最高权力。因为， 欧洲的 君主不是公权力的具体化，所以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私权力。这样，就会产生君主自己对自己的否定。 欧洲的 君主在法律管不着的时候，就会贪淫无度，没有道德自觉。欧洲中世 纪的 君主，不代表公权力，主要是说，他们不代表大众平民的利益，更不用说公权力的具体化了。因为存在着具体化的公权力，所以在中国，集体和国家利益的主体地位就获得了保障，因此就没有形成欧洲断裂型文明的私权的绝对化，因此，也就不会出现资产阶级。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发生不是普遍现象，而是具体的和有条件的。在其它文明中也存在着欧洲资产阶级的对应物，但是却不存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的条件和机会。我们把欧洲历史中形成的一些概念用到中国历史，就会造成对中国历史的错误理解，从而对中国历史的真实面貌视而不见。
如果我们因此而断定只有断裂型文明才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化阶段，那么我们就获得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这个坚实的立足点把握到了事情的根本，把握了事务内在的本质。这在方法论上是一个创新，是一个革命。
我的这个关于资本主义的新定义，有两个方面的根据。一个是实践方面的根据，另一个是理论方面的根据。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国家实力和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前列，其根本的指导思想就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资本主义不等于现代经济，现代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并不必然是资本主义的。现代经济的发展，既有欧美的资本主义模式，也有中国的模式，前者是资产阶级支配国民经济的发展模式，后者是国家依据民主政治原则指导资产阶级发展经济的模式。简单的说，一种是金钱支配权力，一种是权力支配金钱。可见资本主义是一种政治原则，并不等于现代市场经济。
无独有偶，我们发现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不仅发生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也在学术领域发生了，二十世纪60、7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兴起，其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华勒斯坦等提出了对历史全面观察的整体史学的概念，因此也形成了崭新的更加全面的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布罗代尔认为：
“我现在总结如下：有两种类型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竞争性的、几乎是透明的；另一种是高级的、复杂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两类活动的机理不同，约束的因素也不同，资本主义的领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类活动，而是第二类活动。我并不否定可能有一种既狡滑又残酷的明火执仗的乡村资本主义。莫斯科的达 林 教授对我说，列宁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若一旦将自由归还给乡村市场，它便能够发育出资本主义的整棵大树。我也不否认存在着由店主们实行的某种微型资本主义。格申克隆认为，真正的资本主义脱胎于此，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力量对比可能成形并且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层次。但是，归根结底，初始的资本主义铺展、显示力量、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地方是社会的上层。只有在巴尔迪、雅克•科尔、雅各布•富格尔、约翰•劳或者奈克尔等家族的高度上方可探索并或许能了解到什么是资本主义。”
因此，资本主义只是寄生在市场经济之上的。“资本主义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然而，没有社会的积极协从，其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它必然是社会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政治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一种文化现实。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全社会必须以某种方式，带着或多或少的清醒意识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当然，情况并非一贯如此。”
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支配经济和政治，就是资产阶级通过支配政治而获得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这是在过去和现代都可能发生的事情，中世纪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17世纪的荷兰，英国革命以后的英国，法国革命以后的法国，就是资产阶级获得政治支配权的状况。只要资产阶级获得了政治权力，就可以对经济生活实行垄断。
“现代国家并没有造就资本主义，而是继承了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时好时坏。时而允其扩展，时而断其生机。当资本主义与国家趋同，当它即是国家之时，便是它得胜之日。在资本主义第一个大发展阶段，在意大利的城邦中，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掌握政权的正是财主中的佼佼者。在十七世纪的荷兰，摄政贵族为了生意人、批发商和出资者的利益，甚至根据这些人的指示来统治国家。在英国，1688 年的革命标志着工商界的登基，如同荷兰一样。法国则晚了一个多世纪，经过1830 年的七月革命，工商资产阶级才稳稳当当地主了政。”
布罗代尔还研究了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资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其财富积累的规模和速度不断增大，最后获得政治主导权，资本主义也就产生了。
“如果你们注意研究一下这些渊源流长的家系，注意一下慢慢积累起来的家产和荣誉，你们就差不多懂得了欧洲是如何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封建制度是领主家族分享基础财富——土地财富——的一种持久的形式,即一种在其结构中的稳定的秩序。‘资产阶级’，延绵几个世纪，寄生于这个特权阶级，贴近它而又反对它，利用它的错误、奢侈、游手好闲、缺乏预见，经常用高利贷的办法，夺取了它的财产，最终钻进它的行列，然后融合其中。一批资产者这样干了，另一批再接再厉，发起冲锋，重新投入同样的斗争。总之，寄生是长期的：资产阶级为了养肥自己而摧毁统治阶级，在这方面他们决不会罢手的。但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是缓慢的，具有耐心的，其抱负的实现由子孙相继努力，子传于孙，孙又传子，无休无止。”
“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进程的推动者，是日后成为资本主义的牢固的等级制度的创造者和利用者。在实际中，为了确立其财富和势力，资本家们轮番或同时依靠商业、高利贷、远程贸易、官府和土地。”
资本主义的产生，或者说资产阶级获得支配政治的权力，不是无条件的。布罗代尔认为等级制度的存在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条件：“资本主义需要有一种等级”，“资本主义并没有创造各种等级制度，它只是利用这些等级而已，正如它并未创造市场或消费一样。”“资本主义的推进与成功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它要求社会秩序有某种安定，要求国家政权的某种中立，或某种宽容，或某种殷勤。就在西方本身，这种殷勤讨好的程度也有差异：由于广泛的社会原因和历史的原因，譬如与英国相比，法国一直是一个更不赞同资本主义的国家。”
但是不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能够走向资本主义：“在另外的社会环境中，政治等级制度能够压倒其他的等级制度：中国的明朝与清朝便是如此。”像列宁所指出的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地自发的和大批的产生资本主义的危险，并不是在哪里都会有的。这正是书斋中的布罗代尔和实践家邓小平对经典作家理论的发展之共同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中国开创新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指明了道路。
“在中国，向我们提供的不完善的统计留下的印象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机动性较欧洲更大。这倒不是因为拥有特权的人数相对更多，而是社会的构成远不如欧洲稳定。科举是敞开的大门，开放的等级。虽然这些考试并不总是在绝对公正的环境中进行，但社会各界皆可应试，比十九世纪进西方名牌大学不知方便了多少倍。科举打开了通往高官厚禄之路，实际上是社会游戏的重新分牌，是恒定的New Deal( 新政，新的分配局面) 。晋升至顶峰的官位从来都是暂时的，弄得好，最多也不过是终生受用。他们在任时所敛之财很少能够奠定一个在欧洲称得上的大家族。再说，过分富有，势力过大的家族定将受到国家的怀疑。在法律上，国家是土地的唯一拥有者，只有国家有权向农民征税，对于矿、工、商企业看得很紧。尽管商人与腐败的官吏在地方上共谋，中国的国家政权从来都毫不懈怠地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伸展。每当资本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成长之时，它最终就会被可以称为极权(totalitarian ，该词并非当今理解的贬义) 的国家所制服。”
断裂型文明的欧洲在过去的历史中形成的知识观，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人格概念基础之上的。二元人格，是一种分裂人格，它强调人的精神理性与肉体感性是彼此对立的。这种对立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分离。这个精神世界和肉体世界的分裂对立，不过是社会阶级分裂对立的表现。由于社会的分裂对立，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才享有政治经济权力（自由），例如，中世纪的欧洲，只有国王和教会及世俗的封建主阶级才是国家的统治者阶级，被统治阶级不能参与政治。不仅如此，被统治阶级和国家是根本对立的，国家并不体现他们的意志和愿望。在中国很早就形成的民本主义思想，强调 国家和 君主是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因此 国家和 君主的主要责任就是要抑制中产阶级的过分膨胀。中世纪 欧洲的 君主并不代表农奴的利益，因此它也就不能够对封建主的权力扩张加以抑制。最终结果，就是，封建主越来越独立和自主，形成了地方割据。在中国，社会演化是一个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循环，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大同世界的理想就表现了出来。在欧洲文明史上，由于社会公权力的具体化无法实现，实际上就打破了这个循环，分权机制形成了，却失去了中央集权的恢复机制。因此，公权力就没有具体化的机制，只能就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表现为欧洲文明独特的法律至上的“法治”秩序。这个法治秩序建立在一个僵化的对立基础之上，即建立在自由与奴役的分裂对立之上。凡是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力的人就是自由人，而反之不能享受的，就是被奴役的。因为公权力不能具体化而形成的法治秩序，虽然为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服务，但是法治秩序因为其抽象性，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就表现在，欧洲社会的历史演化，虽然是一次次阶级斗争造成的断裂，但是这个断裂，仍然不是绝对的，其本质上也存在着不自觉的连续性。这就是法治的抽象连续性。正是因为公权力没有具体化，才有了公权力的抽象性和相对独立性。我们发现，在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演化过程中，存在着法律规则的逻辑上的继承。法律保护的自由权利，最初只是君主和贵族可以享有的，实际上是他们二者权力对立而互相妥协的结果。随着平民阶级对贵族阶级的斗争走向组织化和自觉，贵族阶级不得不向平民阶级妥协。贵族阶级和平民的阶级斗争，会为君主从贵族阶级手中夺取权力创造机会。希腊、罗马的僭主、近代早期的绝对主义君主都是在平民阶级向贵族阶级展开斗争的情况下，君主借着壮大的平民阶级力量而有了对付贵族封建主阶级的能力。一旦平民阶级和贵族阶级在资本主义政治原则下达成妥协，国王的绝对主义统治就失去了支撑，从而王政在完成其历史任务以后就退出了舞台。但是，贵族阶级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平民阶级的胜利也是有限的。资本主义政治原则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起来的，资本主义政治原则，最好的体现了一个阶级妥协的性质。贵族阶级除了极少数没有实现自己手中的权力的资本化，大部分已经从世袭贵族权力的拥有者演化为拥有财富的资产者。虽然这些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贵族特权，但是在大势已去的时候，贵族阶级中的大多数在把自己手中的特权变为资本财富的经济权力以后，会接受资本主义政治的原则。因为平民阶级没有世袭政治权力，他们在为世俗的和宗教的封建主服务的过程中，获得了经济力量，因此，他们自然愿意以资本主义政治原则来取代政治权力世袭的原则。这就是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妥协的基础。这种妥协就使得原来只 能有 君主和贵族才能享有的政治权利，扩及覆盖到平民阶级中的资产者身上。也就是因为资本主义政治原则排除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我们才说资本主义政治原则是平民阶级阶级斗争的有限成果。但是，随着殖民利益的增加，也随着平民阶级因为阶级团结而变得力量强大，特别是在断裂型文明殖民主义扩张对兵役的需要面前，资产者阶级不自觉地把无产者和一般平民在军队和其它组织中组织起来，这就为大部分平民争取自由权利创造了机会。民主政治就是把法律保障的自由权利扩展到一般平民的政治，它和贵族政治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最高公权力的抽象性没有改变，“法治”秩序没有改变，我们可以在民主政治的法律中找到贵族政治时代法律的一些原则和观念内核。虽然欧洲的意识不能自觉到这个连续，但是这个连续是存在的。只有看到了这个连续，我们才明白东西文明的相通相补，才能认识被欧洲断裂意识遮蔽的事情的本来面貌。西方意识因为是人格分裂和社会对抗的结果，所以就不可能把握到西方社会自己的演化规律，也发现不了自己历史的连续性。东西历史的连续性是一致的，只是表现不同。在中国的公权力可以具体化，即表现为统一 国家和 君主的权威，所以才有了一个以贯彻代表大众利益的集中权力为核心的集权和分权的循环机制。而欧洲却是一个变体的形式，它因为社会分裂和意识分裂而打破了集中权力和分权的循环，从而确立了一个僵化的分权机制，这就为社会阶级冲突创造了条件，其结果就是自由权利从国王、贵族向平民阶级的扩及，造 成 君主制、贵族制向民主制的过渡。
我们因为有了上述的认识，才有能力对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真实情况有符合实际的考察。在下面的具体描述中，我们会把上述认识进一步加深和扩展。
在本小节我们探究的是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上述认识的变化，所以我们和以往的探讨有所不同。我们的研究突破了欧洲学者把资本主义神秘化和绝对化的思维模式。我们把资本主义限定到资本主义政治原则上来。而欧洲的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是肯定的，并且把资本主义等同于自由贸易，因此我们说，自由主义是从交换关系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则是从生产关系来看待资本主义。我们在这里实现一个转换，认为资本主义首先是人与人的政治和社会关系，它彻底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封建和血缘关系纽带，从而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治原则。因此我们是突破了欧洲社会科学的经济决定论或者欧洲特殊论的框框，而达到了对事情本身的认识。我们不否认，交换和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的存在，但是那不过是人与人的资本主义关系的表现。实现了一个这样的转换，为什么就符合实际了呢？这就打破了一个对资本的拜物教迷信。自由主义把资本在经济交换中的作用，神化为能够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看不见的手”，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剥削无产者从而带来人的异化的观点。这都是资本拜物教的表现，实际上交换和生产领域的资本主义都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表现。西方自由主义和西方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者，之所以形成那样的理论模式，是和欧洲走向现代社会的特殊经历相关的。那就是因为，在欧洲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经济阶级，即市民阶级。在中世纪封建社会中，这个阶级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直到最后才推翻了封建制度，而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
我们能够突破这一点认识，是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探索分不开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必然和现代市场经济结合为一体。市场经济不止一种，欧洲只是一个特例而已。道理很简单，既然分权制衡的资本主义政治可以领导和发展经济，那么党领导体制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可以发展现代经济。另外，资本主义也不和现代生产必然地结合为一体。经济落后地区的俄国、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就不是依托资产阶级来发展现代生产力，而是依靠社会主义和国家管理来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最大创新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和市场来发展经济，从而把市场和资本从资本主义手中解放出来。从这里我们看出，市场交换、自由贸易、现代生产力，都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是一种人格结构，是人与人关系的模式，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
明确了上面的观点，那么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就有了深入地认知。我们把资本主义政治原则的确立作为资本主义起源的标志，那么我们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思路就明确了，我们的工作就是一个过程的考查，资产者阶级怎么样成为一个经济的阶级，又是如何壮大而成为政治的阶级？
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的成长过程，是我们探讨资本主义起源的主要内容。我们的研究思路是把西欧的现代转型和东亚、东欧的模式加以比较，从而获得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独特性的认识。
西欧的资本主义是独特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历史条件在罗马帝国公元5世纪崩溃以后逐渐形成。罗马帝国的东部和西部的社会结构是不同的，西欧是典型的罗马社会，是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上发展形成的。罗马共和国和希腊城邦政治的主要不同点就是，罗马共和国的贵族元老院拥有的政治职能阻止了平民阶级的政治权力的获得，从而造成了平民阶级无法摆脱的经济地位不断被削弱的命运。雅典在梭伦改革以后，逐渐确立了民主制度，制止了社会贫富分化，因此保护了大量的小农场主的财产。但是，罗马共和国却使大多数平民小农失去了土地，成为城市无产者。这样在罗马本土和西欧高卢地区，就只有大奴隶主的庄园存在。东部欧洲例如东罗马帝国，特别是希腊语地区和西亚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小农经济。这种社会结构的不同导致了后来不同的历史发展。到了罗马帝国对外殖民扩张的成本越来越高，并且罗马帝国越来越衰落的时候，东西部的经济就发生了对比性的变化。西部大奴隶主庄园，是由殖民侵略产生的大量奴隶来支撑的。当殖民扩张受到阻遏以后，大奴隶主庄园就失去了奴隶的来源，因此，罗马帝国在西欧的经济就走向衰落。而东欧部分由于小农经济并不单纯依赖奴隶们的劳动，所以就成为帝国的经济中心。最后，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把首都迁到拜占庭。
罗马帝国和中国的汉朝同时，汉代王朝强大以后，给予北方的匈奴以沉重打击。匈奴被迫西迁，并且来到欧洲大草原上。匈奴骑兵是战无不胜的，很快在北欧大平原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这就训练和武装了日耳曼人各部落，使他们能够突破罗马帝国在西方的防线，并最后占据罗马帝国在西欧的土地。罗马帝国在西欧的灭亡，使得原来只能依附于罗马帝国皇帝的罗马大主教获得了独立的机会。罗马天主教会保留了罗马帝国的文化基因，落后的日耳曼人为了接受和继承罗马文化，就不得不接受了基督教。这样特殊的历史机遇，造成了西欧的特殊文明条件，这就是在中世纪，西欧形成了基督教会和世俗政治力量的二元对峙。正是这个二元对峙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这个教会和王国的对立，造成了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的分裂。这个分裂就使得在中国文化中存在的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合二而一的大一统权威消隐了，从内在的具体化变为超越的抽象统一，也就打破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中国式的循环。因此，我们说这个权威分裂，导致了欧洲社会的结构和演化进程的歧变。
首先考察一下这个权威分裂对西欧特殊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影响。权威的分裂导致了社会的多元化，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形成就是权威分裂的结果。日耳曼人进入西欧之后，实行了分封制度以实现对军事占领地区的统治，国王分封贵族，大贵族分封小贵族。在分封制度实行的早期，国王可以收回向贵族分封的土地，因此王权还可以伸展到贵族的领地。但是到了后来，王权衰落，贵族可以对自己的领地实行世袭的统治。这就造成了封建制度下政治多元化的局面。造成这个局面的强有力因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强大的教会的存在。教会的存在削弱了国王的权力，教会虽然是精神权威，但是这种权威也是通过世俗的利益和力量体现出来的，这就必然会削弱王权。贵族和教会结合起来，就可以对国王施加压力逼迫后者让步。德国皇帝亨利四世受到教皇绝罚的处分之际，贵族封建主们就拒绝服从皇帝对他们的封建权力，逼迫皇帝向教皇负荆请罪。教会在中世纪向世俗权力的扩张，极大地削弱了封建王权。第二个因素是周边民族的入侵。当周边的游牧部落和强盗出没西欧的时候，王权衰落，不能领导统一的武装力量，抵御萨克森人、北欧诺曼人、匈牙利人的武装掠夺。这就为封建贵族建立自己的封建割据制造了机会和借口。封建贵族们自己建立了封建城堡保护自己，也建立了自己对名下的贵族庄园和农奴的司法和行政权力。中世纪的欧洲实际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社会各方面不得不享受没有保护的自由——自己保护自己的自由。
贵族和教会的力量相对扩张，造成王权的衰弱，对于商人资产者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坏事就是缺少保护，经济财富的积累不得不在强盗掠夺之后从头再起。最初的商人是从贵族庄园逃出的奴隶。这些商人获得了没有保护的自由，和流浪的犹太商人处境相似，他们在和犹太商人交往的过程中，向犹太人学习经商的知识。汤因比就说没有犹太人做老师，日耳曼这些野蛮人是不会走向资本主义的。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保护，也是一件好事。这就要商人结成为阶级团体自己管理和保护自己。在商人还没有在城市里建立自己的据点以前，商人就学会了全副武装和结成团队，以减少长途贸易中的风险和损失。当商人资产阶级通过向贵族或国王赎买并建立了城市据点以后，商人在自己的城市里就建立了城市的政治法律制度，实现了自我保护和自我治理。正是这一点，使得欧洲的商人区别于中国和印度的商人。中国的商人和西欧的商人正好处境相反，中国商人由于活动在大一统帝国广阔的土地上，受到国家的保护，可以方便地利用大一统国家带来的广大区域的和平市场来发财致富。但是，中国商人也因此依赖于国家，从来没有形成自治的力量和组织。因此，在中国政治腐败而走向灭亡过程中，资产者就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发展独立的力量，取代国王的统治，而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相反，中国的资产阶级具有依附性，当君主政治走向崩溃的时候，资产阶级也 成为 君主的陪葬。
权威的分裂，也造成了欧洲历史演化进程中的特点。从查理大帝的法兰克王国被其继承人分裂为三个国家以后，王权就日益遭到削弱。在王权削弱的过程中，出现了教皇世俗权利的扩张，和从王权向贵族阶级议会政治过渡的局面。随着教会的世俗化，资产阶级和城市经济日益活跃。资产阶级的发展，苏醒了民族意识，这就造成了向贵族阶级和教皇挑战的资产阶级和国王的联盟。王权在一度衰落之后走向复兴，民族国家取代了封建国家。资产阶级之所以日益发展，就是因为资产阶级善于利用中世纪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国王和教会的矛盾，审时度势发展自己。在教皇世俗势力扩张的时候，资产阶级成为教皇的收税员和财务主管，趁机获得了最初的资本积累。而当教皇成为资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之后， 资产阶级就和国王结合在一起，因为只有国王才能为资产阶级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资产阶级和国王的联盟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而教会和贵族阶级的实力就遭到削弱，最后就退出了政治舞台。
西欧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并最终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构成了中世纪历史的主线。资产阶级产生于中世纪王权衰弱和封建庄园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在教皇革命时期逐步成长，在王权再度复兴的时候发展壮大。在这个资产阶级发生发展的过程，我们看见了中世纪西欧的意识从神圣到世俗的转化。这个转化是神权发展到极端而走向了对自己的否定的另一极端的全过程。但是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背后，仍然是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着的连续性，那就是这个转化没有改变的二元化人格结构。我们在这里，将有意识地把我们的叙述转向历史的连续性上来，以揭示其中隐藏的秘密。资产阶级不过是教会教士的替身，资产阶级的世俗政治不过是基督教教会政治的变形和演化。这就是说西欧的人格结构和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只是从其二元结构的一端变为另一端。即极端的精神对肉体的压抑到极端的肉体欲望对精神的压抑。
资产阶级在公元八世纪到十一世纪期间开始萌芽，最初的资产者是流浪商人。这期间庄园制度已经占据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王权衰落，社会经济也从极端的萧条开始复苏。城市在这个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商业活动。已经变成了农村的一部分。最初的商人是从庄园中逃出来的农奴，是一些自由到没有任何保障的流浪汉。因此，他们的商业活动是风险和利润都可能很大的长途贸易，这些风险和利润，使他们冒险和强盗打交道，甚至经常参与强盗行为。因为他们的自由是既没有保护也不受约束的自由，他们的自由虽然和基督教宣扬的彼岸自由性质不同，却又是十分相似的“绝对的性质”。王权的衰落和封建贵族的地方割据，使得城市经济萧条，也使得城市成为王权和贵族庄园形式统治的边缘地区和权利薄弱环节，使得资产者阶级可以在城市获得自由人的身份。
“西欧当时是一个王权非常虚弱的时期，法律和管理体系也是非常不健全的。如果说社会各阶层以土地为基础形成了相对比较紧密的链条，但土地之外的地域确实控制的非常松懈，这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在当时西欧的城镇中。城镇因为缺乏经济功能所以被长期忽视，社会的法律所管理的也往往是土地和农业生产，而对城市和商业并没有系统的法律管理体系。可以说，当时的城镇形同于‘多余的存在’。……正因为法律照顾不到他们这些多余的人，他们才能够保持和发展自己的自由身份；正因为社会的管理照顾不到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的城镇，他们才最终会在不剧烈触动原有的庄园制度的情况下找到立足和开拓的空间，并以此空间为基地，积蓄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影响，并成长为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后来的历史进程也可以表明，西欧兴起的商业力量并不是‘革命性’地改组庄园经济，而是通过在这些社会统治最薄弱的地区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并最终使得庄园经济黯然失色，从而主动地改变了自身”。
和东方王权强大形势下的资产者比较，西欧的商人资产阶级在中世纪早期力量太弱，发展的条件太差。东方的资产者，在强大的王权的保护下，极易发展，只要和官方合作，就可以在短时间里取得较大规模的财富积累。但是，这种王权保护下的迅速发展也受其限制。王权的强大阻止了资产者作为经济的阶级力量走向政治的可能性。王权为了维护自己统治，必须阻止任何带来社会分裂的力量的发展。而资产阶级的发展，在没有王权限制的条件下，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分裂和对立，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在资产者产生以后，资产者就出现在西欧历史的每一个事件之中。虽然，资产者并没有唱主角，然而他们的每一次出场都表现得十分出色。资产者出生的时代，正是王权衰弱庄园制经济占垄断地位的时候。那时，教皇的权利发展到了顶端。教会是精神权威，它反对人们追逐经济利益，但是为了扩张自己的世俗权力，教皇成为当时最富有的封建主。教皇世俗权力的扩张，直接原因是国王力量的衰落。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为封建庄园制度的出现，失去了对帝国的支配力量。在加罗林王朝时期，国王查理于公元800年在圣彼得大教堂接受教皇利奥三世的加冕，被尊称为“奥古斯都”。他也继承了罗马帝国皇帝对教会行使的权利，对教会选举教皇的过程干预和控制，并且有权批准罗马教士和人民选举的教皇，有权任命主教和有权召集宗教会议。但是，随着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皇帝已经有名无实，不再拥有支配帝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这就为从9世纪的尼古拉一世开始到卜尼法斯八世止的教皇争取支配世俗权力的“教皇革命”创造了条件。教皇的努力取得的一个最重要成果就是，使教皇的选举摆脱皇帝的控制。1059年，拉特兰会议宣布教皇的选举大权归属枢机主教团会议。然而进一步，要使教会的主教和修道院摆脱王权或世俗封建主，却遇到了困难。教会实际上是封建体系的组成部分，教会拥有的土地，包括主教和修道院的封建庄园都是世俗封建主授予的，因此，主教和修道院长必须向封建主或国王宣誓效忠，并且有义务提供作战的军队和一定的贡奉。教皇要收回对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授职权，就受到了国王和封建主的抵制。有一位教皇曾认识到问题的实质，除非教会放弃一切世俗的赠予，放弃国王给与教会的土地，就难以摆脱国王和世俗封建主对主教和修道院长任命的干预。
教皇的权利扩张在格雷戈里七世和英诺森三世时期达到了顶峰，格雷戈里曾经宣布剥夺皇帝亨利四世的君权，使后者不得不穿着罪人服装一连三天站在雪地里，祈求教皇的接见。英诺森三世时期，教皇的权力到达顶峰，他在教会内已经大权独揽，他有权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长，调动主教职务，乃至撤免其职务。不仅如此，英诺森三世还干预皇帝的选举。他支持奥托四世，后又废黜了后者，把皇冠送给弗里德里希二世。英国国王拒绝承认教皇任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教皇就要发动十字军攻打他，后者不得不接受。
教会世俗权利的扩张，可以从教皇的财政收入看得出来。在当时支持王权的税收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商业交往也没有形成覆盖较大区域的银行系统的时候，教会的财政系统、税收系统和货币交换系统是覆盖西欧整个区域的唯一完善的系统。资产阶级的银行系统，就依托了教皇的税收和财政的需要而在整个西欧建立起来的。
“从13世纪开始，教皇开始选择几家商行作为自己的御用银行，存入自己的财政收入，并随时命令这些银行支付大宗开支。如卜尼法斯八世把其财政的经营管理包括接受钱款、给枢机开薪、给教皇内府开支及其它支付业务，托付给四家银行：佛罗伦萨的莫齐、弗兰泽斯、和斯皮里及皮斯托亚的恰尔伦提。
“在13、14 世纪，教廷遍及欧洲的财政网络把分布于欧洲各地的金钱集中于当时已较为发达的意大利。 ……每位教皇仍能积累起100余万金佛罗林的资金。这样，在意大利这个狭小的半岛上，由于教皇的财政势力而出现了巨额的货币财富积累。……许多西方史学家都曾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意大利各家族银行的罗马分行的资金最为充裕，能够不时向分布于各地的其它分行提供援助。……13世纪上半叶，塞耶纳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城银行承办了教皇的财政业务，塞城因支持德皇而与教皇交恶后，教皇没有过多的斥责，只是将其基金转移到佛罗伦萨，仅此一招即使塞城所有银行在1260年底倒闭或陷于绝境。1298-1326年18家意大利银行倒闭，都不同程度的与教皇博尼法斯八世倒台、教廷迁居阿维农相关。教廷的财政力量，由此可见。当时的银行业与工商业活动是息息相关的，如佛罗伦萨的银行业就与其羊毛贸易密不可分。美国经济社会史专 家汤普逊 教授指出，如果说羊毛贸易以其利润促进了足量资本的积累并使之能够投入贷款业务，那么银行业的利息和利润就有助于提供基金，以便于阿尔诺商人和实业家得以购买巨额羊毛和织物，得以建立雇佣上千工匠的大型工场，并使佛罗伦萨在羊毛贸易中独占鳌头。教廷的资金通过这些银行家之手已流入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因此，我们可以说，教廷使全欧的金钱流入意大利，积累了资本产生所必需的货币积累，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形成，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德国学者鲍尔说，‘没有教廷就没有早期的资本主义’”。
汤因比把中世纪基督教看作是现代文明的孵化器，认为现代世俗文明就是基督教世俗化的结果。我们看到正是教皇的世俗权利，它的超过德国皇帝、法国国王、英 国 君主的世俗权利，使他能够在整个西欧基督教世界征收各种税收，并且积聚了巨大的财富。正是这个巨大的教会财富，哺育了弱小的资产阶级。覆盖整个西欧的国际金融体系，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步骤，就是商人利用教会的保护，利用为教皇收税转帐的机会而建立起来的。我们在以后的历史中发现这个系统和教会的功能何其相似，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家的全球金融系统，就是另一个教会，一个世俗教会。今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不是世俗化的教会还是什么?
到了中世纪后期，教皇的世俗权力，受到了新近兴起的法国、英国王权的挑战，再也不能维持自己向世俗权利的扩张。中世纪早期的皇帝，在庄园制度确立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对王国的实际支配力。但是，在中世纪后期出现的新的王权，如法王和英王，在他们一步步建立起崭新的文官系统，税收系统和强大的雇佣军队以后，教皇再向他们宣布教皇的权力高于世俗国王的权力，就不合时宜了。卜尼法斯八世效法前任，向世俗权威发布“一圣通喻”，指出教会高于一切世俗权利，并且禁止国王封建主向教会和修道院的地产征税。这就惹恼了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英王爱德华一世置教皇的法令于不顾。法国国王菲利普公然干预教皇选举，并且把新选举的克莱门特五世和教廷迁到阿维尼翁，开始了教会史上的“巴比伦之囚”。
教会在从阿维尼翁回到罗马以后，又经历了教会分裂和宗教会议专断等事件，教会的世俗权利日益受到削弱，教皇也没有能力从英国、法国获得大额的税收了。但是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前夕，教皇更加贪婪，极尽奢侈之能事。教皇利用卖官鬻爵和发行国债来取代失去了的税收。其结果是，教皇的财政越来越操控于商人和银行家之手。教皇的选举受到银行家家族的操控，教会各种官职也都落入了银行家家族。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和德国的富格尔家族都成为产出教皇的家族。
“商人、银行家等资产者通过购买教廷的官职而把持了教廷的各部门，通过购买国债而掌握了教廷的经济、财政命脉。他们不仅参与管理教廷的各种事务，也出任教廷银行家、圣库贮存总监（为发行国债而新设的一个重要部门）和包税商，近代早期的教皇财政运行已完全依赖于他们。在16世纪，这个阶层逐渐与罗马教士阶级融合，建立起某种宗教财阀的统治。第五次特伦特公会对教廷全面改革，建立了15个监督委员会，其中国债委员会、卖官委员会以及负责教皇国各种事务的善治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等6个专管俗务的团体的基本成员就是这些财政寡头，他们有权向教廷提出各种财政方面的建议和意见，并参与财政政策的制定。从16世纪中叶开始，这些家族被教皇晋升为贵族，出任教皇国的伯爵、大 公甚至 君主。这些新贵受封的时间主要是16世纪最后20年和17世纪最初10年。在这三十年里，产生了一个稍后被称为罗马教廷贵族的阶层。这一阶层大多是来自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等地的商人、银行家集团。……与14世纪阿维农教廷的情势相比，阿维农的寡头集团由一批不具有世袭性质教士官僚集团组成，他们知道自己执掌政权的时间有限，但反宗教改革时期的财政寡头则由一个商人银行家阶层组成，他们向罗马乡村扩张势力，变成了一个有钱有权并有地产的贵族集团，并永久地执掌教廷的官职和财政。鲍尔也认为，16、17世纪取代中古罗马封建贵族的优势地位的是一个以教皇银行家为核心的阶层。”
资产阶级是教会世俗化的产物，教会的灵肉冲突的二元化人格内在的包含着向自己对立面过渡的变化趋势。
如果说资产阶级的诞生和发展与教会的扩张分不开的话，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壮大就和王权的兴起是同一个过程了。
中世 纪的 君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他名义上是上帝指派的世俗最高统治者，他的意志并不取决于臣民的意愿。君主只属于上帝一个人，他只为上帝服务。……但是君主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却因为教会的存在而变得黯淡。在教会的权力理论中，教会的权力要高于世俗的君主。它宣称一切君王应亲吻教皇的脚，教皇可以命令臣民控告他们的统治者，教皇有权解除人民对邪恶的统治者效忠的誓约。不仅教会的扩张，削弱了君主，而且封建庄园制的确立，也使得君主成为自己采邑上的地主，其司法和经济权利为封建势力所瓜分。
资产阶级在积累财富成为一个经济上的阶级以后，必然谋求政治上的发展。当他们获得城市的活动舞台以后，就利用自己手中的财富从城市原有的管理者封建领主手里买得了自治权，这样资产阶级就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共和国。在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都是著名的城邦国家，建立了城市议会、城市税收和市政管理体系，并且复活了罗马法，初步形成现代法律体系。在城市共和国基础上，还出现了城市联合，例如著名的德国北部的汉撒同盟，曾经垄断北欧商业和金融。但是，资产阶级面临着教会封建主的种种阻碍力量，急需推翻这些势力，而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和国王联合起来。这就使君主获得了一个机会，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力量来收复自己赐予给封建领主的特权，建立起全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的统治。
资产阶级利用自己掌握的国际金融，支持国王建立一支常备军。在封建关系下，国王的军队是各个封建领主的军队组成的，这些军队最多只能服役40天，而且不能用来惩罚这些封建主的违背效忠誓约的行为。但是，通过出售各种利权或以税收为抵押向资产者借贷，而建立的常备军则不同了。有了常备军，国王就可以收复封建领主分割出去的各种利权，从而建立覆盖全国的司法体系和税收体系。资产阶级在城邦国家建立行政系统的经验也在君主的行政管理中获得了推广和推进。法国和英国因为有百年战争，这两个国家客观上需要统一的防御和管理，因此最早形 成了 君主专制制度。英国国王为了筹措战争需要的经费，从意大利商人手中借贷了大量资金，为此，不顾国内商人的反对，把对外出口羊毛的大宗业务授予佛罗伦萨商人。过去意大利的商人作为教皇的税收员来到英国的时候，曾经受到英王的打击和驱除。现在，为了获得战争的贷款，不惜出售税收利权。向国王借贷不是没有风险的，当国王的行动失败以后，可能拒绝还贷。例如，英王曾经向佛罗伦萨著名的佩鲁齐银行借贷，后者因为英王的拒绝偿还而遭致破产。但是，从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看来，和国王的合作是利大于弊的。国王为了获得贷款，除了要抵押海关税、羊毛税之外，还调整自己的政策，以讨好商人，例如建立全国的司法系统、统一度量衡就为全国市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商人再不是随处都受到迫害的流浪汉，它们从贵族和国王那里买来了种种特权，并且其中一些人还获得了显赫的贵族头衔。
在城市复兴，资产阶级日益壮大的进程中，资产者市民阶级不仅改造了自己的命运，而且也改造着世界。中世纪早期封建庄园封闭的生活被城市开放的商业精神打破了。实际上农业的发展始终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十一世纪城市的复兴就和当时农业的发展有关。在十四世纪中叶，黑死病带来了人口的大减少，导致了封建庄园的劳动力稀缺。同时城市和边疆的开发吸引了大批从贵族庄园逃跑的农奴，这样就极大地改变了封建主和农奴之间的关系。最后，城市的雇佣关系也影响了农村，农奴从集体的强迫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地主的佃农，有了一些生产的自主性。农业耕作技术也发生了变化，三圃制的推行和封建主的圈地运动，为封建地主采用商业经营方式创造了条件。在中世纪末期，封建地主已经变成为资本主义经营地主。这样，城市资产阶级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且改造了农村，使地主只要不想为历史所遗弃，就要接受资产者的经营方式，接受资本主义。
资产者在改造着封建关系，促成了王权的兴起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禁止取息借贷，到后来资本具有自我增值的能力，人们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资产者改造了自己和社会的同时，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神学也被世俗的科学所取代。早在十一世纪，城市复兴的时候，罗马法学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就开始得到认可，到了十五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古典研究和“人的觉醒”，使得罗马教皇成为新文化的赞助者。教皇在赞助文艺复兴的时候，表现了极度贪婪，卖官鬻爵、卖赎罪券、发行无法兑现的国债，引起了世俗社会的极大反感。一方面，出现了许多异端，从神学上批判教皇的荒淫无耻，另一方面，凡是有能力抵制教皇的世俗统治者都抵制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