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节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上）

壹、本节概述

一、革命造反派批判省委执行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在甘肃境内，以大中学校和铁路系统职工为先导；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随处可见。

从中旬开始，兰州大学、兰州铁道学院等大专院校，已开始停课闹革命。

5月20日中共甘肃省委先后召开各种座谈会，号召各界积极行动起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甘肃省委向兰州市各高等院校派文化革命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甘肃省委工作组进驻兰州大学。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兰州大学学生贴大字报，围绕校党委展开辩论，

省委工作组支一派、压一派，被压一派不服，双方到大礼堂辩论，省委工作组组长张滔主持，直到下午六时收不了场。校长江隆基出面解了围。同学不服，

当晚，有不少学生给中央打电报反映情况，院内师生议论纷纷，空气异常紧长，省委怕学生上街，作了防范，并连夜组成兰州大学文化革命工作团、起草《文告》，

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省委工作团进驻兰州大学，反复广播省委《6.8文告》，凡是6月7日在礼堂主席台发言、递条子准备发言不跟省委工作组走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凡是给中央打电报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并发动群众互相揭发，凡有反工作组言论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形成白色恐怖。

工作团进校开始组建前文革，开始叫领导小组，后来改称兰州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各系、处、室建立相应组织。

一九六六年六月，省委曾三次反省委兰大工作团的右倾，每反一次右倾，兰州大学就掀起一次斗争高潮，

6月17日夜，大操场形成斗争风暴，几千人涌向操场，没有统一组织，各自为政、各自为斗，场面十分混乱。

一次在大操场揪斗70余人，打人、戴高帽、跪桌子、跪凳子，校长江隆基就是这天被拉出来批斗的，有人揪头发，把鞋都跑丢了。

这天，图书馆、体育教研室在操场斗争了刘佛吾、满达人、靖钦恕等三个人。操场人很多，场面失控，有人高喊把满达人拉上来，当把刘佛吾从桌子上拉下来，把满达人拉上去之时，被图书馆、体育教研室以外的人朝刘佛吾肋骨上踢了一脚。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由于省委汪锋、裴孟飞、马继孔支持兰大学生李贵子一派群众组织批判该校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

当日下午，江隆基去世。（这事件当时曾轰动全国）

（1978年1月26日甘肃省委为江隆基平反昭雪。）

一九六六年六月，肖泽民在共青团市委中一部分人组织“七·一”战斗队，

八月就反汪锋。这在全国、省、市的青年团里还是少见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革联派冲击铁路局和一些中学，搞打、砸、抢，引起铁路职工不满，到省委静坐、绝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为了平息铁路局事件，汪锋呈报中央撤消裴孟飞和马继孔的职。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甘肃省委撤销了省委常务书记裴孟飞、书记处书记马继孔的一切职务。

此后裴孟飞、马继孔被作为"黑帮"受批斗，戴高帽，挂大牌，搞"喷气式"等，裴孟飞死。（文革后平反。）

红联派的铁路职工和学生们仍然不肯罢休，加上北京红卫兵的串联鼓动，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把矛头指向了省委第一书记汪锋。汪锋被红卫兵追得无处藏身，在兰州军区大院东头的六栋房躲过一段。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兰州"造反"群众组织红联派及外地红卫兵在七里河体育场集会，揪斗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制止动乱扩大的五项规定：（一）不要上街游行；（二）不要到外单位贴大字报；（三）不要出宣传车；（四讲要派代表提抗议；（五）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围斗，更要严禁打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针对革联派红卫兵横扫"四旧"造成的破坏，省人委批转省文化局《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注意保护文物的报告》，提出，凡属于中央、省级、县级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要妥善保护，不要使其遭受破坏和损失，省博物馆、县（市）文化馆等事业单位所保存的历史文物或文物展览，目前一律停止开放。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红联派兰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及赴兰红卫兵宣布成立"打倒汪锋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月，成立了“工联”。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甘肃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书记李友九被兰州铁道学院"造反派"揪到该院批斗。

此后省委和省政府一些领导人被兰州各高等院校进行了轮番批斗。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和肖华找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到西山去，向他们打招呼说，贺龙是大土匪，是大军阀，国民党曾派人到他那里策反，很坏等等，叫冼恒汉回去以后向张达志传达，叫王、左向郭鹏传达，要他们搞好思想转弯。冼恒汉听后吃了一惊，当即说：“他是土匪军阀是过去的事嘛，红军二、六军团会合时都知道，他不是把策反的人都枪毙了，现在怎么又成问题了？前一段他不是陪同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到底咋回事嘛？”叶帅和肖华没有理睬他，只是叫他们转好思想弯子。冼恒汉回甘肃后如实向张达志作了传达。

冼恒汉和张达志统一思想后，他们决定不转弯子、不传达、不理睬。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红联派兰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组织进占中共甘肃省委机关办公大楼，建立据点。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会后，甘肃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通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书记处书记陈曾固停职反省，由胡继宗代理省委第一书记，增补詹大南、刘昌汉为省委书记处书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甘肃省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部分师生3000余人，组成200多个"长征队"，徒步前往北京、延安、井冈山、遵义、韶山等地进行"串连"。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兰州军区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军委会议的精神,在军区机关作了动员。军区机关“四大”就正式开始了。

政治部副主任张ＸＸ就带头贴出大字报，说张达志是“三反分子”；冼恒汉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达志、李书茂是“反党联盟”；张达志、冼恒汉和高维嵩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大字报出来后，得到了机关一部分人的拥护，说张ＸＸ同志站出来了。

在召开常委会时，一部分“群众”和张ＸＸ就一起冲进了会议室，要求改组军区文革的领导，坚决反对由“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把持运动的领导权。在此压力下，军区决定由张ＸＸ接替李虎担任文办主任，王ＸＸ接替高维嵩担任了文革领导小组组长。

从此，王、张就掌握了兰州军区“文革”的领导权，军区党委领导实际陷于半瘫痪状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有关“运动”如何深入开展的问题。

对冼恒汉和张达志到处是勒令、通知、海报，大会批、小会斗，搞车轮战，要冼恒汉交待同贺龙的关系问题；批判冼恒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造反派们给他们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军区大院，压冼恒汉下跪低头认罪，搞喷气式，站在桌子上弯腰，脖子上还挂上一个扩大器等等。由于没日没夜地挨批斗，吃不成饭也睡不成觉，有一次竟一头栽下台子。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铁路工人群众组织“火车头”成立。

二、革命造反群众组织宣布夺甘肃省委、省政府的一切权力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被两报社"革命造反委员会"查封。《甘肃农民报》停刊。《甘肃日报》改为只发表新华社电讯稿的《红电讯》。17日，在一派群众组织主持下，《甘肃日报》重新出刊。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共甘肃省委发出通知，决定今后"文化大革命"实行分口分级管理。（一）撤销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省委常委主管，文化大革命，生产工作由生产领导小组负责；（二）撤销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省委文化革命接待室及外地师生接待站；（三）撤销农村社教办公室、城市社教办公室及城乡社教委员会；（四）按照工业、农业、文教、大学、财贸、党群政法及综合7个口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分别管理所属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兰州34个"造反"群众组织夺取了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

省委、省人委领导机关和办事机构瘫痪。

此后，全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所属机构相继被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甘肃日报》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高歌猛进》，号召"全面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红联的领导权逐步转移到“火车头”手中。

红联开除了肖泽民，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红联开除了“七·一”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三月，红联又开除了“红战”。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驻甘部队派出大批干部战士，陆续进入全省厂矿、农村、学校，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及军管、军训任务。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根据中共中央3月11日的指示，由甘肃省军区第二政委龙炳初、副司令员张介民、原副省长李培福、王国瑞、冯直等组成"甘肃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负责组织全省生产和日常工作。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兰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驻兰州部队指战员15万人集会游行，声讨"党内头号走资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兰州地区革联与红联两派群众组织在甘肃日报社发生武斗。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兰州铁道学院一群众组织提出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的"打倒张（达志）、冼（恒汉）、杨（嘉瑞），解放大西北"的口号（张达志、洗恒汉、杨嘉瑞均为兰州军区主要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兰州地区一部分群众组织冲击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并围攻斗争了办公室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二至五月，在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的支持下，“火车头”一派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不斗汪锋；

开除“七·一”战斗队；

开除“红战”；

把矛头对准军队；

又结合了王世泰。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九日，“红色长征团”、“工联”等真正的革命左派相继从“红联"中杀出来，另行组织了“红三司”。

从而形成以“革联"保守派为一方，以“火车头"、“中南海”等革命群众组织为一方，以“工联”、“长征团”、“七·一”等革命左派组织为一方的三足鼎立的形势。

“红联（指）”在二·五夺权后，没有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以“工联”、“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为核心的革命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甘肃省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甘肃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革命领导干部已公开表态支持"红三司”，“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

三、中央发出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军委让冼恒汉回到兰州，调出参加地方“支左”，并立即去北京领受“支左”任务，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主席接见了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冼恒汉和张达志也参加了接见。

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并与他们一起照相留念，当周总理把冼恒汉和张达志引向毛主席身边并介绍冼恒汉和张达志经历、“四大”的情况时，毛主席指着我和张达志说：“张、冼是老实人！”

总理先对刚从批斗会场上下来不久的冼恒汉和张达志表示慰问，问他们身体情况怎么样？然后，总理对他们表示坚决的信任。总理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老实人，过去都对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这次军队机关‘四大’，受到冲击，受了些委屈，希望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党是信任你们的，毛主席是信任你们的，希望在‘支左’工作中再立新功。”总理又说：“经毛主席批准，由兰州军区负责组织陕、甘、宁、青的‘支左’工作。张达志同志分管军队的工作，冼恒汉同志分管地方的工作，要立即行动起来。现在国家有困难，各地武斗那么严重，工厂都不生产了，造反派不搞联合，需要人民解放军出来做工作。你们要为党分忧，为毛主席分忧。西北是工业重镇，国家有许多大项目在那里，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全靠你们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中央军委听取了张达志、冼恒汉、詹大南、张忠同志关于甘肃省军区支援甘肃地方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

现对甘肃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甘肃省军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光荣任务，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二）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同志，以军队代表身份参加《甘肃省红色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工作中，有严重错误。主要是在《红联》处理《七一战斗队》问题上，没有掌握大方向，不做团结工作，轻率地开除了《七一战斗队》，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甘肃省革命左派大联合受到挫折。在处理这样重大问题上，詹大南同志严重无组织无纪律，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时，还竟然错误地进行抵制。这是不能允许的。现在詹大南同志已经检讨了错误并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甘肃省军区广大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很多工作，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三）军队的支左工作，在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甘肃省军区的支左工作要服从以张达志、冼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报告。要严格组织纪律，不得自行其是。

（四）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以冼恒汉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徐国珍（兰州军区副司令），詹大南同志为副主任。甘肃省军区要全力参加军管工作。甘肃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兰州军区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露和批判以汪峰为代表的甘肃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在斗争中壮大左派力量，分化瓦解保守组织，争取教育广大群众，做好革命干部的“亮相”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取得甘肃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周恩来关于甘肃问题的批示

即送林彪同志审阅后再送请主席批示。这个意见经五月十日扩大的碰头会议上通过，大家都认为在目前，甘肃以实行军管为好。张达志在这次军区会议上检讨较好，而冼恒汉从去年十月工作会议以来，态度总是明朗的，故以冼主持军管会，张主持大军区工作，妥否，请主席批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关于甘肃问题的批示

照办。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兰州军区党委关于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报告

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并中央文革：

（转张达志、冼恒汉同志）

一、兰州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五月八日、九日，“红色长征团”、“工联”等真正的革命左派相继杀出“红联"后，当前已形成以“革联"保守派为一方，以“火车头"、“中南海”等革命群众组织为一方，以“工联”、“长征团”、“七·一”等革命左派组织为一方的三足鼎立的形势。我们认为，当前的形势仍是大好的形势。兰州文化大革命，由于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破坏及“红联（指）”在二·五夺权后，没有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然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终因是属于两条路线斗争的性质，难以成效。因而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兰州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的反复。在这种情况下，“工联”、“长征团”等革命左派组织杀出“红联”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是革命的行动，是符合兰州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规律的。

二、以“工联”、“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为核心的革命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甘肃省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认为，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三，原甘肃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革命领导干部已公开表态支持"红三司”，“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

四、“红三司”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联合，我们认为，应该以“红三司”为核心通过进一步对“火车头”、"“中南海”、“红鹰”等革命群众组织及“革联”的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建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

五、“红三司”定于五月十四日召开大会，发表宣言，革命领导干部讲话，举行盛大规模的游行。他们要求兰州军区表态支持。经军区党委讨论，一致认为应该明确表态支持。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速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周恩来给林彪的信

林彪同志：

本件已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传观过。张达志、冼恒汉、詹大南三同志已于十三日回兰州，拟与他们通电话后，如得他们同意，将甘肃军管会改为革委会筹备小组，吸收胡继宗同志参加。

本件另印发给碰头会各同志。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关于甘肃实行军管和成立省革委会问题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请阅。所见似有理由，请与张、冼、詹大南诸同志商处。胡继宗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以上请商酌。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以“工联”、“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为核心的革命组织，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兰州地区一群众组织又冲击并占据了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办公楼，并静坐至23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兰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在七里河桥发生大规模武斗，约有4万多人参加。

兰州一群众组织从是日至30日冲击甘肃省军区办公大楼，并静坐"绝食"。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同意将原中共甘肃省委、兰州市委的书记处书记和省、市政府副省、市长以上领导人，统一由兰州军区管理，各"群众组织"若要批斗时，同支左办公室联系"协商安排"。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兰州军区发出第5号通告，要求各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

一九六七年五月间，冼恒汉和张达志参加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肖华、杨成武在会上又点了杨嘉瑞的名，说：“你们军区有一个叫杨嘉瑞的副司令，这个人是贺龙线上的，是‘贺龙分子’，不能参加支左。”你们给军委写报告，免掉杨嘉瑞的副司令员职务。

接着总政通知军区政治部派人（据说是军区干部部科长李志明去的）去北京领受审查杨嘉瑞的具体指示，杨嘉瑞的审查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旬，甘肃军区的少数人和《红联》的一部份人和詹大南到北京。

中央并没有通知詹大南去北京，他们到北京的目的，就是压企图让中央改变五月十四日的四条意见。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中央为了帮助甘肃军区的—些负责同志觉悟过来，彻底改正错误，又通知兰州军区的负责人和甘肃军区的负责人到北京去，同时也通知胡继宗参加"甘肃文革问题座谈会"，座谈会7月22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