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节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批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七月，韦国清认为造反派是受坏人背后操纵，在“闹事”。于是，提出对要害部门加强警卫，在机关、工厂成立赤卫队，防止红卫兵冲击。把革命小将视同洪水猛兽。　　

还请桂林步校派出宣传车，宣传“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头一天上街游行的“桂林老多”，起到了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作用，使革命小将又一次遭到围攻。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二十日，韦国清听到一些片面的、尚未证实的汇报后，更加害怕群众，害怕坏人钻空子，煽动“暴乱”。提出把师院民兵枪枝的机针拆掉。　　

还先后调动几个连队，集结在郊区桂林步校，加以防范。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王任重给广西师院革命师生员工同志的一封电报　　

韦国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战士，是中央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自治区主席。我相信他能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正确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下午，桂林，南宁，北京一些革命小将到区党委静坐绝食，要求迅速解决桂林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　　

由于韦国清对绝食思想上有反感，没有立即接见他们，只派了当时后补书记霍泛等人去。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上午，韦国清前往接见时，革命小将比较激动，社会上却谣传韦国清被打重伤住院了，并出现了很多捉拿凶手和赶走南下串连队的标语和大字报。　　

对这件事，有些小将要韦国清发表书面声明，澄清事实真相。　　

韦国清只是在九、十日两天，分别开干部会和工厂、学校、机关职工群众代表会，口头说明情况，没有及时发表书面声明；同时在讲话中只限于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没有积极赞扬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充分肯定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以消除当时出现的指责革命小将的一些舆论和错误做法。因而，在桂林、南宁等城市均发生了围攻南下串连队的情况；有几个县城还开了声讨“桂林老多”的会议或游行，使革命小将受到压制和打击。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陶铸给广西自治区党委的电报　　

绝食我是不赞成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廿三日，韦国清提出了解决三江问题的六条意见，态度很暧昧，和稀泥，实际上是迁就了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压制打击了中央民族学院的革命小将，继续犯方向路线错误。　　

十一月底，民院小将再次来广西，区党委和韦国清承认了错误，重新作了处理，才将这个问题解决。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韦国清对陈伯达的报告，虽在发言时表示完全拥护，但对报告中某些问题在思想还没有完全弄通，当把报告印发下去时，认为原则性很高，有些问题提得很尖锐，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子是接受不了的。　　

对戚本禹的关于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建议当时更是思想不通，害怕红卫兵去“冲”，怕影响农业生产。　　

二、抵制广西军区支左工作中的方向路线错误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广西军区砸了“工总”总部，逮捕了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后来，并有取缔这个组织的想法。　　

一九六七年三月间，广西军区对 “广西红卫兵总部”[下称“红总”]、“南宁八·三一部队”[下称“八·三一”]、医学院“闯”野战兵团[下称“闯”]等学生组织，在贯彻“归口闹革命”时，督促他们撤销了在校外的总部，并在物质方面给了他们一些限制，一度影响了他们在社会上的活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广西军区开始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首先召开了机关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而没有事先同“红总”、“八·三一”、“闯”等造反派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依靠他们进行工作。　　

有些造反派认为军区是扶植保守势力，“抬”韦国清出来。　　

广西军区对这种说法很反感。　　

一九六七年四月中旬，伍晋南到群众中去支持造反派。　　

广西军区没有表示欢迎和支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西日报》事件的电报　　

广西军区并请转抄印给驻《广西日报》和在报社前静坐的“八·三一广西红卫兵”总部、北京驻邕的革命同志们：　　

（1）进驻报社的同学们，你们立即退出报社，在报社门前静坐的同学们，你们立即退出报社，保证报纸正常出版，否则对当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利。　　

（2）要维护军管小组、革命组织，要支持军队对报社军管工作，军管小组成员要做必要的调整。组织版面小组吸收革命组织代表参加，协助军管搞好报纸。　　

（3）有意见可以和军管小组商量解决，不要采取静坐，强拉军管小组辩论的方法，应保持军管小组正常工作。　　

（4）对某篇文章有意见，可以进行批判，也可以在报上讨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南宁地区围绕着“支韦”还是“支伍”的问题，形成了“联指”、“四·二二”两大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某些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第一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我们今天主要是听两派代表的意见我们今天主要是听两派代表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四·二二”火线指挥部的通告书》，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今晚接见，主要解决紧急问题。柳州国际列车停运。我等了你们五天，你们不听，你们不觉悟，把派别斗争搞到列车上去了。　　

（并送传单给总理看，内容是：毛主席在接见越南代表时，越南同志问到韦国清同志的问题时，主席说：韦国清同志是好同志、好党员，是我们司令部的人，请你们放心。）　　

总理：主席是说过的，越南同志对韦国清同志是很尊重的，韦国清同志在越南是有功劳的。对韦国清站出来的问题中央是要支持。韦国清同志在越南有威望，有功，这是事实。你们把他斗来斗去，上了人家的当！他有错误是要检查的，韦国清同志也准备回去检查，我们要给他创造条件嘛！这次到北京来就是要创造条件嘛！　　

你们冲击军管就是不对。军区支持韦国清同志过急了，个别同志工作方法有缺点毛病，你们可以提意见，进行批评。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周恩来第三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军区调查，自十三日起有武斗，西大“革联”、“工总”、二中“赤卫军”三、四千人围攻一中，支持一中的也来了三、四千人，军训团的解放军被打伤了几人，孔竹被斗争，军区宣传车被砸坏一辆，双方伤三百多人、没有六六粉熏防空洞的事，现武斗已基本停止。　　

《解放军报》记者王荔报告：十三日打起来，发生武斗，汽油烧被子的事，记者进不了现场，无法了解，挖眼睛的事没发现，确实被打四百多人，伤一百多。　　

《红旗》杂志记者报告：武斗确是十三日发生，情况与上差不多。　　

总理：第一，这边（指联指）你们劝说开了列车是对的，但一定要说是伍晋南策划还没有调查清楚，若调查清了，要处理的，但是，他们冲击报社，还打了贺电，这完全不对嘛！　　

第二，武斗问题，我们打电话给军区，要立即制止，广西是前线。　　

康老：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席讲“三结合”“三依靠”，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没有解放军，就不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军区，野战军可能有些缺点错误，但是你们（指“四·二二”）这一派从来未讲过解放军一句好话。　　

总理：伍晋南，我最后警告你，再插手铁路、插手军区问题，我就要隔离你们。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周恩来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康生同志：贺希明是一九二九年被捕的，后来到国民党当高级军官，是桂系的，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霍泛是不是党员搞不清楚，是个叛徒。你们要和他们划清界线，这是对抗性的矛盾。当然，他们坏不等于你们坏。你们是受蒙蔽的。　　

总理：桂林“老多”过去是出名的嘛，“四·二二”是造反派嘛。你们造反的早，觉悟的晚。又指“联指”说：你们造反的晚，觉悟的早。　　

中央首长还对“四·二二”代表说：你们要帮助伍晋南同贺希明他们划清界线。　　

三、广西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戚本禹给广西军区的电话指示　　

〖时间：晨7：30〗　　

通知航运工总（广西“四·二二”），19日在金鸡车站附近抢走了9023个军内列车炮弹，应如数交还广西军区。如不交还，中央文革就要在北京公布这种错误行动，并进行批判。　　

并转告两大派，要顾全大局，今后一律不能抢夺援越抗美物资，任何一派抢夺援越抗美物资，中央文革就要公布这种错误行动，并进行批判。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谈话纪要　　

总理说：　　

“联指”越搞越不象话了，老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四·二二”拦军车截了援越军火。　　

“联指”抢了三千八百条枪，“四·二二”抢了四千八百多条，“四·二二”的枪比“联指”多，但“联指”的弹药比“四·二二”多。这样，内战势必越打越大。双方要停止打内战，武器封存，回原单位，占的地方退出。　　

七月份双方达成十条协议，伟大领袖毛主席看了很高兴，说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可是被破坏了。南宁打的最凶，（联指）要多负点责任。　　

“工总”恢复。熊一军、丁友仪马上释放。　　

军区过去是支一派，压一派，现在军区要支持你们（指“四·二二”）你们是造反派，军区要端正态度，积极支持你们，也帮助他们（指“联指”）。军区认识有很大提高，愿意检查错误，很好。军区错了，能改，就要拥护。提出一小撮的口号，主要是指党内，对军队不能用这个口号。伍晋南同志你说对不对？（伍晋南答：对！）如果不是这样，就要犯错误。军区支持你们，但不能助长你们的错误。你们对韦过火了，对贺、霍上当了。你们决不能因为军区支左，知道你们造反精神旺的地方，又反过来压“联指”。你们要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韦国清同志并不认为你们打了他，而改变对你们的态度，但你们不要以为打了他，他才支持你们。不能乱打。　　

你们（联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能抹煞的，支韦是可以的，打倒贺、霍是对的。但不能压人家。压人家就不对。你们对的都会给予肯定，错的要指出。　　

广西军区要教育各个分区改正错误。　　

对公、检、法要一分为二。这些机关长期受彭、罗的影响，即使今天造了反，有些方法和作风还不对头，甚至挑拨是非，搞小动作，有的甚至搞特务活动。所以，这次运动中，政法部门必须深入地进行斗批改，要真造反，要认识到这些作风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广西军区关于撤消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的公告　　

五月廿九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表了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以下简称忠告警告书），这个忠告警告书是十分错误的。我们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把矛头指向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抓住造反派的某些缺点错误，随便上纲，压制打击了革命造反派，加深了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现在我们郑重宣布：决定将忠告警告书撤销，并向新工总，倒海翻江公开道歉。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广西军区关于恢复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名誉的声明　　

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下称工总)是南宁地区造反较早的革命群众组织，由于我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领会不深，贯彻不力，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对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很不理解，把“工总”夺权后发生的一些缺点错误，看得过重，对她是不是革命造反派有所怀疑。因此，于三月一日我们错误的砸了“工总”总部。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如果犯了错误就要改正，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为此，我们特郑重声明，军区砸了“工总”总部的行动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极其错误的。现公开承认错误，为“工总”恢复名誉，并向“工总”广大革命群众公开道歉。今后我们坚决遵循伟大统帅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教导，坚决支持“工总”的一切革命行动。特此声明。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周恩来第六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　　

现在讲三条：一、相信解放军，铁路马上由解放军全线接管，沿途武装巡逻；二、希望桂林老多站出来，参加护路工作，和解放军站在一起，按九·五命令办事，一字一句的执行，不要按派别观点，袒护一方，不能认为与四·二二观点相同就好，观点不同的就是坏的，这不是党性，是派性，铁路沿线要播送江青九月五日讲话录音；三、领导干部（伍晋南、安平生）换个地方住，小将们不要受他们影响，要独立思考。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第七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柳州铁路局两派《关于实现柳铁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韦国清《我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　　

运动开始，由于我不相信群众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包办代替，限制和压制了群众。工作组派不出那么多，就把一部分已经搞起来的单位暂停下来，大大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在搞三个“横扫”（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中，我没有明确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结果是把矛头指向一些群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使许多敢想、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革命群众，遭到围攻和压制，不少人还被扣上“反革命”、“右派分子”、“牛鬼蛇神”等政治帽子，受到委屈和迫害。我感到非常痛心，并再一次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回到桂林，对挑动工农群众围攻革命小将的两个市委书记，在请示中央、中南局后，撤了他们的职。但我只限于组织处理，没有真正提高到方向路线错误来认识，更没有检查区党委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承担责任，吸取教训。对待敢想、敢闯、敢于向区党委、市委的错误开火的革命小将，我在思想感情上，不是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肯定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支持他们起来革命造反，而是把他们的某些缺点看得严重了一些，加之我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进行阶级分析，看他们是否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而是片面听取汇报，就极错误地认为他们是受坏人背后操纵，在“闹事”。于是，我提出对要害部门加强警卫，在机关、工厂成立赤卫队，防止红卫兵冲击。把革命小将视同洪水猛兽。我还请桂林步校派出宣传车，宣传“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头一天上街游行的“桂林老多”，起到了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作用，使革命小将又一次遭到围攻。特别严重是，当我听到一些片面的、尚未证实的汇报后，更加害怕群众，害怕坏人钻空子，煽动“暴乱”。除了提出把师院民兵枪枝的机针拆掉外，八月十九日、二十日两天，先后调动几个连队，集结在郊区桂林步校，加以防范。　　

九月八日下午，桂林，南宁，北京一些革命小将到区党委静坐绝食，要求迅速解决桂林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革命热情是可贵的。但是由于我对绝食思想上有反感，没有立即接见他们，只派了当时后补书记霍泛等人去。次日上午，我前往接见时，革命小将比较激动，社会上却谣传我被打重伤住院了，并出现了很多捉拿凶手和赶走南下串连队的标语和大字报。对这件事，有些小将要我发表书面声明，澄清事实真相，我只是在九、十日两天，分别开干部会和工厂、学校、机关职工群众代表会，口头说明情况，没有及时发表书面声明；同时我在讲话中只限于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没有积极赞扬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充分肯定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以消除当时出现的指责革命小将的一些舆论和错误做法。因而，在桂林、南宁等城市均发生了围攻南下串连队的情况；有几个县城还开了声讨“桂林老多”的会议或游行，使革命小将受到压制和打击。　　

在处理三江问题上，由于我不是站在到三江参加四清及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民族学院革命小将一边，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对压制文化大革命，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有关领导干部只是当作违法乱纪来处理，因而我在九月廿三日提出了解决三江问题的六条意见，态度很暧昧，和稀泥，实际上是迁就了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压制打击了中央民族学院的革命小将，继续犯方向路线错误。十一月底，民院小将再次来广西，区党委和我承认了错误，重新作了处理，才将这个问题解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中共广西军区委员会《广西军区在支左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　　

在南宁市的支左工作中，支持了一派，压制了另一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且影响了各军分区和各市、县人武部，给南宁以及整个广西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曲折和严重损失。现在回顾起来，感到十分痛心！我们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表现在：对待南宁“四·二二”造反派的看法有错误，压制了“四·二二”，特别是在砸“工总”总部的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　　

当时我们认为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支持了他们。但对造反大军成员“工总”中成分不纯的现象看得过重，是不是造反派有所怀疑，特别是当他们在夺权以后，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遭到社会的指责时，更加动摇。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于三月一日错误地砸了“工总”总部，逮捕了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后来，并有取缔这个组织的想法。　　

对造反大军中的“广西红卫兵总部”[下称“红总”]、“南宁八·三一部队”[下称“八·三一”]、医学院“闯”野战兵团[下称“闯”]等学生组织，我们早在二月就承表态支持过，但没有给予坚决支持。没有很好的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巩固内部，团结大多数，发展壮大组织。三月间，在贯彻“归口闹革命”时，我们没有从分析形势入手，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执行中央指示，而是操之过急，简单生硬，没有很好走群众路线，督促他们撤销了在校外的总部，并在物质方面给了他们一些限制，一度影响了他们在社会上的活动。　　

三月下旬，我们开始做韦国清同志站出来的工作。当时，由于我们工作做急了些，对情况判断不准，以为机关干部阻力大，首先召开了机关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而没有先同“红总”、“八·三一”、“闯”等造反派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依靠他们进行工作。因而，有些造反派即认为军区是扶植保守势力，“抬”韦国清出来。我们对这种说法很反感。以为我们支持韦国清同志是对的，而没有虚心听取他们的批评，检查改进我们的工作。四月中旬，伍晋南同志到群众中去，支持造反派，我们没有表示欢迎和支持。　　

五月，南宁地区围绕着“支韦”还是“支伍”的问题，形成了“联指”、“四·二二”两大派。我们对两大派的态度，凡符合大方向的革命行动都支持。我们的错误是，对反对韦国清同志的“四·二二”，接近少支持少，实际没有给与支持。严重的是，一段时间未给予承认这个组织。因此，对他们的一些缺点错误看得过重，且在政治上压制了他们。突出的表现在五月二十九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某些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和六月二日发出的《致“四·二二”火线指挥部的通告书》，错误地指责了他们，给他们在政治上造成很大压力，起了压制造反派的恶劣作用。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广西两派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周恩来对柳州铁路局两派代表的谈话　　

总理说：　　

你们联合了，还提什么以谁为核心？我多次讲过了，“以我为核心”这种提法是愚蠢的，可笑得很。　　

怎样才能看出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呢？就要看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实行革命大联合这三句话。　　

提出什么应该以“左派为核心”说自己是左派，所以就要以我为核心，你一定要说自己是左派。　　

挑起武斗。第一是走资派，账要算在走资派身上。第二是有坏人挑动，第三我们思想上受到社会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　　

最近主席批了个文件，对牛鬼蛇神的定义加了几个字，牛鬼蛇神是指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这样就可以避免打击面过宽，18年总不能说一个也没有改造好。另外还有敌特，这称第二类。　　

为文化大革命流了血死了人是值得的。解放战争三年夺取全国胜利，抗美援朝三年多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这次是过社会主义关，三年才过了一年半，免不了流点血，这是为文化大革命出了力。　　

不要因为打击“五·一六”的极左思潮，就变成右的老保翻天，以批判极左思潮来推动革命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的批语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认为，广西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团十一月八日签订的“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很好，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广西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和当地驻军以及各群众组织应广为散发和宣传这个协议，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中央高兴地看到，广西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柳州铁路局已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希望广西两派群众组织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以“斗私，批修”为纲，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广西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韦国清同志《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　　

毛主席批示：照办。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韦国清同志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过一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不坚持错误，能够诚恳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改正，这种态度是好的。　　

韦国清同志在过去长期斗争中是有成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些错误，只要能够改正，就很好。中央同意韦国清同志的检查，希望韦国清同志今后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斗私、批修，把广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总理说：　　

关于革筹小组，军区方面，军区两个，欧致富、还有个新来的那位，魏什么（黄永胜：魏右铸。）空七军一位……，地方干部有韦国清、安平生，再加个伍晋南，由韦国清同志负责。先把革筹小组搞起来，伍晋南一个人，你们怕什么，要经过一段过渡嘛！　　

代表：目前我们在四个专区发现有反动传单。（递上反动传单给总理）总理看后交戚本禹同志，戚本禹同志说，这是阶级敌人进行破坏捣乱。　　

代表：我们还发现有秘密电台，有一个“解放军之声”（黄永胜同志证实说，军区是发现有秘密电台。）　　

总理详细地询问和记录了电台的情况，严肃的说：电台问题要认真追究。　　

总理：现在广西是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目前解决广西两派问题的关键是成立革筹小组，革筹小组主要就是干部问题。　　

今天下午黄永胜同志和你们谈了四个多小时，现在又谈了两个小时，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毛主席批示：已阅，照办。　　

一、中央认为，广西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次，军区对“支左”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错误和缺点所作的检查，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韦国清同志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不坚持错误，能够诚恳地检查错误，态度是好的。这个检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已经批准，并且已经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批示“照办”。　　

安平生、伍晋南两同志在运动中也有错误，他们都做了初步检查，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三同志的联名检讨，表示愿意改正他们的错误。中央同意他们这个检讨。　　

中央希望广西军区和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等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二、广西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团在京期间签订的《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很好，已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亲自批示：“照办”。两派签订的《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也好。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些协议。希望广西军区、当地驻军和各群众组织切实贯彻执行。目前广西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一些对贯彻执行两派协议不力或根本没有贯彻执行协议的地区，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执行协议。　　

三、广西处在援越抗美的前线，越南人民把广西称作是他们最可靠的后方。广西“四·二二”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拥军爱民，大力支持军区和当地驻军，做好“支左”和援越抗美工作。两派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美蒋特务的破坏活动。　　

四、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洪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正确地对待干部。要对干部队伍作阶级分析，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对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能作深刻的自我检查，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贯彻执行两派协议，革命群众就应当团结他们，帮助他们站出来革命。今后各革命群众组织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斗私，批修”，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把广西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第八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一、关于建立文本革筹小组问题　　

中央决定建立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风璋、焦洪元、郝忠云、王斌、安平生、伍晋南等九人、由韦国清同志负责，群众组织中央文件就没有写进去，工人如果多一点，可以各派两人，大学生一人，中学生一人，机关干部一人，贫下中农一人，共各派六人。如果多一点，可以七人。除了革筹小组以外，在未召开各种代表会议之前，可以组织象协商会议那样形式的会议。使领导同志知道大家意见，互相之间意见，容易统一，打破过去死气沉沉的局面。在桂林“老多”是占多数的，但还有少数，少数也要有政治地位，你们要承认他们（桂林“联指”）你们至少吸收十名以上“联指”的成员，才算在北京学到一点毛泽东思想。　　

二、关于广西“联指”和“4.22”　　

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联指”）和广西“4.22”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本来都是造反出来的，后来分成了两派。“4.22”受军区压了，走上了激进，结合了一些走资派和坏人，比如历史反革命分子贺希明，大叛徒霍原。敌情观念不强，联指的发展很快，其中也吸收了过去一些有保守思想的群众，联指支持解放军是对的，支持三支两军工作，是好的，在八月武斗大打以后，联指发现错误就尽量努力在许多事情上，促进了大联合。　　

三、关于军区的问题　　

广西军区在三支二军中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军区对支左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错误和缺点，进行了检查，军区支持了一派，压制了另一派，加深了两派的对立情绪。　　

三月以后韦国清已来北京，他没有责任，主要由军区负责。有人说，他是遥控南宁的，实际上这个同志是很遵守纪律的，他确实没有遥控。　　

四、关于广西两派在前阶段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联指）在八月两派对打之中，你们是错了的，如在东方红医院，你们做得过了头，在小报方面双方都有不象样的东西，我看了很生气，你们在八月以后是有很大转变，但是还有问题，“4.22”说“联指”有什么“高参”。这个我和戚本禹同志研究了一些材料，要说高参，你们双方都有。革命要靠自己，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如果你们发现有坏人，由自己组织揪出来就好，不要指责对方，“高参”是国民党的称呼，高级参谋吧！以后不要再喊“高参”了。　　

广西“4.22”你们敌情观念不强，在你们内部暗藏有坏人，如贺希明、霍泛，还有罗。你们开始使用报话机，发展到用无线电台，的的打打的，从明码发展到密码，这是犯法的，你们的密码也太不高明。你们搞秘密电台，敌人也会用秘密电台，或者利用你们的据点，搞秘密电台，这些电台可以发到美国第七舰队，港澳、越南等，那就无法辨别了。你们吵架的事，也会让敌人知道，这是违法的，过去做了有的是无知，如果你们不检查，这种实际上就是反革命活动，那么做这件事的头子可能就是反革命。　　

“4.22”你们把援越的炮弹都抢了，你们和坏干部结合。这三点应当好好检查，（杨成武同志插话：前几天还发现广西有电台活动，当然不一定是你们的，是否敌人的还要查。）还有切断电线、拦截火车是犯法的。　　

五、关于今后广西问题的指示　　

中央希望广西军区或韦、安、伍三位同志，将来还有其他同志，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不要背包袱，不能吃老本。　　

四、两派武斗发展到抢劫援越武器弹药，清查“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　　

一九六八年一月四日，玉林“４·２　２”　数百人到玉林军分区门口，召开“反围剿、反迫害、反屠杀”大会，并静坐六天六夜。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灵山“革联”控诉团２００多人第二次到首府南宁广西军区控诉灵山“联指”乱杀人的罪行，控诉团静坐广西军区政治部大楼前数天不走。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玉林地区“联指”组织２０００多人，配备步枪８００多支，轻重机枪２６挺，冲锋枪４０７支，各种炮八门，手枪１６４支，以及自制坦克一辆，攻打“４·２　２”　州佩据点，包围两天后，攻下据点，抓获“４·２　２”　１３人，全部枪杀，在围攻时“联指”死八人，“４·２　２”　死五人，在事件中明代建筑文物——万花楼被炸毁，炸毁民房７２间，吃去国家粮食１４０００多斤，肉类８８００多斤，耗费国家资金２００００多元。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联指”攻打柳州地区融安县的铜鼓桥。　　

由于２月９日融安“造反大军”强渡融江，攻占融安“联指”驻地的东圩、铜鼓桥和直属粮库。事件发生后，融安“联指”派人向“地专联司”告急求援，经“地专联司”和“柳州联指”联系，“柳州联指”决定由“工交兵团”出兵支持，由“地专联司”负责组织各县民兵配合行动，１２日“地专联司”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由苏一民，胡文治代表“地专联司”随往融安配合“工交兵团”行动。１４日“工交兵团”和“地专联司”象州“联指”武斗人员３００多人，由蒙治恒、张麦生、苏一民、胡文治等带领分乘１３辆汽车赴融安，配合融安“联指”于１６日凌晨一时攻打东圩、铜鼓桥，武斗持续到当天下午５时才停火。“联指”方面抓获“俘虏”３６人，押解途中１５人被杀害，双方对打死５人……炸毁民房一户一间，烧毁民房５户九间，厨房３间，牛栏１间。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大新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县区村抓促领导以及厂矿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会议。会议是武装部长周永山、政委韩奇主持，传达区革筹小组领导人的讲话，研究布置做好成立县革委会的准备工作。周永山在闭幕时讲，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会议后实行所谓群众专政，自县抓促会议结束到县革委成立的１７天内，全县杀２３９人。　　

一九六八年二月，柳州铁路局工机联“４·２　２”　《红卫兵战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作者肖晋云，因写作此文，１９６８年３月３１日在柳州被官方逮捕），号召反对缴枪。　　

一九六八年二月，《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今日的“哥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　　

一九六八年二月，合浦县县城及各公社先后召开批斗大会，刮起了一股乱杀人的歪风，至５月间，全县被杀和被迫害致死９６１人”。（《合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８页）　　

一九六八年三月上旬，宜山县发生两派大规模武斗。“联指”联合罗城、都安等县“联指”数千人围攻“造反大军”据点。８日“造反大军”的群众近万人，从城里走出时，在东片、西片被杀害多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六日，天等县革委会成立，县武装部长马政华强调为树立正气，压倒邪气，保卫新生红色政权每个乡干掉个把罪大恶极、民愤大的四类分子或坏头头。在马政华等人的多次布置和组织策划下，从３月８日至２７日的十多天里，全县发生１９０多起杀人事件，共杀害６３０多人，仅３月１８日的一天发生３１起杀人案件，杀害１０２人。　　

祥元乡两起杀人事件，共杀４６人，造成１６户无男人，９户灭绝。死者农会冲的女儿，被凶手黄正建等人轮奸后强迫嫁给凶手农朝丰。死者农朝权、农良宁的妻子被强嫁给凶手黄正健、蒙加丰为妻。　　

各社、队普遍出现乱杀人事件，至年底全县被打死、迫害致死１６５１人”。（《天等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６页）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崇左县武装部政委马风池到天等县，参加天等县革委会成立的代表大会。崇左县负责人张洪恩讲话说“天等县红色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要向天等学习，也要用枪杆子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结果筹备成立革委会前就杀死９４人。　　

（对天等、崇左县杀人问题，在７月５日的专区革委会上，南宁军分区司令员兼南宁专区革委会副主任熊光武说：“天等县是在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置，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是好的。”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特别表扬天等县也实现一片红，号召各县“向天等学习，迅速实现一片红。”由于专区革委对天等以“杀人来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的态度，致使全专区杀人更为严重。）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给军分区的情况反映（３月５日至１２日全专区共杀人２０００左右，其中灵山县杀了１０００多人，（注，这时在钦州地区上思县、防城县、灵山县等已杀人成风，一些大队民兵营、治保主任、公社武装部长到处鼓吹杀人）。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二十二日，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覃锡明（原乡长）等分１２批用枪棍、锄手段打死无辜群众４０人，（其中未成年的１２人，还有双目失明老妇人，未满１０个月的婴儿）有１３户男性全被杀光，杀后洗劫被杀害者财物。　　

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陆川县“联指”在武装部支持下，策划对“４·２　２”　围剿。“４·２　２”　派被杀１１０人，受牵连审查一万多人，原县委书记周履光等八人被集体枪杀后，用炸药毁尸。后称“３·２　４”　事件。　　

一九六八年四月九日，《广西联指报》在一版发表社论：向“阶级敌人”刮起１２级台风，声称：韦老爷（韦国清）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向“阶级敌人”主动地不停顿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向“阶级敌人”刮起１２级台风。　　

一九六八年四月上旬，巴马瑶族自治县，“４·２　２”　部份人从县城撤至羌圩公社下乙屯，县武装部副部长李彦智，羌圩公社武装部长卢金珊，副部长黄正业，已圩大队革委会主任覃德强等人为首，组织民兵和“联指”数百人武装围剿少数派“４·２　２”　，此次共杀害３０户（全屯４６户）杀死５６人，烧毁民房４４户１３３间（全屯１４０间）估计财产损失约七万多元。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贵县举行庆祝革委会成立大会，在革委会名单中，由于把“联指”头头当作“４·２　２”　代表参加革委会，引起“４·２　２”　不满，说革委会是县人武部包办代替的“派委会”“假委会”，并冲击庆祝大会。“联指”开枪打死了一个小孩刘小圈，“４·２　２”　抬刘小圈尸体冲击大会主席台，撕毁大会横额，砸烂县革委会牌子，这就是贵县“４·１　３”　事件。　　

事件后贵县“联指”以“４·２　２”　破坏红色政权为由，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并研究镇压“４·２　２”　的方案，提出刮“１２级台风”（大屠杀）。一是围攻炸毁“４·２　２”　据点，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杀人。在１０天时间里，捕了数百人，除当场打死外，其余分别关押。从“４·１　３”　后的一个月，将关押的全部枪杀，在贵县城区被杀害和迫害致死的２３０多人。各公社效法县城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召开大会搞示范杀人。公开杀害群众３８人，斗死９０多人。　　

据统计，全县５、６月份有２１２９人被斗、打或被杀死”（《贵港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５页）。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２２人，规定看守民兵每人每天补助五角钱，三个民兵负责杀一个人，得三元赏钱，三个晚上共杀２２人（其中杀绝五户）。杀人前进行搜刮，没收家产，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过“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二十四人改嫁时被大队，生产队征税费和两女出嫁费共８９４元，有帐可查，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钱物３０６６．４１元，全部被吃喝完。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北通公社十专学大队在４月１３日听了地区革委主任王晓峰电话会议的讲话后，４月１４日召开大队及革委领导成员会议研究决定于第二天（４月１５日）杀２４人，４月１６日又杀５２人。　　

从４月５日至五月６日杀５６户９２人（其中１５户被杀绝，１户１７人被杀１３人），黄芝珍等（大队治保主任是这次大屠杀的主谋共刮死者财物２７０１．２７元（内改嫁证明费２１８元，设卡哨搜人身４１５１元，收生产队上交杀人费１０１６．４０元），大米７６９斤。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龙州县“联指”和人武部，公检法军管会的干部武装包围“４·２　２”　“工总”工商联据点，“俘虏”９０多人，将１２人作为坏头头枪杀。事件开始发生时，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邱玉金不同意攻打，但县革委会主任常玉善坚持要打，攻打之后杀了一批人，南宁地区不作处理。结果致使该县继续杀人，从四月至六月共打死杀死１７７人，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亡人数的４０％。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起至二十九日，玉林专区革委会召开全专区政工会议，革委会主任、军分区政委甘照寰，副主任军分区副政委孙景芳，副主任蒋昌永分别在会上讲话，会议中心内容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击退二月逆流”刮“十二级台风”（大屠杀）会议与１８日公检法军管会会议一样，是乱杀人事件。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陆川县部署“十二级台风”，掀起了杀人的新高潮，全县１１个公社１５５个大队，有１５４个大队布置杀人，全县共杀害１２２９人。　　

由于专区革委会布置刮“十二级台风”，全专区文革中死亡１０１５６人，其中大部份是在刮“１２级台风”中被杀害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广西驻军８个连的解放军战士接到命令，和民兵一起开赴宁明县的上石公社，对宁明“上石农总”进行武装围剿。　　

５月１日打下“上石农总”，俘虏三、四十人，“上石农总”被定为反动组织，有４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判各种徒刑的达２２人，有４人判劳改关押在途中死亡，在围剿和批斗中打死和逼死１０８人。　　

（１９８０年，南宁地区中级法院与宁明县公检法组成此案调查组，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制定反革命计划和行动纲领”的东西，不知道把这么多人判处“死刑”的“证据”是什么。）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区革筹、广西军区面对灵山、合浦、东兴、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县“联指”下属的一些组织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向个专区（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的电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广西各专市县成立革委会后，不少地方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到今天为止，全区共杀１８０００多人。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通过所属的“沥血兵”搞“禽兽展览”（活人展览）。“沥血兵”将关押在“联指”总指挥部的不同观点的林执真（原区水电厅副厅长）、张祖贵（原地质局处长）、黄海泉（原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４·２　２”　“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子竟等二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强行组织群众前来观看“禽兽”。展览三天时间。尔后广西“联指”搞“禽兽”展览遍及全区，受害者达１００００多人。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武宣县“联指”攻打“造反大军”（４·２２），原因是５月４日武宣“红卫兵团”（造反大军）抓获桐岭公社“联指”梁达坚，并收走了１２０多元钱和一些衣物，数日后“红卫兵团”（４·２２）释放了梁达坚而未退钱物，“联指”总部就以“武宣县贫下中农指挥部”名义调集６００人并请贵县“联指”３００多人支援，共９００多人对“造反大军”的北楼、北街、武宣小学据点，执行武装包围，打死９７人毁掉房屋６７间价值３７９００元；共有３７户被抄家，抄去财物价值２６６００多元。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韦国清为向中央提交一份重要报告，说在广西“破获了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经捕获团长１人，副团长３人，政治部主任３人，经济部长１人，支队长４人，联络站负责人共６３人。缴获反革命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讯地址及部份枪支弹药等罪证。”“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发展组织的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派的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　　

    同时，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全区各级革委会下达的题目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中说：“我区破获的‘反团’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仅涉及面广，且敌人钻进群众组织利用派性发展串连……当前该案工作重心是集中罪证、集中主犯、追组织、追联系。”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拂晓，柳州“造反大军”（４·２２）头头白鉴平、廖伟严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王反修、李振岭为了对付“联指”的武装围剿，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五三八”列车调度段抢援越军列八个车皮的武装弹药，王反修、李振岭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了收条。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地处钟山县的平桂矿务局“４·２　２”　被围剿。　　

贺县、钟山、富川、昭平县和梧州地市“联指”，在人武部和革委会的策动下，调集５６００多人到平桂围剿只有８００多人的“４·２　２”　派群众。这场围剿持续５０多天时间，从５月２４日开始到７月８日结束。　　

一九六八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柳州“联指”为了配合“大部队”进攻柳州“造反大军”，“联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