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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庾华：另一种声音——与朋友论政书简（全文） | ||||
| 作者：袁庾华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5-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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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声音 ——与朋友论政书简 作者：袁庾华 （本文部分曾刊于《历史与再造》杂志）
——这是油画家毛本华教授在讲到文艺复兴“三杰”不同的性格和经历时所引用米开朗琪罗的一首诗。毛老师吟诵之深情，颇有些象他的个性，尽管这才是我和他的第二次接触。 我的朋友、也搞了几十年的油画的陈宗铭将毛教授推荐给我们这个临时“讲座”时曾专门介绍说，毛教授是为了“逃避下海”才从省文化厅要求调到纺织工学院的，也不愿意当官。学院考虑他是1966年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的，聘他为（服装）系主任时，他曾因此和他的朋友、学校一领导人搞得很不愉快（这次来接他，我也目睹了他对该校某负责人的冷淡状）。但是他却热情地为我们这个讲座牺牲了两个周末，没有要一分钱的讲课费。第一次来接他时，我曾向他介绍了这个讲座准备邀请的学生情况，他十分警惕其中有那么多方面人物，可他一走上讲台，随即就使所有学生们感到他是能够接受任何挑战的。何止是他的专业，其史观、宗教、哲学、社会观等也受到在座一些专业学者的较高评价。出现在画面上的许多雕塑、建筑、绘画作品，是这些学生们大都熟悉的，但是，一置于他所讲的系统中，就会有更多、更新的收获。看着他坐在讲台上，一手轻松自如地控制着幻灯画面，一手那么恰当、那么优美的配合，听着他较为准确的“距离化”讲述，以及有时根本不需要控制的爱憎分明的情绪化褒贬，尤其是那线条十分清晰、蕴含多少可供您思索的面都表情，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他的“王国”。 在课外的时间，他十分愿意回答大家所提出的任何问题，积极地参加各种讨论，态度也越来越放松。在我问到美术史家总结“文革”的红色波普现象时，他用准确的概念和个人当时的体验——人们当时确实是真诚的——予以坚决的否定，也纠正了我——毕竟是门外汉——的错误印象和认识。当我用毛泽东、江青都喜欢油画及他们十分具体的指示使油面较少受到“破四旧”的冲击的事实和宗铭争论时，他的“裁判”也是十分公正的。他十分关注社会，不过又总是在进一步展开时，好像心理上老遇到什么障碍……。当他用路易十五时代一一对照我们正议的当今中国的社会现象时，我本来顺嘴就要为邓接上那名句言：“我死后那怕洪水滔天！”却突然改变，轻声背诵了上首诗的最后一句： “小声点，不要把我吵醒（我当天所听到的他的译句）。” ——随即，车内出现短暂的沉寂，我知道这是人们对我猛降“两个八度”的迷惑不解。 其实，几个小时以来一直留在我脑海里的这首诗，已经接通了我在读了您的上封信、以及又重读了前二封信后一直没有理清的思路，这也成了当夜我思维的主旋律。如果不是以后的变化，我也基本上确定了第二天要动笔回信的基调，我不再打算和您过多的争执。但是第二天一早，《读书》老主编沈昌文先生在赴法国前打来电话，委托我接待新加坡一客人，待事毕，我又匆匆去了北京。北京的讨论偏偏又有“被邓成功腐蚀了的这一代大学生”的话题，而且在几个场合都极为大家所重视，引起我对这一问题较多时间的深入思考——其中有对一年多来我们之间的谈话、通信、通话的效果的反思，更有作为朋友必不可少的真诚和责任，——使我终于确认了自认为较负责任的选择。麻烦的是，这封信也将因此而过于冗长，这主要是对您提出的几个政治问题——应该说，它们颇具代表性——交流一些不同的意见，其中必不可免的偏见和不够准确的地方，望您指正。 一、政治和搞政治的人 “政治”的概念，大概要数孙中山的说法最通俗、也最能说明问题，他说：“政治就是众人的事”。也就是说，这是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不关心的事。这些年来，人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常识，全社会对政治的关心，不也正是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尽管走向制度化、成熟化还要有一个过程，但“民主化”的过程则只能从这里开始。相反，转移、淡化，甚至熄灭全社会的政治热情，正是惧怕民主、扼杀人们的民主意识。应该说这是识别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一个民主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包括西方部分代议制国家），人们经常所谈的政治，实际是指“搞政治的人”，或者叫专业从事政治的人，也包括在政治中混饭吃，甚至经营政治的人。前后这两种“搞政治的人”，就是中国现代语言中常说的政治家和政客（据说英语中也有这种区分，但也有将前者称为“政客”，把后者称为“官僚”的，我是按中国人的习惯）。中西方的伦理观都认为，政治家必须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理想，尽管根据形势、条件，会有局部的调整，甚至暂时的妥协，但都不会根本抛弃、背叛其政治理想。而政客或者根本就没有，或者可轻易的抛弃、背叛政治理想，唯实用、地位、利益是图。前者大概是人世间最困难的一种职业，也非议较多，其成功率可能最低。后者，只要入门，则是最容易混的职业，人们反而能够习以为常，而且就一般意义上的成功率来说，也是较高的。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其功过是非一时会使人难以认清，尤其是无产阶级政治家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是对历史负责的，人们对他的认识就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甚至需要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比较。而所有政客的嘴脸手法大部雷同，不过他们粗俗的承诺、收买也都是有限的，欺骗总是不能长久的。为什么“放下筷子骂娘”？一是被错误刺激起来的各种欲望是不可能一再满足的；二是人们也吃出了其它味道。首先是不放心——无安全感；其次是代价太大，既要损人、损子孙，也要损自己——正在被扭曲得不象个人；三是已醒悟到真正得“大头”的，正是许诺人自己，他们及其子女、家族所得是一般人的百倍、千倍、甚至万倍。看来“先富起来”的正是他们自己。今天，一个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走时，都已使自己的子女掌握了巨额的应属于人民、国家的财产，这岂不是又真正回到了封建时代！ 这就顺势又谈到了“搞政治的人”的品质。一般来说，对他们的职业品质要求则主要集中在二点，一是看他们是否利用执政权力谋取私利，尤其是巨额利益，这是最重要的，决定对其评价的首要前提。二是看他们是否光明磊落，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历代政客（官僚）常常是上台前信誓旦旦，上台后翻脸不认帐，甚至“指鹿为马”。例如明明是在贩卖资本主义丢掉的垃圾，却硬贴上“社会主义”特色的标签，这就必然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失去了信任、正义和是非标准，也极大的污染了政治领域。 捷克现任总统、诗人哈韦尔说：“我就不相信政治一定是肮脏的，只要坦诚的人进去，建立和维持好的游戏规划，政治是有可能干净起来的。”他是说首先要有“坦诚的人”进去，否则再好的制度也没用。这大概是我们批了多年的“人治观”，可我们喊了二十多年“法治”，颁布了无以数计的法规，养了一大批执法人员，而我们的社会环境首先是政治环境却越来越坏，越来越恶劣。记打前年出差在东北一列车上，在一片人都在议论司法的黑暗时，一个老工人站起来说：“现在是有法无法，有钱便是法。过去毛主席那个时代是无法有法，有理便是法。”他的这番话，一下子博得全车厢的人站起来为其鼓掌。因而还是老百姓说的好，是“根子坏了”，是带头人坏了，那么再好的制度经他们这一双罪恶的手去操作也要变形。不过我们现有的制度也需要重新审视，譬如取消“四大”，剥夺了群众直接监督的权利，又没有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也就纵容了各级官员的为所欲为。我看到过东欧有几国领导人廉洁的材料，其中有的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不高于社会中等生活水平，有的总统夫人也走进了第一批失业大军中，这些例子中就包括哈韦尔。我觉得一个保持诗人气质的人其情感是真实的，其执政也是真诚的。同样，我却反感会玩的人搞政治，而您所说的“充满着这些火药味十足、你死我活的斗争（您看的《幕僚》一书，也没有到这种程度）”，倒恰恰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对于政客们来说，上层只适合搞“小动作”——阴谋诡计，为了“稳定”他们的权利格局，对外，尤其是对下一定要捂住，那怕捂得“发馊”！他们当然愿意把大量的血腥的代价文明的“散失”在底下的亿万人中，而决不愿意将再少的代价集中在上层。如果在政治斗争中也要“数量化”并“效率优先”的话，那么，相对而言，上层代价越大，下层——因其基数巨大而体现的“整体”的代价——就越小，整体控制程度和效率越高、进程也越快。这就意味着那一张张包装精致的表演型脸孔将失去市场，而当政治中的肮脏垃圾堆得太厚太重的时候，恐怕只有“火药味”才是最好的“清污剂”。当然，“火药味”必然带来动荡，变革也少不了动荡，并且变革需要的力度和影响动荡的程度基本上呈正比例关系，这是常识。 这几年，在海峡两岸都很吃香的美籍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著作《中国大历史观》中认为：“中国的当代史可以简洁的条例，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机构之前。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据此，今后至少不再需要太大的动荡。不过，我不能苟同我这位老乡的观点。就今日中国社会来说，“上下之间”早为水火，他们之间能够“敷设”的什么样的“法制性联系”则可想而知了。问题首先在“上”，在于蒋介石“制造”的那个并不新的“高层机构”，它是在辛亥革命并没有基本摧毁的中国旧官僚机构的结构性基础、框架上“制造”的，又为后来的共产党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所承接，后者在毛泽东去世后用一种复旧的方式基本上又摧毁了这个“新的低层机构”。它也不再“有农民协会和贫农团体支持”（同上书），以及千千万万农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替而代之的是和官僚狼狈为奸的封建宗法制的复苏，以及包括黄先生称之为“癌症般影响”的放债收租等沉渣泛起……。黄先生认为“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同上书‘序’）。”仅据此观，我的朋友，您所感叹的同期的代价、动荡则应该是可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当我们又面临一个“世纪末”的状况，如何选择走向新世纪的道路时则有不同的总结和认识，尤其是在这个“动荡”与“稳定”的问题上。 以李泽厚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迎合官方“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立场要求，高举“告别革命”的“伟大”旗帜，从头至尾地否定了这“150年”间所发生的所有革命和进步力量。用人们近年抬出的辜鸿铭的话说，如果没有这些革命，满清上层那些气质高尚的贵族一定能领导的生产力效率很高的国家。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从林则徐到毛泽东的“排外”，即使中国沦为一个殖民地也早接受了西方的文明，也早提高了国民的素质。 和上述倾向相对立的另一种倾向则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旧基础太稳定、甚至超稳定，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过于薄弱，而已有的几次革命或者对旧基础动荡的力度不够，如武昌首义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旧官僚政治基础并没有根本改变，或者如文化大革命，尽管短期内曾有相当大的震荡（甚至波及全球），但由于内外各种条件——尤其是对外部威胁中华民族安全的——限制，而过早、过于仓促地平息了荡波。使旧官僚政治基础得以恢复，导致不可避免地失败。总之，这种被认为是激进的观点认为：除了中西方都不何避免的战争，比较西方现代化（三百多年）的进程，中国近150年“直接从中世纪”走过来的过程其动荡的程度不能算大。这不是人为规定的，是摧毁中国积淀甚厚的旧基础必然遇到的阻力所需要的力度决定的，也是社会的恶性发展所逼出来的。 ——上述两种观点就是人们常说的右派和左派相互对立的倾向。前者代表社会上中层稳定其既得利益的要求，持保守观，后者则代表社会中下层、底层希望改变现有社会不公正、不合理的利益格局的要求，持革命观。其实，社会的发展不会永远持一种态势不变。一直保守，必然僵化，甚至会被闷死、（腐）烂死。不停息的革命，一些人就会厌倦，甚至反对再“折腾”。在一般人看来，保守是常态，革命是非常态，保守是一些既得利益者的主动要求，又较容易适应人们的习惯性惰性，所以右派（保守派）在所有搞政治的人居大多数，并且风险较小。而左派则恰恰相反。革命本来是被动的，往往是被逼得爆发出来的（也是社会发展中总得有的一种渲泻）——没有这个基础条件，任何人和政治势力都不可能人为地发动一场革命。自法国大革命后，这种左右分明的大致格局已约定俗成至今，例如在西方社会从来不会有将贵族、大财团的利益代表误打成左派的笑话，也从来不会将来自下层的激进的政治势力误认成右派的。但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右派有时也会搞点的极“左”政策，左派也会有一时时偏右策略，但都不会影响总的格局。 中国的政治可不是“一会儿批左，一会儿批右”的，除个别短暂的调整、变化外，“改革”前的20年，其基调是批右，这20年则是一直批左。前者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阶级，后者则往往以攻为守，以确保官僚阶级的地位、利益不受侵犯。前者承认：“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引用毛泽东话），因而就是在激进文革中，在党的“九大”主席台上又现法国大革命时那种左右分明的位置格局，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都特意保留有当时公认的右派的位置，他们也一直掌握着重要的权力。而后者，即“改革开放”后，则一再要求“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取自邓的话），在政治舞台上对左派格“杀”勿论，形成中国共和制后从没有过的完全一党一派的最高度“一致”格局（就是国民党内，也一直有常唱反调的左派位置）。左，历来是右的克星（我戏言为：左克右，右克中，中克左）因此，在这样的格局中，就“要特别警惕左”、“防左”。比较明显的原左派人物，几乎无一能逃监狱的厄运，为“长治久安”、继续控制政治舞台上不再有真正左派的痕迹、即隐患，就在“政治游戏”中把那些对他们走得太远有些担心的正统元老派硬打成什么“左派”“左王”，以顶替这个角色。那些“元老”，无论在过去的“文革”中，或在今天的“改革”中都是反对激进态度的，哪有什么“左味”？在今天以右为荣、为贵，咒左、骂左、剿左、伐左的时潮中，也是从此来羞辱他们。对于另一些他们无法控制其活动的海外左派学者，只好冠以“乳臭未干”的“新左派”，竭力控制并消除其影响，而对国内一些愿意承担左派角色的人，则被他们十分警惕的排斥在舞台之下，斥之为“极左派”，却不允许后者出声。一句话，在今日之中国，绝没有真正左派可以公开发表的言论、著作自由。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右派的恐左情结如此难以消去，其虚弱状也是不言自喻的。 我这里所说的“右派”和左派，是指那些“搞政治的人”，当然不会包括您，我在南京当面给您戴的几顶“帽子”，只是戏言，不必较真。不过，我是想请您注意一下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声音。 二、阶级斗争、文革与政治迫害 这次，在国内由江泽民带头炒热的电影《泰坦尼克号》，既有一个、尤其在结尾确实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是一堂残酷的阶级教育课。“掉下海中的1500人，只被救下来6个人，包括我，6个人，”“20只救生艇，只有一只划过来救人”——这是露丝84年后仍耿耿于怀的愤慨，用此船设计师指责大副的话说，这些救生艇都是经过试验的，可以安全的乘座65人、或70人，可实际上有的只载了二十多人，甚至十多个人，最终是少救了一半人——近700个生命！“这是怎么啦？”——那位出身下层、还不失良心的“暴发户”望着这些没有一个响应她去救人提议的贵妇人们迷惑不解。其实，露丝的母亲上艇前就回答过了，她们在此时仍需要宽畅一些，那么本来总载量就不够的救生艇又从那里挤出“宽畅”呢？那就只有“三等舱”，妇女、儿童的性命代价。事后的统计证明：“三等舱”中死亡的妇女、儿童比例高出一等舱全部人员中死亡的比例。其中一等舱只一个儿童遇难，三等舱却有2／3的儿童遇难。船长对是否先救妇女、儿童一开始表态就有的犹豫，已预示了这个代价，那位指挥救生秩序的大副，尽管最后拒绝了卡尔的收买，不还是徇私让那位制造商先上了救生艇，而对于三等舱中急于逃生的人终于开枪镇压。从这些过程和整个的救生效果来看，他维持的秩序是否也会有阶级的成份呢？他自杀了，就如船长应属畏罪自杀的留下（这位经验主义者是有渎职罪的），只是在人格上没有卡尔那样卑鄙。我十分厌恶许多人看后只津津乐道于船长等“绅士”式的风度（也是这些年来人们一身俗骨、半肚子土气却竭力攀贵装洋的时尚，真遇大难，他们装熊都是最低劣的），却愿意欣赏编导这样的安排。和上层社会的豪华奢侈、装模作样、在关键时刻的自私残酷相比较的是，下层社会真情、自由的欢乐和逃生时的无污可责。不管编导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表现出来的还有一种阶级立场，也使人们的炒作难以回避“等级”、“阶级”——这些在中国媒体、话语系统中已经生疏或变态的词汇。 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伟大的创举》）”。 今年，正是中国官方宣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二十周年。二十年啦，我们“不喊”、也基本“不谈”的阶级，尤其是不同阶级的收入悬殊和阶级的对立是否严重存在？或许也只有这二十年的实践才好证明我们过去强调的“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否“荒唐”： 被誉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私有经济一统天下），“1994年的调查表明，私营企业平均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超过1／3，劳动时间每天平均12.42小时，11.5－14小时的占2／3。多数人从事高温、粉尘严重、噪声大、有毒害的工种。”（注A3），因此致伤、致残、致死的新闻不绝于耳，而由此挤出的利润，不少是用作对官僚阶级的贿赂。 再以国际上通用的显示社会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0”为绝对平等，“1”为绝对不平等、即一人掌握全国财富，0.3－0.4为合理的最大可容忍度，0.6则意味着随时会发生动乱）为例，八十年代中期后的中国为0.434，这是官方——中国人民大学1994年的调查计算。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必须重视的、已经很不低的数字，但它的真实性还不够令人相信。一个民间机构的调查认为已达0.59（熊海滨《全民逐富：中国“大洪荒”》），即到了极危险的边缘，则应可信。 “到1994年2月为止，占我国银行存款总户数百分之二的富人已拥有一万三千亿元存款总额中的百分之八十（《影响我同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如此悬殊的纪录，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印尼等个别国家能够相比。 此后的发展有二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继“承包责任制”以后，目前正进行的“股份制改造”，尤其是“资金重组”，是又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瓜分国有资产的高潮；二是下岗——失业剧增。一头是已基本完成“中国特色”的、也是世界上效率最高、最省事的“原始积累”，一头却正在失去或已经失去正常（低）收入，二者是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的。驱动机制就是官商里外的勾结，中枢则是“官”，无论“寻租”、“设租”或者“投资者的利益”都决定在官僚的权力上。而对大多数人基本生活利益的剥夺，则得之于这架官僚机器的支持，因此，促成今日如此贫富悬殊、阶级分化的根子就是这个官僚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则是不容置疑的结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毛泽东1962年提出的，之后，他就更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就是“在毛的时代里”，成天“高喊”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内容（应该说，我们这些过来人，面对今天的社会现实，才感触深刻）。而当年也正是对此的高度重视，那个时代的“基尼”系数只有0.15（何清链著作取自世行1978年测算，我认为不够准确）。如果认为那时整个社会总财富量较少，那么比它更少的“民国”末期，其“基尼”系数也不亚于40年后的今天，否则也逼不成共产党的革命。就如政府官员和平民收入的差别最小的北欧中欧诸国，其各个政党却成天在大谈阶级斗争一样，正是这些“大谈”和我们过去的“高喊”，才限制了贫富差别的扩大，缓和和抑制了阶级对立的紧张程度。也正是这些年来我们这些政客、文人“鸵鸟式”的否认，才故意纵容了这一主要社会罪恶的加剧。实际上，官僚们“大老板”阶级利用已扭曲的伦理、不合理的法律秩序以及权力和金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低工薪者”、“打工仔”、“下岗族”等由工农基本群众组成的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是得利的官方和被豢养的文人不断的掩盖、淡化其中的血腥、残酷味，以不承认和压制后者对前者的反抗和斗争就是了。当老百姓越来越感到这和旧社会有什么两样，甚至认为“比国民党还坏”的时候，我们不禁要反省：难道曾用千百万人的鲜血、生命的代价进行的革命，只是为了让其“功臣”作为新权贵来代替旧权贵、用“新四大家族”来替换“旧四大家族”吗？或许人们认为这样推理是否简单，但却是谁也掩饰不了的事实。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对于共产党不少干部来说了是“船到码头车到站”，解放仅几年，一场“三反运动”就使总数312万党员干部中的122万人——高达39％的比例——因贪污等经济问题被处理，就此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为麻烦的是，正是不少“功臣”利用掌握的各种权力很快学会了旧官僚的统治经验，“日益享受着原属他们所取代的剥削阶级所有的社会特权和经济特权”（注1），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加上许多人二、三十年代在苏联所受到的不民主的政治教育，使“新中国的官僚主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主义都更广泛、更深入地渗透于整个社会”。（注2）现今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都能记得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中国政治社会的基本情况，当时，官僚集团利用他们自己造成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形成的政治高压，严格控制并有效地促进着一个新的等级社会的逐步形成。工厂里的班组长就有剥夺一个工人的自由和经济利益的权力，工人如有反抗，支持班组长的车间主任就可以根据法规，以“不服从劳动分配”的“罪名”将其送去“劳教”，自此打入“贱民阶层”。在农村或街道，一个队长、办事处主任、派出所所长就可以是至高无上的“皇上”。那时，刚解放不久，车间主任、公社书记以上干部大多参加革命较早，支持他们的上级就是他们的老领导、一级级更大的“功臣”，你是无处告的。不，对一般人来说，厄运不找到你头上就够幸运的了。曾遭毛泽东严厉批判的彭真、罗瑞卿所搞“十无”，其主要出发点就是要把将来有可能反对领导的人找出来，先采取措施，包括成批送往边远地区。有些地方更甚，如河南进一步扩大为“三十五无”（据赵文甫检查）……，多少反对领导的冤、假、错案直至文革爆发后才有可能公诸与世（66－67年是一个揭露高潮，林彪事件后又出现一个上访高潮），这些案涉及解放后历年、历次运动，很多都是鲜血淋淋的。应该说，正是一些“功臣”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先把别人整的“猪狗不如”。“官僚主义强烈的肆虐横行”（注3），使新中国开始蒙受越来越重的阴影。只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的巨大权威和声望，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的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注4），但也只是“遏制”和暂时还没有正式“常规化”、“制度化”，这些越来越成熟的官僚由于其不愿被触动的既得特权利益决定，他们根本听不进毛泽东的一再教育和警告，甚至十分熟练地将历次运动的矛头都转移到普通群众和知识分子身上，变本加厉地让后者承受代价，这就使“激进的毛泽东主义者和党的官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注5），才迫使毛泽东下决心“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党和国家的阴暗面。 ——这就是”文革“爆发的主要背景。由此就必然要冲击到党的各级干部——“曾是功臣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尤其是毛泽东又肯定“95％”以上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莫·迈斯纳认为：“撇开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与其说它是一场革命运动，不如说它是一场改良运动，一场非暴力运动。因此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与其说是出自毛泽东的本意，不如说是出自中国社会的条件”，这就是前面已谈到过的文革前17年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压抑既久，既大，爆发则必速、必烈，以致发展为谁也没有始料到的各政治势力、集团短暂、集中的激烈斗争。对于其中的“暴力行为”，“与后毛泽东时代的北京领导人对这些事件提供的说法正相反，文化大革命首先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迫害的不是毛泽东主义的激进分子，而正是那些由党组织起来的，力图在毛泽东主义者的进攻中保护党的官僚主义者的‘造反派’”（注6），即官办“文革会”和后来的保守派。首先是党组织本身，按照过去历次运动的经验先抛出一些知识分子当牺牲品，而当革命师生坚持把矛头对准党的当权派时，则由上级党组织派出工作组进行镇压，以保护党的官僚基础。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在给中南局、西北局等批示中明确指示：“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把他们揪出来”，应届高中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不管学生、老师，只要反党，就要给他们以专政”。随后王光美在“清华园”将八百名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并残酷斗争，有的被整死，以此推广全国，无一校幸免。并进一步蔓延到企事业单位及整个社会。各单位党组织及官办“文革会”用前十七年的习惯手段镇压所谓“牛鬼蛇神”——知识分子及领导认定的落后群众，尤其是敢起来造反的少数派，进行无情打击……这就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愤怒指责的“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也就是从这“五十多天”里埋下了从后形成两大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的祸根）。在工作组撤出后，“最有特权的阶层即干部子弟成了党组织的同盟军”（注7），这些今天已被人们习惯称为“太子党”的高干、军干子女，文革开始时，曾是最早“造反”的英雄，但是，当运动深入触及到他们的父母时，则背叛革命，大都参加了那个臭名昭著的“联动”组织，为保爹保妈，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横行霸道，一方面拿一些知识分子当牺牲品（如老舍等人之死）和蛮横肆虐于普通老百姓，一方面更无情镇压挺身而出的造反派。应该指出的是后者中的少数人由此产生的情绪和得势后的报复就成了复辟后的官僚们可以宣传上千遍的把柄。公平的说，就象朱学勤一文中谈到这些青少年批判那些党阀、学阀权威所使用的话语正是后者教给前者的一样。他们某些不应当使用的残酷报复手段（如王光美“四清”时发明并在文革初期普遍推广的“坐飞机”），也正是他们受当权派迫害时亲身体验后所学会的。使用暴力手段较多的是军队，这是其职业特性所决定的。令人注目的是其施暴的部分对象曾经是过去领导他们教会他们使用这些暴力手段的人。如今那些“老师们”千百遍地演染施在他们自己身上的那些手段时，使许多过来人总觉得有些别扭。也如哈里·哈丁斯说的：“这次我们不应太轻信。今天布授新道，谴责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文化大革命受害的幸存者（《威尔逊季刊》）”。不过这些“幸存者”的“受害”情况也是不同的，以邓小平——当时被政治上打倒的中国第二号走资派为例，其69－73年在江西“劳改”流放生活，曾被今日那么多媒体（首先是毛毛的故事）所大肆宣传，就在这些宣传中，也有几个“一点就破”，颇能说明实质的问题。 首先，他去江西主要是根据四个老帅备战的建议：“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注9），而不是什么“劳改”、“流放”。至于参加一点力所能及的劳动，当时应属正常。 其二，他在那里，还一直带着秘书（即王瑞林，现中央军委委员、纪委书记，一个文官被直接授予上将军衔的）等随员，这样的“流放”、“劳改”所享用的政治待遇，至少在中国确实是少有的。比较一下，七、八年后，他又是如何安排“江、张、王、姚”的待遇的呢？如果说，处理的程度不一样，那他应感恩于毛泽东，当时全国人民对他这个“第二号”人物的情绪恐怕是有过之而不及。 其三，他在那里住的是一座原步兵学校校长的“将军楼”，这是文革前各省党政军官员所住的最高水平。 其四，就在那时，包括邓榕、邓质方这些他较小的子女，仍能被推荐上大学，邓朴方也是1970年入党的，这至少说明当时并没有“株连九族”，同时，也表明中央对他们的照顾。就如当年一个相当照顾他们的工作人员，因今天因邓榕一句不实事求是的活，就倒霉好长时间一样，今天他们也从不提上述事实，只刻意喧染其困难处境。毕竟他当时是下台之人，其待遇当然不能和以前比。 这次在北京，一位经常给军委、总参首长开车的司机对我们说，他也给邓家子女、给王光美开过车，说他们也大谈毛主席的伟大及其对他们的恩情。这大概是在军队面前所选择的一种策略，而在其他媒体上则从来没有这样表示过。 就是刘少奇去开封，也属林彪战备“一号令”的安排。他同样带有长期跟随他的随员（包括厨师），住在原开封市领导的一个院子，决不是人们所说的监狱。他当时是中央全会定性、开除党籍的，自然没有邓那样轻松，直至糖尿病重至终。其他，也有正式进监狱的，如彭真等人，至今没有得到彭在狱中生活的细节。文革中监狱贯彻毛主席“要把犯人当人看待”的批示时，曾有记者在狱中对彭真采访，他是高度评价“毛主席一贯的人道主义政策的”……而冲击这些“功臣”的造反派包括我在内（尽管是在基层），当然就是“便觉趾高气扬”的“另一伙儿人”了，“但这真的是傲骨吗？”又问得何等的好。我们这“另一伙人”在文革十年中，是真正的“三、七开”，即70％的时间在挨整，30％的时间不得不抓紧工作，甚至每次出狱后连恢复身体的时间都没有。我们挨整时肉体精神所遭受的摧残、享受的待遇（刑事犯的牢房，6元钱的月生活费）才是邓公这些“功臣”“猪狗不如”的水平所高攀不上的。如果以文革中的两端，以“功臣”为代表的老干部和“另一伙人”的造反派进行比教，在付出的代价上，无论数量或者质量，后者至少是前者的百倍以上。顺便，我以您熟悉的几个地方举几个例子： 就在您住的江苏，68－69年，许世友将军将徐州造反派的头头押在笼了里进行游斗，还把江苏反对他的“踢派”造反群众按在马路上学“小爬虫”爬； 在您上大学的广西，也是1968年，以韦国清将军为后台的保守派“联指”把“四·二二”造反派口中塞着鹅卵石成批地处决； 在您的老家保定地区，那位在解放军战役史中没留下任何象样东西的叶帅，l976年却在动用正式军队血腥镇压造反派中显示了“军事才能”…… ——在其他地区也有比这更严重的，更不要说在各个单位里那各种各样的残酷手段了。请记住，这些手段既不是文革发明的，也大多不是解放后发明的。如果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这样代价的话，那么1927年共产党被血腥屠杀时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呢，被钉死在那六千个十字架上的奴隶是不是也应后悔不应跟随斯巴达克造反？说到底，文革当年比较今天社会可以说是“天使般纯洁”的男女们，不就是为了申张正义、公正、不甘心受压，从而触动了那些“功臣”的特权、地位，才遭到如此的屠杀和迫害（十多年后，在“六·四”中，被邓公下令集中屠杀的又一批那么单纯的少男少女们；不也是反对这些“功臣”及其家族的腐败吗？）！难道这就是他们明知道“造反是没有好下场的”，却硬要向官僚集团挑战的“傲骨”吗？今天，文革已结束三十二年了，可对曾经“趾高气扬”过几天的“另一伙人”的清算，则还没有结束。 今年，临到阴历年前，我主持了原省二轻厅吕以尧同志的追悼会，他15岁参加革命，抗美援朝时是空军战斗英雄，在文革中当厅领导时，他妻子所在的纱厂将她的夜班调到白班，竟遭到他的谢绝。他在台上不去住厅、局长楼，而正是他坚持住的那一小套旧房子，在他出狱回来后，被公家十分方便的切断了暖气和天然气。他至死也没有工资，其子女“每次给他几百块钱，他都全买书了”。在追悼会上，他女儿泣不成声的说：“父亲唯一留给我们的就是认真做人的教育和一大堆书……”。刚过春节和他差不多经历的原洛阳地委副书记孙腾芳，其妻子完全是因为没钱看病耽误致死。在她的追悼会上，不少人才知道，仅河南省因“造反罪”至今没饭吃的干部就有22万人之多。原洛阳市委副书记兰维泉，这位和江泽民一样在六十年代初出国的技术人员，如今被逼到在要饭群中生活。90年我到洛阳市郊区原公安分局副局长谭树齐（47年参加革命）家里看到的是比要饭的窝都差的情景，而南阳一造反派头头则活活饿死……此类例子举不胜举（当然，原来的造反派中也有不少人成了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但是，他们也不感谢邓及这个时代，其中一位喝酒后哭着对我说：“是老邓给我的钱？他们（当权派——自注）是把我朝死里整，我偏要争口气！他们坏我比他们更坏就挣了钱，他们见我就象孙子一样。他们把我逼到不是人，我也让他们不是人”）。去年初我在商邱，其行署几位干部对我说，76年所谓“粉碎四人帮”后，他们是在东海舰队驻温州的部队服役，也帮助地方维持“秩序”抓造反派，后来，看到杀人太多，害怕了要求复员。他们说，现在温州人在骗全国，是出于报复心…… 说实话，我们当初被逼得起来造反时，可没有陈胜、吴广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而是高喊着“准备失败、准备坐牢”（江青的“四准备”号召）冲出来的，对于其中一些人（包括我）来说，即使为此承担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九死而一生，则从没有后悔当初义无反顾的迈出去的一步。我们毕竟经历了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大民主”，“中国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会，向现存的政治权力机构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公开讲坛、大字报和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不满和希望等等（往10）”。尽管它是短暂的尝试。还有一种“三年文革”说，1968年在林彪宣布的“全面胜利”中，我们就开始承受全面的镇压。而欧美的“文化大革命”更短暂地集中在几个月，却同样辉煌。今年，整个世界都在纪念“1968年”，认为它是廿世纪最重要的一年，其意义甚至超出了这一个世纪，是对整个世界近、现代框架的一次最彻底的挑战。也有人说，社会主义在东方惨败了（应该说，它的二、三代领导人早领上邪路），却在西方取得很大进展，现今西方社会中很多社会主义的成份正是“1968年”带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我已可以算一个没有“失踪的68年人（尽管没有下乡，却同在当年秋天下监，没有系统的学习，却也有认真的思考，更有前后更多的经历）”。我为拥有这个历史而骄傲。当初当我们经过多少次生与死，血与火，灵与肉的考验获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最激动人心的胜利时，我们最得意的一句歌词只是：“往日比人矮三寸啦，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啦……”。用思想家的话说，我们斗争的全部意义只是为了做个人！查一下这些造反派的“发家史”，第一是被整出来的，第二则是“不平则鸣”。一些文人反复宣传说，我们是“被利用了”，难道我们甘心受压迫、受剥削，逆来顺受，就是没被“利用”啦？这种“利用”说无非是他们“借花献佛”以向官僚阶级忏悔而已，（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文革初期都参加过造反派，这也有文革前17年中当权派老拿他们当牺牲品的情绪），至于“文革是整功臣”论更是为了向统治者献媚，而无视广大人民尤其是那些敢于为社会进步献身而挑战官僚阶级的激进分子也作为人应有的生存价值。那种“功臣”论如往前推，那么我们的战犯管理所内不是也关押着多少“北伐的功臣”、“抗日的民族英雄”，他们甚至还没有作威作福几年就被他们压制的革命人民打倒了。假使他们重又控制了中国的局势，那么这一大堆“文人”决不会再为共产党的“功臣”说话；要说给后者的话可能比今天“送”给我们的更恶毒。这是否就叫做“成者王侯败者贼”？那是封建社会、尤其是传统文人一直遵循着的一条处世定律。但是历史的进步，则一定是一次次以失败和巨大的牺牲为其铺垫的，选择它的是另一种人。 三、民族利益和利益首选 在上述问题上，请您谅解我的冲动，也决不会有对你们年青人的情绪，同时，如果我含糊地对待了这些我并非不了解的事实，那也是对您的不尊重。我正是以这样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去认真看待您所说的每一个问题的。譬如您谈到朝鲜和表决中国申办奥运会问题，我看信的当晚就和伍绍祖（国家体委主任）一朋友通了话，准确地了解了中国事先就没有把朝鲜的一票计算在支持票内，而是在别的方面张百发被人家耍了，当然主要是美国的干预。也许我没有您喜欢体育，我也并不认为未举办一届奥运会会有“决定生死”“千古憾事”这么大的份量。原东德是总居奥运会前几名的“体育大国”，却没有改变复灭的命运。巴西、阿根廷一直是比奥运更热的“世足赛”中的明星，并没有因此促进其社会的进步，举办过这类盛会的墨西哥等国也没有因此使其社会状况改观，而就我们民族目前状况来说，即使举办了这届奥运会又如何呢？就国内体育运动来说，几乎全成了“商品”，一片乌烟瘴气，哪有一点点奥味及群众性，……这里就不多谈了。 您所谈的和越南的关系问题，实际涉及两场战争，即1979年中国对越南的战争和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援越抗美战争，以及两者的关系。 1979年所谓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用美国学者莫·迈斯纳的《中国史》说：“邓小平访美回国后不久。中国军队入侵越……有损于北京新政府的形象”。 用剑桥《中国史》说：“邓有理由推测，使用武力严惩那个刚使美国遭受耻辱的国家，可以使华盛顿领导人从中获得补偿”，“邓并没有掩盖他的意图，在访问华盛顿期间，他向卡特总统通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的规模和持续时间”。 用胡耀邦当时的政治秘书阮铭在外发表的著作中说：“获得了美国的赏识，邓小平发动这场战争之前在美国得到了默许”，“在军事上是不成功的，没有‘惩罚’了越南，反而‘惩罚'了自己，结束了中国作为世界军事大国的地位”。 ——这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官方比较欣赏并大量发行的，就此也和国内“恩将仇报”的廉价宣传截然不同，有人说，是美国耍了邓小平，尽管美国在这个世界做坏事确实不少，但就这场战争而言，没有资料证明是美国主动要求中国去打人家。当年2月17日，既中国发动进攻的当天，一早地方当局（河南省）就派了好多人，来看守所要我对这场“自卫反击战”表态，我谈了要打就象西沙之战一样，在南沙夺回几个自己的岛屿，既名正言顺、也有利于中国在南海应有的地位。我还谈到如前一年（1978年）柬埔寨政府要求我们移民时，帮其控制磅逊港，则可以成犄角之势奠定中国在这个海域的战略地位（包括对将来的中日战争的准备，日本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橡胶、木材等战略物资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同时也就不可能有越南侵占柬埔寨的既成事实。当然，后者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利益出发的。但是，我始终拒绝对这个“自卫反击”表态。 阮铭所说的也“结束了中国作为世界军事大国的地位”，应有二层意思。第一，这是一个大国对小国的战争，所取得的最大战绩甚至还低于1885年刘永福时的黑旗军（原广西天地会残部）在此地对法国的战绩，而这次伤亡却极大。就此，我们的对手还只是越地方部队、游击队和人民群众自发的抗击。美国议员的实地调查证实，越主力部队集结在海防一线，还没和中国部队接触。第二，任何战争所动员的资源，不仅是物资（包括技术），而且还要有参战人员的士气（包括战争的意义）等，而在越南打的这场纷争是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第一次在没有当地人民支持下进行的。正相反的是，我们是在和越南人民厮杀。（邓作为军委主席期间一共有二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另一次是在天安门广场，其“对手”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只是作为一个部队的政委没有机会独立地显示其军事才能，晚年仅有的这二次显示的机会，却无法给他打分）。同时出国之前，国内正在强调个人利益，又如何再有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精神。不客气地说，是第一次打掉了军威、军心，打坏了军纪、军风。这场战争也使世界的军事研究机构们（尤其是地缘对手日本、印度等国）根本改变了对中国军力的估计，为今后留下了较大的麻烦。 而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援越抗美战争，则是绝然不同的另一种情况，我想引用美籍华裔学者龚忠武（他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在哈佛跟费正清研究中国史）所讲的一段话： “在毛泽东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有美帝国主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美国赶出了越南，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这不是毛泽东打出来的吗？美国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了。美国经济近20年来一蹶不振，其中转折点是越南战争。在这之前世界冷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毛泽东打出了三分天下，变成了三元秩序，从而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越战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局面”。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一期所载《“文革”时期历史研究座谈概述》中说：“文革时期的外交工作，应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同外交史上一个大转折点。70年代初期的外交新突破，改变了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外部环境，中国成为‘大三角’中的一角，制约与平衡着国际战略力量，使世界局势趋向缓和，大大得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影响”。这里所说的“新突破”是指先后对欧、对美、对日为代表的外交整体突破，它是以当年“虚”实配合的两场“战争”为实力后盾的。一场是直接影响全球的“文化大革命”，另一场就是这个越南战争。“弱国无外交”，这是邓小平所强调引用别人的一句话，不过不能自圆其说的是，他所彻底否定的“文革”时的中国，究竟是弱国还是强国？当然，他也从来不计较说话要前后一致，但是，他所控制的政府却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外交遗产及其要用巨大代价奠立的国际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来中国多少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您说的“对外傲视千里”正是这样一个大民族所必需的，尤其是一个大国的安全和发展，首先必须确立自己在国际空间中的地位。从古希腊、罗马到西、荷、英、法、德、美，直到东方的日、苏都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无一例外，今后也仍是如此。我对执意要走“英美”道路的不少人一再说，英国是靠在海外几十倍于它本土的殖民地的血腥掠夺中奠立起“日不落帝国”的地位的。美国是靠两次大战，尤其是在二战中发的横财，并在全世界到处插手称霸，而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霸主的，这条基本经验难道是我们今天能学得了的东西吗？如果说，当年英国是靠海外殖民地的血腥代价，来腐蚀国内人民，如果说，美国可以关闭自己的一部分油井资源，却在消耗全世里的几分之一的能源、物资，而我们今天却是靠牺牲后几代人的利益，去“超前消费”腐蚀当代人，又把应留给后人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发疯的掠夺和破坏，以满足今日的奢侈，又怎么奢望21世纪的强大呢？美国建国伊始，在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的时候，就首先在西半球插手许多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矛盾，至今成为世界霸主后，还念念不忘这一基本经验。当年布什总统在抨击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时曾一针见血地点破，如果没有美国在整个世界承担的“义务”（即霸权和插手）也就没有美国人的利益，不同的意义、却同样推理的是，如果中国当年没有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对美苏霸权斗争的支持和无私的援助，也就没有中国在国际利益格局应有的位置和利益。这些年来有不少文章、杂志都算过中国当年外援的物质、财政数字，却没有人算一下如果没有这些支持和援助，“两阿”（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的提案，能在他们年复一年不懈的努力中以“简单多数”通过，从而使中国进入联合国哪有以后至今的局面。毛泽东当时还特意提到坦桑尼亚的积极帮助，说明那条坦赞铁路我们没有白建，而且还因此得到赞比亚铜带省的资源——这正是我们短缺的战略物资……。做大生意还先大投入，何况这里既有道义的责任，又有战略上的大利益，我们那些在其他方面十分精明的先生们，在这个大问题上就那么糊涂吗？或者是别有用心、故意欺骗年青的一代，或者是有意识地使我们“整个民族的认识降到同一水平”让“智慧的火焰熄灭”（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木批评衰落的罗马的话）。 您说：“利益，才是更多人的首选”。作为国家民族来说，是对的，也不矛盾于我上面的说法。就欧美那些主要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来说，更是如此，而且从开始打交道就是这样，至今也没有根本改变（连一些名词的概念也没有改变。譬如谈中国的“开放”，他们在英语中仍和一百年前的“门户开放”用的一个词）。我们今天重新拜请的这些“老师”也仍是那么保守小气，在具体技术上总是留着“一手”，更令人气愤的是1991年我国引过的11500多个项目，有29％是国外环保绝不允许存在严重污染的项目。陈岱孙在一个正式报告中称，我国所有进口项目中有四分之一属这类，这就是用他们高价卖给我们的高科技。而在大的方面，则只教二个字：“听话”，以听任他们摆布。什么“强大和稳定”，前者是虚，后者是实。你若“强大”，那有他需要的利益。而你的“稳定”，则可以使他放心地来攫取你的利益。经济学家魏杰在谈到西方表扬人民币不贬值时，又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来说明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当中国人在议论印尼、南韩在接受援助的谈判中如此艰难，为什么就不想一下，印尼苏哈托政权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走狗，而南韩则至今是美国的保护国，就此还有他们接受不了的东西，那么我们年复一年递增的援助、投资，为什么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要记住我们还是别人不完全放心的，至今仍挂有“共产党”这个牌子的政权，人家难道会给以特殊的照顾吗？翻一下报纸，接受外资（包搞什么“招商引资”）已成了评定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政绩和开放程度的主要标准。难道就只能这么简单吗？那么我们再翻一下历史，一百年前，为争着借给中国外债，英、法、德、俄等国驻华使节吵得不可开交，翁同酥（光绪老师）的《日记》中说某公使：“咆哮恣肆，为借款也，此等恶趣，我何以堪”。“甲午战后，列强向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特点是疯狂的向中国输出资本，严重地阻碍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破坏和窒息了工农业生产。据初步统计，从1895年到1900年的6年中，清政府所借外债高达到451亿两白银，比甲午战前30年外债累计总数超过9倍以上，为当时国家收入的5.5倍”（注A4）。这样的情形，这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已经不懂。所以您用“不食嗟来之食”来认识中华民族，实是评价过高。再看看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那么多官员、买办，还有什么“洋货”“不吃”，甚至一个“洋屁”也要传几手以多骗几个人。从婴儿用的奶粉到关系生老病死的医药，其洋货都称霸中国市场，包括我所熟悉的人都在炫耀“我的孩子除了空气，从饮用水到尿布，吃用全是美国货”。一个新闻节目中，有好几个国家领导人穿着各具特色的民族制服的鲜明形象，也有我们大会主席台上清一色的标准西装，不知道出于什么要求，总使人感觉不舒服，这是在国内。广东台报道过的由东方电视台采访的，上海去日本的五万大学生为挣人家一口饭吃，凄惨得哪有个人样。去东欧的大批移民，人家开始是用手势比划着欢迎从机关枪下冲出来的“英雄”，却没想到仅几天就得处处防贼。至于在俄罗斯，我们更是丢尽了这个民族仅有的一点脸面…… 反过来说“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又有何不对？人是需要一点尊严的。《礼记》中那位黔敖舍施时的鄙夷状，难道是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吗？而正是这位“不食嗟来之食”的人使他不得不钦佩。“不食嗟来之食”也成为自孟子到毛泽东等贤哲所提倡的一种民族精神。可惜的是，我们整个民族过去（近代史）、尤其是今天，根本不具备这种精神，或者说，我们整个民族能有这种精神之日，便是整个世界所有民族最尊重中华民族之时。被称为日本近代史之父的福泽谕吉甚至认为有中国这样一个卑屈懦弱、无法无情的邻国实在是“日本国的一大不幸”，“可以按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方法来处理！”——又是何等严肃的挑战！ 如果您那句话是指“毛的时代”对待外援的态度，则是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不够。毛泽东早就说过：“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就是这位毛泽东，远在抗战时就曾努力争取过美援，但是人家不给他，反而在以后用它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1949年，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垮台了，毛泽东从民族利益出发希望重建中美关系，甚至内定了叶剑英为驻美大使。但美认定中共撑不下去了，反而“封锁”、“制裁”，发动朝鲜战争，驶进台湾海峡，支蒋伺机“反攻大陆”（并趁我六十年代困难时作过几次尝试）。就此毛泽东仍没有放弃打通中美关系的努力。1967年正值“文革”高潮时，毛泽东从一份美《外交季刊》上看到的当时在野的尼克松一篇并不明显的文章中，敏锐地捕捉到将来可能的变化。有趣的是，1970年他和尼克松不谋而合，几乎在同一天发出公开的信号……。此外，就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也不止一次要求认真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准确地说，在老一代领导人中真正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较大的，恰恰只有一个毛泽东，（现在那些去过欧美、或者直接来自欧美的学者，张嘴就是“西方人读不懂中国”，明显持一种拒斥的态度。可为什么毛泽东在西方有那么大的影响，尤其是美国那么多学校、机构，那么多人在研究。在瞧不起英语、也轻视美国“快餐文化”的法国，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曾崇拜过，或者仍继续崇拜着毛泽东的思想），同时能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也只有毛泽东，可以说，“毛文化”就是唯一影响较大的中西合璧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文化。一些过于浅薄的人简单把去过西方“留学”作为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标志，他们不了解尤其那批“勤工俭学”的革命家，当时并没有条件接受西方文化。以邓小平为例，他跟人出国前只受过小学教育，在法国也仅在巴约（也译巴耶）中学的小学班短暂地待一下，其余绝大部分时间，不得不打工……。至其终，你从他身上、骨子里根本看不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样，在那一代领导人中，最少受苏联“斯大林模式”影响的也是毛泽东，他为摆脱这个“模式”的影响，独立走出自己的路（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一直受到国外思想界，政治界极高的评价。尽管刚解放时，在西方的硬逼、又没有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条件下，也是出于民族、国家的利益，不得不暂时“一边倒”，争取仅有可能的苏援。新中国开国伊始，他去苏联一下子待了三个月，就是要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并且是满载而归，尽管那些东西，在今天可能不算什么，可当时为恢复经济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后来，当赫鲁晓夫要通过援助来控制我们的经济、军事，政治时，他则是寸步不让。国家的独立，民族尊严是半点也不能牺牲的。在东方有波、匈、捷的教训，在西方援助下则有更多的例子，包括市场被全面渗入，民族工业被摧垮，金融被控制，乃至随意扶植傀儡政权等代价，这样的“嗟来之食”当然是不可食，毛泽东之前的所有政权，没有一个不是以牺牲主权的巨大代价来接受外援的。 想一想1919年的“巴黎和约”。将“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置于何地，因而才助长了日本以后侵略的野心。1945年的美苏又是如何对待已称为“五大国”之一的中国，正是他们的交易给今后的中国留下了多少麻烦。我在“朱学勤郑州讲学散谈”中曾写道“一部打开国门的近代史，也是一部依附于别人的历史，满清本期的新老各派政治势力是如此，整个民国从头至尾也是如此”。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党内为数不少的高级干部都有很深的苏联背景，（包括解放后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的资深人物），“如果毛泽东在五六年去世”（陈云话），那么就为他们搞自己所习惯的苏联模式去除了根本性障碍，成为又一个最典型的苏联“卫星国”，也只有从这里开始才理解，当年在庐山和彭德怀一起受批的黄克诚大将二十年后有如此公正的评价：“毛主席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联英雄。”张茜和粟裕曾从不同角度谈过庐山会议时，留守北京主持军委工作的陈毅曾收到赫鲁晓夫的信件，后者要他果断派兵包围庐山……重建新的中央（不久前也正是赫在阿尔巴尼亚当面煽动彭反对“百花齐放”和“人民公社”）。当然陈毅没有听他的，而是把信交给了会后回京的毛泽东。连彭德怀也看到的刘少奇62年1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刘明确说，彭写的那封信是小事，他的主要问题一是里通外国，二是和高岗联盟反对他（刘）。有些人还注意到彭在58年林彪升为党中央副主席前后的变化。英国作家韩素音所著《周恩来与现代中国》中分析庐山会以时说：“想想看，如果被放逐到四川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彭德怀，又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莫斯科的代表就会抬头，苏联就会以强力高姿态对付美国，莫斯科的一切指示，中国将遵命而行。历史也将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毛泽东顶着苏联的压力，不仅中华民族，连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将重写。 这里提到的黄克诚将军，历史上几次受过毛泽东的批评，被人戏称为“老右倾”，何况既有“庐山”挨整之恨，又有杀兄——黄克功将军，因杀了怀孕的情人，被毛泽东决定处决——之仇，二十多年后被平反又居高位工作时，在一些人攻击、贬低毛泽东时，他却在大讲毛主席的伟大是其他任何领导人所不能相比的。“如果有人硬要说，他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只能是开历史的玩笑”——这样光明磊落的胸怀，怎能不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尊重，所以“利益，才是更多人的首选”则不能包括所有人。 费孝通，这位被毛泽东点过名的大右派，在邓的时期被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在商丘福源集团的双八乡说：“我现在坐在毛主席当年坐过的这把椅子上，但我并不是毛主席。很多人都误解了毛主席搞人民公社的意义。中国落后、动乱的根源就是小农经济，毛主席搞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就是为了改变小农经济，就是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位搞农村社会调查出身的著名社会学家，认为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处在“临改未改”的关键时刻，而此时这个国家正在庆祝农村改革“辉煌”成功20周年。 还有几位著名的大学者，他们的文学或哲学代表名著曾受到有毛泽东或江青支持的“小人物”、“年青人”的批判，在八十年代的翻案风中，多少人高度评价这些被批判过的专著及作者本人，他们自己却坚持认为当年的批判是正确的，不愿翻这个案，而当年。他们并没有保证什么“永不翻案”，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君子”了。不久前我也曾对一个战友的儿子说：“……总之，过去也不象所说的那么美好，我认为父辈的恩怨得失，也不能作为你们这一代人认识历史的唯一根据，就象你今天也并没有以一个老板的立场来认识当今社会一样。” 最后，在民族利益和尊严上，我还想介绍一下，近20年中日关系中有关钓鱼列岛、靖国神社等敏感问题的一点情况。 进入80年代后，日本一反过去惯例，首相和几乎所有大臣都在“8.15”终战纪念日这天参拜靖国神社中的侵略“烈士”，而在85年8月15日中曾根首相亲率18位阁员集体“正式参拜”了神社，这是“战后历史上第一次”，是向中国和整个亚洲的严重挑战。当时，荷兰学者曾撰文严肃指出，对于二战罪行，为什么德国能认罪（前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曾跪在犹太人的墓前），而日本人不认罪，尤其在八、九十年代以来如此嚣张，这里也有中国的责任。就在邓小平78年10月访日并签订中日和约时，在日本国会议员的叫嚣下，日本派飞机、巡逻艇登上我国神圣领土——钓鱼岛，此后，大陆以外的全球华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还牺牲了生命。 这“弹丸之地”不仅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更有我们民族的尊严。 这里，我原文抄录一段日本外相园田对78年8月10日在北京与邓小平谈及“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问题的回忆。园田是这样向邓小平提出问题的： “说真的……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这个日本外务大臣不提的话，就无脸见江东父老……” “听我这样讲，邓小平就说：‘我理解，理解你，你尽管讲嘛’。于是我鼓起勇气指出，尖阁列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再发生以前那种‘偶发事件’，我无法交待。” “邓小平微笑着摊开双手，说：‘上一次是偶发事件，渔民追起鱼来，眼睛里就没有别的东西。那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绝对不会发生！’我当时真提心吊胆，只求老天保佑。万一从邓小平嘴里说出‘不是日本领土，是中同领土'，我就完了。” “他挺了挺身子……然后说：‘一如既往，搁置它二十年、三十年嘛’。” “他讲这话时，态度自若。我可受不了，使劲地拍了一下邓的肩膀，说：’阁下，不必说了。’他在那里优哉优哉，我觉得全身象瘫了一样。”（注28）任何中国人看到这里，都会无地自容。 我不由得想起另一个例子。鸦片战争中关天培战死后，在他仆人收领他的遗体归来途中，英国战舰伯兰汉号鸣炮志哀，给他的敌人，但却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以应有的尊重。 就在园田访华二个月后，邓小平访日，10月23月，日本天皇会见邓小平。“日本政府有关人士对这次会晤有些担心。因为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即使讲几句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话也完全可以理解。”可是当天皇只是不疼不痒分不清责任的说了中日历史上“一次发生过不幸的事情”时，邓小平点点头说：“一点不错，我赞成。”（注29） 1972年9月25日在北京的欢迎宴会上，田中致答辞时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毛泽东在会见田中时特别行出：“只说句‘添了麻烦'，年青人不满意，在中国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说的话。”（注30）被尼克松等西方政治家称之为“大气盖天”的毛泽东，在民族尊严、民族利益上则是一丝不苟的。对日本是如此，在四、五十年代对美国是如此，在五、六十年代对苏联也是似此。 ------------------ 正是中央电视台的十二集大型文献片《周恩来》上映时，其总编导（也是中央台《东方之子》专栏制片人，《实话实说》专栏制片人，总编导）时间先生三月二号来郑州“越秀”讲学。他为自己担此大任，并因此接触最高当局较多而对于一些政治、历史问题过于自信，也表现了一些勇气，譬如他曾要求把邓“永不翻案”的话写进片子以平衡周恩来的违心的话、事，当然为当局所拒绝，也由此为在座不少人所赞赏。但是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荒谬说法终于使我不能容忍。我的发言首先说：“最近二件大事，一是纪念刚被当局定为‘第三个巨人’的邓小平去世一周年；二是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显然，后者遮天盖地的声势使前者黯然失色，你们是达到了目的（不少人笑了，后者在影视、书刊上和社会上的纪念活动一直到五月份，成百倍地多于前者）。但是时先生演讲中涉及的一些事实则需要进一步准确。譬如时先生说，刚解放时，只是由于周恩来在全党、全国的巨大威信方迫使毛泽东同意他担任总理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周当时在党的威信，可以从建国前最后一次、也是最主要一次党代会——“七大”所证明。这次完全是无记名投票选举的，由45名正式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按选票的多少排列，毛、朱、刘、任、林伯渠依次为一至五名，而周则一下子落在二十位以后。这是因为延安整风时涉及过去许多历史问题，使周的威信在党内受到很大影响。而在党外五亿多中国老百姓中，解放初，除少数干部和知识分子，大多数人只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事实上。建国初确有人（如高岗）向周的总理位置挑战，正是毛泽东坚决支持了周恩来。上述事实根据在党的“七大”文献和几个主要领导人的《文选》中就可以查到。 “关于71年4月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和当年深秋是否派团出席联大问题，周批了‘不邀请’，‘不派’，而毛泽东则又批了‘要邀请’、‘要派’，时先生认为这是毛、周‘较劲’，也是没有根据的猜测。 已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录说，对经周批过的外交部不邀请美乒乓队访华的报告，毛泽东于4月6日已圈阅，但他夜里既使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觉，直至还有十几分钟就到了4月7日凌晨时才作出了‘邀请’——这个至今被外交史上称及‘石破天惊’的决定，才有了‘乒乓外交’的佳话，而是否派团出席26届联大问题，也有基本相同的情况，应该说，周恩来也是根据毛泽东一贯慎重的态度和不打无准备的仗的思想安排的，只是毛泽东又在别人始料不到时，走出了关键的一步，每一次重大战略转移时，都是如此。” 我也从时先生曾谈到的影片中，毛对周点破李宗仁卖假文物是“投石问路”的故事为例，说明“周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关键时刻前是不够敏感的，在党内多次关键事件中除高饶事件外，其他如遵义会议，刘、邓派工作组，林彪要设国家主席等问题上，周都是被动转变的。所以我赞成您引用朱德的话‘总理是个好管家’，这次文献片将定调升格为‘战略家’是过于勉强的”。我最后强调：“海外的反共势力比我们聪明，七十年代后期，他们也曾配合中国当局荒唐的‘抬周压毛’，也确实欺骗了整整一代人至今，对此，邓颖超还是警惕的”。周是毛的长达40年的助手，否定了毛，又将周置于何处呢？或者颠倒他们的关系，岂不是常识上的荒唐。现在他们又反过来，利用跑出去的一些上层人员提供的所谓“大量材料”以证明，过去被整的那些人绝大多数是周亲笔签字、亲手安排整的，而过去正是他们宣传说是周保的。过去他们歌颂周是最完美的，而今他们集中攻击周的个人品质，什么“伪君子”、“两面派”、“最圆滑的官僚”、“中国的铁血宰相”等等。总之他们的目的无非是要整体否定共产党。我们今天再没有必要“故技重施”了。在我旁边就座的省电视台新闻主持人在下面问我，那本以所谓周的“私生女”名义写的《叫父亲太沉重》的真实性问题，我说，据我知道，是假的，包括攻击毛的海外那几本书，手段都极其拙劣，例如那本《医生》，成百页的凭空捏造，有的如《漂亮女人》。甚至连有兴趣阅读者都需要有足够下流的心态，否则难以读进。 ——对于我发言所谈的事实，时先生无法否认，只是客气地表示，他在今后研究毛、周关系时，还希望能够继续请教。当最后一个发言者指责他们花了500万搞的这部片子说那么多假话，“对得起良心？”时，时间回答说；“周恩来还说了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我们就不能说些违心话吗？”在第二天河南电视台的《都市频道》新闻节目的报道中，由于只有我们发言的镜头，有些人看后问我，是不是也肯定时间的讲演了，我想这大概就是传播的霸权了。不过，象这样的“短兵相接”的效果，也说明一个时期以来搞乱人们思想的那些荒谬说法和伦理观是不堪一击的。 前不久我去看电影《周恩来外交风云》，当影片再现1974年，8l岁的毛泽东在长沙会见英国前保守党政府首相希思的场面对，画外音是希恩的回忆；他说：“……毛主席又对我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希思当即代表英国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毛泽东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我们（他指了一下周恩来）就不在了！”——电影演到这时，整个影院的观众几乎是普遍的“啊！”了一声，似大梦初醒。我问了一下旁边坐的人员是市工商局等单位包场的，他们原来居然不知道这是毛主席在世时就定了的，国内的材料介绍中还多了一点就是“当时毛泽东又接着指了一下70岁的邓小平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青人去办啦’，二天后，根据毛的指示，周、邓又同希思进行了具体的会谈”。在这前后英国两党都对无条件平稳交接不持任何疑义。只是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刮起一股强劲的右风，又欺负我国当时为谋取西方援助在外交上的示弱进行蛮横的挑战，几经交锋，双方最终也都做了一些让步，其中有些东西我是有不同看法的，譬如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作了五十年不变的承诺（这就是今天英国口口声声严格关注的责任，俨然是以半个宗主国的身份说话），此时香港作为西方过去封锁我国时的特殊作用已经完成。一些人认为，比较大陆目前不伦不类的状况，保留香港一块资本主义，也不是更坏的事。问题是，香港今后的道路，是应该由香港人民自己选择的。“不变”及其香港不向大陆交一分钱的规定，只是保证了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除了已有过的特殊作用，“香港的繁荣”并非就是中国的利益。此外，尤其是不该把“七月一日”——即我们已宣布为非法条约中曾规定的日子——作为交接的时间，英美领导人，把它视为所谓“历史的连续性”，实质上就是维护其殖民主义的尊严，却损害了我们自己的民族尊严。后来，我在各地广泛的接触中，发现相当多的有识之士都十分敏感这个耻辱的日子。 我前面已批判过的总参那位年青的司机，也熟悉这些东西。听他边开车，边评述军史、党史中一些看法，真感到其水平高出许多高官、高级知识分子。在饭后，送我们回去时，我鼓励他说“你应该在军事上继续深造。”就他来说主要是环境的影响。他在这里开了12年车，经常接触过去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得益匪浅，他告诉我们，这些老将军，包括现职大部分军队干部至今仍是极为崇拜毛泽东的，（也使我想起许多写毛泽东和将帅关系的系列书中都提到，在1980年前后那股攻击、贬低毛泽东的风潮中，当时全部将帅没有一个参与其中。随后，许多将帅发表的回忆录和文章，反而特别强调自己是毛主席的学生。今年“八·一”晚会，在各军、兵种汇演的节目中，歌颂毛泽东以及那个时代的歌曲、样板戏占极大的比重，和目前官方正大搞的学习邓理论的气氛大不一样。军内外许多人都懂得毛泽东是这支人民军队的魂和精神支柱。在将来的政治变化中，恐怕也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的影响）。他们还对近年一些军事题材电影不实事求是十分不满。说“邓小平当年不就是一个部队的政委嘛！” 这就又要谈到邓。去年我曾记述了公布邓去世当天的一些反映，对此您和您的同学十分反感甚至怀疑。本来，这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在官方至今大规模的宣传中，除了一些在任何时期都是趋炎附势的政客、文痞外，如此的宣传对一部分年青人总是有作用的，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为了说明问题，我还是再向您介绍一点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东西。 去年邓刚去世后，郑州一雕塑所在国际饭店旁边石桥西栏杆上立了一个邓的半身黑色塑像，随即被来往人们吐得一塌糊涂，几天后不得不锯掉，这是在市东部。至今在市中心“东方红”影剧院旁边的38路汽车牌上，由于其牌背面上有“高举邓……”的口号，倾泻在上面的唾沫、鼻涕无以数计。多少场雨雪，包括前时二场使郑州淹了的暴雨都冲不净，至今仍有许多处痕迹，而旁边近十个其他公交牌都干干净净。在西郊嵩山路市公用事业局门口103路牌边，立有一幅带玻璃柜的三代领导人画像，其中邓的脸部经常有这些不干不净的东西，而右边毛主席像上却十分干净，像天天有人擦一样。 香港一家报纸驻河南负责人一次来参加讨论会时，先谈了来时所乘601路双层公交车上的感受，说一个老太太因司机不许她从前门下而愤愤的说了一句：“你要是当上中央领导，比邓小平还坏！”一下子引起上下两层来客的兴奋议论……。 春节前我和会计在交通银行等待办手续，一堆人正议的话题就是邓，其中一个电信局的老同志说：“……局党委书记在专门召开职工大会上讲，邓小平已经写进党章啦，以后你们不要再乱骂啦，看来头头们也知道群众都在骂邓小平”，其他人插话说：“他们自己也经常骂，以表白自己没那么坏”，“写进党章也没写进宪法，不是党员他管不了，照骂不误”……那位老同志又说：“我说，邓小平最坏就是把人弄成不是人啦！”。我插嘴接上称赞道：“这位老同志说到点上啦！”去年四月份，我在省农大动物医院给狗看病时，和几位教授谈到时局时，他们也和上述老同志有同感，并极其感慨地说：“经济上问题再大，我们咬咬牙也能挺过来，可以后收拾这个烂摊子，最难办的是已把整个社会槁成这个样子，把人一个个都搞成这个样子”。其中一位教授还把对邓的评价定位在鳌拜和李鸿章之间。 我还想举一个“集体测验”的例子。那年电影《大决战》上映，广电部一副部长带着所有特型演员到郑州市中洲影剧院参加首映式；由古月带头，从文化路下车走向剧院时，两边挤满了群众，鞭炮齐鸣，我身边许多人竟被这位假“毛主席”所影响气氛感染得哭了。当这些演员在舞台上一一表演时，掌声最多的，除“毛主席”外，还有“陈毅”，而扮演“邓小平”的卢奇表演后，在场几千人居然没一人鼓掌，卢奇好象也习惯了，也许是当时“六·四”刚过去几年，人们对他的情绪还没有下去。 ——这是在社会上偶然碰到的现象，在我的工作、生活、活动的范围内，以及有意主动接触的，则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从工农群众的：“我恨死他啦！”一类朴素的感情到高级干部正式报告以外的随意谈话，从科学家、教授到军警乃至满街跑的出租车司机，只要你打开话题，人们的立场都十分鲜明。但愿我们有机会能一起到社会上（无论是最好说的北京，还是您那最喜欢玩的南京）有意的接触一下，也就解决了你我周围不同的矛盾。可以说除了学生（它也不成为一个阶层）今日社会各阶级、阶层，多数人的倾向是十分一致的（89年“政治风波”时，从北京的200万人游行到各地不同规模的反应，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不论当官的还是老百姓，有钱的，没钱的都一样的喊出打倒邓的口号，在历史上是仅有的。“六·四”镇压后，至今海内外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服气的，那么又有多少人会转变对邓的态度呢？）。和广大工农群众至今仍崇敬毛泽东的思想感情不同的一些“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反毛，也有更多人反邓。不同的是对毛泽东，不管是恨他、批他、评他、谈他、论他、敬他、爱他、崇拜他，则都愿意谈毛，有些人还借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我几乎每周都要逛书店，也几乎每次都能看到新的写毛的书，据说9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时，就出版了六千多本（篇）纪念著作。就此，不少学者还感慨，尽管国内外都有起伏，但国外的热度一直高于国内。过去讲一部“红学”养活了多少人！现在若比较“毛学”的规模则是微不足道的了。尽管其中也有不少歪曲贬低者（尤其是官方出版的《选集》、《文集》、《文选》、《文稿》、《笔记》等，完全是荒谬的“六中全会”的调子进行严格筛选和整理的。最近据说有了一本未经官方批准出版的《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第三版）＞的笔记和谈话》，有一千七百页之厚，而美国也早出版了英文版，但中国官方却严格控制）。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毛泽东在工农群众中的威信，仍然是最高的，用梁晓生的话说，在老百姓看来，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平民的上帝。而且对知识分子视他们的这种情感为“盲目崇拜”是极为愤慨的。但是除了御用文人，那些学者们却不屑于谈邓，这还不仅仅是邓的文化水平不高，无什么东西可谈，就如最近中国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汪淇生在一份访谈录中所说的：“当然更不必提邓小平了，文革中他给毛泽东写信，肉麻地吹捧林彪，后来又信誓旦旦对毛说：承认错误，永不翻案。华国锋接班后，他上书吹捧华。”那夜农院一位老朋友还在电话中给我念了1966年10月24日邓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他对文革评价之高，远非红卫兵的“水平”所能相比，他对林彪政治上的吹捧、尤其是自己态度，是真有许多道不出的味道的！这些，包括他那份写给毛择东著名的“永不翻案”的信件，都曾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国。政客、文人们可以隐瞒、回避，却仍减弱不了它的影响，至今连那些工人家庭出身的出租司机都能将“永不翻案靠不住”、“翻案不得人心”的毛主席批邓语录背得烂熟。有一次几个人在谈到邓的最大特点即实用主义时，有人念了一段周恩来67年3月份在军以上干部会上讲话：“还有邓小平……革命战争年代，他担任了七年政委，在福建有一次战斗打得很紧张，他借口汇报逃跑了。解放以后，莫文骅中将揭发了他，他把人家打成反革命，现在才平反”。大家也都十分熟悉的他在广西、上海那些问题，然后比较毛泽东转战陕北那种在极危险境地时的气魄，真是邓远远无法相比的。有人说：毛主席当年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时，如果有邓小平这么“实际”——中国的历史将彻底重写。从党的“一大”后到“六大”前期，毛泽东多次遭受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排斥、打击、撤职，甚至面临开除党籍。在那个残酷的年代里，还因此将有生命危险，但毛泽东从没有留下任何影响自己尊严的态度、文字（检查）。包括当时反对他的人也无不认为他是一条硬汉子。毛泽东坦荡、大度，在他在江西最困难的日子里，尤其是在“宁都”等会议上那么使劲整他的人，直至解放后，毛泽东仍重用他们。有的（如周恩来、朱德）和他相依为命至死。李宗仁对落介石说：“毛泽东最厉害的一手，就是不计前嫌。”这也和苏联斯大林时代（将过去对手在肉体上一一消灭）完全相反。陈毅说：“我九次反对过毛主席，但我都认识错了，毛主席也允许我改正错误。”包括他在内，他们在文革中必不可免地受到冲击时，还是毛主席为他们一一说话。和你们的感觉不一样的是，西方学者和现在许多工人群众从不同层面，都认为毛泽东对他那些老部下过于宽容，人情味太浓。莫·迈斯纳的《中国史》认为，“无论如何，这些毛泽东现在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者曾经是他的革命同志和革命干部”，“他宁可相信，大多教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在思想上是可以被重新塑造的，并且能够重新成为革命者。”以至为今后政治的变化留下太大的麻烦。而今日不少工人说得最好听的也是：“还是怨毛主席对他们心太软！”“刀子嘴，豆腐心”——搞政治，不可避免要整人，无人例外。而且不整坏人，不整乱整人的人，就是支持纵容他们去整好人。问题是整什么人，什么样的问题，整到什么程度。例如在延安毛泽东批准处决黄克功将军，那是把那位受害的普通女人当成和黄一样的人尊重的，当时毛泽东还写一封信在处决前当面念给黄听，黄死得服气。解放初期杀刘青山、张子善，谁为这二个“功臣”、也是大贪污犯说话都不行，至今没任何人翻这个案。但是在政治上，从延安的肃反到文革，毛泽东却一直主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被他点名批判过的王实味，在转移中被杀后，他痛呼：“还我王实味！”一份64年西楼政治局会议记录曾记述了在“四清”对待错误的干部问题上，毛泽东是如何反对刘少奇、邓小平、刘澜涛的极左政策的，尤其是对邓小平要把犯错误干部搞的“倾家荡产”，“否则他们就会像挤牙膏一样，总是挤一点少一点”的主张，毛泽东甚至说：“总是挤一点少一点嘛”。据毛泽东亲口对斯诺所讲，以及薄一波《回顾》，毛、刘的分裂正是从64年“四清”中刘的极左的整人政策开始。其实，刘的整人在党内是很有影响的，土改时他的“村村放火，户户冒烟”的残酷政策就受到过通报批评。至于邓所整过的原属张国焘部下的那些将军几十年后仍怕他。57年的“反右”，从动员到具体掌握运动的进度、力度，一直到审批，他都是挂帅直接指挥的，其扩大化应有他很大的责任。这次寄给您一份他当时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以此和毛泽东反右前后的讲话作一对比是有益的。在文革初期，刘、邓大整学生，使毛再也不能容忍……而对待群众、学生闹事，毛泽东历来主张先检查干部的官僚主义，同时正确对待群众的情绪，例如修长葛机场的拆迁问题引起群众不满，毛泽东坚决反对用强制手段，并说：乌鸦飞来飞去，还要有个窝，你把他的窝戳了，它住哪，“你邓小平就没有一个窝”。就是对邓小平本人，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68年邓给毛写信，高度认识自己的错误，要求做点党内工作，毛泽东在12中全会上就为他说话。73年邓给毛又写了那个著名的“永不翻案”的万言书后，毛泽东力荐以重任。当毛泽东最后深知：“永不翻案靠不住”，“犯路线错误的头子难改后”，仍对邓：“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可谓仁至义尽。张国焘投敌叛党后，立即发表声明恶毒攻击中共和毛泽东，就此毛泽东仍力排众议，让他的妻、子去和他团圆。八届12中全会将刘少奇正式定性后，毛泽东将刘的孩子们都接到家里吃饭，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这样的例子太多啦。您如果遍读如今太多的回忆录，您必将比较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近现代主要历史人物中，尤其是在共产党所有著名人物中，毛泽东是最富人情味的，这一点连许多西方人都有很深刻的感触（见《毛泽东与美国》等书），有的甚至认为，毛泽东是“所有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中最富人情味”的。他看京剧《白蛇传》时，旁边一卫士发现他鼻子动……就赶快轻咳一声，提醒他，但却再难以挡住他从眼泪到全身的“投入”……。他对“白蛇”受压的同情，对“小青”反抗的赞赏是那样鲜明，对“法海”则恨到上台接见时忘了自己领导人的身份不去跟人家握手。——这些“小东西”很多，也很能说明毛泽东丰富真诚的情感世界，这是在其他领导人那里很少看到的，后者要么只是作为领导人需要的理智，要么“投入”也不失控。有的诗词也有功底（如董，叶），则从不具备有毛泽东那样典型的诗人气质和充沛的情感。像毛泽东这样，即使执政27年中，也一直站在平民立场上，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仅有的一例。 去年九月九日，南街村和市收藏家协会在省博举办了一个“毛主席像章展览”，我是听说后约几个朋友第二天一起去的。别人告诉我：“昨天开幕时，毛新宇来了，一下汽车就被认出本，‘毛主席的孙子来了’以极快的速度传开，附近大路上的行人，对面紫百大楼的顾客、营业员们都过来了，成千上万的人把博物馆大院都挤满啦，又把门前大马路都堵断了，毛新字也被人们挤得满头大汉，一位靠近他的老太太在别人的帮助下，亲切地为他擦了擦汗，好多人都哭了……。”展览厅内庄严、肃穆，如有人轻声议论几句，马上就围来一大堆人，有人说；“来这都是好人，就如在一些城市出差，一些中老年人只挑挂有毛泽东像的出租车坐，并说，司机至少是想学好的一样”。在展厅内各处所置的许多留言簿里，写满了各种身份、年龄人的各种话语誓言、诗词，其中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署名“纤夫”的一句话：“中华民族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诞生了毛泽东！”去年在北京，一位政治家这样一句话也是相当有份量、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象意义的，他说：“置于历史长河中，对毛泽东的评价再高也不算高”。一些当年“四五”英雄、“民主墙”斗士、“广场”领袖说，在对待毛泽东问题上，他们思想反复过多次，也终于认识到，包括他们过去认为是毛泽东的错误的，放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认识，恰恰是毛泽东伟大之处。结论是解决中国的问题，整合今日之中国，唯有用毛泽东的思想。在谈到一些知识分子总是用那些俗不可耐的调子来议论毛泽东时，他们轻视地说，“这些文人充其量也难以望全这位‘巨人’的脚背”。毛泽东去世后，社会党国际主席、前西德总理勃兰特的声明说：“……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另一部分来说，他是永久地挑战，两种情况都将继续下去，以后一直是如此”（注11）。毛泽东生前是不喜欢社会党的，也如他多次点名批判过的铁托，后者则高度评价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特里尔说，事情总是这么奇怪，五十、六十年代诋毁他的政府，1976年却对他的赞辞最多（注12），有些领导人甚至说他是人类历史上一千年才会出现的一个天才（注A22），美国影响甚大的《新闻周刊》当天发表的社论标题就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巨人》。是的，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条件来看，像毛泽东这样巨大而深刻地影响过世界历史的巨人，是恐怕不会再有了，但他的遗产留在这个世界的各地，无论是最发达国家还是暂时落后的国家，其社会的进步都不断地从中受益（例如：美国在经济管理和司法制度上的创新，国外学者总结法国经验的“七、八年来一次”，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正总结的教训）。他的遗产也留在许多大哲学家、学者的“武库”中（例如今天大多数学者张口、闭口都离不开的福柯，有人干脆点破：“福柯的思路本身即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袭”，此例甚多），以继续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或用以对新世纪、新时代、新社会的开拓。还留在那些拒不投降的革命者永不熄灭的火种里……而他的遗产更多是留在他的祖国的土壤里，尽管这块土壤如今已绣迹斑斑，遭受着几千年历史上从没有如此严重的污染和破坏，也正是这样，他的人民还需要再从毛泽东的遗产中吸取力量，以奋力改变自己的厄运，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获得新生。这正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回头，我们再谈一下邓。某研究所所长是这样总结邓小平去世时各地、各方面的反映的：“北冷南热，农民摇摇头头，工人笑呵呵……”。他解释道，“南热”主要是指深圳一些沿海城市搞了一些纪念活动，“北冷”则尤其是指北京人十分冷谈（今日文人则圆场为：“比较毛泽东逝世那些日子”，“不是悲天恸地，而是平静”－一见《交锋》），那么“笑呵呵”的工人一定就是你们同学们听说的疯子了，可在郑州还经常有这种情况，如在一些群众场合谈到有人反对毛主席，就有人接上说：“你叫他到工人中去说说，马上巴掌都掴到他脸上”，而这样的事也确实发生过。 一家报纸主编曾向我们介绍了梁晓声这样一个说法，意思是，不管你说毛泽东犯了多少错误，但至今，人民还把他作为自己的领袖，而邓小平，不管你怎么高度评价他是什么政治家，人民却不认同他是领袖，这个“领袖”是要人民认同的。梁晓声还谈了个小故事，说在他家住的一个来城打工的年青人，有一次眼睛死盯住画报上邓小平抱着小孩子那张著名照片，他盯住的是那位小孙子脖子上那根金项链，梁对他说：“小孩子带的都是假的”，那个年青人却说。“他们，还会有假的！”一一这话，分得多清，说得好重啊！ 一个政治家的政策，总会有一部分赞成，有一部分人反对（当然，归根结底是多数人，少数人的问题），但是如果执政的人利用自己的权势为自己家族捞取巨额利益，就是在开明的封建社会里也要受到惩治，尽管有些是在死后才受到清算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也难以容忍这类丑闻，而且是一经揭露就臭不可闻，广大人民唯有对此是最深恶痛绝的，更不要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誉是绝不能有这样的罪恶的玷污的，换句话说，无论中国今后走什么道路，曾执政过的领导人如有这样的罪恶是早晚要彻底示众于天下的，多拖延几天，无非多增加几个殉葬者而已。到那时再回顾我门在今天的为某一个人的评价所作的争议，则一定会感到可笑，却不是没有意义的。 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关闭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海外早就这样报导过邓楠、邓质方的“中创”利用批文，到处圈地所进行的无本万利生意，“中创”在上海与静安区创资办勾结设立“南京西路商业发展总公司”，把整条南京西路的店面土地都霸占了，一夜之间成为上海最大的地主，西至愚园路和静安公司，东起西藏中路与人民公园……然后以地主资格把闹市土地租给外商，收益达天文数字。“中创还在浦东外高桥保税区、陆家嘴金融区同沪市土地局签约……霸占大片土地”。如今官方称“中创”投资公司已无力偿还债务，明白人自然明白，这钱早就弄走啦。 几个月前，中央极不正常地解散了“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逮捕了现任头头。海内外都熟悉“中国有色……”是邓家大女婿吴健常长期掌握的，邓林几天之前（7月6日）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说：“吴今年初由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调到冶金部任副部长”。也就是说，吴一出来，这个公司就烂掉，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国家解散的部级公司，难道报道中所说这个公司长期存在的问题都与吴无关。海外宣传吴手中掌管着八百个亿，至少今天无法证实，但他兼任董事长的极为庞大的深圳联合公司，以及他在香港大搞的金融、期货都常有惊人新闻。去年郑州铝厂为他拿走一亿六千四百万元的现金（留下白条）的“小事”弄得沸沸扬扬，最后又说是给了“残联”，既邓朴方。前几年就他在澳大利亚的私人矿山亏损几千万元后又转嫁到国营企业中一事也曾引起过海外大曝光。 去年邓去世当天，中央证券委对《琼民源》停盘，一直到今年三月作初步处理，也抓了几个替死鬼。搞股票的人大都知道，因为邓朴方、邓楠的各一家公司是《琼》的大股东，前二年《琼》似疯一样，几十倍、上百倍的暴涨，多少人趋炎附势，如今连本也荡然无存。 ——这是邓去世后中央开的三刀，加上前年，也是在海外媒体炒的火热和美方压力下，撤了贺平（毛毛的丈夫）的总参装备部部长职务以及“六·四”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撤销邓朴方的康华总公司，算是对邓家全部五个子女各自部分“地盘”都多少触动了一下。其个人都还没有直接触动。邓林“七·六”讲话专门讲了她的宝贝弟弟邓质方“有的说他给抓起来了”“全是假的”“仍在四方公司工作”，这个“四方公司”海外早就报导过是邓质方、周北方同李嘉诚用四十亿港币组建的，王府井行贿二千万美元等丑闻，不都是“四方”的政绩吗？说到和周北方，《天怒》中不揭露过他们用首钢“改革”的“伟绩”——在法国购买的钢铁厂进行巨赌吗？就是首钢，用三亿美元收购价值一亿美元的秘鲁铜矿，再付800万美元给美顾问公司为酬这类丑闻，不都是他们这些公子哥儿思想解放的真景吗？邓继《南巡讲话》以后，又乘兴在周冠五（北方之父）陪同下在首钢巡视，发表许多指示，海外也高称为“北巡讲话”。奇怪的是，至今却被官方回避了，实是耐人寻味。不管怎样，北京和海外都十分关注邓家少公子的动向，北京是传要对邓质方正式开一刀，以平息一点民怨、民愤。海外则传在老夫人“自杀”的压力下，已放他出境，不准回来——这些传闻也无法正式证实，而且证实恐怕会造成骚动，同时对邓本人的评价也就会完整地标上了句号。 但是，对这二十年的“改革”的认识和评价则不会这么简单。 五、可以“撇开一切”，去发展经济吗？ 您的这个想法，正是这场“改革”二十年前开始时的主要思路，只是那些政客、文人没有您那么率直的表达罢了。应该承认，当时的多数人是愿意接受这个思想的。经过20年的实践，我们是在承担了人类社会历史上十分昂贵的代价后重又回到这里来总结这个教训的。 自五月十日起，《粤港信息报》用十多个大版、醒目的标题、引人的照片和版面安排，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改革的历史方位、宪政、法律、公正、伦理、道德、传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哲学、历史、文学、美术等各个方面对20年改革进行了批判的反思。其中何清涟打头阵的文章《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就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这种以经济发展为最高导向的改革方略就颇值得检讨。”相同于您的思路，人们20年前就开始的“撇开一切”（但不一定相同于您可能所指的内容，我下面的批评涉及到的内容均不是指您）正是这一“改革方略”的必然，首要的选择。而“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其他问题都好解决”——则是这一“方略”的承诺。这三点又有一个共同点是，都把经济发展视为高于一切的首要位置（这可能也是您所提出问题的出发点）。这个思路是否正确，二十年的实践还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我想就其中几个问题谈几点不同于官方宣传的认识，有些还需要对“改革”前后二个时代进行一些必要的比较。 1、几个应该纠正的认识： 一是把经济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目的，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那么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是不是也发展过生产力？如果只把经济发展视为目的，在这个前提下联系中国的经济基础水平，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如果要选择资本主义，是不是也需要先确立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政治框架，包括真正要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也认为必须先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也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发展规律）并把目前改革进入“死胡同”后唯一的希望也寄予此，或者把20年没有走出来的症结也归之于此。这就是说，不管什么道德，撇下开政治和其他社会问题，当然，选择什么样的道路，符合什么人的利益，又有什么样的前景，将另当别论。社会进步的核心只能是人的解放，是人的自由的、全面而又健康的发展。其中当然包含有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提高这样一些必要的条件，但决不能以对后者的强调来损害、牺牲前者，把人诱变成畸型发展的经济人（或叫市场人），那就不再是人，这就是说，对经济发展的过分强调、包括放在首先的位置，都必然是牺牲社会进步为代价的、以牺牲人为成本的。 应该纠正的第二个错误认识是，它只用、或者主要用经济发展“这一把尺子”来衡量社会的先进和落后。八十年代初，当人们刚开始荒谬地把一个国家的经济、财富等同于社会的先进时，另一些人马上就举出西亚、南非等相反的例子。我曾举过罗马帝国等例子，邱吉尔也曾谈过罗马征服英伦时的富裕。近年出土的——玛雅村落，其富裕程度令今人都惊讶，不也照样覆灭。有人总结过，中国的汉唐盛世都是在经济繁荣的颠峰上猛跌下去的。就在本世纪初，俄国斯托雷平用无数绞刑架拓开的、称之为“第二次解放”的改革，曾使工业利润增加了二倍。半个世纪后，伊朗“开明”的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其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曾得到西方高度评价并寄予很大的希望，但俄、伊的“改革”都伴随着一个致命的“恶性瘤”——腐败，却激发了翻天覆地的“红色革命”和“黑色革命”。直到97年，中国还在一些出版物、论坛上和西方一同高度评价印尼改革的经济成就、“极了不起”的竞争力，一些学者将它推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但一场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就使其露了原形，33年前在美同纵容支持下屠杀了50万共产党及群众的“功臣屠夫”苏哈托也被迫下台。但事情却不会就此完结。令人注意的是，印尼的“第一家族”、“太子党”、官商勾结、贫富差距，尤其是腐败问题，和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今日就苏氏的血腥的发家史，美国还说几句人话，可中国，则应一句人道话都没有，岂不令人费解）。 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的屈辱近代史，恐怕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经济落后和贫穷”。“至鸦片战争前的1830年，中同制造业在整个世界制造业所占的相对份额为29.8％，而整个欧洲才占到为34.2％”（注A1）“……到185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的头导经济大国，之后才被英国超过”（注13）。即使在国际贸易上，“在十九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二千六百万”，“但从1828年到1836年，从中国流出了三千八百万，使国际收支逆转的正是鸦片（注14）”。也正是中国许多官员、商人和洋人的勾结，用中国人的钱为英国人进攻中国准备了经济实力，“最坏的看门人”正是满清王朝，“海关从鸦片得肥，皇帝从海关得肥（注15），贿赂行为……侵入了‘天朝’官僚的肺腑”（马克思《鸦片贸易》）——这才是鸦片战争最本质的败因所在。再以和东洋人的第一次大较量——“甲午战争”为例，直到战争前一年，日本“全部工业资本为七千万元（注16）”，之前1880年，在世界制造中的相对份额，中国为12.5％，日本为2.4％（注A2）。当时日本农村许多家庭的收入甚至要靠大批到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卖淫谋生的“南洋姐”寄钱回来（注18），也就是说，日本人并不富有。战争开始时，日本全国海军有千吨以上军舰21艘，最大的“吉野”等舰都是四千多吨，而中国全国海军有千吨以上军舰31艘，“定远”，“镇远”等舰则各是七千多吨，且大都为德国、英国所造，许多“管带”（舰长）都是在德国等留学的。但临战时，“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及东事已起，犹抢出不合用之前膛枪子，卖与日本，得银14万两，局员朋分，而李鸿章为之补给领字。外间并有传闻，李鸿章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注20）。整个战争过程中除丁汝昌、左宝贵、邓世昌、林永升几个将帅以身殉国外，大部分将领均贪生怕死之辈，许多战机甚至也因嫖娼吸毒所误，他们投降还怕“空手”、“日本人要发怒”……这样腐朽的国家、腐败的官员，即使经济实力再增加十倍，只有败的更快之理。 历史上暂时弱小贫穷但奋发有力的民族、国家打败强族、强国的例子，法，英、俄、美等国的历史中有，中国现代、当代中也有。决战前的国共两党的经济实力、军事装备上如何比较？而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对手是刚刚在“二战”中发了横财的世界“首富”美国，以及大多为富国、强国的英法十六国，其财力、装备又如何比较呢？五十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后，骄横的“麦克阿瑟宣布联合国军将挺进东北”，“美国已公然呼嚣：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分开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六十年代越南战争时，“炸弹几乎快丢到了中国边界，美国还威胁说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注21）”。毛泽东说：本来我们一心一意想搞建设，可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人家要打，那我们就奉陪到底。那个时代的人都还记得陈毅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那些话，“要打就早打，我头发都等白了”，也正是经过或者非得经过这样几个回合的较量，我们打出了一个进入七十年代后，再没有任何强国敢于冒犯“毛的中国”，这是近代史以来从没有过的局面。完全可以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知名度”最高的时期。刚过文革初期高潮，从69年开始，法、加、美、英，意等一大批西方领导人纷纷来“紫禁城朝圣”（西报戏语），形成建国后无论质量、数量上都是最大的一次建交高潮，并在二十六届联大上，绝大部分西方国家临阵对“山姆大叔”倒戈而支持中国。深受全球左翼运动打击之苦的当时世界上第一号“反共头子”尼克松总统当面对毛泽东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注22）”。田中首相回日本后居然在国会上使用了这样的话语：“毛主席谆谆教导”招致右派一片攻击。 龚忠武博士公平地说：“既然要打仗，不付出代价行吗，我们不能要求毛泽东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把经济建设好。”但是毛泽东，也只有毛泽东一方面打出来一个天下，又打出来一个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则以世界上罕见的速度为中国奠定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解放前的中国”，在国民经济中，旧式农业和手工业占90％，全国年产钢量15.8万吨，人均占有量不到1公斤。（注24）“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注25），其工业化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德、日、苏等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注26），至今也没有超过这个地位。 毛泽东去世后，“以他为代表的一个时代结束了”（社会党国际主席，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声明），比之而起的是一个长达20多年的保守主义时代，针对“毛的时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基调，这个时代则弹出了“和平与建设”的温柔美丽的旋律，还是让我们不太懂事的孩子们来感受一下“和平”的温馨气芬，让整个世界的人民来盛享一下“建设”的果实。 据联合国安理会主席98.6.29声明：“今世界约有50多个国家的儿童仍在武装冲突中遭受苦难”，“过去10年……使200万儿童丧生，600儿童受伤，100万儿童成孤儿，1000万儿童流离失所，1000万儿童遭受严重心理创伤”。 据51届联大宣布：“富国更富，穷国更穷，其收入的差距60年代为30倍，90年代为150倍，赤贫人口十三亿，比90年增加三亿”。据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公布：近20年最发达国家由74年的29个增加到48个，第三世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联合国绝对贫困线为每天人均一美元）增加了40％，约占总人口的30％以上，同时新自由主义使美国贫困人口从9％上升到16％（注27）。” 在这个时代开始时，中国经过近30年的艰苦创业、自力更生的建设和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底子已远非昔日所能相比，也为后人的经济建设打下了一个容易得多的基础条件，可自此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反而又向另一个方向转变。作为“地缘政治”主要对手的日本国，从七十年代末中国的转向后，其国内以“礼赞毛的中国”为主要代表的日本左翼势力也从六七十年代可经常动员千百万人之力量迅速退潮，至九十年代，一些主要左翼政团甚至濒临解体，右翼势力则呼啸而上，大放厥词，大伤中国、亚洲，大拜“靖国神社”、大登钓岛。前时来越秀讲学的李慎之曾谈到，他在南京大学时，学生们公开攻击“卖国求荣”的政府。其实，早在85年的“八一五”学潮时，学生们就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及其他78年10月的访日……。近20年来，我国官方对日本右翼势力挑战的反应，大大低于朝、韩，东南亚各国和海外华侨，曾引起全球华人极大的不满，中日交往中又留下许许多多丧失我民族尊严的丑闻尤其是在那次作为总书记客人的日本三千人访华及其周而复等要员的访日等。和中国领导人来往较多的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撰文说：“现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近似于日本与清朝的关系”，日本由“对一个大国的恐惧”又变为“洋溢于日本民族中的优越感”。近日《参考消息》曾有报道说：“据日本总理府的调查，日本国民有50％以上不表示对中国友好。”一些敏感的人士早已注意到日本的“新满洲国”的野心……而美国居然在公海上拦截我货轮进行侮辱性搜查，成为全球的轰动新闻（这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比抽在自己脸上的耳光都难受），还骄横地直接监管我国军事演习。……近20年来，我们在世界舞台上从没有单独面对美国有力地说个“不”字，这也正是《中国可以说不》等书曾一度畅销的原因所在。在中苏变化后，那个相互制衡的“大三角”时代也消失了，这个世界进入了“一个中心（美），小多元”的极不合理的格局的时代。中美国家关系也完全不同于七十年代，为了要求江泽民访美、克林顿访华，中国政府四次向美方提出正式要求，并在江访美前，我国释放了魏京生等，在克林顿访华前，又准许鲍彤等出国。当然，所有的政治犯都应该释放，所有的人都应该有充分的政治自由，但在“程序”上不能“美国要一个，放一个”，又“置中国法律的尊严于何处”。 ——上述历史和现实，有的是人们熟悉的，有的是被人们“忽视”的，它至少说明，经济并不决定社会进步和国家的安危兴衰。所谓经济“落后挨打论”也可以休矣，其实这也不是邓小平所发明，包括其讲话的腔调都来源于斯大林1931年7月的讲话。斯大林的这个“挨打论”其前后的“干部决定一切”论，“技术决定一切”论都深深影响了邓的“改革”思路。正是“挨打”论，他和斯一样达到了“转移”的目的，而“干部决定论”则将党政财文大权高度集权于官僚手中，“技术决定论”则极有利于巩固专制统治。比较“猫论”、“摸论”、“说不清论”，这三论倒是有研究价值，却还没有被更多人重视，这里就暂不展开了。因此，那一改革方略的确立，并没有一个它所需要的合理的前提。由此，人们必然要问，这场“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指标，例如什么“小康”、“温饱”、“翻两番”、“一千美元”等等，而没有目标，回顾起来，它的目标就是它的过程，它的过程就是它的目标。这就理解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意义所在，我们甚至不需要知道“彼岸”是什么？有人总结为这是“撞击反射式”，尤其是城市，其改革的各个阶段：放权、让利、利改税、包税、分税、承包制、股份制等等，中央几乎全是被动的反映，以对付地方、企业的讨价还价和各种对策，而且是从一开始就“试”、20年过去了还在“试”。也就是说还没有“试”出路来，“学费”却越试越大，家当却越试越少。又有谁知道，要“摸”到那里去呢？ 2、高增长率和超前消费。 如何看待这20年“改革”及其经济发展的主要成绩也有不同的认识，官方和一些人对其评价是很高的。这些评价，除去副词和装饰，主要有二点：一是国家高增长率的数字，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前者至今仍能迷惑国外部分经济界。后者则继续安慰着国内不少人。 应该承认，这20年经济是有所发展的，也应当有个发展，因为它的起点是最高的。临“改革”前所拥有的条件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最好的（尽管1976年巨大的灾难、政治的变化，出现短暂的经济下降，则没有影响经济的结构和大局。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00％，而1976年的指数为626.6％。比1966年的指数314.7％，增长了311.9个百分点（注A1C），换句话说，文革较文革前几乎翻了一番）。而今天一些学者终于正视中苏在临改革前的经济形势是完全不同的，苏联几乎出现了负增长，而中国，至改革前二年（1977、1978年），仍保持着14.2％和13.5％的高速态势，同时，有从1964－1978年长达11年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轻松，（这是前几任政府从没有的）还无通货膨胀，无财政赤字，只有多年沿袭的高积累率，——如此一个底子，而且这20年外无战争，内无全国性的、或毁灭性的灾难，这样的条件和毛泽东当年接蒋介石烂摊子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同时，我们的近邻日本，当时下有大量资金需要寻找市场，美国根据冷战时政治需要而特意支持的东北亚、东南亚国家又将日本资金的促进，此时也翻滚其泡沫经济。对这些资金条件谨慎的、保持控制的使用一些会有益于我们经济的发展，还又逢上国际上所谓“信息爆炸”的时代对科技发展的促进。——这一切极为有利的条件当然要促进中国这20年经济建设的发展，尽管其过程中也有起伏，曲折，更有极为麻烦的隐患，但总体上是有发展的，都按官方公布的数字，其总体发展速度仍是低于“改革”前的“毛泽东时代”。1979年至还没有结束的1998车（按中央要求的8％计）这20年的平均增长率，将低于9.4％，而”1950－1979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3.3％（注11）若去除已进入“改革”的1974年的8.8％；则为13.45％。“20年改革中工业增长率最高年份是1985年的21％，而文革十年中的其工农业总产值增长最高是1970年的是25.7％）（注A12）。至198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降至第八位，超过中国是意大利和加拿大，紧迫其后的第九位、第十位分别是巴西和印度（据世界银行排列）而到1990，我们则被排列第十位（均不包括前苏联）。 这里还有个数字准确的问题，今天公布改革前的数字，根据薄一波等权威人士的说法，是经过今人“甄别”的，这就是说，要根据今日政治上要尽可能多的否定那个时代的要求“剔除”出他们不承认的东西，如此，它至少不会有“水份”了，而今日这个“改革”时期的数字，也有待今后去准确，麻烦的是，这可能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因为，今天的数字情况是“空前绝后”的，几乎所有单位都搞假表，都搞几套帐，这已经是约定俗成的公开的秘密，既然“原始”、“基础”已基本全部失真，那么，一级级一直到中央，就只能有假的。而且从上到下的公开的“扶优”政策，和“以效益论英雄”的标准，对上报成绩大的单位在贷款、税收、返回，直至领导干部的政绩评价、享受水平都给予很大的优惠、好处，更鼓励了报假的风气，正如6月12日中央台报导中那位安徽省副省长所谈的，这叫：“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已曝光的安徽、河南几个小例子都是很随便加上几个亿。为了争“优”，一些企业可以几十倍、几百倍的虚报，此类例子甚多（注31），这是下面。上面呢，一位省委书记对统计局长说：“我让你增长多少你就给我增长多少。”近邻一市的统计局长去年就因为报了较真实的数字，即被赶到政协去了。《人民日报》也曾报导山东泰安市委书记“翻番”虚报等例。另一方面是瞒亏损的也可举二例，一是某市木材公司96年报表亏损1500万，报到省物资集团后，以不符合中央“稳定”精神改剩600万；二是某省工商银行94年报表亏损23个亿，报到中国工商银行后改剩4个亿，再报到中国人民银行一平衡就剩下“0”――不亏损。这二例说明，越往上做假的成份越大，这已不同于老百姓过去的传统观念。据此，我们又怎能相信官方的数字呢，何况有一个“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所以既使对个别品质（不贪污）较好，能力较强，人们对其寄期望较高的重要官员从这一“大局“”出发，说几句稳定人心的假话，我们也愿持一个理解的态度。——如据此基本状况对于官方所公布的增长率、保守的讲再去掉几个百分点恐怕是不过份等（现在不怕官方吹，就怕官方会失控，找不来真实根据）。 但是这20年消费水平的提高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承认它是不打折扣的。当八十年代后期我们人均收入300多美元时，有人就认为，我们在电器等方面的消费水平已高于其他国家人均收入1000美元时的水平，也曾猛烈的刺激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经济增长率，这就提出了二个问题，一是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较，这样的消费水平是否适当，二是其利弊。 是否适当的问题，包括含有一个持续发展的“后劲”问题，还必须考虑安全等非经济的因素问题。就国民收入中居民生活所占比例，17年前我在“狱中之狱”——“北山的小号”里就作过计算。我认为在我国比较安全时可达42－44％，要有一定的备战、备荒的准备则为35－37％。这个计算，我并不认为十分准确，这是由于当时条件局限，资料全靠记忆，全靠笔算，又不会什么数学模型、公式，甚至连光亮也是将铁门上监视用小铁门撬开一点缝“偷”来的……但是就我的主观愿望来说，我是竭力想提高这个比例的，我知道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老百姓的膳食、住房、医疗等基本需求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后由于对整个国家安全的担心（包括非武力因素），我曾认为我算的较高，并为后来国家那种不负责任的“超前消费”惊呆了，前时从某正式出版书上居然看到95年高达的69.1％！…我也顺便用其提供的资料作一比较分析： 高于中国此时经济发展水平的日本六十年代，南韩八十年代，这个比例分别是50．5％和40．4％，还有一点补充的是，日、韩都是美国的保护国，否则至少要扣除好几个百分点。 远远高出中国现有发展水平，并且在国际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和国家安全条件也非中国能够相比的八十年代的英、法、加等国其比例分别为54.1％、54.5％、52％。 唯独美国高达60％，这是它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霸主地位所决定的，更不是我们所能相比的。就象借债，它借的是霸主债，越借越硬赚，我们则完全相反。就此，其消费比例仍比我们低九个多百分点。 据说，现已是电器生产大国的南韩，其彩电的普及率远没有中国高。上月日本女作家山岖朋子来郑州讲学时，谈到1968年的日本农村，很多人吃不起米饭，还有农妇拾烟头吸，到处是不堪入目的破草屋，室内塌塌米上虫乱爬……，而此时日本的人均产值1400美元，几倍于九五年的中国，那是为什么呢？日本和西德等国都曾提出过“勒紧腰带十五年”、“二十年”等口号，控制国民的消费水平，以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取得在国际经济中的优势地位。1980年－1986年，日本制造业劳动生产增长了17．8％，其工资反而下降了0．4％，也正是在这六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又从第八位继续下滑时，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排列在世界第十八位，猛升到第九位。就仅从经济上考虑，毛泽东时代所提倡的艰苦奋斗，也含有相同的意思，只是底子之薄，远远无法和人家相比，还要打仗，所以那个时代的生活水平是比较低的。您说我不同意您的说法，是您搞错了概念和范围，我是不同意您曾用过的那句官方政治宣传词：“经济濒临崩溃”。那是指国民经济，而不是指人民生活（消费水平）。您举陈毅的例子，我还没看到，只能是指“三年困难时期”，（那是成百年上千年不遇的大旱，苏联逼债和部分地区的胡夸风造成的，还饿死了好多人）。包括毛主席也不吃肉，同样得了营养不良的浮肿病，那时城市居民一个月只供应半斤肉二两油，可过了这三年就好些了，在职工食堂吃饭，每天有一顿肉菜还是很普通的事情，但农村还有饿肚子的情况（今天仍有），城市穿戴比较单调，住、用简陋。进入七十年代后一些青年人开始讲究，消费水平每十年都会上一个较大的台阶，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也是如此……但正是我们当时的低消费水平，使国家有一个高积累率去发展经济，才有那个一直保持二位数以上的高速，才铺下了这么大的一个摊子、底子。这个道理，一位勤俭持家的老农都懂。 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国家现在每年财政预算都要可怜巴巴地把当年所借的几百亿外债列在其中啊，“收入占GDP比重，由八十年代的30％以上降为96年10.9％”（注A18）在邓小平去世前刚过去的“八·五”中就累计赤字6300亿元，平均每年1260亿，用经济学家魏杰的话说：“我们的财政是‘赤字财政’，是‘借债财政’是‘吃饭财政’”。朱镕基说：年年财政都是吃光啦！仅吃光就算啦吗？那成万亿的债可不是一、二代人能还完的。换句话说，我们是把还没出生的孙子一代的“饭”提前端到我们桌上吃啦。假使我们那一代人也是这样“超前消费”，你们这一代人今天的日子是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啦，比较两个时代，一些工人总结得好。“主席会挣，小平会花！” 当然，“超前消费”是能一时刺激需求，带动需求供应的生产（譬如家电等），但却后继无戏。李鹏所说的汽车业带动是不了解中国国情，至于房地产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买得起吗？也有买得起的，今春北京三环以内商品房，均为8000元／平方米以上已被买空，有人怀疑是中央精简机构的一次“福利”。深圳市政府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真正“优惠政策”就让他们全买得起。也有买不起的，便宜到1000元／平方米，普通工人仅靠工资又有多少人能买得起。朱镕基“新政”，目前能看到、想到的是靠铁路、公路、城市公共设施等刺激需求，也是老罗斯福的经验，还有农村水利等，也是极为重要的，应该说，趁现在没发生大的灾难，农民还有一定承受力的情况下，大搞一些农业基础设施是十分必要的，既为农村大量劳力提供了用武之地，也为城市建材等各方面提供了需求。消费方面，主要市场仍然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其他需求热点，目前还看不到，想不到，或者换句话说别人已提前给他花了。“超前消费”，也曾糊住过大家的嘴，可也有“放下筷子骂娘”，其道理我在前面已谈过，是否还有其他利呢，也不排除，但总起来讲是弊大于利，重要的是失去了后劲，留下了包袱和陷阱。 3、看看经济发展的两头，基础——农业、势头——科技 相对于工业企业遭致的普遍非议和指责，这两方面则是褒大于贬，肯定多于批评，不过其存在问题的严肃性，也是不能不受到重视的。就农业来说，也有个二头的问题，一头是本中之本：粮食，另一头是乡镇企业。粮食问题，我一年前给您的信中已谈过，其势头是速减的，据薄一波的“回顾”，既是在最“动乱”的文革前五年，其递增率仍达4．6％，高于“一五”。但84年后递增率猛降到1.34％，进入九十年代后又降到0．4％。这就是说，九十年代前期和文革前期相比，粮食递增率下降了十倍。同时，近十年来，我国粮食生产的成本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递增，物耗高达46％，85－95年的国内价格已高于国际价，1995年我国小麦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8.8％，玉米高71％、大米高17.8％……（注M4）。人们宣传的“吃不完”、“储不下”，既是靠一个相当比例的进口作铺垫的（也有大多粮仓被毁弃的具体问题），前年，世界粮食储备仅够15天，如中国发生大面积灾害呢？解放初人均产粮209公斤，到改革前的1978年人均产粮317公斤，增长了51％，目前按官方公布是人均四百零几公斤，比78年增长不到30％，如按估计的实际人口，则不过三百二十多公斤。基本上没有增长，（而消费则惊人地增长）这里有个人问题，也有个对农业的重视和投入问题。“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建设投资严重不足，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有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由‘五·五’计划时期（改革前）的11．9％下降到‘六·五’……（改革后）的5％，‘七·五’的3.31％、1994年的2．5％、1995年3．1％”（注A5）“南巡”讲话后“耕地资源流失速度明显加快”，92年内减少面积为1108．1万亩，93年为1098．6万亩，而之前三年每年都为700万亩（注A6）。至此“全国有666个县人均低于联合国0．8亩的警戒线”，“1986－95年的十年中，仅农业结构调整就损地七千万亩，非农业占地2960万亩，而实际占用是这个数字的2.5倍（根据抽样和典型调查估算），”，“长江流域以南水资源占全国80％以上，耕地仅占38％，减少最快”，90－94年，仅南方稻田减少4339万亩，水田减少多，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90－94年北方15省增产粮76．5亿公斤，南方15省却减产88亿公斤，‘南粮北调’变成‘北粮南调’，并导致大量进口粮食”（注A16）。从地区看，现在已出现了“南方不种粮，近郊不种菜的现象，……与人们重工重商轻农进而轻视生产密切相关（同上）”农业设施老化失修带病运转，抗灾能力明显下降。在现有全国8.4万座水库中，带病运行的占1／3。灌区工程基本完好率仅有30％，有效灌溉面积减少了3200万亩（同上）。而在被称为极“左”年代的1956——1978年的22年间，以集体经济为依托，通过大量的劳动积累和资金积累，兴建了大批农田水利工程。开展了植树造林活动，添置了大批农业机械，推广了先进技术，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同上）。以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和解放后全面恢复了国民经济的1952年相比，精溉面积……增加1．25倍；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651倍；化肥施用量增长112倍（1972年中央批准从国外引进的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45－52万吨尿素的大装置，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农业用电量增加506倍，……特别是七十年代初，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重大突破对世界农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人贡献，对促进我国粮食生产的发展起了重人作用，从76年开始推广，也使美日等二十多国的粮产从中受益。 中国的乡镇企业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七十年代曾有个较大的发展，“人民公社的工业产值，78年比70年增长近七倍”（注A17）。八十年代后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甚至中国经济中最耀眼的一道风景线。其中没受波折影响，一直持续发展的，尤属你们江苏省；基本上走的是依靠农村产品的深加工这一条正确道路。典型代表是我们河南省的“南街村”。多数乡企却走的是与城市争项目，争原料、就业的发展道路，它们曾以自己的非正规化、负担轻、劳动成本低乃至手段又活等优势等件而居上风，尤其是在贿赂、回扣等手段的方便上曾使国企自叹不知（也因此，也有人把腐败起因归于乡企），但这一优势很快在国企的“解放”中失去了（这次“改革”一个最大的解放就是手段，也是“猫论”的意义所在）。目前一个萧条的大气候也使乡企无序、重复投入问题突出出来。它曾“蚕食”的某些城市行业，又被城市反“蚕食”过去，应该说，在技术、信息等条件上它还是竞争不过城市的，这就使整体上应属畸型发展的中国乡企，不得不有个“大下坡”。一些文章称，大多数乡企已到了“穷途末路”。“97年积压库存产品400多亿元，比96年增加7个百分点”，亏损率达600亿元，比96均长25％（注32）。而在国家综合“数字游戏”上它在比例上仍呈上升比例，这里有国企大幅度萎缩的比较，也有它自身更容易含的“水分”作条件的。乡镇企业“以农为主”，在“农”字上大做文章，尤其是“搞以农村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应该说是得天独厚的。”但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乡镇企业中从事农村产品加工企业只有35万家，所创造的产值只占乡镇集体工业企业的1／4，占农业总产值的20％左右”。农副产品加工价值比率（即农村产品深加工产品价值和农村产品价值之比）不到美国的10％。甚至低于印度、巴西等国，也就是说潜力很大，包括综合利用，为农服务，农业、农村服务等。 粮食递增率的“下滑”和乡企的“下坡”，二者的问题都属结构性的，致使农业的前景堪忧。当然，农业农村中的问题还有很多、不少都十分严重，譬如已成水火的干群关系，重新返回去的小农经营方式等。这次在“福源”，我才具体地意识到，从土地的深耕，良种的推广、病虫害的防治一直到和市场的关系，都是一家一户式的经营所根本解决不了的，也极大的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粤港信息报》中有一文章说：“改革开放前，农村物质生活贫困而人文和社会组织资源相对丰富”，这大概就是黄仁宇所指的为毛泽东建构的“现代化下层结构”现被“榨干殆尽”。作者严正警告说，“21世纪中国难以承受农村社会瓦解带来的巨大震荡”，毋庸讳言，其祸根恐怕就是被人们高度评价、充分肯定的农村“改革”。它本来是一次倒退式调整，可20过去了，它却再也不往前进，甚至已经遇到中国历史的极其危险的边缘上，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农村干部腐败的“激素”。 农村问题，还有一个从城乡关系上看农村发展方向问题。我们的经济学家一直在大谈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表又把城市化的比率列为重要标志之一，我们实际的发展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经济形势好时大宣传农民进城，不好时，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把农民赶出城。农民的无序进城正面效益是，增加了一些农户家庭的收入，降低了一些企业的工资、福利成本，而负面呢，则是抽空了农村中具有较高素质的人才资源，使农业现代化失去了后劲，又因此腐蚀、退化了城市人的劳动本能，并促进了城市的高失业率和综合起来的社会问题。对国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的媒体也是不负责任的误导。就主要发达国家来说，其历史上一时的城市拥挤带来的问题，曾由其对外殖民主义和海外霸权给予消化，今天各发达国家除少数大城市外，大都是小城镇化；“美国从1945年，法国从1974年工业人口开始外流。出现了农村人口增加而城市人口减少的现象。”（注33）这才是一个合乎理性，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趋势。 美国芝加哥大学D·G·约翰逊写道：“但改革未能减少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城乡之间及地区之间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事实上这两类收入不平等。目前都大于公社体制时期，甚至1949年前……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则更多的是主观政策结果。城市偏向在中国十分强烈。更为严重的是，没有迹象表明目前或将来会减弱过一点”。（注A13） 1961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中写道：“人不要都挤在城市里。积极地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这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标准一定不要低于城市。可以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地区人口过多问题”。这段笔记和那个著名的“五·七”指示就是农村、农业和解决城乡矛盾的正确发展道路，可惜的是，他身后“设计师”们从来没有这么战略性的考虑过这些问题，哪怕“比葫芦画瓢”。待中国今后能走上一条正确道路时，城市人口的分流问题仍然要再列入正式议程，不过可供使用的经验和方法也多啦，而且应该是城乡有机地对流，总趋势是要减少城市的人口压力，并通过农村的田野、绿带从四面八方向城市发动的“进攻”。在不影响其交通、效率下对城市的有机分割，将城市从现有的恶劣的生态环境中解放出来。上边是十年前我在狱中构思的“乌托邦”，现在我们已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了实现它的许多具体经验。 在上述这段笔记里，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过多的问题”。十年前既五十年代初他曾多次在国务会议上强调了这个问题（马寅初正是从中受到了启发、鼓励，才写了《人口论》，人们今天的舆论，恰恰是混淆、颠倒了这些事非），十年后，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人口不能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有趣的是毛泽东对人口问题的每次强调都是每一个十年开始时，51年、61年、71年前后，我们大概也不应把它看成是巧合。毛泽东的重视和“改革”后的区别，用林炎志的话说，只是一个“力度”问题。前者是用号召、以及利用农村的组织资源和群众性工作去推进的，尽管一时没那么显著，总体上是稳定、有成效的，其保障是农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集体经济对养老的保障，后者用的是强力，极其粗暴甚至有些是用非人性的手段，曾显著过一时（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约在八十年代中期后，计生工作在大部分农村已失控，自此至今，可能是本世纪又一个生育高峰，由于基数大，实际增加的绝对数可能是最大的。据权威人士透露在平常的统计中就有30－40％的“黑孩”、“漏网”，1989年的人口普查，仅一个省就有五、六百万“黑孩”漏网，由此我估计目前中国人口实际数应有14．5亿以上或接近十五亿，它将给今后的中国和世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今后一段时间，这个失控的恶果仍在蔓延。失控的原因，一是“责任田”，目前村社状况和“计生”是不好解决的一对矛盾。二是农村干部的财政和整个社会的短视失去了控制的力量。这也是这次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教训。 我们再来谈一下这20年科技的发展，“改革”伊始，人们就用起了“科技是生产力”这句老话，并把它一直高举，而科技的发展确实应代表经济发展的势头，那么又如何看待这20年中国科技的发展呢？ 北大，这个中国第一学府，也是基础科研的一重要基地，在其“百年校庆”介绍的科技成就中主要有二项，一是1965年的“牛胰岛素”人工合成，二是1974年每秒百万次的电算机，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曾居前，可之后又能在世界上居前的成果是什么呢？那天早上五点钟我停下看书专门收看美国“发现号”发射实况，中国如此隆重地现场转播是中国科学家跟随美籍华裔丁肇中制造了其阿尔法磁谱仪中那个很重要的磁铁等。发射结束后，中国记者请丁评论一下中国科技的发展，连我也没料到的是，这位教授居然没谈一句客套话，只是说中国的科技发展与中国的人口很不成比例，希望在21世纪中国科技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之后也应记者要求评价了中国电工所等在制造磁铁及其支架上所作的重要贡献。本来我确实是期待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论从世界科技发展中来评价一下中国科技的发展，显然是失望了，事后和别人谈起，一位学者说：“你要他谈啥，你有啥可谈”！ “中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科技部门，1995年国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已达到1913万人”（包括学校），“中国拥有5000家研究开发机构，”每年获得的科研经费是2560亿元，根据国家科委组织的调查结果撰写的《我国研究开发机构综合科技实力的评价与分析——如镇可观、现状堪忧》（注34）的文章，指出了四个“惊人的事实”，“我国近一半的研究开发机构，一年竟然没有发表一篇论文，我国只有5％的研究开发机构创造了国家级科研成果，只有15％的研究开发机构创造了部级科研成果，我国的研究开发机构平均一年只获得0．09项发明专利，我国97％的研究机构其科技成果的应用每年不超过十项”。其中，“中国的部级科研成果实际上并不是什么重大发明，只要一项科技成果在行业中比较先进就行了”。 这“2560亿元，只有如此小的产出”，确实是够惊人的，原因何在呢？据中国科协调查室1994年的调查，“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中有39％对工作现状不满意”，“科研所中中级以上科技人员中有64％对生活待遇不满意”，“他们中有73％月收入在700元以下”，“养家糊口确是少了点”。这是事实，还有更少的，省直某负责人刚出差回来对我说：“福建著名的海洋所因没有项目，正教授才发200元生活费。”我还相信有些甚至发不下去工资。但是和大多数工人比较是否是好一些，或者说，再增加一些经费，是否就能调动其积极性，已有经验并不能证明这点，我国现在的实际分配格局也难根本改变这种状况。那么是否还要继续归于“文革”的罪责呢，这些调查结果没有这样说，实际上如果说文革前几年影响了一茬大专生的培养的话，文革后已培养出五六茬了。八十年代初毕业的已步入中年，而文革前的老专家大都长寿至今，又有文革后大量人员直接去科技最先进国家学习回来。这是文革前的条件，或者说既使不发生文革，也不能相比的，应该说这支队伍还是比收整齐的。就其身份来说也从文革前的“需要改造的知识分子”，提到今天的“第一生产力”，大量参加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又大都是学理工出身的，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条件。 刚刚出版的何翔皓所著《第一动力——当代中国的科技战略》说：“根据94年中国科技的调查，86％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科技队伍的稳定问题。这就是说，中央‘稳住一头'的政策，并没有能稳住一头。而‘放开一片’的政策培养了一小撮‘科技大款’，鞭打了一批‘拉车者’，造就了一批‘一家两制’的家庭，为国外和外资输送了大批人才”，“自80年代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经突破27万人次。到去年为止，只有9万人回国”（注35）。我国科技人才大量外流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科研梯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人才“断层”。首都高校师资管理研究会1996年对北京11所高校的调查结果表明：在1689名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中，年龄在56岁以上的分别占88％和46％，北大教师目前的年龄为56岁以上，……首都高校中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已频频告急（同上）——这种“新断层”，还不只是减法，而且还是对手的加法，我在教育问题的信中已谈过。何文还说，“既然产业部门每年花那么多钱从国外引进技术，引进设备，每年让出市场与外国公司合资以引进产品，引进技术，为什么中国的科技部门不能争取这块庞大的技术市场呢？” ——问题可能也出在这。二十年来我们在技术、设备上引进不少，其中有先进的东西，也有不少别人扔不出去的破烂，甚至把我们六、七十年代出口的东西换成洋包装，又接回了娘家。对引进的思路，还要有一个反省和比较。日本从1950年至1981年的32年间，共引进38000件先进技术和设备，支付费用约133亿美元。……主要的是购买专利和设计图纸，大约占全部技术引进的80％，进口成套设备不超过10％（注A19），而我国却恰恰相反。我们这里曾被媒体吹为“亚洲第一”的中原制药厂，其引进的技术先进到人家实验室里还没有成功的东西，结果是已扔进去30个亿，连响也没有响一声，在这方面丑闻太多，涉外领域是我们腐败的重灾区，内外勾结一起坑国家、骗人民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当事人还趁机解决了个人和子女出去的“后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们上上下下对洋玩艺太迷信，也太依赖了，从全民族的心理、全社会的风尚到实际上、可能早已“身不由主”。我们到底还有多少一点真正独立的民族的东西，包括已经不多的民族名牌中有些也只剩下一件民族“外装”。也包括原有的大企业集团在合作中早已失控，辟如您附近十分出名的“扬子集团”，96年德国巴斯夫（在中国的最大外资，也是世界第三化工企业）给它投资60亿马克，也自此把它纳入和华源、上海等九家企业一起完全由“巴斯夫”的意志控制的体系。据说，内行人一看这九家各自只能出的东西和局限就明白了，也类似该企业在印、马等国的情况（注A23），“扬子”真成了“洋子”。我们的化工市场更难再由我们去控制。这还是在面子上看得过去的一个例子，更糟的，不要任何脸面的例子，就更多啦。如此哪还有我们的“技术市场”，大家眼巴巴地看的都是洋玩艺，“身子”也亦步亦趋地跟着这些洋玩艺，从如此心态、趋向，所能做的至多也是缀赘铺铺，而别人自是来者不善，图的只是我们的市场，为达到控制的目的，当然只允许我们保持至多二、三流的水平。“据调查，有2／3的企业认为引进的只是一般技术（包括部分高技术或诀窍），有的引进只用了其中一半的技术，其余的就已过时”（注A7）。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既使我们的科研人员在这腐败的空气中能够少受一些负面影响，能振奋一些精神，又有多少工作能做呢，所能做的又是否能的改变我们整个科研技术目前的局面呢？！ 我认为，六，七十年代在我们还没有、或者刚冲破西方的封锁包围时，自力更生的发展科技的经验有几点仍是可以借鉴的。 我国的核能技术、空间技术，都是在“大跃进”中起步的，随既遇到的“三年困难时期”，大家连饭都吃不饱，科研却没有下马，没有等、靠，也靠不住任何人，硬是自己闯进了什么“核大国俱乐部”、“空间俱乐部”，别人恨死，气死，也无可奈何。并且是一上就居先，一上就不可收拾。如空间技术，70年成功发射第一颗卫星，71年就发射了实验一号科学卫星（正常工作八年多），75年成功发射回收型卫星及配套长征2号火箭。紧接着“七十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发展通讯卫星及其配套运载火箭长征三号”……，积累了宝贵的发展空间技术的经验（注A20），为今天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按当时发展速度，不少人认为，再有十多年时间，我们就可以有自己宇宙飞船，可以载人去太空。再一个重要经验是，“既要老实学习别人的先进东西，又决不能慢慢地跟着别人后面爬，而是要迎头赶上（毛泽东话）”。美国著名理论学家兼军事评论员在《中国原子弹制造》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令人惊叹的是，这居然是一颗向心聚爆的浓缩铀弹”，也就是说，国外没有想到，我们在爆炸机理的选择上，没有先走“炮筒式”老路（注A21），因而西方也对我国六、七十年代的氢弹等技术的发展都作出了保守的估计。而日本一著名学者紧紧地抓住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这一思路，却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分析和预测。需要补充的是，上述两例都是综合性技术，也就是说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具体技术，却都能统一到一个正确的发展思路上。 ——这是指尖端技术，也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尖顶，在它的下面、底部，曾有一个，也应当有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基础，这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经验。包括搞原子弹需要的铀矿，也是在群众性的找矿运动中农民找到的，如只靠专业人员，就会晚几年，而影响我国原子弹的发展就不止几年。在当时紧张的国际条件下，我国的安全就会受到很大威胁，也影响了我国在六、七十年代的国际地位和国际格局。再以农业为例，1978年农林部向全国推荐的建国以来3000多项农业科研成果，大多数首先来自农民的实践和科学实验的结合，然后由专业人员去指导、整理，提高，“根据中国农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测算，1972——1980年农业科技进步在农业增长中的作用为27％。（《当代中国史研究》97．1）”。在当时应属不低，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对基层次科机构的“断奶”以及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在种植业中这个比例反而又降至24％。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通话中涉及对农业科技问题时，您来一句：“教他们怎么种就行了！”我当时没有接您的话，可却“耿耿于怀”，以致影响了我在南京给您“戴”的第三顶“帽子”。难道普通劳动人民的脑袋里就没有科技的潜力吗，这可是十几亿个脑袋啊！又是多大的一个忽视，我指责的是社会的责任，使你们主要接受的就是那种精英主宰社会的教育，更没有机会参加上述农村的科技活动。在你们成长的岁月中再也看不到过去工厂中那种热火朝天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至今，相当多技术工人被逼出工厂单干了，对厂是个损失，对其个人失去集体支持而得不到更大发挥，也是个损失）。不过，历史总不会忘记，推动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不就有一大批工人发明家，影响十九世纪美国科技发展的许多发明家不少也不是“科班”出身。如果我告诉您华罗庚到全国各地推广优选法、统筹法等，是先从炸油条等小事讲起，您会觉得好笑，可确实是七十年代一处“风景”。另一片风景是，在那时的非市场化条件下同行可不是冤家，一“家”每一个新的发明就会立即通报全国同行，后者纷纷带着干部，技术人员，技术工人赶来学习，几乎很快就有更先进的发明在后者中产生，没有保留，没有封锁，只有更快、更好的交流和促进。就是不同行业之间，也会被“一盘棋”思想协调得很好，这类“会战”的例子很多，例如，七十年代对珠穆朗玛峰山区进行的有30多个学科，100多名科学家参加的大面积科学考察，以及同期“向阳红五号”、十一号科研船在太平洋的大型综合考察等等，都十分成功。 总之，如果说,在那个年代，中国的科技发展主要是抓了两头，影响整个大局的尖端技术和“肥沃”的群众基础，但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没有来得及建设好中间环节的制度化，系统化的话，那么，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技的发展恰恰是过分强调了这种制度化、系统化，以及正规化、形式化，却少了两头的活力，以致于再没有出现过去那些能够改变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科技成果（一个平庸的时代也平庸化了科技的发展）。此外，我国科技界仍保持着原来沿袭的前苏联体制，形成了独立研究和高校两大基本队伍。多头管理，协调不灵，研究方向、任务的雷同，也使科研课题重复、分散。科研机构庞大，又重复建设，实验设备也重复购置，造成了这250亿元的严重浪费，也就是说，也没有必要存在这一大批独立的科研机构，有些可以合并进大学，有些可以合并进工矿企业，乃至乡社。国家重点扶植的应主要是基础学科，在今天“急功近利”的风气中，尤其要注意这点。 上面的何文说：“拯救中国企业的危难之天要科技来挚，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天……争取国际贸易中的公平待遇之天……提高中国劳动价值之天……产业适应社会需要变化之天”，都“要科技来挚”中国理论界在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时，大部分人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于科技的落后，那么，为什么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沉睡着？ ——这个“中国理论界”的分析，以及作者为科技承担的份量是否准确，还有待别论，但这“沉睡着”的“第一生产力”却是眼前的事实。二十多年来，无论哪一届、那一级党政班子都没有少弹“要高度重视科教事业的发展”的调子，但又仅仅是“弹弹”而已，就是他们“重视”了又如何，他们会如何“重视”，他们自身的素质和责任感是什么样的，恐怕都不是几句话来说清、说透的。在这个“一团麻”的社会中，也难以先理好科技这根“线”。 不过在科技问题上。您有更多的发言权。我算是“班门弄斧”。 据前段曾被官方炒得最热的一本书《交锋》提供：“94年10月起，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社会司合作，在全国10省、市的27个大、中、小城市进行问卷调查，被调查者有二万人”，其中“仅有5.46％的工人感觉自己生活‘增长较快’，感觉‘略有下降’和‘下降较多’者占36.11％，因而有36.75％的工人对未来一年的形势‘说不清’”。 “据国家国内贸易局今年5－6月的调查报告”，“1997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2090元，增幅比上年下降4.4个百分点”，“最高的广东省人均才3647.7元”，“增幅……降了九个百分点”，“甘肃省仅有1210元”，报告承认“农村贫富差别明显”，那么一般农户收入又有几何？“基本上当年收入当年光，遇事就得拉饥荒”（注36）。 ——以上对工、农的调查均来自正式官方，一般是要高出实际的，其中对工人的调查，没说止于何时，近年肯定又要低于94、95年，下面我也举一点低于一般实际的街头民间小议。 四月的一天，我在西站友谊商场门口一固定点配钥匙闲聊到下岗时，在场三个人各说一个例子，一是附近化肥厂一些工人天天在菜场拣菜叶回去吃；二是上街区一农民抓住一工人偷麦麸子当饭吃；三是说平顶山许多职工家每日改成了二顿饭。第二天我在东站一说，祁飞等人说：“那有啥稀罕，咱这凤凰路菜场成天都有可多人拣菜叶吃。”几天前我在省直书店，其中心柜台里有一位中年营业员也在谈职工拣菜叶吃。“另一青年营业员却以现代知识人的口气说：“社会发展的嘛……”她可能不知道的是，这是60年困难时期有过的现象，三十七年来，第一次。此外，武警小李也对我又讲了一个平顶山面粉厂保安人员追踪“偷麸子”的真实故事，结尾是到“偷者”家里看到小孩子哭闹着不愿吃这种饭时，追踪者也哭啦，他们又拐回去扛来几袋面…… ——当然，整个情况还不会这么严重，尽管这几年还不时有饿死人的传闻。但整个形势确实是严峻的，当局一些有相当份量的人还认为我们对形势的看法“过于乐观”，想来又用上我曾想“教训”您的话来教训自己：我们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有几次我脑中里一浮现大年二十九晚上我从单位回来看到市内立交桥下各避风处都有人在那过“除夕”的情景，就想到参加工作仅几个月就能为自己存下一个“经济基础”的您是否会相信这样的事…… 看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主要有三个指标：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就中国来说，其增长率的数字游戏就不必再谈了。而目前通胀率低则是可信，也是实际感受到的（如物价），这是朱熔基为邓的“南巡讲话”擦了五年“屁股”取得的成绩之一，同时，用朱的话说：“现在95％的工业品都是供过于求（《交锋》）”。这就是“过剩”和“萧条”，是比通胀心寒的另一个极端，也是《南巡》的必然后果。 一般来说，低通胀的代价就是高失业率，今年6月14日劳动部公布的失业率是3.1％。5月18日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演讲会》上，经济学家刘伟谈到这个问题时开始有些拐弯抹角（我在台下看其表情是很不自然的），最终还是承认了：“实际失业率至少18％以上，而西方的警戒线是7％”。同一个会上，魏杰谈到下岗时说：“98年承受能力最多是1500万人，而面临是4500万人”。刘伟还引用朱熔基的话说：“企业富余人员至少4～5倍”。 中国近年猛升的失业率决不可能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我国目前大多数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这也是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包括对东南亚的竞争中能有的优势。而我们的近邻日、韩在人口密度上成倍高于我国，而其经济同速发展时并没有出现这么高失业率问题。同时用什么“国有企业工人下不了身份”挑剔职业的说法，也难说明问题。用6月18日江泽民访美专题节目中科白的话说：“可以这样说，每向中国出口一亿美元，就意味着给美国解决一万四千个就业机会”，我们是否想过，按欧美的先进效率，那么如给国外解决几百万个就业机会，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有几千万人失去就业机会呢？ 还有一个相当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用电。我上次在电话里曾和您谈到一部分机组关闭，继而一些地方已宣布鼓励用电，四月《经济日报》相继报导了国家解除了一些限制用电的规定，有线电视上还报道了你们江苏省电力市场已成了“买方市场”等。官方称：“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及产业结构调整，电力有效需求不足，用电量增长速度放慢”（《经济日报》98．7．l），我国“人均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均处于世界落后水平，不足世界水平的1／3”（同上）。单位能耗却居世界前位。此外，用朱熔基的话说：“现在国家每年投产的重大项目，有1／3开工之日便亏损”，“国有企业的资产有大约1／3的部分不能开足马力，甚至全部闲置”（《交锋》）。而乡镇企业工艺落后，能耗更高。无序、重复生产更多――这就是说，整体低水平的用电量还要扣除高耗和大量浪费（95％的过剩产品）。那就更说明我们市场上大量工业品并不是我们的电力生产出来的，例如：“我们的机械工业……产品积压500亿元，国产机电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逐年下降，机床已降至30％，电机50％以下，汽车不足30％”，“国产移动电话为20％，国产各种计算机为25％……”，“有些几乎为外国货所垄断，国产摄录一体机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为1％，国产传真机为2％（何文《第一推动力》）这些国产成品中又有许多重要部件也并非国产，有不少国货仅是一张“皮”而已。 ——这就是我们的民族工业和市场状况（还有好多行业还不如上述）。再没有一个高得吓人的失业率，就极不正常了。 在现代经济中，比上面那几“率”份量更重的是金融，我曾寄给您一份关于“储蓄存款风险”的文章，文中说：“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实际金融资本不到二千亿元，而没有希望收回的贷款就在八千亿元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四大银行的资本已经‘名存实亡'，四大银行已经资不抵债。四大银行应当宣告破产”。这位作者是按四万亿存款总额的20％死帐计算的，实际上国家掌握的是42％——这是一重要官员对一著名学者承认的——那就不是八千亿，而是一万六千八百亿。就此还有省级以下银行隐瞒的死账。魏杰（其本人现又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科研所所长）说：“有人羞羞答答的承认有一万五千亿”，他说：“银行自有资金和债务的比率，国际惯例是不能低于8％，有些国家规定5％是破产线，而我们只有3％”。继续靠借债吗？首先外债上已是进的没有出的多。“1985——1994年间中国的资产外逃占外债增长额的一半以上，在进入九十年代后，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注A8）。内债情况更糟，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国际上有一个公认的25％－30％的控制线（或安全线），而中国97年已达57.77％，（注37），就此一些学者还献策要更大规模的发行国债，其用意很危险，这还仅指中央一家发行的国债。另一头再说一下基层企业，1995年我国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负债总额为51751亿元，比上年增长20.9％，企业平均负债1014万元，比上年增长176万（注A15），近年只会更高。 ——这方面的数字，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几乎都是大大超过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安全线，现在倒是真正可用上“濒临经济崩溃”这句话了，可不再是用作虚、假的政治宣传，而是那么的实实在在。如还有什么疑虑的话，可用上印尼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年初说印尼的一句话：“宛如进入了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地道”。 5、邓小平说，“如果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 用一位负责任的经济学家的话说：90年以前是吃过去计划经济的底子，90年以后，问题就出来了。例如，国家折旧率的实现值与应提值比例：84年前大于100％，属正常，88年降到50％，89年仅为19.1％——－这也就是将应提的国有固定资产折旧充当了利润，虚盈实亏，挖过去积累起来的老本。近年，经济学界、企业界都在推销“资产重组”，其实质意义是什么，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一样坦率、就是一个字：“卖”，（可以给国家增加几个活钱），据说这是企业深化改革的最后一招。其实近十年前，我们一些老工人，就看破了：“……请看啦，最后一招就是卖，卖完了家当就完啦”可那时我们的经济学家还在大力鼓吹承包制。那么又卖给谁呢？一是通过买办卖给外国人，二是当官的卖给官僚的“连襟”附庸，或者当官的自己，包括搞穷了“庙”的“富方丈”。一句话，不会卖给好人（若会，就又是一场骗局），而且卖者、买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肮脏的使你分不清角色。 十多年前兴起的企业各种承包制，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瓜分国有资产，不过是以流动资金为主。结果是，企业都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大多数承包人在“吃喝嫖赌全报销”的挥霍后，还为自己和亲属添置了一大份家业和产业，这就是老百姓早就总结的中国特色之一：“穷庙富方丈”。92年后，从股份制开始的，尤以“资产重组”为精髓的又一次瓜分国有资产高潮，则以残存的固定资产为主，几乎各方面人士都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发大财机会”，（至于剩下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部门将在以后由这些新的利益集团去“会诊”，交易）。接下来就是修宪，承认这个既成事实的私有制。不管决策者是否曾精心设计过它的程序，这个历史转变的几个过程，其有机的联系则是十分清晰的，首先在思想上突破信仰，转变到“一切向钱看”；第二步突破社会主义的框架，放心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步突破公有制的约束，大胆据公为私，正在走的第四步则要突破无产阶级的概念限制，通过最大一次分赃和修宪，变成名正言顺，堂而皇之的中国新资产阶级，这个基本上是由官僚集团及其附庸为主的变种，可以名副其实的称为官僚资产阶级了，也就是说，就在“转移”人民的政治视线，并熄灭其政治热情后，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终于完成了向一个官僚资产阶级的基本转变。这个“新阶级”具有杂交混血的优势，包括沉厚的封建底子，实用的殖民地心态，成熟的极权经验，贪婪的资产者手段。也有他们的先天不足，他们在国际利益格局中，永远是孙子辈的，决不会有任何一根“傲骨”。中国大的优势将由于他们不具有保持统一的力量而失去，各个利益集团及其国际背景将使中国重陷四分五裂，由此将给世界造成更大的麻烦，也要为它背上沉得要命的包袱，这个前景才是真正的“水深火热”。“改革”开始后，邓小平曾断言中国“不会出现百万富翁”，邓还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今天已彻底走上的这条“邪路”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是否要沿着这条邪路走下去，要取决于民众的觉悟程度，这是一个更大的题目，这里不再展开。 不管怎样，这20年过分强调的“发展经济”大家都已经尝到了它苦涩的果实，开始承受它越来越沉重的代价。最终是经济下去了，各种麻烦问题却都上来了，有人说是这些问题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也有人说，正是这样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的问题，总之，“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其他问题都好解决”的承诺，是没有人再寄希望了。就经济本身来说，也如某些文章对农村改革的总结，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或者如何清琏所说的“以世界罕见的速度造就了一大批富翁，但都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生产率上升”。从铁路对各行业大量的资料证明整个生产率并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新科技的引进补偿不了由于那些“撇开”的东西而大幅度增加的成本，特别是那些不干净的“交易成本”。或者正是由于这一“撇开”而严重阻碍了生产率的发展，那么我们“撇开”的究竟是什么“宝贝”呢？是的，它是人类社会进步中决不能缺少的公正、平等，是精神、信仰、道德、廉洁等等，以及由此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据此构成的凝聚力和尊严，立足于此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所以当我们“撇开”了这一切，也就会为进步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腐败，彻底地敞开了大门。 六、腐败与黑暗同临。 腐败，是社会的癌症。只要失控、扩散开来，必死无疑，这是铁的规律。如果说它在中国“源远流长”的话，留下的纪录全部是各个王朝的“坟墓”和不可避免的“旧死新生”——“改朝换代”，甚至爆发革命——的巨大代价，所有王朝都亡之于腐败，无一例外，包括在外族入侵后覆灭的宋、明。为了突破这个历史的周期率，毛泽东曾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首先是经常发动群众关心政治和直接监督我们的干部，其次是把教育、制度和运动相结合，再其次是提倡艰苦朴素、重视消费导向，以及毛、周等一批领导干部及其家庭子女的以身作则，由此很大的抑制了干部的腐败意识和特权行为，建设了一个长达二、三十年较为廉洁的政府和社会，西方一些政治家（如惠特拉姆的声明）将其评价为“中国从未有过的最廉洁和最有效的政府”，社会上已杜绝了或基本杜绝了“黄、赌、毒”这些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些努力和成就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又成为历史。他也因这些努力彻底得罪了他与之斗争几十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才招致一些人今天的怨恨），而他所不得不承担的执政包袱，尤其是当时严峻的国际条件和国家、民族的安全，使他没有能彻底解决这架官僚机器。也就没有彻底解决那个“周期率”，他唯一留下的希望就是寄予他希望的人民。 一个偶然的场合，我发现一个年青人发现对腐败也看成不需要大惊小怪的中国老问题，我突然想到，当代中国腐败的开始不正是你们这一代人开始懂事时，也就是说这个腐败的空气一直伴随你们长大成人，又是“司空见惯浑闲事”，见怪不怪，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样的经历会增加你们的免疫力。主持中央纪检工作的黄克诚生前最后一次接见记者采访时，对相信社会上“不正之风”会得到好转的记者明确表示：“我没有这么乐观”。这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极负责任的态度。当时所谓的“不正之风”，实质上已是癌症。只是执政的人们愿意相信它还是“良性的肿瘤”而已。1985年，胡耀邦以总书记的身份召开了第一个反腐败的大会，至少他认为，此时动手还未得及、几天后，《报刊文摘》登载了一篇《当年小蒋打虎记》似是预言了今天“小胡”也必然失败的下场，不久胡下台了，我相清除了公开指责他的东西，也应有“反腐”的成份。 不知胡去世前是否反省过，中国当代的腐败风与他“解放干部”时不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有着重要的关系：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冲击的态度必然发展成对群众的报复打击，以达到再不接受群众监督的目的，而“官复原职”、“原待遇”，使不少人的斤斤计较发展到为自己尤其为子女大把捞取更多利益，以平衡自己变态的心理。这使人想起，当年抗战胜利后从“峨眉山”下来到各大城市赴任各接收大员，在“五子登科”的洋场风气中也为蒋家王朝挖好了坟墓，四十年后，我们的赵总书记也弹起了“五子登科”的老调，至少是促进了当时的腐败扩散。 当今在全社会、全民族的全面腐败中，一些人在争论，是官僚的腐败带坏了整个社会，还是全社会的腐败腐蚀了官僚。似乎又成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类似难题，如果只能从这二种中选择一种的话，我倾向于前者。但是它不是“根”，这个“根”有官僚制本身所含的“癌细胞”，有传统官本位文化供应它的“营养”，有贫富悬殊提供给它们的刺激，有错误的消费导向对它的引诱，有洋风送来适应它蔓延的气候有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决策，或许决策者事先也没有估计到的他的仅仅几句话会有如此大的力量，但它毕竟打开了“魔瓶”的盖。 应属社会学范畴的一条规律是，贫富悬殊是一切罪恶和动乱的根源，尤其是重新拉开的贫富悬殊（自然是少数人的富论必然带来的恶果）则是给罪恶注入了强心奋。进入八十年代后的中国，刑事犯罪率随贫富差距的拉开是正比例急剧上升，当1981年的立案猛增到89万件后，才使邓小平下决心大开杀戒，搞了1983年“严打”。层层下指标，杀了一大批，监狱和临时监狱的“库容量”成十倍的猛增，但仅仅几年后，犯罪率又以更猛烈的速度上升，1991年居然达236万件。这些数字取自公开出版的由凤氏所著《当代中国犯罪问题》，此书97年出版，写书取材最晚也是96年，所以书中说“峰顶应该是96年第一季度”，至今最新的“峰顶”数字还未见到，但近年报道的“严打”频率则是一年比一年更高。比较“改革开放”前，至今人口可能增长了0．5倍，而年立案率可能增长了10倍以上，若把目前立案标准降到20年前的水平，那么增长就不是几十倍的问题，若要论犯罪的质量及单项速度，恐怕要数在这个年代里应运而生的“黄、赌、毒”，成“燎原之势”之因是这遍地的“可燃之材”，又是多媒体的歪风劲吹。 ——这是指公安部门立案的部分专业犯罪，另外部分呢？则包括受害者宁吃亏不愿惹更大麻烦而不报案或者报不起案，包括经过贿赂不立案和撤案；包括大量国有财产被盗、被抢、被分赃，却没有人管，也就没有人报案，包括更大量大家熟视无睹，甚至“不拿白不拿”，“不沾白不沾”的可立而没人立的案；包括公安部门不便涉足的所谓涉外等其他高级场所无时无刻不在犯着而也不会立的案；包括一些执法部门自己做后台的大量“黄、赌”场所公开经营着不会立的案件。 称之为专业的犯罪，也只是大家都公认看得见的“浮出水面那个冰峰”，而水下那个庞大的“冰山”主体则是我们自己，我说到这时，自己不会觉得心净，您也不会感到惊讶，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几个家庭为求人办事没有“走后门”送礼、贿赂，有几个企事业单位敢说自己没向国家报假欺骗、偷税漏税、截留私分，有那个党政、军警司法部门敢说自己部门没有执法犯法的事，所谓“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没有厂长、经理不贪污，没有工人不偷”的论调是太绝对了，但对法律藐视的意识和行为则成为一种全民性的现象，有意思的是20年来我们各级各层年年花了多少钱搞普法教育，其结果是整个社会普及了犯罪意识，这就是腐败的恶作剧，而教员则是十分普及的各种媒体、领导、师长、朋友、同事、邻居，及其空气中那种潜移默化（但不疼不痒）的力量，可以预言，如果没有大的社会震荡，这一代独生女长大成人后将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犯罪意识最强的一代！ 无论立案不立案的，无论明的、暗的、潜在的酝酿的，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市场购销两旺，后劲十足绝不会萧条，不仅有“初级产品”而且有高级，尤其是“高科技产品”正在成为竞技冠军，重要的是，我们还能用犯罪生产犯罪，已立案、甚至已关入大牢内的罪犯，仍在生产犯罪，大多数立案都会有人“找”，有人“送”，甚至有的在准备作案之前就先“找人”做好铺垫工作，被判入狱后，包括一审被判死刑后，仍要“找”、“送”，以求刀下留人，以求尽早出狱，这就为我们许多执法人员增加了大量“灰色收入”的补偿，按道理，这种执法犯法应属于重罪，可是无论大案、小案、刑案、民案，你只要置身其中就会立即感到，对于这些办案人员来说收受贿赂像日常工作、生活一样随便，假如当事人没有反映过来，他们会直接、间接给你开导。前司法部长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可公平地说，还不能归之于这些司法人员的素质、品德，他们、特别是第一线人员为勉强维持这个社会的运行也付出了努力、辛苦，承担了风险、牺牲，用其发牢骚的话说：“……都是他那个‘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把社会搞乱了，让我们给他擦屁股……”。他们的腐败也应归之于这个社会的腐败，只是他们的职业格外引人注意罢了，另外一些人到这些岗位上来，恐怕不比他们好。 我的《滇》文中曾引用一位老太太的话：“小偷也不比当官的坏！”是十分准确的，她指的是公交车的小偷，他们对社会的罪恶，无论量和质比较官僚阶层是九牛一毛．就是比较恶性的犯罪中，我们的官僚也毫不逊色，举三个公开报道的案例，一是黑龙江尚志市一拐卖南京少女案，其犯罪集团有13人是公、检、法人员，其中二名是法庭庭长；二是海南海口市一副市长雇黑社会人员杀了市教育局长；三是湖南衡阳监狱内执法人员贩毒给犯人以赚钱，请看，他们什么不会，甚至黑社会的生意也敢抢，可他们的专业性犯罪——腐败，则是一般罪犯没有条件做到的。这些官僚，由于地位高，权力大，其腐败的量也更大，质更重，影响更恶劣，隐患更危险。在经济上他们的手很大，随便一把就是一个巨额，而从他划开的口子中流失出来的其各个分数值的和，又至少要高于他自己所得几倍，更重要的是，他们被撕去欺骗性而暴露出来的真实嘴脸和行为一次又一次被人们所认识（目前更多是公开炫耀，大家也是见怪不怪），使其下属的贪官污吏们以及经纪人更横行无忌．也使局部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先生在一份给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五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要超过一千亿美元，其中约有五百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这从国际收支帐目中出现的大量误差和漏洞中反映出来”（注A24）这和《滇》文中那位小张所说的一万多亿人民币大致吻合，然而这只是海内外可查到的数字，还有更大量目前暂无力查出来的呢，对此老百姓早有所闻，十年前，有关邓朴方这方面的传闻就几乎家喻户晓。重要的是，它却由此推进了人们的世纪末，甚至末世的情绪，更加速了腐败的扩散。在今春“福源模式”研讨会上，其创立人对我们说：他和地区专员到夏邑虞城等县考察时，农民当面对他们说：“你们干部对我们农民是敲骨吸髓，挖心…”，不久前中央一台播出的《黑脸》，第一次正面暴露了当前农村一些乡镇干部比解放前保甲长更坏的场面。江泽民视察湖南，四川，河南后，都立即传出一相同的传说：说农民用“陈胜、吴广回答了农民最需要什么”的问题，这些说法自然夸张，却向我们提出了极为严肃的警告，所以，何清涟的《现代化陷阱》中说“金权政治，官黑结合与流民——暴民，将是中国未来社会危机的总根源”。 对腐败的蔓延，承受力较小的是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这是由于其依附型社会地位所决�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