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说说中国的特大饥荒 （1）
hzr 前言：我是四川省绵竹县人，祖父是前清的绵州“长案秀才”，主考官得知这个“门生”无意求官，有心教育，便以他是绵州“长案秀才”为“理由”，宣称他具有在绵竹县办“学堂”的资格，帮助他取得在绵竹县南的“南塔寺”开办“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新学堂”的“特许权”；于是，我祖父就募集一些资金，把绵竹县城南的“南塔寺”改建成“书院式”的“南塔新学堂”。辛亥革命以后，绵竹县的衙门一度更名为“国民政府”，我祖父创办的“学堂”也一度更名为“国民学校”，继后又更名为“绵竹县中学”；由于这所“学校”有过“南塔新学堂”的缘由，直到解放以后，人们仍然乐于把这个“绵竹县中”俗称为“南塔中学”。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在20世纪的平均寿命仅有35岁；我祖父年过45岁便“寿终正寝”，如今可算“英年早逝”，但在那时的绵竹县，已经被视为“高寿善终”了。我的父亲生于戊戌年，受我祖父影响颇深，在绵竹县中毕业后就到成都市考入“外国语专门学校”，经同学介绍结识吴玉章，并被吴先生动员加入“国民党”，曾经参与组织一些成都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祖父逝世后，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将去法国的机会让给一位名为“钟兴义”的成都青年，返回绵竹县，成为子继父业的“南塔中学”教员。在蒋介石搞“清党”时被迫离开绵竹县，到成都市和成都周边的中学做外语教员。
1936年四川发生特大灾荒，受灾地区的灾民成群结伙地离开故土外出“逃荒”……；父亲在成都教书，听到绵竹县也出现灾民进城“吃大户”的传说，便托人将我母亲接到成都，已经怀孕的母亲到成都不久便生下了我。母亲后来经常对我讲四川在1936—1938年大灾荒时期的“传说”，致使幼年的我一到天黑就不敢走出家门。在我一生中，很小就听说四川发生过灾民“吃大户”的故事，也亲眼看见过保长和甲长以“赈灾”名义逐家收取钱粮的情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只要遇上灾荒年，只要绵竹县城中出现外地来的灾民，绵竹县的保长和甲长便会带上人逐家收取钱粮搞“赈灾施粥”……
如今，我在一些“论坛”上不时看到一些人一再编写“1959—1961年饿死一千多万四川人”的“龙门阵”时，总是要使我想起母亲临死前对我讲过这样的话：“妈就要离开你们了……你们别哭；过几天，妈就满39岁了，能活到吃40岁的饭，妈也满意了……”——可是，我母亲死在满39岁的前一天，没有吃上“40岁的饭”；我总是要想起自己母亲逝世的那一天，那是1948年初的农历腊月19日，我只有12岁，跪在床前给母亲烧“钱纸”，悲痛欲绝的父亲竟然在母亲床前喃喃地低语：“我真该死，竟然没钱给你治病……；我真该死，竟然没本事把你接到成都去治病……；老天爷，你该看看我这些孩子啊……”
如今，已经是2008年的春节！——从2008年1月27日（农历腊月19日）开始，年过72岁的我，就天天坐在电视机或电脑桌前，认真地关注各大媒体报道中国南方各省遭受特大雪灾的新闻与特写……；在荧光屏上，我从不放过那些报道雪灾与救灾新闻与画面，每当我看到国家领导人到灾区的画面时，很难流泪的我难免会在不知不觉中“热泪盈眶”地想起60年前的腊月19日，想起那个异常严寒冬天，想起年满12岁的跪在母亲的床前为刚刚去世的母亲烧“钱纸”……；我母亲的生日是腊月20日，只要再过一天，她就年满39岁了！但是我们家在那时侯恰恰没有钱让母亲多活一天，恰恰没有能力让母亲过一个“年满39岁的生日”，贫穷到无钱使母亲多活一天的地步，这是我一生中始终仇恨旧社会的根本原因——我母亲未能吃到一口“上40岁”的饭，就死于年满39岁的前一天！这样的情景，那时的感受，即使过了整整60年，仍然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60年的岁月，并没有抹去旧社会在一个年满12岁的孩子心中留下的阶级烙印！
一、说说我出生时的1936年
我生于农历“丙子年” ——也就是四川出现特大灾荒的1936年。石懋修先生曾经写过一篇《丙子年旺苍饥荒纪实》，刊登在1996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印的《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6辑上。
石懋修先生在《丙子年旺苍饥荒纪实》中写了这样的事：鹿停溪有个康三春，他家女子饿死后，康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认为比野菜味道好，从此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路过时，他寻机将人打倒在地，然后勒死，把死人肉割下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联保处去抓他，他逃往外地……
石懋修先生在《丙子年旺苍饥荒纪实》中还写了这样的事：南江县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先在本地名为卖牛肉，实际是卖人肉……有人在联保处告发，派团丁孙骞、谭正明去检查，也装着买肉吃，先问：“是啥肉？”孙答：“牛肉加野猪肉……”在查出事实后，将他绑在石门枋上审问，孙供认不讳……
——这就是我降生在四川的农历“丙子年”，这就是1936年的四川！
1998年5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在《老照片》第六辑中，刊登了徐宗懋先生写的：《抗战前夕的四川饥荒》。其中有这样记录：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久旱不雨，灾情已蔓延全四川。一队黄发碧眼的“国际社”记者，正行进在巴蜀大地上采访灾情。田野龟裂、千里荒凉、饿殍遍野、令人心惊……；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着国民党《中央日报》对剑门关内饥荒的现场报道：“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沿途诸山高峰耸处，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举目四望，一片凄凉，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梓潼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泥作食者约18万人，饿死者约1000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夙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旷野里，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上枯树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饿死荒野、无人殓尸……；在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落到县城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则多赤裸全身、骨瘦如柴，手上拿着赖以吊命的树叶……
在《老照片》第六辑中，还刊登了外国记者见证1936四川特大饥荒的照片……
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印的《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6辑中，还刊登了甘典夔先生写的《1934年和1936年四川灾情述要》。——甘典夔先生在这篇“述要”中这样写道：从1930年后到1937年，是四川近代历史上最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兵灾……连年不断。加上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水深火热。更为恐慌的是，1936年春夏到了，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十室九空、饿殍载道，粮尽食绝、盗食死尸……；那时的省民政厅长甘绩镛和“赈委会”官员，慌慌张张把灾情公报向省主席刘湘报告：“川省共有148县、3屯、1设治局，现受灾者即有125县、3屯、1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以上！” 刘湘愁眉苦脸地问：“大灾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甘绩镛小心翼翼地回答：“很难精确统计”……
甘典夔先生在这篇“述要”中这样写道——刘湘惊骇地问：“饿死了这么多人嗦？”甘绩镛叹了口气：“那还不算凶的。川北南江县(现为旺苍县)是重灾区，据报：仅黄洋乡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那里田地龟裂，沟渠干涸，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溪边、道旁、桥下，举目都可见饿殍死尸！”刘湘瞪大眼睛，有些发呆了……他沉默良久，两手捧头轻声问道：“那……那现在灾民吃啥子吊命嘛？”甘绩镛回答：“据各州县急报：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树、枇杷树、棕榈树等等，凡吞得下喉咙的树皮，早被剥得一干二净……还有苎麻根、黄花根、菟丝子、野百合、老虎姜、黄姜子、毛洋芋、土茯苓、兰草根、猪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光秃秃的几乎都挖断种！灾民随挖随吃，活像饿慌的野猴子……” 刘湘闭着眼，听甘绩镛继续汇报：“草根树皮都没有了，饥民只好吞食俗名叫观音土的白泥巴。涪陵县第三区因挖取白泥致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挖空，山石崩坍压死饥民50余人……；荣昌、岳池等县或因抢挖白泥而发生械斗事件。各地均报：灾民把白泥巴吃到肚里，又常因屙不出来，腹胀而死！”甘绩镛又翻出一张公文，继续说：“饿死路旁的饥民到处可见，有个叫石懋修的乡人对县长哭诉：‘这年三月初，父亲和我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
——这就是我降生在四川的农历“丙子年”，这就是1936年的四川！
二、那些自称是中国“精英”的人，能够正视四川1936—1937年的特大灾荒吗？
在中国的一个“论坛”上，一个自视为中国“精英”的“反毛者”这样写道：“一个优秀民族应该能够正视自己的过去，不管对也好错也好，都可以坦坦荡荡，不加隐藏，我深信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民族，我也深深为此骄傲，因为它所创造的华夏文明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
——现在，我很想问问这位“精英”：你们这些“反毛者”能够正视1936—1937年特大灾荒中的四川吗?
在“网”上，只要那些自称是中国“精英”的“反毛瘾君子”们，敢于去查找“1936—1937年的四川特大灾荒”，他们就不会为自己“敢于”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不断攻击与污蔑毛泽东的言行感到“光荣”了。因为他们在一些“论坛”上不时散布“大跃进期间饿死了一千多万四川人”的时候，最惯用的手法就是玩弄“廖伯康”们用来“饿死四川人”数字拼凑式——
比如四川的廖伯康，为了在“1959—1961年期间”制造“饿死一千万四川人”，他只需“虚构”出自己曾经在“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中看到过“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又在“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上看到过“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然后再用这两个“虚构”出来数字“相减”，就可以把“一千万四川人”十分简便地“饿死”，甚至由此“推算出”四川省在1961年和1962年又“饿死”了250万四川人……
——问题是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在“1962年6月”之前看到廖伯康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因为在“1962年6月”之前，这个还没有廖伯康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那时侯的四川，又有谁看见过廖伯康所说的“四川省委”下发的那份文件中的那个“注释”？——也许连廖伯康本人在“1962年6月”之前，也没有看见过 “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和“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的所谓“依据”！
——问题是自称是中国“精英”的“金辉”们，却对廖伯康用“虚构数字”制造出四川在“大跃进”期间“饿死一千万四川人”的“创作”大加吹捧，并以此谎言为依据，及时把原来所说的中国在“1959—1961年期间饿死了3000万中国人”的“研究成果”，迅速修改成“饿死了4000多万中国人”……
再比如，有个被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授予历史系客座教授”的曹树基，为了“证实”美国“人口学者”发现“中国在1959—1961年期间饿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