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金春明：浮夸风的祸首是谁?

中央党校 金春明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党内通信》中，严厉地批判了说假话、浮夸风的问题。我们的伟大领袖当时就指出：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毛主席批评的上面是谁呢?就是当前正在批判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和邓小平。

请看下列事实：

(一)关于每亩粮食产量的问题

毛主席在《党内通信》中说：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刘少奇邓小平就正是毛主席批评的这种吹牛的人。

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视察江苏省城乡时，据《人民日报》记者报导：“少奇同志参观了丰产圩的四亩试验田，他亲自弯下身子去数了一下稻棵，并且问乡党委书记：‘可以打多少?’

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

少奇同志笑着说：一万斤还能再多么?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

乡党委书记说四亩地打一万斤，即每亩地打二千五百斤，已经是浮夸了。可是，刘少奇还嫌少，还要压，说什么“条件好”，“还能多打些”。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样不顾客观事实地搞，是何居心?

邓小平也在同一个时候，宣扬和刘少奇同一样的论调。他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视察东北三省时说：“我国的农业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又说：“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100%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还没有翻身。”(《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日)

毛主席说：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党内通信》)

五百斤增产二百斤，就是40%，增三百斤，就是60%。我们的伟大导师总结了客观存在的生产实践斗争的经验，正确地指出这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可是，邓小平却说，不增产“100%以上”就“不是用革命的办法而是用改良的办法领导农业”，就是“思想还没有解放”。(《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这不是公然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吗?

(二)关于播种面积问题

毛主席在《党内通信》中说：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是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

可是，刘少奇在视察江苏省城乡的讲话中，却完全同毛主席唱反调。他说：“有些县委书记认为少种多收此广种薄收要节省得多。应该把丰产田的经验推广，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来种好田地。这样再过几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人民日报》1958年9月3O日)

毛主席说：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就是说，不但要种好全部农田，而且要多开荒，多种地。刘少奇却主张，只要再过几年，就可以把现有的农田用去“植树”，“休闲”，而只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毛主席说多种，刘少奇要少种；毛主席说三年内不能少种，刘少奇说只要再过几年，就可以少种三分之二的田地，两者何其针锋相对?

刘少奇、邓小平的这些论调，是完全违反毛泽东思想，违反毛主席农业宪法的。可是，他们却利用党的报刊，把这些谬论四处宣扬，刮浮夸风的祸首，不是他们，又是谁?

毛主席教导我们：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刘少奇、邓小平明明知道“十分危险”，却偏偏违反最高统帅“切不可讲”的训诫，不仅大讲“大话高调”，而且通过报刊四处传扬，其用心何其毒也!

坚决打倒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彻底揭露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 第四集 一九六七年三月

上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常设委员会编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少奇：亩产一万斤还能再多吗？应该还能多打些

－－－－－－－－－－

少奇同志赎视察江苏城乡 　　

对工业、农业、教育和劳动制度等工作提出重要意见

新华社 (1958.09.30) 《人民日报》

新华社南京２９日电　９月１９日到２８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在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省长惠浴宇同志，书记陈光同志，农村工作部部长孙加诺同志以及各地、市委负责同志的分别陪同下，在江苏省视察工作。视察期间，刘少奇同志对工业、农业、水利、教育和劳动制度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在南京视察期间，听取了中共江苏省委长一书记江渭清同志，书记刘顺元、惠浴宇、陈光同志等的工作汇报，接见了驻南京部队、军事学院的首长和省级机关的负责干部。

在十天的视察期间，刘少奇同志走遍了江苏长江南北的许多城市和乡村，途经徐州、淮阴、扬州、南通、苏州等专区，视察了徐州、新海连、新沂、沭阳、淮阴、高邮、扬州、南通、常熟、苏州、无锡、南京等市县，续行程达数千里。在这次视察中，少奇同志广泛地接触了各级干部和工农群众，除听取了全省七个专区和两个市的地、市委书记汇报外，并接见了各专区的大部分县委书记，沿途还看了好几个人民公社和钢铁厂、机厂、丝绸厂，在南京访问了南京工学院，在丰产试验田和高炉旁边和工人、农民作了亲切的谈话。在淮阴的丁集人民公社，少奇同志还亲自和社员们一起参加了深翻土地的劳动。我们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在江苏省的这一切活动，给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给江苏省四千万人民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少奇同志关于如何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关于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以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的提示，给大家打开了广阔的眼界，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种少　种得好　收得多是农业经济一个根本问题

在视察中，刘少奇同志了解江苏省农业生产的情况，他非常仔细地观看了各地中稻、晚稻和山芋的丰产试验田。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参观了丰产圩的四亩试验田，他亲自弯下身子去数了一下稻棵，并且问乡党委书记：“可以打一万斤？”，少奇同志笑着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财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他在和淮阴地委的同志们座谈时说：“我在河北、河南视察的时候，有些县委书记认为少种多收比广播种薄收要节省的多，应该把丰产田的经验推广，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来种好田地。这样再过几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他又说：“种得少，种得好，但是收得多，这是农业经济上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希望各地好好算一算账，认真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对于江苏省的水利工程，刘少奇同志也非常关心。在淮阴专区，他一连看了三个水闸工程——二河闸、三河闸和苏北灌溉总渠的高良涧进水闸，并且仔细研究了淮阴专区的水利规划总体图。他一再问淮阴地委长一书记孙振华同志，三河闸能不能利用来发电？能不能搞航运？他说：“水能为患，也能成利，我们要变水患为水利，把水都充分地利用起来。搞一个水利工程，要考虑怎样把灌溉、防洪、运输、发电等结合起来，这就是最大的节约。”在离开淮阴到杭州去的路上，汽车沿运河堤岸再行，对于即将开始动工疏浚开拓的大运河工程，少奇同志又问：“是否可以把内河航运和海洋运输结合起来。如果把运河拖宽挖深，使五千吨的大船能够由直接进入运河，这样，江苏的东西就可以直接装船出口，东北来的东西也可以直接入口，不需要再到上海去装卸，这将节省很大一笔运输费用。”

劳力紧张证明我国在大发展作好五件事使社会风气大变

在各地的汇报中，许多同志都提到劳动力紧张的情况。少奇同志说：劳动力紧张虽然给大家的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但是应该认为这是一种好事情，在我们六亿多人口的大国中感到了劳动力紧张，证明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天在大发展，国民经济正在一日千里地繁荣起来。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该做好五件事：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第二、彻底地把妇女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成规模很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又例如，衽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年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风气、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

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

少奇同志非常关心人民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制的问题，江苏省不少人民公社在今年秋收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少奇同志访问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时，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乡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起来了，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同志在汇报时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少奇同志对群众的这两句话，感到很有意思，他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积极了。这就是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列宁曾说过：共产主义的劳动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人们不管报酬多少，不管有没有定额，他们总是做得更多更好。全体人民都养成了这样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个别的懒人就会完全孤立，会被大家看成很没有道德的人，大家都瞧不起他，他也就势必会改造过来，参加集体的劳动。只有彻底地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的消灭懒汉。”

把工厂和学校合起来办使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

在与各地、市、县委书记的谈话中，少奇同志反复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就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贯彻这个制度最彻底的办法之一是把工厂和学校合起来办。过去是学校一套，工厂一套，互不相干，以后可以逐步地把两套合成一套。新办一个工厂，也就是新办一个学校，由劳动部门和教育部门联合招收新成员，既是招工人，又是招学生。入厂后，先训练三、四个月，上机器操作，每天作四小时或六小时工作，读四小时或三小时书，半工半读，可以从初中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实行这种办法，将使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化的过程够大大缩短，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能够更快消除；这样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将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刘少奇同志还强调指出，我们的工厂在生产钢铁、机器、电力等等物质产品的同时，还应该负责培养有文化知识有劳动本领的新人——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工厂里应该出大学生、出技术师、出工程师、出干部。工厂的厂长、党委书记要负起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的责任，也要负起培养共产主义建设者的责任。

刘少奇同志一再赞扬各地从公社里组织大批“远征队”上山采矿，到城市炼钢铁的做法。他说：“现在各地方炼钢铁、采矿石、修水利都是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各人自带工具，自备粮食，或者实行粮食供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各人自带工具，自备粮食、或者实行粮食供给制，或者是半供给半工资制，这办法很好，一个钢铁基地就集中了几千万人，他们搭一个棚子睡在炉子旁边，生活虽很苦，干劲却很大，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的精神，是新的劳动工资制度的萌芽，它给我们今后新办工厂的劳动制度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

 
  小平：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比较全国，东北的农业还没有翻身。

邓小平李富春视察辽吉黑三省时强调说　　东北要大挖潜力支援全国

新华社 (1958.10.01) 《人民日报》

新华社３０日讯　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富春、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蔡畅和赵尔陆等同志，９月１０日至２９日先后到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视察了工作，对东北地区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城市公社、整风等方面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

邓小平等同志视察了鞍山钢铁公司等三十多个工厂和矿山。他们对东北地区工业建设的蓬勃发展表示满意。在视察中，邓小平和李富春同志都指出：东北三省钢铁产量约占全国的一半，机械制造能力占一半以上，是我国工业的重要基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国集中力量把东北建设起来了，东北三省目前的任务，就是充分挖掘潜力，大力支援全国，并逐步合理发展。支援全国的任务完成得好坏，是检查东北三省工作的主要标志。

东北很多工厂规模大设备新

应该做出更多的大事和新事

邓小平和李富春同志一致指出：１９５９年全国工农业发展的速度，将比１９５８年还要快得多。东北三省的任务也会越来越大，担子会越来越重，对此必须作好思想准备。为了担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东北各企业应该千方百计地挖掘潜力，大大地提高生产水平。东北地区的很多工厂，规模大、设备新，因此也应该作出更多的大事和新事，在生产跃进方面要带头，在挖掘潜力方面要争先，在技术革命方面要放“卫星”，在企业管理方面要出经验。如果用这些标准来要求自己，东北的各厂矿企业就还需要作极大的努力。

邓小平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勉励各企业、特别是各大企业要高插红旗，拔掉白旗。他们指出：要树立红旗，首先必须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破常规、反对老大自满。要树立起敢想敢为的共产主义风格：别人没有的我们可以有，别人作不好的我们可以作好，别人办不到我们可以办到，别人的目标我们可以超过。这就要彻底打倒贾桂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其次，必须坚定地依靠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的多数，充分地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彻底改变企业管理制度。邓小平同志对长春第一汽车厂的经验表示满意。他说：在企业管理方面，我们的“宪法”就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两参一改三结合。长春汽车厂按照这个“宪法”办事，他们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工人参加了行政管理，也参加了工厂设计和技术管理。这个工厂原来设计是年产汽车三万辆，现在准备把生产能力提高到十五万辆。与此相反，如果思想不解放，陈规陋矩不破除，尽管企业管理人员天天睡到高炉旁边去，也于事无补。

在思想改造的基础上，必须大闹技术革命。他说：我国的农业关已经基本过去了，工业关和科学技术关还基本上没有过去，应当努力过好这一关。在技术革命中，大工厂和大学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单位要努力钻研本行业的尖端技术。小平同志谈到思想解放的深刻意义，他说：物质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人们只要掌握了它，就能使它更多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要掌握它，关键又在于敢不敢想，敢不敢作，和是否善于去揭露物质的秘密。只要人们思想解放，就能迅速掌握技术，充分地认识和发挥物质的力量。

东北地区目前交通运输很紧张，电力严重不足。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呢？小平同志和富春同志一再指出：克服这些困难，不能等待别人的帮助，而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他们号召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发动群众大办电力和大办运输。

东北的农业生产还没有翻身

要用不断革命精神领导农业

邓小平等同志视察了哈尔滨近郊的金星人民公社、双城县的幸福人民公社、盖平县的太阳升人民公社，并听取了三个省的农业情况的汇报。小平同志指出：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按常规来说，同过去来比，是有进步的。但是，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１００％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就还没有翻身。

邓小平同志指出：全国农业增产的经验，概括说来就是水、肥、土、种、密加上田间管理齐头并进。这是农业生产的“宪法”，是毛主席的“宪法”，是事实证明了完全正确的“宪法”，是已经创造了奇迹的“宪法”。东北的某些领导人和广大地区没有坚决执行这个“宪法”，而继续执行着宽垅浅耕、广种薄收的老一套，不是用革命的办法而是用改良的办法领导农业，结果使农业生产大大落后了。这个事实，反映了农业生产战线上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还很尖锐，说明农业方面还有白旗未拔，思想还没有解放。

邓小平同志勉励大家要在农业方面掀起一个革命运动。他说：必须本着不断革命的精神，根据以上所说的农业“宪法”的各条，深入检查思想和工作。今年增产的少一些，不要灰心，重要的是取得教训，以便在１９５９年迅速赶上全国的水平。同时，要把真实情况向群众讲清楚，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群众到关内参观学习。农民群众是愿意多增产的，只要领导干部抓得紧、方向对头、任务明确、措施具体，就一定能把他们动员起来，迅速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面貌。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幸福社和太阳升社的时候指示说，每一个社明年都应该指定一两个耕作区作大面积丰产试验。可以把现有土地耕种面积缩小一些，集中力量搞好密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样，既可以增产粮食，又可以使一部分土地绿化，一部分土地轮休。小平同志还指示农村要大大增加生猪饲养数量。他说，只有把农林牧副渔统统发展起来，才能增加生产和增加收入，才能使人民公社巩固发展；公社是建立在生产大发展和人民政治觉悟提高的基础上的。他希望太阳升社在最近制定出一个长远计划，并向他们生动地描绘了农村建设的远景。他说，将来要把农村的居民点都建设成一座座漂亮的城市，有电影院、剧院、运动场；房屋都要改建；城中遍种花果；工农商学兵全面发展。大城市所有的一切，你们都可以有。这样，就可以消灭城乡差别。这种居民点，人少了是办不起来的，大约是数万人一处。

大学要全力研究尖端科学技术

中小学学生参加劳动应多样化

邓小平等同志参观了一些科学研究机关和大学校的科学研究成果，对他们的创造发明很关怀。还视察了一些大学和中小学。他们听说吉林大学在科学研究和教学改革方面已取得不少成就，全校师生在六个星期内编出了二千五百万字的讲义，都一致表示满意。邓小平同志指出：大学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结合教学内容全力作好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试验。他说：新编的教材，虽然还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修正，但是起码比旧的教材好，因为它是在教学改革的基础上搞起来的。

邓小平等同志对哈尔滨十八中、十九中和四平市六马路小学贯彻劳动和教育结合的教学方法表示满意。小平同志在视察中指出：中小学学生参加劳动要同年龄相适应，要多样化，以便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劳动的收入，不要按人分配，最好是由学校统一掌握。除了给困难学生一些补助外，应当尽量用来举办公共福利事业，逐渐作到不收学杂费用、免费洗澡理发、统一发给鞋袜和零用、以至吃饭穿衣都不要钱。总之，要培养共产主义思想，贯彻共产主义精神，不能助长个人主义。小平同志还十分关切地告诉学校的领导人员：学生参加社会服务和生产活动，无论如何不应当削弱学校的基础课程。

邓小平等同志还视察了哈尔滨、长春、四平、沈阳四个市的民办工厂，听取了在城市试办公社的汇报。小平同志指出：城市公社必须办。全国农村正逐步公社化了，城市不能落在后边。城市办公社还没有经验，应该先作多种多样的试验。向共产主义过渡，包括很多内容，例如建立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制度；干部参加劳动；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等级制度；生活的供给制；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等等。但目前首先应该把生产搞起来，使城市人力各尽其才，物力各尽其用。他说，在城市中，可否以一市一区为一公社，请各省市同志考虑。

城市必须办公社先作多种试验

并且应尽快地实行全民所有制

城市公社的所有制，最初可有三种形式，即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全民结合的所有制。但是归根到底，城市公社总应该尽快地实行全民所有制。一些民办工厂，如果一开始就能实行全民所有制，就不必经过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城市公社的分配，也可以先采取不同形式，以后再逐步统一。大的国营企业，财务和生产计划仍然由国家统一管理，但在企业分成和劳保福利费中，可以抽出一部分交公社支配，由公社统一安排企业职工的生活福利。他说，以上意见，只是作为建议，请各省市具体研究。

小平同志详细询问了四平市的情况。四平市地方工业发展很快，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除开国营和省营企业外，市营和民办工业的总产值可能达到十二亿到十五亿元，如果以百分之十几或２０％用作分配，全市每人每月即可收入一百多元。全市粮食、蔬菜和肉类也可能完全自给。全市十三万人口，除老弱和学生外，绝大部分都参加了生产，领取了工资。根据以上情况，小平同志认为四平市已具备了组织市公社的条件。他指示市委迅速作出一个规划，草拟出公社章程，在群众中进行酝酿，并建议吉林省委在此试点，取得经验。

邓小平同志说：在全国范围内，整风虽然已经结束，但在个别省区和个别企业中，凡是整风不深不透的，都必须继续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把整风进行到底，并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推动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

在视察中，邓小平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先后在黑龙江和辽宁两省的省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李富春同志在鞍山市群众大会上作报告。

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员在东北三省的视察和指示，给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启示和鼓舞。黑龙江和辽宁两省省委扩大会议，鞍山市委和鞍山钢铁公司的领导干部，都深入地讨论了邓小平和李富春同志的报告。黑龙江的重型机器厂，原计划今年１１月初安装好一台六千吨的水压机，现已决定提前在９月底装好，作为向国庆的献礼。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厂、锅炉厂原计划明年生产四百五十万千瓦的发电设备，经过讨论后，决定跃进到五百五十万千瓦。鞍山钢铁公司也修改了生产计划，今年要产钢四百五十万吨。盖平县太阳升人民公社也决定在今年亩产八百斤的基础上，争取明年达到亩产两千五百斤。＊

（附图 [r581003]

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沈阳市北关区红旗人民公社。他和红旗公社粉笔厂的车间主任王玉兴（女）谈话。 新华社记者 萧野摄）

------------------
 

刘少奇在江苏的一次反革命“视察”

选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彻底埋葬刘家王朝》第五辑
上海机械学院革命造反委员会《红色挺进军》汇编

一九六七年四月

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到二十日，刘少奇到江苏来进行所谓“视察”，随行人员中还有政治大扒手王光美。

刘少奇到江苏来究竟“视察”什么?产生了什么影响?

刘少奇来江苏，是借“视察”之名，带着老婆来抖威风，来树立个人威信，来煽资本主义复辟之风，点反革命之火的。一路上，他和王光美带着秘书，坐一辆翘屁股的小汽车，开着最快速度，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七、八辆小汽车和吉普。由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和当地的县委书记陪同，随从者有公安人员、警卫员、医务人员、新闻记者等等五、六十人。根本没有一点人民勤务员的气味，摆着一副资产阶级大老爷的架势，不亚于干隆皇帝下江南。群众一见这种架势，就说：“上头的大官下来了，还带着婆娘哩!”他们到那里住下来了，或者暂时休息了，那里就上上下下忙得晕头转向，根本不接见工农群众，而是大吃大喝，大摆威风，每餐饭食都是挑当地最好的厨子，做最精美的饭菜，大摆酒宴。当时在江苏，请客招待之风已经很盛，各地在接待工作中铺张浪费十分严重，广大群众呼声很高。刘少奇来江苏使这种风气达到了最高峰。各地党委在招待刘少奇、王光美上大搞竞赛，不敢有丝毫怠慢，下一站的到上一站打听，一定要比上一站搞得更好，搞些千奇百怪的花色来讨刘少奇、王光美的欢心。有一次在常熟休息，已经决定到苏州去吃中饭了，常熟县委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餐甜食席，有各种各样的甜点心。王光美边吃边说：“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的点心，这些东西在北京是吃不到的。”

刘少奇是前几年刮起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的罪魁祸首，妄图通过刮“五风”来瓦解社会主义经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到处宣传“只要苦干几年，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了”，到处宣传“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他对农业生产，对炼钢炼铁一无所知，偏偏要不懂装懂，瞎指挥。在农村干部带他看的大都是一些近路边的丰产田。有一次在常熟，一个公社党委书记带他去看丰产圩的四亩水稻试验田，他就问：“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刘少奇好像还不满足，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下面的干部明明是吹牛浮夸，居然也有这样的国家领袖会相信这种浮夸，而且他比下面的干部还要吹得凶，浮夸得厉害。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赫鲁晓夫式的刘少奇，正是这样一个大蠢人。一次，在扬州地区，他的车子路过田间，看到农民在使用绳索牵引机，他就下去看看，问了几句：“能耕多深?”回答：“一尺二。”一部犁多少钱?”回答：“十来块。”仅仅简单地问了几句，就大加赞扬，提出要在全国推广。但是实践证明，这种绳索牵引机既费力，效率又不高，农民群众根本不欢迎这种工具，就是他这样一个主意，使全国各地在短短数月之内，就大刮平调风，大砍树木，在全国搞了一次大破坏。

当时，从农业战线上抽调了大批的劳动力去外地炼钢炼铁，已经开始影响了秋耕秋种。为了破坏刚刚诞生的人民公社，破坏农业生产，刘少奇还一再赞扬各地从公社里组织大批‘远征队”，上山采矿，到城市炼钢铁。他说：“各人自带工具，自备粮饭，或者实行粮食供给制，或者是半供给半工资制，这办法很好，一个钢铁基地就集中了几千几万人，给以后新办工厂的劳动制度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是什么道路?是搞大平调、刮共产风的道路。如果照他的这条道路走下去，会是什么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

毛主席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刘少奇这个反人民的大坏蛋到一个地方，从不到群众中去，而是坐在招待所里听听汇报，听汇报也是漫不经心，不提问题，不作调查，就轻易地下结论，发指示。有一次，在沛县敬安公社，刘少奇问公社党委书记，今年每人分多少粮食，多少钱?回答是：“一千多斤粮食，一百多元钱，公共积累占百分之四。”究竟是真是假，他毫不怀疑，也不到群众中去认真调查，竟以此为根据，认为淮北农民的生活水平不错了。而实际上，这是个低产的老灾区，当时生产水平很低，群众生活很苦，在刘少奇的心目里，根本没有一点人民的利益!

刘少奇为了破坏农村生产力，破坏农业生产，还一再宣传什么“少种多收是农业经济的一个根本问题”。他在敬安公社看了一块棉花丰产田，就乱发谬论下指示：“再过几年就不要种这样多的地了，要注意搞丰产田，种好田地，产量高，就能把田腾些出来种树，种树也要象种粮食一样精细。”别有用心的刘少奇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农业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就是采取了如此态度。有些地方农村照刘少奇这个黑指示干的结果，田里无收，锅里无米，以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刘少奇在那次所谓“视察”期间，接触了不少县以上的干部，但他的讲话中，从来没有讲到毛主席的指示，没有提到过毛泽东思想。处处是突出个人，突出王光美。他后来在一九六四年又带着老婆王光美来江苏放毒，来找“老战友”。刘少奇为什么对江苏如此“重视”?情况很清楚，因为在江苏省委里有他的忠实走狗!这个走狗是谁?就是江渭清!

打倒刘少奇!

打倒江渭清!

－－－－－－－－

------------------
 
 
  张弓弩：“少奇同志的意见是‘趁穷过渡’”

八十六岁老兵 张弓弩

1957年中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下半年和1958年秋，接连大办农业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食堂，中国沸腾了，大家都在拼命地劳动，无私地奉献，争相“趁穷向共产主义过渡”。当时，我以为“趁穷过渡”这一口号，是群众自发提出来的。1969年我奉命到军委主持的中共党史写作组编写党史，这期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看了大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和毛主席接见外国党与国家领导人的谈话记录。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记录中，记录了毛主席如下一段话：“少奇同志的意见是趁穷过渡。啊?嗯，噢。”还听说毛主席对“趁穷过渡”不放心，专派陈伯达带人到山东范县、阳谷等县考察，看能否趁穷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结果不了了之，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哲学研究所和山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于1959年春，联合召集驻济南市的二百多名哲学工作者，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研讨会，会议开了两天，中心议题是以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的辩证统一观，剖析当时的社会性质。

会议主讲人是当时山东省委主办的理论期刊《新论语》主编何匡同志(后调任《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他以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辩证统一观，说明中国自从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特别是高级社普及、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共产主义在中国就呱呱坠地了”。在会议上发言的人很多，内容大同小异，都同意何匡同志的论断。有的同志补充说，中国目前虽说很穷，但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是可以“趁穷向共产主义过渡的。”

当时发表不同意见的只有我一人，对何匡同志“共产主义在中国呱呱坠地”提出质疑和反对，我用同一原理阐述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低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在中国还是很遥远的事。如果混淆了革命阶段、混淆了社会性质，就会犯严重的错误。会中，争论得相当激烈。会后，哲学研究所的刘震同志约我写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辩证统一观——试论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的长文，刊登在《哲学研究》上。不久，成立了山东省哲学学会，我被选为常务理事。

1959年7月10日，我被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聘为哲学研究员。

1964年中央决定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即清政治、经济、组织、思想）。运动开始后，刘少奇通过夫人王光美试点，提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口号，因而扩大了打击面，干扰了运动的正常进行，后经中央纠正。毛主席为了培养接班人，主动提出自己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在一线主持工作，孰料他们不仅长期不向毛主席汇报，连召开全国省长会议，毛主席提出要在会上讲话也被拒绝。以上所说，当时不仅传达到全党，而且在群众中也广为流传，并非秘密，可谓世人皆知。现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主流”、“精英”无视历史事实，唯恐天下不乱，“功劳”归为己有，却把污水泼向毛主席，诬蔑毛主席独裁、极左，是民粹主义；胡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学说应该摒弃，等等等等。先富起来的拔尖人物和拿了美元的一小撮美国特务纠合在一起，跟在美帝国主义的屁股后面一唱一和，声嘶力竭的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要走台湾模式的路，实行多党制，经过“选举”，国家、政府、军队都由胜选的执政党管理和指挥。这些谬论，戳穿了就是妄图赶共产党下台，把毛主席领导的全国军民浴血苦战搬掉的“三座大山”重新再压到中国人民的头上，变社会主义中国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在国家生死存亡关头，全国军民绝不会坐视不管，一定会奋起抗争，力挽狂澜，铲除害人虫，使中国沿着让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清算刘少奇一九五八年在江苏“视察”的滔天罪行

节选自《彻底清算刘少奇在江苏的滔天罪行 第一部分》

江苏省炮轰省委联合会编印1967.6

　　(二)刮五风，藏毒计，阴谋搞垮三面红旗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地以假象欺骗我们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上万的善良的人是不知道的。”
　　刘少奇正是这样的反革命两面派!
　　刘少奇为了从另一个极端来搞垮三面红旗，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采取了极其险恶的欲“擒”故纵、借刀杀人的反革命策略。“擒”者，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也!为了“擒”，便故意纵容下面大刮五风。每到一处，兴风鼓浪，推波助澜人为地制造困难，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妄图往三面红旗上抹黑。然后，借刀杀人，利用这些缺点与错误，配合彭、黄反党集团，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猖狂进攻，并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祖师爷，以达到其篡党、篡军、篡政的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刘贼的用心何其毒也!
　　现在让我们剥开狐狸精的画皮，把刘贼的刮五风、瞎指挥的滔天罪行，拉到光天化日之下示众!
　　一，大刮浮夸风
　　一九五八年，我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忠恳地教导我们：“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他又说：“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可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反其道而行之，疯狂诋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胡说什么“只要不是路线错误，‘左’此右好。”大大地助长了刮五风。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少奇在徐州专区沛县敬安公社参观山芋田吋，刘向正在翻秧的唐朝英问：“你们的山芋每亩能收多少斤?该公社党委书记郭东和答道：“保证五万斤，争取十万斤。” 唐说：“保证二十万斤，争取三十万斤。”刘装出一付精通农业的样子，信口开河道：“我看能收四十万斤!”因为刘贼的“牛”吹得太大了，所以弄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又去参观大豆，刘又问每亩能收多少，有人告诉他，每亩能收一千斤。他不以为然，又吹牛说道：“我看能收三千斤。”
　　刘少奇在新沂县新安公社“视察”时，该公社社长丁乐齐怕说少了得罪刘“皇帝”，便连夜调动平车(地板车)将全部公社各大队的粮食全部拉到马坪大队给刘看，并说是马坪一个大队收的。刘看后，满脸得意，连连点头、赞赏，任其吹嘘，刘参观新沂水稻丰产田时，问一亩能收多少，县委书记答道：“计划一千斤，可能超过些。”(新沂是苏北杂粮区，水稻试种，产量不高)这个数字已经此实收超过了三百斤，刘还不满足，说：“恐怕能收二千斤，还可以多些。”
　　在南通“视察”时，谢克东向他汇报产量情况，计划每人分多少粮食。刘少奇听后，很不满意，带着批评的口吻说：“粮食产量太低，新沂县每人搞到一万斤粮食，粮食多了可以养猪”，接着，命令式的说：“此地要达到三万斤。”
　　刘在常熟参观和平公社试验田吋，刘问亩产多少，公社书记答道：“一万斤!”刘打气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儿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他就是这样，人到哪里，高调唱到那里，大话就说到那里，祸患也就带到那里。他走后，沛县敬安人民就讲：“刘少奇来敬安，敬安扬了名，人民受了穷。”新沂县的群众也讲：“刘少奇来新沂苦了我们社员。”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指出：“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很清楚，在一九五八年江苏各地有一度之所以刮起“浮夸风”，使生产受到了破坏、民力受到了损害，国民经济一度受到了挫伤，总罪魁祸首就是刘少奇：铁证如山，刘贼，你赖不了!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发挥了冲天的革命干劲，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敢于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大刮共产风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而要经过五代十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解决。”很清楚，要实现共产主义，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渡时期。
　　在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就一针见血的批评那些刮共产风的人说：“他们误认为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为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为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刘少奇就是其代表，他在江苏各地曾狂热地鼓吹“吃饭不要钱”，“全部实行供给制”，大刮共产风。
　　在徐州，刘贼对地委干部狂热地鼓吹道：“要实行供给制，乡下实行了，县、市也得实行，一步一步地往上逼，省和中央也一齐实行。”
　　在淮阴，刘贼神乎其神地讲：“不用几年，就实现共产主义啦!”在他的鼓吹下，淮阴丁集公社由吃饭不要钱发展到生、老、病、亡、残、婚、丧、喜、庆等十三项不要钱，名叫“十三包”，一搞一平二调。淮阴地委几个月内就支持丁集公社十万元之多，大大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在南通，刘贼一到，就迫不及待地问：“你们这儿实行供给制了吗?没等市委书记郁谦回答，马上煽动说：“现在全国许多农村都实行吃饭不要钱了!”南通本来没有实行供给制，经他这一鼓动，不仅实行了吃饭不要钱，而且发展到二十个不要钱。大刮共产风。
　　刘贼路过蚌埠吋，更是摩拳擦掌地大喊大叫：“要敞开肚皮吃饭，敞开肚皮吃饭就是各取所需，实行了平等，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在他的死命鼓吹下，江苏省委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社论。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应制，结果全省粮食浪费达四十亿斤，可供8700万农业人口吃二、三个月。
　　刘贼大刮共产风，破坏国民经济，使人民遭灾，罪责难逃!
　　(三)乱下“指示”，妄下结论，瞎指挥，祸国殃民
　　1、片面的鼓吹不切实际的“少种多收”的方针。
　　关于播种面积问题，关于“少种多收”与“广种薄收”的问题，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从实际出发，根据全国各地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的方针。他说：“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的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之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之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之内，大部分不可行。三年之内，要力争多种。目前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毛主席这一指示多么切合实际，多么英明正确啊!
　　刘少奇是怎样对抗这一英明正确的指示的呢?他又是怎样推销自己的一套不切合实际的黑货的呢?请看他的罪恶事实：
　　刘少奇在徐州专区沛县敬安公社“视察”吋，看了棉花丰产试验田，马上要县委书记李川算一笔帐：“你们算一算，种一亩丰产田要化多少工本?能收多少?把两者比较一下，看看谁合算?”那位县委书记也投其所好，不一刻就汇报说：“种三南丰产田的工本等于十亩一般田，一亩一般田只有四十个工，五万斤左右的肥料。可是一亩丰产田的产量却等于一般田的十倍。”稍有农业知识的人都懂得这笔帐是不科学的，不切合实际的。但是刘少奇却如根据的死帐，妄下结论，轻率地说：“以后就不要种这样多的地了，要注意搞丰产田，种好...（原文此处缺若干字）...如获至宝，连连点头称赞说：“可见还是少种，高产合算吧。”而且就根据这一笔帐毫无科学丰产田，产量高，就能把地腾出来种树，种树也要象种粮食那样精细。”
　　在他的黑指示下，沛县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示敬安公社敬安大队将二百多亩耕地面积种了树，将大量的人力，物力集中在种少数的丰产试验田上，使得95％以上的大面积的一般田大大减产，造成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刘少奇是不是仅仅在徐州专区沛县敬决公社这一个地方鼓吹“少种多收”呢?不!远远不止于此。
　　刘少奇在徐州专区新沂县时，对县委干部讲：“要少种、高产、少吃、多餐，吃白面嘛!”
　　刘在淮阴时，对淮阴第一书记孙振华这样讲：“粮食、棉花，多了怎么办?没有地方放，吃不了，用不完、穿不了，可以少种，高产，多收嘛!其余土地搞绿化嘛!”刘在苏州时，也这样讲：“可以少种多收，快搞绿化，解决江南木材问题。”可见他到那里，就把谬论传播到那里。在他的片面地死命地鼓吹下，江苏省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奉为“圣旨”，将一九五九年江苏的耕地面积减少了700万亩，镇江专区最严重，一下子减少了一半，给农业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损失。
　　2、盲目地指示大搞不着边际的大运河工程。
　　刘少奇所到之处，信口雌黄，乱下“指示”，造成人力物力的大浪费。刘在淮阳期间，当孙振华陶硕夫向他汇报治淮工程时，刘毫无兴趣。我们伟大的领袖非常关心淮河的治理，并亲手题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而刘少奇对这一英明指示，坚决抵制。他到扬州去，对拓宽运河很感兴趣，兴致勃勃地讲：“要开拓大运河，搞二千吨的运输太小了，要搞五千吨，南北交通高标准。”并充满幻想地高谈阔论道：“这个大运河拓宽好嘛!我还想从大运河向东再开一条大河，和海连起来，可以行军舰和大轮船，这样对交通、国防、水利都有好处嘛!”当时，基层水利技术员，根据毛主席的“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的教导，不同意这样干，可是旧省委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光，惠浴宇之流奉为“圣旨”硬要这样做，兴师动众，调动扬州、徐州、淮阴、镇江等专区的大批民工，紧张施工，由于标准太高，任务过重，步子太大，要求过急，造成整个工程失调，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仅据里下河地区统计，挖废良田14亿9千亩，拆毁民房13万1千间，浪费土木工1亿3千1百土方，至于整个工程，即人力物力的浪费、土地的损失，农业生产的破坏，就更加惊人了。到头来，新河未开成，旧河遭破坏，落得如此劳民伤财，刘少奇这个混蛋真是罪该万死!
　　3、随心所欲地提倡大造实效很差的“绞关犁”
　　毛主席教导我们：“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试验确有实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
　　刘少奇怎样胡作非为的呢?
　　他不调查，也不研究，“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就议论。满足于浮光掠影地了解，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就随心所欲地自以为是乱下“指示”，结果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例如，刘贼在扬州地区江都县仙女庙人民公社“视察”吋，偶而看到社员用绞关犁耕田，这是一种初步制作正在试验过程中的耕田农具，还谈不上试验成功，更不用说大力推广了，可是，刘贼仅仅简简单单地问两句，就信口雌黄地下结论。
　　刘向正在耕田的社员问道：“能耕多深?”
　　“一尺二。”
　　“一部犁多少钱?”
　　“十来块。”
　　刘贼一听喜出望外，根本不作进一步调查，就急急忙忙地赞美说：“土犁改的，不要铁，前面又不要轮子，很简单，可以在全国推广。”同时，还异想天开地说：“要想办法使它来回两头耕，能跳行耕。”到处鼓吹所谓“绞关化。”
　　实践证明，这种“绞关犁”既费力，效率又不高，根本不受社员群众的欢迎。可是刘贼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卖力鼓吹，胡吹“绞关化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最好的形式。”原江苏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奉为“圣旨”，大动干戈，不顾一切地制造这种实效很差的绞关犁。人力物力浪费很大。
　　请看：为了制造和改制“绞关犁”，全省破坏木材三百万立方米，毁掉水车四十万部，毁掉农船十万条，毁掉木制农具一百六十万件，竹制农具一千三百万件。
　　刘贼瞎指挥，罪罪累累，真是“罄南山之竹乃罪之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刘少奇是前几年刮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的罪魁祸首。他企图通过刮五风来瓦解社会主义经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可是“蚍蜉撼树谈何易”，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革命路钱的指引下，四千多万英勇的江苏人民按照毛主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及时地剎住了这股妖风，彻底地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阴谋。
　　蓄谋已久，阴谋采取欲“擒”故纵的毒计来攻击毛主席的刘少奇，果然不出所料，他在江苏犯了滔天罪行后，到了一九六二年中央召集的七千人的大会上，却把罪过推得一干二净，并恶毒地攻击说：“你们‘左’了几年，唱高调，我‘左’几个月就不行吗?”又胡说“大跃进期间犯了严重错误，如再不改，就要犯路线错误。”又胡说：“工作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企图把罪过推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唱高调、说大话的究竟是谁?
　　瞎指挥，造成严重后果的又是谁?
　　上面事实不是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了吗?
　　事实昭昭，铁证如山，刘贼你赖不掉!
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刘贼你逃不脱!
 

究竟谁是刮“五风”的罪魁祸首?

一九五九年以后的一段时间，社会上“五风”颇盛。“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风”等等，风行一时，搞得乌烟瘴气。使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党群关系受到很大影响。

究竟谁是“五风”的总根子? 究竟谁是刮“五风”的罪魁祸首?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大刮“五风”的不是别人，就是头号大坏蛋刘少奇!就是头号大坏蛋邓小平!

五八年十一月六日下午，邓小平召集贵州省湄潭、余庆、绥阳、遵义、桐梓等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刮“五风”的动员会。

他根本不管实际情况，就到处发号施令，大肆浮夸。绥阳县盛产麻，平均亩产一百八十斤，他一听，连连摇头，大叫：“太少了，应该是一千八百斤。”企图一下就提高十倍。这个县原先平均每人产值一百四十七元，计划一年内提高到超过二百元，这个计划是合乎实际的。然而邓小平却大为不满，指着县负责同志大加斥责，说什么：“你的心太小了”!“要大一些，第一步要到达三百，第二步就要到达五百。”妄想一步登天。

他公开对抗主席提出的：“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相结合”的方针，大量荒芜土地。荒谬地主张：“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要丢掉一些(田地)。路上看到那些石头缝缝里种的包谷，统统不要种。”胡说什么：“五百万亩坡地砍掉四百万亩，每亩(产量)达四千斤，后年真可以不种地了。”

他大搞“一平二调”，声称在“人民公社”之外还要搞什么“联社”，目的是“好进行贫富调剂。”

他狗屁不通，却偏要装出个“百科全书”的样子，竟然荒唐地提出：猪圈“不要安设在居民点”，“不是要田间积肥吗?安在田间去，居民点的卫生也好。”甚至扬言要成立什么“胡思乱想办公室”，公开叫嚷“要弄几个人来”，“专门胡思乱想。”

...........

等等，等等。

由于邓小平带头强迫命令瞎指挥，一平二调胡乱吹，使“五风”在贵州省特别是遵义地区大肆泛滥，并且波及全国。为了实现邓小平“少种多收”的计划，大片田地被砍掉，大片庄稼被毁坏。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许多地方成立了“胡思乱想办公室”，有的大搞空买空卖，根本不知道山上是否有虎，池中是否有鱼，就买山求虎，卖池售鱼。这样，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破坏了人民生活。有些贫下中农竟因此死于非命。震惊全国的“遵义事件”，就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遵义人民至今提起邓小平，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必须指出，“五风”在五九年前后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刘少奇、邓小平一贯仇视毛泽东思想，仇视三面红旗的一次大暴露。他紧密配合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蒙蔽一些人，大干坏事，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以“左”的面目掩盖其右的实质，掩盖其对三面红旗的极端恐惧、仇视的阴暗心理而已!

但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邓小平自己大刮“五风”，罪恶滔天，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千方百计企图把刮“五风”的责任强加在三面红旗头上。六二年他狂妄地叫嚣：三面红旗“虽然不能说成是路线的错误”，但是有大量的缺点，“主要表现在计划、指标过高上。”居心险恶地说什么：“从五八年以后，即‘共产风’、‘浮夸风’以来，就不注意调查研究了。”等等。似乎“浮夸风”、“共产风”统统是三面红旗造成的，通通是三面红旗的罪过。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这是邓小平耍弄的一个大阴谋，必须彻底戳穿，
给以迎头痛击!

谎言掩盖不了事实。铁的事实是：大搞“高指标”、大刮“共产风”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自己。他在遵义的谈话就是铁证。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高举三面红旗的同时，则一直在同刘邓搞的“五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就指出：“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达到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在同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的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进一步明确指出：“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爱热。”并警告某些人：“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斤斗。”紧接着，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毛主席又通过党内通讯，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写了一封信，一针见血地说：“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号召基层干部和社员顶住这股歪风，“根本不要管上面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的可能性”。毛主席三令五申一再批评的那些“做领导工作的”所谓“上面”就是指的刘少奇、指的邓小平!就是批评他们大刮“五风”，也正是由于毛主席的一再批评，才迅速阻止了“五风”的蔓延，使它未能造成更大的恶果。刘邓企图来个猪八戒倒打一耙，把自己搞的那一套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嫁祸于人，达到其反党反毛主席的野心，那是痴心妄想!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不答应!

(新北大公社第四野战军咏梅战斗队)

一机部材料研究所科技造反队
上海市业余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财革会市百公司科室造反队联合翻印
上海市半工半读工业大学第六分校
工总司上海混凝土制品公司联络总站

一九六七年五月 上海

（文革网扫校）
 

DXP：“五风”的吹鼓手

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邓小平

刘邓罪行联合调查团稿

目录

一 反动的罪恶家史

二 庇护牛鬼蛇神的大红伞

1 包庇反革命分子邓蜀屏

2 包庇修正主义分子邓垦

三 贵州之行，罪恶累累

1 “五风”的吹鼓手
2 口红、高跟鞋的共产主义

四 削尖脑壳，企图钻进遵义会议

附录；邓小平的社会关系

反动的罪恶家史

邓小平原名邓希贤，四川省广安县协兴公社反修大队人。邓小平出身的家庭是一个世代官僚、土豪恶霸兼宗教迷信三位一体的封建大地主家庭，一个极端反动、反革命的家庭。他家几代都是封建地主官僚。早在清朝乾隆年间，邓家就是达官显贵，富贵豪华，有田产六百多挑。乾隆皇帝曾亲自下诏，为邓小平的祖宗树碑立传。一直至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老家住宅附近还立着一块神道碑。

邓小平有一个祖宗名叫邓吋敏，是清朝乾隆年间的翰林，嘉庆皇帝的老师，人称“邓太傅”，曾经当过大理寺正卿(正三品，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封建时代不是有所谓三公九卿六部吗?邓时敏就是九卿之一。此人是个大官僚、大土豪、大恶霸。告老回乡时，带有皇帝的手诏，住在广安“大廷尉”。广安知州长期供养他，每天早上必须向他请安。邓时敏同时又是一个极端反动的文人，曾经培养出两个大坏蛋。一是比他更为反动的文人袁枚，即袁子才，《随园诗话》的作者，另一个是镇压农民起义、侵略弱小民族的刽子手阿广廷，此人曾经征服缅甸。

因为邓时敏这个大恶霸，在广安横行不法，鱼肉乡民，公然破坏贫下中农建新场，最后被群众用锄头钉耙打死了。然而，邓小平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直到解放前夕，还保存着清朝皇帝颁给邓时敏的诏书，这封诏书荣封邓小平家祖宗三代为大理寺正卿。

二百年过去了。

延至邓小平的父亲这一代，邓家依旧是大官僚，大恶霸、大地主。邓小平的父亲名叫邓文明，他先后娶过四个老婆，是一个酒鬼、烟鬼和色徒。他还自幼参加“哥老会”组织，是广安协兴场“仁”字号的掌旗大爷。在军阀邓锡侯、罗泽州、杨森统治四川的时代，邓文明曾任伪团总、团练局长兼八县联防参议等反动职务。他凭借地主阶级的经济势力和官僚权势，勾结土豪劣纠，横行乡里，恶霸一方，外号人称“牛角胡子”。毛主席说：“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它们)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绰，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 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就是这样的乡里王。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O年，军阀罗泽州驻防广安、岳池、大竹、邻水等十一县。邓文明勾结地方上的土豪恶霸，残酷地压榨全县人民，对老百姓横征暴敛，为军阀罗泽州强征“乐捐”，置广大贫下中农的死活于不顾。因为他对罗泽州巴结得好，所以罗把他倚为心腹，让他当广安县团练局长，兼八县联防参议。这时，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大逮捕、大清洗。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则配合军阀罗泽州，在广安一带血腥地镇压由共产党员廖玉碧领导的“川北民军”起义。这次起义共约五千余人，其中广安就有一千多人，起义的宗旨是抗捐抗税，反对军阀罗泽州横征暴敛和残害人民的血腥暴行。但由于邓文明、罗泽州的残酷镇压，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扑灭下去了。我们好些优秀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都死在邓文明的屠刀之下。

邓文明又是一个坐地分赃的盗匪。表面上，他也坐着三人抬的大轿，带着一连人，经常在广安四十八场查场，好象是在查“匪”。但实际上，却与土匪勾结，坐地分肥，把真正的江洋大盗放走。而为了邀功请赏，又常常把一些无辜的老百姓诬为土匪，酷刑拷打，苦打成招，用枪毙、沉河、黑传、活埋等方式大量屠杀无辜群众。“万户萧疏鬼唱歌”，不知道有多少善良的阶级弟兄死在邓文明的屠刀之下啊!

邓文明还是一个反动会道门的骨干。他在中年和晚年的时间，崇奉反动会道门“五字教”，并担任玄坛大老师。他是四川省射洪县定香寺反动道首陈浩清、杨畏之两人的徒弟。这些王八蛋以所谓“仁、义、礼、智、信”五个字为宗旨，故名“五字数”。他们饱食终日，学习坐功，每天子、午、卯、酉四时朝神，静坐养神。每月初一，则在四川广安县协兴场朝阳寺聚会、敬神、烧戒，所以又名“月戒会”。邓文明就是利用“五字教”这种反动宗教组织，来欺骗贫下中农，骗钱害人，麻痹他们的阶级意识，要他们放弃反抗，放弃斗争，以维护其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的。

邓文明横行乡里，鱼肉乡民。民国十七年，在协兴场文巨恒茶社，贫农胡玉池问了邓文明一句话，邓勃然大怒，质问胡：“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话?!”当时就举起铁手杖毒打胡玉池，并用茶碗追打这个贫农。胡玉池身受重伤后，卧病数月，最后忧郁而死。

邓文明一生作恶多端，生前享尽了荣华富贵，死时也非常豪华。埋他的棺材是硬八寸，用了十六个人来抬。

邓小平的后妈夏伯根，是一个万恶的地主婆。一生笃信“五字教”，天天吃斋念佛，往来于和尚、尼姑之间。此人手段残酷，对待长工特别狠毒。解放后，由于邓小平的包庇，这个地主婆现在还在北京中南海享福。

邓小平的表叔刘济森，是广安县协兴场第一号大地主。曾任伪国民革命军军部军法处长。回乡后，恶霸一方，血债累累。解放后，他家罪有应得，父子七人被我人民政府枪毙了六个。

邓小平的表兄徐明达，是个恶霸地主分子。曾任广安太山乡团总、乡长，贪得无厌，作恶多端。解放后，由于邓氏弟兄的包庇，这个反革命分子至今尚未逮捕归案。

同志们!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就是出身在这样一个世代官僚、土豪恶霸兼封建迷信三位一体的反动家庭。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很显然，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头目邓小平长期以来从事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有其深厚的阶级根源的。

庇护牛鬼蛇神的大红伞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解放十七年来认贼作父，包庇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在土地改革、镇反、反右，四清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等关键时刻，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向这些牛鬼蛇神伸出了友谊之手，使他们得以长期逍遥法外，有的甚至打入了我党政机关内部。这批坏蛋，是邓小平埋藏在我党政机关内部的定时炸弹，是他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社会基础。邓小平包庇牛鬼蛇神，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欠下了一笔又一笔血债。这些债我们一定要清算!

包庇反革命分子邓蜀屏

邓蜀屏，男，五十四岁，是邓小平的同胞三弟。这是一个罪行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霸地主。在解放前的十余年里，邓蜀屏先后担任过国民党的联保主任、乡长、区长、救济院长、县长议员、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袍哥大爷、县经征处主任、仓库主任、民政科长、国民党反动报纸《民生日报》经理等反动职务，是大卖国贼蒋介石的一条忠实的小走狗!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邓蜀屏依仗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勾结地方上的土豪恶霸，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他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外号人称“三王爷”。

就是这个坏蛋，曾枪杀我贫下中农七人，他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就是这个坏蛋，曾盗卖公粮一万余石，广置田产，大建公馆!

就是这个坏蛋，曾长期以来武装贩运鸦片，开设烟馆，大建公馆!

就是这个大坏蛋，曾勾结大土匪谌克纯(已镇压)，抢劫民财，杀人放火，坐地分肥!

就是这个坏蛋，曾组织反动社团“益×”，竞选参议员，积极为蒋介石推行反革命的“新县制”!

邓小平的三弟邓蜀屏就是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 因此，四川广安的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众口一词地说：“解放初，如果邓蜀屏不跑，协兴场第一个枪毙的就是他，政府不枪毙他，打也会打死他!”

然而，罪该万死的反革命分子邓蜀屏，在镇反之前，终于从广安跑掉了，不但逃跑掉了，还改名换姓打入我政府机关内部，当上了副县长、副市长。

罪行累累的反革命分子邓蜀屏，为什么能逃脱人民对他的审判?又为什么能当上我人民政府的副县长、副市长?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多年的谜底揭穿了：原来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包庇了他，重用了他!

重庆刚解放的时候，邓小平窃踞了我第二野战军政委兼重庆市市长的职务．他深知自己的弟弟、反革命分子邓蜀屏，会遭到我人民政府的镇压，他的家属会受到斗争；出于他反革命的阶级本性，出自他反动的阶级立场，出自他反革命的需要，就迫不及待地把正在四川奉节县当国民党民政科长的邓蜀屏叫往重庆，对他面授机宜，要他赶快潜回老家广安，带领邓家所有的地主分子、反革命家属逃亡到重庆来。临走之时，邓小平把自己的一张全家照片交给了邓蜀屏，告诉他这就是进出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执照。于是，在一九五零年春天，正当伟大的土改、镇反运动的前夜，反革命分子邓蜀屏带领着夏伯根(逃亡地主分子、邓小平的后妈)、邓先烈(逃亡地主分子、邓小平的大姐)、唐惠民(逃亡地主分子、邓小平的姐夫)、谢全碧(逃亡地主分子、邓小平的弟媳)，以及一大群恶霸地主子女，一股脑儿潜逃到重庆，躲进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为了确保反革命分子邓蜀屏的狗命，邓小平特意安排他们和自己住在同一幢楼上，不但住在同一幢楼上，还同一张桌子吃饭。这些牛鬼蛇神住宾馆，吃小灶，小
包车出，享受了人间豪华。

广安的贫下中农闻讯后，义愤填膺。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报仇血恨，立即派出五位民兵去重庆进行追捕，可是狡猾的邓小平却欺骗他们说，邓蜀屏从来就没有来过这里。就这样，邓蜀屏这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被邓小平一手包庇下来了，轻而易举地逃脱了人民的镇压。

一九五零年四月，邓小平将邓蜀屏、谢全碧这对狗夫妻送进了西南革大，半年期满毕业，把他们作为“革命干部”派往贵州。这时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为了进一步确保反革命分子邓蜀屏的狗命，邓小平授意他化名徐初。邓蜀屏、谢全碧这两个牛鬼蛇神一到贵州，就混进了我土改工作团，并窃踞了工作组组长的职务。他们在贵州包庇地富、打击贫下中农，严重地破坏了贵州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从土改到现在，又是十余年了。十余年来，邓、谢这两个大坏蛋在邓小平的羽翼之下，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反革命分子邓蜀屏先后窃踞我人民政府镇长、科长、局长、副市长、副县长等重要职务，逃亡地主分子谢全碧先后窃踞我副区长、副科长等重要职务。

从土改开始，四川广安的贫下中农就失去了邓、谢这两个牛鬼蛇神的下落，他们“踏破铁鞋四处觅”，而邓、谢这两个逃亡反革命、地主分子，却一直在贵州猖狂地从事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一九六一年，邓蜀屏公开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谬论；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二年，邓蜀屏公然包庇另一个逃亡地主分子谢全珍；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邓、谢这两个牛鬼蛇神，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迫害我革命群众，企图置革命左派于死地；

今年三月十五日，逃亡反革命分子邓蜀屏，在绝望之余，畏罪自杀了。临死之前，他还恶毒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胡说什么，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对邓小平、邓垦(邓小平二弟)和他本人的揭发和批判是“欲加诸罪何患无词”，“复巢之下，岂有完卵?” 这就进一步说明了邓蜀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一个至死不悟的恶棍!而解放十几年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对反革命分子邓蜀屏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一九五八年底，邓小平、卓琳去西南地区休假。他们派小包车把反革命分子邓蜀屏夫妇从鲁安接到贵阳，又从贵阳用飞机送到昆明，在那里吃喝玩乐三天，再由邓小平、卓琳陪同乘飞机飞到重庆，玩够了再飞往成都。往来共十天，耗费人民血汗千余元。邓小平还亲切地对反革命分子邓蜀屏说：“你们到贵州七八年了，想来看看你们。你们没有小孩，我把孩子们带来了，让你们瞧瞧。”一一多么亲热呀!邓小平反革命本质不是暴露无遗了吗?

在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邓小平、卓琳耽心反革命分子邓蜀屏身体搞垮了，没有穿的，不远万里，从北京寄去了真虎骨酒、鹿茸粉、狐皮大衣、呢子衣服、料子衣服、衬衫、进口手表。让邓蜀屏大吃大喝，吃饱喝足之后好干反革命勾当。

一九六五年秋天，邓小平、卓琳再次到贵州。他们从安顺派出汽车，由一个姓陈的副专员陪同，再次把反革命分子邓蜀屏狗夫妻从六枝接往贵阳安置在省委招待所里。第二天，邓小平接见了他们，并在金桥饭店摆设午宴，宴这对牛鬼蛇神，与他们大叙阔别之情。玩够了、喝足了，邓小平又派专车把他们送回六枝。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就是这个认贼作父包庇和纵容逃亡反革命分子邓蜀屏的邓小平，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罪该万死!

包庇修正主义分子邓垦

邓垦，男，五十六岁，是邓小平的同胞二弟。从历史上来讲邓垦是一个脱党、脱团分子。一九三六年前后，他在四川广安主编过反动的国民党党报。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邓垦再次混入我革命阵营。一九四一年邓垦被邓小平拉往延安，塞进了我《新华日报》社。一九五四年以前，邓垦只不过是一个区区的重庆市文教局副局长，但由于邓小平的包庇和提携，很快提升为重庆市经委主任，不久又爬上了副市长兼市委委员的宝座。截至目前为止，邓垦还窃据着我武汉市副市长的职务。

邓垦这个家伙，是一个典型的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二年，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分外尖锐，激烈。修正主义分子邓垦，乘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的牛鬼蛇神向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猖狂进攻的时机，在重庆市委第十八次扩大会议上大放厥词。他恶毒地污蔑我们党这几年犯了“路线的错误”，狂呼乱叫我们的“世道不对头”!他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提出来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咒骂我们党“动辄搞阶级斗争”，“事情搞坏了就怪反革命分子”! 这同“三家村”的大掌柜、反革命分子邓拓攻击我们党“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有什么两样? 邓垦还同五七年右派分子一个腔调，猖狂地攻击我无产阶级专政，胡说什么“这几年对人民民主权利太忽视了”，把人民“当猪儿狗儿赶，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可言!”同志们!邓垦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多么恶毒呀!就在这次会议上，邓垦还公然为阶级异己分子和反党分子鸣冤叫屈，大嚷大叫对这些反革命的处理太“过分”了，“令人寒心”，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因处理阶级异己分子和反党分子而感到“寒心”的人。不恰好说明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吗?此外，邓垦对新社会乜极端仇视。他公然表示“活得不耐烦”了，想造无产阶级的反了。他曾作打油诗说：

“年已五十满，
活得不耐烦，
闲来无事做，
打打太极拳。”

通过上述事实，难道不足以说明邓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吗?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对邓垦又是什么态度呢?一言以蔽之曰：包庇!

一九六五年年尾，修正主义分子邓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被揭发出来了，革命干部群情愤慨，一致要求对邓垦严肃处理，而身为总书记的邓小平，出自他反革命的阶级本性，慌忙跳出来“保驾”。他恬不知耻地对重庆市委的负责人说：“邓垦不宜留在重庆工作，这样对他本人不利!”邓小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我的二弟再也不能留在重庆了，否则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娄罗们!快想办法!于是，为了对修正主义分子邓垦“有利”，在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正当伟大的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前夕，邓垦被调到武汉任副市长。半年多来，尽管重庆市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哭爹叫娘，而修正主义分子邓垦，却一直躲在武汉市人委的大楼里喝鸡汤。他悠然自得，闲若无事，逃脱了四川人民的审判!

这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包庇修正主义分子邓垦的滔天罪行，他这样放肆地包庇牛鬼蛇神，其罪行是可忍，孰不可忍?

邓小平就只是包庇邓蜀屏，邓垦这两个大坏蛋吗?不!远远不止这些。十七年来，他还包庇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自力(前泸州地委书记、邓小平的堂弟)，破落地主分子淡以兴(邓小平的舅舅)，逃亡地主分子夏伯根、唐惠民、邓先烈，反革命分子王家林、邓先杰，以及反动道首钟高峰、陈吉云、黄之元等人。邓小平甚至还鼓吹说，他的弟媳，逃亡地主分子谢金碧只要“改造”一下“还可以入党”。真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理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邓小平百般包庇这些牛鬼蛇神，说明他本身就是牛鬼蛇神，而且是个最大的牛鬼蛇神。他包庇这群牛鬼蛇就是企图把他们作为反革命复辟的社会基础。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邓小平的反革命丑态嘴脸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让邓小平一一这个牛鬼蛇神的总后台见鬼去吧!

贵州之行，罪恶累累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和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总头目邓小平曾两次到贵州“视察”。第一次是在黑帮分子杨尚昆和西南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的陪同下去的，在遵义活动较多，第二次则有死党薄一波、吕正操、李井泉随行，主要在贵阳活动。

两次贵州之行，是邓小平反革命嘴脸的一次大暴露。他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参观访问”。通过这些“座谈会”，“参观访问”，大放厥词，乘机大干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

“五风”的吹鼓手

一九五九年以后的一段时间，社会上“五风”颇盛。“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风”等等，风行一时，搞得乌烟瘴气。使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党群关系受
到很大影响。

究竟谁是“五风”的总根子?究竟谁是刮“五风”的罪魁祸首?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大刮“五风”的不是别人，就是头号大坏蛋刘少奇!就是头号大坏蛋邓小平!

五八年十一月六日下午，邓小平召集贵州省湄潭、余庆、绥阳、遵义、桐梓等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刮“五风”的动员会。

他根本不管实际情况，就到处发号施令，大肆浮夸。绥阳县盛产麻，平均亩产一百八十斤，他一听，连连摇头，大叫：“太少了，应该是一千八百斤。”企图一下就提高十倍。这个县原先平均每人产值一百四十七元，计划一年内提高到超过二百元，这个计划是合乎实际的。然而邓小平却大为不满，指着县负责同志大加斥责，说什么：“你的心太小了”!“要大一些，第一步要到达三百，第二步就要到达五百。”妄想一步登天。

他公开对抗主席提出的：“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相结合”的方针，大量荒芜土地。荒谬地主张：“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要丢掉一些(田地)。路上看到那些石头缝缝里种的包谷，统统不要种。”胡说什么：“五百万亩坡地砍掉四百万亩，每亩(产量)达四千斤，后年真可以不种地了。”

他大搞“一平二调”，声称在“人民公社”之外还要搞什么“联社”，目的是“好进行贫富调剂。”

他狗屁不通，却偏要装出个“百科全书”的样子，竟然荒唐地提出：猪圈“不要安设在居民点”，“不是要田间积肥吗?安在田间去，居民点的卫生也好。”甚至扬言要成立什么“胡思乱想办公室”，公开叫嚷“要弄几个人来”，“专门胡思乱想。”

...........

等等，等等。

由于邓小平带头强迫命令瞎指挥，一平二调胡乱吹，使“五风”在贵州省特别是遵义地区大肆泛滥，并且波及全国。为了实现邓小平“少种多收”的计划，大片田地被砍掉，大片庄稼被毁坏。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许多地方成立了“胡思乱想办公室”，有的大搞空买空卖，根本不知道山上是否有虎，池中是否有鱼，就买山求虎，卖池售鱼。这样，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破坏了人民生活。有些贫下中农竟因此死于非命。震惊全国的“遵义事件”，就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遵义人民至今提起邓小平，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必须指出，“五风”在五九年前后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刘少奇、邓小平一贯仇视毛泽东思想，仇视三面红旗的一次大暴露。他紧密配合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蒙蔽一些人，大干坏事，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以“左”的面目掩盖其右的实质，掩盖其对三面红旗的极端恐惧、仇视的阴暗心理而已!

但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邓小平自己大刮“五风”，罪恶滔天，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千方百计企图把刮“五风”的责任强加在三面红旗头上。六二年他狂妄地叫嚣：三面红旗“虽然不能说成是路线的错误”，但是有大量的缺点，“主要表现在计划、指标过高上。”居心险恶地说什么：“从五八年以后，即‘共产风’、‘浮夸风’以来，就不注意调查研究了。”等等。似乎“浮夸风”、“共产风”统统是三面红旗造成的，通通是三面红旗的罪过。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这是邓小平耍弄的一个大阴谋，必须彻底戳穿，
给以迎头痛击!

谎言掩盖不了事实。铁的事实是：大搞“高指标”、大刮“共产风”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自己。他在遵义的谈话就是铁证。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高举三面红旗的同时，
则一直在同刘邓搞的“五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就指出：“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达到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在同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的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进一步明确指出：“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爱热。”并警告某些人：“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斤斗。”紧接着，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毛主席又通过党内通讯，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写了一封信，一针见血地说：“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号召基层干部和社员顶住这股歪风，“根本不要管上面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的可能性”。毛主席三令五申一再批评的那些“做领导工作的”所谓“上面”就是指的刘少奇、指的邓小平!就是批评他们大刮“五风”，也正是由于毛主席的一再批评，才迅速阻止了“五风”的蔓延，使它未能造成更大的恶果。刘邓企图来个猪八戒倒打一耙，把自己搞的那一套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嫁祸于人，达到其反党反毛主席的野心，那是痴心妄想!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不答应!

口红、高跟鞋的共产主义

关于共产主义，一直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

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为共产主义而斗争就是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而斗争。

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则认为：共产主义必须是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必须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社会，以及具有发达生产
力的社会．要达到这一点，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大搞阶级斗争，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抓革命、促生产，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这是两种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观点。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通向黑暗，一条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大道，引向光明。

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披着“无产阶级革命家”外衣的邓小平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呢?

请看他的“道白”：

一一共产主义，就是要搞起码有“二万五千”人的“居民点”，“要做到北京、贵阳有的，你们‘居民点’(指遵义)都有，将来高跟皮鞋、口红、电视机都可以有。不是要消灭城乡差别吗?就是这些了。”

一一“到了共产主义，每人搞一个缝纫机，做自己心愿的衣服。”穿衣可以充分自由，自己爱穿什么就穿什么，穿鞋也是爱穿布鞋就穿布鞋，爱穿胶鞋穿胶鞋。爱穿草鞋也行，拼命穿草鞋。节约下的钱穿双皮鞋，高级和低级相结合，不要统统一样。”

一一“要搞娱乐场所，运动场几百户一个是不行的。”“我主张中国成为自行车国，每人一辆自行车，骑车可以鍛炼身体，农具用汽车拖。”

一一“将来什么工作最重要?管娃娃最重要，全国要有两千万人干这一行。”“重要的部分是教育人，要训练保育员。”“他们的待遇应该比大学教授高。”

“第二个重要部门是做饭。”将来每人每年六十斤猪肉。”“每人每天半斤苹果。”要允许‘喝’二两白干。”

这就是邓小平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假共产主义!在这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变成了为“口红”、“电视机”、“高跟皮鞋”而奋斗，为“猪肉”、“白干”、“自行车”而奋斗，什么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什么人的思想革命化，什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吃、穿、住、行、玩五个字”，“不是要消灭城乡差别吗?就一是这些了。”这种共产主义和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究竟有什么区别?

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公然学着赫鲁晓夫的腔调，大肆鼓吹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出：“粮食是宝中之宝。”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邓小平却公开同毛主席大唱反调，胡说什么“粮食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你们要讲究什么有市场。”企图以追求利润来腐蚀群众，破坏国民经济。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人民公社必须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邓小平却提出：“各地要按资源特点”，“你们可以搞铝具、铁具、锰铁具、铜具、烤烟具，等等”，并指示盛产麻的绥阳县负责人：“麻，国内国外市场都需要，你们要拚命种麻。”把赫鲁晓夫在西欧推行的一套“经济分工”论，完全搬到了我国。企图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价值法则来改造社会主义的经济，实现其“口红+高跟鞋”式的共产主义，这就是邓小平的险恶用心。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黑龙江省委的一次座谈会上竭力宣扬“自负盈亏”、“独立核算”，扬言要按照“经济的办法去搞经济”，“用等价交换迫使(企业)搞好独立核算，提高生产。”赤裸裸地暴露了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削尖脑壳，企图钻进遵义会议

削尖脑壳，企图挤身于遵义会议参加者的行列，是邓小平五八年遵义之行所干的一件最最见不得人的丑事。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最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这次大会，第一次确立了我们阳大领袖毛主席在我党的领导地位，大会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中国人民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遵义会议的光芒，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芒。为了纪念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遵义设立纪念馆，整饰了革命历史遗址，供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瞻仰。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邓小平、杨尚昆、李井泉“驾临”遵义纪念馆。当时纪念馆的陈列，是根据五七年多方查证后布置的。一楼陈列馆里，悬挂着当年参加会议的十八人的照片。邓小平没有参加会议，当然不会有他的照片。但是，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一看十八人中，独独缺少他这个“邓总书记”，满脸不高兴。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走到楼上当年开会的会议室，立即装出一副旧地重游的样子，肯定地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接着竟厚颜无耻地指着会议室靠里边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为了使人确信他是会议的参加者，故意显得颇为熟悉，到处指手划脚，一会说这儿布置的“窄”了，一会儿那儿安排的“小”了，胡扯乱点，瞎凑一通。事后，在邓小平的指使下，有个叫做肖明(新华社记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汪小川的老婆)的御用文人，特意写了一篇《邓小平同志在遵义》的臭文章，先后在《贵州日报》、《新遵义报》、《山花》、《贵州十年文艺创作选、散文特写集》上大登特登，广为传播。说什么：“遵义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很久以来就盼望着能接待一次参加遵义会议的客人。今天这愿望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参加者邓小平、杨尚昆同志，对这座阔别二十多年，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楼房，记忆犹新。”为捏造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大造舆论。

邓小平真的参加过遵义会议吗?没有，根本没有。邓小平在撒弥天大谎。

遵义会议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至一月八日召开的，历时三天。参加会议的除当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还有长征时一、三军团的军团长、政委及五军团的政委、总政主任和参谋长，共十八人。一九三一年还是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根本没有参加会议，也根本没有资格参加会议。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同志为了证实邓小平的话，曾多次通函有关部门，请求查询旁证材料，结果一一落空，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一再追问下，明确回答：“关于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问题，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无法证明。”一九六四年，当年曾是主席警卫员的陈昌奉同志到遵义，据他的回忆，遵义会议时他根本没有看到过邓小平。大量事实证明：所谓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纯系他自己无耻的捏造。邓小平为了提高个人威望，达到其篡党、篡国的野心，竟然无中生有，大造其谣，不惜玩弄篡改历史的卑劣手法。真是不识人间有羞耻二字。

可是，贵州省及遵义纪念馆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巴结邓小平，不顾广大革命群众的抗议，说什么：“他(指邓小平)是政治局常委，他说自己参加了，还要找谁证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四日，在邓小平第二次去遵义前夕(第二次去是在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终于再次修整了陈列方案。于是，会议室椅子多了一张，茶杯增了一个，邓小平的狗头也挂在了陈列馆的墙上，竟然和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并列在一起。使邓小平的阴谋暂时得逞。

然而，历史毕竟不是一块大理石，可以随意让人雕刻。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英雄的红卫兵和遵义纪念馆的革命派起来造反了!他们愤怒地揭露了邓小平伙同贵州省委及遵义纪念馆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篡改历史，吹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把邓小平的狗头倒挂起来，使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这是革命造反派的一大功勋!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附录：邓小平的社会关系

父：邓文明(已死)，娶四妻：张氏、谭氏、肖氏、夏氏。

谭氏(已死)生四子：

(1)邓先烈(邓小平之姐，嫁与大地主唐惠民为妻)
(2)邓小平
(3)邓肯(又名邓先修)
(4)邓蜀平(又名徐初)

肖氏(已死)生一子：邓先清(现在西南局财务科任科员)
夏氏带来一女：陈xx，改名邓先芙(现在四川省委秘书处工作)
夏氏生二女：(1)邓先容(解放前早死)(2)邓先群(现在天津工作)

舅：谭以新，破落地主分子。
老婆：卓琳(原名蒲琼英)
丈人：蒲××，地主兼资本家

邓小平老婆卓琳(原名蒲琼英)，一九一六年出生于云南一个地主兼资本家家庭。曾在云南女子中学念书，中学时，作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到北京开运动会，留在北京女一中念书。后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了一年。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了几个月，后分配到特训班。一九四零年与邓小平结婚。曾在北方局妇委工作。卓琳整天涂脂抹粉，与彭真、罗瑞卿等人的老婆来往密切。当罗瑞卿问题揭出来后，卓琳与罗老婆抱头痛哭。

邓肯曾在广安女子中学教书，后又当《民报》记者，解放后任重庆市副市长。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清时清出严重问题，在重庆三级干部会上曾受批判。邓小平为包庇他，利用中央组织部的名义打电话把邓肯调任武汉市副市长。

邓蜀平，恶霸地主分子。邓文明一九三八年死后，便由他管家，曾任伪乡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和县党部执行委员、县教育局督导员，有两条人命的血债。解放初，他通过卓琳逃到了重庆革大，化名徐初，因民愤极大，结业后在四川呆不下去，便到了贵州，在安顺专区普安县人委当科长，以后调到六枝县当副县长。

一九六四年广安四清工作团写信给贵州安顺专区四清工作队，说邓蜀平化名徐初，是个逃亡地主，贫下中农要揪他回四川斗争，由于邓小平的包庇，始终未被揪回，后畏罪自杀。

邓自力，邓小平堂弟，原贵州省泸州(宜宾)地委书记，现在铁路部门工作。邓自力一九五九年最先搞单干，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自力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斯大林晚年犯了错误，毛主席办公社是头脑发昏。”他还追随邓小平大喊：“不管黑猫白猫，能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地富分子和牛蛇鬼神高叫：“邓地委万岁！”对这样一个三反分子，邓小平却千方百计包庇他，说：“邓自力有了右倾情绪。”

谭以新，邓小平舅舅，破落地主分子。一九六一年起就不参加劳动，要队里补助。邓小平每月给他十元生活费。困难时期，曾借邓小平权势，随便到县委、公社、大队要这要那，真是猖狂已极。一九六四年邓小平还给他送去两套衣服和两瓶好酒，邓小平对这样一个地主分子，真是关怀备至。

邓继母夏氏，地主分子。仅比邓小平大两岁。一九五零年初，邓小平就把她接走，逃避劳动改造，一九五二年带到北京，现住在中南海。邓母经常坐飞机来往于北京和成都。夏天上北京避暑，冬天到成都避寒。邓母户口在北京，但她在成都的供应却按李井泉一个标准，要什么有什么，逢年过节，李还亲自请她到家中吃饭。困难时期，她吃的是富强粉，肉、油随便买，邓小平寄给她的粮票根本吃不完。一九六三年她离开成都时，还装模作样地交出一百斤粮票，妄图收买人心。

(新北大公社第四野战军咏梅战斗队)

一机部材料研究所科技造反队
上海市业余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财革会市百公司科室造反队联合翻印
上海市半工半读工业大学第六分校
工总司上海混凝土制品公司联络总站

一九六七年五月 上海

（文革网扫校）
 
 

邓修外传（八）

第八回 刮五风邓修乱吹牛 藏祸心黑帮假蹲点

上一回说到邓某厚着脸皮，自吹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同志只得四出调查，寻找旁证材料。自然，没有人能证明。最后只好强烈要求那次陪邓某参观纪念馆的杨尚昆作证。杨知邓理亏，不敢证明，又怕得罪了邓，只好让中共中央办公厅出面给纪念馆去了一纸公文，写道：“关于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问题，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无法证明。”事情只好暂时搁下。

再说邓修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招摇撞骗一番后，又召集了遵义附近几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座谈，大刮其“五风”。他听完县委书记的汇报后，带着蔑视的神情讽刺道，“你们这些人哪，太没上进心了。拿绥阳县的麻来说。那能每亩就产180斤？不成啊，不成！得1800斤。”县委书记们为之膛目结舌。接着，他换了一付满有信心的神气，冒充内行说道：“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丢掉一些田地。你们石头缝缝里还种包谷，合不来，合不来，统统不要。你们现在有五百万亩坡地，我看，砍掉它四百万亩。咱们每亩要产它四千斤。你看看，啊哈，后年就可以不种地了。”县委书记们见他如此信口开河，只好以沉默来表示抵抗。邓修见无人提出异议，以为自己讲得有道理了，于是就说得更来劲了。他点了一支香烟，呷了一口茶水，漱了漱嗓子，干脆站起来说：“你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吗？不知道吧？啊呀！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城乡差别，将来都是两万五千人的居民点。北京、贵阳有的，你们这儿也有。什么电视机啦、冰箱啦，每家都有。至于高跟皮鞋、口红，旗袍之类的，更不在话下了。大家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爱穿什么就穿什么。”讲到这里，环顾周围，听众仍默不作声。他把话题一转，“你们说，到了共产主义什么工作最重要？”大家一时不敢回答，他就接着说：“管娃娃最重要，保育员的待过要比大学教授还高。其次要数做饭要紧了。将来每人每年有六十斤猪肉，每天半斤苹果，还可以喝二两白干。”真不愧是“牛皮公司总经理。”不过，这种关于“共产主义”的庸俗牛皮，大家在赫鲁晓夫那里听得够多的了。但可恨的是，这一小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本不听毛主席在武昌会议和郑州会议的警告，到处瞎议论瞎指挥，使我们的工作受了损失；过后这些人又倒打一耙。邓修那厮在五九年二月，上海工业工作会议上就开始污蔑大跃进是“吹牛皮”，说：“我们还有人言过其实。我们要说的少，做的多，不能说的多，做的少。……擦粉一尺厚，本来漂亮也就不漂亮了。”

正是这样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企图篡党篡政。彭，黄、张、周首先跳了出来，却被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给揪住了。而刘少奇一见大势不妙。连忙把头一缩，骂了句“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之后，又冒充一番左派，混过了关，唯独邓小平混过关的方式却别具一格。其中详情，还需从头说来。

前面说过，邓某老早就是个麻将迷，和罗瑞卿、杨尚昆、李井泉三人是最好的牌友。但自解放后，逐渐觉得麻将有点土里土气了，需要从西洋玩意儿里填补精神上的空虚。为此五二年开始就和李井泉一起练打台球。那厮可真是学什么爱什么，玩什么迷什么。年轻时打麻将是通宵达旦。现在年纪大了，但打起台球来，也必到半夜方休。要是赢了还好，输了的话，一两点钟还不肯下台。警卫员等实在熬不过时，只好悄悄地告诉邓的对手，赶紧设法输给他一局，以利结束战斗。到北京后，邓又勾结旧市委万里等一伙黑帮，盗窃国家建筑器材和大量资金，在养蜂夹道修建一所“高干俱乐部”，内中设备豪华，吃喝玩乐的设施一应俱全，是专供邓小平打球、饮宴、寻欢作乐的去处，也是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魔窟，堪称是一所邓氏“裴多菲俱乐部”。

话说庐山会议前不久，一天深夜，邓某打台球正来劲，猛一后退，没想到绊了一跤，跌了个四脚朝天。那付老朽的骨头经不住这一震动，把大腿骨震碎了一根，当时自有一番抢救场面，不必细述。只说邓修却因祸得“福”，躲过了庐山会议这一场斗争。

按理说，他和彭德怀一向关系密切，在抗日战争时就在一起推行了右倾投降路线，他见彭德怀被揭发出来了，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却又暗自庆幸自己逃过了这一场斗争。于是装成若无其事，干脆对庐山会议不闻不问，连一份书面发言也不写，却躲在医院里，整天听一些黄色川剧的录音带。

总算是他的狗运好，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他的尊腿完全愈合了。出院后，在家将息了几个月，到六○年上半年又想出去玩了。于是请陶鲁笳、刘秀峰，万里等陪同，去山西“视察”工农业建设。一路上打牌聊天，吃喝睡觉，十分高兴。

所到之处，作为长长见识，新新耳目，工业建设倒是看了一些。而所谓视察农业，则只是在火车上一掠而过。所到之处，县委的同志少不免请他接见一下，作些指示。他说：“可以在一块儿照个象，就算见面了。”事后，他对晋南农业的视察结论是，“男女老少穿的花衣服还不错，就是牛太瘦。”“视察”得较深入的，唯有晋祠与洪洞两地。晋祠乃山西最有名的风景区，邓某游此本无足怪，唯有为何独爱洪洞县一事，随行者也莫名其妙。到了洪洞县，他找了个向导，领着大家到一问普通民居去。但见院内除有水井一口外，别无其它名堂。邓某却眉飞色舞，在此向众人大讲“苏三传”。原来当年的苏三就是在这里“起解”的。从苏三，又谈到川剧，那厮就更开心了，翘着大姆指说：“不喜欢看川剧的人，就不懂得文明！”不过读者不可不知，他所羡慕的“文明”，实为《百花赠剑》、《花手盘馆》，《九流相公》，以及后来的《抓壮丁》等低级下流，封建反动的剧目而已。无怪乎，在六三年江青同志领导戏剧改革时，邓修之流拚命抵制，说什么“戏剧改革我双手赞成，可现代戏我就是不爱看。”妄图阻止革命。更为甚者，当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针，遭彭真之流排斥、打击时，向邓小平提出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情况，邓却无动于衷，不肯露面，继续怂恿彭贼横行霸道。

闲话休提，却说一九六一初，毛主席亲自主持，在广州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五九年还没“放”够的邓小平，这时又跳出来污蔑三面红旗了。说：“从五八年后，那‘共产风’、‘浮夸风’以来，就不注意调查研究了，不如合作化、工商业改造了。……搞公社，步子就迈的太快了，与从前不同了，没有把高级社的优点发挥起来。”其实，谁都明白，当初的“共产风”、“浮夸风”正是刘邓之流刮起来的。现在他们闭眼不看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和无限的生命力，却来反攻倒算了。所以主席在会上批评他们不到群众中做调查，不掌握第一手资料，不向群众寻求真理，而是高高在上，只听汇报，看下面来的报告就指导一切，这样就不可能不犯错误。邓某在会上只好假意做了个检查，表示回去后一定到农村蹲点。心里却想，“去就去，怕什么！我正嫌‘子弹’不够用。等着瞧吧，半年后咱再算账！”

果然，六一年五月，邓修把这一“调查”的重任托付给心腹彭真，叫他好生安排。于是，邓自领着常浦、王汉斌、肖甲等杀奔顺义；彭真亦带领赵凡、赵鹏飞等逃驻怀柔，刘仁则指挥项子明、崔月犁、刘涌分赴丰台、通县等地。这一伙大小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每到一处就处心积虑地寻找、搜集人民公社的所谓“缺点”、“错误”，“调查”“五风”从何处刮来。真是白日见鬼。

此处单表邓修在顺义“蹲点”的盛况。那天，邓修领着一彪人马，开了一列高级专车，直奔离北京只有几十里地的顺义而去。车上备有从北京装运的多种食品，甚至饮用的水也要由北京运来。为了停放这一列车厢，不得不在牛栏山火车站修了一条专用线。邓某吃在车上，睡在车上，“办公”在车上，打牌也在车上，廿多天的“蹲点”中难得几次到村里走走，也难得几次到县里开个会。每天午睡起来便开始打桥牌，直到深夜一两点。

说到打牌，此处还需要交代一笔。自从五九年那厮摔断大腿后，就谈虎色变，不敢再打台球，兴趣转到打桥牌上去了。于是养蜂夹道更为热闹，每逢星期三、六的晚上，星期天更从下午开始，都是邓某固定的打牌时间。万里、吴晗、项子明、王汉斌、周游、胡耀邦……等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轮流奉陪，名曰“值班”。为此事曾经一度引起卓婆的恐慌，因为聚会如此频繁，花费如此之大，如果算起账来，怕够她家受的。好在后来万里给她说明，一应费用由市里报销，卓琳才松了一口气。

他们打牌有个规矩，输了是要钻桌子的。自然，这方面邓某是占便宜的，因为他个子矮，钻起来总要方便些。别人挺高的个子，实在不想输。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反动文人吴晗。此人本来桥牌打得不错的，就为的是讨好邓某，愿意装输，所以甚得宠爱，经常被亲热地称之为“教授”，赞曰:“教授肚量大，不怕输。”因此邓修不论到什么地方，总得设法把吴晗搞去奉陪，非此不过瘾。这次在顺义，少不免又得秘密招了吴晗来专门陪同。二十几天过去，最后让王汉斌等人代写了一分“调查”报告，便算蹲点完毕。而可恨的是，那厮自以为经此一番“蹲点”，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更疯狂地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举进攻。

这一着，有分教：

矮子欲试黔驴技，无情好梦空一场！

要知邓修是怎样进攻的，请看下回分解。

邓修外传（九）

第九回 畅观楼上下妖风紧 北大园里外杀声高

却说六一年五、六月间，邓小平在顺义很不象样地蹲了二十几天的点，不去看看人民公社的主流，却专门收集一些所谓“缺点”、“错误”，自以为得意，于是又伙同彭真在七、八月间搞什么“工业调查”，八、九月间搞什么“财贸调查”。他们在各行各业各部门，无孔不入地到处搜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反三面红旗的炮弹，真可谓绞尽脑汁，煞费苦心，不遗余力。

为了从经济基础上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亲自出点子，指使薄一波，打着总结经验的旗号，于这年九月份炮制了“工业七十条(草案)”。毛主席在一九六○年就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批判了苏联的“马钢宪法”，批示了“鞍钢宪法”，这是我国办社会主义工业的基本大法。而“工业七十条”实际上是苏联“马钢宪法”的恢复和发展，是邓小平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指示的铁证。它通篇不讲阶级斗争，不突出政治，不提人的思想革命化，不走群众路线，却大搞物质刺激，大讲金钱挂帅，大走专家路线，妄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改变颜色。

接着，更大的阴谋又开始了。经过刘、邓的精心策划，六一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彭真把项子明叫到家中，对他说了一番黑话：“这几年工作中有不少问题，主要是有些事情，没有经过试点，就大办起来，违反了客观规律性。现在遇到的困难，虽然天灾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头脑发热，掌握政策不稳，也是重要原因。不晓得怎么搞的，到处一哄而起。有些省‘五风’刮得很严重，中央也有责任。……有些文件是个人批发的，难保没有问题。你组织一些人也查一下中央文件，看看有什么问题，看头脑发热时办了些什么事情，中央文件中有无提倡‘五风’的或是批转了一些有问题的报告。要从中取得经验和教训。比方有些口号就是主观唯心的东西。你和李琪，王汉斌商议一下，人不要多，找一些头脑清楚又熟悉情况的人，要能看出问题的。这件事由邓拓负责指导。”一句话，是要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黑材料了。

说话间，项子明、王汉斌等领着一班黑秀才加上随从打手，一行十几人，带上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央发至县级以上的所有文件档案，偷偷摸摸地来到西郊公园的畅观楼。安顿停当后，项子明首先传达彭真的意图。最后，为了“绝密”’特别强调，“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讲，可以敞开来说，但出去不要讲，出去讲了自己负责，别人不认账！”反革命“杂家”邓拓也乘机煽上一股阴风，说，“这几年工作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原因在那儿？有天灾，不是主要的，根本问题是脱离群众，主观主义，总之是不符合客观规律性，犯了路线错误。”接着煽动性地叫嚷：“浮夸风是从哪几刮起来的？要从中央文件里找。敢于从中央文件中找问题，提问题，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讨论。”读者可以翻一翻同时期的《三家村札记》，就会发现，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发生之日，正是大毒草《伟大的空话》、《放下即实地》、《两则外国寓言》等出笼之时。正是：

畅观楼头，纵横妖魅谋不轨。

三家村内，暗藏毒箭起祸心。

于是畅观楼上下，各设一摊。但见楼上楼下，妖雾袅绕，瘴气纵横。他们每有“发现”便如获至宝，得意洋洋，高声朗诵，议论纷纷，七嘴八舌，信口雌黄，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极尽其讽刺嘲笑，指摘攻击，歪曲污蔑，挑剔诽谤之能事，无所不用其极。

一切准备停当，在六二年一、二月的一系列中央会议上，刘、邓终于赤膊上阵，大肆攻击三面红旗。邓小平更是一马当先，大叫：“要恢复一九五三年以前那样的制度，”还提出，“可否两三年内基本停止建设。……连国防也可以考虑停下来，”并且居然斗胆伙同刘少奇、陈云伪造巨额赤字，以要挟毛主席，真是罪该万死。

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捍卫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指出，“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大搞群众运动建设社会主义，这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是第一次。由于缺乏经验，出现一些问题，这也是难免的，这是必需支付的学费。全国人民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经验，就一定会胜利前进。”周恩来同志也作了重要讲话，总结了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三面红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英明正确和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使刘、邓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刘、邓见他们的阴谋不能在中央会议上得逞，便到处煽风点火，以期在全国造成一定的气候，好向中央施加压力。他们四出活动，到处散布种种奇谈怪论。如邓修就大叫：“相当多的农民要求分地，我们比五七年减产很多。”“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多生产粮食，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白猫黑猫，能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不久，邓某又用中央名义发了一个“调查提纲”，要调查单干的好处。从此谬种流传，一时什么“十边地”，什么“自由市场”，什么“包产到户”……搞得鸟烟瘴气。地、富、反、坏、右欣喜若狂，纷纷要求翻案。刘、邓此时趁机推波助澜，担当了为“民”请命的角色，掀起了翻案风的高潮。

其实翻案风早在一九六一年春就有了苗头。那时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的《燕山夜话》作了急先锋；刘少奇在六二年初更叫嚷：“彭德怀不能说的话别人可以说，”是为总动员令；六二年二月从组织上付诸行动。刘、邓指令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要直接抓山东、安徽、中央直属机关的翻案工作，但美其名为“甄别”。黑司令一声令下。黑喽罗紧紧跟上。但见，张启龙、钱瑛、王从吾、乔明甫，李力安等黑干将马上各带一彪人马，杀气腾腾地分赴山东、安徽、河北、湖北、河南各省。张启龙大叫“六不算”：会上说的不算错误，会后谈的不算错误，无旁证的不算错误……；钱瑛则“发明创造”了一条独有的“经验”，由翻案人自做“甄别”结论，然后大搞官复原职，补发工资，有的人补发额竟成千上万元，简直发了“翻案财”；王从吾则恶毒污蔑河北的反右倾是“有辫子抓辫子，没有辫子抓头发，没有头发抓头皮。”一时黑风滚滚、浊浪滔滔。正是此时，邓某亲自出马，到上述各省“视察”翻案情况。结果对翻案工作表示满意，回京后指示中央监委代中央起草了《加速甄别工作的通知》，规定县以下干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受的批判和处分，都“一风吹掉”。杨尚昆也不甘落后，大叫“右派甄别势在必行”。龚子荣闻风而动，立即在中央国家机关全面铺开，陶铸、王任重则在南方遥相呼应，首倡“一风吹”、“一火烧”等妙法，即以前的错误一律不算，以前的材料统统烧毁，余下的是结论两行：“经过甄别，原结论和处分都是错误的，取消原结论和处分，恢复原职。”举国上下霎时间好一派“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但是：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当刘、邓及其党羽大刮阴风，得意忘形的时候，六二年九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了。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英明指示，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和其他反革命逆流，给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一当头棒。接着，在毛主席的发动下，全国城乡掀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邓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此胆战心惊。因此六三年五月，毛主席刚刚主持制订了“前十条”，九月，刘、邓就伙同彭真匆忙炮制了形“左”实右的“后十条”，并由王光美这个臭名昭彰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亲自拿去兜售，搞什么“桃园经验”，流毒全国，企图扼杀刚刚起来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桩罪恶，在《刘修外传》中说得清楚。这里单表在邓小平指使下，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是如何被扼杀的。

却说刘邓这一小撮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争夺青年一代，一贯竭力反对教育革命。六一年邓小平主持讨论“高校六十条”，把这个修正主义的文件吹捧成“好文件”，又说“原稿上的‘兴无灭资’可以不提。右派教师也可以起主导作用。”六三年邓小平还亲自审查批准了一个关于学位学衔的制度，妄图用名利来腐蚀青年。毛主席立即制止了这个制度。总之，在教育部门，由于刘邓彭陆的罪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触目惊心。例如北大在陆平黑帮多年的把持下，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一些坏人混入党内，成了中上层领导干部。他们利用篡夺得来的党、政、财、文大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打击革命左派，排挤工农干部。在技术物理系，还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阶级报复事件。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驱使和欺骗复员军人在缺乏劳动保护的条件下，进行×××实验，使几个复员军人得了严重的×××病，丧失了工作能力。因此，六四年七月初，中宣部不得不派出调查组到北大进行调查。但是，调查组刚刚到校，彭真就派了彭佩云尾随而来，担任北大党委副书记，说是“蹲点”，实际上是监视调查小组的活动。

十月，北大社教运动正式开始，革命群众很快就揪出了陆平黑帮。邓小平、彭真之流对此怕得要死，怕得要命，只是口头上不得不表示支持，暗地里却指示陆平、彭佩云加紧抵制，伺机反攻。

六五年初，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了“二十三条”，清算了“桃园经验”形“左”实右的错误。彭真却故意把它歪曲为“反左”的文件。匆忙于一月二十三日召开北京市委扩大会议，更让陆平、彭佩云在会上大放厥词，向工作队和革命群众发动猖狂的进攻，妄图一举把社教运动攻垮。但是，陆平等的反革命谰言，立即遭到革命群众的有力反击。彭真一见大势又不妙，如果继续辩论下去，势必暴露了幕后的指使人。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打出中央书记处的旗号，高挂免战牌，下令双方停止争论。为了扭转败局，彭真急忙向邓修求救。果然不久邓小平就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妄图挽救败局，这一来，自必又有一番厮杀。欲知详情，下回自有分解。